在人類的歷史上，受苦受難是一般人的經驗法則。而在追求離苦得樂以達理想社會的過程中，許多烏托邦的想法也一再的出現。而也有許多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在西方文化裏這種運動叫做千禧年運動 (millennialism)。這個名詞源於聖經的啟示錄。許多西方學者視共產主義運動為千禧年運動的一種，也有一些學者將太平天國革命視為此類。當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那種青少年叛變的紅衛兵文化也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美國的校園。在美國的六十年代開始的社會動亂進入尾聲後，1977年美國的人類學者 Charles J. Erasmus (1921 – 09/05/2012) 出了一本探討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書： In Search of the Common Good: Utopian Experiments Past and Future。
Erasmus 教授年輕時研究墨西哥的馬亞文化。他也探討了美國的許多烏托邦實驗及以色列的公社運動 ( the kibbutz movement )，他分析了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千禧年運動並探討他們失敗的原因。這本書的內容不是本文要探討的，本文要談的是 Erasmus 教授這個人及他的最後一堂課。
Erasmus 教授要退休的那年我於加州大學當他的助教，課程就是他獨創的 Common Good。美國大學部的學生一般比台灣的學生要用心。玩歸玩但成績還是很重要的。Erasmus 教授有許多小考，而當助教的我們得將學生的成績做成表格公佈於牆上。每次在與 Erasmus 教授處理成績的公佈時也是他的｢快樂時光｣。在學期結束前的最後一堂課上，Erasmus 教授有他的｢傳統｣— 打著紅旗反紅旗。他不再講書本上的東西了，而是鼓勵學生不要走社會科學的路線，而是應該選走有用的理工，商業及醫學等等。在課上到一半時教室的燈突然全部熄掉。原來有個女學生不滿他的建議憤而關燈離去。這時另外一個學生將燈打開而 Erasmus 教授說了聲謝謝後繼續上完他的最後一堂課。
學期結束前 Erasmus 教授請我與另外一個助教進餐。我這才多多少少了解他為什麼反對學生走社會科學研究的路線。因為博士班畢業的學生求職都有困難。他還笑說我回台灣後那邊的人還會以為我拿的學位很有光彩。他說當加州大學 ( UCSB ) 於1964年要設立宗教研究系時他是第一個反對的。他的考量似乎與就業市場的需求很有關係，他不希望學生學而無用，找不到事。我問他說退休後要做甚麼。他說要蓋自己的房子。他地點都已選擇好了。在一個小山坵上。在那頓晚餐後我就再也沒跟他見面過。去年偶爾從網路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91歲也算是高齡，不知他是否如願的蓋了他自己的房子。
Erasmus 教授成長於美國的經濟大恐慌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那一代的美國人有異於戰後的嬰兒潮 ( Baby Boomers )，他們相當節儉，較有不安全感。說來很類似東方人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學較實際有用的科系。而其實在我就讀加州大學的那段時日，許多美國學生也都認為東方人的學生很 practical (現實，實際)。言外之意是缺乏浪漫，求真及冒險的性格。因為大部分的東方人學生都要走將來會賺錢的科系而台灣留美的也大都是學理工的。一般東方人的觀念是會讀書的走理工與醫學的路線，二等的走社會課學的路線。
重理工及商學固然促進了台灣經濟的發展，但卻也造成了台灣社會上的文化貧血及社會政治分析能力的缺乏。早期在國民黨的壟斷下，台灣沒有甚麼社會科學可言。在當時現代的社會科學觀念被打壓而封建文化被包裝成社會科學。有幸新一代的學者及學生逐漸開拓了台灣社會科學的領域，但可見的是國民黨的御用學者也不斷的反撲。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科學的分析深度及探索廣度逐漸在擴展，但與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比起來還有一大段的距離。台灣的社會科學仍有很長的一大段路要走。
社會科學不若自然科學，它牽涉到的因素很多。由於角度及分析方法的不同，同一樣現象有許多不同的解讀而不像自然科學般的直截了當。也由於這個原因有人稱社會科學為半科學 ( quasi-science )。不論其為科學或半科學，其複雜性是需要我們去面對並好好的加以研究的。因為社會及政治的決策都是透過社會科學的分析來達成的。在高中時家父知道我要走自然科學的路線而跟我說：不要小看學文法的人，你們的將來都是這些人在管的。不管是目前政壇的檯面人物也罷或是未來的政治社會領導人也好 (看太陽花學運的成員)，我們看到的大都是社會科學背景的人。要說為改善台灣的未來得強化社會科學的領域也不為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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