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三 台灣解嚴以來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民間力量

台灣到底有沒有推動與實現轉型正義?更確切的說,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政府有沒有推動轉型正義?有沒有對228事件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給予補償,申訴,及平反的管道?有沒有行事立法以保證迫害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
解嚴前後民間要求公布228事件真相及訂228為和平紀念日的呼聲不斷提升。而嘉義市也首先於1989年建立全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19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的228事件受害家屬表達公開道歉,並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也訂每年的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 1995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開始運作。李登輝也於四處廣建紀念碑。1998年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不當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兩個基金會審核通過的補償案件:二二八事件(1947-1948)有2152名。白色恐怖(1949-1986)共6022名。(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2006)
李登輝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向228事件家屬道歉,說來頗為諷剌。這有如要一個猶太人向納粹所做的暴行道歉一般。但這多少顯示了台灣轉型正義的根本問題:國民黨從來沒有為它所做過的暴行做過任何道歉。
雖然被審核通過的受害人共8174名,但實際的受害人數遠高於此。2005年7月31日,國防部完成「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向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提出報告。報告中,共清查出監獄名冊人數27350人。扣除重複的,最後計算出16132位左右的政治受難者。(台灣轉型正義與人權博物館。黃玟瑄, 邱榮舉,2014)
陳水扁於當台北市長期間(1994-1998)將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於公園內設置紀念館與紀念碑。陳水扁總統任內也通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設立。而國家人權博物館則仍在籌備中。
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內,台灣的人權是逐漸的有改善。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是多少做到了。在紀念碑,紀念館的廣為建立及紀念日的訂定上也是應該受到肯定的。但台灣轉型正義所缺乏的是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對舊體制及情治單位的改革,及設立一個和解的機構以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沒有這些作為,則難保人權的迫害事件不會再發生,而人民也沒法對新體制產生公信力。
2015年10月16日,以吳乃徳為首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表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書。但這個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到底只是一個民間團體,沒法舉辦公聽與傳訊。自然無法與一個政府機關設立的委員會相比。
轉型正義在台灣也不是綠營的專利。過去以一個所謂的自由派學者身分招搖撞騙的江宜樺,也於2007年發表了「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道貌岸然。即連馬英九也於2009年完成了聯合國於1992 , 1993年通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簡稱「兩公約」的立法程序,宣稱要「人權治國」。江宜樺的表現如何,馬英九骨子裏在幹什麼勾當,我們在此不用贅述。
國民黨集團的人不做自我反省而要談轉型正義,徒然令其惡行欲蓋彌彰。而其統治階層如江宜樺及馬英九之談轉型正義及人權,則有如老鴇之大談貞節一般,令人作嘔。國民黨在來台後固然有所改變,但它所有的改變也都是在外力一再施壓下而不得不做的。國民黨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也因為如此,轉型正義的推動有賴綠營及新政府來推行。但如前所述,在國民黨的李登輝時代及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時代,轉型正義固然有所推動與進行,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是不及格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台灣,長期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吳乃德表示,民進黨對轉型正義的冷漠,部分原因來自於社會大眾的冷漠。吳乃德也表示若陳水扁真有心追求轉型正義,不用等民進黨在立法院佔多數。陳水扁之於2004年立委競選期間提出,立院過半則要調查過去懸而未決的政治謀殺案件。這種作法,吳乃德表示,徒然將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轉型正義,眨低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2006年3月6日,陳水扁的親信與家人陸續被控涉入弊案。以吳乃德,范雲,吳叡人等15人發起,65人連署(族繁不及備載),發表了「715聲明」,呼籲陳水扁應慎重考慮辭職。但我們今天知道,陳水扁所被指控的罪名大都被判無罪,而有罪的判決爭議也很大。2015年1月5日,在陳水扁假釋當天,妖西在一篇名為「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的文章中寫道:「當年連署715聲明的這些學者,社會工作者,後來有幾個有出來『平反』一下阿扁或承認自己當時犯下一些錯誤?這名單不乏倡議轉型正義的前輩,….如果自己犯錯認錯都辦不到,要拿什麼去叫國民黨對犯下的錯誤認錯呢?跟著國民黨吐人口水總是容易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總是困難的。民族性如此,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也沒有錯,到頭來,轉型正義更應由文化的轉型開始。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二 由專政政體走向民主政體 —–轉型正義,真相委員會,除垢

轉型正義固源於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而「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一詞也首先出現於紐倫堡大審。但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卻不僅只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人文精神與人權觀念。為的就是培植一個基於人文信仰而有人權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由舊的獨裁極權而殘暴的體制,轉型成一個新的自由和平民主體制時,我們如何能確保這個新的體制能穩定的維持下去。而這也就成為轉型正義的課題:維持新體制的穩定及確保舊體制的不再復辟。
基於這種觀念,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也應有下列的一些要素: 一,停止危害人權的措施,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二,對過去遭受人權迫害的人給予賠償及平反。三,對舊政體,尤其是情治單位加以改革,以避免危害人權的事再度發生。四,社會要有一個和解的機制,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並使人民對新的體制能產生公信力。而在策略上,有兩個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紀念的活動。如紀念碑與博物館及紀念館的設立,紀念日的舉行等等。另一個就是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的成立與進行。在這些基本要素與策略之中,真相委員會於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舉世人權團體及推動轉型正義人士的注意。
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及真相委員會,而於2001年出版了《不能說的真相:轉型正義與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的普莉絲拉‧黑納(Priscilla Hayner),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了一個非政府機構(NGO)「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黑納在2006年的一項大略統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共成立了有十五個真相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調查過去破壞人權的真相,給予受害人及家屬一個申訴及恢復正常的管道,建立一個有罪必罰(accountability)而非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並推動制度上的改革與社會的和諧。
真相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他們調查過去,而非目前所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調查的目標針對濫權的模式而非特例。一般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而於事後會發表報告。真相委員會一般是由政府機關設立,有調查權但無司法上的審判權。但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歷史上也引出一些爭議,尤其是在南非。他們給予一些涉案人豁免刑責來換取事實的真相。有些真相顯示,當年犯下一些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的人卻於坦承犯行後可以全身而退。
為了保證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制度上的改革及不適任人員的解雇也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的「除垢」(Lustration)機制。在除垢這個機制上,德國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國家,因為德國於戰後經歷了兩次的除垢。
二次大戰後,盟軍想要將德國徹底的「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但他們馬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因為希特勒已將大部分反對他的人都消滅掉了。當時的德國,尤其是司法系統,已不存有曾經反抗過納粹的人員。要完全除納粹化顯然有所困難。最後的結果使盟軍雖不滿意但也得接受。
1990年東德的倒台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統一前,西德的面積比東德大2.3倍,人口約東德的三倍大。基本上東西德的統一是西德併吞東德。也因為東德無法適應資本主義,西德也採取統一後的主導工作。依據「德國統一條約」(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 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西德的政府人員與律師主導東德的重建及「除垢」。 這個祛除共黨文化的過程雖比祛除納粹的過程來得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與以前的專政政權合作就有困難。因為有些人宣稱是被迫的,或說是佯裝合作,或說是表面上合作但暗地裡做反抗的措施,等等。但最後的結果是,透過司法程序及政治運作,許多以前東德的官員被認定為不適任的都遭解聘。
除垢若太快或太完全也是會造成不穩定的。 2003年美軍侵入伊拉克推翻海珊及在他主導下的專政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在布希總統去除阿拉伯復興黨 (de-Baathification) 的政策下,絕大部分以前的軍政人員皆被解除職務。結果形成了新手執政而造成伊拉克政局的不穩。
一個專政久遠的獨裁政體而迫害又深而廣的話,固然會使該社會在轉行成民主政體時困難較多。但決定一個獨裁政體下的社會如何能成功的轉型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因素在於:新舊勢力的對比,社會是否有人員、制度與財務上的改革資源,意識形態的取擇與社會菁英的致力於否,社會力的動員與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與否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By Alexander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2001) 。我們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則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而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則我們也不能說轉型正義是成功的。

 

李堅

滿州國的產生與滅亡之七 主權‧民族主義‧新帝國主義 —-由謝介石的故事談起

談到滿州國與台灣的關係,就不能不提到當時台灣人中官階最高的謝介石 (1878-1954)。本來讀私塾的他,於日本領台後(17歲)進入「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事後當通譯的他於伊藤博文訪台時做翻譯。伊藤博文對這個被稱為神童的謝介石印象良深,也因而安排奬學金推薦他到明治大學讀法律。而於期間也在拓殖大學教要到台灣任職的日本人台灣話。據聞,他在明治大學求學期間與有「辮帥」之稱的張勳的兒子結為好友。
明治大學畢業後,謝介石於1913年到北京。先是為張勳做事,隨後在袁世凱處工作。1915年謝介石放棄日本籍而改取中華民國國籍。後來參與張勳的復辟(1917年)而與溥儀有所認識。滿州國建立後謝介石成為首任的外交總長。他拉合吉林軍頭熙洽及馬占山與日本的關係。 1933年6月19日,他被任命為滿州國赴日的全權大使(ambassador plenipotentiary)。「全權」之名實為諷刺,因為滿州國的一切實權都操縱在副手日本人的手裏。 1933年的台灣博覽會他也參與策劃,代表溥儀皇帝主持「滿州館」的展覽。衣錦返鄉的他為他的一個兒子在台灣辦婚禮。留下一場俗諺「金棺材,銀崁蓋」的世紀婚禮。1937年他接任實業部長,不久即辭職而不再擔任公職。(莊金德:「滿州國」首任外交總長–謝介石)
二次大戰後,一説謝介石因曾任滿州國的高官所以被以漢奸之名治罪。一説謝介石因三兒子謝津生被疑為中共地下黨員所以入獄。後來卻也因為三兒子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於中共建國後得到釋放。謝家後來即使在反右,文革中都未受害。
謝介石的故事有趣之處不只因為他是台灣人於滿州國中官階最高的,他一生也經歷過五個國籍:清朝,日本,中華民國,滿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五個國籍中,中華民國與滿州國是他選的,其他都是處境使然。這五個國籍中,沒有一個是台灣。這並不奇怪。但我們好奇的是:謝介石的認同意識,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聰明而被稱為神童的他,一生際遇良好而他也很會攀緣附會,而最終當上滿州國的外交總長。他最後淡出政壇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我們知道他沒有主張,也沒有參與過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究其一生來看,他是沒有本土意識的。聰明優秀如謝介石,最終卻也難逃後藤新平「治台三策」的魔咒。有聰明才智,但卻欠缺格調與自主權。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主權的觀念。
談到主權的觀念,自然令人思考一個問題:滿州國是一個國家嗎?它的主權呢?
由於滿州國大多受制於日本及關東軍,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滿州國是沒有主權的,它只是個附庸國。 1987年,義大利導演貝納多‧貝多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 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一片是有關溥儀一生的故事。因為這一影片,卻也引起一些西方人士對滿州國的興趣。2003年,原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出版了《主權與真實:滿州國與東亞的現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一書。杜贊奇指出日本在滿州國致力工業化與現代化,改革金融,首次統一貨幣。在滿州國建立前的1927年,85%的日本對外投資在中國,其中80%在東北。滿州國成立後,提倡「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民族共存政策,類似於當時的泛亞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看來是要將滿州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在同時卻也是一個以關東軍為主的高壓統治。日帝在滿州國的做法其實與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諸國的控制,及過去蘇聯對以前東歐附庸國的管控沒有兩樣。杜贊奇稱此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在新帝國主義下,附庸國的政治體制與帝國本國類似,但最終的控制權在於帝國的軍力。蘇聯過去藉華沙公約組織之名出兵鎮壓東歐諸國。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的軍事干涉也是從未間斷過。新帝國主義有異於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新殖民主義是二次大戰後,過去的殖民者改採用其他的方法,如資本主義全球化及文化等因素,來繼續剝削以前的殖民地。 杜贊奇也指出,日本也將滿州國這個模式運用到中國及東南亞的佔領區。滿州國最後的失敗在於它之過於依賴日本,而也被迫參與戰時動員的需要,所以導致最終的垮台。
在二、三十年代,我們也不能忽略那是一個管理革命啟動的年代。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法西斯都極力於工業化與社會的改造。俄國革命後的列寧對亨利‧福特發明的生產線頗有興趣。列寧不在乎生產線對工人的可能剝削問題,他要的是生產力的提升與國力的強大。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如德國與義大利及日本,也都致力於高效率的管理及國力的壯大。左翼也好,右翼也好,這種管理革命的動力不外源於民族主義。基於民族主義來建立獨立強大的國家。
這就回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滿州國能多存在二、三十年,則它會不會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而要求建立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答案固然會因人而異,但我們可確定的是,主權與國家的觀念是基於民族主義而來的。比日本本土大三倍的滿州國,最後的垮台也源於它沒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意識,缺乏建立民族國家的動力。一個沒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是沒法存在的。
(系列完)

 

李堅

不完美的完美性 —- 善惡‧因果‧現世

社會新聞的報導上常會有橫死的新聞。死者的親戚或友人常會說這是一個很不幸而令人悲傷的事,死者是一個很好的人。這種新聞看多了難免會令人覺得還是不要當好人好。若好人常遭不幸或一生沒有好下場,那當好人不是自討苦吃。
人生的際遇如此,而西方法律的規範及結局也常令人覺得是對惡人網開一面,沒有達到懲罰的效果。 1994年六月美國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的前妻及她的男友慘遭亂刀砍死。證據顯示辛普森的嫌疑很大。但在那場實況轉播而長達好幾個月的審判中卻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錢有名還是容易避開刑罰的,因為你雇用得到起大牌的律師。辛普森於1995年10月被認定無罪而釋放。法律上雖然無罪,但許多美國人還是認為他是個謀殺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很多人會覺得社會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不合理的。尤其你若是在天秤高的一邊—社會上的無力階級,則你更會有那種不滿的情結。但宗教對這種情結有所解答。
基督教講怎麼耕耘,怎麼收穫(you reap what you sow)。翻開聖經可找出這種講法的出處不下六十來個。佛教也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相信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因果之説的佛教還會再加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回教與猶太教也有這種教義。當然有時候如何去界定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而黑白分明的。對回教徒與猶太教徒而言,吃豬肉是永不得超生的。以前遇過一個猶太朋友,她說她小時候就深信吃豬肉的人都會下地獄。她說她小時候有次在一間餐館看到鄰桌的一個男人在吃豬排。她深信地會裂開而他會馬上下地獄。 地當然沒裂開,而他於吃完豬排後也平安無事。這個猶太小女孩的失望可想而知。
宗教所講的是人死後的世界。基督教相信,信耶穌與上帝會得以進入天堂達到永生。回教也強調要對阿拉唯一真神的信仰,及死後會面對哈拉的最後審判。佛教的淨土宗也相信虔誠的念阿彌陀佛會引致死後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因為這種信仰,近年來的台灣新聞不再用逝世一詞,而用往生之說。這多少是對死者的善意用詞。
但有誰知道死後的世界呢?即使是很虔誠的教徒,而堅信他或她於死後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的人,看來也大都會難以面對死亡。雖然堅信因為他們的信仰,死後的世界會比目前的世界好,但可能誰也都不想早死,都不要死。說來是人人有希望,但個個沒把握。
到頭來我們所能知道的,所能掌握的,就是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我們也只能從改善現世的社會開始。基督教有社會公義的強調,而現代的佛教也有現世極樂的說法。而這些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來說從來就不是個問題。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許多社會病變,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而於二十世紀中葉建立了許多共產國家。共產主義提倡廢除私有財產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都由中央來規劃。共產主義所要建立的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沒有階級的理想世界。但其結果卻是個可怕的烏托邦。所有共產社會不但都是個沒有自由民主的極權社會,而且在強調廢除資產階級的同時卻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統治階級。這是前南斯拉夫異議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的結論。
吉拉斯是早期的共黨秘密份子,很早就與強人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有深交。他於二次大戰中組織人民對抗納稅的入侵。二次大戰後他於南斯拉夫政府中被視為是狄托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對共產黨的實際運作產生懷疑。1956年,他公開指責蘇聯對匈牙利人民抗暴的鎮壓,也因而首次遭到牢獄之災。1957年他發表了《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指責共產革命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製造了一批新的權貴官僚階級。為了此書他遭受四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後又因發表他與史達林的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而被判五年。1966年出獄後他被准許出國,而到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教授。在美期間他發表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 Beyond the New Class)一書。吉拉斯回顧共產主義思想而看出這個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可怕與危險。吉拉斯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社會要具有自我改善的制度與能力。
研究演化論的學者也會告訴你,演化是不可能產生出完美的生物的,只能在現有的DNA上做變化而已。自然界也好,社會也好,完美是不可能的。大家對辛普森案的判決也是不滿意的,但那是長久演變,一再改善下的目前美國司法體制的最佳與折衷的制度。這個制度也會隨時接受民意監督及學者的審視而不斷地改善,直到它漸趨完善,但最終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一個可以自我改善的不完美體制即是一個完美的體制。

 

李堅

地緣政治與台灣之三 台灣對日本生存的重要—-第一島鏈中堅‧南中國海的瓶塞

有異於美國之於二次大戰後才大舉來到亞洲,二次大戰前整個東亞與東南亞都是日本的後院。日本於二次大戰前已對中國,東南亞都做了調查。台灣自然是日本南進的主要基地。日本於二次大戰中除了佔有東北及中國東部外,也佔有了西至緬甸,南至印尼的東南亞。對這個地區的戰略價值及其對日本生死存亡的重要,日本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戰後的日本被美國解除武裝而採取了和平憲法,但這不代表他們不知道台灣對日本生存的重要
台灣的戰略地理位置的重要大約可由二次大戰中兩個美國將軍的比喻看出。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01/26/1880-04/05/1964)稱台灣是擊不沈的航空母艦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美國的海軍上將恩尼斯特‧金恩(Ernest King, 11/23/1878-06/25/1956)說台灣之於南中國海有如一個瓶子的軟木塞(the cork in the bottle)。也有人將台灣類比於地中海的直布羅陀般的控制重要航道。
在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對共產主義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中,台灣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美國的圍堵政策的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中,北由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而延伸至南中國海的邊界。台灣之處於第一島鏈的中間,地位格外重要。第二島鏈 (Second Island Chain) 由日本,關島,帛琉而至新幾內亞,較為稀疏。第一島鏈的戰略價值自然比第二島鏈的戰略價值來得重要得多。而在第一島鏈中,台灣位處中央,可說是整個島鏈的中堅。
台灣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的生存是相當重要的。台灣對日本的重要可由最近去世的前日本外交官岡崎久彥(Hisahiko Okazaki, 04/08/1930-10/26/2014)的一篇報告中看出。
2003年3月2日,在「美日台三邊籌略(戰略)對話」(The US-Japan-Taiwan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Tokyo Round, March 2, 2003)會議中,岡崎久彥發表了一篇名為「台灣的籌略(戰略)價值」(The Strategic Value of Taiwan) 的論文。岡崎久彥在文章一開始便先說明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軍界不再公開教導或討論籌略,因為那屬極機密。日本軍方只教戰場的策略(battlefield strategy)。久而久之沒人知道籌略或大策略(grand strategy),而一直以為日本起初的勝利只是日軍英勇奮戰的結果。而到最後軍方也成籌略上的白痴。岡崎久彥也進而批評美國的對台政策。美國對台政策之一再讓步而至支持一中,反對台獨。這已失去原來上海公報的原意,而己變成為中國的籌略目的,不應該是美國的籌略立場。
岡崎久彥指出,美國之於1965年介入越戰固然爭議很多。但60年代初期的東南亞局勢對共產黨的擴張相當有利。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中,印尼在中共支持的游擊隊攻擊下,政權危危可岌(註,馬來西亞也有共黨游擊隊,以華人為主)。當1965年美軍登路越南後,東南亞的情勢開始改觀。九月,印尼共黨的政變失敗。 1967年東南亞公約組織(ASEAN)的形成後維持了至今的穩定局面。但美國後來之於台灣撤軍等於抵銷了越戰以來的犧牲。
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手裏,對日本及美國的影響將如何呢?
岡崎久彥指出,中國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缺乏深水港。中國的潛艇必須要航行於淺海而直至琉球附近才能潛於深海。由於如此,目前中國潛艇的威脅還不是很嚴重。但若佔有台灣,則就有了台灣東海岸的太平洋深水港,對美國的太平洋海權將構成嚴重威脅。佔有台灣,則不但控制了南中國海的北出口,也將佔有南中國海目前仍屬台灣的最大的島—太平島(Itu Aba Island)。控制南中國海南端出口的是新加坡。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存在於以馬來人為主的東南亞中。若新加坡依附中國,則中國將控制南中國海的兩個出口。
對所有南中國海宣示有主權的中國,在佔領台灣後將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原因是日本(及韓國,台灣)大部分的能源都要經由南中國海而來。岡崎久彥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日本的能源可繞道澳洲而來。但日本在東南亞各國有很大的投資及經濟利益。東南亞各國如泰國,越南,柬埔寨,及汶萊都要經由南中國海進出。而馬來西亞大部分的港口也都在面向南中國海的一邊。中國之佔領台灣,及進而的控制南中國海,將會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也將對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優勢造成嚴重的影響。
倡議美日台合作的岡崎久彥著作頗豐,也著墨不少台灣與日本的問題。 1930年生於大連 (關東州,那時為日本的租借地) 的他經過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才十五歲的他對日本之戰敗必然印象良深。在文章的結局他寫到,過去四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強權能夠擊敗英美霸權(Anglo-American hegemony)。西班牙帝國與荷蘭帝國都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他們的帝國。日爾曼帝國也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半壁江山。目前統治西藏人,維吾爾人及蒙古人的中國是目前舉世僅存的一個帝國。如果中國挑戰英美霸權而失敗的話,可以想見的是中國這個帝國將會瓦解。

李堅

 

民族救星與漢奸之三 和談只能做不能說—-民族救星與漢奸的產生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逆點。事變可能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留待史家去論斷。但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無疑的激起了中國抗日的激情。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發表了《廬山聲明》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又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汪精衛也於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講。他說「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又說,締結「塘沽協定」及其他協定,「是想使日本進的慢些,我們退的慢些」。又說,「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但私底下汪精衛也說,「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由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演講詞看來,兩人的立場差異不大,但兩者都有疑慮。蔣介石是軍人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強硬而也符合了當時的民憤。文人的汪精衛則態度較為婉轉,較考慮現實的情況。而我們也多少可聞出兩人都有求和的訊息。民間也許很憤怒要抗日,但事實是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沒有對抗日本的能力。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很了解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英法都為本身在歐洲的存活做應戰,而蘇聯也憂心德國的進攻而專注於西線無法顧及東線,美國則不願捲入歐洲及亞洲的糾紛。在那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孤立的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與日本及中國都為友邦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 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將戰場轉到上海。因為上海有很多列強的租界地,蔣介石企求用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參與。雖然蔣介石於上海投下當時受德國訓練的精銳部隊,但三個月後淞滬會戰敗於日本。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怕輿論反對會發生革命所以沒有回復。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1938年1月20日雙方互相撤回大使,正式斷交。
要說躲到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強硬派有甚麼抗日的策略,看也看不出來。除了「焦土政策」及「以空間換取時間」外看不出有甚麼可勝利的端倪,只不過是「以不變應萬變」罷了。在國民黨強硬派高唱抗戰、犧牲到底的高調下,一些求取和平救國的人如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中心推動和平運動。在無法與強硬派討論和平建議的情況下,汪精衛也只有單獨同幕僚及親信走上了與日本談判的和平運動,曲線救國。而也從此被國共誣指為漢奸,而蔣介石則被捧為民族的救星。
當時不只國民黨對抗日無一致的策略,日本對華也無整個政策。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文人政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而即使在日軍中,陸海空三軍也有很大的歧見,即連同一軍種中也頗有不同的意見。求和的日本文人政府在戰爭開始出現膠著後有了轉機。日方於1938年後開始重主和而非主戰,而這也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搭上了線。從1938年開始汪精衛等人開始與日本於東京、香港、上海、河內等地談判和平的條件。本來談和也是蔣介石於私底下同意但公開表明反對的。但在與蔣介石為此爭執不下後,汪精衛於1938年年底離開重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蔣介石也開始展開由特務頭子戴笠主導的對汪精衛的暗殺計劃。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人到河內與日本進行和平會談。此時國民黨的特務誤以為居住於大房間的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 (法國文學博士) 為汪精衛而殺死了他。1939年1月18日汪精衛的外甥沈次高也於澳門遭暗殺。汪精衛與日本的和談曲曲折折。日方的原意是要他在非占領區設立一個政府,但由於雲南軍閥的臨時變卦使汪精衛臨時出擊,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等於要日本取消兩個傀儡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本於1939年6月5 日同意新政府的組成。
1940年3月20 日,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日本的抗議下,汪精衛的新政府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三角巾。1940年4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儀式。中日雙方的文武要員及市民皆參加了。汪精衛在讀完《還都宣言》後,他及親信都留下了眼淚。
汪精衛走上了被人視為漢奸的和平之路,證據顯示他是在屈辱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的。相對之下的蔣介石高喊抗日,但私底下也與日本展開極為秘密的和談工作。從陶德曼的調停到蔣介石派戴笠手下冒充為國民黨高官到香港與日本的會談,及其後有名下是汪精衛的人但私底下卻是蔣介石人員的南京考試院副院長繆斌。繆斌以佐藤為名到東京從事談判,名為「佐藤工作」。戰爭結束後駐日美軍發現這「佐藤工作」的文件。蔣介石趕緊下令將繆斌處死以殺人滅口。和談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如果你要當「民族救星」的話。
要詳細閱讀的人請參考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及朱子家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李堅

 

1981年密西根之行—- 懷念許永華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