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貪污腐敗是到處都是，沒有紅包打不通關節。社會上是大貪小貪，層層皆是。台灣走上自由民主化道路後，這種貪污腐敗的情況似乎沒有以前那麼的嚴重。以「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年的資料來看，台灣於183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31（總分63）。優於南韓（排名45 ， 57分），西班牙（排41 ， 58分），以色列（排34 ， 61分），義大利（排53 ， 52分），中國（排87 ， 39分），俄國（排138 ， 28分）。但落後於美國（排22，71分），日本（排18 ， 73分），香港（排14， 76分），新加坡與瑞典同等（排第3， 85分）。第一名是丹麥（88分），第二名是紐西蘭（87分）。走上自由民主化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雖然尚非聖賢，但也有很大的進步。

看起來，自由民主與貪腐有反比的關係。社會越自由民主，貪腐越少。反之，社會越獨裁極權，則越腐敗。

而事實上，以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來看，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75（63分的台灣尚有待加油），但都在50分以上；半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49；混合式政權（Hybrid regime）的平均分數是34；極權/獨裁國家的平均分數為30。也就是說，貪腐與民主是有關聯的。國際透明組織的結論是：腐敗造成民主的衰退。民主的衰退使一些政府機構失去監督的功能，而使腐敗更為惡化，這造成了惡性循環。

由獨裁極權走向自由民主化的社會，貪腐度固然會降低，但都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如西班牙（58分），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塞爾維亞39分； 阿爾巴尼亞37分；匈牙利46分；捷克59分；波蘭61分…等等）。研究前共產國家的學者就發現，前共產國家的貪腐問題，比文化類似及地緣接近的國家都要來得嚴重（Wayne Sandholtz & Rein Taagepra: Corruption, Culture, and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March 2005）。

同理而言，一個社會的自由民主之衰退也代表該社會腐敗程度的惡化。依自由之家的資料（及George W. Bush Institute與Penn Biden Center的資料）來看，美國的走勢令人憂心。美國的自由評比在過去十年來一直下降，川普上台後更是急速的下降至2018年的86分（台灣是93分）。與此平行發展的是美國貪腐問題的惡化。從2017年到2018年，以國際透明組織的資料來看，美國於一年內就失去4分，掉到全球排名的20名之外。國際透明組織將這個退化歸咎於制衡的機制遭到危害，與頂層（指川普）的倫理敗壞。有關川普上台後，如何攻擊媒體，破壞司法制度，大用不合資歷的家人及親信進入政府的高級幕僚群，財務不透明， …等等腐敗反民主的作為，多方已有報導，在此不再贅述。

美國民主的衰退與腐敗的惡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美國在過去（即使是目前）都一直被認為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盟主。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施壓各國建立自由經濟與民主的體制，並於冷戰中帶頭圍堵蘇聯、東歐、中國、與越南的共產體制。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與蘇聯的解體，似乎代表了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但從2006年開始以來的全球自由民主的倒退，如今加上美國老大的衰退，使世界未來的走向充滿了令人疑慮與不安。但也有人指出，川普不是這個衰退的原因，他只不過代表了這個全球地緣政治衰退的症狀，但他卻也成為這個疑慮與不安的負面形象（Ian Bremmer: We’re in a geopolitical recession. Trump isn’t the cause, he’s a symptom. Washington Post, 9/10/2019）。

但總的來說，美國自由民主的倒退與腐敗的惡化，還是會對全球的自由民主與反腐造成不良的影響的。當今川普政府不但與一些獨裁者走得較貼近，不再提人權議題，也反而去打擊同為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這對許多獨裁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這種情況只會加速獨裁政權的增加與全球民主的退化。

如前所述，貪腐與民主的退化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國際透明組織認為貪腐造成民主的退化。雖說兩者常是互為因果的。但貪腐是怎麼來的，原因在哪裡。

人都是需要一個程度的社會資源的：財富、權力、地位、聲望與名譽。但若求取資源而不擇手段的話，則會演變成貪腐。探討貪腐的原因，有學者用文化、歷史、國情、制度、倫理…等等角度去做分析解釋。但分析到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道德的層面。因為追根究底，道德是個人行為的羅盤。

道德並不是一個容易測量或可以量化的觀念與行為。一般而言，宗教與道德多少有所關聯，但在實際的社會中卻常常是互成反比的。這是因為宗教與宗教組織/團體（organized religion）常常有不同的運作方向。宗教說的是一套，但實際運作的宗教團體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我們以宗教組織的消長來看，則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美國，依蓋洛普的資料，人民對宗教的信任度由1975年的68%降到2019年的36%。原因大都是宗教團體的咎由自取。內部的醜聞，及與一些保守反動的社會勢力及政治團體掛勾，皆導致人民對宗教團體的反感與失望（Frank Newport: Why Are Americans Losing Confidence in Organized Religion? GALLUP, 7/16/2019）。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與宗教團體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所造成的是宗教團體與政治的共同墮落與腐敗。解嚴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宗教團體仍充滿了神棍、黑道、地方派系，並充當反動的社會觀念與政治團體的打手。如今連外國勢力，如無神論的中國共產教及美國的極右福音派（Daniel Flitton: The Role of US Christian Conservatives in Taiwan’s LGBT Referendum Defeats. The News Lens,12/14/2018; J. Michael Cole: U.S. Hate Group MassResistance Behind Anti-LGBT Activities in Taiwan, Taiwan Sentinel, 01/02/2017 ）也來參一腳，企圖帶領風向。結果是加速台灣宗教團體的腐化，也危及了民主體制。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各宗教團體的鼎盛不但沒代表了道德的提升，反而反映出社會的無知與腐化，並為自由民主的倒退鋪了路。到頭來，本應是社會道德指標的宗教，卻因宗教團體的腐敗而成為一個反指標。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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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還住在台灣的時候，當時還在戒嚴令下。什麼事都難以推動，動輒得咎。報禁、黨禁、髮禁、無所不禁。還有一陣子電視上只能唱三首「愛國歌」。到海邊或海港區參觀、遊玩、照相，都有海防人員來加以禁止。那時剛開有一條從基隆港航行到花蓮港的花蓮輪航線，好奇一下去乘坐個來回。結果是關卡嚴格，檢查人員對每個背包、手提行李都要打開調查。在我背後排隊的一位西方觀光客看了搖頭嘆息。1979年來美後，發現美國海闊天空，幾乎百無禁忌。一位朋友的岳父走船來美，朋友要我帶他去見他岳父。我的車子直接開入港區，停靠在船邊。到機場接機也可直接進入登機門，到飛機門邊接送朋友。台灣與美國在自由度上真有如天淵之別。

但，曾幾何時，這個局勢卻一直在逆轉中。

1997年第一次回台後，覺得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很大的進步，社會也開放了許多。加上後來在沒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輕世代的參與下，台灣也越來越走向自由開放的道路。反過來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反而在倒退中。這當然與2001年後的反恐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自由民主度一直在持續倒退中。以自由之家2019年的報告來看，台灣在政治權利、民權、與自由度的列比上都居1.0，總分數是93。美國在列比上居1.5 ，總分數是86。這種互調是我在四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

自由之家的評鑒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liberties）來算的。有一個總分（aggregate score）與一個自由度的評分（由最好的1到最壞的7）。全球滿分的只有三個國家：芬蘭、挪威、瑞典。與台灣同分的有四個國家：奧地利、英國、與兩個小國。比台灣還自由的有22個國家（許多是很少聽見過的小國）。台灣於今年通過同婚，可以預見的是自由之家明年的評比將會對台灣加分。與東亞的一些國家做比較，日本列等1，總分96；南韓列等2，總分83；新加坡列等4，總分51；香港列等3.5 ，總分59；印度列等2.5 ，總分75；菲律賓列等3.0 ，總分61；中國列等6.5 ，總分11；北韓列等7.0 ，總分3；紐西蘭列等1，總分98；澳洲列等1，總分98。

看到台灣有這麼好的成就不免令人覺得欣慰，也感到與有榮焉。只是，用美國的衰退為例來看，自由民主也不是那麼穩定而歷久不衰的。在感到為台灣欣喜之時，也應考慮到該如何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果實。

記得當年還住在台灣時，身邊支持國民黨的有一大堆人。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有所成長，也有部分自由，夫復何求。但反對國民黨的朋友也相當多。但在這些反對國民黨的人中，許多人也覺得相當無奈，只有哀嘆的份。但台灣後來是走上自由民主的轉型了。那麼，這個推動自由民主的動力在那裏。

如果說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是愛好自由民主的話，那也未必如此。在過去的美國，要了解一個州或一個城市的自由度指標，首先你得看對女權的接受度。在女權一般都受到尊重而漸漸的平權後，再來則是看對同性戀權益的接受度。以台灣而言，整個社會的氛圍（尤其是中南部）在目前都還算是保守的，對同婚的議題而言，難以說得到大部分的同意。在同婚議題的接受度上固然有城鄉與世代的差異，但至少台灣是通過了同婚法案。另外在廢死議題上，社會反對的聲音還是很大。其他就有關接納更多移民與難民的議題來看，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顯然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並非當年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主要動力無寧是源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要求，與要求能夠公開的討論台灣前途的議題。也就是說，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才是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自由民主運動則為其次。但這兩者一直都是同攜共進的。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是仍需要一直持續下去的。運動固然有退有進，但有一股暗流是以前沒有，而我們應該加以警覺與防範的。那就是網路謠言在中共官方的操控下的大量運作。

在過去十多年來，普亭下的俄國開始積極的運用網軍，去操控歐洲的民意與選舉，製造分裂。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升起與得票數的增加，多少與俄國的網軍有關。2016年的美國大選，俄國的黑手更是處處皆是，多少造成了川普的當選。俄國的這種「成就」中國當然不會不注意到。近年來中國的網軍也於台灣肆無忌憚的大行其道。多年來一直對台灣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於2018年的台灣選舉中打出了漂亮的成績單，特別是韓國瑜的當選（Specter of Meddling by Beijing Looms over Taiwan’s Elections, New York Times, 11/12/2018; Josh Rogin: China’s interference in the 2018 elections succeeded – in Taiwan. Washington Post, 12/18/2018; Paul Huang: Chinese Cyber-Operatives Boosted Taiwan’s Insurgent Candidate, Foreign Policy, 6/26/2019）。

大家都同意台灣的自由民主得來不易。而自由民主是需要不時呵護以維護其持續成長的。台灣有內憂，也有外患。但內憂是大於外患的。內部的一些不視大體的無謂爭執；一些為的只是自身利益的梟雄；缺乏認知而容易受騙的群眾；普遍水準、認識、與道德的低落， …等等都是台灣的內憂。而這些問題（內憂）也將削弱抵抗外患及維持本身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力。海島的台灣形成天然的屏障，但人為不臧將使那個天然屏障失去其效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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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由之家的報告來看，從2006年以來，全球的綜合自由度逐年下降。這種衰退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各地，民主都處於挨打的處境，而獨裁者都於各處乘勢反攻（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在民主倒退較顯著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獨裁者及獨裁傾向者的上台：如土耳其（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Viktor Orban），波蘭（Law and Justice），埃及（Abdel Factah el-Sisi），巴西（Jair Bolsonaro），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 ），菲律賓（杜特蒂），美國（川普）等等，代表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台。而據一個估計，歐洲的右翼份子的得票率由1998年的4%增加到2018年的13%，成長了三倍多（Shawn Rosenberg: 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

那麼，這個現象代表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民主的成長與衰退也許跟經濟的成長與衰退一樣，是難以捉摸及預測的。但我們若稍微了解二次大戰以來的民主化情況，也許會幫助我們了解民主所以會衰退的原因。

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攻遍歐洲而英國是危危可及，亞洲的大半部都控制在日本帝國下，美國與加拿大則有可能成為民主的孤島。二次大戰後，美國以她新興的超級強權姿態，推動德國、日本、與前殖民地國家的自由民主。後來成立的歐盟也將民主體制看成為入會會員的必要條件。而民主國家也都有良好的形象，多少與經濟成長、身心健康、與教育良好有所關聯（Max Rosen: Democracy. Our World in Data, June 2019），這使民主國家具有吸引力。結果是民主體制的推動之加速。例如，佛朗哥死後，西班牙為了加入歐盟也加緊了民主化的腳步。後來，前東歐的共產國家倒台後，希望加入歐盟的這些國家也都採取自由經濟與自由民主體制，以符合入會的條件。

說美國推動自由民主也未必完全正確。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對抗共產政權而支持不少獨裁國家：如伊朗、南越、國民黨、南韓、及中南美洲的一些獨裁政權。這多少源於雷根政府的顧問與駐聯合國大使克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的論述。克派翠克在1979年的一篇論述（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認為，美國應該要支持傳統的獨裁政府（traditional autocracies）去對抗集權的共產政權。因為傳統的獨裁政權有可能變，但集權政體不會改變。這種思維在華盛頓施行了一陣後發現與現實有所相左。共產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一些美國原先支持的獨裁政權的倒台（如伊朗、南越）只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困擾。也因為如此，台灣及南韓的民主化最終也得力於美國在幕後對獨裁者的施壓而達成。

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歐在戰後到80年代都於全球具有強大的政軍勢力與經濟實力。但在中國、東協、印度、及其他國家已經崛起後的今天，相對之下，美國與歐盟的影響力，不論相對與絕對的實力，都已今非昔比。而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歐洲的國內環境都發生了變化。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中日趨嚴重。我們就以美國為例來看。

分析美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財富分配（1913-2013） ，學者（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發現， 1913年的財富不平均相當嚴重，此後逐漸惡化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經濟大恐慌後財富分配逐漸改善，直到1978年為止。1978年後每年逐漸惡化。頂層千分之一的鉅富在1978年時占全國財富的比例是7%，到2012年時是22%。最近的資料顯示，頂層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率在美國是41%與77.2%；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

人不平則鳴。財富的兩極化本應是左翼的課題，但歐美也都同時面對相當多的移民與難民問題。這些大量「非我族類」的出現，激發出了右翼民粹主義的產生。他們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移民與難民。目前的歐美國家都有大量外國出生的人口。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瑞典有18.3% ，瑞士有30.1% ，德國有15.6% ，英國有13.4%，美國有14.5%。大量外來人口的存在會造成嚴重的排外。納粹的反猶太人除了歐洲的反猶太人歷史外，也多少源於一次大戰後，大量東歐與前沙俄猶太人的湧入。美國於1920年代也因大量移民的湧入而促成排亞法案與移民配額制的產生，也造成後來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運動，推動孤立主義。當今英國的脫歐」（Brexit）也源於反移民的心結。目前歐洲的極右翼團體與得票率都在增加當中。

這種經濟問題與移民問題所造成的反民主、反自由傾向，最顯著，而也最令人憂心的是川普上台後的美國。

2016年的美國大選，川普大肆攻擊非法移民與墨西哥人，上任後他也開始緊縮合法移民與難民的入境。將經濟的衰退與大量工廠倒閉所產生的「銹帶」（Rust Belt）原因指向外來者。上台後的川普更一反美國總統過去的常態，而走向與世界各地獨裁者的靠攏，也開始濫用行政權，攻擊其他三權。川普攻擊第四權的媒體，指為假新聞。所以需要打擊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是因為，獨裁者都是需要靠謊言來治國的。以華盛頓郵報的查證（The Fact Checker’s database）來看，到2019年10月9日（川普上任993天）為止，川普已說了13,435個謊言。除了說謊與打擊媒體外，川普也攻擊政府的其他兩權：國會與司法。他打擊不是他所能左右的民主黨國會，也安插法官，批評不合他口味的法官。在外交上，他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如沙烏地阿拉伯、俄國、土耳其），而攻擊西歐的民主國家。過去在國際社會上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美國，如今之做180度的轉變是很令人憂心的。美國，及世界的民主是否能持續下去，也是專家學者一直都持續在觀察與討論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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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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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全世界也不過只有十多個民主國家：美國（1776），瑞士（1848），紐西蘭（1857），加拿大（1867），盧森堡（1890），比利時（1894），荷蘭（1897），英國（1897），挪威（1900），丹麥（1901），澳洲（1901）。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在獨裁統治及君主専政下，就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

按照已故哈佛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分類（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一波的民主化（1828-1926）包括了上述國家外，還包括義大利與阿根廷等，也包括了沙俄、德國、哈普斯帝國、及奧特曼帝國倒台後所產生的許多國家。其中許多名義上是民主體制，但只享有很短暫的民主（如沙俄倒台後的臨時政府，德國帝國倒台後的威瑪共和，哈普斯帝國倒台後的奧地利）。日本的大正民主（1912-1926）也發生於這個階段。但我們知道，多少源於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許多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也敵不過這個形勢的變化，而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或共產集權的道路。這包括納粹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日本帝國也於此時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在這第一波民主化的最低潮是1942年 ，全球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

二次大戰後，在新生超級強權美國的強壓推動下，日本、德國、義大利、及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第二波民主化的高峰期是1962年，共有36個民主國家。這個數目於1970年代中降到30個。

1974年，由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啟動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包括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菲律賓，東歐國家，及倒台後的蘇聯等，也都走向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杭廷頓指出，這其中的四分之三國家是天主教國家。這很可能跟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反對集權統治決議有關。

也不只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推動反集權統治的影響， 1977年就任的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也在那時欲走出水門案後低迷氛圍的美國社會，打出了清新道德的形象，而於上任後推動人權外交。多少要擺脫過去美國外交上的一些「不良紀錄」，卡特政府於公開與私下開始對獨裁政權施壓，求取人權的改善。卡特政府也開始透過國務院做推動與實行人權的工作，於許多國家進行選舉的觀察與監督。那時尚在台灣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種善意的壓力。在那一陣子的台灣選舉中，媒體較不敢對國民黨做一面倒的正面報導，而多少也得報導原先被刻意忽略的黨外候選人的消息。那一個短暫的民主春天在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後嘠然而止。

1989年，東歐的共產國家開始於四處都發生有動亂與革命。共產政權一個一個被推翻。而最終於1991年，連蘇聯老大哥的蘇維埃聯邦也解體了。多少在那種背景下，為了求取維護、擴張、與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克林頓總統於1993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擴展與強化基於市場機制的民主體制是當前的要務（Charles Edel: Democracy is Fighting for Its Life. Foreign Policy, 9/10/2019 ）。

第三波民主化後，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為增加。多少在那種樂觀的形勢下，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以過去10多年來的趨勢看起來，好像未必是那麼一回事。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1972年開始，每年都發表全球的自由概況（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所用的方法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rights）的積分綜合計算而成。大抵分為三個等級：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世界上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從1988年到2005年間每年都有成長。雖然也有倒退的例子，但趨勢是越來越自由民主。但這個趨勢到2006年後開始出現轉折。全球的自由民主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每年都在衰退中。從2006年開始，有116個國家呈現衰退的現象，有63個國家得到改善。單單以2018年而言，就有68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有50個國家得到改善。2018年的全球自由面像以全球人口而言， 39%的人生活在自由的國度， 24%的人生活在半自由的國度，37%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的國度。以國家而言，有44%的國家是自由的，有30%的國家是半自由的，有26%的國家是不自由的（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自由與民主之有進有退可能不很奇怪。但為什麼有進有退，而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與制度嗎？如果自由民主會倒退，那是不是代表人類尚有自由民主體制所不能滿足的心理、精神、與物質因素的存在，而使得獨裁者及集權政體得以復辟。了解這些問題也會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去維護與改善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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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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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總統時代，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嘗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一是尼克森的訪華於對媒體發佈之前的15分鐘才照會日本；二是尼克森在無預警之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外銷受到重挫；三是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扣徵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因為這個｢震撼｣，在尼克森訪華後不久，季辛吉到日本企求改善美日關係。季辛吉告知日本外相福田糾夫，以後美國與中國在做主要協議之前會先照會日本（Kissinger Assures Japan on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6/12/1972）。在季辛吉訪日的四天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社會黨主席石橋政嗣，他指控美國的介入越戰是一種侵略，他也說要關閉美國的駐日軍事基地。但大體而言，季辛吉的訪日並沒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抗議。這與早期的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所引起的動亂有很大的不同。

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傘下，可說放棄國防而專注於經濟的發展。但當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的續約也曾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反彈。1951年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但當美日安保條約於1960年要續約時，由左翼所組成的「安保條約改定阻止國民會議」，有134個團體聯合阻止續約。到1960年3月時，這個聯線增加到1633個團體，發動激烈的街頭抗爭。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公）為了配合艾森豪的訪日而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最後安保條約是通過了，而岸信介也辭職下台。但這種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的｢盛況｣，在日本的今天可說已不再（除了沖繩的持續抗議美軍基地）。對日本人來說，安保條約的存在不但已成自然，而且是必然。

1952年4月28日是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生效日，而這天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這個原本沒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在安倍晉三於2012年競選時的推動下，正式於安倍上任後成為「主權回復の日」，而也於2013年4月28日做首次的紀念活動。

雖說日本於戰敗後被盟軍所占領，而於1952年4月28日在簽約後正式恢復主權。但日本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嗎？

你若考慮到一個獨立國家的各種政府機構與功能時，日本看起來是個有主權的國家。但你若再細看一些面向的話，日本的主權也不是那麼完整或獨立的。

日本的新首相上任後，依慣例幾乎都會到華府做個拜會（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則都依例都到美國做可能就職前的面試）。給人的感覺有點像一個被保護國的朝晉。而事實上，日本是「國防靠美國」的。美國在日本有88個軍事基地，約五萬名軍事人員，家屬約四萬名。約75%的預算由日本支付（2011年時約44億美元）。而大部分的基地（62%）都在沖繩，這也是地方小的沖繩最反對駐地美軍的緣故。

日本之缺乏一個完整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有人稱為附屬獨立（Subordinate Independence），或稱為廣義的客屬國家（client state，包括保護國地位）。學者有相當多的討論（如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Gerald L. Curtis: U.S. Policy toward Japan from Nixon to Clinton: An Assessment; 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n-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23/2014）。

日本之會成為被保護國的情況，除了美日安保條約外，也牽涉到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戰後「日本國憲法」。這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在共有九章103條的憲法中，第二章只有一條—-第九條。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宣示日本永遠放棄用戰爭與武力的方式去解決國際紛爭。

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安倍一再強調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必要，是眾人皆知的，而也引起韓國與中國的反彈。但是，美國不但不反對，反而是一直都在鼓勵日本要多分攤資源，以防衛中國、北韓、與俄國的可能對東亞的侵略。憲法第九條的修正看來好像是日本國內的事，但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鄰國的侵犯（尤其是中國），日本憲法的修正也成為國際問題。但就另一方面來說，若沒有中國與北韓的可能侵犯，而日本是位處於一個和平的國際社區的話，則日本國內要支持修正第九條憲法的聲音可能也沒有。要有的話，可能也只是表達出要脫離目前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但日本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也沒有人能保證日後的可能發展。在日本已走上和平反戰，而大部分人對戰爭的恐怖都已沒有記憶，而專注於經濟發展70多年後的今天，軍國主義的復活微乎其微，但什麼也都有可能。日本外在情勢（如中國與北韓，甚至南韓及北韓若「統一」後的情勢）的變化可能會逼日本走上一條她自己都沒法預測到的道路。

走在這麼個右翼民族主義的靖國神社，你會感受到這兩種力量的存在。一方是日本武事發展的歷史過程、大小戰役、及一些光榮的部分（如日俄戰爭），可看出日本原有的尚武傳統。但另一方你也看到了戰爭的可怕及年輕生命的無謂浪費（說來也應是神社存在以做祭祀的理由）。這兩種力量存在於第九條的爭辯，也存在於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最終會導致整個情勢演變的可能不是日本國內的爭辯，而是外在世界的變化。（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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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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