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60年代是美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在那反戰、反傳統、及民權高漲的年代，年輕世代與年紀較大的一代有很不同的政治觀與文化觀。也就在那美國動盪但台灣卻在高壓統治下出奇「寧靜」的年代，筆者於1969年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買到了一本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封面有個主題：討論美國的代溝（generation gap）問題。那年的春假我回宜蘭老家時帶回了這本雜誌。多少要向管教甚嚴的父親做無言的抗議，我將這本雜誌放在桌面上讓他「過目」。父親看到了封面的主題，也因我常與他起衝突，於是跟來我家幫忙的隔壁老太太「指著和尚駡禿驢」的指點我起來。父親說，現在的年輕人很不像樣，稍懂一些東西就對長輩說三道四，也不想想長輩吃的鹽比年輕人吃的米都要來得多。

後來據母親說，當年從日本學成回台的父親也常與祖母起衝突。不滿陳舊的繁文縟節的父親與那傳統禮教下長大而有纏足的祖母常常爭執不下，為的就是父親不願意遵從祖母堅持的舊禮儀及祭祀傳統。父親當然沒料到他當年革祖母的命，但於日後卻會遭到自己兒子革他的命。

家庭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小縮影。 60年代的美國青年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話。那時20歲不到的我也頗有同感。但如今，自己的年齡都已是30歲的兩倍，而也是當年那段往事發生時的三倍以上年齡了。如果會被革命，倒也沒有什麼奇怪，那到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過程。但令人覺得孤單無奈的是：我們還是在革命中。

國際左派

2016 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一群一向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在南加州有兩個會面的機會。也因為艾琳達來美訪問，大家有這麼個機會做會談及交換意見。

在台灣住久了，也了解台灣人敬老尊賢的文化，對「老」這個稱呼艾琳達沒有一般美國人的避諱。艾琳達雖然以國際左派、國際人自居，但說她是綠也相當得體。她到底比一般台灣人都更早，也更深入的介入了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她也是於最近第一個跳出來指控蔡英文用李大維為外交部長，用的都是藍營｢支持一中｣原則的人士。很早就介入工人問題的她，了解及分析社會的角度都是由左派的觀點著手。也因為這種左傾思想，促使她當年到紐約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去修取博士。賓漢頓校區卻也有個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國際左派的思維及建構頗有影響。

世界體系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及左派的分析方式，去探討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這個理論大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也就是已開發國家），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半開發中國家），及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未開發國家）。這個體系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方式，及其所採取的國際的資本與勞力分工作業的方式來運作的。核心國家重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的作業，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則為勞力密集及自然資源的榨取。用動態的觀點來看，核心國的老大也是在變化中的。由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大英帝國及今天的美國。由於世界體系的理論完全建基在經濟上，缺乏對文化及其他社會政策，及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考量，批評的聲浪也不少。

台灣在荷蘭時期屬於邊陲地區，日治後逐漸變成半邊陲國家。戰後在投靠美國經濟體系後，卻也獲益不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起許多國家而言都相當前進。也多少源於這個原因，目前艾琳達也多少放棄了在台灣推動一個激進的左派運動的想法。但這並沒改變她用科學證據及左派的分析方法去看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

想當年

2016年11月7日，我們在加州爾灣的一間安養院與愛琳達會面。高齡96歲的艾琳達的媽媽納莉（Nellie Amondson）那時住在一間設備良好的安養院。因為已有失智現象，所以艾琳達一直向她提起高雄事件的當年往事，希望喚起她的記憶。

高雄事件後艾琳達被國民黨遞解出境。回美後母女倆開始展開救援及國際發聲的工作。在她們巡迴美國參與各地同鄉的示威並拜會政要時，當過學校老師的納莉知道如何先做好準備稿，事先聯絡媒體及相關機構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納莉也拿著「我的女婿被處決了嗎？」（Has my son-in-law been executed?）的傳單，在國會山莊拜訪各個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她也寫信給在台灣投資的各個美國廠商，抗議他們助長了國民黨的暴政。AIT自然也是納莉投訴的對象．當時的AIT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說納莉是他最頭痛難纏的人物。

在美國做抗議，在全國性媒體的曝光率不高。艾琳達知道香港是國際媒體的中心，因此決定到香港直接訴諸國際媒體，以求新聞的發布與宣傳效果。但當時的台獨聯盟不贊成到香港，認為只要在美國遊說即可。休士頓的盟員蔡正隆則私下捐了800美元。為籌措經費，納莉因此標售了她喜歡蒐集的古董時鐘，得到4000多美元。母女倆就飛到遠東。在日本時她們聽到了林宅血案的消息。在香港，她們只能呆一個月。而也在香港，艾琳達與國民黨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隔海對衝起來。那時要入台的納莉也被國民黨拒絕入境。

在艾琳達想當年的敘述中，納莉只有靜靜的聽，不置可否。除了更正艾琳達說她已96歲不是95歲外，納莉並沒有做任何更正，也沒什麼表情。那一段時日及其他的記憶對納莉來說，可能真的是已煙消霧散。

看當今的民進黨

長期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艾琳達及當天也在場的林水泉，對一些民進黨人物及一些事件的發展與處理也都相當有意見。帶有左派批判性的艾琳達與恨鐵不成鋼而急求台灣獨立的林水泉，對當前民進黨的檯面人物都頗有微詞，兩人的意見當然不盡相同。扁案對林水泉來說完全是個政治案件，艾琳達則不認為阿扁是完全清白的，但覺得扁案的司法程序很有問題。阿扁目前已出來即好。艾琳達也提及紅衫軍之前幾個月，人權律師魏千峰因不滿陳水扁與資産階級走太近，就有意要發動倒扁。要的是批扁，而非要他坐牢。但魏千峰後來不滿民進黨內原來支持他想法的元老最後都沒出來為他背書。

艾琳達對獨派人士的一般評論是：短視與急功近利，而民進黨內也有許多人士的立場很有問題。艾琳達更點名施明德、許信良、許榮淑等都早已被中國收買。而顯著的檯面人物如辜寛敏、康寧祥、及張俊宏等在立場上也都很有問題。林水泉也提及尹衍樑與蔡英文的哥哥是同一夥人，兆豐銀一案難以辦下去。林水泉也提及有許多民進黨的人與過去執政時的國民黨暗通款曲，導致立場的搖擺不堅定。更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替國民黨做情治工作，如謝長廷。

對於一個一向主張一中政策的李大維之任為外交部長，艾琳達特別有意見。艾琳達當年為民進黨到南非做外交，了解國民黨外交人員的不學無術，也不去了解當地政情及社會人文的工作。國民黨外交人員汲汲於事的是做鑽石與黃金的走私。艾琳達也認為民進黨內不乏外交人才，為甚麼不用自己人。台灣人也應當了解國民黨如何訓練中美洲右翼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這些中美洲的行刑隊都經由國民黨的安排到北投的復興崗（政戰學校）受訓，學習情治及刑求的「技術」。台灣人應當了解國民黨不只在台灣壓制自由民主及迫害人權，在中南美洲及南非也都與當地的右翼政權合作，做迫害人權及壓制自由民主的勾當。人權問題是沒有國界的，自由民主也是一個普世價值，是需要一起奮鬥的共同目標。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於60年代初期就參與獨立運動的林水泉，卻也因國民黨的誣陷而被關入監獄12年。在那一段煉獄時日，林水泉也深深了解中國人特務治國的手法，認為那種國家如何能強大。凌晨那段時間一般是執行死刑的時刻，而林水泉也於那時見證了許多政治犯於凌晨那時被拖出去槍決。槍斃看多了，覺得生死是一瞬間，而也看開了，反而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林水泉說：有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台灣獨立對林水泉而言已成一種信仰。與有些人經由刋物而了解台灣獨立的不同處在於，林水泉的台獨信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體驗而得來的。靠的不是理論，而純粹是經由觀察國民黨占據台灣後的一切所作所為及自己本身的經驗而來。

有這麼個信仰，但卻看到當年自己也幫忙催生的民進黨如今的表現，卻也令他焦急異常。有如自己生的小孩走入歧途般令他頗為著急。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更已遠離當年民進黨的創黨初衷。已屆80高齡的他覺得再也無法在美國隔海觀望。在這種心態下，林水泉在訪談中提及他已經決定要回台灣長住久居。覺得若只有空喊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是辦法。要如何具體行動，則有待他回台後與一些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後才能決定。重要的是要去除「中華民國」以推動台灣獨立。長年在獨派人士中打滾的林水泉，除了政治犯人士外，也與老中青三代都有聯繫。他只希望能有所成，否則他真的會死不瞑目。

看美國

台灣處於兩大國之間：一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一邊是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重重但卻很會虛張聲勢的中國。獨派的人拉攏美國，統派的人則向中國投懷送抱。看來好像只有這兩種選擇，但事實上只能有這兩種選擇嗎？殘暴專政的中國固然不可取，但美國是個可靠的籌碼嗎？

對艾琳達而言，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美國雖然有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優良形象，但當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時，別的國家人民的福祉與生死是不干美國何事的。在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會操弄國際情勢及外國的政權，也會不惜出賣友人及出兵。艾琳達認為這是對美國應有的基本認識。

對目前的台美關係，艾琳達認為美國重申的「六個保證」已給執政的民進黨很大的空間去運作。民進黨不應畫地自限，而應勇往直前。獨派因為怕美國，所以什麼也不能，也不敢做。她也認為吳釗燮同邱義仁一樣，到美國後，都變成美國的走狗。

艾琳達對美國的評定是由歷史事實，動態的國際關係，及左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而來。另一方面的林水泉，他本身沒反美，也沒指稱美國是帝國主義，但卻有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他堅定台灣要去除「中華民國」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台灣人只有自己做，沒有別人可依靠的。林水泉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明析的：要依靠別人則不可能有獨立，要獨立就需要先建立獨立性。

再下來……

台灣的處境複雜，也很特殊。艾琳達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程不是很樂觀，但她對蔡英文所推的南向政策予以肯定，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與作法。台灣人也應向菲律賓學習他們當年的群眾運動。國際社會的左派運動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都是台灣人需要虛心學習的所在。台灣青年不滿資金的大量流往中國，台灣人也應多思考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是國際性的。

林水泉則認為只有透過壓力團體及群眾運動才能改變現狀。他計劃在回台後與老中青三代及社會的不同階層對話，了解情況才採取下一步驟。蔡英文說的是「謙卑、謙卑、再謙卑」，但卻重用藍營人士而遠離獨立及革新之路。林水泉走的將是「鬥爭、鬥爭、再鬥爭」，「革命、革命、再革命」，不達獨立誓不罷休。老人搞革命是累而孤單的，但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年輕的一代已走上街頭，參與獨立建國的行列。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老綠男與老綠女至少與年輕的一代沒有代溝的問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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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人於15世紀末年開始抵達美洲時，整個美洲大陸都已有人居住，但這並沒有阻止歐洲人的大量移民。在19世紀那一個世紀，就有五千萬歐洲人移民到美洲大陸（北美及中南美）。到如今，當年主要是遊牧民族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與獵場，而大都居住在保留區內。那麼，印第安人是如何失去他們的土地的？

我們知道有些是用買賣的方式取得的。目前尚存有的文件顯示荷蘭人於1626年以60 guilders的代價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1630年買下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1846年時，有人計算60 guilders 相當於那時的24美元。但也有人指出，交易內容應還有物資交換及軍事的聯盟，不只是金錢而已。

但我們知道美洲的開發歷史是一場強者（歐洲人及獨立後的美國人）對弱者（印第安人）的掠奪過程。不平等交易，不平等條約，詐欺，暴力相向，等等手法是美洲的開發史。當內戰後的19世紀末年，美國的人口激增而鐵路也開始開通後，美國人想要開發西部的要求大增。在這種背景下，「合法」的搶地也一再的上演。最有名的就是19世紀末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搶地（Land Rush， 或稱Land Run ）了。

1828年，美國國會劃定目前奧克拉荷馬州一帶為「印第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將所謂的「五個文明化部落」（Five Civilized Tribes）為主的印第安部落強迫由東部及南部牽入奧克拉荷馬領域內。這五個部落是 Cherokee, Choctaw, Chickasaw, Creek, and Seminole。所謂的｢文明化部落｣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熟蕃」。在內戰中，這五個部落站在南方的陣營，所以於內戰後被聯邦政府視為敵方處置。 1889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撥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要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印地安保留區供墾殖者開發。法源基礎為1862年通過的「農場家園法案」（the Homestead Act），「合法」取得土地的上限是160英畝。墾殖者只要改善土地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撥用印第安法案」下，第一場搶地於1889年4月22日中午展開。展開之前已有許多人湧進南北兩側（德州與堪薩斯州）等候，期望奪得一片地而被稱為「旺盛者」（Boomers）。但也有人於之前就偷偷進入佔地而被成為「抄捷徑者」（Sooners）。幾百個訴訟案也就於隨後產生。目前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戰歌（Boomer Sooner）源於這個歷史背景。

1889年4月22日中午，在槍響下，五萬名人士開始騎馬搶地。一天之內，奧克拉荷馬市就成為一個萬人城市。一個月之內就有五間銀行，六家新聞報紙。第一次搶地後，大家意猶未盡而於1891年9月22日， 兩萬人再搶五個印第安部落的6百萬英畝土地（6097個地段）。1892年4月19日， 兩萬五千人搶被劃分為400個地段的兩個印第安部落保留地。1893年9月16日，聯邦政府再開放6百萬英畝給10萬人去搶地。最後一次搶地是1895年5月3日，只開放18萬英畝。再下來是由搶占改為賭博。1901年8月1日， 16萬人參加一萬三千個地段的土地樂透。1901年8月6日，350萬英畝再開放土地樂透。然後由賭博改為商業行為。1906年12月，50萬英畝開放競標。這些搶地，樂透及開標都只開放給白人。 1907年11月16日，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一州。

搶奪印地安人的保留地供白人做土地的開發卻於日後造成浩劫。生態的破壞引起了30年代的沙塵暴（Dust Bowel）。一連串的旱災及頂層土壤的流失影響到一億英畝，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與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台灣的原住民是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的，有的只是部落共有及領域的想法。在漢人的一再侵進下，台灣的原住民也一再的流失他們的土地。整個過程是豪奪、買賣、租賃及通婚的過程。實行寓農於兵，屯田制的鄭氏王朝是用武裝拓墾的方式大量搶奪平埔族的土地的（中研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像鄭氏王朝如此明目張膽的大幅搶奪方式雖於日後不多見，有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占墾，及官方稅餉、勞役壓力下所導致的「割地換水」，土著業主及漢佃的瞨耕契約，出賣佃權或典賣，及通過與平埔族女性結婚以取得地權等等。（中研院：平埔族業主和漢人墾佃的土地契約關係）。在此順帶一提的是，據研究荷據及鄭氏王朝那段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瞨」一字的觀念及來源出於荷蘭文的 Pacht，類似於英文的lease，大意為租賃。

在奪取平埔族土地的方法上，也有許多是以詐欺的方法取得的。也有許多漢人將平埔族視為不祥的物件置於平埔族的土地上以「嚇走」平埔族。小時候在開發較晚的宜蘭就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他們將被視為不祥的蛇丟到平埔族的土地上去嚇走平鋪族人，逼使他們拋棄他們的土地。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遷移及弱肉強食的歷史。美國的開發及台灣的墾殖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面。若不了解我們野蠻的過去及人類的野性，則我們如何去創立一個文明的世界與未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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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夫婦是家父與家母的世交。小時候張先生常到我們家訪問，我們小孩子用日語稱呼他張伯伯（張樣おじいちゃん）。張伯伯有視障，不是看得很清楚。上街走路及生活起居沒有什麼困難，但在就職上卻有問題。也因此他賦閑在家，而家計則由他那溫文儒雅的助產士太太一肩承擔下來。張伯伯很有學問也很有見地，年輕時在台北的臨濟護國禪寺工作，深深了解當時一些日本禪師的偽善。那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工作。他喜愛讀書，也愛來我們家高談闊論。重視社會公益公義的家母是他的忠實聽眾，我那「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則興趣不大，常常聽不久就「翹課」了。由於說的是日文，而小小年紀的我也對社會與政治經濟的議題不是那麼的有興趣。但據張伯伯的「好學生」家母說，張先生不但有學問有見地，也有社會公義的觀念。他批評宗教團體的虛偽，也不滿唯利是圖的奸商及大企業對社會的剝削。他也認為剝削所得的利潤是一種竊盜的行為。在那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只會用日文寫作而又有視障的張伯伯多少是「憤世嫉俗」的。但憤世嫉俗不是什麼壞事。有不滿，才會要求改變，和社會也才會有進步。

在那個時空不對調的背景下的張伯伯，料可以在19世紀的西歐找到他的知音。張伯伯的思惟令我聯想起19世紀的歐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15/1809-1/19/1865）。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魯東是相當早就宣稱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普魯東反對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形式，他支持小農民及小工藝人物（small craftsmen）的生活方式與經濟作業方法。也多少如此，馬克思（Karl Marx, 5/5/1818-3/14/1883）稱他是個小資產階級主義者。普魯東支持人民組成互助形式的組織。他反對中央控管，也主張世界聯合，而非民族主義的對抗。他與馬克思互有來往而也互相影響。但他反對馬克思所主張的中央集權方式，卻也引來善於批評同僚而尖酸刻薄，並時常做人身攻擊的馬克斯的反擊。兩人的交惡卻也導致後來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正式名字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9/28/1864-1876）與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中，兩派人馬（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分裂。但分裂也不僅止於這兩派的思想不同而已，常常意見不同，國籍不同，及個人的問題也都成為分裂的「理由」。除了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如8小時的工時）及工人權利的爭取外，第二國際的「遺產」是1889年訂立五一勞動節，及1910年訂立國際婦女節。訂立五一勞動節為的是紀念美國芝加哥於1886年5月4日的乾草市場（Haymarket）的罷工及鎮壓。但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可不需要這個「榮譽」，美國的勞動節是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的。而原本婦女節是訂在3月19日的，但因俄國革命中婦女於3月8日參與遊行，所以於俄國革命（1917）後改訂3月8日為婦女節。

普魯東有不少著作，他的論述也常有聳人聽聞的字句。一般人最愛引用的是他於1840年所發表的《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一書中，他宣稱「財產是竊物」（Property is theft!）。支持小農及小工藝人員的普魯東當然不反對這些合法辛勞工作的小人物的財產所得，他所反對的是用別人的勞力去剝削所得的資本家。他反對馬克思之支持中央掌控去剝奪個人對生產方式的控制。1846年普魯東發表了《貧困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論述當時經濟矛盾的體制。隔年，馬克思發表了《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一書以為對抗。在這種個人攻擊下，兩人及兩派人士也就交悪了。

在當時法國的四份報刋都為文的普魯東，支持小人物並以體制外的人自居。筆鋒尖銳的他，贏得不少支持者。在法國的第二共和（1848-1852）時期他也頗具相當的影響力。在1848年的歐洲對抗君主統治的革命中，法國、義大利、與德國都有相當的動亂，其他國家如丹麥、荷蘭、奧地利、及英國等則只有街頭示威。在法國的1848年革命中，「六月起義」（June Days Uprising）造成一萬人的死傷。普魯東也受到這場暴力對抗的震驚。他是主張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對抗的。相對之下，馬克思是認為只有透過暴力的對抗才能產生出新社會的，他是不相信資本體制下能有和平改革的。而多少也在這種思惟下，幾乎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是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取得政權的。兩個例外可能是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6/26/1908-9/11/1973），他是被民選上台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如此，阿葉德遭受到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25-12/10/2006）在美國CIA支持下發動政變而被推翻掉。另一個民選的共產主義則是印度以加爾各答為首府的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

將財產視為竊物也不僅止於普魯東與張伯伯，法國的啟蒙大師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5/20/1799-8/18/1850）也說：一個沒有明顯原因的巨富背後，是一個完美而已被遺忘的犯罪（The secret of great fortunes without apparent cause is a crime forgotten, for it was properly done）。要看財產是不是竊物，最明顯的可能就是在一個新開發的新世界裡， 新住民對原住民的掠奪。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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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惡是一念之差，神與魔是一線之隔。

歷史上有一些人及學者常走上邪惡的道路，而也可能不自知。當年希特勒身邊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的老師，而也教授過希特勒的卡爾‧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於1946年3月13日與他的太太雙雙走上絕路時，他留下的遺言是：他不要葬禮，不要訃文，不要弔文，不要墓碑。他要完完全全的被遺忘。

但要完全遺忘他等於忽略掉了他的故事對歷史的啟示。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

家裡都是學術背景但不富裕的他，選擇進入德國帝國陸軍官校。郝斯賀弗也成為凱撒威廉大帝年代的典型人物：受人尊敬的軍官，重學術，又是政府官員。也即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政府官員。1908年他被派到日本當駐日武官。在日本的四年間，日本文化，或更確切的說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對他有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代表了一個兩千年的舊體制能夠得到復興與恢復活力的例證。而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帝國用戰爭以達到國家目標的活力。他很欣賞日本重視紀律及尊老的教育體制，也很欽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視山縣有朋（6/14/1838-2/1/1911）為他的榜樣。被稱為日本陸軍「國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活躍於軍界及政界，而於退休後也運籌帷幄於幕後而被稱為「元老中的元老」。而這也是郝斯賀弗想要效法的。對郝斯賀弗而言，日本與德國是誠如兄弟。

本已會法文、俄文、及英文的他，到日本後也學了日文、韓文、及中文。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的他也去過西藏數次。

從1911年到1913年，郝斯賀弗專注於他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而於1913年完成了「大日本：對大日本軍事實力，世界地位，與未來的省思」（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9年7月，郝斯賀弗為他的第二份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做辯護：「日本帝國於1854-1919年間的地緣基本輪廓（Basic Contours of th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854-1919）。隔月，他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之名雖然之前已有學者提出，但郝斯賀弗卻也將一些名詞與觀念併湊起來而自成一家。他將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需要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以達到經濟自主（autarky）。他認為歐亞大陸若聯合起來，則可對抗英美所控制下的海權。他是支持德國與俄國要聯合的。他的學說雖然沒被希特勒完全採納（希特勒攻打了俄國），但卻也成為德國往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雖然不滿意德國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對象（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振奮了郝斯賀弗。他重新入伍而最終以將軍的官階退休。同當時的德國人一樣，他對戰爭的結果是深深不滿的。德國不但戰敗了，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並要負擔巨額賠款。他也指責猶太人之不為德國民族（Volk）効命奮戰（郝斯賀弗的太太是半個猶太人）。他原本輕蔑的對象是東歐的猶太人，但後來也將箭頭指向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指他們是叛國賊。

從墨尼黑暴動到《我的奮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德國進入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凱撒威廉大帝則避居荷蘭。戰後的德國是一片混亂與蕭條，社會充滿了不滿與各式各樣的聲音與組織。1923年11月， 2000名德國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又名納粹黨）人員走上慕尼黑街頭進行奪權，與警察對衝而發生暴動。這個慕尼黑暴動（Munich Putsch。也稱啤酒屋暴動，Beer Hall Putsch）失敗後，納粹黨的領導人希特勒與副手赫斯都被判入獄五年。是郝斯賀弗學生而兩人交情良好的赫斯，原本落跑到郝斯賀弗家中避難，後來逃到奧地利。但在郝斯賀弗的勸導下投案入獄，以與｢主人｣共患難。被關在藍斯柏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與赫斯，最後只服刑共六個月。在那六個月中的每星期三，郝斯賀弗都會從慕尼黑到50公里遠的藍斯柏格監獄，為希特勒與赫斯做親身授課。他帶尼釆、馬克思、一些歷史學家、政治人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給他們讀，也教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論。也由於赫斯的拉線，使希特勒可以學習到一些學術上的理論，而用之於他的政治成見與種族主義，使納粹的偏見與種族主義帶上了「科學」的色彩。在這一段時間，在赫斯的幫助下，希特勒發表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

墨尼黑暴動事件及其審判過程使希特勒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更使他的理念傳遍德國。1933年希特勒選上德國總理後，郝斯賀弗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到處掛名掌職。而他的半猶太太太及兩個兒子也都由赫斯以「榮譽日耳曼人」的保護信函予以保護。這期間，他也致力於日本與德國的關係之強化。許多雙方的要員也常在他家會面。為了對抗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簡稱)，1936年 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穿針引線的是郝斯賀弗。二次大戰初期，納粹德國無往不利，而郝斯賀弗也深受鼓舞。但當1941年5月10日，沒有經過希特勒許可的赫斯，獨自一個人飛往蘇格蘭要談和平協議時，他遭到了盟軍的逮捕。失去赫斯的保護，郝斯賀弗一家的運道也開始急走下坡。

莫必特十四行詩

首先是郝斯賀弗在柏林大學也教地緣政治學的兒子亞爾伯契特‧郝斯賀弗（Albrecht Houshofer, 1/7/1903-4/23/1945）。據傳，他鼓勵，也安排，與他是墨尼黑大學同學的赫斯到蘇格蘭企圖進行和平談判。亞爾伯契特從1930年代開始就與一些地下反對人士有所聯繫。當1944年7月20日，地下反抗運動人士企圖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亞爾伯契特也在大逮捕的名單中而遭逮捕入獄。當1945年4月23日，紅軍已開始攻入柏林後，柏林勒德街監獄（Lehrter Street Prison）的囚犯都被拉出來一一槍決掉。被槍決的亞爾伯契特手上尚握有他所寫的十四行詩（sonnet）的一部份。由於這個監獄位於柏林的莫必特區（Moabit），這本死後出版的詩集也被稱為《莫必特十四行詩》（Moabit Sonnets），蒐集了亞爾伯契特於獄中的詩作。這個監獄目前在柏林只留下一大片圍牆，牆上面刻有詩集的一部分。

《莫必特十四行詩》描寫了監獄，地下的反抗運動，親朋好友，所珍視的文學與藝術及歷史，也提到他的「罪」是他沒有更早更堅強的抵抗納粹，也談到他的父親卡爾‧郝斯賀弗。他說，他的父親開啟了印信，沒有看到惡魔的上升。他讓魔鬼飆升到到這個世界（But my father broke away the seal. He did not see the rising breath of evil. He let the daemon soar into the world）。惡魔指的是希特勒，魔鬼指的是地緣政治（Holger H. Herwig,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Daemon of Geopolitics: Karl Houshofer, Rudolf Hess and Adolf Hitler）。

地緣政治本身不是魔鬼，地緣政治目前已是正科的政治教材。但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依他的解釋是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以求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亞爾伯契特入獄後，郝斯賀弗全家也都遭到數個月集中營的監禁。二次大戰後，郝斯賀弗遭到盟軍（美國的威爾緖神父，Father Walsh）的訊問，判定他不必接受盟軍的戰犯審判。在他兒子遭處死的近一週年前夕，他與他的太太雙雙服毒自盡。他的太太在服毒後上吊，但郝斯賀弗在服毒後沒有上吊的力氣。

納粹的神秘主義

納粹的旗子（hakenkreuzflagge）是史登堡（Sternberg）的一個牙醫生柯隆（Friedrich Krohn）設計的，希特勒稍加修改而將右旋的萬字（卍）改為左旋 (卐) 而定案。希特勒對這面旗子的解釋是：紅色代表運動的社會理想，白色代表民族主義，萬字代表阿利安爭取勝利的奮鬥。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有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秘密團體，較有名的是弗力爾（Vril）與屠理組織（Thule-Gesellschaft）。柯隆與郝斯賀弗都屬於這兩個團體。他們相信經由內力的運作將會使他們達到與那神秘不可知的超人（Unknown Superman）的同等力量。藉由研讀，內功，與內力，則他們有望轉換成那種超人。他們研讀西藏有關印度教與佛教的香巴拉傳說（Shambhala, 德文 Schamballah），相信他們會與那傳說中的人間秘境聯繫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1991年的紀錄片）。屠理組織的成員也包括西姆拉（Heinrich Himmler），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及希特勒本人。

也因為這種神秘信仰，而延伸成追求阿利安的來源。希姆拉於1938年組成了一個探險隊到西藏做探險與研究。這組探險隊成員有動植物學者，體質人類學者及地質學者。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阿利安祖先的由來，而也源於希姆拉於1935年所設立的「祖先遺產」（Ancestral Heritage）這個組織來推動。但探險隊的結果並沒有一個納粹所要找的證據。這個探險隊與後來奧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7/16/1912-1/7/2006）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的性質不同，也沒關聯。

那時的德國為什麼神秘風氣盛行，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郝斯賀弗於日本時也曾被引介入佛教的密教青龍會（同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而郝斯賀弗本身也到西藏數次，頗心儀於東方的神秘主義。

日本的密宗—-東密

這個郝斯賀弗被引介入的青龍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不是很清楚。但如果說是日本的佛教密宗的話，則指的的應該是真言宗的別支。

真言宗的創立者是空海（774-835）。空海是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公元804年到中國西安的青龍寺就教於惠果阿闍梨。本已精通漢文的空海，也於西安時由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梵文。梵文本只用口傳，有音無字。公元前3世紀時用Brahmi script 字母做拼音使用。公元3世紀以後改用Siddham script 字母，而這也是空海所學而在日本一些古寺廟都可以看到梵文的原因。日本稱梵文為悉曇（由 Siddhanm 而來）。梵文於公元十世紀後改用目前使用的Devanagari script字母做書寫。

空海傳聞是日本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者。也有一說是片假名為與他同期，而也去中國取經的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767-822）所創定。日本原本只使用漢字，也因而稱漢字為真名，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則被稱之為假名。片假名與平假名的造型可看出是源於漢字。但在五十音的排列上，則可看出梵文的影響，先排母音，再排其他音（James H. Bu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Influence of Sanskrit on the Japanese Sound System，與 Ivan R.V. Rumánet: The order of the Columns in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5, 2006, 1, 32-39 ）。西藏字母的排列也基於梵文，看起來頗類似於日本五十音的排法。

日本真言宗的本部在高野山的金剛峯寺，洛杉磯的小東京也有個別院。密教在日本可以流傳下來源於空海。但密教在中國則因三武之禍而被摧殘殆盡。空海返回日本不久，唐武宗於公元842年進行三武滅佛的最後一次滅佛，稱為「會昌法難」。經過這三次滅佛，佛教在中國已是奄奄一息，而密宗更是失傳。也如此，密教得以在日本傳承下去，但中國卻失傳。後來傳到西藏的密教是屬於後期在印度發展的更為淋縭盡致的密教—密續（Tantra，音譯為怛特羅）。

上帝與魔鬼

每一個宗教都有魔鬼，而許多神話傳說也都帶有神與魔的對立，善與惡的交鋒。而這些魔鬼看起來都頗為深通廣大，都可挑戰代表善與正義的神。那麼，這些魔鬼都是怎麼產生的？看來魔鬼似乎也都很有｢修行｣而｢法力無邊｣的。

郝斯賀弗的兒子說，他的父親讓魔鬼飆升到這個世界。在《莫必特十四行詩》中，亞爾伯契特也提到郝斯賀弗對權勢的迷惑。郝斯賀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也是名學者。但他對希特勒與赫斯在獄中的「教學」，卻也使他論文中的觀念與名詞都被希特勒用上了。如，戰爭是一個國家生存意志的檢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國際政治只有靠實力，政治靠的是馬基維利的權謀術…等等（Holger H. Herwig）。雖然不是納粹黨員，也不喜歡納粹黨員的粗糙手法與集體思維，也多少看不起大部分「半教育」的納粹黨員，他也沒有參與過對猶太人的暴力。但有如德國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2/13/1922-9/19/2016）所說：「希特勒的郝斯賀弗形式的地緣政治觀念的形成，在藍斯柏格（監獄），經由赫斯而表現在《我的奮鬥》」( Hitler’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in its Houshoreian form made its way into “Mine Kampf” via Hess at Landsberg)。而這個背景，據郝斯賀弗的朋友Rudolf Italiaander 說，也使郝斯賀弗，赫斯，與希特勒三人被人聯為一體。

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與學者，涉獵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及當年德國的神秘結社，卻也因一念之差而經由希特勒及納粹集團的無限放大，造成了時代及世界的悲劇。這說明了思想及文字的力量，及可能造成的破壞。善與惡真的是一念之差，而神與魔只是一線之隔。嚴格說起來，郝斯賀弗及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家受到羞辱及國內局勢混亂及衰頹下，起而求取改造的一群人。但他們在宣揚德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變成倡導優生學，踐踏其他民族及殘殺其他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在建立政治秩序的同時，卻走上極權之路而滅盡反對黨並殲滅異己；在整頓社會文化紛亂的同時，卻傷害了多元的存在（自由的文學藝術，多元的文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將德國帶上國破家亡之路。

兩次大戰對無論歐洲、德國、及郝斯賀弗來說都是個悲劇。我們可以想像他自殺前的徹底絕望。被處死的兒子是與他有深交的赫斯在墨尼黑大學的同學，也是走地緣政治路線而受他深愛的。一生有如一曲希臘悲劇故事的情節。郝斯賀弗及某些納粹黨員的目標至少有一個大我的存在—-要建立強大的德國並雪恥復仇。但在思惟上及手段上可說都是一念之差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也許是有那麼一個大我的想法，雖然一念之差而走上邪路，以致最終的走入絕路，郝斯賀弗的一生也予人一種悲劇的感覺。但那種悲劇我們似乎難以在漢文化的政界與學界中找出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漢文化思惟裏，邪念及魔似乎都永遠是居上風的。而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語下，也別冀望醬缸裡能有所謂的大我。德國目前大致已走出了戰前的陰影，台灣不也應該走出傳統漢文化黑暗面的陰影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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