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帝國的興衰之一 荷蘭人的獨立戰爭 —–八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西伐利亞和約

中古世紀的歐洲,土地與王國是隨著君王的聯姻而分開與結合的。不但談不上人權,也沒有國家主權這個觀念,有的是君權。對那時擁有荷蘭(包括今天的比利時與盧森堡)的哈普斯王朝(Habsburg empire)而言,那個版圖就叫做「那個地方」(De landen van herwaarts over),相當不當一回事。西班牙帝國後來因聯姻而擁有了荷蘭。當西班牙帝國的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5/21/1527-9/13/1598)統治時,他的高稅率及強硬實施「正統」天主教的作風引起荷蘭人的不滿。菲利浦二世與前朝君王查理把西班牙的宗教審判 (Inquisition) 也用到當時已受宗教改革影響的荷蘭。在1523年與1566年間,就有一千三百名荷蘭人被宗教法庭處死。在這種暴政下,荷蘭人起而反抗。

1566年就開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人本沒有獨立的想法與意願。但在抗爭的過程中,南方的省分(大略是今天的比利時)於1579年1月6日簽了阿拉斯聯盟 (Union of Atrecht, 又名Union of Arras),表示對西班牙帝國的効忠。針對於此,北方七省也於1579年1月23日簽了烏特勒支聯盟(Union of Utrecht),後來也有許多省分加入以明對西班牙的抵抗。1581年,叛變的荷蘭人宣布了「誓絶法案」(Oath of Abjuration)。表明,君權神授,但若君王沒有履行愛民的義務時,人民有推翻君主的權利。在這個聲明下,「荷蘭聯合省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宣布他們的獨立。這是荷蘭人的獨立宣言。

在此附帶註明的是荷蘭的國名是尼特蘭 (Netherlands)。台灣似乎都將Netherlands翻譯成荷蘭。北荷蘭 (North Holland) 與南荷蘭(South Holland)及熱蘭(Zeeland)是目前荷蘭十二省分其中三個省份的名字。台南的熱蘭遮城(Port Zeelandia, 安平古堡)與紐西蘭(荷蘭人首先發現,命名為新熱蘭 Nova Zeelandia)的命名皆由熱蘭而來。

荷蘭人為了爭取獨立,與西班牙帝國作戰了八十年,而稱之為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但這八十年戰爭也不是從頭打到底的,其中有個十二年的停戰協議,而後三十年是與歐洲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合併在一起打的。

荷蘭人起義而宣布「誓絶法案」後的四年(1585),荷蘭人基本上就已達到了自治獨立的情況。這期間,荷蘭受到英國與法國先是暗,後是明的援助。荷蘭的議會(Staten-General, 英文States General)因拒絕西班牙王室而沒有自己的王世,而想要贈與英國或法國荷蘭王室的地位,但都被婉拒了。最後領導荷蘭人對抗西班牙帝國的是法國南方的一個奧蘭治王室 (House of Orange) 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Prince of Orange, 4/24/1533-7/10/1584),他領導荷蘭人的革命。威廉一世也成為目前荷蘭王室的祖先。威廉一世後來遭受到西班牙及葡萄牙國王菲利浦二世支持者的暗殺。其後領導荷蘭人革命的是威廉一世的兒子茅利斯王子(Maurice of Orange, 11/14/1567-4/23/1625)。1609年,荷蘭與西班牙在英國與法國的調停下,簽訂了停戰協議。這也是後人所稱的十二年停戰(Twelve Years True)。

1618年,歐洲爆發了長達三十年的三十年戰爭。一邊是哈普斯王朝及其支持者如奧地利、匈牙利,..…等。另一邊是反抗哈普斯王朝的瑞典、德國各王室、英、俄、奧圖曼帝國、及荷蘭等。天主教與新教 (路德會及喀爾文教會) 的衝突固然是主因,但也牽涉到商業及版圖的爭執。幾乎所有歐洲王國都捲入了三十年戰爭。1621年,荷蘭與西班牙也再對戰了起來。三十年戰爭是個死傷慘重的戰爭。受創最重的是交衝的中心,目前的德國。由於士兵都是雇傭的,缺乏補給及待遇,也因而沿途濫殺搜刮。許多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估計歐洲人口於這三十年中減少了六百萬人。

1643年開始,交戰國就已開始進行談和。他們在德國西伐利亞(Westphalia)省分的兩個城市,敏斯特(Münster)與歐斯納布魯克(Osnabrück)進行談判。由於敵意相當深,天主教在敏斯特,新教在歐斯納布魯克,來來回回談判了五年。1648年 4月24日,在敏斯特與歐斯納布魯克同時簽了共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除了版圖的重新劃分外,這個後來被稱為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法律原則,也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基礎。它予小國在國際關係中享有與大國等同的地位(如聯合國的一國一票),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等等。這些都是一個國家主權的概念,而版圖的規劃也較明顯。西伐利亞和約也使荷蘭的獨立受到西班牙的承認,瑞士的獨立也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認。

三十年戰爭後,長年窮兵黷武的西班牙帝國勢力大受削弱,此間葡萄牙也獨立了出去。法國因而取代西班牙成為西歐的強權。而瑞典王國也控制了波羅的海。在這生靈塗炭的長年戰爭中,各國的經濟都受到嚴重的影響。說來也是參戰各國要和談的主因。唯一的例外是荷蘭。荷蘭於八十年戰爭中不但沒有遭受到商務蕭條及金融的破壞,反而在戰爭中得利而成長。除了地理位置外,荷蘭的得利源於開放的社會與文化,及她的海外貿易。荷蘭不但獨立了,也於此間建立了荷蘭帝國(Dutch Empire)與十七世紀的荷蘭黃金時期 (Dutch Golden Age)。

李堅

通令第一號 —-日本帝國佔領地及領土的處置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是來的相當唐突的。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歐戰正式結束。英美俄三巨頭決定繼續他們於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雅爾達會議中對戰情及戰後局勢的討論。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會議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在波茨坦會議前,美國的原子彈試爆已經成功。與會的杜魯門總統也告知史達林此事。有些史家推測杜魯門總統告知史達林美國有原子彈一事,可能是要增加談判的籌碼。歐戰雖然已經結束,但三巨頭不能確定太平洋戰爭還會持續多久。當時的訊息是可能還要持續幾個月的時間。

原先參與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製造原子彈的歐美科學家,尤其是歐洲來的科學家,他們的動機是要擊敗納粹德國。他們可能沒想到最後是使用於日本的廣島(8月6日)與長崎(8月9日)。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帝國於8月15日投降。日本的投降使盟軍的戰局出現一個接收期的真空。蘇聯方才向日宣戰,英國的蒙巴頓將軍尚未登陸馬來亞,而蔣介石的軍隊尚未,也無能進軍中國的東部與北部。大部分的亞洲領土仍掌握在日本帝國的手中。投下原子彈後及日本投降前,美國有關處理戰事的軍政人員(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和Joint Staff Planners)於8月10日晚上及8月11日,在剛落成不久的五角大廈裡討論戰後的處置及接收問題。8月11日早上,他們完成了「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對日本帝國佔領地的接受事項做了個指示。1945年8月17日(美國時間8月16日),通令第一號發送給日本帝國政府,指示日本帝國政府對佔領區及領土的處置原則及交接辦法。

通令第一號的大要是:日軍在中國(不包括滿州),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印支半島(中南半島,主要是北越)由國民黨的蔣介石代表接受。滿州國,北韓(三十八度以北),與南庫頁島由蘇聯接收。日本本土,南韓,菲律賓,及一些太平洋群島由麥克阿瑟與海軍上將尼密茲(Chester W. Nimitz, 2/24/1885-2/20/1966)共同接收。印支半島十六度以南及東南亞的全部,包括緬甸、泰國、馬來亞、及印尼,由英國的蒙巴頓將軍接收。底下我們就來看一些國家的交接前狀況及其後續發展。

 

菲律賓

菲律賓於1896年就開始進行對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反抗。1897年12月,菲律賓的革命軍與西班牙簽了停戰協議。領導者阿基諾多(Emilio Aguinaldo, 3/22/1869-2/6/1964)跑到香港。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阿基那多搭乘美國的軍艦USS McCulloch號, 協助美國攻打菲律賓。在1898年5月1日的馬尼拉海戰中,美國擊敗了西班牙。6月12日,阿基那多宣讀菲律賓獨立宣言。但菲律賓的獨立沒有受到美國與西班牙的承認。在1898年的美西巴黎和約中,菲律賓被以二千萬美元的代價「賣」給了美國。菲律賓與美國也因而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菲美戰爭(Philippine-American War),直到阿基那多被美國逮捕為止。在美國的殖民過程中,菲律賓人獲得了局部的自治。威爾遜總統於1916年允諾菲律賓最終將會得到獨立。

1941年7月,麥克阿瑟就已準備應付日本的可能攻打菲律賓。珍珠港事變(1941年12月7日)後的十小時,日本攻打菲律賓。1945年1月9日,日本攻下了馬尼拉。麥克阿瑟之失去菲律賓被認為是近代戰略史上的一大失敗,這也是麥克阿瑟逃到澳洲後說:我挺過來了,我將會回去(I came through and I shall return)的背景。

日本佔據菲律賓後馬上重組政府,允諾菲律賓人會給予獨立。大部分的菲律賓精英(包括阿基諾多)都與日本合作。1943年10月,在日本統治下的菲律賓宣布獨立。當美國反攻菲律賓後,美國與在菲律賓的日軍打到9月2日那天—-日本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簽下投降協定後,日本才投降.

1946年7月4日,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美國允準菲律賓獨立。直到1961年,菲律賓才改訂6月12日為他們的獨立紀念日。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

當今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於十八世紀時便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為了開發金礦、錫礦、橡膠,認為馬來人不夠勤勞的英國殖民政府,大量引進了華人與印度工人。馬來人的民族主義雖於十九世紀末就有聲息,但不成氣候。主要原因之一是幾乎一半的人口不是華人就是印度人,他們不以馬來亞為家。這種現象直到二次大戰前後才有重大的改變。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在決定交出政權的過程中,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扮演了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的角色。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在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可說沒有什麼準備,也因而在1942年2月就投降了。日軍佔領期間,華人被視為是敵方,而馬來人則受到「栽培」,而也多少配合日本的佔領軍。期間馬來人的民族主義也得到滋長。全是華人的馬共則成為抵抗日軍的主力。1944年,英國開始規劃馬來亞聯邦事宜,最終的目標是獨立。1945年9月15日,日軍在檳城簽下投降書。而英國也開始協調及整頓馬來亞的緊張族群關係,與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爭執。為了對抗馬共的馬來亞緊急令(Malayan Emergency)也維持了12年(1948-1960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邦就已由英國協中取得獨立,由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2/8/1903-12/6/1990)當首任總理。但由於華人的公民地位問題,汶萊,北婆羅州及沙勞越的歸屬問題,使得馬來亞的立國一波三折。1955年取得自主權的新加坡的李光耀,於1959年向東姑拉曼提出馬來西亞架構的建議。1961年東姑拉曼同意馬來西亞的構想。而在與英國政府交涉後,最後於1963年9月16日宣布馬來西亞的成立:包括馬來半島,沙勞越, 北婆羅州與新加坡。但由於新加坡是華人為主的社會,新加坡的加入馬來西亞「稀釋」了馬來人的比率。以1957年的調查來看,馬來人人口占55%,華人35%,印度人10%。若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則華人人口會提升至40%。也因此東姑拉曼於馬來西亞成立不到兩年的時間便要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新加坡因而於1965年8月9日宣布獨立。

印尼

在荷蘭統治時期的1927年7月4日,蘇卡諾(Sukarno, 6/6/1901-6/21/1970)就與同志組織團體爭取獨立。他也因而遭受到荷蘭殖民政府的監禁與放逐。但他在法庭上發表的一系列名為「印尼指控」(Indonesia Accuses) 的演講,卻使他聲名大噪而成為全國英雄。1942年2月,日軍輕而易舉的攻下印尼。攻下印尼後,日本釋放了被荷蘭政府囚禁的印尼民族主義者。早就有蘇卡諾檔案的日軍將領今村均(6/28/1886-10/4/1968)與蘇卡諾會面,對他禮遇有加。今村均要蘇卡諾及其民族主義份子與日本政府合作,支援戰事計劃。蘇卡諾以宣揚印尼民族主義作為交換條件。1945年4月,美軍攻入菲律賓後,日本允許由印尼各族群組成的議會(BPUPKI)的成立。在幾次會議後,蘇卡諾提出結合印尼人的五個原則(pancasila):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民主,社會公義,信仰上帝。當時的日本首相小磯國昭(3/22/1880-11/31/1950)允諾日本會給印尼獨立,但沒提時間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兩天後的8月17日,蘇卡諾宣布印尼的獨立。1945年9月底,英軍開始抵達雅加達,而於10月進占了各主要城市。此時荷軍也在英軍的保護下回到印尼。印荷雙方因而開始對打起來。急於撤退的英國於1946年容許了大量荷蘭軍隊的進入印尼。在荷軍一再進逼的過程中,蘇卡諾的共和軍也面對共產黨的武裝起義。共產黨的武裝起義於1948年被共和軍擊敗,但共和軍也因而受到削弱。但此時國際壓力不利荷蘭,而美國也對印尼的共和軍不靠外力卻能擊退共產黨一事印象良深。美國因而逼迫荷蘭停止戰事,否則要取消美國對荷蘭的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在這種背景下, 1949年12月27日,在海牙的印荷圓桌會議上,荷蘭的茱利安娜女王(Queen Juliana)正式把印尼的主權交給印尼。

越南

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下法國。同時,一小隊日本先遣軍也進入中南半島。九月,日軍大舉進入越南,但容許法國的維奇政權(Vichy Government)繼續做一般的行政工作。法國的維奇政權一直維持到戰爭末期。1945年3月9日,日軍取消維奇政權,並將法國人關入監獄中。

日軍侵入中南半島後也激發了胡志明的越盟對日軍及法國殖民政權的抵抗。越盟也受到美國CIA的前身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的資助。本來就不喜歡法國人的羅斯福總統,對法國的敗於德國及後來日軍的進入越南,而以越南為基地攻打東南亞其他歐美殖民地的現象頗為不滿。羅斯福認為法國是個頹廢的國家,不應重返中南半島。但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則改變了這個看法,同意法國重返中南半島。

在戰事失利下, 1945年3月,日本邀請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阮福晪,10/22/1913-8/1/1997)宣布越南的獨立,而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是個傀儡政權。

日本投降後,通令第一號以北緯16度為界。北越由蔣介石的軍隊代表接收,南越則由英國接收。1945年8月,胡志明發動攻勢,佔領了大部分的北越。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以美國獨立宣言為底稿宣布越南的獨立。他也去信杜魯門總統,要求美國依循大西洋憲章的精神承認越南的獨立,但都沒有收到回覆。1945年9月12日,法軍也在英軍的掩䕶下開始登陸南越。此時的越南成為法軍、國民黨軍、及越盟三大勢力角逐的天下。

1945年9月,蔣介石派雲南軍閥盧漢去接收北越。盧漢一行二十萬,衣衫破爛也沒什麼裝備的「軍隊」,也有人帶領全家大小,一夥人開始接收北越。要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到處姦殺掠奪並大搞黑市交易。越盟早期的基地設於中國與北越的邊境地帶,被國民黨關過的胡志明深諳中國人的習性。九月中旬,他下令越盟游擊隊到鄉間勸募黃金,而製成一個純黃金的鴉片煙管送給盧漢,希望盧漢手下留情。而在同時,不信任中國的法國也積極與國民黨協商,以法國放棄上海租借地來換取國民黨的撤離北越。對越盟,法國提議給越南更大的自主權,但要越南納入法蘭西聯邦(French Union),法國仍將擁有越南的主權。在這種協議下,1946年3月6日,越盟、中國、與法國簽下了「六三協定」。胡志明等國民黨軍離開越南後隨即毁約與法國打了起來。對這個六三協定的簽訂,胡志明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法國人是外國人,很弱,殖民時代已成過去。白人在亞洲已是歷史。但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一輩子吃中國屎。

1954年,越盟於奠邊府打敗法國。那一役可說跌破了觀察家的眼鏡。成立於1941年的越盟之能於短期內成功固源於越南人的民族意識,但在現代軍事的了解與應用上則要歸功於日軍。戰後有不少日本人留在越南。戰爭結束前,估計在北越就有五萬名日軍與平民。1946年,三萬兩千人被遣回日本,三千人逃到海南島,尚有一萬五千人留在北越。許多留下來的有些是因為與當地人結婚或有關聯而不願回去,有些是逃避盟軍的戰犯調查,有些則羞於回去一個戰敗的國家而寧願留於越南成為浪人,也有一些技術人員是被迫留下來的。1946年6月,越盟在廣義省成立軍校,由日軍訓練出四百多位越南人。許多都成為後來與法國及美國作戰的將軍。越軍的主要領導人武元甲(8/25/1911-10/4/2013)據傳就有一千五百名極端仇視白人的日本人在他摩下。據估計,越盟收容有約五千名的前日本軍(Goscha, Christopher E. : “Belated Asian Allies: The Technical and Military Contributions of Japanese Deserters to the Viet Minh (1945-1950)”)。這也成為越盟能夠極速發展擴大而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韓國

甲午戰爭前,朝鮮王朝已存在有六百多年了。在日治時期,獨立的呼聲也此起彼落。1919年3月1日,韓國發生全國反日示威的「三一運動」。隔月的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李承晚(4/18/1875-7/19/1965)為首任主席。這個臨時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良深,後來也隨國民黨搬到重慶。李承晚於1904-1910及1912-1945年間大都在美國。先是讀書,後來也從事臨時政府的外交工作。他說服羅斯福總統及國務院去承認臨時政府,而也與CIA的前身OSS (Offices of Strategic Services) 有所合作。另一方面,左翼的金日成 (4/15/1912-7/8/1994) 也在東北參與中共對抗日本的活動。1940年,他與同夥越過黑龍江到蘇聯,並接受俄共的訓練。

1945年8月,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日本在韓國的最後一個總督阿部信行𨘋集一些韓國要人討論政權的交接事宜,領導人是一個左傾的呂運亨。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擔憂蘇聯會進占整個朝鮮半島的美國,於8月10日匆匆忙忙的依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地圖將韓國劃分為兩部分。北緯38度以北由蘇聯占領,38度以南由美國佔領。蘇聯不加思索就同意這個協議。那時候美國不知道北緯38度是日俄戰爭前,日本與俄國秘密協商的勢力劃分範圍。

1945年9月7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約翰‧赫局將軍 (Lieutenant General John R. Hodge) 處理韓國事物。9月8日,赫局將軍由仁川登陸。在美國居住多年,極端反共,也娶美國太太的李承晚便成為當時最顯著的政治人物。上台後的他用軍力對抗左翼的反對人物。在那幾年間,介於三萬到十萬人因而喪生。呂運亨也於1947年7月19日遭到暗殺。

在美軍登入仁川前後,蘇聯軍隊也進入北韓抵達平壤。蘇聯也發現一些爭取獨立的團體的存在,而也在運作中。蘇聯也開始安排韓國共產黨黨員進入政府的要職。由於1943年12月1日發表的開羅宣言中,三盟國的決議是「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所以當時也沒有馬上辦理主權移交的事實。1945年12月的莫斯科會議中,同盟國決定蘇聯、美國、英國、與中華民國會托管韓國到韓國獨立為止,以五年為限。 1946年2月,金日成開始掌權。3月,他實施土地改革,迫使40萬北韓人(大都是地主及過去與日本政府合作的人) 逃到南韓。聯合國於1947年11月24日通過議案,主張選舉,但蘇聯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南韓於1948年 5月10日舉行選舉。8月15日,大韓民國正式成立。9月9日,金日成宣布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6月25日北韓侵入南韓,爆發了韓戰。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

就只有台灣沒有獨立

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向外發展而建立起來的大英帝國,曾一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二次大戰的結束也可說是大英帝國的結束。隨之而起的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的產生。而在這個轉接期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出英國的老練與新手美國的生疏表現。

在為安撫並鼓勵蔣介石而召開的開羅會議(11/23/1943-11/26/1943)中,親華的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蔣介石的抗日,提出了美蘇英中四個世界警察的構想,將中華民國視為四強之一(美英蘇中)。知道中國的積弊及沈痾的邱吉爾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錯覺(illusory),天真(naive),而也很可笑(whimsical)。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宋美齡與蔣介石在對美外交上的一大突破。開羅會議雖然只是個新聞公報,而非條約,但它卻給國民黨於戰後有很大的權利。通令第一號給國民黨佔領台灣,北越,及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長城以內,除卻滿州)的佔領權。

但通令第一號遺漏了當時也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最後美國決議由英國接收。通令第一號也沒考慮到千島列島(Kuril Islands)。美國本要進站千島列島,但蘇聯馬上抗議。蘇聯提出在雅爾達會議中,美國已同意千島列島由蘇聯佔領。這個日本所稱為「北方四島」的版圖之爭也成為日後日俄關係正常化的絆腳石。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佔領與主權並沒有關聯。美國佔領日本,但美國並不擁有日本的主權。蘇聯佔領東北與北韓,但蘇聯也不具有東北與北韓的主權。美國也不擁有佔領地南韓及琉球的主權。英國被派佔領東南亞的許多國家,但也都沒擁有該地的主權。國民黨佔領北越,但也沒擁有北越的主權。開羅宣言中提及「…..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返中華民國」,而通令第一號也派蔣介石佔領台灣。開羅宣言也因而成為國民黨認為他擁有台灣主權的法理基礎。

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所簽訂的「對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中,參與簽署的國家共有四十八個,但不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本有意要將台灣的主權和平的做轉移,但遭到其他同盟國及許多國家的反對,所以台灣的主權仍是未決(Problem of Formosa. CQ  RESEARCHER, Feb. 16, 1955)。1952年 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也在台北簽了中日和平條約。內容大致依循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內容,也沒觸及台灣的主權。1955年,參與擬定對日合約的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表示日本只放棄台灣的主權,美國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再回到佔領與主權的關聯。戰後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在盟軍佔領下紛紛獨立了,台灣卻是個例外。這個例外也不很奇怪。台灣雖然於日治時期有少數的獨立呼聲,而台共也於1928年在上海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的綱領。但總的來說,日治時期的台灣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獨立運動可言。相對之下,那時的韓國及東南亞殖民地諸國都已有或大或小,或強或弱的民族主義及獨立運動。其後來的達成獨立也是很自然的。

當時的台灣雖然沒有普遍的台灣民族意識及獨立運動,有的卻是瀰漫的祖國情懷,也因而會去歡迎國民黨的佔領台灣。而這個也不是很奇怪的。當年英國帝國的殖民地、屬地、或領土,也都有很強的宗主國情懷。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政府要她的五個自治領地(dominions)提供兵力幫忙作戰。這五個自治領地: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南非、與紐芬蘭(Newfoundland,  1948與加拿大合併後成為加拿大的一省)等都欣然接受。他們各各都提供兵力很樂意的幫宗主國打戰。但在與英國本土軍隊相處作戰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他們與英國人很不一樣,而且英國人也對這些自治領地來的人很不關心。也因此,一次大戰後,這些自治領地人民的民族意識開始高昇,開始強烈的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紐西蘭人、澳洲人、或南非人,而非英國人。也因為有這種「因了解而分開」的相處經驗, 1931年英國通過了「西敏寺規章」(Statute of Westminster),建立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不再干預各國內政,尊重各個國家的元首。二次大戰後,削弱的大英帝國更將英國協改名為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國協的成員(目前有五十三國)沒有彼此法律上的約束力,只因語言、文化、歷史、民主、人權、與法治制度的類似而結合。

中國人到底沒有英國人的文明與法治素養,這也使懷有祖國幻想的台灣人在1947年的228革命中吃了個大虧,而也導致往後七十年妾身未明的情況,成為東亞及東南亞中唯一尚未獨立的國家。而最近,港獨呼聲甚囂塵上的香港也要加入了獨立建國的行列,使台灣成為唯二而不再是唯一了。而當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也要爭取獨立建國時,台灣將不再是唯一或唯二,台灣民族的獨立建國運動將會成為這些民族追求獨立建國的典範。

走過日治時期,開羅宣言,通令第一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而來的白色恐怖,台灣人早已拋棄祖國情懷而孕育出旺盛的台灣民族主義了。接下來的台灣民族獨立建國是一個水到渠成的自然發展,剩下的只是一個導因而已。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六 重文輕武,徵兵與募兵 —–要國家級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

政府的「重文輕武」也是許昭榮遺書指控的一項。雖說並非完全正確,但也不離譜。要説台灣的政府重「文」,那可要看那是何種「文」了。

台灣的教育談不上有什麼文學,音樂,美術及生活上的教養。台灣學校的教育如歷史,地理與國文之以中國為本位固然為人詬病,但即使在理工與生物醫學的教育方面,也著重在生產出匠,而非師。整個教育內容,入學方式,都以製造順民為目標。雖說是重文,整個教育的目標在製造一批唯唯喏喏的以中國為本位的奴才社會。

要說台灣輕武,雖不能說完全正確,但也貼切。漢文化從來就沒有什麼尚武的傳統可言。二次大戰前,日本相當輕視中國兵的戰鬥力。「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支那兵是拿錢雇來的。倘使那邊錢多,他們便跑到那裡去了」。這是鍾理和在《原鄉人》中回憶他公學校的日本老師對中國人及中國兵的鄙視。以中日戰爭中,國民黨及共產黨都無法對抗日軍來看,這種看法雖然頗帶偏見,但不會離事實太遠。國民黨被打敗逃到台灣後,說是要「勵精圖治」,在鳳山陸軍官校也掛了個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別路」。台灣最後一次戰役是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當今台灣的現役軍人可說都沒參與過那場戰役。是否貪生怕死我們無從驗證。但以軍方內部的資料顯示,升官發財卻是眾將官及士兵們擠迫頭的。除了在職務上「揩油」外,眾將官們聚會的話題都是「人事升遷」。這也難怪,因為官階越高,退休俸越高。將級的退休官退休俸都在十幾萬左右。但透過關係則可經過「退輔會」安排相關企業的肥缺,年薪都在兩百多萬以上。也因為如此,才有「買星星」的醜聞。台灣滿腦腸肥的將官之多是世界第一,可不是什麼新聞。而也被人譏稱「百萬將軍一個兵」。這種武夫能否作戰是很令人懷疑的。有這麼多的將官,也不能說台灣不「重武」。但説來是一個貪污腐敗系統下的武夫製造廠而已,製造不出能作戰的武士。

台灣軍隊之有今天的處境,軍隊的教養與訓練固有很重要的因素,但整個教育制度與文化也是很有關聯的。

台灣早期訓練軍人的五大信念是:「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2008年,為落實軍隊國家化,已將主義與領袖兩個信念去除,而只剩「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但以目前台灣的政治現實來看,國家的定位便很有問題。台灣對「中華民國」是什麼,固然有很多意見。但當看其憲法的定義時,中華民國所宣示的版圖竟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示的要來的大。只要台灣的國家定位不清楚,則我們如何期盼台灣的軍人有明確的國家信念。

除了國家定位的混淆不清外,台灣教育制度的重文輕武,及文化上的缺乏尚武的傳統及輕武也是值得探討的。而這都反應在台灣要由徵兵制過渡到募兵制的困難。

漢文化的歷史上固有許多不同的兵役制度:由兵農合一制,府兵制,民兵制,徵兵制,世兵制及全民皆兵等等不同制度。 台灣目前實施的是募兵制與徵兵制的混合。在現代的徴兵制度上,應由歐洲開始。1793年,法國革命後發佈徵兵令(levée en masse)。普魯士則因為為了對抗拿破崙的侵略而於1814年實施徵兵令。由於普魯士及法國的徴兵制及其在戰役上的成功,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歐洲也都走上了徵兵之路。美國於二次大戰時開始實施徵兵, 1973年越戰撤兵後由徵兵改成募兵。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28個國家中,目前24國採職業軍人制。歐盟的27國中,22個國家取消徵兵制(2011年資料)。但憲法中規定緊急時還是得以徵兵以充足兵源。

募兵制雖說是台灣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募兵一直不滿額度。原本計劃逐年增加募兵而於2014年達成百分之百的募兵目標。但顯然目前(2016)尚未達到這個目標。依中研院社會所「中國効應研究小組」於2015年所做的民調顯示,大部分民眾都支持恢復徵兵制。其中30到39歲的人最高(70%),40到49歲的人(62.8%)及29歲以下的人(62%)也相當高。但台灣走向募兵制的困難難免令有些美國的亞洲學者問道:如果台灣人自己都不願意捍衛自己的家園,美國為什麼要幫助?

台灣軍中之對新兵的凌虐,沒有好好提供訓練及照顧新兵這種現象一直為人詬病。而高級將領及退休將官滿腦腸肥,敵我不分的表現也令人不齒。但中研院的資料顯示,台灣的青年學子並不逃避兵役。在太陽花學運中也證明了青年學子會為維護台灣的權益而戰。尚武並不是好鬥,尚武是武術的訓練與武德的修持,用以防衞敵人,保護自己。當有一天台灣社會體會到,我們是為維護台灣民族的生存而戰時,我們將會有許昭榮所說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會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信念。有如神龕一般,具體的表現應要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及弔念館。當有一天我們有一個慎終追遠的國家級「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時,它代表的將是台灣民族的歷史、意識、與各族群聯合起來追求獨立建國的努力過程。那將是台灣民族獨立建國記憶的具體表現。       (系列完)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五 火鳳凰的浴火重生 —–許昭榮遺書的解讀

2007年10月19日,高雄市議員王齡嬌提案,而獲高市議會通過,將許昭榮所致力推動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許昭榮為此極力奔走反對但不果。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馬蕭配大勝民進黨的謝蘇配。在5月13日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慰靈祭上,許昭榮說:「今天對我來說,是我最後的一次慰靈祭」。5月20日政權交接日,許昭榮在他致力催生,但屢受各方冷落與反對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自焚而死。

許昭榮在他的遺書中寫道: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執政者長期對歷代「軍人軍屬台籍老兵」之精神虐待如下:1. 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議會亂舞,司法亂彈;自由民主脫線;愚兵愚兵一世人!2. 現行「退輔」制度,不公不平,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囝」。應重新制定「台灣役男服兵役之義務及權利」,不要把台籍老兵當「軍奴」或「乞食」。3. 陳水扁、謝長廷執政八年,漠視「台灣歷代戰歿英靈」,不但未給予「歷史定位」,而且未曾舉辦國家級的追思或法會弔祭。漠視約四萬位台灣先靈已經在海外流浪60年,竟然還要讓渠等繼續再流落異域,情何以堪!?4. 阿扁總統及行政院長連署頒發給政治受難者的「回覆名譽證書」,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55號解釋:「武職人員之資格,不在回復之列….」,足見政府是重文輕武,莫此為甚!5. 本人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2008年5月20日。

長期爭取台灣民族獨立及台籍老兵權益的許昭榮,在他2002年11月13日的「我的遺囑」中寫道:「人生之真諦,活的要有意義,死的要有尊嚴,吾視死如歸」,又說「骨灰請拋東部海中,讓吾遊說四海神祗,佑吾子孫、好友,保吾家鄉、國土」。在「我最後的願望」中他也說「唯獨將己燒盡,不再銹壞是唯一的終結路」。

許昭榮的遺書可說將台灣政治的根本問題扼要的提出來: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而對台灣的退輔制度他也頗有怨言。退輔制度之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仔,說來也不奇怪。退輔會到底不過是沿循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政策而已。但最令許昭榮痛心的不外是「自己人」民進黨的表現了。在他於自焚前的2008年5月2日,在一篇題為「民進黨的悲哀」的《自由時報》投書中,許昭榮寫道:「民進黨以『台灣民主、獨立建國』為宗旨創黨,起步即踏上由不計其數『民主先賢』及『獨立先烈』以心身、血汗及其某囝的淚水混凝鋪成的『建國便道』,沿途吸收台灣意識志士,加上上蒼與英靈的庇佑,好不容易於2000年取得政權。詎知,阿扁政團上台執政即得意忘形,傲慢自大,不但未以『台灣之子』代表台灣人民,『感謝天地、告慰先靈』,更未虛心照顧基層百姓,並且漠視『台灣歷代戰歿海外英靈』之悲情及其歷史定位,甚至僅僅八年,即把台灣民族推上絕滅的邊緣!」。

對於當時高市議會,高雄市八二三炮戰團體,及一些政府機關之強迫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一事,固然顯露出這些團體鵲巢鳩佔的行事風格,但更暴露出這些團體的缺乏對戰歿軍人的基本尊敬。

國與國固然有交戰,而交戰國的軍人也互相殘殺。但即使是敵國的軍人,軍人一般都對戰死者有相當的尊敬。當法國的凱旋門落成後,戰勝回國的法國軍都會行軍香榭麗舍大道穿過凱旋門耀武揚威一番。但自從一次大戰後,凱旋門下埋有無名軍人後,法軍就不再穿過凱旋門,而只繞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卽連納粹在攻下法國後的巴黎凱旋遊行中,希特勒也不穿過凱旋門,遵守這個不成文的規定。而在冷戰中,蘇聯出事的潛艇也不少。其中K-129潛艇於1974年失事後,蘇聯查不到潛艇的落難地。但美國於離夏威夷不遠處的公海中查獲這艘已破損的潛艇。在秘密打撈成功後,發現有六具俄軍的屍體。這些不幸死亡的俄軍都受到美方軍事規格的隆重海葬。

許昭榮自焚前,將四張陣亡台籍老兵的相片放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這說明了一個更深一層的意義—-袍澤之情。重文輕武的漢文化不太能夠描述這個袍澤之情的意義。英文稱之為同志情感(comradeship),德文稱之為kameradschaft。二次大戰中德軍一同作戰到死的現象使不少人研究這個現象。在共同面對敵人,共同作戰中,軍人不以個體為單位而以群體為單位。他們互相掩護,也常常大家冒險犯難去援救一位受難的戰友,而也常犠牲了自己的性命去援救戰友。好朋友與夫妻都只是個體與個體的結合,雖然感情濃厚與深愛,但他(她)們的聯結力(bond)都沒有經過戰爭的袍澤之情來得強。那種連結力是一生一世的,而不似夫妻與朋友之可能離散。

許昭榮的自焚固然令人惋惜。但他的自焚也如鄭南榕的自焚般,會有如火鳳凰般的浴火重生而催生一個新社會。鄭南榕的自焚加速了台灣民族自由民主獨立的腳步。許昭榮的自焚也將會催生大家對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的悼念與祭祀,也會改變重文輕武的傳統。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四 日本兵,中國兵,或是傭兵 —–看蘇聯,美國及日本的國家墓園

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Kremlin Wall Necropolis)位於列寧墳墓周邊。這個墓園內所埋葬的都是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先驅人物,也可說是俄共及後來蘇聯的開國元勳的埋葬地。但這墓園內也埋有兩名美國人。一個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新聞人員約翰‧里德(John Reed, 10/22/1887-10/17/1920)。十月革命時里德在俄國,他的報導及著作《震驚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使他一舉成名。另一名是激進的工運領導者比爾‧海梧(Bill Haywood, 2/4/1869-5/18/1928),他於1921年避案逃到俄國。這兩名美國人被葬在俄國的國家級墳墓也不是很奇怪,因為俄共當初革命的立國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非民族主義。所以才有共產國際那種組織,做「外銷」共產主義的工作。而這兩名美國人都是很激進而支持俄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很合俄共革命之初的胃口。但俄共其實在立國之初就已開始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路線。這種趨勢於二戰後特別明顯。

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園(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是美國最顯赫的國家公墓。目前有四十萬名陣亡者葬於該墓園。阿靈頓國家公墓園內葬有六十名外國人,大部分都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邊作戰而死的。但也有三個例外,有兩名義大利人與一名德國人。他們是二次大戰中被拘留在華府的戰俘。由於日內瓦公約規定要予以死亡的戰俘妥當的埋葬,所以他們被埋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家級墳墓或祠堂是不會含有交戰國陣亡人士的墓位或靈位的。但曾被當為日本人,而也曾經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可說是個例外。中國與日本由十九世紀末交戰到二十世紀中,兩邊可說是世仇。但目前的東京靖國神社,與台北圓山原先名為國民革命忠烈祠內都奉有台灣人。靖國神社中祀有兩萬八千名台灣陣亡人士。台北的忠烈祠中則祀有十幾個如簡大獅,羅福星,花岡一郎,莫那魯道,姜紹祖等早期抗日人士,是蔣介石批示的,樣板的色彩很濃。

當年二次大戰中參與日軍作戰的台灣人共二十萬人,陣亡者30304人,死亡率高達14.6%。相對之下,當年整個朝鮮半島的總人口為兩千一百萬人,參軍共二十四萬人,戰死的共22182人,死亡率為9.2%。日本本土參戰的則共有七百八十一萬四千人,死亡230萬人,死亡率高達29.43%。

為了悼念二次大戰中的陣亡人士,日本政府除了將死者奉祀於靖國神社外,也於二次大戰末期交戰激烈的沖繩島戰役的戰爭遺址,建立一個陸地區域31.27平方公里,海上區域50.03平方公里的「沖繩戰跡國定公園」。1965年,琉球政府定為府立公園。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後改為日本國立公園。公園內設有日本各縣市及不同團體所建立的一百多個慰靈碑及慰靈塔。1975年,南韓的朴正熙政府也在那裏䐟地606坪,建立韓國人的慰靈塔。在不分國籍的軍人與平民的死亡者中,目前刻有二十四萬人。其中台灣人只有三十四名,明顯的偏低。目前經由日本民間人士與曾在日本讀過書的許光輝的努力下,已於 2015年底開工,將興建佔地只有二十八坪的台灣人慰靈塔。

二次大戰中,台灣人死於戰爭中的人相當多。這些人中有些是軍人,有些是平民。出征戰死的人數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是30304人。台灣遭美軍於二次大戰末期的轟炸中的死亡人數估計不會少於兩萬人。國民黨佔領台灣後,被「徵招」拐騙到中國參與國共內戰的估計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後來跟隨國民黨於1949年返台的有四百多人。有些人後來又被迫介入韓戰。而更早期也有人隨同日本人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從事勞改,許多人下落不明。也就是說,在二次大戰中,台灣人的血淚灑滿了亞洲大陸,日本本土,台灣與東南亞,及太平洋,而數以萬計的人也死於各地。但諷刺的是,在本國台灣,竟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碑或公墓來祭祀這些亡靈。

台灣雖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軍人陣亡紀念碑或紀念館,唯一有的是位處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有「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碑文,紀念碑牆,許昭榮紀念碑,及含有三座碑體(台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國共內戰戰殞原日本軍、前國軍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飛鄉」紀念碑。並有一棟「戰爭與和平主題館」。這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雖小,但得來卻也是一波三折。當年許昭榮與一些友人以靜坐絕食的方式於1998年時,取得當時任高雄市市長吳敦義的同意撥地協助。但最後因經費無著落而一拖再拖,許昭榮也自掏腰包並四處募款。當2007年,中央撥下第二期工程經費後,左營區的議員提案,而高雄市議會通過決議,將公園名字改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在孤掌難鳴下,許昭榮於2008年 5月20日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日,將四張陣亡老兵的照片擺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引火自焚而死。目前公園的名字仍是當初許昭榮原意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台灣人當日本兵,當中國兵,若不是認同上的錯亂,就只是個傭兵。所以會有這種現象,反映出了台灣人是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這個事實。

李堅

戰爭與陣亡者的記憶之三 從爭議到療傷與和解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產生

越戰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戰爭。在美國,一般的美國人希望這個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也希望這個戰爭從記憶中消失。它是美國少有的參戰但卻沒打勝戰的戰爭。

1954年,胡志明的越盟於奠邊府擊敗了想要重返越南殖民的法國,法國被迫同意接受以北緯十七度為界退居南越,北越則由共產黨的越盟控制。但恐共而擔憂越南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從杜魯門總統,艾森豪總統,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到尼克森總統,都逐漸加入越南的事務。越戰沒有一個清楚的起點,而美國也沒有正式宣戰。越南人則稱越戰為抗美戰爭。 1964年,詹森總統藉口東京灣事件擴大了越戰的轟炸。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則於1970年四月將轟炸延伸到柬埔寨與寮國,而多少導致後來赤柬的大屠殺。在戰爭膠著而美國無法打勝戰下, 1973年1月27日,美國與南北越政府簽下了巴黎和約。1973年4月1日美軍開始撤出越南。1975年4月,北越攻下西貢,完成了統一與獨立。

三百萬的越南人死於越戰。有約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柬埔寨人喪生,二十萬寮國人死亡。美國則喪失了五萬八千名生命。

在越戰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本土也掀起了反戰的熱潮。青年學子拒絕當兵,焚毀徵召令。從越戰回國的軍人,則不但沒有如二次大戰回國軍人般的受到民眾的歡迎,反而遭到排擠、冷落、與歧視。在越戰停火及北越最後攻下南越後,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看法與評價始終分歧。即使到今天,越戰的解讀雖然較沒那麼尖銳化,但仍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瘡疤。美國固然想要忘卻那段歷史,而戰死的人也不能說話。但對那些參與越戰的退伍軍人及死傷者家屬而言,他們卻沒有一個撫傷的管道。

1978年,一個在越戰中受傷的退伍軍人(Jan Scruggs)在觀看一部與越戰有關的影片「獵鹿人」(The Deer Hunter)後,決心要為戰死的軍人建立一個紀念館。他用自己與一些好友的積蓄成立了一個「財團法人越戰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 VVMF)。這個基金會於幾年內募到了八百四十萬美元。透過國會,聯邦政府提供了土地,而基金會也開始向外公開徵求設計藍圖。基金會的要求是,紀念碑須具有沈思與反省的味道,不做政治陳述,與周遭環境配合,必須要包括戰死者的名字在上。

參與比賽的設計藍圖不具名。在1981年3月31日截止日期前,共有2573名設計人員寄出了1421個設計藍圖。八名有名望的建築師與雕塑家花了一個多月,在一個3300平方公尺的飛機機庫(hangar)裏做審核挑選。當1981年5月1日,審核委員會宣布他們共同挑選的得奬設計時,美國社會掀起了轟然巨波。

有異於一般含有英勇軍人碉像及勝利碑的設計,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採取簡單的半地下的V字形設計(125度)。一邊各七十五公尺,各有七十二片石板。所用的石材是黑色光亮的輝長岩(gabbro,花崗岩granite  的一種)。上面刻有依死亡時序排列(而非依姓氏排列)的戰死者名字。而得奬的設計人是當時還在耶魯大學讀建築的華裔美國人林瓔(Maya Lin)。

雖然大部分的藝術界及建築界都支持這個設計,但一些反對的聲音也不少。有人認為它像是個墳墓,有人認為它是個象徵虛無的設計,更有人說它象徵恥辱。有兩名原先支持的大戶也都要求退款。但更深一層的不滿是設計人的身分。當大家知道設計人是個還在大學讀書的華裔女性時,一些不滿的情緒也在醖釀。一個美國人與越南人(東方人)打戰的紀念碑,竟然是由一個也是東方人的小女孩設計。當時的內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瓦特(James Watt)拒絕允准紀念碑的開工。雖然林瓔與她的支持者反對,但最後的折衷是加上三個軍人的雕像(代表白人、黑人及西裔)及國旗旗桿。越戰紀念碑最後總算於1982年3月26日開工,而於1982年的退伍軍人節呈現給越戰退伍軍人與大衆。雖然加了一個三個軍人的雕像,後來又增加了紀念越戰中服務的女性,但林瓔設計的部分仍是大部分參觀憑弔的人造訪的目標。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目前每年有四百五十萬參觀人次,是所有有關戰爭與退伍軍人紀念碑中參觀人數最多的。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成功在於,它避開了美國介入越戰是否正確的爭議,也不涉及戰爭勝負的問題。它只提供人們一個憑弔的空間。陣亡軍人的名字不含官階與頭銜,每個名字都是一個個體,有他的一生與故事。而陣亡者的名字依時間排列,讓人可以體會到戰爭的進行過程。而同一時間戰死或是屬同一單位而戰死的,名字也都會排在一起。若依姓氏排列,則多少會失去個體的故事與特質,也會失去隨著一個戰爭的過程進行而陣亡的敘述。當人們沿著這片「牆壁」(the Wall,這是一般人對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稱呼)行走時,也多少沿著戰爭的過程行進。當人們面向牆壁時,光亮的輝長岩會有如鏡子般現出憑弔者的影像,與陣亡者的名字融合在一起。在那個半地下的空間裡,對面對陣亡者名字的憑弔者與參觀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生與死的對話與憑弔的空間。

一個戰爭固然有是非與應不應該的爭議,但陣亡者是沉默的犧牲者。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壁)提供了人們一個憑弔陣亡者的場所。它避開了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爭議,而將人們的焦點由戰爭本身移轉到戰死者身上。而在這個過程中,使美國社會從因越戰的分裂而達到療傷與和解的效果。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二 招魂,慰靈與感念 —–戰爭紀念碑,神社,忠烈祠

軍人的存在為的是保衛一個國家或群體,其服務一般都受到社會的肯定。而在現代,軍人大都是由平民社會徵召而來做短期的服役。也因此,軍人的陣亡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引發人們的追思與悼念。在追悼方面,一般都採取紀念日,紀念碑及祠堂的方式行之。

美國的內戰(1861-1865)死傷慘重。陣亡人數說法不一,但一般估計是在六十二萬人與七十萬人之間。內戰的原因與心結至今都尚存於美國的南北對抗中。但在追悼陣亡將士上,南北是沒有分別的。內戰後不久,家人、親友與鄕親於每年五月都會到陣亡軍人墓上獻花。一般稱為裝飾日(Decoration Day),而日期也因地而異。19世紀末期,有人開始用國殤日(Memorial Day)這個名稱。直到1967年,美國國會才統一日期(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並定名為國殤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大浩劫。許多國家加入戰爭,而死傷人數也相當驚人。估計有一千七百萬人死亡,兩千萬人受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戰各國也都將停戰日那天(十一月十一日)定為紀念日,各國各有不同的名稱。在美國,它是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在一般的英協國家,它叫追悼日(Remembrance Day),但在國協的澳洲與紐西蘭則稱之為Anzac Day,由澳紐兵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之名的簡稱而來。

在紀念碑的設立上,可說各國都有。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許多重要的戰爭及陣亡軍人紀念碑也都於此間建立。印度新德里的印度門(India Gate),加拿大渥太華的國家級戰爭紀念碑(National War Memorial),澳洲墨爾本的悼念聖堂(Shrine of Remembrance),及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自由紀念碑 (Liberty Memorial)….,等等,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自由紀念碑於2004年由美國國會決議通過定為國家級的紀念碑,而於2006年重新整修對外開放。但在美國,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碑都應該位於首都華府。而目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級紀念碑的建立雖然有聯邦政府提供土地(波興公園,Pershing Park),但設計的審核及最後的興建則仍在籌劃之中。

在二次大戰的紀念碑上,美國最早出現的可能是1954年完成,位處阿靈頓國家公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後門出口處的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 (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 或稱硫磺島紀念碑Iwo Jima Memorial),以在硫磺島上插上美國國旗的六名戰士為藍本。但在美國所有的戰爭紀念碑中,最成功的應該是1982年完工的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也可能是越戰紀念碑的成功,加以韓戰在美國一般都被人視之為被遺忘的戰爭。在韓戰退伍軍人及家屬的爭取下,美國國會也於1986年通過後建立,而於1995年7月27日韓戰停戰日(1953年7月27日)呈現給美國大眾。韓戰紀念碑以19名軍人的雕像為主。而二次大戰退伍軍人也爭取到了二次大戰國家級紀念碑(National World War II Memorial)的建立, 2004年4月29日開放,而於5月29日呈現給美國人民。二次大戰紀念碑以56個面板(代表各州及屬地)及對稱的勝利拱門為代表。

美國的戰爭紀念碑一般設計以追悼及感念為主,不太具有宗教味。澳洲的悼念館則因位於墓園,又有永恆的火焰(Eternal Flame),加以用名(聖堂,shrine ),則多少帶有宗教的味道。但要說有宗教味道,漢文化的忠烈祠及日本的靖國神社,宗教味則相當明顯。

東京的靖國神社是明治天皇下令興建的。原本名字叫東京招魂社,意在為日本帝國陣亡的犧牲者慰靈。1877年薩摩藩叛變平定後, 6959名陣亡人士皆入祠招魂社。1879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名字源於《春秋左傳》中的一詞「吾以靖國也」。靖國神社內目前祭奉有2,466,532名死者。不只軍人,也包括有後勤人員及工人。不只日本人,也包含有台灣人與韓國人。

舊金山和約(1951)簽訂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給被盟軍判定為戰犯的人及家屬退休金及撫恤金。 1970年,靖國神社通過決議准許被判為戰犯的人入祠,但主祭司(宮司)筑波藤磨沒有執行。1978年三月,繼任的宮司三好長慶決定讓14名被判為甲級戰犯的死者入祠,也因而引起反彈。而從1975年後,日本的天皇也不再到靖國神社祭拜。

台灣在清朝時也存有一些因為幫清廷平定動亂的昭忠祠,忠烈祠,及義民廟等。日本領台後於台灣各處建立神社。國民黨來台後將各處的神社改為忠烈祠。位於台北圓山的則為1969年改建完成的國民革命忠烈祠。目前沒遭受到破壞而尚存原貌的可能只剩下桃園神社與通霄神社。

國民黨下的忠烈祠本來都只祭祀軍人而已。1999年修正的「忠烈祠祀辦法」則容許因公殉職的警察,消防人員,義消及公務人員也都得以入祠。原來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入祀辦法」則於2001年12月5日廢止。但當今忠烈祠內所祭祀的主要人士,都是那些在中國內亂內戰及中日戰爭中所陣亡的人士,與台灣無關。但也有少數日治初期抗日的一些人士,聊以點綴。

當西班牙的征服者(Conquistador)於16世紀征服墨西哥後,原住民阿芝特克人(Aztec)的聖殿都遭催毀,在原址則建立了征服者的宗教聖殿—-天主堂。國民黨的忠烈祠之取代日本神社只不過依循這種歷史模式罷了。在這種轉變中,台灣民族仍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沒有自己記憶的民族。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一 法國凱旋門的今與昔 —–人類戰爭紀念物的演變

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

真成虛幻‧虛幻成真 —- 拉斯維加斯,台北市,宜蘭市

成立於1776年的莫斯科波修瓦芭蕾舞團 (Bolshoi Ballet) 是俄國最有名,而也是全世界芭蕾舞界頂尖的芭蕾舞團。這支成立於沙皇時代的芭蕾舞團,卻也能活過共產革命及共產主義倒台後的今日,這多少源於各個政治勢力都想藉用藝術及表演來暗銷他們的理念。列寧及其圈內人都把芭蕾舞及戲劇當做是推銷他們革命思想的工具。在俄國,這種暗銷及意涵的傳遞還算相當的含蓄與間接。但當中共也把芭蕾舞運用於宣傳後,多少源於中國文化水平的低落,其產品就缺乏藝術品質及格調,而多少成為西方人士嘲笑的對象。在江青的年代,一些樣板戲如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到處公演。一些不合中國國情的西方舞式,如男女對跳及旋轉舞等也都被江青取消掉了。

但波修瓦芭蕾舞團之能於世界上占有頂尖地位,主要還是舞藝的湛深。其錄取人員之精挑細選及訓練之嚴格是有名的。到俄國的觀光客也都想欣賞波修瓦芭蕾舞的表演,但他們都會發現一票難求。但一票難求的波修瓦芭蕾舞團在1996年訪美表演中栽了個大跟斗。

1996年10月,當時成立已有221年,而首次於蘇聯倒台後到美國公演的波修瓦芭蕾舞團,在拉斯維加斯遇到了滑鐵盧。在首場(10月8日)的表演中,有七千座席的阿拉丁旅館的表演中心只賣出了1500張票。有人將那場失敗歸咎於缺乏宣傳,缺乏對波修瓦芭蕾舞團的介紹。也有人指出拉斯維加斯不適合這種藝術團體。當時波修瓦芭蕾舞團的執行長可可寧(Vladimir Kokonin)就說:在拉斯維加斯,我們有假的紐約,假的開羅,假的羅馬。我們現在有一個真正的波修瓦芭蕾舞,但卻沒有人要看!

拉斯維加斯的許多大旅館都仿世界的名勝而建立。除了紐約外,也有巴黎,金字塔,凱撤宮,金銀島,海市蜃樓,.…等等,不一而足。這是一個賭城,一個罪惡之城(sin city)。拉斯維加斯有許多虛假的東西,要的只是提供人們一個離開現實而求取歡樂的場所。它同迪斯耐樂園一樣。只不過是一個以成人為對象,一個以兒童為對象。這麼個虛構擬真的場所至少提供人們一個虛幻的歡樂空間去做短暫的逃避。

在台灣,我們也有這種虛構的空間。但它沒有帶來歡樂,只帶來混淆與荒謬。

走在台北,你會發現這是個小中國。有北平路,廣州街,開封街,漢口街,承德路,南昌街,長沙街,重慶南路…..等等。據一個統計,台北市共有154條街道的名字是以中國的地名(尚包括不是中國的西藏)來命名的。這其中,浙江省獨厚,有18條街名。居其次的福建省有14條。

台灣的街道不只有這種中國地名的污染,各城市的主要街道也都變成不是中山路就是中正路了。以台北市來說,當年的中正路(拓寬前的忠孝東西路)還是台北市市區唯一不能分段的,門牌號碼都上萬號。這種上萬號的門牌在台灣是很少見的。後來之所以改名,據說是在馬路拓寬後由蔣介石於1970年建議改名,以合八德街道的命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看當年的中山南北路與中正路就貫穿台北市的正中央(當今的火車站,行政院與監察院一帶)而分割成四塊。在台灣,大家好像都習以為常而認為中山路或中正路就是主要街道了。

第一次到日本時,我的舅舅說要帶我到他們城市的主街(メイン・ストリート,Main Street,也叫大通り)買東西。來美國後也發現大部分城市都有條主要街道,就叫做主街(Main Street)。好像只有台灣人認為他們的主街不叫主街,而以一個爭議性人物孫中山(也不是他的本名),或是殺人魔王蔣介石來命名的。這種荒謬的現象於2003年在宜蘭市上演了一場醜劇。

宜蘭市本來有一條紀念蔣渭水(8/6/1890-8/15/1931)的渭水路,這條渭水路是連接中山路的。2003年,時任縣長的劉守成在沒有事先做好宣導的情況下,舉辦了渭水路與中山路改名的「意願調查」投票。結果渭水路敗給了中山路,而由宜蘭市的地圖上消失。宜蘭出的名人竟然不見容於自己的故鄉。蔣渭水當年固然對台灣的文化、社會及政治運動有很大的貢獻,但他的一些雖不是很強的祖國派思惟也是值得檢討的。這是題外話。要點是渭水路之敗給中山路顯示了台灣人之將中山路等同於主街的想法,忘掉了那是一個外來暴政強壓在台灣社會上的產物。2015年10月,宜蘭市公所有意將另一條街(崇聖街)改名為渭水路。藉以補足本地名人卻不見容於本地的荒謬。

宜蘭市出了個台灣的先賢蔣渭水,但宜蘭市民卻寧願去擁抱一個與台灣及宜蘭都沒有關係的孫中山,而把原有的渭水路廢除掉。也不能完全說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效應,無寧是宜蘭人缺乏對自己鄉土的認識,及台灣人普遍的對台灣歷史缺乏了解的結果。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及台北的小中國街道的命名法是強加於台灣人民身上的。那是一個暴政下的虛幻產物。拉斯維加斯及狄斯耐樂園的虛幻帶來了歡樂。大家知道那是假的,是虛幻的,但它提供了人們一個離開現實世界的空間。但暴政下的虛假你只有接受的份。久而久之,假的好像也就變成真的了。

李堅

自由民主與民族獨立 —-鄭南榕紀念館參觀後記

2016年1月21日,藉著回台投票之便,順道到台北市民權東路的自由巷造訪憑弔鄭南榕紀念館。今年的選舉勝負可說於選前大致底定,所以沒有往年來得那麼熱絡。在1月21日那個寒冷而潮濕的冬天早上,鄭南榕紀念館也顯得平靜。除了辦公人員外,只有一個年輕人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有關鄭南榕事件的紀錄片。對於當時尚未誕生或年幼的年輕世代而言,可能很難想像昨日那個世代的努力與犧牲。昨日世代的努力,同當今年輕世代的努力一樣,都是為了有一個美好的明天。而今天努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昨日世代的努力之上的。

那一個動盪的年代

1979年 12月10日的高雄人權日事件,是國民黨要重新建立極權統治所起動的一系列鎮壓事件的開始,但也引起人民不斷的抗爭。高雄事件的審判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而許多辯護律師如陳水扁,呂傳勝,蘇貞昌,謝長廷,及江鵬堅等也都走上政治的道路。接著國民黨主導下發生的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陳文成事件,江南案,及另一邊民間反抗運動所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組黨與解嚴等事件,及鄭南榕自焚事件,也都將雙方對抗的層次一再的提高。在這些事件中,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固然令人看清國民黨的邪惡本質, 但鄭南榕自焚事件可說是重要的分水嶺。鄭南榕的自焚不是因為悲觀與絕望的自殺行為,而是信心與堅持原則及信念的結局。那是一個抗爭層次提升的結晶,及對反對運動方向的掌握。鄭南榕固然主張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自由也不是鄭南榕唯一爭取而為之犧牲的信念。整個事件有其更深一層的意義。

1989年4月7日

鄭南榕讀過成功大學、輔仁大學、台灣大學,主修哲學。高雄事件及林宅血案發生後,他也為當時的一些黨外雜誌撰稿。在當時黨外雜誌一再遭受國民黨勒令停刊的時期,鄭南榕立誓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辦雜誌的方式挑戰當時的政治禁忌。為了應付雜誌的可能一再遭受停刊的處分,他在辦雜誌之前就申請了十八張雜誌執照。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開始推出《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一再向當權者及一些政治禁忌提出挑戰。鄭南榕是個行動哲學家,除了辦雜誌外,他也參與主張解除戒嚴的抗議活動,發起二二八真相平反運動,公開主張台灣獨立,並因於1987年11月9日的第二屆民進黨全國大會上,發送陳隆志的《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遭朱高正制止後,向朱高正說「我要為台灣人摑你一耳光」而摑朱高正的耳光。

1988年 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當天,鄭南榕在第254期的《自由時代周刊》上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控犯內亂罪。1989年1月21日收到高檢署「鄭南榕涉嫌叛亂」法院傳票的鄭南榕表示,將會行使抵抗權,不會出庭應訊。1989年1月27日出庭日,沒有出庭的鄭南榕公開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也從那一天開始,鄭南榕自囚於雜誌社的總編輯室,而計劃在警方強制攻堅後採取自焚。儘管國民黨官方已知鄭南榕可能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首席檢察官陳涵仍決議強制拘提,而由負責檢察官陳耀能於4月4日簽發拘補票。4月7日早上,台北市中山分局局長王郡及刑事組組長侯友宜領軍兩百人參與強制拘提。在遣開家人及雜誌社工作人員的混亂中,鄭南榕反鎖於編輯室內引火自焚。

1989年5月19日,在鄭南榕的入殮和告別式中,當出殯隊伍行進到凱達格蘭大道時,身上披著「身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詹益樺於總統府前引火自焚。

不自由,毋寧死

鄭南榕辦的是《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要爭取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難免令人認為他是為爭取言論自由而死。但自由有那麼重要嗎?自由與人類社會演變的關係如何呢?

寫《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弗洛姆 (Erich Fromm, 3/23/1902-3/18/1980) 認為,人類社會到二十世紀後才將自由視為重要的議題。弗洛姆所著重的是人類心理的分析與社會演化及宗教改革的關係。而在探討納粹的崛起時,弗洛姆多少將其歸咎於逃避自由的權威性格使然。自由也許重要,但在一個威權體制下,許多人是反對自由,逃避自由,而支持威權體制的。

以《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聞名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對社會有許多敏銳的觀察。對於自由,他說:「當社會有真正自由時,爭取平等是大部分人的意願。當社會有真正平等時,爭取自由是少數人的意願」(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他也說「除非一個人有自創的才能,自由只是個腦人的負擔」(Unless a man has talents to make something of himself, freedom is an irksome burden)。

對於強調自由,爭取自由的人來說,曾兩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5/29/1736-6/6/1799)在1775年的一場激情演說最令人振奮。在那場演說中,亨利說「不自由,毋寜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亨利並沒有因為捍衛自由而死,但鄭南榕做到了。但爭取自由真的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嗎?

動力是民族主義

在巴特里克‧亨利的年代,英國不是沒有自由的。被剝削的美國十三州殖民地則沒享有與英國同樣的自由。爭取獨立建國的美國人所要爭取的不只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而已,更要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民族國家建國的動力。當時亨利領導美國人對英國的抗稅運動,主張獨立,要建立共和。在1775年3月20日的第二次維吉尼亞州大會 (Virginia Convention) 上,為了建立民兵以防衛英軍攻擊維吉尼亞州,亨利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而提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名言。亨利要的是爭取美國人被剝奪的自由,要組織民兵以抵抗英軍,要建立獨立的美國。那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的一場重要演說。追根究底,那是一場為爭取美國獨立所發表的演說,自由只是一個面相而已。

鄭南榕固然要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也發起228真相平反運動,突顯二二八之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在那台獨還是個禁忌的年代, 1987年4月16日在台北金華國中的演講中,鄭南榕除了要求解除戒嚴外,還公開提到:「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而最後促使國民黨對他要採取強制拘提的是《台灣新憲法草案》的公布。鄭南榕固然被人尊稱為「言論自由殉道者」,更多人尊稱他為「台灣建國烈士」,「台灣獨立建國之父」。「台灣建國烈士」之名深為得體。因為追根究底,台灣民族主義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

一個魔咒的解除

鄭南榕自焚後,台灣的改革腳步加速了。台灣固然於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但許多行事作風卻仍如同戒嚴時期一般。雖然已解嚴,但鄭南榕自焚之發生於解嚴後的1989年4月7日即為一例。1989年年底,開辦了五年八個月,共出版302期的《自由時代周刊》停刊了。《自由時代周刊》的停刊代表了鄭南榕原先開辦雜誌的目標已達成了。台灣已走向全面的言論自由時期。

再下來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國會的全面改選,刑法一百條的廢除,及全面開放廣播頻率與有線電視也都一再見證了這自焚事件後的骨牌效應。

而更重要或具象徵意義的是,後藤新平魔咒的解除。當後藤新平發現台灣人有三項弱點可以好好利用以利統治後,後藤訂立了他的治台三策:一,台灣人怕死,可以用高壓統治;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鄭南榕的自焚可說將後藤新平的魔咒也予以燒毀掉了。

言論自由日,自由巷

鄭南榕自焚後十八年的2007年,民進黨內開始有人提議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 2012年台南市市長賴清德首先宣布,4月7日為台南市的言論自由日。隔年的2013年,高雄市,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也跟進,而訂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2014年1月17日,有意角逐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在參觀鄭南榕基金會後,有感而提出他的競選口號:「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文化,從台北開始」。2015年12月10日,已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宣布每年的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鄭南榕基金會於2012年推動將鄭南榕自焚處的巷弄定為自由巷。台北市議會經由跨黨派連署提案後通過。2012年8月21日,鄭南榕遺孀葉菊蘭與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共同主持自由巷的揭幕儀式。

但自由民主的改革從來就不是一條平順的道路。鄭南榕自焚後當時,國民黨的媒體及趙少康之流就都已開始提出譴責。當2013年11月,成大學生通過「南榕廣場」的命名後。這個透過學生民主的決議竟然遭到校方的否決。更有成大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將鄭南榕的自焚比為「伊斯蘭自殺炸彈客」。所幸民主的腳步是只有繼續往前走的。本來一直拒絕陳文成廣場命名的台大,於2015年3月21日經由台大校務會議,通過了2014年6月台大研究生協會的提案,將陳文成的陳屍地點命名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死後才誕生

許多思想前進的人是於死後才被人發現的,或是說他們作品的重要性才慢慢地被發現。梵谷於生前才賣出一張畫,而且是經由他藝術經紀商的弟弟賣出的。尼釆的一些作品及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也都是在死後才出版的。我們相信鄭南榕自焚的意義及其影響也會慢慢地被討論及釐清。

走過80年代前那一段歲月的人會體會到,國民黨當年是顯得穩如泰山,堅不可攻。當年的許多反對人士顯得悲觀無奈,看不到台灣有自由民主的一天。在反對運動一再前撲後繼下,鄭南榕的攻堅及誓死抵抗扭轉了整個反對運動的前景。可能也因為是這種堅決反抗的意志及台灣反對運動的成功,有不少中國及港澳來的觀光客會到鄭南榕記念館憑弔參觀。對走過那一段時日的人而言,國民黨如今的垮台讓我們體會到人民的意願及意志是無法要阻擋的。國民黨會倒,共產黨也會倒!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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