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January 1, 2016 by Ken Lee
滿州國的消失已有七十年了，但在一個程度上滿州國還是繼續存在的。當年在滿州國活躍的人物，其後代都還在影響東亞的局勢。滿州國也留下一些傳奇人物，而有些是惡名昭彰的。
想到滿州國的人物，很難令人不想到土肥原賢二 (8/3/1883-12/23/1948)。1912年陸軍大學畢業而野心勃勃的他，知道他的出身寒微不利於他的升遷。他於是設計將他十五歲的妹妹安排給一個貴族做妻妾，也因而得以升官而被派到日本駐北京的大使館。當時日本的駐華武官是東條英機（後來也曾任關東軍參謀長）。土肥原賢二在中國學會了北京話及不同的方言。他也熟讀一些中國的章回小說如《三國志》及《水滸傳》，相當了解中國的民族性。與他有來往的中國人認為他重信義，尚承諾。原本走情治系統路線的他，無論在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或將溥儀由天津｢偷運｣到東北而｢登基｣，及後來在滿州國的黑社會運作中，都有他的黑手。也由於這，中國人稱他為土匪原，但西方人則稱他為滿州的勞倫斯（Lawrence of Manchuria）。但也有西方人士指出這種比喻不恰當。因為阿拉伯的勞倫斯志在解放阿拉伯人，但土肥原賢二的所作所為則是傷天害理的勾當。
東北鴉片的買賣固然於張作霖時代就有，而張學良及土肥原賢二也都是毒癮很深的人，但土肥原賢二將東北的鴉片事業發揚光大。而鴉片的收入也多少成為滿州國重要的財政來源。土肥原也收買了許多國民黨的將領。1938年，蔣介石就槍斃了八名替土肥原蒐集情資的將領。1948年 12月23日，土肥原賢二被盟軍以甲級戰犯的罪名判處以絞刑。
提到土肥原賢二就難免令人想到與他一直有工作關係而多采多姿的川島芳子 (5/23/1907-3/25/1948?)。川島芳子本名愛新覺羅顯㺭，漢名金壁輝，是清朝肅清王善耆的第十四個兒女。川島芳子八歲時，善耆將她過繼給他的顧問，一個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之後到日本受教育。十七歲那年自殺未遂後，開始斷髪而著男裝，被一日本記者稱之為「男裝の麗人」。 1920年代回到中國後，步其父親遺願立誓要復辟清朝。川島芳子與日本在中國的情治系統頗有合作。當間碟的她膽大敢為，而也留下許多無法完全證實的軼事。戰後的她被國民黨的軍統局在北京逮捕。1948年被以漢奸罪名處死。但也有一說，被槍斃的為替死鬼，真正的川島芳子於1970年代死於東北。
川島芳子為滿族貴族的後代，在奉天（瀋陽）出生的李香蘭（2/12/1920-9/7/2014，出生名山口淑子，結婚後名為大鷹淑子）則為隱藏日本人身分的日本人。與川島芳子有來往的李香蘭稱喜歡女扮男裝的川島芳子為哥哥。李香蘭這個名字是由她的義父，當瀋陽銀行總裁的李際春將軍取的。當時日本為了宣揚國策而於1937年在長春設立｢株式會社滿州映畫協會｣（滿映）。在滿映存在的八年間，李香蘭共拍了一百多部片子，為日本的政策做宣傳，是滿映最紅的明星。1941年及1943年她曾來台做巡廻公演及拍「沙韻之鐘」。戰後，李香蘭本被國民黨以漢奸罪名逮捕，要處死她，後來證明她是日本人後才被「遣返」。返國後的李香蘭也從影並於後來從政。她也從事中日關係的改善。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她也在首相田中角榮的家中與鄧小平會面。
雖然當年與土肥原賢二及板垣征四郎（後來也被盟軍以甲級戰犯罪名處死）共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但被稱為「帝國陸軍の異端兒」的石原莞爾（1/18/1889-8/15/1949）是支持滿蒙獨立，而非滿蒙占領的。他也是支持｢北進｣（攻打蘇聯進占西伯利亞）而非南進的。他後來對關東軍在滿州國的腐敗做法相當反感，和當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成為死對頭。蘆溝橋事變後他積極參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反對全面侵華。1944年6月，看到東條英機之將日本帶向毁滅之路後，石原與兩名柔道家策劃要暗殺東條英機。但7月，東條英機的內閣垮台。戰後，也因為他與東條英機的對抗， 石原莞爾沒有被以戰犯的罪名處置。
當時對關東軍在滿州國的所作所為相當不滿的軍官有不少。他們認為關東軍的胡作非來有損日本帝國的形象。曾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大使的武藤信義（7/15/1868-7/27/1933）就曾為滿州國國民的處境上書裕仁天皇，但沒收到回覆。有人說他以死諫的方式上書，也有人說他是病死。裕仁天皇的沒有回應也使得這批有良知的軍官變為緘默。
靖國神社之所以惹人爭議是因為裡面供奉有十四名甲級戰犯。在這十四名甲級戰犯中，有七名遭處決。在這些被處決的罪犯中，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與木村兵太郎都是關東軍的人物。松井石跟與武藤章則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無可否認的是在這群戰犯中，關東軍占相當高的比例。這也多少可以看出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皇軍（大日本帝國陸軍）中，關東軍的影響力。不只關東軍對當時的日本軍系有影響力，滿鐵及滿州國的人物也都將於戰後的日本政壇上發揮影響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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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Ken Lee
如果沒有什麼巨大的變數與不可預期的狀況的話， 2016年的台灣大選將是民進黨的執政與國民黨的下野。也不只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勝負而已，台灣的政治板塊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發生了質變：台灣的政治勢力對比已不再是藍大於綠，而是綠大於藍。將主導未來台灣政局的不只是民進黨而已，而是綠營。而失去政治勢力的，不將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泛藍集團。在過去幹盡悪事，作威作福的藍營雖不至於就此消失，但可想見的其惡勢力將會越來越小。曾經威風不可一世的國民黨集團（含親民黨與新黨）將會有如一隻落水狗般。台灣人要打落水狗嗎？或是拯救之而予以應有的地位？
費厄潑賴
受西方教育的林語堂當年在第57期的《語絲》談「費厄潑賴」（fair play），認為這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要提倡並鼓勵。又提起如果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為了這篇文章，魯迅於1926年1月10日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一文。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我們知道fair play是公平競爭、公平對待的意思。林語堂之所以做「費厄潑賴」的音譯，反映出了當時的中國缺乏這個觀念與名詞。就如同那時也泛用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一樣，代表一個外來的觀念尚未植根於該國的文化之中。
魯迅說：「『犯而不校』（註：被人侵犯但不計較）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討苦喫」。魯迅舉與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參加留日學生革命運動的秋瑾為例，「她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她的同志王金發「抓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但最終認為已經是民國了，將那謀主釋放了。因為「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魯迅不是反對公平競爭與公平對待（費厄潑賴）的，魯迅說： 「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嗎？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要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魯迅最後的結語是：「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覺，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打泥巴戰
反動勢力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阻擋社會的前進的。要的就是保護他們的不法所得及特權。隨著社會進步力量的逐日增強，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會越來越強化。明目張膽的反撲容易識別，但拐彎抹角而委婉的作法卻是很難察覺的。在這方面，曾經當過新聞局局長而手上沾滿鮮血的宋楚瑜是個最佳代表。
會哭，會鬧，而唱作俱佳的宋楚瑜於宣布他要競選總統後，第一支廣告便是將泥巴往自己身上貼。表明是要打泥巴戰了。這不免令人聯想起美國過去流行的泳裝美女打泥巴戰的情況。宋楚瑜這一個泥巴戰廣告用美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一個很成功的「風頭特技」（publicity stunt）。雖說並不是一個青春的泳裝美女而已是一個老妓了（雖然宋楚瑜會自比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但宋楚瑜的這一招倒也再打響了他的能見度與知名度。有知名度並不就代表人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宋楚瑜接下來便針對台灣人的同情心與厚道下手。 2015年8月，宋楚瑜為過去他當新聞局局長及國民黨文公會主任時，打壓新聞一事首度鞠躬道歉。宋楚瑜這一｢道歉｣頗有奏効。一些綠營的名嘴竟然認為他的｢道歉｣有誠意。
有誠意？Give me a break! 宋楚瑜若是放下紅麈一切去閉關三年。出關後痛改前非而道歉，並宣布從此不再涉足政壇而致力於公益，則我們當然能說他有誠意。但宋楚瑜是有求而來。他因為有所求而道歉，有什麼誠意？今天他若不是想當總統，他會道歉嗎？老奸巨猾的他若有一天真的向善了，那真可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東北的貂
魯迅在文中說：「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驗之後的警句」。也提到反動的人常藉人們的惻隱之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同情票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上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宋楚瑜要的就是引起人民的同情心來達到他的目的。有同情心的人應該要了解，濫施同情而缺乏認識的可能遭遇。
貂皮是名貴的產品。但在過去貂不是容易抓到的。以前讀過一則東北人如何抓貂的故事。他們用壯漢在喝酒避寒後，脫掉上衣躺在雪地裏裝昏死。有同情心的貂會過來依偎這個人的上身給予溫暖。這些有同情心的貂也就因而上網，而最終都遭到剝皮的厄運。
許多投同情票的人顯然不知悪人的本質。在投下同情票後也將遭到被壓迫、被剝削的結局。反動人士是很會演哭、鬧、上吊的「悲劇」的。台灣的先輩不就早就說過「作戲悾，看戲憨」嗎？看看一笑置之就好，否則到頭來傷的是自己。
要的是轉型正義
當連戰要於2015年9月到中國參加九三大遊行時，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不只是綠營人士，也包括藍營人士。但也有支持的。中國航運董事長彭蔭剛就於8月31日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之前往中國。 彭蔭剛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妹夫，更是彭孟緝的兒子。
一個在228事件中被稱為高雄屠夫，而於其後也參與清鄉並製造不少政治迫害案件的彭孟緝（9/12/1908-12/19/1997），生前不但沒受到法辦，反而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這已經夠離奇了。而更荒唐的是民主化後的台灣，其後代竟然敢在台灣如此狂妄囂張而不避諱。真的是視台灣人為草芥。而這也不是彭蔭剛的第一次廣告了。他在過去也曾委用中研院的朱浤源與黃彰建等人為彭孟緝翻䅁，而説他「消除了對外省人的誤會，為中國統一促進」。並登廣告稱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為「暴徒」。（鄧鴻源： 彭孟緝的兒子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2015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在1978年決定，雖然二次大戰中的甲級戰犯被盟軍定罪並處刑，但他們在日本的法律下並沒有犯罪，所以被准許供奉在靖國神社。在這些甲級戰犯中有一名是東鄉茂德（12/10/1882-7/23/1950），其孫子東鄉和彥則建議將甲級戰犯的靈牌移出靖國神社， 直到與受害國家得到解決的共識為止。
另一個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曾孫東條英利則從小就被視為是「一個惡魔的後代」。在2015年的一個訪談中，東條英利表示願意盡力幫助日本與二次大戰中的交戰國改善關係，也要日本自我反省。
日本於二次大戰中的戰犯是經由盟軍處置的，也多少完成了該階段的轉型正義。相對之下的台灣在戰後，即使遭受到國民黨的一再戕害，但至今都沒有什麼轉型正義可言。不只當年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連其後代也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在台灣吃香喝辣，狂囂至極。台灣要的是轉型正義，而這也是所有經過獨裁集權統治的國家都應走的路。
魯迅之所以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主要是當時（即使今日）中國的國情不同，而更重要的是當年並無轉型正義這個觀念。魯迅若知道有轉型正義這個觀念而可援用的話，他也不會去論述「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了。
同情心是好的，但也只有在一個公義可以伸張的社會才會有用，才不至於反因同情心而受害。漢化是一個使壞人出頭，好人受挫的文化。也因為有那種畸形的文化與社會，才會有棒打落水狗之說。這在愛狗如家人的西方社會是很難理解的。西方社會只有救落水狗的看法，那來棒打落水狗之說。有異於漢文法的社會，西方文化是重視同情心而且也強調好人出頭，惡人受罰的。
荒山之夜
在國民黨的長期凌虐下，台灣社會是群魔亂舞。正常建設無法循序進行，而公義也不得伸張。當有天這群惡勢力從台灣社會消失之時，回首一顧，我們將會有如欣賞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荒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音樂一般。滿山的妖魔夜宴與群魔亂舞最終在黎明與教堂的鐘聲中四處流竄。邪惡消失，而光明的世界重新來臨。國民黨倒台後，我們無妨將魑魅魍魎的｢荒山之夜｣列為慶祝曲之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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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Ken Lee
日本殖民韓國的那一段時期（1905-1945），日本稱之為｢日本統治時代の朝鮮｣，韓國人（南韓）則稱之為｢日帝強佔期｣。那段時期的大略要記是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開港貿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使韓國獨立，不再受清朝的保護。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1910年正式併吞韓國。1919年韓國爆發｢三一運動｣。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俄依戰前的協定各自進占南北韓。1950年韓戰爆發。1965年南韓與日本建交， 1910年的併吞條約自然失效。
在日本殖民韓國的四十年間，韓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開港後，日本商業已逐漸在韓國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居住於韓國，到1910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十七萬人。1906年，朝鮮政府允許外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1910年第三任朝鮮統監（5/30/1910-10/1/1910），後來成為第一任朝鮮總督（10/1/1910-10/16/1916）的寺內正毅（2/24/1852-11/3/1919），實施在當時頗受歡迎的地籍調查及土地改革。但許多地主因無法出示土地證明文件而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在1910年，日本人（主要是投資財團）擁有韓國可耕地的2.7%（一說7.8%）。到1932年，日本人的土地擁有比例已升至52.7%。相對之下，韓國人的可耕地擁有者則由1916年的63.2%降到1932年的47.3%。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曾有一些象徵性的現代化措施，使當時的首爾首先於東亞安裝有電氣、水、電話、電報，及路車，但韓國基本上是個農業社會而一切都相當落後。日本殖民開始時著重於農業的生產以滿足日本本國人口的快速成長。1920及1930年代，為配合可能的中日戰爭，在總督宇恆一成（8/9/1868/4/30/1956）的推動下，韓國大力推動工業化。化學廠，鋼鐵廠及武器鑄造廠等重工業都加速發展。1910年到1912年間，農林漁產業占全部經濟的84.6%。這個比率到1939-1941年間降到49.6%。而製造業則占全部經濟的29%。二次大戰結束時，韓國於亞洲已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工業化國家。1910年到1945年間，人口由一千兩百萬增加到兩千五百萬人。而農林漁工業等經濟成長率於35年間增加十倍。這增加的速度也是日本當局所始料未及的。但94%的工業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韓國人只擁有6%的工業。
韓國原本是一個文盲社會。識字率在殖民初期只有4%。在教育上日本原本採取兩種語文的教學，而也互相學習語文。1937年後強調以日文教學。而在1943年後在「內鮮一體」的口號下，只能教日文。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小學入學率是38%，識字率為22%。
戶口制度的建立多少摧毀了朝鮮原有的八個世襲階級制度。日本原先是不准許韓國人改成日本姓名的。1911年公布的「朝鮮人ノ姓名改称ニ関スル件」還要那些已改成日本姓氏的人換回原來的姓氏。但1939年開始，日本開始推行同化運動而發佈勒令第19號「朝鮮民事改正令」。隔年的1940年，有84%的韓國人接受這個被稱為「創姓改名」的措施改成日本姓名。但也有少數已位居要津的韓國人拒絕改姓換名。
以日本軍方的資料來看，在併吞前後反抗最厲害。在1907年八月到1910年年底間，韓國共有2800件武裝抗爭，有17,700韓國人死於抗爭。但影響韓國較為深遠的應該是1919年3月1日的｢三一運動｣。
1919年1月21日，被迫遜位的高宗去世。戰前的韓國，民族主義者常聚集在快速成長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裏，也聚集在東學黨轉型成的天道教裏。這兩大勢力在1919年3月1日於全國各地發動示威，是為｢三一運動｣。成員在首爾宣布獨立宣言。三一運動後日本開始鬆綁，不再用憲兵而改用警察治理，也容許報紙的發行。1919年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首任主席為李承晚。這個臨時政府後來隨國民黨於中日戰爭中搬到重慶。珍珠港事變後的隔日，1941年12月8日，美國向日宣戰。隔天12月9日，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向日宣戰。再隔天的 1941年12月10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向日宣戰。這個後來成為南韓政府主體的臨時政府事實上從來沒有與日本打過戰。不過有不少韓國人是參與國民黨的部隊作戰。另一方面，有一千名韓籍日軍逃兵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再加親蘇的及本土的共三派左翼團體則有與日本作戰的經驗。這些派系後來在金日成的運作下成為北韓政府的骨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韓國人也開始外移，主要是日本與東北。二次大戰後，共有兩百萬韓國人住在日本。其中一百三十萬人被遣返韓國。六十五萬人選擇留在日本。1931年，因為在東北的韓國人受到中國人的虐待而在韓國引起了反華暴動。一百多名華人被打死。
二次大戰前韓國人的參軍是自願的，競爭相當激烈。1943年的錄取率只有2.1%。1944年後，因為兵員缺乏，日本開始徵兵。在35年的殖民中，韓國人於日軍中一共產生了七個將領，無數個軍官。這些軍官如朴正熙，丁一權等都成為日後南韓政府的骨幹。由於日本不太能信任與韓國人共同作戰，所以很多韓國軍官與將領都當俘虜營的主管。據西方國家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還要來的殘酷。戰後， 148名韓國人被判為B及C級戰犯，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階將領是洪思翊，他於二次大戰中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
韓國與台灣之受日本殖民固然有類似之處，但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韓國本有自己的政府，而也是個很同質的社會。韓國是亡國的。台灣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政權換成另一個殖民政權罷了。也因此，韓國較早提出獨立的理念。但韓國卻也是個封建性很強的醬缸社會，較沒有台灣社會的多元性。這多少會成為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不只是經濟建設的，而是涉及文化、政治、及社會的各層面。（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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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9, 2015 by Ken Lee
1392年建立的朝鮮王朝走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是一個相當腐化的政體。比腐敗的滿清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也落後於中國。韓國有兩千年的奴隸制度，稱為奴婢 (nobi)。在1690年，奴婢人口占總人口的37%。在歷朝歷代最低時，奴婢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進入19世紀後，解放的政策開始慢慢推行。到1858年時，奴婢只占總人口的1.5%。世襲制的奴婢則於1886年才取消。但奴婢制的全部廢除是在日本統治下的1930年代。不過我們知道，目前的北韓是仍舊有奴隸制度的。
朝鮮王朝的宮庭政治也同中國一樣，充滿了狠毒與惡鬥。而外戚（韓國稱為勢道政治）也是一大問題。在朝鮮王朝末年的1863年，十一歲的高宗（李命福，9/8/1852-1/21/1919）登基。年幼的他由他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攝政。興宣大院君攝政時採取鎖國政策並迫害天主教徒，因而引起法國於1866年的攻打光華島。美國也於1871年企圖炮艦外交但不果。1873年，滿二十歲的高宗正式掌權後，其妻明成皇后（10/19/1851-10/8/1895）也開始引進外戚並與興宣大院君發生權力鬥爭。宮廷人物固然都排外，也都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彼此之間的恨尤甚於對外人的恨。
1876年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開始進入韓國。也開辦了韓國的第一份報紙—「朝鮮新報」，引進西方思想。1882年美韓也簽約，建立外交關係。但日本及西方勢力的引進卻也引起興宣大院君的反日及反明成皇后的政策，而於1882年發生攻擊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的「壬午軍亂」。事變後的1882年8月，日韓簽約（仁川沖條約），允許日本對外交人員及僑民的保護。但韓國也於1882年10月與清朝簽約，企求對抗日本與西方勢力的逼進。
1884年，興宣大院君與明成皇后的對抗強化。再加日本支持的第三勢力—一個追求由清朝獨立出來的開化黨，而爆發了「甲申革命」。韓國引清兵入境鎮壓並殺死了340名日本人。事後於1885年簽訂的日韓漢城條約及日中天津條約，中日雙方同意由韓國撤軍以平息紛爭，並同意得雙方照會或同意才得以出兵。
十九世紀中葉，韓國開始出現了一個對農民很有影響力的東學黨。東學黨主張平等，社會改革，排外。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於1864年遭處決。殘餘份子成為地下組織而於1894年發生了東學黨起義。東學黨起義後韓國要求清軍的鎮壓。清朝於1894年五月派一千五百名軍隊到韓國。日本視此舉為違反1885年的漢城條約與天津條約的協定，因而派六千名兵力到仁川，引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後，戰敗的清朝退出韓國。清朝不再是韓國的保護國。期間日本也於漢城建立親日政府，並共同鎮壓東學黨之亂。日本於韓國開始占有與沙俄平起平坐的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力。由於明成皇后拉沙俄勢力去對抗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勢力。日本外交官三浦梧樓在與興宣大院君的合作下，於1895年10月18日下令日本浪人進入皇宮景福宮殺死了明成皇后。同日，興宣大院君回到景福宮。高宗則於1896年2月11日到沙俄使館避難近一年。
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後，日俄在韓國的勢力對抗便難以避免了。
中日甲午戰爭後，韓國的改革勢力也開始走上街頭。1896年成立的獨立協會希望藉由君主立憲來抗拒日本與俄羅斯的進逼，他們摧毀了象徵向清朝進貢的迎恩門，而改建為獨立門。在這種氛圍下，1897年十月高宗離開沙俄使館，搬入德壽宮，宣布大韓帝國的建立而自立為光武帝。1897年也可說是朝鮮王朝的結束。高宗也開始進行了｢舊本新參｣的｢光武改革｣。1899年8月公布憲法而使皇帝掌有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絕對權力。高宗雖說改革，但對民間的改革勢力極力鎮壓，而政府運作也是亂的一團糟。據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 (Horace Allen) 在1898年12月的敘述，韓國中央政府呈無政府的情況。
在要求與沙俄「滿韓交換」不果下，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2/8/1904-9/5/1905）。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的勢力退出韓國，也退出了東北，並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韓國簽了第二次韓日條約（或稱乙巳條約），將韓國的外交轉移到日本手上，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乙巳條約的簽訂雖然受到高宗本人的反對，而民間也有「乙巳義兵」進行抵抗，但日本已在韓國建立經濟及政治上的主導力，也培植了許多親日派。
高宗本人反對日本勢力的逐漸擴張，而也沒有在1905年的第二次韓日條約上簽名。而於同時，日本在韓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1907年6月，第二次和平會議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 在海牙召開，討論國際法及戰爭的法律。高宗秘密派三人出席，但因為韓國是處於被保護國的地位，沒被會議當局接受。為了報復，日本與韓國於1907年7月24日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在韓國設統監 (Resident-General) 一職，負責韓國的內政。第一任統監是伊藤博文。日本也強迫高宗遜位，而安排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當隆熙帝。伊藤博文則於1909年10月16日在哈爾濱遭到韓國人安重根的暗殺而死。諷刺的是，伊藤博文是反對立即併吞韓國而強調要循序漸進的。
趕走了清朝與沙俄的勢力，將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下獨立出來，進而使日本掌握韓國的外交成為保護國。再下來是統監的建立以掌握韓國的內政。最後只是名目上於1910年8月22日簽訂的日韓併合條約，正式合併並設立總督 (Governor-General)。純宗拒絕簽約。簽約的主要雙方是日本統監寺內正義（2/5/1852-11/3/1919）與韓國首相李完用（7/17/1858-2/12/1926）。韓國正式失去主權而成為日本的領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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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2, 2015 by Ken Lee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後，歐洲列強已控制了巨幅的版圖：非洲的全部，南亞（今之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及東南亞的全部（除了介於英法勢力緩衝地帶的泰國）。在亞洲，只有清朝的中國，西藏，韓國，與日本尚未落入歐洲列強的手裡。但情勢也都危危可及，隨時有可能被鯨吞蠶食。
中國，韓國與日本都採取鎖國的對策。清朝在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後首先被迫開港貿易，日本則於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扣關下於1854年3月31日簽約開港。英、荷、法、蘇，見此也跟進，而與日本於1858年簽下了安政條約。一個予外人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 1868年日本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明治維新。
當時的韓國（朝鮮王朝）還是個清朝的保護國，固然也受到了西方列強的叩關，但在對外的壓力上沒有中國與日本所受的來得大。明治維新前，日本與韓國的貿易都是透過長崎的對馬國（或稱對州）的宗氏家族經手的。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要與朝鮮王朝建立國與國的關係，而於1869年派特使攜帶明治天皇的信函到韓國。但因韓國只承認清朝的｢皇｣，而非日本的｢皇｣，並不承認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羞辱的日本政府於1873年就有以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論｣。末代武士的西鄕當然也有為被消滅的仕族 (武士) 尋找出路的動機。但大久保利通及岩倉具視都認為不是時機。
1875年，日本將美國培理將軍對付日本的方法用之於韓國。已占船堅炮利優勢的日本開撃了曾經被美法佔領過的江華島。1876年2月26日簽訂的「日朝修好條規」（韓：江華島條約）使日本人在韓國享有治外法權，並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對日貿易。這個條約基本上多多少少廢除了朝鮮與清朝的從屬關係，而也使日本商人開始搬移到釜山從事貿易。日本也於此時開始慢慢地獨佔韓國的貿易。
但在同時，美國、英國，與沙俄在韓國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西鄉隆盛的征韓倡議固然有其情緒上的作用及有為失業的武士尋找出路的原因，但明治政府確實是將韓國的戰略地位視為極其重要。對於西方列強之進逼韓國，尤其是與韓國在地理上相當接近，而於韓國有相當影響力，並己開始積極鋪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沙俄而言，日本是相當的警覺並思考解決之道。
因為韓國戰略地位對日本的重要，也因而日本要將韓國首先由清朝的被保護國地位下獨立出來，然後再逐漸加強日本在韓國的影響力，以至於最後的全盤控制。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政府補助三菱船業開始營運長崎與釜山的航線（1876）。1880年開長崎與元山的航線，隔年延至海參崴。 1885年，韓國對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總值的98.6%，由日本的進口占韓國進口總值的81.5%。為了貿易，第一勧業銀行於1870就於釜山設立分行。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定居韓國。這個人數到1910年（併吞那一年）增加到171543人。從1890年開始，在韓國已占有經濟霸權地位的日本也將眼光轉移到鐵路的建設。1899年五月向Morse 買下未完成的首爾–仁川線而於次年的七月將其鋪建完成。到日俄戰爭前的1904年，日本已掌控了韓國的鐵路系統。
但日本在韓國的發展與逼進也引起了列強的注意與抗議。美國、英國、德國，與沙俄都對日本在韓國的經濟擴張提出質疑。在1896年與1900年之間，歐洲列強也都由韓國得到了11個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其中五個是礦場的開發。在這其中，美國拿到五個，沙俄兩個，德國兩個，英法各一個。
日本雖然於當時在韓國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還不能說是沙俄的對手。1890年沙俄於首爾建立使館後，一些俄國人也開始由東北移居到韓國。而沙俄也開始伸張他的影響力。沙俄對當時韓國的宮廷，主要是高宗光武帝 (9/8/1852-1/21/1919) 及其太太明成皇后 (10/19/1851-10/18/1895) 有相當的影響。日本與沙俄的利益在韓國與中國的東北發生衝突。在日本的對韓政策上，伊藤博文（10/16/1841-10/26/1909）是採取較謹慎的做法，同他之前的總理大臣井上馨一樣，伊藤認為對韓政策要採取慢慢來，不可一蹴而就。但其他的總理大臣如大隈重信，松方正義，山下有朋，及黑田清隆則採取較積極強勢的作風。伊藤博文本人是不贊成併吞韓國的，他要的是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狀態下獨立出來，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下。中國控制下的韓國對伊藤博文來說危害很大，而中日甲午戰爭也是在他當總理任內爆發的。要的就是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
但沙俄在韓國的勢力呢？伊藤博文於1900年重返總理大臣職位，但卻受到貴族院的杯葛。不願捲入政爭的伊藤博文於1901年辭職到歐美訪問。在美國他接受了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到沙俄訪問之前，時任總理的桂太郎要他探知沙俄對與日本用東北交換韓國（滿韓交換論）的意願。也就是說要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益，來交換日本承認沙俄在東北的權益。但沙俄覺得日本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拒絕了。這事也成為日後日本要對沙俄宣戰的主因。
在列強於韓國的角逐中，新興的日本深深的認為韓國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生存的重要。因為韓國，日本與清朝打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因為韓國，日本與沙俄打了日俄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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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5, 2015 by Ken Lee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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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剛來美國時，由於文化的差異及語言上的隔閡，也真的在課堂上掙扎過一段時間。由於在台灣的課堂裏缺乏公開討論的風氣，要在美國課堂上有所參與則真的要一番適應。後來語言上漸漸能夠溝通了，但總覺得發言時常常會被打斷，或有種被忽略掉的感覺。由於在台灣我們習慣於只聽不問，少避鋒芒。心裡想想只要好好讀書就好，這種課堂裡的不愉快經驗也就變得不是很重要。
但後來在社會上，求職上，及工作上，才發現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著。在美國主流社會裡，亞洲人似乎不被覺得有他們的存在。亞洲人在美國固然不多，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士（含南亞、中東）有14,674,252人，占總人口4.8%。但你總會覺得亞裔人士好像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大約在十多年前的一個社會運動的聚會中，一個主持該聚會的非亞裔社運人士也提出美國主流社會有忽略亞裔人士的問題。他用了「亞洲人是隱形的」（Asians are invisible）那個說詞。那時我突然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覺得過去的那個感覺確實是真實的，而且有個名字。
少數族群的模範生？
美國雖然號稱是個移民社會，但歷史上是充滿了對移民的一再排擠的現象的。由早期的排擠愛爾蘭人，猶太人，德國人，波蘭人，以及後來的東歐人士。但至少都沒針對特定民族或族群立法設限。那時立法設限的對象主要為妓女，罪犯，某些疾病及文盲等等。但1882年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史上首次針對特定民族/族群設限， 而也是美國移民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大量限制移民。 排華法案通過後，美國變本加厲於1924年通過了排擠所有亞洲人的「詹森‧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這個法案的通過大大影響到了人口過剩而求取往外移民的日本，而多少成為日後太平洋戰爭的遠因。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7日，因為需要中國對抗日本，排華法案被廢除了。而｢詹森‧里徳法案｣也於四十年代末年及五十年初遭到修正。目前的排擠所謂的非法移民只不過延續了那個反移民的傳統罷了。
看起來，亞裔人士在美國沒有一個順利的開始
但戰後，美國社會對亞裔人士的看法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1966年，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登了一篇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的文章。彼得森認為由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及價值，使日美人成為「少數族群的模範生」（model minority）。這個「少數族群的模範生」之名後來也被運用到所有亞裔人士。這個名詞之被廣泛使用多少源於重視教育的亜裔人士在教育界的成就。以過去的西屋科學奬（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 Award）得奬人來看，30-40%皆為亞裔人士。美國全國有大學學位的有28%，亞裔人士有大學學位的則占50%以上。沒有大學學士比率最低的三個亞裔族群是印度人（8%），日本人（6%），台灣人（5%）。
數據如是說
亞裔人士固然重視教育，但在社會上的成就常常不成正比。
以2000年的資料來看，亞裔工程師比白人工程師每個人平均少賺了18%。在1998年的全美一千間最大的公共公司中，亞裔董事只有65名，少於百分之一。而在｢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中，亞裔高階主管只占0.3%。
書中也許有黃金屋。但你若多了一個學位，每個白人平均會多賺4349美元，華人則多賺了1936美元，印度人則只多賺了1297美元。
即使在亞裔人士眾多的矽谷，這個現象也沒什麼改變。高科技的亞裔僱員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3年的50%。但在主管級中亞裔人士只占12%，而董事中亞裔人士只占8%。在個人平均收入方面，亞裔人士比白人少8146美元，比黑人少6907美元。
即使在重視教育的亞裔人士來看，在教育界中，這個現象也沒更好。雖然亞裔人士占哈佛學生總數的21%，加州大學的柏克萊校區及洛杉磯校區的50%。 以 2014年的資料來看，在全美的大學校長中，黑人占6.2%，西裔人士占5.9%，而亞裔人士只占1.5%。
這個現象也不只限於美國。在澳大利亞，有9.6%的人口有亞裔的背景，但當經理級的只有1.9%，主管級（directors）的只有4.2%，聯邦議會中只占1.7%。
在政治上也很不顯眼。在美國國會中，亞裔國會議員只有13名，占2.4%。這還包括由南太平洋一些島嶼及夏威夷選出的國會議員。
亞裔人士固然高不成，但低就的卻很多。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很多。以紐約市2008年的資料來看，40%的亞裔人士屬於低收入家庭，而20%的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 (poverty level) 以下。
非法移民之多也多少增加了貧窮線下的人民。估計有一百三十萬的亞裔人士是非法居留的。一說是13%的亞裔人口是非法居留的。
竹子天花板
傳統上，亞裔人士在美國被視為沉默寡言，不抱怨，不喜歡對抗，不會主動提拔自己或推銷自己。但也可能這樣而成為隱形人。
但也有一群亞裔專業人士分析升遷受阻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企業文化在升遷問題上常常格格不入。他們認為亞洲文化之對權威的順從，在政治手腕上的欠缺歷練，缺乏大膽向前的決心與做法，及溝通技巧的缺乏訓練，皆是亞裔人士較沒辦法升遷及當上主管的原因。
美國社會對女性之缺乏高階主管的比例一般稱之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意為一層透明但無法超越的障礙。 2006年，韓裔的Jane Hyun也基於這個名詞而創了一個新名詞—｢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Hyun的《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書也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的企業有衝突之處。她提供一些建議給亞裔專業人士及公司，認為雙方若能袪除誤解則對雙方都有利。
消失中的台灣
亞裔人士在美國是個只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少數民族，這其中還包括有印度及中東來的。東方人可說是相當少數。而台灣人呢？數目更少，是少數中的手數。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台灣人在美國的數目約23萬人。23萬人這個數目可來的不簡單，說來都是要自己填寫進去的。因為美國人口普查表上尚沒有台灣人這個選項。我們也可說這23萬填寫台灣人的都是較有意識的，其他的人可能都選中國人（或華人）去了。但比2000年填寫台灣人的十四萬五千人來說，2010年的數目幾乎倍增。
由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台灣人的意識是強化了，也增加了。但在國際上我們卻看到台灣一直在消失中。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似乎一直在減少中。為什麼呢？
中國的打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無可否認的是國民黨及許多在海外的台灣人，也有意無意的在打消台灣的能見度。他們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但就是不用台灣這個名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會有這種做法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所信仰的是那個不存在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我們為什麼要自我打壓呢？
台灣過去有不少駐台記者，時而也會在國際上做一些台灣消息的報導。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來，在網路媒體及網路社群的衝擊之下，世界媒體的生態大為改變。許多平面媒體關門了，沒關門的也裁員縮編而奄奄一息。 以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來看，國際媒體知道這是個重大新聞，但很多就是派不出記者。以美聯社而言，人員已大為緊縮的他們，已派出人員去馬來西亞報導馬航失蹤案，無法顧及台灣。但太陽花學運最後還是在國際上打響了名氣。靠的是一些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即時報導與四處佈稿，加上台灣公民記者的努力與網路社群的運作。太陽花學運展明了舊媒體的局限與新媒體的效力。這多少也給予我們日後要如何在國際上照明台灣的啟示。
每個台灣人都是台灣
在美國讀了兩個學校，加以多年的工作中都結識了不少異國人。從非洲，歐洲，中南美洲到亞洲都有。當每次看到某個國家的新聞時，難免都會想到那個國家來的朋友與同學。而也了解到我對那個國家的印象與了解，大都是基於我與那個同學或朋友的交往而來。我也知道，他們對台灣的印象與了解，也都會經由我而來。而確實也有不少人是在與我交往後才知道有台灣人這個認同的存在。而在參與不同的社交與團體聚會中，別人也會因與我交談與認識而至少知道台灣的存在，雖不能說是深入了解。在與各異國人士來往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也都代表了台灣。我們每個人都是個代表台灣的小燈泡。而在很多小燈泡的會聚下，那有照不亮的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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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一向欺弱怕強而只於中國的內戰中打赢過國民黨的中共，若能拿下台灣則早就會有如於1950年以武力攻下沒有國防的西藏般的打下台灣了。但台灣顯然沒有那麼的好拿。除了天然屏障外，台灣也不是沒有國防的，而台灣人不論對統一而言或對中國而言也都沒有好感。既然台灣人民心不｢嚮往祖國」，中共自然朝拉攏台灣民心的方向開始著手了。
除了以政逼商及以商逼政外，中共採取大量籠絡買辦及政策性的貿易。說來都是一種收買的行為。在權力運作的本質分析來看，威脅（coercion）及收買（payment）都算是硬實力（hard power）。有異於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 01/19/1937-）於80年代所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觀念。2004年，奈伊教授發表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ed in World Politics）一書。奈伊教授的要義是，吸引力（attraction）及納編（co-opt）是軟實力，威脅與收買不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力量在於他能用此影響他人的行為而達到你要的目的。
奈伊教授不認為中國了解軟實力這個觀念。奈伊教授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有三個來源：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 以美國而言，美國的大部分軟實力都是由公民社會產生的，如大學教育，基金會，好萊塢及大眾文化等等。這些都不是政府機構所能做到的。奈伊教授也指出在對外宣傳上，中國每年花一百億美元，美國只花6億6千萬美元。但中國除了在非洲及拉丁美洲正面形象大於負面形象外，在歐洲，北美，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形象都是負面的。
從2004年在國外建立第一個孔子學院開始，直至目前為止中國已於世界各國建立了475個孔子學院及859個較小的孔子教室。但指控孔子學院扼殺言論自由的聲音也相當多。除了孔子學院外，中共前總理胡錦濤於2007年開始宣稱要宣揚中國的軟實力。2011年10月，準備接掌政權的習進平也揚言要建立中國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大國。2014年習進平更誇口要增加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夢，亞太夢，一帶一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等口號都打出來了。但結果如何呢？
目前有兩個組織做各國軟實力的比較，一個是Monocle，一個是Portland。以Portland於2015年的排名來看，中國很難看。Portland 主要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目前三十四個會員，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會員）的會員，金磚國家 (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及一些小但較有成就的國家 (如新加坡) 來做調查排名。總共有五十個國家被納為排名的對象。Portland 只公布前三十名。在這三十名中，排名前五名的為英國，德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排第8，南韓排第20，新加坡第二十一，希臘第二十五。中國於這30名排行榜中墊底，次於土耳其與墨西哥。中國的墊底使很多人感到有點意外。因為眾所周知，中國花在對外宣傳及孔子學院的經費相當大。
對於中國花大筆錢做廣告但在軟實力的排名榜上卻這麼的低，奈伊教授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其民族主義所導致的與鄰國的衝突。除此之外，中國也不了解，也不願去允許一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軟實力。花大筆錢收買民心說來是屬於舊的硬實力，不是軟實力。不會有好的成效。
如果中國有一天進步成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而於軟實力的排名榜上不要說有如美國的第三，而若有如日本的第八的話，則台灣人對統一之說便很難拒絕，而會覺得統一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到時再說吧，老共！
在與中國對峙的情勢中，台灣看起來是弱者，而也需要第三者的支援。但在實際運作上，台灣卻也掌握了一切的王牌。台灣擁有東亞最優越的不動產，具有無可匹敵的戰略地位。台灣有充滿活力的政治運作及跨文化的社會活動力。台灣有活旺的經濟力及多邊茂盛的貿易，而也於早期帶動了中國境內的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會軟硬兼施以赢取台灣。從飛彈，武演，反分裂法，國安法，經濟協議，談判，旅遊觀光，文化交流….各種十八般武藝及十二星座愛情術都會一一搬上檯面，要的當然就是將台灣拿到手。但中國不會承認的就是，目前這種對峙的海峽平靜局勢是有益中國的。因為中國目前專注的是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而目前的局勢有益於中國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Shelly Rigger: Why Giving Up Taiwan Will Not Help Us with Chin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Nov. 2011）
四十年前，當台灣與中國沒有來往時，中國的威脅固然在，但不是很切身，因為沒有實質的影響力。但目前兩岸交流已公開，而中國也加緊對台灣的滲透。中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力，如貿易而導致的經濟互相依賴， 與日俱增。但尚無法公開研究的是，除了助長中國的經濟發展外，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如何？一個充滿自由民主文化，而人民較能開放及獨立思考的台灣，那種軟實力對一個活於集權社會的中國人來說會是相當吸引人而有影響力的。到頭來是誰在影響誰，有待分曉。
一個原來是與世隔絕的「海角一樂園」台灣，在被葡萄牙人驚艶到，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及漢人大量移民後，開始登上國際舞台。演變至今已成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及強權對抗的關鍵地帶。在大家都注意於強權的運作時，有多少人注意到島上人民的心聲。人民不是國際強權運籌帷幄的籌碼，人民的福祉才應是目標。這也是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她的《台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一書中所一再論述的。（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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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的教育裡，台灣被說成是自古以來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種日夜灌輸而又帶宗教意味（神聖不可分割）的「教育」，自然使相當閉塞而民智未開的中國社會，信之如小孩之相信童話一般。從當初的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到目前的和平統一台灣，中共從來沒改變他要奪取台灣的立場。雖說是和平統一台灣，但以千枚飛彈之對準台灣及一切軍事排演都以攻台為主來看，中共的對台武力進犯從未鬆綁。
戰爭卻也是解決國際紛爭的主要方法之一。那中共為什麼不對台動武呢？
歷史上有很多例子顯示，戰爭的結局常常不是交戰國所能預料的。許多帝國與獨裁政權都是因為國外參戰而國內發生革命，以致最後倒台的。遠的不說， 20世紀以來這種例子就層出不窮。沙俄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遭到慘敗，結果引爆了1905年的那一場沒成功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於歐洲造成鉅大的變化。四個帝國於參戰後都因國內問題重重而一一垮台了。沙俄於1917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及接著而來的十月革命，引進了布爾雪維克長達七十四年的專政。奧匈帝國也因參戰而使國內的民族、經濟問題尖銳化，而裂解成為九個國家。被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的奧圖曼帝國於參戰前，英法兩國就已虎視眈眈的拿著刀叉，預備要瓜分這塊大肥肉。最後是凱默爾引導的革命宣告土耳其的獨立。但大部分在巴爾幹半島，近東與中東的奧圖曼帝國的領土，最後都裂解成為許多獨立國家與英法的勢力範圍。日耳曼帝國也於戰爭失利後引起國內的革命 (1819-1919年)， 而建立了只維持14年的威瑪共和。
歐洲如此，亞洲也一樣。清朝的垮台是一連串戰爭失利的結果。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到最後致命的八國聯軍。八國聯軍雖然只限於北京及局部華北地區，但巨額賠款（雖然於最後大幅裁減）導致清廷的財政負擔過重而最終倒台。日本侵華所引起的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動，卻也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日後勝利的機會。而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的擊敗殖民東南亞的所有歐洲列強，卻也造成了戰後的權力真空。戰後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因而得以展開，最後是東南亞諸國的獨立與建國。
對戰爭可能會引起的國內問題的尖銳化，中共不會不知，而會小心的算計。但中共其實也對台灣開戰過了： 1955年 1月18日的一江山之役與1958年8月23日的八二三炮戰。
1954年 12月2日，台灣與美國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中共於條約未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用五千多兵力，三棲作戰的方式攻擊守軍不到一千人，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三天後攻下了沒有天然屏障的一江山島。隨後美軍幫忙國民黨將大陳及其附近島嶼的兩萬八千名居民撤退到台灣，這就是所謂的大陳義胞。
1956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之後毛澤東開始推動自己的路線而於1958年展開了｢大躍進｣。接著於 1958 年8月23日發動了八二三炮戰。分析家認為毛澤東發動八二三炮戰的原因在於表明中共的獨立，不再受蘇聯的牽制。而也要測試美國的反應。而美國的反應是對中共提出警告，也提供較先進的武器給台灣。我們知道八二三炮戰最後是不了了之。
1990年李登輝的訪美與1996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觸動了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有了飛彈試射與軍演。美國方面則兩度派出航母：獨立號（Independence）與尼米茲號（Nimitz）防衛台灣。當時有些台灣的軍事分析家認為中共會拿下一些小島（如東引）做下台階。不然這麼大陣仗的演出而沒一些結果的話很難下台。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綜觀中共對台灣的用武，實質的或只是武嚇而已，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算計：國際情勢，國內的考量，台灣的動向，及美國的態度與做法。攻台灣難免會牽涉到美國與日本，中共是要仔細考慮美國的反應的。要考慮美國原因也很簡單：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僅存的超級強權。
言之鑿鑿不惜對台用武的中共會不會打戰？軍力的分析，政治經濟的因素暫時撇開不談。我們來看中共的作戰紀錄。中共於日本侵華中沒有什麼作為，只忙於壯大自己而已。國共內戰中是打贏了國民黨。兩度攻下沒有武裝的和尚國家西藏。韓戰中及越戰中只當支援的角色。與印度兩次邊界衝突是一勝一敗。 與蘇聯的珍寶島邊界糾紛（1969）沒有結果。與越南的戰爭（1979）雙方各稱勝利。與越南的赤瓜礁衝突（Johnson South Reef, 1988）算是勝利。打台灣三次，一次嬴（一江山），一次沒結果（八二三炮戰），一次有雷聲沒下雨（1995, 1996）。由這種紀錄看不出中共軍隊有多強的作戰能力。
美國則是個尚武而介入許多戰役的國家。18世紀中五戰五勝（第一個是對英國的獨立戰爭）。19世紀中參與六十二場戰役，一個輸（印地安人），三個平，58場勝利。20世紀中參與二十五場戰役。三個輸：干涉俄國內戰（1922），豬玀灣事件（1961），越戰（1955-1975）。二十二場勝利。 21世紀中參與四場戰役，兩勝，兩個仍在持續中．
比較中美過去的紀錄，中共自然會對美國的反應格外小心。
中國文化一向色厲內荏，欺弱怕強。共產黨如此，國民黨也不例外。國民黨雖然於被打敗到台灣後有經過一些改革，但直至目前為止，掌權執兵符的都是那些原來被共產黨打敗的班底。也難怪在「兩岸交流」後軍心大為潰散。以台灣目前的「國軍」看來是無法有效的對付中共的。台灣要的是一個基於台灣民族主義，以台灣為主體，會捍衛台灣的軍隊。這不但符合台灣的利益，也有助於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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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中國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中國不是一個海權國家。科技的落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中國被島鏈封鎖更是個主因。若能拿下台灣，則中國自然能夠突破這個封鎖鏈。也多少因為如此，中國把拿下台灣當成他的主要任務。拿下台灣多少可以完成那個中共認為沒有完美結局的內戰，也多少可以祛除過去外侮所帶來的歷史屈辱。如果沒有完善的依中共的意願來處理這個所謂的「台灣問題」的話，則中共政權將難以維持。
中共為此在國際上的統戰也頗下功夫，揚言台灣問題的沒獲得解決是改善中美關係的絆腳石。從2010年以來就陸續有一些學者於報章雜誌上發表棄台論的調調。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12/14/1947-）於2014年3月14日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的「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學術界如此，政府機構亦然。聯邦國際外交事務所裡，一些傾向也開始不利台灣。三十多年來許多美國學生到中國學中文，很多人已於聯邦政府中任職，不少帶有傾中色彩。這有異於三十多年前大部分的美國學生都到台灣學中文。很多人了解，也同情台灣人爭取民主的奮鬥過程。
嚴格說來棄台論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杜魯門總統在韓戰爆發前就採取棄台的立場，而尼克森之訪華與卡特總統之處理與中國建交的過程也是屬於棄台的一種。
持棄台論的人固然不少，但中共到底是一個極權的共產政體，而於世界各地有衝突與戰爭的地方，大都與美國站在對立面。加以台灣是個自由民主政體，有其優越的戰略地位。在國際上支持台灣，為台灣發聲的還是多數。許多學者，如邁阿密大學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yer）就指出，拿下台灣並不是中國的目標。拿下台灣將使中國會進一步危害東亞，東南亞，並向美國的海權提出嚴重的挑戰與對抗。拿下台灣將只是中美強權對戰的開端而已。
1565年的「馬爾他之役」（Great Siege of Malta）是歐洲與奧圖曼帝國爭霸地中海的轉捩點。馬爾他是介於西西里島與北非的一群小島，面積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大。奧圖曼帝國全盛時期佔有北非，巴爾幹半島與一些東歐國家。在軍事上所向無敵，而對歐洲造成嚴重的威脅。1565年，約四萬八千名奧圖曼軍力攻擊總兵力只約六千一百人而以西班牙人為主力的馬爾他，結果潰敗了。馬爾他之役是16世紀最為歐洲人所傳誦的一場戰役。從此歐洲人不再視奧圖曼帝國的軍力為攻無不克，而此役後地中海也成為西班牙的內海。
拉赫曼（Iskander Rehman）就用馬爾他之役來形容中共的擴張（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 2014）。若奧圖曼帝國於那時拿下馬爾他，則整個歐洲將處於相當不利的局面，將難以抵禦奧圖曼帝國的擴張。同理，若中共拿下台灣，則美國將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將會造成整個太平洋權力板塊的移動。拉赫曼也指出，領土的取得只會更刺激民族主義的狂熱，而會要求更大的領土擴張。這將只會是一個沒完沒了的對抗，而非中美良好關係的開始。
除了馬爾他之役外，也有人（John F. Cooper, <Why We Need Taiwan>，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9, 2011）用1890年12月的傷膝河之役（Battle of Wounded Knee, 或Wounded Knee Massacre）來做比喻。傷膝河之役後，美國與印地安人的戰爭已算結束，可以開始向外擴張，而也於十年後成為強權。 1898年美國於美西戰爭中擊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與關島。同年與薩摩亞（Samoa）議約並併吞了夏威夷。1900年取得威克島（Wake island）。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海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次大戰後更於太平洋及全球成為無敵艦隊。Cooper認為中國之取得台灣將有如美國之勝於傷膝河之役，接下來的將是不斷的擴張。
但要拿下台灣，可預見的是中共會失去這場戰役。台灣值得中共挑釁作戰嗎？中共要的是什麼？這是華安瀾（Alan M. Wachman, 10/13/1958-06/21/2012）在《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一書中所要探討的。書中援用了一個巴勒斯坦知識分子Edward W. Said（11/01/1935-09/25/2003）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所提出的｢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ies, 或imaginative geographies）這個觀念。這個觀念的要義是說，國界並不是如地理般的固定的，而是隨著一個國家的權力地位的發展而調整的。當一個國家的勢力在上升中時，想像中的地圖也跟著擴張。而理由大都基於傳說與神話。海權自然是中國的想像地圖之一，因為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重要的海上活動可言。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將領就跟華安瀾說：｢台灣如果沒回歸祖國，則中國將無法走出去，而會成為一個內陸國家，無法成為一個海權國家｣。了解海權對一個強國的重要性，使中國視取得台灣為重要的一步。而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自然成為中國的一大障礙。
說起來當今中共的「想像地圖」也都是國民黨先想像出來的。1943年在開羅會議中，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國民黨抗日，而以對待強國的方式對待國民黨。｢麻雀變鳳凰｣的國民黨｢信心｣大增的變成了｢列強｣。在開羅會議中，國民黨要求「竊土」台灣必須「歸還」中國。1946年國民黨將與他們無關的南中國海都列入了中國的版圖。1970年，台灣與香港的海外統派人士發動保釣運動。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想像地圖。國民黨想像好的，中國照單全收。因為符合中共擴張的目的與利益。
俾斯麥下的日耳曼帝國成功地達成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接下來的威廉二世了解海權之於一個強權的必要，而與大英帝國進行造艦競賽。結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耳曼帝國的垮台，威廉二世的遜位，及威瑪共和的建立。經濟有所成長而急於發展海權的當今中國，難免使許多學者將之比為一次大戰前的日耳曼帝國。此心同，此理同，結局也會相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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