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在這個信用卡的時代用現金做交易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但即使是在用現金做日常交易的時期，大部分的人可能也都不會去注意到美金紙幣上的人物是誰。發行過的美金紙幣面值由1，2，5，10，20，50，100，500，1000，5000，10000，到100000都有。但較常用的為1，5，20，50，100。在這常用的紙幣中只有一個人沒當過美國總統，但在所有立國的重要文件中都有他的簽名。這個人是班傑明‧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17/1706-4/17/1790)，百元美金上面的人物。
美國獨立宣言的執筆者是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但思考者則是佛蘭克林。他們兩人同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約翰‧亞當 (John Adams)，麥迪遜 (James Madison)，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華盛頓的財政部長) 及約翰‧傑 (John Jay，華盛頓的大法官) 等六人被尊為美國的開國元勳 (Founding Fathers)。因為他們六人都在獨立宣言與美國的憲法上面簽了名。我們知道美國的獨立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發布的，在簽署的56人中佛蘭克林是最年長的一位 (時年70)。美國的憲法是1787年9月7日簽訂的。在55名代表中簽了名的共有39位，外加大會秘書William Jackson，有簽名的則共有40位。在這40位簽名者中，佛蘭克林仍是最老的一位 (時年81)。
除了獨立宣言與憲法外，為了對抗英國而與法國簽的聯盟條約 (Treaty of Alliance, 1778) 靈魂人物也是佛蘭克林。打敗英國後的美國與英國的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1783) 也有佛蘭克林的參與。佛蘭克林是唯一在這四個重要文獻上都簽了名的人。
那這百元美金面上的人物是何方神聖。
佛蘭克林出生於波士頓，總共有17個兄弟姊妹，父親是做肥皂的。出身寒微的他只受了兩年的教育而已。但他喜歡看書也很努力。12歲時便於他哥哥開的印刷廠中當學徒。早熟的他於15歲時就用假名Silence Dogood，以一個寡婦的身分秘密投稿而紅極一時。佛蘭克林後來搬到紐約，最後落腳費城而認識了他未來的太太瑞德 (Deborah Read)。1728年左右佛蘭克林有了一個兒子威廉‧佛蘭克林 (William Franklin, ca. 1730-1813)。1729年佛蘭克林買下了賓夕法尼亞公報 (Pennsylvania Gazette) 而將該報發展成當時13州中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此時佛蘭克林也致力於社會公益及社會的改善，也成為一個發明家。他也促成了哲學會 (Philosophical Society)，圖書館 (Library Company) 及醫院 (Pennsylvania Hospital) 的設立，這些目前都仍存在。
佛蘭克林本來是忠於英國及英國王世的 (Royalist)，以英國人自居。從1759年到1775年這段期間佛蘭克林都住在英國，代表殖民地的賓州，喬治亞州，紐澤西州與麻塞諸塞州。在英國的這段期間他與英國的政要頗有來往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也透過他的關係為他的兒子威廉爭取到紐澤西州的皇家州長一職。但這段期間有兩件事的發生改變了他的想法。首先是1765年英國要加課印花稅 (Stamp Act) 而引起了美國殖民地的強烈反彈。美國殖民地的強烈反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第二是1772年的賀金森事件 (Hutchinson Affair)。賀金森是麻州的皇家州長，他寫了不少信給英國政府敦促英國政府應限制殖民地人民的權益。他說殖民地人民不應享有與英國本國同等的自由與待遇。1772年12月，佛蘭克林收到一紮不知誰送給他的賀金森致英國政府的信函。經由佛蘭克林的轉寄，這些信函後來於1773年6月發表於波士頓公報 (Boston Gazette) 上後引起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由於透露信函使佛蘭克林遭受英國政府的公開譴責。1774年佛蘭克林離開他視為腐敗的英國返回美國，此後積極的參與美國的獨立運動而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者 (Patriots, 或Revolutionaries)。佛蘭克林雖成為美獨，但他的兒子威廉卻仍是個忠誠的英國人。父子關係從此決裂。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威廉也遭到革命軍的監禁，最後於1782年搬到英國。
簽署獨立宣言後，佛蘭克林便去法國爭取法國政府的援助。會說法語又頗有女人緣的他也成了個很成功的老不羞外交官。1778年美法的簽署聯盟條約得力於他。此條約的簽訂也使得美獨得到很大的助力。美國獨立後與英國於1783年簽了巴黎條約。在議約過程中美國採取很強硬的態度，對離開美國的反革命者(Royalists)不予特赦也不給補償。一般咸信代表美國的佛蘭克林之所以如此強硬與他跟威廉的不良關係有關。在佛蘭克林1788年的遺囑中，除了Nova Scotia的一些土地外，他幾乎沒留給威廉任何財產。他也說了，如果英國贏了，則他不可能有任何財產留給後代。
在一個政治社會運動中，一個家庭的成員多少都會受到影響而可能會有不同的抉擇。扯破臉及關係的決裂是難免的事。台灣的統獨之爭使許多家庭都因而出現了問題。如今許多藍營的家庭也看到他們的下一代大都走上反國民黨而主張台獨的道路了。解決家庭紛爭是每個家庭自己的事。但在解決統獨之爭與家庭因此而產生的紛爭上，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家庭的未來常取決於該國家的未來。而台灣的未來在於獨立於中國之外而非與那個暴政的統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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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0日，洛杉磯北邊的Glendale市議會通過了於該市公園中設立韓國慰安婦雕像(重一千一百磅)的決議。Glendale市的理由是，紀念這群於二次大戰中被逼良為娼的性奴隸，也代表了向占該市人口十分之一的韓國人的致意。
韓國人過去在紐澤西州也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但沒通過。Glendale是第一個在美國設立慰安婦雕像的城市。韓國人也將在加州的其他城市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相對於韓國人，日本人是極力反對這種雕像的建立的。一些日美人團體立主將雕像撤除，他們提出法庭訴訟，但沒成功。2014年10月，他們上訴聯邦法庭也被駁回。法庭的理由是：日美人沒有辦法提出這個雕像構成傷害的證據，而且Glendale市之設立該雕像並無違法。雖然大部份的日裔美人持反對的態度，但也有支持的。1980年成立的日裔美人人權協會NCRR (Nikkei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則贊成這個雕像的建立。NCRR當初成立的目的是要求美國政府應對二次大戰中日美人被關進集中營的一事道歉及賠償。NCRR認為日裔美人及韓國的慰安婦同是戰爭的受窘者，所以他們支持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歷史事實與民族仇恨
慰安婦是存在的，但其真實情況已很難考證了。探討這事件的人不只帶有成見，也常有偏見，也都頗情緒化，而都有意將其造成宣傳的工具。即使在數目上也都難以印證。韓國人說當年有約8萬到20萬名的慰安慰，除了韓國人外也有中國人、台灣人及東南亞人。維護日方版本的人認為慰安婦，是屬於編制內而有薪水的。但指控者說，許多是被強迫當性奴隸的，而也有稚齡女孩被誘拐入火坑，而這也是美國人較在意的一點。
當民族仇恨點燃時是沒有歷史的真相可討論的。
同中國人一樣，韓國人也具有超強的民族主義情結(hypernationalism)，而兩者在仇日情結上都是一致的。仇日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其原因也相當複雜。在政治上及財團與大工業的運作上都有其利用價值。在韓國你是不能不仇日的，親日及求取改善日韓關係在韓國仇日的氛圍下常是死路一條。無可否認的是，南韓的工商業型態與日本很類似，而也可說步日本的後塵。在以外銷為主體的各行各業便與日本的工商業成為激烈競爭的對象。好多年前，在一篇報導南韓汽車工業發展的文章裡，讀到韓國人如何激勵工人。在晨間開工前，工人集合看一部戰前日本人如何迫害韓國人的短片。之後銀幕上出現了日本汽車，管理階層於是向工人說那是我們要擊敗的對象。這種仇日情結多少凝聚了韓國人的向心力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說過，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你不須要上帝，但須要有一個魔鬼的存在。意思是說，對上帝的敬與愛並不一定能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當你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魔鬼)時則群眾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共同的愛不是團結的力量，但共同的恨則大家會結合在一起。共同的恨固然能使群眾結合在一起，但團結與否，能團結多久，則又是另一回事。
除了民族主義因素外，仇日的韓國人還有一個韓國文化的獨特情結—-｢恨｣(한,han或haan)。此恨未必等同於我們所了解的恨，而這個恨的文化對韓國人來說是由生到死而無所不在的，是每個韓國人都有所感受的。這個恨代表因為外來的迫害所引起的痛恨、苦難與孤立無援。對韓國人來說，內有階級的迫害而於歷史上也常受外族的入侵與迫害，多少是這種情結產生的歷史背景。日本說來是最後的一個侵略者。但事實是韓國人除了北韓共產黨外於二次大戰中並無所謂的抗日。由於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非那時都不存在的韓國投降的，仇日的恨並沒有得到解決。
性與暴力
在美國，不管石翼的共和黨或左翼的民主黨都對好萊塢有所意見。右翼的人認為好萊塢的電影過於強調性，影像過於露骨。左翼的人則認為好萊塢的電影太過恐怖，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好萊塢的人知道，不管他們製造的影片是性或暴力，兩翼的人都會有意見。而之所以繼續生產有關性與暴力的電影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有關這兩種題材的電影是最容易賣座的，這就回到男人的本性了。
一個年輕的美國哲學家Ken Wilber在他所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一書中說，在狩獵期(hunting and gathering)之前，男人的本性只有兩個：幹或殺(fuck it or kill it)。軍隊本來就是要用之於殺的，透過紀律軍隊可使殺傷力向外而非對內。但就幹來說就稍為複雜些。年紀較大的台灣人當會記得「軍中樂園」這種妓女戶的存在。而美國大兵的軼事更不用說了。而從美國內戰以來就已盛傳軍隊的食物常摻有Saltpeter(硝酸鉀)用以壓抑軍人的性慾。因為當你把一群廿歲左右的年輕男人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了解這個就可了解慰安婦產生的背景。而事實上慰安婦的制度是於1938年設立的，在南京大屠殺 (Rape of Nanking, 1937)的隔年設立。這多少解釋了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是為了解決軍人的性問題而成立的歷史背景。若說要有所爭議，爭議的要點應在於慰安婦的來源，待遇及處置。而這也是正反兩方爭執的要點。
此妓非彼妓
當年的慰安婦如今大都已過世，碩果僅存的如今大都是八九十歲以上的老婦人。這些人如今都成為韓國朝野禮遇的對象，因為她們代表了日軍「暴行」的見證人。而事實上，在2013年Glendale慰安婦雕像揭幕的典禮上就有一位當年的慰安婦穿著傳統的韓國服裝，特地來參加揭幕典禮，並接受訪談。但不是每個韓國的妓女或性奴隸都有這種禮遇的。
二次大戰後，美國兵取代日本兵進駐韓國，應運而生的就是妓女戶的開張。這些妓女戶都開張在美國大兵的營區旁，數目多少難以估計，但1962年南韓政府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並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內的合法妓女。那年登記有案的合法妓女就有兩萬人。暗的則有21萬人，占南韓全國35萬名妓女的百分之六十。這些妓女戶的存在是原先南韓政府所容許並認為是須要的。很多早期的妓女如今都已七十多歲以上，許多生活潦倒，並受到家人與社會的排擠，也沒受到政府的照顧。這些以美國大兵為主的慰安婦所遭受到韓國朝野的歧視與冷落，真不能與「服務」日軍的慰安婦所受的禮遇相比。2014年6月25日，一群122名前美軍慰安慰(過去稱為洋公主，Yankee Princess)控訴南韓政府迫害她們及剝奪她們的人權。這群人都是以前在公營的妓女戶工作，他們指控政府當年限制她們的自由，與皮條客合作逼她們為娼，只口頭說她們所做的是愛國的事，也是民間大使，但卻將她們當成貨物來買賣。她們要求美金九千八百元的賠償。這個訴訟對指控日軍對慰安婦的「暴行」，但卻自己從事壓迫本國人從事美軍慰安婦的南韓政府及社會是相當諷刺的。
變遷中的美國亞裔社會
Glendale市的慰安婦雕像之建立及其所引起的日韓之爭，除了反應日韓之間的歷史糾葛外，也多少反應了美國亞裔社會的變化。在二次大戰前及戰後初期，日裔美人是亞裔社會的主力。由於美國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大大限制了華人的移民。在1924年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也排除了日本人的移民。以193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華人的人口只有五千人，日本人的人口有13萬8千人。韓國人則大約在一千多人左右(沒有正式統計)。由於日裔美人人口多，又因二次大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政治迫害的經驗，使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相當活躍，而在社會各階層也都頗有成就。日美人也是最溶入美國社會的亞裔人士，而一半以上也都與異族通婚。進入六十年代後，美國的亞裔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65年通過而於1968年實施的移民法案大大改變了美國社會的人口組成。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在所有的亞裔人口中，以華人占最大宗，有四百萬人。菲律賓人其次，有三百四十一萬人。第三是印度人，有三百一十八萬人。第四大是越南人，有一百七十三萬人。再來就是韓國人，有一百七十萬人。第六是日本人，有一百三十萬人。台美人則只有二十三萬人。日本人的計算還包括混血的。台美人則無疑的有一批人登記為華人而沒計算到。在加州，日美人有二十七萬人，而韓國人有四十五萬人。除了人口的消長外，日美人大都為二世以上而為道地的美國人，韓國人則多以一世或二世為主，與韓國的關聯還很深。
第一代的移民多少是來源社會的延伸，他們帶來了原來社會的語言文化、宗教、政治與歷史。在社會組成及社區交往上，也都依循舊社會的原則。但對二世以後的亞裔人士而言，他們對舊社會的一切都很陌生，所面對的是在美國社會生存及成長的問題。在認同上也常依附在亞裔美國人這個雨傘下。面對亞洲國際間的糾葛與紛爭雖能略知一二，但不會很切身。韓國人之推動慰安婦雕像多少代表了第一代移民的立場，他們將韓國社會中的仇日文化及恨的情結移植到美國，企求凝聚韓美人及突顯韓國人在美國的聲望。韓國第二代如何對待這個問題，而他們如何與其他亞裔人士來互動是值得觀察的。
一個民族的映像
1928年9月，一群移民到賓州東部一個小城Easton的義大利人，決議要捐獻一座雕像給Easton表達謝意。他們選擇了哥倫布。因為哥倫布是個有名的航海家，而也被認為是發現新大陸的人。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哥倫布是義大利人。他們請費城的名雕塑家Giuseppe Donato鑄出這尊高九呎的哥倫布鑄像。但整個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三Ｋ黨的反對，使得要設立於學校前的計劃被取消。最後於1930年8月5日Easton市議會同意鑄像樹立於河邊。感人的是，在那義大利人口不過四千五百人的Northampton郡裡，大部分都為農民與工人的義大利人共捐了一萬三千美元(合今日的18萬美元)，使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在那個經濟大恐慌的年代，這些都是靠小錢擠捐出來的。據該郡義大利裔表示，當初捐贈的人都有很強的榮譽感。
在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裡，各個民族都有意無意的留下他們在這個社會的映像。有建博物館的(如日本人的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猶太人的Holocaust Museums)，有節慶的(如墨西哥人的Cinco de Mayo，非裔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有建紀念碑的(如洛杉磯MacArthur公園中的匈牙利1956年抗暴紀念碑)，及文學與藝術。而如今韓國人選慰安婦來做為他們民族的映像。慰安婦代表了被壓迫的弱者(當然也有人認為是自願)及娼妓(不管是自願或被迫)。韓國人選這個雕像來做為他們的映像，結果及影響如何有待觀察。但應該不會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台美人在美國雖然是相當的少數，但由於大都是留學生的後代，教育水準高而於社會上也頗有成就。台美人也應考慮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映像來表現於美國社會。一個成功的映像應是樂觀、進取、有激勵的作用及歷史感。當台美人要建立自己的表徵或說你所居主的城市有一天要對台美人社區致意時，你要採用什麼樣的表徵與映像。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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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曾經主宰地球一億三千五百萬年，但在六千六百萬年前它們突然全部由地球上消失了。恐龍之所以消失滅種的原因曾經是科學界的一個謎。但近年來科學家相信恐龍的滅種與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有關。六千六百萬年前有一個巨大的流星落擊到墨西哥灣而引起巨大海嘯並使全球蒙罩在深厚的沙塵之中達多年之久。由於多年不見天日使得許多動植物都因而死亡，恐龍是其中最顯著的一種。那個事件科學界稱之為 K-Pg 滅種事件 ( K-Pg extinction event)。由於恐龍的滅種使得其他生物，尤其是哺乳類得以繁殖而有以後靈長類及人類的產生。恐龍的滅種不免令人思考到恐龍是否大而不當以致無法適應那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所引起的環境變化。

恐龍是否大而不當而滅種，而大國是否會同恐龍一樣在環境變化迅速的未來因難以適應而垮台。這種想法對小國家的台灣人來說聽起來順耳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雖然有人闡述台灣不論在人口，經濟能力及科技的發展上都不是小國而應屬中級強國 (middle power) 。這種論述有其事實及正確性。以台灣的種種指標之於世界各國的排名來看，台灣應屬中級強國而非小國。如要說台灣是中國，我想也只有這種說法才可通。但事實是台灣的每一個鄰國的土地及人口都比台灣要來的大。從日本，南韓，中國，越南及中南半島上的所有國家及菲律律賓，每一個國家的領土都比台灣來的大，而人口除柬埔塞及寮國外也都比台灣多。而台灣尤其因有那個巨大的惡鄰在旁邊，更使得台灣人覺得我們的弱小。

論述台灣是個中級強國或小國在歷史的行進上看來可能意義不大。說台灣是個小國家，雖然其人口與澳洲一樣，也無不可。小國有小國的好處。有關小國的好處論述也很多，不外乎治理較容易，較有效率，人口同質性較高，運輸及溝通容易等等。一般的調查也顯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民都是小國的人民。以2013 年的 世界快樂指數 (World Happiness Report ) 來看，前幾名是丹麥，挪威，瑞典，瑞士，紐西蘭，加拿大。大都是小國。這些國家都重視環保，教育，醫療人權，性平等，子女的扶養及社區生活等等。以最快樂的國家丹麥而言，她也曾是北歐的霸權而參與無數的戰役，但這些都於1849 年6月5 日丹麥訂立君主立憲後成為歷史。丹麥從此走中立國的路線而不眷念她的帝國歷史。丹麥女性 (1915) 比美國女性 (1920) 更早能投票。除了健保及教育的保障外，丹麥父母有一年的產假。質料顯示哥本哈根有一半以上的人用腳踏車通勤。丹麥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從事社會公益活動。這些無給的公益活動據估計占丹麥 GDP 的百分之9.6。

除了最快樂的人民大都居住於小國外，許多優良的產品也都是小國家建立的。較有名的如瑞士的鐘錶業，比利時的鑽石業，荷蘭的鮮花市場，瑞典的傢俱業及科技業等等。美國是諾貝爾獎拿最多的國家，但諾貝爾獎的設立及管理是挪威與瑞典共同治理的。

台灣如果好好治理的話當然也可能成為一個快樂的小國家。但不幸的是台灣有個不讓你能安居樂業的惡鄰在旁一直對你叫囂。這種情景難免令人想起聖經所描寫的三千年前以色列的牧羊人大衛 ( David ) 與腓力斯 ( Philistine ) 的巨人歌利亞 (Goliath ) 的對決。故事的大意是當時腓力斯要攻打以色列，兩軍各據山頭在峽谷對峙而處於易守難攻的狀況。腓力斯人於是派出他們的巨人歌利亞每天出來叫囂，以色列人只有戰戰兢兢動都不敢動的份。此時一個以色列的牧羊小孩大衛要聲討不信耶和華的腓力斯人便自告奮勇要挑戰歌利亞，而以彈弓將石頭擊中歌利亞的額頭。歌利亞倒下後大衛抽出歌利亞的劍而將歌利亞斬首。腓力斯軍於是潰敗而逃。一般人都將這個故事解釋為小人物靠僥倖或機遇打敗強敵的振奮人心的故事。但據《David and Goliath –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一書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 的分析，歌利亞可能患有肢端肥大症 ( Acromegaly)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巨人症。身體巨大而令人生畏但健康問題重重，實質是虛弱的很。歌利亞想用盔甲與劍決鬥但大衛選擇他熟悉的彈弓。據目前以色列的彈道專家研究顯示彈弓的速度比最快的棒球投手之速度都要來得快。再加上精準度其殺傷力相當驚人。也就是說大衛與歌利亞的對決表面看起來令人意外，但你若了解 (1) 歌利亞有病而只是個空心大老倌 (2) 彈弓武器的厲害 (3) 大衛選擇自己的戰法而非對方指定的 (4) 大衛有信仰支持，則結局就不會意外。這個故事對台灣人的啟示是台灣人要好好的治理自己的國家，了解自己的長處與優點而選擇自己的戰場，並應了解區域政治及歷史運作建立自信。則台灣將會是一個現代社會中擊敗歌利亞的大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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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國可稱得上是第一個超級強國 (Superpower)。在其全盛時期 (1815-1914)，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占有兩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 約當今中國的2.7 倍或台灣的七百二十倍)，人口有四億人。大英帝國是當時全球的首霸，首強，負責維持全球的次序與穩定而被人稱之為｢不列顚和平｣ ( Pax Britannica, 仿羅馬和平 Pax Romana 一字而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英帝國開始覺得她連歐洲的紛爭 (主要是德國與俄國) 都難以應付，遑論全球布局了。二次大戰結束後也宣告了大英帝國超級強權時代的結束。

二次大戰後隨著大英帝國的式微兩大超級強國也產生了：蘇聯與美國。在冷戰期間 (1947 – 1989 )，蘇聯與美國雖沒有直接的衝突 ( 所以稱為冷戰) ，但兩者在全球各地卻不斷的拉東打西的做網羅式的布局。但經濟的衰退及境內各民族主義的抬頭使得蘇聯走上黃昏之路而於1991 年12 月25 日宣告解體。解體後的蘇聯並不就代表一向為蘇聯主體的俄國就此甘於寂寞。當今的俄國是很想再重回超級強國的地位的。而事實是有人把俄國、中國、印度、巴西與歐盟都看成是有希望成為下一個超級強國的國家。看來是人人有希望。但那一個國家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強國則各家各有不同的看法。

但中國有希望成為超級強國嗎？

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了解美國如何成為超級強國也許可提供中國一面｢見賢思齊｣的鏡子。

美國獨立時其領土只有原來的十三州。其後領土的主要擴張為：一，1803 年時向當時的法國拿破崙政府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代價購買了美國中部由路易斯安那州到蒙他拿，達可達州的兩百一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稱為 Louisiana Purchase。二，美墨戰爭 ( Mexican – American War, 1846-1848) 後取得了當今美國西部的領土。三，1867 年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向沙俄買了 Alaska， 稱為 Alaska Purchase。至此美國已是個大國，也是個美洲霸主。1898 年的美西戰爭後 ( Spanish-American War) 更使美國的領土擴張到美洲之外而取得了關島，菲律賓及波多黎各。但美國之成為超級強國則是二次大戰後的事。在歐洲及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後使美國自然的登上了世界龍頭的地位。二次大戰後面對共產黨的擴張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 年3 月12 日向國會演說時提到美國會對面臨獨裁的國家提供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援助。這也是一般所說的杜魯門主義 ( The Truman Doctrine )，表明了美國已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警察的宣示。

美國之能成為超級強國除了上述的歷史因素外，主要的還是文化的力量。美國建國前後有幸傳承到了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及日後的工業革命。加上其獨立建國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從而立建立了一個現代的社會。有人說美國沒有文化，但事實是文化是美國最大的輸出項目之一。美國的電影、音樂、大眾文化 ( pop culture ) 流傳世界各地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使世人競相仿效。美國教育強調創新、表達能力的訓練、法治、自治、及領導能力的栽培與訓練。在美國學校也好、社會也好，你會發現大家以規章行事而自治能力很強，而也很重視公眾事務。要有超級強國當然要有超級的國民。

但要當超級強國的國民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的。要維持世界秩序要有一大筆開銷，而這些當然要靠稅收。美國的聯邦稅率平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每次拿到薪水袋還不免痛三分，但花錢還不見得就能消災。美國於二次大戰中死傷共一百萬人，韓戰死傷共12 萬8 千人，越戰死傷共21 萬人，伊拉克戰爭死傷共三萬六千人，阿富汗戰爭死傷共兩萬人。美國人也開始了解他們池塘那邊的堂表大英帝國過去為什麼到處動兵行武了。而從越戰以來美國國內的反戰聲浪也就持續不斷。不只反戰而已，有些本不反戰的也開始厭戰了。超級強國的美國雖不能說敗相已露，但國內的檢討聲音及正反兩派之辯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以占有的土地面積及人口來看，中國當然是個大國。而從中共建國開始，更明顯的是從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後，中國也積極的想成為一個強國。相較於當年蘇聯之控制東歐諸國及在非洲及亞洲各地，甚至在美洲的古巴建立聯盟對抗美國，中國目前尚看不出來有那個外交能力及國際統籌才能。而在各個國際的衝突上中國是很明顯的站在美國的對方。除了北韓外看不出中國有什麼友邦而中國也與她的所有鄰居都交惡了。其作風小家子氣，雖是大國，談不上是泱泱大國。雖走向強國之路但離超級強國尚有一大段距離。領土，人口，經濟及科學技術都不是問題，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其文化水準。從元朝開始而致明清，有許多歐洲人到中國從事貿易及傳教。早期的天朝人物不覺得歐洲有什麼值得他們學習的。而事實是那時的歐洲剛走出黑暗世紀 ( Dark Ages, 六世紀到十三世紀 ) 不久，文化水平比中國差。但從文藝復興以後，歐洲 ( 及日後的美洲 ) 的文化持續進步而中國文化則遲滯不動。要追上歐美的文化水平，中國尚有一大段的路要走。看當年的美蘇對峙，美國給人的印象是敬多於畏而蘇聯則是畏多於敬。惡行惡狀又不知敦親睦鄰的中國顯然以蘇聯為宗師。既以蘇聯為宗師就應了解蘇聯的結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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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12/17/2892-3/34/2962) 在台灣及中國都享有盛名，尤其在學術界沒聽過他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他的興趣很廣泛，經歷也廣。他當過北大教授，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也當過國大代表並協辦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胡適一生經歷過新舊社會與東西文化的衝擊及東亞政治板塊的移動。胡適於一歲半時因父親胡傳在台東當知州，與母親馮順弟，哥哥及叔叔渡海到台南，隨後到台東。但沒三年就發生日清 (中日甲午) 戰爭。胡傳在全家搬回中國後病死廈門。胡傳在寫給馮順弟的遺囑上寫到：嗣糜 (即胡適) 天資聰明，應該令他讀書。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馮順弟雖然為寡母，經濟能力有限但相當重視胡適的教育。結果果然非凡。
聽過胡適之名的人多，但聽過其子胡思杜 (1921-1957) 淒涼下場的人可能不多。據聞取名胡思杜是為了紀念胡適在美國的指導教授杜威而來。由於胡適常常在外，加以舊式婚姻的太太江冬秀不識字又喜歡打牌，使得胡思杜小時候的教養成了問題。胡思杜雖然聰明，但喜歡調皮搗蛋，最後又結交了一些不良朋友。1939年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安排他學航空機械的大兒子胡祖望到康乃爾大學讀書。1941年5月胡適託人帶胡思杜到美國讀書。胡思杜在美國混了兩間大學但都沒有畢業。1948年胡思杜回北平，後來經過胡適的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1948年12月中共包圍北平與天津。形勢危急下，蔣介石派專機運送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及其他學術界要人。覺得自己又沒做甚麼錯的胡思杜不願與胡適一起走。中共建國後又要拉攏又要批判胡適，胡思杜為了融入｢新社會｣也表現積極並曾為文批判胡適 (胡適不認為那是他兒子寫的)。中共為了對胡適展開批判拋出了許多帽子：由賣國，走狗，文化漢奸，到異族，妖怪等罪名都出籠了。本來稍有利用價值而且表明與胡適劃清界線的胡思杜最後是被與這個｢妖魔罪犯｣的胡適被等同對待。在不堪壓力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年僅36歲。
胡思杜的自殺固然是胡適家庭的不幸，但這只是中共暴政下的一個個案而也，接下來的大躍進 (1958-1961) 及文革 (5/16/1966-9/9/1976)更造成了全中國的災難。大躍進死亡人數估計在兩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之間。文革死了多少人沒人知道，估計是七百二十萬人死亡，其中自殺的就有二十萬人。這受害者中許多是學者與知識分子。單單在北大自殺的就有24人。在文革期間因拒絕｢批林批孔｣而遭批鬥的梁漱溟雖然沒遭嚴刑峻罰，但由他的打油詩我們可看出當時紅衛兵對文人及知識分子的敵意：｢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狗不如。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楸出滿街走。｣
與知識份子在中共暴政下的境遇比起來，如胡適般跟隨國民黨來台的知識分子顯然幸運多了。但這並不代表胡適等人與國民黨就沒有問題或瓜葛。被殺害，入獄及被迫害的也不少。我們只能說相較於中共這個大魔，國民黨是個小魔。當然台灣的社會條件也不容許國民黨胡作亂為。與其他的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可說對知識分子相當的不尊重。而這也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中國歷史上只有文人，不能說有知識分子。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多多少少朔造了文人的性格：爭相取寵，文人相輕，媚上欺下。為的是｢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因為功成名就中科舉而成士大夫則｢學而優則仕｣。這一切都是皇上給的，不是人民選他的，自然是｢有奶便是娘｣的無視民間疾苦而急欲巴結向上了。有這種科舉制度來建立官僚體系，也難怪沒有決定權或同意權的一般民眾會不滿了。中國文人與一般的社會生產與進化沒有甚麼關係，士大夫是屬於剝削的一群，他們的作用只在於維持一個封建社會的穩定。馬政權的用人予人的印象是｢博士治國｣，但這些博士在其本質上是傳統中國文人的角色，用欺壓瞞騙的方式來維持封建政權的穩定，是封建政權的幫兇，沒有現代專業人員的能力。
現代社會要的是有專業知識能改善社會的知識分子，不是會｢之乎則也｣擁護封建文化的文人。科舉之被廢除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在中國文化及中國國民黨文化的轉型過渡期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知識分子 (及文人) 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關係的遺留。在社會變動中，如文革及228 中，非中國傳統文人但卻被等同對待的台灣知識分子便遭到了迫害。台灣如今有幸建立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有必要去建立一個專業的社會。專業人士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但不見得是文人。漢文化的傳統文人是維持封建政權的重要力量，而專業人士則是促成社會現代化的主要力量。沒有專業人士則沒有辦法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台灣在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應該提供台灣自由民主的社會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發揮的空間與｢反攻｣的跳板。一個自由民主及現代化的中國是台灣自由民主獨立自主的保障。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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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 ( John Dewey, 10/20/1859-06/01/1952 ) 是美國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的推行人，進步式教育與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也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而使他多多少少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公眾人物。杜威於1894年到1904年間任教於那時剛成立的芝加哥大學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從1904年到他退休的那一年 (1930) 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Columbia University)。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收了一些中國學生。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適 ( 12/17/1891 – 2/24/1962 )了。胡適於191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修博士，指導教授就是杜威。1917年通過博士考試後即回北大當教授，但直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除了胡適外尚有早期在台灣小有名氣的蔣夢麟 (1/20/1886 – 6/19/1964, 《西潮》一書的作者)。另外還有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等人。
1919年杜威與太太Alice利用Sabbatical leave到日本旅遊，旅遊期間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而決定到中國一遊。邀請信是胡適寄發的，當時人在日本訪問的蔣夢麟與郭秉文也登門造訪並發出正式邀請。杜威於1919年5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是五四運動的前夕。
早於五四運動之前一些知識份子有鑒於中國的封建沈疴及國內軍閥割據難以抵禦外侮，便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而發刊《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由陳獨秀 ( 10/9/1879 – 5/27/1942 ) 於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創刊，並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統，高一涵，及沈尹默等輪編。《新青年》於1922年7月休刊。
針對保守派的批評，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也因為這篇文章使德先生 (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 和賽先生 (賽因斯, science ) 兩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兩面旗幟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與英國簽有密約：日本以牽制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來換除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4年8月4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即登出日本將與中國簽訂新條約 ( 後來所稱的《二十一條》)，據聞這源於孫文於民初為了向日本借錢所提出的原始主張，說來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了損害較少的一至四號部分而成｢中日民四條約｣。簽約後袁世凱也訂五月九日為｢五九國恥｣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雖然於1918年11月11日簽了停戰協定，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約則拖了一段時間。其中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還是照原計劃讓給了日本。凡爾賽條約尚未正式簽署前，中國的軟弱及外交失敗觸化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振奮了方抵中國才三天的杜威，也使得他改變原計劃的短期逗留而延長成兩年，直到1921年的7月才離開中國。在這兩年間杜威發表了兩百場的演講 (胡適與蔣夢麟翻譯)。杜威的演講內容被傳為｢五大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及倫理講演記略。杜威也與孫文於1919年5月12日在滄洲別墅會面。孫文請教於杜威而定立了他的知難行易理論。除了到處演講外，杜威也幾乎每個月都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的轉型。但在那排華政策時代的美國他的呼籲是否受到重視難以測定。杜威也了解日本侵華的野心而也感覺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成功 (1917年11月7 日) 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吸引力。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由教育與社會改革下手。對當時許多聽杜威演講的人來說，杜威代表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具體化身。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評價不一。有人指出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對進步式教育的推廣，他們舉胡適，江夢麟與陶行知為例。陶行知於1946年死於上海，胡適與蔣夢麟則都隨國民黨到台灣。
對一個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改革與教育是一條根本但孤獨困苦而遙遠的道路。也難怪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一步登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嚮往，而最後造就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暴政。而這些知識份子也都成為毛澤東兔死狗烹的祭品。陳獨秀之提出民主與科學兩個觀念與方法是正確的。但民主是講究人民做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而科學是講客觀與證據的。兩者都是重法治而非人治的，但陳獨秀卻以擬人化的方式來提倡這兩個觀念而確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 ( 即使是現在 ) 的處境是很尷尬的，既擺不脫傳統士大夫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不能在那個極為落後腐敗的社會中走出自己獨立的通路。那時有少數人基於反共的國家主義而成立中國青年黨 ( 1923年12月2 日於巴黎成立 )，欲走政治的路線。其結果以黃信介的｢廁所裏的花瓶｣一詞最為傳神。要建立一個如歐美般的強大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教育機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能夠一步登天的。而這也是杜威所建議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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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席捲了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系及一些開發中國家。直到目前 (2014年) 其所造成的傷害還是沒有完全回復。這個金融崩盤事件相當類似於1929年10月29日的股市崩盤 ( 稱為黑色的星期二，Black Tuesday ) 後所引起的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經濟大蕭條使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許多人流離失所。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直拖到1930年代中期才漸漸改善，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才使美國進入全民就業。相對之下，2008年的金融海嘯 (在美國稱為大不景氣 Great Recession ) 在美國造成約百分之十的人失業。這兩個金融風暴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固然不盡相同，相同的是兩個都源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由於人們對經濟的理論及運作較有了解，使得2008年的金融海嘯沒有演變成經濟大蕭條。因為兩個近代史上的主要經濟危機都來自美國，人們自然會問美國有沒有責任，而歷史是不是在重演。

要問美國有沒有責任，或說金融海嘯為甚麼會發生，一般的矛頭自然會指向任聯儲主席近20年 (8/11/1987-7/31/2006) 的美國大掌櫃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3/6/1926 生 )。金融海嘯發生前葛林斯潘被視為有如神祇一般，金融海嘯發生後不久國會要葛林斯潘作聽證 (10/23/2008 )。當時葛林斯潘承認誤判自由經濟的自調能力及法規監督的不足。但在以後的一些訪談及2013年10月他就2008年的金融風暴所寫的《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一書中他推卸責任而將問題歸咎於人性。
許多政客，政要及位居要津的人總是喜歡推三委四的，天錯地錯就不是他的錯。這也使許多人懷念杜魯門總統 (Harry S. Truman, 5/8/1884-12/26/1988, 在位 4/12/1945-1/20/1953) 放在他白宮辦公桌上的一片木牌子：｢The Buck Stops Here｣ ( 反面是 I’m from Missouri)。意思是他是最後的決策者與全責者。就說是人性的問題也罷，歷史事件的重複使人想起哲學家及文學家 George Santayana ( 12/6/1863 – 9/26/1952, 全名是 Jorge Agustin Nicolas Ruiz de Santayana y Borras ) 所說而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不了解過去的人定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歷史會不會重演對台灣人而言焦點可能在那個｢祖國｣會不會如鄭成功、施琅般的以武力併吞台灣，或如二次大戰後的台灣人之半自願或自願被併吞。問題的要點可能在台灣人如何看自己及看中國。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意識雖已成形，也漸漸擺脫了早期的宗族與來源地的社會組合情況，而台灣民族意識也開始萌芽但尚未普及也未茁壯。總的來說尚缺乏獨立自主的呼聲與決心。而自然的於心態上只能依日而成為忠誠或滿肚子牢騷的日本國民，或極為不滿日本而嚮往中國成為祖國派。不過當時的台灣人對中國 (唐山) 是很不了解的。雙方來往不多是主因。日治時期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有12,240人 (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1931年的資料)，其中住北平的有51人。1937年日本侵華，時局稍穩後的1941年資料顯示居住於北平的台灣人有541人，許多都是教育及醫學的專業人員，但也有一個專門從事寫作的種理和。

鍾理和 ( 12/15/1915-8/4/1960 ) 是日治時期少數用漢文寫作的作家。 另外一個是比鍾理和早期的賴和 (5/28/1894-1/31/1943)。年輕時的鍾理和受過漢文私塾教育而也有很強的｢祖國情懷｣。他描述了當時一個日本老師對中國人的蔑視：老師問學生你們知道支那兵的槍是往那個方向打嗎？學生一臉疑惑。老師說支那兵向有錢的地方開槍。鍾理和說原鄉人的血液必須回到原鄉才能停止沸騰。再加以家族不同意他與鍾台妹的同姓結婚，1938年鍾理和隻身到滿州國的瀋陽，1940年妻子鍾台妹也來到了滿州。1941年長子鍾鐵民出生後舉家遷往北平開始專事寫作。在北平的那一段日子鍾理和不說日語，也不寫日文。他用梅縣客家鄉親的身分與人來往。看來是要專心一意的做個中國人。但這段時期他也見證了胡適筆下的｢貧病愚弱私，五鬼鬧中原｣的中國社會而描述於他的小說裏，如｢夾竹桃｣，｢泰東旅館｣，｢門｣….等等。戰後的鍾理和也體會到了台灣人在中國被視為漢奸及遭歧視與侮辱的困境，寫在｢白薯的悲哀｣及｢祖國歸來｣等著作中。戰後鍾理和與大部分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一樣都回到了台灣。許多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其後下場都很淒涼。回到台灣後的鍾理和是貧病交加。與他一樣但更具｢祖國意識｣的同父異母弟弟鍾和鳴則更淒慘。鍾和鳴到中國積極參加抗日鬥爭。1946年同鍾理和一樣回台，後任基隆中學學校長。1949年遭國民黨逮捕，1950年被槍斃。

回台後的鍾理和的作品給人的感覺是人道主義的沉澱與昇華。他一生的悲劇源於當時社會及政治體制的進化難產與那時的東亞局勢。今日的台灣與昔日的台灣已非同日而語。資訊多了，兩岸的來往也頻繁而彼此的了解也增加許多。雖然仍有｢祖國派｣ (不到十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個要求獨立自主的台灣民族意識與日俱增。在無論看中國或看自己都已大異往昔時，被併吞的歷史是難以重複的。若我們要用人性來解釋，我們只能說台灣人要有歸屬感：當年的祖國派要｢回歸｣中國而今日的 (台灣為)祖國派則要歸屬自己，要有自己的國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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