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四見 — 從明治橋到馬政權

1965年一群嘉義地區的行善志工以行善堂的名義四處修補橋樑與道路。1968年於圳頭里修建第一座木橋,事後改建為水泥橋,稱為玄明橋。這群義工於1970 年正式更名為行善團。因為設於嘉義市,所以又稱為「嘉邑行善團」。1991年部分成員以「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的名義申請社團,成立分支。1998年2 月何明德過世後,行善團的部分成員申請正式成立人民團體「嘉義市嘉邑行善團」,而何明德的遺族則於1998 年6 月成立「何明德行善團」。行善團到2010 年7 月為止已興建有436座橋。

橋樑和道路是人類社會的必須品,是我們交通來往的基礎。造橋需要人力,金錢,也牽涉到地點的選擇,結構及美學。嘉邑行善團的造橋靠自己的募款,志工。其造橋的目的在於人民的需要,美感當然不會是首要的考慮。但你若是一個老台北人的話,你會記得在圓山曾經有一座美麗的明治橋,如今只存在人民的記憶裏。而其「屍塊」則放在再春游泳池的舊址上。

1901年台灣總督府於劍潭山 (今圓山大飯店所在地) 興建台灣神社,並興建了連結劍潭山與圓山而橫跨基隆河的明治橋。明治橋原先是鐵椼架橋,類似以前連接台北與三重的台北橋。1932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使日本人考慮到了橋樑的安全與耐震問題。明治橋於是於1930年1月25 日開始改建而於1933年3月20日完工。全長120公尺,寬17 公尺。橋底用三個拱門支撐,兩端小,中間大。拱門雖沒有加州 Big Sur 的 Bixby Creek Bridge 的高,但其優雅美麗是一點也不遜色的。橋面兩邊用花崗石砌成欄杆。明治橋的入口兩邊有簡單的燈座,中間則有兩對高的燈座。明治橋的美觀配以基隆河,劍潭山及圓山的美景使該區成為當年台北的美景之一。

國民黨據台後台灣神社被拆除了而明治橋也被改名為中山橋。1968年花崗石欄杆與燈座被拆除而拓寬了橋面。2002年12月20日台北市宣布要拆除中山橋。在文史學者的抗議下,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承諾於一年後將異地重建。但當年北市花了6300萬將明治橋切成435塊,如今仍被「棄屍」於河邊。重建之日遙遙無期。

原來一座橋不只牽涉到人力,金錢,地點,結構及美學,還牽涉到了意識型態。明治 (中山) 橋固然美麗堅固,但也深具日本建築的味道,而也與日本神社有關。這看在一些藍營人士的眼裏自然有如眼中釘,非去除而後快。除卻政府機關及台大醫院的歐式建築外,台北市的日治建築早已被剷除的蕩然無存。

一座橋會有許多觀點不是新鮮事。投射作用是一個很普遍的心理作用,所以心理學裏有一個心理測驗叫Rorschach test。Rorschach test用十張水墨畫片給受測試的人看並以其反應做人格及情緒的解讀。重視心境作用的佛教也於「攝大乘輪」中有一境四心的說法。一境四心又名一水四見。即說同樣是一池水,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水池,但對魚來說可是它們的住處。對天人而言,一池水看起來是個種種寶莊嚴地。但對餓鬼來說,一池水對他們而言是一攤膿血。佛教認為不同眾生因為心識之不同,雖然是同一境界,但其觀點卻大異其趣。

一個台灣的名女歌星在成名之前在一間歌廳駐唱。歌廳的經理跟他說客人不是來聽歌而已,也要看體態與面相。這位女歌星領悟了而以後也就著重化妝及著裝而很快就扶「搖」直上。美國的名鄉村歌手Garth Brooks也於一次訪問中提到他於成名前領悟到要成功得靠Sex,但他也說其運作難以解釋。台灣的馬幫當然知道性的作用,而且也全力運作。馬英九的許多不太含蓄的暗示「性」身體語言「激勵」了馬迷而將他於2008年送進了總統府。這是馬英九的第一見 — 馬迷眼中的性感偶像。但不久其施政無能,用人不當的敗相很快就被台灣民眾視破了,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老倌。這是馬英九的第二見 — 台灣民眾眼中的無能總統。但就中共政權而言,馬政權是中共政權進入台灣屠城的木馬 (Trojan Horse)。這是馬英九的第三見 — 能夠出賣台灣的人。綠營的人與2008年後也發現馬政權對綠營執政時期的官員大肆追殺而抄家滅族。其手法違反現代民主政治而其封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這是馬英九的第四見 —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眼中的厚黑政權。不予以剷除則難以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堅

西藏起義五十五周年紀念 — 洛杉磯示威記實

1950年10 月,中共建國後的一年便派人民解放軍侵入西藏的昌都,企圖霸占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西藏。1951年5月23 日強迫西藏政府簽訂所謂的「十七條協議」。所謂的十七條協議其實就是一國兩制。中共強調尊重西藏的文化與宗教自由,尊重班禪與達賴的體制。但我們現在知道這些都是謊言。簽訂十七條協議後西藏各處便有零星的抵抗而於1959年3月10日演變成全面的抗暴運動。達賴喇嘛與八萬名西藏人從此遠離家鄉而散居世界各地。3月10 日也就成為西藏人的228。每年的3月10日,全世界的西藏人都會紀念這個痛苦的日子。

西藏人的苦難本來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的。但隨著西藏佛教的傳播及達賴喇嘛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西藏人的苦難與中共的殘暴。十七條協議的強迫簽署只是藏人痛苦的開始。文革期間大部分的西藏寺廟都受到全毀或半毀,僧人被強迫還俗。1978年的開放並沒帶給藏人生活上的改善。進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藏人的抗暴此起彼落。最近幾年來,雖然達賴喇嘛極力勸阻,但自焚事件一再的發生。從2009年來,估計已有126 人自焚而死。

今年的3月10日是西藏起義五十五周年紀念日。約七十名藏人,一些中國的民運人士及一些台灣同鄉於下午四點至七點聚集在洛杉磯的中國領事館前向中共暴政做示威抗議。中國領事館門面深鎖。除了有一個固定的崗哨外,另外有兩個看起來是中國臨時請來的安全人員。洛杉磯警局則派有一輛巡邏車及一名警察停駐在旁。在人員聚集齊全及標語牌及布條都就位後我們開始呼口號。藏人都很高興有台灣同鄉的支援而也都知道當今的台灣當權者傾中。由於有台灣同鄉的支援,藏人也呼台灣獨立的口號。口號主要是:Long Live Dalai Lama, Human Rights in Tibet, China out of Tibet, Tibet for Tibetans, Independent for Taiwan。在口號呼了一陣子後,也由一群人走到對面中國領事館的人行道上來回遊行呼口號。在美國,人行道是人民的,是公家的,任何人都可於人行道上做示威抗議而不需申請。在大型的建築物外可能都有相當寬廣的人行道,而在這種人行道上你只要不超過地上標示的「產權線」(property line),則沒有人能夠管你。

在示威期間,南加州藏人協會的會長Tenzin Dorjee也分發了一份目前藏人司政 (Sikyong, 有人翻為總理) Dr. Lobsang Sangay對藏人起義55 周年紀念的聲明稿。Dr. Sangay回顧過去藏人追隨達賴喇嘛到印度的艱難路程,而許多人不是過世就是永遠不再見家鄉。Dr. Sangay強調對話以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展望未來,Dr. Sangay強調自力救濟,培養下一代及重視教育,並且要維護傳統如傳統食物及服裝。在印藏邊界眺望,Dr. Sangay看到了西藏的高山與河流,Dr. Sangay認為這是一個藏人將可返藏的訊息。

在示威結束前,南加藏人協會會長Tenzin Dorjee也邀請了參與藏人活動多年的Ann Lau發表談話。Ann Lau來於香港,屬於一個叫做Visual Artists Guild的組織。該組織主張言論自由及藝術家自由表達的權利。其後Tenzin Dorjee也邀請台灣同鄉發表談話。這位台灣同鄉表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了解西藏問題並同情藏人的處境,以後我們會加強與藏人社區的合作。其後Tenzin Dorjee做了一個總結。強調藏人會繼續奮鬥下去。最後西藏人合唱達賴喇嘛原本於1960年所寫的祈禱文 “Words of Truth”。祈求三寶加持,祈求觀世音菩薩保護雪山王國。場面相當感人而也令人覺得沉重。示威活動就於互道珍重再見中結束。

示威結束後一個台灣同鄉表示,藏人人少而財力也不好,但能有這麼多人參加委實可貴,而他們也顯得有精神。與藏人比起來台灣人有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而藏人的處境也是台灣人的一面借鏡。藏人已經亡國。流亡的藏人沒有辦法說回故鄉就回故鄉。故鄉已是豺狼當道。台灣人有幸還能自由來回而多多少少尚擁有我們自己的家園。如果不珍惜我們所有並力阻中國的進犯,難道要醉生夢死的等到有一天國破家亡的時刻嗎?

李堅

香格里拉。人間煉獄

與世隔絕又位處青康藏高原上,南邊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西藏對外人來說一直是個神祕的所在。早在17 世紀就有極少數的歐洲人進入西藏傳教,其後也有人到西藏考察與英國通商的可能。進入19 世紀後大英帝國與沙俄都要爭取他們在中亞的影響力而動作頻頻,這促使西藏於1850年左右開始採取鎖國政策。大英帝國因而也於1865年開始用印度人冒充為商人或佛教修行者進入西藏做秘密的調查。進入20 世紀之後大英帝國與沙俄在中亞的地盤競爭漸趨白熱化。1904年,大英帝國的Colonel Francis Younghusband 率領一支遠征軍抵達拉薩,強迫簽訂通商協議。達賴13 世於遠征軍到達之前逃到蒙古,後於1908年到達北京。此事引起清朝首次宣稱他們對西藏的主權。大英帝國與沙俄於1906年同意中國對西藏有宗主國關係,而任何國家都不應侵佔西藏。

1908年清朝派趙爾豐進兵西藏去強迫漢化,也要控制達賴十三世。本要回拉薩的達賴十三世因此逃到印度。清朝倒台後達賴十三世回到拉薩,將駐紮大臣及所有的清朝軍隊趕離西藏,而西藏也於1912年至1951年間維持獨立的局面。

西藏雖然神秘,但當時許多外人也聽聞到西藏的一些陋習及殘忍的刑罰。不過這並沒阻止想要到西藏去的人。除卻大英帝國與沙俄的領土覬覦外,在西藏鎖國期間許多對西藏好奇的人各有各的來頭。有的是愛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有的是為淘金而來,因他們相信印度的黃金是由喜馬拉雅山流下去的。有的是西方的傳教士。而在這些以西方人為主的冒險家中有一個異數 — 日本的河口慧海 (2/26/1866-2/24/1945)。河口慧海是個和尚但他不滿日本佛教的墮落而決心到西藏去。他是第一個到尼泊爾及西藏的日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受創極大。除了城市及工業的破壞外,社會結構及文化也受到衝擊,而在文學上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 (海明威語) 這個名詞。在此同時他們也面臨了全球經濟大蕭條,西班牙內戰及即將來臨的二次大戰。1933年英國小說家 James Hilton (9/9/1900-12/20/1954) 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線」 (Lost Horizon) 一書。1937年拍成電影。書中描寫喜馬拉雅山上的一個人間仙境。那邊的住民享有愛、和平、長壽及有意義的生活。那個仙境叫香格里拉 (Shangri-La)。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這種人間仙境的說法有極大的吸引力,而許多人也認為香格里拉位於西藏。但事實是有人判斷香格里拉一語可能是香巴拉 (Shambhala ) 的誤傳。香巴拉是印度教與藏傳佛教的傳說,意指一處雪山圍繞起來的王國。該國充滿了和平、安詳與快樂,而居民也都有開悟。說起來是一個淨土。不管來源如何,香格里拉於三十年代享有盛名。1942年大衛營成為總統別館時,羅斯福總統將之命名為香格里拉。後來艾森豪總統將其改名為大衛營,因為他的父親及孫子都叫大衛。

雖然有人認為香格里拉是在西藏,但事實是目前的西藏是個人間煉獄。西藏被中共「解放」後文化及宗教遭到廣泛的破壞,更不用提政治迫害及經濟剝削了。西藏的悲慘境遇其實提供了香港與台灣一面清楚的鏡子。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出兵攻打已經獨立的西藏而於1951年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可說是一國兩制的濫觴。十七條協議強調尊重西藏的文化, 宗教及和平。如果中共自己遵循十七條協議的內容則今天沒有所謂的西藏問題。事實是中共「解放」西藏後,藏人從1950年代開始至今抗暴不斷。香港「回歸祖國」後至今,問題也不斷的產生。這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問題本質在於中共這個極權政體。一個極權政體是只能有一制而無兩制的。一個極權政體也只有存在 (如目前的中共) 或倒台的 (如以前的蘇聯)。沒有中間地帶。

一個在紐約開餐館的義大利天主教徒在其餐館裏懸掛了達賴喇嘛的肖像。被詢及原因時他說他受到達賴喇嘛在一場於中央公園演講的感動。達賴喇嘛說他由中國人中學到了許多。藏人被中共迫害如此而達賴喇嘛卻以中國為師,這與耶穌所說的「愛你的敵人」之說不謨而合,也難怪西方人對達賴喇嘛尊敬有加。達賴喇嘛是個宗教家,但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是個政治社會運動,固然也有文化運動的成分,但不是一個宗教運動。我們也不是宗教家。如果說有宗教成分在內的話,我們只能說我們要阻止中共政權的繼續造惡業。對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徒來說,一個修菩薩戒的人不應極力阻止他的惡行嗎。

李堅

詐騙集團。謊言帝國

好幾年前在一個報紙中讀到有一個日本男人被判詐欺重婚罪。因為他跟13 個女人都辦理了訂婚及結婚。當被問及他的手法時,記者發現他跟每一個女人都說「妳是我所看過最美麗的女孩而也是我衷心所要的人」。結果這13 個女孩都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語。在美國的約會文化裏這叫作pick up lines。用一些話作破冰,拉近距離,並期望走上交往之路。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很難令人相信那個日本男人能夠如此得逞。雖然那是發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但我們能說那些受騙的女孩子都很笨嗎?可能也未必盡然。

即使在網路尚未普遍流行前,詐騙集團就已到處行事了。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由奈吉利亞來的騙術了。一般稱為Nigeria Scam。他們的騙術很多,但不外乎要你先給他們一些「小錢」來換取可能的「大錢」。妳若上了鉤而給些「小錢」的話,則對方的要求會不斷的提高而你也可能面臨傾家蕩產的處境。在美國上過當的人很多,而其中有些人看起來並不笨,只不過缺乏防範心及暴露了人性的弱點而已。加州一個大學的精神科教授提到他的父親也是個受害者。他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前精神科主任,不能說是笨,而也應知道人的心理作用才對。

詐騙行為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實不只人類,連動物界也有詐騙的行為。從低等動物的昆蟲界到高等動物的哺乳類中我們都可發現有詐騙的行為。動物界的詐騙行為似乎以物種為準則。也就是說有些物種較易行騙或受騙。進入靈長類後,這種詐騙的手法似乎以個體為基準。以人類社會來說,雖然每個文化都有詐騙的行為,但在程度上及手法上似乎有所不同。對一些騙徒而言,當他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文化圈時,由於文化上的差異而使得這些騙徒能大行其道。以上述的日本男人例子來看,因為男女約會在戰後的日本算是新鮮事,所以他能大行其道。對奈及利亞的騙徒而言,西方世界及東亞世界由於開始時缺乏對那種騙術的了解及「免疫力」,所以使得他們能大行其道。在外人進入台灣之前,台灣的平埔族也缺乏這種辨別詐騙手法的能力。

荷蘭人初據台灣時台南地區有四大平埔社。經過一番征討及外交,荷蘭人於其控制下的台灣維持了穩定的局面。但與一些比荷蘭人早來台的歐洲人一樣,他們都吃到了漢人通譯的虧。有些因漢人通譯的挑撥離間而受到平埔族的殺害。鄭成功攻台前荷蘭人派去廈門的特使何廷斌 (通譯) 不但沒有提和反而鼓勵鄭成功攻台。其所帶過去的信也有造假之嫌。而最有名的造假通譯當然是那個奸商吳鳳了。到19 世紀平埔族全面消失之前,一些到台灣來的歐洲人對平埔族的描述是好客,勇敢,慷慨,可信賴,聽天由命,容易受精打細算的漢人欺騙。顯然的,平埔族的台灣缺乏對漢文化中詐欺文化的防範與免疫力。一般詐騙的受害者常常只是個體而已,但在台灣這個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已經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詐騙了。而於將來也延伸到一個國家社會對另一個國家社會的詐騙。

台灣人對中國來的國家級詐騙不會感到陌生,228事變中就已吃過這個虧了。但吃過中國國家級詐騙的不只是台灣而已。西藏人受到了更悽慘的待遇。西藏與中原政權的主權爭議始於元朝 (蒙古人) 的入侵及清朝(滿人)與西藏的複雜但大致是一個保護國的關係。明朝(漢人)與西藏並無大關係,頂多只是個宗主國(suzerainty)而以。清朝倒台後西藏就已獨立了(1912-1951)。1949年10 月中共建國後就宣稱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1950年中共侵入昌都而於1951年強迫簽訂「十七條協議」(全文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協議強調和平,尊重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平等對立等等。但我們知道事後西藏人的抗暴及中共的全面鎮壓而自毀了中共自導自演的「十七條協議」,這說明了一切都是中國的國家級謊言及詐騙的手法。中國的詐騙手法不只限於台灣與西藏,也涉及了與鄰國的所有領土爭執及其外交關係。

台灣人的祖先吃過中原政權巧取豪奪的虧與其不斷的推陳布新的詐騙手法,但這不代表台灣人就已「免疫」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的詐騙手法是陳出不窮的,台灣人若不提高警覺則只有走上毀滅的道路。

李堅

博士文盲

在美國殘障人員是有不同的保障及優惠待遇的。也因此殘障的審核便成了一門大學問。一般而言各級政府或不同機構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停車的殘障卡只要任何醫師的證明即可,退伍軍人的殘障則經過審查後以百分點計算。但最為複雜並被廣泛的列為標竿的則是聯邦政府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主要考慮因素當然是醫學證據,但他們也要考慮聲請人的年齡,工作的經驗及工作的性質,年齡,教育水平及英文能力。一個年輕的背部受傷者雖然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但他若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並能做英文溝通的話是可以學些較輕的工作的。但若就一個同樣也背部受傷的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其能轉業的機會大減,尤其他或她缺乏教育或不會講英文時,能就業的機會可說是零。而他或她也可能較易被裁定為殘障人員而得以領殘障月俸。

即使你沒有健康上的問題但若不會英文的話,在美國求生的機率也大減。設若你是一個在台灣教宋明理學的教授但不會英文而美國學院也無那種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等於文盲而無謀生的技巧。或說你是個在俄國很成功的醫師但不會英文,雖然美國需要醫師他們也無法僱用你。缺乏語言溝通能力會使人覺得像個殘障人員一般。雖然不是殘障 (disability ),但確實是個障礙 ( handicap )。在國外謀生的台灣人都會發現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也常常因為英文能力的不足或溝通上的問題而於求職或升遷上成為一個大障礙。能找到理想頭路的人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於求職升遷上掙扎而常常成為低就業 ( underemployment ) 的情況,而也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就業市場。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人若留在台灣則不會有那種問題。但禍是會由天而降的。在戰後的台灣我們發現大量的「文盲」被製造了出來,而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 functional illiterate ) 的人走上教壇或政府機關。這在近代的人類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有少數人連台灣話都不會講而只使用日語。但大部分的人都是雙語或叁語的而識字率若以入學率來看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以1944年的質料來看,全台灣共有944間小學 (當時人口約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千人就有一間小學)。台灣人的入學率是71.3%,山地人的入學率是86.4%,日本人的入學率是99.6%。若以228事變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備忘錄來看台灣當時就有高識字率。另一說是當時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如前所述,當時台灣的識字率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但其所識的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國民黨據台不久就禁止日文刊物的發行,連當初同意的漢和對照新聞都加以禁止。一夕之間許多台灣人,不管你學歷有多高,都變成了文盲。

相對之下,當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社會落後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清朝倒台後中國就陷入了長年的動亂。由早年的軍閥割據、北伐、清黨到後來的日本侵華,中國一直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也使得一般人無法順利的接受正規的教育。而以一個文盲大於百分之八十的落後國家去接收一個文盲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先進國家,問題自然重重。老一輩的台灣人都體會過當年許多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師們根本就是安插酬庸的而不學無術。一些公職人員則是尸位素餐,學無專長。這些教師及公職人員不但學歷很有問題,許多根本就是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家父小時讀過私塾所以懂漢文,後來在日本求學而也有研究所的學歷。他會日文,英文及一些德文。但國民黨來台後他不會,也不願去學北京話而也可說變成文盲了。小時後有時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偶爾用北京話交談。時爾會被我父親叱責「不要講蕃仔話,要學就學英文或日文」。在台北求學時父親偶爾會來台北看我,我也感覺出他在台北時爾有無法與人溝通的挫折感,故鄉的台灣竟變成了異鄉。而我也了解他為什麼當年氣的用「蕃仔話」去描述北京話了。整個戰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學有所成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文盲。這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嗎?而不也是許多當年教育有成的台灣人之痛與挫折嗎?

設若台灣於未來不幸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據台的話 ( 明鄭,清,國民黨,中共?),語文的差異不算很大,但文化的巨溝是難以擺平的。要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去學而變成為一個共產封建的人,那種文化盲的痛苦將不會是一個文盲所能理解的。

李堅

歐洲。華南。華北。日本 —– 看台灣的建築

1920 年3 月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有一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文章。作者是訪問台灣數次的 Alice Ballantine Kirjassof。文章發表時台灣已在日治下24 年。作者 Ballantine Kirjassof 對台灣的印象是風景優美,景觀及植物極為多樣。作者記載了當時的主要產業如茶,樟腦等,她也花了極大篇幅描述原住民及獵人頭的文化。作者也讚賞日本人的治績:台北街道寬廣、乾淨、安全、公共衛生良好、也有法治等。但作者最不習慣的是噪音。那時她住在大稻埕,不時都有法會,宴慶等噪音。

1945 年1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有一篇有關台灣的文章叫 (I lived on Formosa)。作者是 包蘭亭 (Joseph W. Ballantine, 0730/1888 – 01/29/1973)。包蘭亭於1911 年至1932 年間曾於日本及中國當領事及副領事。1912 – 1914 年間任台北的副領事。包蘭亭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作者的娘家姓相同,可能有親戚關係。I lived on Formosa 一文發表時已是二次大戰的尾聲了。美國人當時對日本人的仇恨可於文中看出來。不過以一個外交官的背景但卻於文中一在的使用 Jap 這個鄙稱是很奇怪的。包蘭亭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的評語。他描述台北說日本人只是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型。日本人蓋了良好的公共建築,寬廣的馬路及林蔭的公園,但並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內容。包蘭亭於文中並沒有說他是什麼時候住在台灣。但以他在 1912-1914 年間當台北副領事的經歷來看,他可能描述的是那一段時間。那時的美國領事館只是位於一間美國茶商公司的二樓,還是租來的,並不是以後在北門的美國大使館位置。包蘭亭於1953 年也出了一本現在已絕版的 (Formosa – 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綜觀現在台灣的歐洲式建築也不難發現幾乎都是日本人蓋的。如台北州廳 (今監察院),台北賓館,台大醫院,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台中州廳 (今台中市政府),台南州廳(今國立台灣文學館),等等。除了歐洲建築外日本人也當然的於台灣留下了許多日本建築,但這些日本建築大都被國民黨政權打掉了。日本人在台灣蓋歐洲式的建築或許如包蘭亭所說只是表面工作而已。但綜觀當時歐洲殖民下的中南半島,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有那個國家可說學到歐洲文化的精髓而沉浸於歐洲文化之中。日本在台灣建立歐洲式的建築原因不如說是要去除台灣的中原封建文化以使台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也反應了日本政府於1868 年明治維新後的走向。相對之下中國的歐洲式建築則都是歐洲人於當時的租借地建立的。

傳統的歐洲俄式建築不是現代建築,但歐洲卻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及現代政治思想的發源地。歐洲可說是現代思潮的原點而美國正是他的實驗場所。台灣的歐式建築應於這個背景上去了解他的意義。

建築是一個文化的表現,它反應了該社會的居住及生活的需要,文化涵養,科技及價值的取向。漢人移民台灣後,閩南式及客家式的建築也都取代了平埔族的居住行式。日本人來台後也帶來了大量的日本式住宅,神社建築及公家建築。總的來說,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街道是整齊乾淨而不會令人覺得凌亂的。國民黨來台後由於湧入的難民及軍人太多,台灣到處都出現了一直存在到七十年代的違章建築。如目前的台北市大安公園及蔣廟原本都是一大片的違章建築。而國民黨也積極的拆除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本建築,包括居家住宅及寺廟等,企圖消滅那一段日治歷史。不僅如此,帶有華南色彩的閩南及客家建築也逐漸被華北色彩的建築一一取代:例如景福門,國家歌劇院,佛光山,,,等等。國民黨政權是宣告了中原政權的來臨,而在中原政權的眼裏,華南也不是正統的。

台灣的建築及街景給人的印象是凌亂而難看的。說起來是缺乏規劃及欠缺美感。對一個長久統治台灣而本身是難民政府延留下來的國民黨來說,有這種結果並不意外。一個缺乏文化涵養,不知美為何物而心不在該土地的政權是無法建立美麗的建築,街景及遠景的。

李堅

要獨立就要先有獨立性

有這麼一個有關歐洲民族性的笑話:天堂嗎就是有英國人當警察,法國人掌廚,德國人當機械工,有義大利人當愛人,而這一切都由瑞士人來組織安排。地獄嗎是英國人掌廚,法國人當機械工,瑞士人為情人,德國人當警察,而這一切都由義大利人來做組織安排。

美國是一個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比較不重視民族性這種說法,而也頗排擠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的看法。但這並不代表美國社會沒有他的文化準則與規範及其獨特性。個人在美國居住的時間已多過於居住在台灣的時間,難免會比較美國與台灣的歷史,文化與民族性。為什麼美國獨立了而台灣還不能獨立。我們打致可以分三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在移民過程中帶來了什麼,放棄了什麼,而開墾的過程如何。

早期到美國開墾的英國拓荒者都已有基本的人權觀念,也就是英國於1215 年簽訂的大憲章 (Magna Carta)。而與以後其他國家來的歐洲人一樣也都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的薰陶及啟蒙運動的洗禮,而在其同時也經歷了工業革命的進展。基本來說早期在美國的歐洲拓荒者多多少少都有現代社會的觀念。而他們在美國到處開墾時也都頗能獨立自主,各地都成立獨立的自治政府。而在與英國交涉及最後的交戰中,其各級政府的運作也都相當獨立自主。當然美國有幸於最後的關鍵一刻中得到法國的一臂之力而得以打敗英國取得獨立。再說,歐洲人來美國開墾雖帶來了大部分的歐洲文化,但他們並沒有帶來歐洲的世襲封建貴族制度。美國人是不相信貴族制度及階級文化的。美國人相信只要你努力沒有什麼事是不能克服的,也就是一般說的美國人的無堅不摧的精神 (can do attitude)。

相對之下早期到台灣開墾的漢人其底子就沒有早期到美國拓荒的歐洲人好了。在早期漢人冒險犯難度過黑水溝到台灣時,中國處於明末或清廷統治。既無基本的人權觀念,也沒有什麼改變人類思考模式的文藝復興運動與啟蒙運動。當時的清國人是處於嘈嘈濛濛的醬缸文化中。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太苛求於當時到台灣開墾的漢人。唯一慶幸的是他們沒有而也無法把中國的整個封建制度搬到台灣。而在開墾拓荒過程中,自然離開了那令人窒息的中原封建文化而多少去除了華夏文化的束縛。在開墾過程中平埔族雖被慢慢的漢化了,但這整個過程多少會淡化了中原文化的影響。總的來說就台灣的現代化及獨立而言,先天不足。

而在台灣的開墾過程中,小型的自治是有的,但似乎難以超越族姓的範圍。從最早開發的南部到台北,漳泉客三姓械鬥時有所聞。唯一例外的可能就是宜蘭的開墾了。18 世紀末期由吳沙帶領的千人開墾團是標榜三姓合墾的。這多少建立了或多或少的自治自主能力。

對台灣及美國有過生活經驗的人會了解兩邊文化上的差異。在台灣,要的是中規中矩的學生,乖的孩子,唯唯諾諾的組織形式並遵循傳統的人。在美國,他們鼓勵孩子的活潑發展,要有創意並能向傳統挑戰。可愛的孩子是會叛逆的而非中規中矩的。美國人要的是能打破框框的思考模式而能解決問題的人,而非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人。一個在台灣居住多年的美國人於其部落格中就提到他對台灣「沒有辦法」文化的挫折感。在台灣的事務交涉及社會來往中,「沒辦法」是很常聽到的一句話。這真有異於美國人的 can do attitude 。而在台灣獨立運動的陣營裏,我們時而也會聽到一些對獨立運動有所支持但信心不足的人低語「沒辦法」啦。請這些人及台灣社會的一般人先建立獨立性吧。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紙老虎

統戰這個觀念雖然不是毛澤東的創舉,但他卻是一個懂得如何去運用它的人。在那個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國農村社會裏,毛澤東懂得用民間故事及俚語來表達他的理念。1944 年創作,1945 年2 月於延安首演的「三打祝家莊」就是一例。這是一齣用家戶喻曉的水滸傳中的一個故事來宣傳並鼓勵紅軍必勝的戲劇。毛澤東也善用俚語來說明他的理念及說服群眾。而在毛澤東的所有用語中,紙老虎一說倒享有「國際聲譽」。

紙老虎一說源於毛澤東於1946 年8 月6 日於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安娜思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的訪問時說的。毛澤東說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也如此紙老虎一詞開始出現於英文的詞彙裏。但其「發揚光大」則是在韓戰後。韓戰期間毛澤東稱美國為紙老虎。意思是說美國看起來像個老虎,不果卻是紙糊的,不用怕。在韓戰期間美國人死了三萬六千人,南韓人死了四十一萬五千人。中國及北韓的陣亡人數則不是很清楚。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十八萬人死亡,但也有人估計中國及北韓共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看來美國這個紙老虎的殺傷力頗強。

但美國是個紙老虎嗎?

二次打戰前的美國軍火工業微不足道。但經過二次打戰的洗禮後,整個情勢改觀了。美國的軍火工業於戰後初期其總值超過所有美國公司的總值。當一個產業如此巨大時,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言可喻。軍火工業應是應運戰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當戰爭結束後,軍火工業便面臨裁員,裁減的危機而會發生尾巴搖狗的現像。軍人出身而深知戰爭可怕的艾森豪總統對這個現相提出了警告。1961 年1 月17 日於其離職演說中,艾森豪總統提出了軍火工業綜合體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這個名詞與概念。艾森豪總統於其演說中提到當時就有三百五十萬人直接受雇於軍火工業。軍火工業的龐大影響到了美國的各級政府,也影響到了政治,經濟,甚至精神的層面。軍火工業自然對聯邦政府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艾森豪總統了解強大國防對維持和平與自由的重要,但也了解這是一刀兩刃的而勸告美國人應時時警覺這個軍火工業綜合體對美國社會及外交的影響力。事實是軍火工業能夠成長的主要因素源於戰爭。如果大家都和平共處了,有誰需要軍火工業呢。事實證明了艾森豪的高瞻遠矚是正確的,但其勸告卻成了耳邊風。二次大戰及韓戰後,美國介入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大的如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小的如豬玀灣事件 (Bay of Pigs Invasion),打巴拿馬,打格瑞那達 (Grenada)等等。而美國也介入了許多國家的內戰及區域衝突。如尼加拉,伊朗,利比亞,黎巴嫩,索馬利亞等等。更不用說與蘇聯的冷戰而大舉建軍了。大部分的美國人並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威脅或受到其影響,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很剛強的。這種剛強的作風自然影響到了美國國內的文化。美國的槍枝氾濫而一般人習以為常。管制槍枝的法案屢屢不過關。軍火商的背後影響力不容忽視。暴戾的文化充斥美國。說美國為一個暴戾的社會及帝國主義並不為過。但要說美國為紙老虎為免太離譜了。

毛澤東當然知道美國不是紙老虎。他不會不瞭解美國供應給蔣介石武器的先進。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是經由美國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安排用美國飛機將他從延安飛到重慶的。再說他也了解他的「蘇聯老大哥」對美國也敬畏三分。他是說給中國人聽的。要中國人相信美國老虎是紙糊的。要中國人去「抗美援朝」。他的人海戰術說明了「別人的兒子死不完」的自私狠毒哲學。中國文化是沒有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的。中國的封建政治文化永遠是民主少了一點 (民王)。了解這個你也就了解聲稱為漢文化傳統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了。中國國民黨也罷,中國共產黨也罷,要談民主與自由是緣木求魚。

李堅

溝通。交通。正語

在一次有關尖閣群島/釣魚台附近台灣漁民被日本海上保安廳驅逐一事的立院質詢中,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表示會為了釣魚島主權「不惜一戰」。劉兆玄講這句話時可了解其嚴重性。這不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文,他可是一個國家的行政院長。他意味了要與日本軍事對決,而也將會與美國作軍事對抗。因為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要協防日本。劉兆玄顯然不知他講那一句話的意義及可能的後果。在美國,我們很難想像國務卿或總統會說會與俄國或中國不惜一戰這種談話。

有人稱馬政權是書生治國。但以劉兆武的作法來說是書呆治國。不過劉兆玄的那一席話可說是無知,但非惡意。但就整個馬政權來說可是謊言治國,充滿了惡意與傲慢。而這種充滿了妄語的政權能存在於台灣多少代表了台灣社會的缺乏正語文化。不習慣台灣媒體的人初看台灣的媒體報導會心驚膽顫。除了誇張外,報導與評論也常混為一談,而也常常製造新聞並做不實的報導。更不用說電視評論員的聲嘶力竭了。但久而久之也了解了這是台灣的媒體文化,民眾似乎習以為常的好像中了媒體毒癮一般。

說台灣社會缺乏正語文化倒也有點諷刺,因為正語是佛教的五戒之一,而佛教在台灣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佛教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與不酗酒。不妄語指的是不說妄言(謊言),不兩舌(搬弄是非),不惡口與不綺語 (花言巧語)。但看來是戒歸戒而言行又是另外一回事。這多少也反應了台灣社會中法律是一回事而守法又是一回事的社會亂象。

語言,文字與符號是人類社會才有的,其他的動物雖然也有其溝通的方式但不能稱為語言。在溝通頻繁的今天我們很難去想像早期人類於初有語言時的情況及語言可能產生的強大影響力。在人類的語言溝通層級上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日常生活上的來往及媒體等等,也是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溝通。第二個層次是詩,俳句及一些歌/詞。這些會打動、影響到我們心靈的較深及較高的層面。有一些歌你若只看歌詞實在看不出其真實意義所在,而寫此歌詞的人可能也說不出他寫此歌詞的意義何在。但他有辦法把他的心靈感覺透過這歌詞及歌表達出來而引起同鳴共振的作用。日本的俳句是最短的詩句,一般只有三行而與自然有關。透過俳句的品嘗能達到超於平常語言溝通能力的上層心靈感應。第三個層次,而也是最高層次的語言溝通應屬宗教層次的咒語 (mantra), 或長一點的陀羅尼 (dhrani) 了。Mantra 的語根 man 是去思考 (in Greek “memos”, Latin “mens”), tra 是屬於工具的用語。所以 mantra 意為思維的工具 (tool for thinking)。持咒及聽咒語是會有很強的感應力的,但據 Lama Anagarika Govinda (05/17/1898 – 01/14/1985) 的 「Foundations of Tibet Mysticism」 一書,這種持咒的功能除了西藏外,大部分的宗教都已經失傳了。

回到台灣的溝通亂象,我想主要原因是台灣的教育沒有溝通能力的訓練。老師講,學生呆呆的聽,不發問也不准發問。英語系的國家小學都有 “Show and Tell”,訓練小學生的表達能力及演講技術。美國學校及社會都強調表達能力的重要而也都有不同的訓練 (如 Toastmasters)。缺乏基本溝通訓練的台灣學生於進入社會後自然會亂成一團。就好比不懂交通規則的人去開車那有不亂的道理。在這種媒體亂象及溝通失控的台灣社會下可信性 (Credibility ) 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這也是為什麼每次有外國媒體報導台灣時常會被廣泛引用而大做文章。因為外國媒體有可信性而非台灣媒體。台灣媒體自視如此也是咎由自取。

本文用溝通一詞只是依俗而已。溝通一詞其實是北京語白話化的誤用。在暗溝裏來往嗎?那倒也是中華文化的寫照,一切暗中來往見不得天日。溝通其實是交通一詞的錯用。當你用台灣話去讀時就知兩詞音同,但交通的字義才是正確的。因為它表達了雙向,互相的來往。

李堅

FDR — 從羅斯福總統到羅斯福路

美國歷史上有兩個羅斯福總統。第一個是 Theodore (Ted) Roosevelt (1858 – 1919, 總統任期 1901-1909)。這個精力充沛戰鬥力十足而也深愛自然的共和黨總統在就任總統時只有 42 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總統。這個羅斯福總統的主要成就是國立公園的設立 (他任內設立了五個) 及巴拿馬運河的開發。他的外交政策名言是: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另一個羅斯福總統昰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 – 1945, 總統任期 1933 – 1945)。這個羅斯福總統是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的遠親,不過是個民主黨員,一般簡稱為 FDR。

FDR 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上任時美國以進入了第四年的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而在他死於任內的 1945 年,美國已準備好於二次大戰後登上全球首富,首強的超級強國。FDR 可說是二十世紀的美國最贏得人心而也頗傳奇的一個總統。

羅斯福總統於39 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痺症。在那沒有預防注射的年代,那是一個沒藥可醫而有可能致命的疾病。他雖然沒死,但也因此不良於行而時常要用輪椅。他的太太 Eleanor 說當他得了小兒麻痺症時他人充滿了恐懼,但最後他克服了恐懼。而從此以後對什麼事都無恐懼。FDR 於1933 年選上總統,時年51 歲。那時的美國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羅斯福於他的就職演說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據說他說這一句話的原由來自於他得小兒麻痺症的經驗。

改善經濟是羅斯福總統得首要任務。他整頓了金融體系,推動新政 (New Deal),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去製造就業機會,並大量推動公共建設。為了照顧失業人口及推動中低階層的生活保障,他於1935 年建立了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剛建立時叫 Social Security Board)。當時有一群學者專家在幕後為羅斯福總統擬定政策而成為他的智囊團 (Brain Trust)。羅斯福的政策雖然對美國的經濟有所改善,但一般史家都同意最後終止經濟大蕭條的是二次大戰的爆發。二次大戰爆發後,軍火工廠全速動工而壯丁也都從軍了,缺工下女人也進入了工廠而促成全民就業。而就在二次大戰結束的前夕,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12 日逝世於喬治亞州的 Warm Springs,隨侍在側的是他的情婦。當他的遺體經由火車運往華盛頓D.C. 的途中,許多美國人夾道向他們敬愛的總統致意。在那個沒有網路與電視的年代,而能有這麼多人不論在鄉間或城市,他們排列在鐵道旁邊迎送最後一程,情景相當感人。當時的美國人認為羅斯福總統是站在他們這邊,是照顧他們的。

台北市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在那國民黨專權的時代代表了國民黨對羅斯福總統的謝意。其謝意自然不在因 FDR 的美國國內政策,而在於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3 年的開羅宣言與 1945 年的波茨坦宣言中決議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羅斯福總統雖然被美國人認為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但他顯然不知台灣有台灣人。 他也沒有考慮到他的前輩威爾遜總統於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提出的人民自決的主張。把台灣就因宋美齡與蔣介石的要求而送給了中華民國是一種強權政治的手法而不符合民主主義的人民自決原則。而就一個亞裔美國人的觀點來看,羅斯福於二次大戰中下行政命令把日裔美人送進集中營也是不必要的。當時他身邊的一些人曾勸說日美人是忠於美國的,沒有必要做特別處置。

除了羅斯福總統對台灣及日美人的不當處置及其私生活上的一些污點外,他無疑是美國20世紀中的重要人物。其功勞是不可抹滅的。但我們也應了解他的偉大不就代表我們要對他的一切所作所為照單全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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