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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爾弗爾宣言被許多歷史學者及當時的大英帝國官員視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原因是大英帝國只蒙害而沒得到什麼益處。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4/14/1889-10/22/1975）也於1973年的訪問中說，鮑爾弗爾是一個邪惡（wicked）的人，他用國際聯盟的統治（mandate）去剝奪阿拉伯人自決的權利，將毫無準備的阿拉伯人推入極為複雜的政治處境中 (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如果對大英帝國沒什麼好處，而且又有害阿拉伯人的話，大英帝國為何要發佈這個宣言？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金融的因素。鮑爾弗爾書信名義上是給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源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猶太家族是19世紀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集團。他們資助了國家級的貸款，各國的戰爭貸款，南非的鑽石礦場，羅得西亞（現已改名為辛巴威Zimbabwe）的開發，也發戰爭財。可說富可敵許多國。而他們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管道也都經由猶太人的聯繫而成形。例如，由於沙俄的迫害猶太人，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羅斯柴爾德集團也透過在紐約的猶太金融機構（Kuhn, Loeb & Co.）對日提供貸款。

猶太人的重財及善於理財是聞名的，這也多少源於在過去基督徒不能賺利息的教義，而在金融貸款方面皆由猶太人包下。這可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故事見諸一般。也因為善於理財而致富，因而也與各國的王公貴族有所良好的關係，許多富有的猶太人也皆被授予貴族的身分。

鮑爾弗爾宣言發佈之前那一段時間，英法皆已陷入金融危機。而交戰各國都急須猶太人金融機構的援助。因為幾乎所有跨國的金融機構在紐約皆有分行或合作的對象，而爭取美國猶太人的支持便成為重要的考量，鮑爾弗爾宣言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宗教的因素當然也有。不論基督教或猶太教都有彌賽亞的觀念與猶太人回歸聖土（ Holy Land，即巴勒斯坦）的說法。當然也有些反猶太人的基督徒認為猶太人的回歸（aliah）會減少他們本國的猶太人人口。無可否認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在討論這個宣言時，宗教因素是一個考量，也是個說詞。但話說回來，如果巴勒斯坦是上帝應許的土地的話，則亞伯拉罕的兒子：創立猶太教的以撒（Issac）與雅各（Jacob），及被伊斯蘭教視為穆罕默德祖先的以實瑪利（Ishmael），他們的後代都應有分。

但與猶太人的金融重量級因素同等重要的是猶太人的政治活動力。猶太人重教育，也很參與社會政治運動，而也位居不少高階政府職位。懷茲曼與羅斯柴爾德男爵代表錫安主義當時在大英帝國的遊說與活動。當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後，不是很親猶太人的杜魯門總統在不顧國務卿的反對下（因為怕打壞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當天就承認以色列（de facto），繼而於1949年1月31日法理承認（de jure）以色列。英國則於1949年1月29日承認以色列。杜魯門承認以色列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有如他向那時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William A. Eddy）說，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千上萬選民 (主要是猶太人) 的呼籲他要支持以色列。相對之下，他沒有阿拉伯選民的壓力。而也同等重要的是他身邊的許多幕僚都是支持錫安主義的，使他遭受到空前的壓力。再說，杜魯門也明暸他若不支持以色列的獨立，絕大部分都是民主黨的猶太人可能都會脫黨（Anup Shah: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 a brief background）。

在美國，猶太人活躍於政界，也形成強大的遊說組織（如每個總統候選人都會去拉攏的 AIPAC,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他們於政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主導美國的中東政策。他們也充斥教育界、學術界、及媒體而左右了輿論的導向。在美國，與猶太人人口相當的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徒）則沒有這種「成就」，而也多少失去了中東政策的發語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中東政策成為一面倒的傾向以色列，而非做居間調停角色的原因。也使有些學者及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遭受到美國猶太團體及以色列綁架的原因。

鮑爾弗爾宣言發布那時，大英帝國是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猶太團體的遊說與運作促成了宣言的發佈與美國的參戰。在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不是交戰國的錫安主義卻得以與會，而由懷茲曼為代表參加。他要的是確定鮑爾弗爾宣言會被納入和約中而成為國際法條文。相對之下，那時的戰敗國（如德國）是不能與會而只有任人宰割的分的。大英帝國已不在，如今的超級強權是美國。而猶太團體在美國的活動及影響力也說明了他們一向與強權掛勾以達到他們的目的（John Robert: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美國不但提供了以色列的保護，每年也大量金援（約31億美元）已是富有國家的以色列。伊拉克戰爭也可說是一場以色列的代理戰爭。因為以色列是一直要攻打伊拉克的，最後｢代打｣的是美國。

也由於猶太人在美國的強大遊說團體及影響力，並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 使許多美國人對猶太人的忠誠度有所疑問。認為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猶太人，也可能忠於以色列而非美國。這也是當年在英國內閣討論宣言時，是內閣官員（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State of India  ）也是猶太人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強烈反對錫安主義的原因。已同化於英國社會的猶太人怕錫安主義的推動猶太建國，只會造成猶太人在居住國的困境，引來不必要的被排擠。對他們而言，猶太人是一個宗教或文化的認同，而非民族。另一個事實是，在以色列已建國將近七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仍住在他國，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74.8%）只占全球猶太人的45%到三分之一不到（依猶太人定義而異）。大部分的猶太人還是沒有「回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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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歐洲是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這多少源於啟蒙運動與拿破崙的東征西討。到1848年的歐洲到處都有革命時，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也日趨成熟。普法戰爭（7/19/1870-5/10/1871）多少是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要統一日耳曼民族以建立德國帝國的藉口。除了德國的統一獨立外，義大利也在一波三折下於1871年完成統一獨立。

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自然也影響到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民族主義是凝聚內力以扺禦外侮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思惟下，猶太人的角色便很尷尬。猶太人到底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宗教與文化？他們到底屬不屬於所居住國家的民族？

對散居西歐的猶太人而言，與東歐及沙俄下的猶太人相比，他們是相當同化於各所居住的社會的。無論在德國、法國、或英國，猶太人都已居住有幾百年，而也相當融入該地的社會。英國可能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13歲時改信英國國教的猶太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就曾兩度當首相。而在鮑爾弗爾宣言發佈時，閣員之一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也是個猶太人。

雖然相當同化於西歐各社會，但猶太人也多多少少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與文化，摩擦也難以避免。19世紀末年一個猶太法國軍官翟弗斯（Alfred Dreyfus）被誣判為叛國罪。最後在一些支持者，尤其是大文豪左拉（Émile Zola, 4/2/1840-9/29/1902）的聲援下才改判無罪。這個事件也被稱為翟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翟弗斯事件多少也影響到一些猶太人對他們本身處境的思考。

由於猶太人在西歐較融入當地社會，一般而言反猶太人（antisemitism）的問題也較少。但在東歐及沙俄，猶太人遭到相當大的迫害。迫害尤其嚴重的是沙俄。集體迫害，甚至大量屠殺（稱為pogrom），時有所聞。而多少也源於這個背景，錫安主義的思想於1881年在黑海的港都奧迪塞（Odessa，目前屬烏克蘭）產生。推動猶太復國運動的錫安主義思想也漸漸的擴散到歐洲各處。1896年2月，奧匈帝國的作家及新聞工作者赫哲（Theodor Herzl, 5/2/1860-7/3/1904）在維也納發表了《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一書，倡導猶太復國主義。赫哲也發行了錫安主義的報紙（Die Welt）宣傳他的理念。富裕的他也聯繫各國的猶太要人，並與歐洲的政要「溝通」。為了爭取基督教及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向教廷駐維也納的代表（大使，Papal Nuncio）表示，未來的猶太復國所在將不會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恆、與拿撒勒（Nazareth）。為了爭取相關國家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支持，赫哲也動員了猶太金融機關的運作。錫安主義的金融主體（Jewish Colonial Trust）總部設置於倫敦，以表明對大英帝國的肯定（倫敦也是金融中心）。由於當時的巴勒斯坦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內，錫安主義在奧圖曼帝國的首府也很早就設立分行（Anglo-Palestine Bank），以利錫安主義的運作。對德國帝國，赫哲則以支持德國在近東的權益以為交換。對奧圖曼帝國，赫哲以猶太金融援助做為在巴勒斯坦移民的條件，但沒結果（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赫哲組織了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並於1897年8月29日到31日，在瑞士的巴賽爾（Basel）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與會的共有197人。成員除了都是猶太人外，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都有。有傳統正教的，自由派的，無神論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資產家。但也大都只代表他們個人，一人一黨。赫哲的宣示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國土。

1903年春天，大英帝國的政要張伯林（Joseph Chamberlain, 7/8/1836-7/2/1914）向赫哲提議猶太人移民到1895年以來便由大英帝國管轄的肯亞。但由於誤傳，赫哲以為是烏干達，而建議猶太人接受這個方案做為臨時之計。但在各方都反對之下，他要的這個烏干達計劃（Uganda scheme）也就此銷聲匿跡，而他本人也不久就去世。

而於同時，居住在各地的猶太人也都積極的參與各地的政治活動。他們參與了沙俄境內反抗沙皇的地下活動，也在日後的布爾雪維克及孟什維克中都居要角。後來與史達林對抗的托洛斯基，及到中國當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都是猶太人。他們也參與凱默爾反抗曼圖曼帝國的組織（Young Turk）。多少考慮到只有奧圖曼帝國的倒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才有可能。

猶太復國主義固然有支持者，但那時歐美的大部分猶太人都是反對復國運動的。這不只因為猶太教宗教理由上的考量 ( 後續討論)，也有現實處境的考量，不希望因為復國運動而破壞了他們在所居住國家的融洽共處。但在另一方面，猶太人所居住的基督教主流世界 (主要是新教)，也同樣基於宗教理由，但卻對猶太復國運動有不少支持的聲音。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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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2日，大英帝國的外交部長鮑爾弗爾 (Arthur James Balfour, 7/25/1848-3/19/1930)， 發文給大英帝國最顯赫的猶太領導人及猶太復國主義（或稱錫安主義，Zionism）的大力支持者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Lionel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這一封簡短但卻影響深遠的信函後來被稱為鮑爾弗爾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這封信函不但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或猶太人所稱的復國）鋪路，也種下了後來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及廣泛的阿拉伯人在中東的百年衝突。

信函的大意是大英帝國將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心願，將會盡全力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家園。信函簡短，底下列的是信文的主體。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這封簡短的信函含有幾個要點：

第一，大英帝國要幫忙的是建立猶太人的猶太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指名要建國（state）或建立猶太人的國土（Jewish homeland）。

第二，信中雖說此舉不應傷害到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區。但這種字眼的使用（非猶太人），已將那時在巴勒斯坦只有五萬名的猶太人放在主位，而將其餘67萬名（占91%）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東正教的亞美尼亞人放在次位。

第三，聲明也指出不應傷害到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政治地位與權利。所以有這個字句，源於反對錫安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害怕若猶太人建國或復國，將會影響到散住於各個國家的猶太人社區。怕猶太人將會被劃分成不同民族而遭受到排擠。

信函雖然簡短，而許多地方也語焉不詳或故作迷糊。但這封信函的產生卻牽涉到：帝國主義的明目張膽（那時的巴勒斯坦尚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裡而非大英帝國所擁有）；一個珍貴的不動產（含有被伊斯蘭教、基督教、及猶太教都視為聖城的耶路撒冷），被沒有擁有權（主權）的大英帝國一再的「變賣」（先是阿拉伯人、法國人、及後來的猶太人）（後續將會討論）；一個官方團體給予一個私人團體的國家級禮物。

信函雖然名目上是由大英帝國的外相鮑爾弗爾給與錫安主義的領導人之一，羅斯柴爾德男爵，但鮑爾弗爾可不是信文的唯一起草人。起草信函的大都是猶太團體的顯赫領導人，也牽涉到在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這些都是有法學素養的人，其為文用字也特別小心。信文最後是通過大英帝國的內閣會議通過後才發佈，代表了錫安主義者的一大勝利。信文於一個禮拜後見諸報端，發布後果然改變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動量，並也影響到了後來整個中東局勢的發展。

鮑爾弗爾宣言的發佈時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交戰陷入僵局，而英法的財政也陷入危機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帝國重新洗牌，而不論是國際情勢或彊域都需重新調整的時候。那時的大英帝國仍是超級強權，也是個日不落國。但在長年窮兵黷武及勢力過於擴張及遠征下，疲憊已現。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參戰（同二次大戰中一樣）。原本一直維持中立而不願捲入歐洲戰場的美國（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雖然於1917年4月6日就宣布參戰，但第一批軍隊要到六月才抵達歐洲。大批軍隊（美國共出兵436萬人，死亡116,516人）則後續來到。而在同時，散居歐洲各處的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也漸漸由少數變成多數。錫安主義成長於沙俄與東歐，茁壯於大英帝國及後來的美國。透過金融的運作及要員於政要及政府高層間的穿針引線，最終促成了這個宣言的產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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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同時，日軍也開始攻打菲律賓、香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1941年12月25日，日軍攻下香港，1942年1月11日，日本佔領吉隆坡， 1月12日佔領馬尼拉。退守到新加坡的英軍於2月15日投降。3月中，日軍取得印尼。退守到巴丹（Bataan）的美軍於4月9日投降。1月就開始進攻緬甸的日軍到5月時英軍全部撤退。

日軍在短期內打敗了殖民東南亞的英、美、法、荷，西方強權，倒也震驚了東南亞人民。在西方殖民政權迅速的一一倒台後，有些人是看得發呆，有的人歡欣鼓舞，也有人是憤怒、悲傷、與不滿。突顯的是，西方強權不再是那麼的優越而堅不可破。日軍的進占東南亞也激發了人民的民族意識與追求獨立自主的意願。在這一段期間，日本帝國也於東南亞各國一一設立傀儡政權以做統治之用。雖然表面上答應東南亞各國日本會支持他們的獨立，但私底下對授與印尼及馬來亞獨立是有保留的。原因在於日本對這兩國的資源（石油、橡膠、及礦產）有所需求。但日本也不是攻下東南亞後才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獨立的。緬甸是一個例子。

陸軍情治系統的鈴木敬司（2/6/1897-9/20/1967）住過菲律賓，於30年代及40年代成為日本在曼谷的南機關（特務機關）的頭子。他吸收緬甸的異議分子及倡導獨立的人士，包括奈溫（Ne Win, 5/14/1910-12/5/2002），翁山（Aung San, 2/13/1915-7/19/1947， 翁山蘇姬的父親）等人。鈴木將他們組成緬甸獨立軍與殖民的英軍作戰。但日本最終是要佔領緬甸，而非全心全力的支持緬甸的獨立。過於熱衷緬甸獨立運動的鈴木因而於1942年被調回日本。緬甸獨立軍的領導則由翁山接下。當戰後英軍要將鈴木敬司依B、C級戰犯處置時，遭到翁山的抗議而釋放鈴木。1981年4月，為了感謝他們對緬甸獨立的貢獻，奈溫授予死後的鈴木及其他前七名日本軍人緬甸的最高榮譽勳章。

雖然緬甸的獨立運動人士對日軍佔領時的殘酷對待當地人民，及缺乏溝通頗有微詞，但也都肯定日軍對獨立運動的貢獻。獨立運動人士如吳努（U Nu, 5/25/1907-2/14/1995，首任總理）及戰時的國家元首巴莫（Ba Maw, 2/8/1893-5/29/1977）都肯定日軍打破了人民對西方列強優越不敗的觀念，也因而鼓舞民族意識以追求獨立建國。

在歐美殖民政權一一被日軍打倒，而殖民地國家一一「獨立」後，日本帝國在1943年11月5日到6日，在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與會的主要人物是日相東條英機，滿州國首相張景惠（1871-1/11/1959），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總統汪精衞，菲律賓第二共和總統勞瑞爾（José P. Laurel, 3/9/1891-11/6/1959），緬甸國家元首巴莫，泰國特使旺‧外塔亞孔親王（Wan Waithayakon, 1891-1976），及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領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

鮑斯與尼赫魯及甘地被認為是印度獨立的三大領袖。與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不同處在於鮑斯採取激烈的手段。在日本攻下新加坡後，他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多少冀望乘著這股打倒歐美勢力，建立泛亞聯盟的氣勢中，爭取到印度的獨立。日本宣布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鮑斯在離台往滿州國時，飛機於松山機場起飛後不久墜毀而亡。當時在台北的西本願寺為他辦了個法會。遺骨運往日本，在東京杉並區的蓮光寺有他的半身雕像。

由於鮑斯在印度的聲望，許多印度人拒絕相信他的死訊而有不同的傳言。一說他到了蘇聯，一説他去了中國，也有人說他回到印度成為印度教的聖士。2004年，印度人也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The Forgotten Hero）。目前還有網站專為他而設。

大東亞共榮圈強調的是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Asians）的泛亞精神，而也鼓舞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但在泛亞及團結亞洲人這個目標上顯然有所缺失。日本打下東南亞的目的為的是取得資源（特別是石油、橡膠、與礦產），驅逐歐美的殖民勢力，而非為亞洲人爭取獨立。而更關鍵的是，日本在事前沒有做好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準備工作，領頭及執行的都是軍方。而在當時一切都為戰事做準備下，其他的建設也都免談。在軍國主義下的軍方人物是獨霸而殘暴的。這也引起許多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不滿與怨聲載道。尤其是日本軍方使用了許多該地的「勞務者」（勞工，更確切的說是奴工），去開路、建機場、及建築橋樑等。但緬甸與印尼可說是個例外。印尼是因為蘇卡諾與日本交換條件，他用支持日本來換取他的宣掦民族主義。而緬甸多少源於日軍很早就開始支援他們的獨立運動。

但大東亞共榮圈也有正面的一分。戰爭爆發前日本就開始引薦一些優秀的東南亞學生到日本接受教育。這個稱為「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下畢業的學生，後來在回國後也都學有所用而受益良多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 1995)。可能也基於如此，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在美國的建議與支援下，台灣開始接納東南亞的留學生（僑生）以形塑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宗主國的思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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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到18世紀是歐洲人到處開發探險，「發現」新領土並往外殖民的的年代。這股往外掠奪的歐洲勢力可說所向無敵，從美洲大陸、澳洲、非洲、印度、到東南亞都一一淪陷。當這股勢力，夥同日後興起的美國，抵達遠東時，清朝下的中國、韓國、及日本都無應付的能力。如何去面對這股外來的勢力，也於當時的中日掀起了不同學派的討論及策略的爭執。

這種東西勢力的對衝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東方或西方都非單一勢力。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但不論是六國聯合對抗秦國的合縱，或是企求與秦聯合的連橫，雖然六國之間各有矛盾，但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但在進入19世紀後的東西交會中，弱者的東方議論紛紛，而強者的歐美也非夥同一致的。

歐洲不是如中國般的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戰亂頻繁，也透過皇親國戚的聯姻來結盟。而在這一系列的戰亂中，社會、文化與科技的變革也一再的產生。首先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接著而來的科技發明及日後的工業革命也一再登場而改造了世界局勢。1648年 4月24日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伐利亞和約雖然大扺結束了歐洲各國都參與，而死傷慘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但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並不就代表歐洲的和平與相安無事。歐洲各國的戰爭與奪利也延伸到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的搶奪。

歐洲勢力的往外掠奪有如幫派的爭奪地盤，如果能夠獨吞幹嘛要「分享」。所謂的「分享」也都是暗盤交易的結果。在東南亞，有多次交戰歷史的英國與荷蘭最終也劃分了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英國。而在南亞與中南半島方面，英國佔領了印度與緬甸，法國佔領了越棉寮。介於其間的泰國也因兩大勢力的交衝而得到有條件的獨立。清朝是塊大餅， 大到沒有一個列強有獨吞的能力，而只能夠簽訂通商條約，要租借地。19世紀末年加入掠奪的美國，也怕分不到中國這塊大餅而於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與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發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主張。希望大家都能到中國｢登門造訪，互通有無｣，而有得吃，有得用，不要一個強權獨呑中國後使大家都沒得吃。

在歐美勢力的進逼下，面對危機的清朝及日本也有不同的反應。兩國在思想及決策上都有所對策，而也在學界及政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但總的來說，清朝的反應是老大僵硬而被動的，日本則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角色。

有兩千年大一統文化觀的中國，在面對變局時常常是僵化的不知如何應變。也因而於歷史上都以改朝換代的形式來換成另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產生。當19世紀末年以來，西方勢力逐日進逼下，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傳統與西化的辯論，而也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到頭來是窮也不會變，變也不會通的有了義和團那種清朝所鼓勵出來的怪胎，導致了列強有藉口入侵的八國聯軍，最終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在日本方面，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目睹亞洲各國一一淪陷，而本身也於早期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後，傳統與西化的辯論也於日本國內展開。一方面是要將西方勢力都逐出亞洲的攘夷論。要獨立的亞洲各國都置之於日本的領導之下而成為｢皇道樂土｣的尊皇論。這也是頭山滿（5/27/1855-10/5/1944）的「黑龍會」的主張。一個極右翼的團體而多少也與中國的革命黨（孫文）有所聯繫。另一方面是較不右翼而帶平等對待精神，也支持「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宮崎兄弟（宮崎八郎、民藏、彌藏、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他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但也有一組日本人在中國做經營。這群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日本人包括民間人士、政治人物、及軍人，他們多少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尖兵。最有名的就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義父）。除了攘夷尊皇的極端主義外，其餘多多少少都屬於興亞、亞細亞連帶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惟範疇，而也多少與孫文的泛亞論有所相通。

在這西化與傳統的辯論中，福澤諭吉（1/10/1835-2/3/1901，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的｢脫亞論｣及｢文明開發論｣，多少推動了日本與亞洲有共同基礎的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走向衰弱，而走上日本與亞洲其他各國的對立，助長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後來轉變成為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廖代翔：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史耘」第15期， 2011年6月）。

有異於尚空談而光說不做的漢文化，日本文化多少是言說必行的。除了這些理論上的論述有異外，日本文化之有異於漢文化之處還在於她有一個優久歷史的武士道與尚武傳統。明治維新後也造成許多浪人（無主的武士）。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軍人也日漸抬頭而最終走上軍國主義的往外擴張之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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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俄國於2014年2月開始併吞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部俄國人居多的邊界地帶發動戰爭時，舉世關注。芬蘭的政界人士指出，他們對這個事件的發展一點也不意外。由於歷史淵源，芬蘭知道要與俄國維持良好的關係，知道要如何對峙，但不會引起俄國的反撲。而俄國也知道若他們要攻打芬蘭，則他們要付出慘重的代價。誠如目前的芬蘭外長索以尼（Timo Soini）所說：「我們是小國，我們知道大國在對戰時，最好是在圈外，不要在圈內 。 …要點是要了解俄國人的想法。俄國是個下棋子的國家，不管你的想法如何，他們都會打出下一步對他們有利的戰略動作」（Reid Standish: How Finland Became Europe’s Bear Whisper. Foreign Policy, March 7, 2016）。

在這種思維及政策下，俄國成為芬蘭最大的進出口國家。芬蘭由俄國進口百分之百的天然瓦斯及90%的油與煤。但在國際因俄國併吞克里米亞而實施對俄國的經濟制裁後，芬蘭與俄國的進出口於過去兩、参年來減少了三分之一。以2016年2月29日發表的芬蘭官方資料來看，芬蘭的進口國家中，俄國掉到第三位 (次於德國與瑞典)。芬蘭出國的國家中，俄國掉到第五位。

從20多年前以來，芬蘭與俄國這種奇特的關係也使一些學者聯想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有這種聯想也是頗自然的，因為芬蘭與台灣的處境有許多類似之處：兩個都有一個不友善的強國在身邊，兩者與身邊的惡鄰都有歷史淵緣，而且都曾是這悪鄰的一部分，兩者都與這身邊的悪鄰有很大的商務來往。

雖然台灣的處境頗類似於芬蘭的處境，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首先最重要的是俄國承認芬蘭的主權，芬蘭與俄國有1300公里的邊界，而芬蘭也一直走中立的路線。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只牽涉到台灣與中國，也牽扯到美國、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尤其是日本。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在過去70年來對台灣的外交與防衛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美國對台政策卻也從來就不是一致的。從1943年沒有諮詢台灣人的意願就將台灣送給國民黨的中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雖然大都站在防衛台灣的立場，但也一直都處於搖擺的狀態。目前華府的對台政策可說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美國應該要幫忙防衛台灣。另一種看法是雖不反對防衛台灣，但將防衛台灣看成是一種負擔。少數的學者則主張放棄台灣。多少是要為這種困境解套，馬英九於2008年上台後的台海緊張情勢緩和下，季禮 ( Bruce Gilley) 於2010年1月，在美國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上發表台灣若芬蘭化，則將會有助於美國在亞洲的防衛體系。季禮引用於2004年在中國的調查指出，只有15%的人要對台用武， 58%的人主張排除用武而認為應進行與台灣做經濟整合。季禮認為民族主義不是中國人要統一的主要動力。季禮也認為芬蘭化的台灣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也會改善中美關係。無獨有偶， 2016年1月綠營的大勝後，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也為文論述中國應考慮台灣芬蘭化的想法（China Needs to Consider the ‘Finland Option’ for Taiw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對於季禮一文，許多學者（包括一芬蘭學者Jyrki Kallio）及外交官（白樂崎， Nat Bellocchi, 7/5/1926-11/16/2014 ）都持不同的意見。白樂崎主張加強與台灣的關係，他認為對暴政讓步只會增加暴政的胃口。芬蘭學者Kallio則不同意季禮對國民黨的統治及馬政權下，台海關係和緩能夠持久的看法。他看出｢台灣人｣認同的增加及台灣最終會走向獨立的趨勢。他也認為中國統治的合法性已建立在統一之上，中國不可能讓步。

而事實上，從中國發表的評論來看，他們對台灣芬蘭化的主張都是反對的。中共的本質是一個極權統治的政體，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控制，無法容忍異己。一個地大如美國但卻只能容許一個「中原標準時間」的國家，如何能去容納其他的想法。

芬蘭之所以能夠維持獨立（雖說是一個芬蘭化的獨立），原因在於她宣布獨立那年（1917）有德國的支持，而那時剛掌權的布爾雪維克無能力顧及國際，也承認芬蘭的獨立。而更重要的是， 1939/1940年史達林下令百萬俄軍攻打芬蘭的冬日戰爭中，遭受慘烈的損失。不若芬蘭南邊的波羅的海三國之輕易下手。俄國對此也不得不對攻打芬蘭有所顧忌。

中國要打台灣也不是越過邊界就能打的。1979年越過中越邊界說是要「教訓」越南的中國，到頭來是自己被教訓了。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也是不了了之。當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發生後，大部分的國際專家都認為兩邊會打起來時，李登輝的「空包彈」之說卻也指出了中國紙老虎的本質。

俄國的霸權與中國的霸道固然有異，而邊界與海峽也是有異的。台灣與芬蘭的處境固然有異，也有類似之處。學習他國歷史多少會給我們一些啟發及思索解決之道。但台灣終究是台灣，有她的獨特歷史與地位。能夠解決台灣問題的終究只有台灣人自己。也只有了解國際歷史與現勢，了解台灣的歷史與處境，深植自己的實力，則最終台灣人終究會走出自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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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是美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在那反戰、反傳統、及民權高漲的年代，年輕世代與年紀較大的一代有很不同的政治觀與文化觀。也就在那美國動盪但台灣卻在高壓統治下出奇「寧靜」的年代，筆者於1969年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買到了一本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封面有個主題：討論美國的代溝（generation gap）問題。那年的春假我回宜蘭老家時帶回了這本雜誌。多少要向管教甚嚴的父親做無言的抗議，我將這本雜誌放在桌面上讓他「過目」。父親看到了封面的主題，也因我常與他起衝突，於是跟來我家幫忙的隔壁老太太「指著和尚駡禿驢」的指點我起來。父親說，現在的年輕人很不像樣，稍懂一些東西就對長輩說三道四，也不想想長輩吃的鹽比年輕人吃的米都要來得多。

後來據母親說，當年從日本學成回台的父親也常與祖母起衝突。不滿陳舊的繁文縟節的父親與那傳統禮教下長大而有纏足的祖母常常爭執不下，為的就是父親不願意遵從祖母堅持的舊禮儀及祭祀傳統。父親當然沒料到他當年革祖母的命，但於日後卻會遭到自己兒子革他的命。

家庭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小縮影。 60年代的美國青年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話。那時20歲不到的我也頗有同感。但如今，自己的年齡都已是30歲的兩倍，而也是當年那段往事發生時的三倍以上年齡了。如果會被革命，倒也沒有什麼奇怪，那到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過程。但令人覺得孤單無奈的是：我們還是在革命中。

國際左派

2016 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一群一向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在南加州有兩個會面的機會。也因為艾琳達來美訪問，大家有這麼個機會做會談及交換意見。

在台灣住久了，也了解台灣人敬老尊賢的文化，對「老」這個稱呼艾琳達沒有一般美國人的避諱。艾琳達雖然以國際左派、國際人自居，但說她是綠也相當得體。她到底比一般台灣人都更早，也更深入的介入了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她也是於最近第一個跳出來指控蔡英文用李大維為外交部長，用的都是藍營｢支持一中｣原則的人士。很早就介入工人問題的她，了解及分析社會的角度都是由左派的觀點著手。也因為這種左傾思想，促使她當年到紐約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去修取博士。賓漢頓校區卻也有個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國際左派的思維及建構頗有影響。

世界體系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及左派的分析方式，去探討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這個理論大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也就是已開發國家），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半開發中國家），及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未開發國家）。這個體系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方式，及其所採取的國際的資本與勞力分工作業的方式來運作的。核心國家重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的作業，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則為勞力密集及自然資源的榨取。用動態的觀點來看，核心國的老大也是在變化中的。由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大英帝國及今天的美國。由於世界體系的理論完全建基在經濟上，缺乏對文化及其他社會政策，及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考量，批評的聲浪也不少。

台灣在荷蘭時期屬於邊陲地區，日治後逐漸變成半邊陲國家。戰後在投靠美國經濟體系後，卻也獲益不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起許多國家而言都相當前進。也多少源於這個原因，目前艾琳達也多少放棄了在台灣推動一個激進的左派運動的想法。但這並沒改變她用科學證據及左派的分析方法去看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

想當年

2016年11月7日，我們在加州爾灣的一間安養院與愛琳達會面。高齡96歲的艾琳達的媽媽納莉（Nellie Amondson）那時住在一間設備良好的安養院。因為已有失智現象，所以艾琳達一直向她提起高雄事件的當年往事，希望喚起她的記憶。

高雄事件後艾琳達被國民黨遞解出境。回美後母女倆開始展開救援及國際發聲的工作。在她們巡迴美國參與各地同鄉的示威並拜會政要時，當過學校老師的納莉知道如何先做好準備稿，事先聯絡媒體及相關機構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納莉也拿著「我的女婿被處決了嗎？」（Has my son-in-law been executed?）的傳單，在國會山莊拜訪各個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她也寫信給在台灣投資的各個美國廠商，抗議他們助長了國民黨的暴政。AIT自然也是納莉投訴的對象．當時的AIT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說納莉是他最頭痛難纏的人物。

在美國做抗議，在全國性媒體的曝光率不高。艾琳達知道香港是國際媒體的中心，因此決定到香港直接訴諸國際媒體，以求新聞的發布與宣傳效果。但當時的台獨聯盟不贊成到香港，認為只要在美國遊說即可。休士頓的盟員蔡正隆則私下捐了800美元。為籌措經費，納莉因此標售了她喜歡蒐集的古董時鐘，得到4000多美元。母女倆就飛到遠東。在日本時她們聽到了林宅血案的消息。在香港，她們只能呆一個月。而也在香港，艾琳達與國民黨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隔海對衝起來。那時要入台的納莉也被國民黨拒絕入境。

在艾琳達想當年的敘述中，納莉只有靜靜的聽，不置可否。除了更正艾琳達說她已96歲不是95歲外，納莉並沒有做任何更正，也沒什麼表情。那一段時日及其他的記憶對納莉來說，可能真的是已煙消霧散。

看當今的民進黨

長期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艾琳達及當天也在場的林水泉，對一些民進黨人物及一些事件的發展與處理也都相當有意見。帶有左派批判性的艾琳達與恨鐵不成鋼而急求台灣獨立的林水泉，對當前民進黨的檯面人物都頗有微詞，兩人的意見當然不盡相同。扁案對林水泉來說完全是個政治案件，艾琳達則不認為阿扁是完全清白的，但覺得扁案的司法程序很有問題。阿扁目前已出來即好。艾琳達也提及紅衫軍之前幾個月，人權律師魏千峰因不滿陳水扁與資産階級走太近，就有意要發動倒扁。要的是批扁，而非要他坐牢。但魏千峰後來不滿民進黨內原來支持他想法的元老最後都沒出來為他背書。

艾琳達對獨派人士的一般評論是：短視與急功近利，而民進黨內也有許多人士的立場很有問題。艾琳達更點名施明德、許信良、許榮淑等都早已被中國收買。而顯著的檯面人物如辜寛敏、康寧祥、及張俊宏等在立場上也都很有問題。林水泉也提及尹衍樑與蔡英文的哥哥是同一夥人，兆豐銀一案難以辦下去。林水泉也提及有許多民進黨的人與過去執政時的國民黨暗通款曲，導致立場的搖擺不堅定。更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替國民黨做情治工作，如謝長廷。

對於一個一向主張一中政策的李大維之任為外交部長，艾琳達特別有意見。艾琳達當年為民進黨到南非做外交，了解國民黨外交人員的不學無術，也不去了解當地政情及社會人文的工作。國民黨外交人員汲汲於事的是做鑽石與黃金的走私。艾琳達也認為民進黨內不乏外交人才，為甚麼不用自己人。台灣人也應當了解國民黨如何訓練中美洲右翼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這些中美洲的行刑隊都經由國民黨的安排到北投的復興崗（政戰學校）受訓，學習情治及刑求的「技術」。台灣人應當了解國民黨不只在台灣壓制自由民主及迫害人權，在中南美洲及南非也都與當地的右翼政權合作，做迫害人權及壓制自由民主的勾當。人權問題是沒有國界的，自由民主也是一個普世價值，是需要一起奮鬥的共同目標。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於60年代初期就參與獨立運動的林水泉，卻也因國民黨的誣陷而被關入監獄12年。在那一段煉獄時日，林水泉也深深了解中國人特務治國的手法，認為那種國家如何能強大。凌晨那段時間一般是執行死刑的時刻，而林水泉也於那時見證了許多政治犯於凌晨那時被拖出去槍決。槍斃看多了，覺得生死是一瞬間，而也看開了，反而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林水泉說：有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台灣獨立對林水泉而言已成一種信仰。與有些人經由刋物而了解台灣獨立的不同處在於，林水泉的台獨信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體驗而得來的。靠的不是理論，而純粹是經由觀察國民黨占據台灣後的一切所作所為及自己本身的經驗而來。

有這麼個信仰，但卻看到當年自己也幫忙催生的民進黨如今的表現，卻也令他焦急異常。有如自己生的小孩走入歧途般令他頗為著急。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更已遠離當年民進黨的創黨初衷。已屆80高齡的他覺得再也無法在美國隔海觀望。在這種心態下，林水泉在訪談中提及他已經決定要回台灣長住久居。覺得若只有空喊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是辦法。要如何具體行動，則有待他回台後與一些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後才能決定。重要的是要去除「中華民國」以推動台灣獨立。長年在獨派人士中打滾的林水泉，除了政治犯人士外，也與老中青三代都有聯繫。他只希望能有所成，否則他真的會死不瞑目。

看美國

台灣處於兩大國之間：一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一邊是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重重但卻很會虛張聲勢的中國。獨派的人拉攏美國，統派的人則向中國投懷送抱。看來好像只有這兩種選擇，但事實上只能有這兩種選擇嗎？殘暴專政的中國固然不可取，但美國是個可靠的籌碼嗎？

對艾琳達而言，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美國雖然有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優良形象，但當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時，別的國家人民的福祉與生死是不干美國何事的。在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會操弄國際情勢及外國的政權，也會不惜出賣友人及出兵。艾琳達認為這是對美國應有的基本認識。

對目前的台美關係，艾琳達認為美國重申的「六個保證」已給執政的民進黨很大的空間去運作。民進黨不應畫地自限，而應勇往直前。獨派因為怕美國，所以什麼也不能，也不敢做。她也認為吳釗燮同邱義仁一樣，到美國後，都變成美國的走狗。

艾琳達對美國的評定是由歷史事實，動態的國際關係，及左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而來。另一方面的林水泉，他本身沒反美，也沒指稱美國是帝國主義，但卻有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他堅定台灣要去除「中華民國」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台灣人只有自己做，沒有別人可依靠的。林水泉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明析的：要依靠別人則不可能有獨立，要獨立就需要先建立獨立性。

再下來……

台灣的處境複雜，也很特殊。艾琳達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程不是很樂觀，但她對蔡英文所推的南向政策予以肯定，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與作法。台灣人也應向菲律賓學習他們當年的群眾運動。國際社會的左派運動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都是台灣人需要虛心學習的所在。台灣青年不滿資金的大量流往中國，台灣人也應多思考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是國際性的。

林水泉則認為只有透過壓力團體及群眾運動才能改變現狀。他計劃在回台後與老中青三代及社會的不同階層對話，了解情況才採取下一步驟。蔡英文說的是「謙卑、謙卑、再謙卑」，但卻重用藍營人士而遠離獨立及革新之路。林水泉走的將是「鬥爭、鬥爭、再鬥爭」，「革命、革命、再革命」，不達獨立誓不罷休。老人搞革命是累而孤單的，但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年輕的一代已走上街頭，參與獨立建國的行列。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老綠男與老綠女至少與年輕的一代沒有代溝的問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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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人於15世紀末年開始抵達美洲時，整個美洲大陸都已有人居住，但這並沒有阻止歐洲人的大量移民。在19世紀那一個世紀，就有五千萬歐洲人移民到美洲大陸（北美及中南美）。到如今，當年主要是遊牧民族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與獵場，而大都居住在保留區內。那麼，印第安人是如何失去他們的土地的？

我們知道有些是用買賣的方式取得的。目前尚存有的文件顯示荷蘭人於1626年以60 guilders的代價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1630年買下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1846年時，有人計算60 guilders 相當於那時的24美元。但也有人指出，交易內容應還有物資交換及軍事的聯盟，不只是金錢而已。

但我們知道美洲的開發歷史是一場強者（歐洲人及獨立後的美國人）對弱者（印第安人）的掠奪過程。不平等交易，不平等條約，詐欺，暴力相向，等等手法是美洲的開發史。當內戰後的19世紀末年，美國的人口激增而鐵路也開始開通後，美國人想要開發西部的要求大增。在這種背景下，「合法」的搶地也一再的上演。最有名的就是19世紀末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搶地（Land Rush， 或稱Land Run ）了。

1828年，美國國會劃定目前奧克拉荷馬州一帶為「印第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將所謂的「五個文明化部落」（Five Civilized Tribes）為主的印第安部落強迫由東部及南部牽入奧克拉荷馬領域內。這五個部落是 Cherokee, Choctaw, Chickasaw, Creek, and Seminole。所謂的｢文明化部落｣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熟蕃」。在內戰中，這五個部落站在南方的陣營，所以於內戰後被聯邦政府視為敵方處置。 1889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撥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要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印地安保留區供墾殖者開發。法源基礎為1862年通過的「農場家園法案」（the Homestead Act），「合法」取得土地的上限是160英畝。墾殖者只要改善土地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撥用印第安法案」下，第一場搶地於1889年4月22日中午展開。展開之前已有許多人湧進南北兩側（德州與堪薩斯州）等候，期望奪得一片地而被稱為「旺盛者」（Boomers）。但也有人於之前就偷偷進入佔地而被成為「抄捷徑者」（Sooners）。幾百個訴訟案也就於隨後產生。目前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戰歌（Boomer Sooner）源於這個歷史背景。

1889年4月22日中午，在槍響下，五萬名人士開始騎馬搶地。一天之內，奧克拉荷馬市就成為一個萬人城市。一個月之內就有五間銀行，六家新聞報紙。第一次搶地後，大家意猶未盡而於1891年9月22日， 兩萬人再搶五個印第安部落的6百萬英畝土地（6097個地段）。1892年4月19日， 兩萬五千人搶被劃分為400個地段的兩個印第安部落保留地。1893年9月16日，聯邦政府再開放6百萬英畝給10萬人去搶地。最後一次搶地是1895年5月3日，只開放18萬英畝。再下來是由搶占改為賭博。1901年8月1日， 16萬人參加一萬三千個地段的土地樂透。1901年8月6日，350萬英畝再開放土地樂透。然後由賭博改為商業行為。1906年12月，50萬英畝開放競標。這些搶地，樂透及開標都只開放給白人。 1907年11月16日，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一州。

搶奪印地安人的保留地供白人做土地的開發卻於日後造成浩劫。生態的破壞引起了30年代的沙塵暴（Dust Bowel）。一連串的旱災及頂層土壤的流失影響到一億英畝，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與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台灣的原住民是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的，有的只是部落共有及領域的想法。在漢人的一再侵進下，台灣的原住民也一再的流失他們的土地。整個過程是豪奪、買賣、租賃及通婚的過程。實行寓農於兵，屯田制的鄭氏王朝是用武裝拓墾的方式大量搶奪平埔族的土地的（中研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像鄭氏王朝如此明目張膽的大幅搶奪方式雖於日後不多見，有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占墾，及官方稅餉、勞役壓力下所導致的「割地換水」，土著業主及漢佃的瞨耕契約，出賣佃權或典賣，及通過與平埔族女性結婚以取得地權等等。（中研院：平埔族業主和漢人墾佃的土地契約關係）。在此順帶一提的是，據研究荷據及鄭氏王朝那段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瞨」一字的觀念及來源出於荷蘭文的 Pacht，類似於英文的lease，大意為租賃。

在奪取平埔族土地的方法上，也有許多是以詐欺的方法取得的。也有許多漢人將平埔族視為不祥的物件置於平埔族的土地上以「嚇走」平埔族。小時候在開發較晚的宜蘭就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他們將被視為不祥的蛇丟到平埔族的土地上去嚇走平鋪族人，逼使他們拋棄他們的土地。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遷移及弱肉強食的歷史。美國的開發及台灣的墾殖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面。若不了解我們野蠻的過去及人類的野性，則我們如何去創立一個文明的世界與未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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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夫婦是家父與家母的世交。小時候張先生常到我們家訪問，我們小孩子用日語稱呼他張伯伯（張樣おじいちゃん）。張伯伯有視障，不是看得很清楚。上街走路及生活起居沒有什麼困難，但在就職上卻有問題。也因此他賦閑在家，而家計則由他那溫文儒雅的助產士太太一肩承擔下來。張伯伯很有學問也很有見地，年輕時在台北的臨濟護國禪寺工作，深深了解當時一些日本禪師的偽善。那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工作。他喜愛讀書，也愛來我們家高談闊論。重視社會公益公義的家母是他的忠實聽眾，我那「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則興趣不大，常常聽不久就「翹課」了。由於說的是日文，而小小年紀的我也對社會與政治經濟的議題不是那麼的有興趣。但據張伯伯的「好學生」家母說，張先生不但有學問有見地，也有社會公義的觀念。他批評宗教團體的虛偽，也不滿唯利是圖的奸商及大企業對社會的剝削。他也認為剝削所得的利潤是一種竊盜的行為。在那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只會用日文寫作而又有視障的張伯伯多少是「憤世嫉俗」的。但憤世嫉俗不是什麼壞事。有不滿，才會要求改變，和社會也才會有進步。

在那個時空不對調的背景下的張伯伯，料可以在19世紀的西歐找到他的知音。張伯伯的思惟令我聯想起19世紀的歐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15/1809-1/19/1865）。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魯東是相當早就宣稱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普魯東反對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形式，他支持小農民及小工藝人物（small craftsmen）的生活方式與經濟作業方法。也多少如此，馬克思（Karl Marx, 5/5/1818-3/14/1883）稱他是個小資產階級主義者。普魯東支持人民組成互助形式的組織。他反對中央控管，也主張世界聯合，而非民族主義的對抗。他與馬克思互有來往而也互相影響。但他反對馬克思所主張的中央集權方式，卻也引來善於批評同僚而尖酸刻薄，並時常做人身攻擊的馬克斯的反擊。兩人的交惡卻也導致後來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正式名字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9/28/1864-1876）與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中，兩派人馬（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分裂。但分裂也不僅止於這兩派的思想不同而已，常常意見不同，國籍不同，及個人的問題也都成為分裂的「理由」。除了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如8小時的工時）及工人權利的爭取外，第二國際的「遺產」是1889年訂立五一勞動節，及1910年訂立國際婦女節。訂立五一勞動節為的是紀念美國芝加哥於1886年5月4日的乾草市場（Haymarket）的罷工及鎮壓。但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可不需要這個「榮譽」，美國的勞動節是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的。而原本婦女節是訂在3月19日的，但因俄國革命中婦女於3月8日參與遊行，所以於俄國革命（1917）後改訂3月8日為婦女節。

普魯東有不少著作，他的論述也常有聳人聽聞的字句。一般人最愛引用的是他於1840年所發表的《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一書中，他宣稱「財產是竊物」（Property is theft!）。支持小農及小工藝人員的普魯東當然不反對這些合法辛勞工作的小人物的財產所得，他所反對的是用別人的勞力去剝削所得的資本家。他反對馬克思之支持中央掌控去剝奪個人對生產方式的控制。1846年普魯東發表了《貧困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論述當時經濟矛盾的體制。隔年，馬克思發表了《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一書以為對抗。在這種個人攻擊下，兩人及兩派人士也就交悪了。

在當時法國的四份報刋都為文的普魯東，支持小人物並以體制外的人自居。筆鋒尖銳的他，贏得不少支持者。在法國的第二共和（1848-1852）時期他也頗具相當的影響力。在1848年的歐洲對抗君主統治的革命中，法國、義大利、與德國都有相當的動亂，其他國家如丹麥、荷蘭、奧地利、及英國等則只有街頭示威。在法國的1848年革命中，「六月起義」（June Days Uprising）造成一萬人的死傷。普魯東也受到這場暴力對抗的震驚。他是主張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對抗的。相對之下，馬克思是認為只有透過暴力的對抗才能產生出新社會的，他是不相信資本體制下能有和平改革的。而多少也在這種思惟下，幾乎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是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取得政權的。兩個例外可能是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6/26/1908-9/11/1973），他是被民選上台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如此，阿葉德遭受到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25-12/10/2006）在美國CIA支持下發動政變而被推翻掉。另一個民選的共產主義則是印度以加爾各答為首府的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

將財產視為竊物也不僅止於普魯東與張伯伯，法國的啟蒙大師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5/20/1799-8/18/1850）也說：一個沒有明顯原因的巨富背後，是一個完美而已被遺忘的犯罪（The secret of great fortunes without apparent cause is a crime forgotten, for it was properly done）。要看財產是不是竊物，最明顯的可能就是在一個新開發的新世界裡， 新住民對原住民的掠奪。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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