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善與惡是一念之差，神與魔是一線之隔。

歷史上有一些人及學者常走上邪惡的道路，而也可能不自知。當年希特勒身邊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的老師，而也教授過希特勒的卡爾‧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於1946年3月13日與他的太太雙雙走上絕路時，他留下的遺言是：他不要葬禮，不要訃文，不要弔文，不要墓碑。他要完完全全的被遺忘。

但要完全遺忘他等於忽略掉了他的故事對歷史的啟示。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

家裡都是學術背景但不富裕的他，選擇進入德國帝國陸軍官校。郝斯賀弗也成為凱撒威廉大帝年代的典型人物：受人尊敬的軍官，重學術，又是政府官員。也即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政府官員。1908年他被派到日本當駐日武官。在日本的四年間，日本文化，或更確切的說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對他有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代表了一個兩千年的舊體制能夠得到復興與恢復活力的例證。而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帝國用戰爭以達到國家目標的活力。他很欣賞日本重視紀律及尊老的教育體制，也很欽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視山縣有朋（6/14/1838-2/1/1911）為他的榜樣。被稱為日本陸軍「國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活躍於軍界及政界，而於退休後也運籌帷幄於幕後而被稱為「元老中的元老」。而這也是郝斯賀弗想要效法的。對郝斯賀弗而言，日本與德國是誠如兄弟。

本已會法文、俄文、及英文的他，到日本後也學了日文、韓文、及中文。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的他也去過西藏數次。

從1911年到1913年，郝斯賀弗專注於他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而於1913年完成了「大日本：對大日本軍事實力，世界地位，與未來的省思」（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9年7月，郝斯賀弗為他的第二份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做辯護：「日本帝國於1854-1919年間的地緣基本輪廓（Basic Contours of th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854-1919）。隔月，他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之名雖然之前已有學者提出，但郝斯賀弗卻也將一些名詞與觀念併湊起來而自成一家。他將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需要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以達到經濟自主（autarky）。他認為歐亞大陸若聯合起來，則可對抗英美所控制下的海權。他是支持德國與俄國要聯合的。他的學說雖然沒被希特勒完全採納（希特勒攻打了俄國），但卻也成為德國往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雖然不滿意德國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對象（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振奮了郝斯賀弗。他重新入伍而最終以將軍的官階退休。同當時的德國人一樣，他對戰爭的結果是深深不滿的。德國不但戰敗了，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並要負擔巨額賠款。他也指責猶太人之不為德國民族（Volk）効命奮戰（郝斯賀弗的太太是半個猶太人）。他原本輕蔑的對象是東歐的猶太人，但後來也將箭頭指向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指他們是叛國賊。

從墨尼黑暴動到《我的奮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德國進入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凱撒威廉大帝則避居荷蘭。戰後的德國是一片混亂與蕭條，社會充滿了不滿與各式各樣的聲音與組織。1923年11月， 2000名德國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又名納粹黨）人員走上慕尼黑街頭進行奪權，與警察對衝而發生暴動。這個慕尼黑暴動（Munich Putsch。也稱啤酒屋暴動，Beer Hall Putsch）失敗後，納粹黨的領導人希特勒與副手赫斯都被判入獄五年。是郝斯賀弗學生而兩人交情良好的赫斯，原本落跑到郝斯賀弗家中避難，後來逃到奧地利。但在郝斯賀弗的勸導下投案入獄，以與｢主人｣共患難。被關在藍斯柏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與赫斯，最後只服刑共六個月。在那六個月中的每星期三，郝斯賀弗都會從慕尼黑到50公里遠的藍斯柏格監獄，為希特勒與赫斯做親身授課。他帶尼釆、馬克思、一些歷史學家、政治人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給他們讀，也教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論。也由於赫斯的拉線，使希特勒可以學習到一些學術上的理論，而用之於他的政治成見與種族主義，使納粹的偏見與種族主義帶上了「科學」的色彩。在這一段時間，在赫斯的幫助下，希特勒發表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

墨尼黑暴動事件及其審判過程使希特勒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更使他的理念傳遍德國。1933年希特勒選上德國總理後，郝斯賀弗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到處掛名掌職。而他的半猶太太太及兩個兒子也都由赫斯以「榮譽日耳曼人」的保護信函予以保護。這期間，他也致力於日本與德國的關係之強化。許多雙方的要員也常在他家會面。為了對抗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簡稱)，1936年 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穿針引線的是郝斯賀弗。二次大戰初期，納粹德國無往不利，而郝斯賀弗也深受鼓舞。但當1941年5月10日，沒有經過希特勒許可的赫斯，獨自一個人飛往蘇格蘭要談和平協議時，他遭到了盟軍的逮捕。失去赫斯的保護，郝斯賀弗一家的運道也開始急走下坡。

莫必特十四行詩

首先是郝斯賀弗在柏林大學也教地緣政治學的兒子亞爾伯契特‧郝斯賀弗（Albrecht Houshofer, 1/7/1903-4/23/1945）。據傳，他鼓勵，也安排，與他是墨尼黑大學同學的赫斯到蘇格蘭企圖進行和平談判。亞爾伯契特從1930年代開始就與一些地下反對人士有所聯繫。當1944年7月20日，地下反抗運動人士企圖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亞爾伯契特也在大逮捕的名單中而遭逮捕入獄。當1945年4月23日，紅軍已開始攻入柏林後，柏林勒德街監獄（Lehrter Street Prison）的囚犯都被拉出來一一槍決掉。被槍決的亞爾伯契特手上尚握有他所寫的十四行詩（sonnet）的一部份。由於這個監獄位於柏林的莫必特區（Moabit），這本死後出版的詩集也被稱為《莫必特十四行詩》（Moabit Sonnets），蒐集了亞爾伯契特於獄中的詩作。這個監獄目前在柏林只留下一大片圍牆，牆上面刻有詩集的一部分。

《莫必特十四行詩》描寫了監獄，地下的反抗運動，親朋好友，所珍視的文學與藝術及歷史，也提到他的「罪」是他沒有更早更堅強的抵抗納粹，也談到他的父親卡爾‧郝斯賀弗。他說，他的父親開啟了印信，沒有看到惡魔的上升。他讓魔鬼飆升到到這個世界（But my father broke away the seal. He did not see the rising breath of evil. He let the daemon soar into the world）。惡魔指的是希特勒，魔鬼指的是地緣政治（Holger H. Herwig,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Daemon of Geopolitics: Karl Houshofer, Rudolf Hess and Adolf Hitler）。

地緣政治本身不是魔鬼，地緣政治目前已是正科的政治教材。但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依他的解釋是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以求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亞爾伯契特入獄後，郝斯賀弗全家也都遭到數個月集中營的監禁。二次大戰後，郝斯賀弗遭到盟軍（美國的威爾緖神父，Father Walsh）的訊問，判定他不必接受盟軍的戰犯審判。在他兒子遭處死的近一週年前夕，他與他的太太雙雙服毒自盡。他的太太在服毒後上吊，但郝斯賀弗在服毒後沒有上吊的力氣。

納粹的神秘主義

納粹的旗子（hakenkreuzflagge）是史登堡（Sternberg）的一個牙醫生柯隆（Friedrich Krohn）設計的，希特勒稍加修改而將右旋的萬字（卍）改為左旋 (卐) 而定案。希特勒對這面旗子的解釋是：紅色代表運動的社會理想，白色代表民族主義，萬字代表阿利安爭取勝利的奮鬥。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有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秘密團體，較有名的是弗力爾（Vril）與屠理組織（Thule-Gesellschaft）。柯隆與郝斯賀弗都屬於這兩個團體。他們相信經由內力的運作將會使他們達到與那神秘不可知的超人（Unknown Superman）的同等力量。藉由研讀，內功，與內力，則他們有望轉換成那種超人。他們研讀西藏有關印度教與佛教的香巴拉傳說（Shambhala, 德文 Schamballah），相信他們會與那傳說中的人間秘境聯繫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1991年的紀錄片）。屠理組織的成員也包括西姆拉（Heinrich Himmler），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及希特勒本人。

也因為這種神秘信仰，而延伸成追求阿利安的來源。希姆拉於1938年組成了一個探險隊到西藏做探險與研究。這組探險隊成員有動植物學者，體質人類學者及地質學者。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阿利安祖先的由來，而也源於希姆拉於1935年所設立的「祖先遺產」（Ancestral Heritage）這個組織來推動。但探險隊的結果並沒有一個納粹所要找的證據。這個探險隊與後來奧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7/16/1912-1/7/2006）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的性質不同，也沒關聯。

那時的德國為什麼神秘風氣盛行，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郝斯賀弗於日本時也曾被引介入佛教的密教青龍會（同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而郝斯賀弗本身也到西藏數次，頗心儀於東方的神秘主義。

日本的密宗—-東密

這個郝斯賀弗被引介入的青龍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不是很清楚。但如果說是日本的佛教密宗的話，則指的的應該是真言宗的別支。

真言宗的創立者是空海（774-835）。空海是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公元804年到中國西安的青龍寺就教於惠果阿闍梨。本已精通漢文的空海，也於西安時由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梵文。梵文本只用口傳，有音無字。公元前3世紀時用Brahmi script 字母做拼音使用。公元3世紀以後改用Siddham script 字母，而這也是空海所學而在日本一些古寺廟都可以看到梵文的原因。日本稱梵文為悉曇（由 Siddhanm 而來）。梵文於公元十世紀後改用目前使用的Devanagari script字母做書寫。

空海傳聞是日本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者。也有一說是片假名為與他同期，而也去中國取經的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767-822）所創定。日本原本只使用漢字，也因而稱漢字為真名，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則被稱之為假名。片假名與平假名的造型可看出是源於漢字。但在五十音的排列上，則可看出梵文的影響，先排母音，再排其他音（James H. Bu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Influence of Sanskrit on the Japanese Sound System，與 Ivan R.V. Rumánet: The order of the Columns in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5, 2006, 1, 32-39 ）。西藏字母的排列也基於梵文，看起來頗類似於日本五十音的排法。

日本真言宗的本部在高野山的金剛峯寺，洛杉磯的小東京也有個別院。密教在日本可以流傳下來源於空海。但密教在中國則因三武之禍而被摧殘殆盡。空海返回日本不久，唐武宗於公元842年進行三武滅佛的最後一次滅佛，稱為「會昌法難」。經過這三次滅佛，佛教在中國已是奄奄一息，而密宗更是失傳。也如此，密教得以在日本傳承下去，但中國卻失傳。後來傳到西藏的密教是屬於後期在印度發展的更為淋縭盡致的密教—密續（Tantra，音譯為怛特羅）。

上帝與魔鬼

每一個宗教都有魔鬼，而許多神話傳說也都帶有神與魔的對立，善與惡的交鋒。而這些魔鬼看起來都頗為深通廣大，都可挑戰代表善與正義的神。那麼，這些魔鬼都是怎麼產生的？看來魔鬼似乎也都很有｢修行｣而｢法力無邊｣的。

郝斯賀弗的兒子說，他的父親讓魔鬼飆升到這個世界。在《莫必特十四行詩》中，亞爾伯契特也提到郝斯賀弗對權勢的迷惑。郝斯賀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也是名學者。但他對希特勒與赫斯在獄中的「教學」，卻也使他論文中的觀念與名詞都被希特勒用上了。如，戰爭是一個國家生存意志的檢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國際政治只有靠實力，政治靠的是馬基維利的權謀術…等等（Holger H. Herwig）。雖然不是納粹黨員，也不喜歡納粹黨員的粗糙手法與集體思維，也多少看不起大部分「半教育」的納粹黨員，他也沒有參與過對猶太人的暴力。但有如德國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2/13/1922-9/19/2016）所說：「希特勒的郝斯賀弗形式的地緣政治觀念的形成，在藍斯柏格（監獄），經由赫斯而表現在《我的奮鬥》」( Hitler’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in its Houshoreian form made its way into “Mine Kampf” via Hess at Landsberg)。而這個背景，據郝斯賀弗的朋友Rudolf Italiaander 說，也使郝斯賀弗，赫斯，與希特勒三人被人聯為一體。

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與學者，涉獵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及當年德國的神秘結社，卻也因一念之差而經由希特勒及納粹集團的無限放大，造成了時代及世界的悲劇。這說明了思想及文字的力量，及可能造成的破壞。善與惡真的是一念之差，而神與魔只是一線之隔。嚴格說起來，郝斯賀弗及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家受到羞辱及國內局勢混亂及衰頹下，起而求取改造的一群人。但他們在宣揚德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變成倡導優生學，踐踏其他民族及殘殺其他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在建立政治秩序的同時，卻走上極權之路而滅盡反對黨並殲滅異己；在整頓社會文化紛亂的同時，卻傷害了多元的存在（自由的文學藝術，多元的文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將德國帶上國破家亡之路。

兩次大戰對無論歐洲、德國、及郝斯賀弗來說都是個悲劇。我們可以想像他自殺前的徹底絕望。被處死的兒子是與他有深交的赫斯在墨尼黑大學的同學，也是走地緣政治路線而受他深愛的。一生有如一曲希臘悲劇故事的情節。郝斯賀弗及某些納粹黨員的目標至少有一個大我的存在—-要建立強大的德國並雪恥復仇。但在思惟上及手段上可說都是一念之差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也許是有那麼一個大我的想法，雖然一念之差而走上邪路，以致最終的走入絕路，郝斯賀弗的一生也予人一種悲劇的感覺。但那種悲劇我們似乎難以在漢文化的政界與學界中找出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漢文化思惟裏，邪念及魔似乎都永遠是居上風的。而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語下，也別冀望醬缸裡能有所謂的大我。德國目前大致已走出了戰前的陰影，台灣不也應該走出傳統漢文化黑暗面的陰影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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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返回宜蘭老家的隔天一大早，就被我那帶興奮口氣的父親給吵醒了。每天早上都聽經由琉球轉播過來的日本NHK新聞的他，按不住氣息的向我宣布：蔣介石死了。那一天，我父親就一直聽NHK有關蔣介石一生的報導。那時一直掌政的日本自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可以想像NHK的報導不會太「偏頗」。但台灣人自有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

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從1945年到他去世的1975年的30年間，蔣介石掌控了台灣的一切。尤其在他敗退到台灣後的26年間，他的全權掌控只有增，沒有減。對活過那一段時期的台灣人而言，留在腦子裡的記憶是228屠殺，白色恐怖，戒嚴，民族壓迫，等等不愉快的經驗。

「不愉快的經驗」的用詞是輕了許多，但那只是對沒遭受到特定迫害的人（含筆者）而言的。對那些遭受到入獄、刑求、甚至殺害的人及家屬而言，那種慘痛的經驗可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筆者有幸沒遭受到那種迫害，但卻也成長在那一個恐怖的灰色年代。學校裡有教官，社會裡到處都有特務。話不能隨便說，能夠看的書籍及報章雜誌也都相當有限。外國的電影也都被剪得七零八落而令人看得不知所云。而結社組黨更是個夢想。讀高中時，在蔣介石的生日那天，我們要集合在那時稱為｢介壽路｣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向著那時稱為｢介壽館｣的總統府，共10萬人合唱肉麻兮兮的｢祝壽歌｣。而在成功嶺受訓時，站在烈陽下一動也不能動的等候他的閱兵。更確切的說是，他來看他也知道不可行的｢反攻大陸｣的未來炮灰。那種不愉快的經驗也就伴隨了我在台灣的整個求學過程。

蔣介石的去世固然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那股中國封建勢力卻也不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已被愚民的台灣人在他出殯那天披麻戴孝，要哭的如喪考妣。但當然也有許多台灣人是不「領情」的。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不但不接受建議去戴孝，反而去買他從來不穿的紅色衣服去作無言的「慶祝」。不幸的是這股封建勢力是當時台灣社會的主流。也不能說是主流，應該說是掌控軍政特務系統的豬流在把持。他們把目前蔣廟的那一大地段，當時本要規劃成世界貿易中心的土地，做成了一個所謂十大建設之一的「中正紀念堂」。而在筆者於1979年來美留學的那一年，把另一個也是十大建設而新落成的桃園國際機場改名為「中正國際機場」。筆者在台灣出生，成長，到離開的關卡，也都因而生活在蔣介石的陰影下。

1997年，在美國住了17多年後第一次能夠回到台灣。家人要帶我去參觀我離開前尚在興建而後來完工的「中正紀念堂」。在一再回絶後，但思及台灣已民主化了，最終是去了。那時在蔣廟前的台階上與家母合影時，心中是百感交集，想的只是我們未來該如何去處置這座蔣廟。

中國在台灣

2016年1月回台灣時，蔣介石已是一個遙遠的記憶。我也抽了個空去參觀1996年開放，但我一直興趣缺缺的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是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從1950年3月1日到他去世時的1975年的主要居住所在。失去中國江山的他沒有離開過台灣一步。位於士林中山北路五段與福林路交界處，佔地9.28公頃（9.57甲）的士林官邸原本是日治時期的「士林園藝試驗分所」。附近是福山環繞，而也一直到開放前的1996年，那個地方都是管制地區。1970年8月12日，一架國內班機的中華航空在降落松山機場時，｢因故｣撞擊福山失事。官方的說法是悪劣天氣，操作不當，人為因素。但筆者事後聽由空軍眷村人員的傳聞是，該架飛機偏離降落航線，誤闖福山禁區而被射擊下來。

在那寒冷陰森的台北一月天，士林官邸所處的那個公園（花園）卻是人潮洶湧。聽口音、服裝、及舉止，幾乎清一色都是中國觀光客。花園部分是公開對外免費開放的，但官邸正館則要收費，而且裡面不能拍照。入門費優待票只要台幣50元，相當便宜。進場的人數有管控，所以不會太擁擠。官邸正館是一棟2樓的建築，有會客室、交誼廳、家庭餐廳、及社交用晏廳，等等。傢俱大都是中國式的。整個格局與擺設缺乏典雅與溫馨，與美國中上家庭的家庭擺設場景比起來，相差很大。但那是50年前的擺設情景，是否有時間上的因素，不敢確定。裡面也有間「病房」，是蔣介石最後生病幾年所居住的地方。館內也有短片介紹歷史。不少中國觀光客都駐足觀賞，因為內容與他們在中國所學的有異。

正館內有不少義工。當我問她們一些問題時，整天接待的都是中國觀光客的她們，對我這個本土觀光客特別親切，還以為我是她們的藍營同黨。正館目前的營運由蔣家基金會的人負責。那天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到場，義工看到她冷峻的模樣也稍微收斂些。

士林官邸會有這麼多的中國觀光客是很自然地。士林官邸離故宮與士林夜市都不遠，都是觀光景點。而蔣介石與故宮都是在中國存在過的東西，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蔣介石，同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杜月笙、胡適，等人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很自然地，這些中國觀光客想要了解這些名人後來到台灣的結局。蔣介石尤其是個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他的官邸也自然成為中國觀光客的所愛之一。蔣介石是幸運的，得以掌權至他的「壽終正寢」。大部分在中國當年呼水會結凍的人物到台灣後，都因「水土不服」而默默無名，如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等人。

台灣在中國

中國人到台灣說來是被善待的，但台灣人到中國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早在日治時期，一些左翼及右翼的抗日份子就往中國西進。以漢民族自居的這群人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強大，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抑制日本在台灣的壓迫。但兩邊的關係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許多當時的台灣人將中國視為中原宗主國，希望幫助中國的建設來助益台灣。一個程度上，這種由日本殖民地人民轉化成中原帝國子民的過程卻也是不困難的，但缺乏的就是獨立自主性。

但即使有獨立自主性也大都沒有好下場。以1928年成立的台共來說，在當時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受到與日共一樣被分化迫害與瓦解的命運。台共最後是逃到中國。但本應為兄弟黨的台共與中共，於中共掌權後卻不再是共產國際或兄弟了。台共最終遭到中共的迫害，因為在中共的眼中，中共與台共的關係是從屬關係，並非兄弟關係。

當年一些滿懷祖國情懷的台灣人，或企求中共援助的台共，最終也都消失於中國，可說是了無痕跡。

但也不能說是了無痕跡。台灣在中國的存在是無形的。台灣有的是現代社會多元的文化與開放的社會，有自由民主的風氣與傳統，也有相對下較尊重個人的民間文化。這些都是中國所沒有的。而在台灣人在中國，及中國觀光客在台灣短聚的體會下，這些軟實力的作用是會比那些故宮或士林官邸的歷史化石之影響，都要來的深遠與長久的。

當年自知，明知不可能而高喊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如今他的住所卻充滿了「共匪」。但也很難說「反攻大陸」是個妄想，與蔣介石毫無關聯的軟實力的反攻，最後很可能終將打跨中國。

內戰的延續？

一些西方學者將台灣與中國的對峙，或更明確的說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峙，看成是當年國共內戰的延續，一場沒有打完的戰爭。但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中國是結束了，國民黨是被共產黨打跨了。所以會有｢內戰的延續｣那種看法是因為國民黨有台灣可退，而台灣也莫名其妙的被捲入了中國的家務事。

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上，只要台灣與中國有所關聯，兩邊的關係就是對峙與對抗的。當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台灣時，台灣干中國何事？但當鄭氏王朝攻下台灣後，台灣就捲入了與中原政權的對抗。即使在清領台的大部分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都是對峙而不平等的。日本領台後切斷了那對峙的關係而使台灣與中國成為國際關系，一個對等的關係。當時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被稱為華僑而非「外省人」，而中華民國也於台灣設立了領事館。但當戰後台灣被「歸還」中國後，那種對峙與對抗又重新挑起了。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原政權的天朝觀點及一個大陸封建文化與一個現代海洋文明的格格不入。結語是，分治合亂。

國民黨的取得台灣，及日後敗於中共後國民黨的全面進佔台灣，帶來了中國的封建文化、文物、與人民。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許多當年思鄉的來台中國人的後代，如今都已變成反國民黨反中共的天然獨了。但歷史人物是不會變的，蔣介石這種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便成為文化標本與化石。士林官邸及故宮等也都變成「中國在台灣」的代表。它提醒了人們那一段國共歷史及至今都留存於台灣的事實。也可能需要那種「中國在台灣」的物件來架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迷思，八二三炮戰時有那麼個傳聞：當戰事進行中時，蔣經國派密使去告知周恩來，若中共硬要攻打而拿下金馬等沿岸列島的話，則台灣與中國就會從此分裂了。

有「中國在台灣」，給中國一個歷史及證物所有權的說辭與立論根基。而這多少是綠營人士要｢去中國化｣的原因。有所需要分辨的是事實與詮釋。綠營人士所要去除的是歷史及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詮譯，而非歷史及文化的事實。沒有人會去否認台灣受漢文化及漢移民的影響至深，而漢文化已成台灣多元文化裡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有如英國的語言文化與典章制度對美國立國的影響，但美國人不會去說他們是英國人或歐洲人，也不會因為他們也受影響的亞非文化而說他們是亞洲人或非洲人。

天堂與地獄

當年在中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除了少數外，到台灣後都只有萎縮凋零的份。他們失去了滋潤他們的泥土，不再有維持他們地位的社會體系與經濟關係，都走入沒落之路。大部分在台灣的歷史上都起不了什麼漣漪。蔣介石是一個不意外的例外。

士林官邸的一個義工解釋說蔣介石的隨葬品有三本書（一說是四本）：聖經、荒漠甘泉、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我們知道蔣介石是因為宋美齡的關係而改信基督教。那麼，信基督得永生的屠夫蔣介石（與共犯宋美齡）是否就會死後升天而受到耶和華的關愛呢？這是一個神學上的問題，筆者無權也無能置啄，但卻使我想起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蜘蛛之絲」。

「蜘蛛之絲」小說的大義是，有天佛陀在庭園中散步的時候，以法眼觀察到地獄裏的血池中有個受難人犍陀多。佛陀心思如何能讓犍陀多脫離地獄，這個無惡不作的人是否曾做過任何善事。佛陀以法眼觀看此人的前生，知道犍陀多有次故意避開以免踩到一隻蜘蛛。以此善緣之故，佛陀用一條蜘蛛絲降落至血池中。犍陀多看到這一條蜘蛛絲的降臨，也開始沿著蜘蛛絲往上爬。但在爬到一半中時，發現許多地獄眾生也都隨著他企求沿著蜘蛛絲爬離地獄。情急而怕斷絲的犍陀多向這群地獄「同僚」喝斥，欲阻止他們的繼續往上跑。而也就在那一剎那，蜘蛛絲也斷掉了，而犍陀多也再度掉入了十八層地獄的血池中。

芥川龍之介的這篇小說可以悲觀的解釋成他對人性的失望，但其積極面也在於善善相乘足以消悪。佛教是相信眾生都有佛性的，而最終（可能是百千億萬劫以後的事）都會成佛。法華經說，提婆達多（佛陀的堂兄弟，企圖殺害佛陀的人。類似於基督教的猶大）最後也會成佛。用這個邏輯，蔣介石最後也應該會成佛。當然啦，他要經過幾個浩劫的犍陀多的處境，可不是我這個凡夫能算知的。我也寧願相信信基督教的蔣介石最後能升天，但不太可能是當下。以天主教的教義來說，他應該在煉獄（purgatory）中， 洗滌他的所有罪行後（那可需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以進入天堂。要是蔣介石真能馬上死後升天的話，那他豈不將天堂馬上變成地獄—-有如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一般。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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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化的最大特色可能是它大都建基在佛教之上，而其中最為外人好奇的可能就是活佛轉世之說了。活佛轉世有許多不同的系統，但最有名的是格魯派 (黃教，Gelug, 或Gelugpa) 的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這兩大傳承系統了。

達賴喇嘛這個制度的建立是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Sonam Gyatso 1543-1588) 才開始的。他被認定為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 (1357-1419) 的主要弟子根敦珠巴 (1391-1474) 的轉世而來，而根敦珠巴也因而被推認為是第一世達賴喇嘛。（第二世為根敦嘉措，1475-1542）。達賴的封號是蒙古王阿爾坦汗 (Altan Khan, 1507-1582) 給的，意為智慧浩瀚如海洋 (Ocean of Wisdom)。目前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Tenzin Gyatso, 7/6/1935-  ) 是第十四世。藏人視達賴喇嘛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班禪喇嘛（或稱班禪額爾德尼，Panchen Erdeni）則被藏人視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我們所知道的班禪喇嘛是第十世的確吉堅贊 (2/3/1938-1/28/1989)。十世班禪於中共建國後留在西藏。 1962年班禪喇嘛排除身邊人的勸阻發表了《七萬言書》，為藏人說話請命。但也成為毛澤東的眼中釘，而於文革間被以非人道的監禁折磨十幾年。 1989年十世班襌到日喀則的札布倫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合葬靈塔的開光大典。他在當時也為藏人的文化與宗教沒受到尊重與保護而提出呼籲。隔天的他在神秘的情況下死亡，五十一歲不到。

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不是沒有問題的，但大致上都能順利的運作，而產生下一代的宗教與政治領導人。在過去，西藏與蒙古及滿清有｢供施關係｣(上師與施主的關係)，而傳統上西藏是不負責國防與外交的。政教合一制度雖然由來已久，但達賴這個系統的政教合一制度是第五世 (1617-1682) 才開始的。十八世紀末年，尼泊爾入侵西藏，西藏政府請滿清派兵支援，而清朝也從而開始介入達賴及班禪的選擇及認證過程，而有了｢金瓶掣簽｣(抽籤) 的選擇過程。話雖如此，只有十一世達賴喇嘛是經過｢金瓶掣簽｣認證的。其他都與北京無關，而由藏人做自己的選擇。

活佛轉世是藏人的一個宗教信仰。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樣，信者恆信，不信者視之為無稽的神話。但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你有信仰的自由，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它做了比其他共產政權都要來得絕的事：信不信由不得你，一切都由中共中央來決定。

班禪喇嘛去世後六年的1995年5月14日，流亡在外的達賴十四世依慣例宣布更登確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消息宣布後，更登確吉尼瑪隨即被中共收押，而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政治犯。同年10月29日，中共宣布確吉𠎀布是十世班禪的轉世。但藏人還是相信達賴喇嘛選出的｢藏班禪｣，而不相信中共選出的｢漢班禪｣。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選擇之所以如此的反擊，原因在於達頼在藏人心目中及世界上的地位。達賴十四世於1959年逃離西藏到印度設立臨時政府。除了佛法的傳播外，他也致力於與不同宗教的對話，與科學界的工作平台—科學與宗教的溝通對話，及和平的工作。他已成為西方世界中佛教的代表人物，及藏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象徵。有鑒於此，中共自然視他為眼中釘，而今年（2016）81歲的達賴十四世也了解到，他去世後中共會對達賴十五世的產生動手腳並加以控制。

2011年，達賴十四世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先從事政教分離，使達賴僅成為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 2011年8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選出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 1968- ) 為司政 (Sikyong, 相當於總理)。2011年9月24日，達賴十四世發表了有關轉世的公開聲明。達賴十四世說：｢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 (註：84歲)，我會諮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事眾，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

達賴的可能不轉世卻引來中共的跳腳。2015年3月，負責處理西藏事務的中共全國政協常委朱維群說：｢達賴喇嘛的轉世也好，這個世系的廢存也好，決定權在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說：｢達頼的轉世是有嚴格的程序的，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定，他的言論是對藏傳佛教的褻瀆｣。

一個無神論的政權卻要干涉並控制轉世，這種現象自然成為國際媒體的笑話。追根究底中共是神話的最大製造者。別的神話如自由、民主、憲法、法治、和平，等不提，就以領土的神話來說，中共的神話及符咒就是｢ＸＸ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從目前他所占領的 (如西藏，新疆)，到他企圖要占有的 (如尖閣群島，台灣，南海，及印度邊界，等等)，中共是將此符咒唸唸有詞而要｢信徒｣信以為真。即使許多與歷史事實及現況不符合，沒有關係，只要有暴力的極權統治做基礎，不信也得信。寫《1984》的喬治‧歐威爾 (本名Eric A. Blair, 6/25/1903-1/21/1950) 於該 小說中就描述一個極權國家的口號是：｢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對以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來說，再荒唐無理的事也不怕你不信。因為槍桿子也可以用以支撐及製造神話，拉出｢信徙｣。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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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市是個充滿違章建築的城市。從今天的蔣廟到大安森林公園，到目前許多已開設為公園綠地或改建的地方，都是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違章建築。住在違章建築內的人也不全然是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與難民，許多也是在地貧民或是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進入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更多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則大都落腳於台北近郊的城市，如三重、蘆洲、新莊等。在這一大片四處都有的違章建築與據地為主的混亂局面中，卻也有幾處因大型日式建築的風味使它脫穎而出

曹洞宗大本山別院

台灣早期的佛教多少同中國當時的佛教情形不相上下。中國的佛教由九世紀後就一直走下坡而成為儒釋道不分的現象。日本治台後，日本各門各派的佛教也都到台灣傳法，並於四處建立寺院。神道教的日本也於四處廣建神社。我們了解過去的神社如今都被國民黨霸佔而改建成他們的忠烈祠。但日本佛寺呢？底下我們就來看禪宗的臨濟宗與曹洞宗，淨土宗，及浄土真宗的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這五個寺廟的結局。

1972年左右，在林森南路東邊與交界的仁愛路以北的一大片違章建築中，看到了日本式的鐘樓，也看到在鐘樓北側的傳統台灣寺廟建築。好奇的我想要進去參觀，但卻被兩名軍人擋住了。以為我要進去膜拜的其中一名軍人跟我說：「這邊沒有菩薩，只有軍人」。

也沒有錯。當年的日本寺廟早已輪為黨國占有而群魔亂舞，沒有菩薩了。

當年處於林森南路與仁愛路交界的那整個街區，可都是曹洞宗大本山別院的所在。從1908年就來台北的東門町發展的曹洞宗，原本只建立寺廟供日本人之用。後來為了吸引台灣人，也由台灣禪師於1914年在本殿旁蓋了一間台灣式的觀音禪堂。1916年禪寺附設佛教學校，本只為曹洞宗所設，後來也加收臨濟宗及國學院的學生。1935年改為一般學校，名為私立台北中學。這間中學於戰後變成為泰北中學。2012年於拆除舊校舍後，泰北中學的網站說他們也歸還了原隸屬於國有土地的部分給國有財產局。

1992年，台北市教育局計劃拆除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在引起古蹟保留人士的抗議下，隔年還是將原來日式大殿的東和禪寺拆除了，但保留了東和禪寺鐘樓。在原來日式巨型木造建築的原址則蓋了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當年的曹洞宗大本山別院所僅存的是東和禪寺鐘樓與台灣式的東和禪寺。曹洞宗與臨濟宗本都源於中國而傳到日本。但看來，過了東洋水的曹洞宗是難以在台灣生存的。倒也不是宗教因素，而是土地的價值，文化觀念，民族問題，與政治因素。

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

既然曹洞宗到了台灣，禪宗的另一門派臨濟宗自然也跟進了。尤其是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本身與來台傳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梅山玄秀有私交，因而大力支持。透過板橋林家所捐贈的圓山的一片土地，先是於1900年建立了圓山精舍。後來改建為「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這是台灣唯一有護國之名的佛寺。這一護國禪寺也就近於台灣神社（1944年改為台灣神宮，目前圓山大飯店所在地）及台灣護國神社（現為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忠烈祠）。

1966年左右的一個夏日，我到臨濟寺去了一趟。在當年寺內還沒有蓋的亂七八糟的年代，走在樹蔭底下的寺道讓人有清爽安然的感覺。當年除了主殿外，還有打坐的禪堂，真也不愧是個禪寺。年輕的我因看周遭無一人，便在禪座上打起坐來了。在那溫和寂靜的夏日午後，沒有多久我就昏沈沈的而倒在禪座上睡了起來。沒多久，一個年輕的台灣和尚輕輕的把我叫醒，說禪堂不是睡覺的地方。我與這位比我沒多幾歲的年輕和尚閑談了一陣。只記得他的敏銳與貼心，但卻忘了問他的名字。在那時我去拜訪過的幾所佛寺，如臨濟寺、善導寺、十普寺、及新建的松山寺裡，大部分遇到的都是中國和尚，很少看到台灣和尚。所以這位台灣和尚給我的印象很深。在後來了解到了台灣的佛教生態後，也了解到原因所在。

臨濟寺在日治時期的住持都是日本人，戰後先是由本圓法師與賢頓法師當住持。這兩位台灣和尚都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是半山和尚。後來接任的是湖北來的白聖法師。白聖法師於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就來台，落腳在台北市的十普寺。也因而於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灣之初，許多中國和尚都透過他的關係到十普寺落腳。

臨濟寺是日產嗎？當初的土地是板橋林家所捐贈的。雖然主殿於2007年透過公私及日本相關宗教團體資助而完成整修，也被市府定為古蹟。而說來也是目前寺院內唯一僅存的當年建築。但台北市府也於2013年控告臨濟寺佔用公有地。臨濟寺的答辯理由是，當初是林家捐地，台日資金興建，日本人管理。戰後登記由台灣省政府財政聽管理。政府自始即是「違法接收」。台北地院則認為當時屬日人團體財產，戰後被界定為國有財產，判臨濟寺無權佔用。以土地812坪，依公告地價及年利率5%來算，臨濟寺每月得付市府21萬租金（《自由時報》，04/10/2013）。

日本人留下的佛寺產權，我們都會發現到，轉移都有問題，而也都牽涉到民族問題。

淨土宗台北別院開教院本堂

日本淨土宗的「知恩院」於1895年就來台布教，在1926年才搬到樺山町（目前所在地）。可能多少受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影響， 1936年5月所興建的開教院本堂與同年也改建的東本願寺一樣，都是採鋼筋混凝土建築。二次大戰後，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法接收。1948年交由李子寬居士接管，並以淨土宗善導大師之名改名為善導寺。

湖北人的李子寬（李基鴻，1882-9/7/1973）在留日期間即參與同盟會，同時也是太虛大師的俗家徒弟，也是中國佛教會的創始元老，也是國大代表。國共內戰中的1948年他即來台灣，接管善導寺而希望能成為弘法基地。他協調當時佔用寺地的公務單位與軍隊離開（維基百科）。也可能多少源於他的黨國元老背景使他取得接管權。

於1911年設立的中國佛教會於1949年經由李子寬等人在台灣復會，當初也設立於善導寺內。成立中國佛教會的中國和尚也與黨國合作，而進行全台僧侶及寺院的登記。也只有經由他們的受戒儀式才能被認定為僧侶。在這種運作下，他們很自然地消滅了日本式的和尚及台灣的傳統僧侶。民族壓迫是全面性的，宗教何能例外。這也是當年我在臨濟寺遇到那個台灣和尚而覺得意外的原因。當然不只佛教，國民黨也都支持中國意識強烈的各宗教團體，而也透過《監督寺廟條例》及相關行政命令的頒布，提供台灣意識薄弱的地方政客，去滲透、佔據台灣民間寺廟的機會。（楊惠南：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1999）

善導寺所處地帶的台北市中正區梅花里里民，可不喜歡善導寺成為捷運站的名稱。有九成的里民覺得善導寺意味了靈骨塔，希望改名為華山站。該地固然已有華山市場與華山文創園區，而樺山/華山本就是該地的地名。當初紀念的是第一任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戰後被改名為華山以去除日本味。但這個於2015年9月向台北市府所提出的改名要求並沒被接受。

60年代中末期讀高中的我，因為善導寺離台北火車站很近，常常於假日跑善導寺。久而久之認識了一些和尚及裏面的工作人員。隔了一段時間，這些人對我這個年輕小孩也開始不見外而讓我聽到了一些內幕及醜聞。如當時的住持包了個歌星，也有了小孩，當然也盜用了公款。但大家不敢向外吭聲，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醜聞是，1967年政府要拍賣在西門町占一甲地的東本願寺時，中國佛教會跳出來抗議了。說這些當初屬於民間財產的東本願寺，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來接收。最後的拍賣價格是一億元台幣，因「飫飽吵」的中國佛教會則私下拿到了八百萬元，因而不再抗議。

善導寺固然醜聞不少，五、六十年代於大殿的底樓即放有靈位而也有點陰森森的。梅花里的民眾固然覺得善導寺有靈骨塔（這可是寺方重要的財政來源）而毛毛的。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應是當初的西本願寺與東本願寺。佛門聖地竟然被國民黨用於監禁政治犯，並成為大肆刑求及槍決的地方。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西本願寺）

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的總部離京都車站不遠。這兩個寺廟都各占相當大的一片土地。但以日本古寺廟的標準來看，不是很大。如奈良的東大寺、新藥師佛寺、法華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都比一個大公園或學校要來的大。在台北的東西本願寺佔地當然沒有總部來的大，但還是相當可觀。京都的東西本願寺各位於東西方，但台北的東西本願寺則各處於西東方。本願寺的建立所追隨的是日本13世紀親鸞上人（1201-1262）的淨土修行方法。

西本願寺可能是最早來台傳教的。1895年即隨軍來台，原本只服務日本軍人，後來也向台灣人布教。1901年升格為台北別院，1924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原來的木造建築，後來於1931年建立了那棟龐大的木造本堂—-台灣別院本堂。老台北人相信見過這棟位於中華商場西測，位於目前捷運西門站附近的巨大日本木造佛寺建築。1975年4月5日，這棟建築被一場無名火給燒毁了。

1945年進占西本願寺的是警備總部與軍方。228事變後關了許多政治犯及無辜的人士。當時被關的人都一直蒙著眼，五花大綁而擠的連要睡覺也無法橫臥。據一個死裡逃生的歐陽可亮的回憶：「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台灣青年》198期，4/5/1977）。 歐陽可亮是外交人員子弟，有一些政要關係，最後經由在中國親人的援助得以脫離。王育霖最後則死於非命，他是《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王育德的的哥哥。

1949年後，台北的西本願寺成為軍營與難民營。而同時，在中國北方有一些信徒的理教也在台復教了。北方的理教與南方的洪門多少都是基於反清復明的思想建立的。在台灣推動理教復教的是國民黨少將高參趙書東，他也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有這個背景， 1954年，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內政部把西本願寺本堂交給理教而成為「理教總公所」。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那天），一場大火焚毀掉了整棟建築。目前僅存的為鐘樓、輪番所（住持宿舍）、樹心會館，及原來西本願寺的台基所在地。該地目前為萬華406號廣場。

淨土真宗大谷派台北別院（東本願寺）

淨土真宗大谷派也於1895年就來台灣。1921年4月25日升格為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28年11月24日，在壽町（今萬華區西寧南路鬧區一帶）建立了一木造寺廟，但兩年後就遭祝融。火災後，寺方決定用鋼筋混凝土改建。所建立的是台灣第一間印度風格的佛寺，中間的圓頂頂端高度為83尺 (約25.15公尺)，前方兩側各為高塔。東本願寺原本傳教的對象是台灣人，但於後來漸漸轉為對日本人而開始有所成長（松金公正：真宗大谷派による台灣布教の變遷，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71, 2006）。

1945年後，同西本願寺一樣都被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佔用。成為關政治犯及刑求的白色恐怖所在地。據聞王添灯在此被淋上汽油燒死，而彭明敏也曾被監禁於此。

1966年左右，讀高一的我到西門町一遊時曾看到這棟建築。由於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無法遠眺，在近觀下只看到兩邊的高塔，沒看到圓頂的全面。那是我對東本願寺的最初及最後一個映象。警總後來遷離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1967年6月3日公告開標。佔地2,614.7808坪的土地於6月24日開標結果，由新光人壽、亞洲水泥、南山人壽、台北區合會四個機構，及何美慶等七個私人合組的財團， 以1億1,126萬元得標。原來的東本願寺被拆除後，原地蓋了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來來百貨公司，和六福大樓。（林小昇：東本願寺台北別院，2/6/2011）。據聞該商圈一直不興，有人指出是因為燈光暗淡而陰森森的。也有人指出該地因過去寃魂不散的影響而不興。

2,614.7808坪以1億1,126萬元賣出，與我當年在善導寺聽內情人士指出一甲地（2934坪）賣一億元的消息可說相符合。所缺的是沒有人提起中國佛教會抽得八百萬元這件事。當中國佛教會（及道教總會）聞悉東本願寺要拍賣後，跳出來指稱東本願寺是日本人及台灣人捐獻所蓋的，是民間財産，不是政府財產，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接收。當有錢可拿時，這些中國和尚也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了。在八百萬元拿到手後就不再叫囂了。道教總會拿到多少則不得而知。

尾聲

日治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了日本佛教在台灣的結束，而象徵日本佛教在台灣的寺廟也都遭到被摧毁的厄運。宗教本應是沒有國界的，但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曹洞宗的東和禪寺被台北市政府拆掉了。只剩下主殿的臨濟寺卻也因為加蓋建築及庭園的破壞而成凌亂的狀況。淨土宗台北別院後來成為善導寺，在原來的主堂被拆掉後所蓋起來的是俗味十足的高樓與靈骨塔。西本願寺在蔣介石逝世當天被一場無名大火給毀了。東本願寺在標售後被打掉而成為商業區。

佛家說無常，這些佛寺的變化說明了這個事實。而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之被國民黨轉化成政治犯監獄與刑場，卻也說明了國民黨有將佛門聖地變成地獄的「本領」。而不少中國和尚到台後之會行使歧視本土僧侶及從事詐財勾當，倒也反應了他們之遵循國民黨的｢國策｣。也不僅只在中共集權統治下，宗教才服務於政治。戒嚴時期的中國佛教會是為政治服務的。與其拜佛菩薩還不如拜黨中央來得有效，而容易得到現世的「福報」。但這些「福報」是建立在民族壓迫、詐財，與刑求及凌遲至死的根基上的。

當年風光優雅的日本佛寺已不在，所留下來的是歷史與記憶。這個記憶有待台灣民族自己去做敘述與維護。希望的是殘暴醜陋的事不要再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建築可以一再變化，但不應越變越醜。而人性的變化方向也應是向上與往清滌的方向走，而非往下沉淪。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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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而與美國社會有所來往的人，都會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體驗到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一般人都只專注於黑白問題，但種族歧視在各層面及各地方都有，只是或明或暗或強或弱的差異而已。過去在南方及中西部都住過一段時間後，筆者搬到加州來。加州給筆者的印象是較習慣，也較容納東方人。當時的我不很清楚加州過去排擠華人及日本人的醜陋歷史。今天的成果是前人一再奮鬥下的結果。平等不是天生的，平等是爭取來的。

美國雖然有殘酷的種族歧視歷史，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在保障種族平等的對策上所一再的努力。今天的美國是個多種族的多元社會，雖然種族主義者都在乘隙待發，蠢蠢欲動，但也常受到社會各方的征討而未能囂張得逞。與世界各國相比，美國在種族/族群平等的處理上，可說是相當的成功。相對之下，當年移民美國而遭受歧視的華人及日本人的來源地社會—中國與日本，在族群/種族的處理上都沒有美國的成功。即連東亞號稱為移民社會的台灣，在種族/族群的處理上仍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間。台灣過去在推展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原住民）平等的努力上固然頗有成就，但是四大族群的觀念在台灣已屬過去，目前的台灣有外勞、外配、及外籍人士等新住民，不平等對待及凌虐事件時有所聞。

種族主義不只牽涉到個體或一個社會中的人群，也常常演變成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或戰爭。更嚴重的是發展成為區域衝突。太平洋戰爭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種族主義的問題很顯然的是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它占多大的成分，量化是有困難的，但我們可以看出它發展的脈絡。

當歐洲列強及後來的美國開始殖民非洲大陸及亞洲時，他們的目的不外是資源的掠奪與貿易市場的取得。而在殖民過程中也涉及了奴隷的買賣，奴工的使用，及社會的剝削與壓迫。被殖民的社會固然也於同時學習到現代化的文化與政制，但總的來說獲利者是殖民者的單方。為了美化這種殖民剝削，一些合理化的言詞及觀念也出現了。法國人認為他們有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要向全世界輸出法國的文明。英國人則由他們的詩人Rudyard Kipling於1899年的詩「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來陳述並合理化他們的殖民。美國人所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雖不是明說，但卻也是暗述。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的現代化，而欲擺脫不平等條約並擠身列強的國家。但在這個過程中卻也是關卡重重，步履維艱的。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的簽訂（1858）只是一個不平等對待的開始。後來的一些不平等的國際仲裁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提案的種族平等及國家平等主張之遭受英美澳的強力反對，只加深了日本仇視西方列強的情結。日美人在移民夏威夷及美國所遭受到的歧視與迫害，及1924年排亞法案的簽訂，更使日本視之為國恥。1921/1922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及後續1930年的倫敦會議，建立了所謂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將英美日的造艦比率設定為5:5:3， 欲在太平洋建立以英美為主的霸權。日本帝國對這個不平等的對待忿忿不平。三十年代，在日本求學的家父在我年幼時提及那段限武談判時，仍是義憤填膺。可以想像的是他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不滿西方列強不平等對待的氛圍。誓欲將西方列強趕出亞洲的日本最後是達到了那個目標，但結果卻也是傷亡慘重的太平洋戰爭及本身也國破家亡的結局。太平洋戰爭中，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命令9066號，日本侵華的所作所為，及東南亞原先被殖民的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而與日本侵略軍的合作與對抗，馬來亞華人的抵抗，及日軍對西方原殖民者及軍俘的處置等等，都充滿了種族主義味道。當今的國際情勢及各個社會固然都已有很大的改善，但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也由於這種戰爭與殖民的結果，亞洲各國之間有很多的歷史恩怨。歐洲各國也都有他們的歷史恩怨，但到目前在經過歐盟、歐洲議會等整合的努力下，問題已不再那麼的尖銳化。相對之下的亞洲各國之間的恩怨，要解決是來日方長。這種歷史恩怨在移民美國的亞裔社會中，我們也都看到了。韓國人與日本人，中國人與日本人，台灣人與中國人，柬埔寨人與越南人，華人與馬來人….等等不和。尤其是在第一代移民之間，我們也都看到了。但第二代的亞裔移民多少體會到就整個美國社會而言，亞裔是一個群體，要爭取的不是亞裔間的問題，而是亞裔與其他種族/族群在美國社會的問題。 亞裔移民應該要了解，故土的紛爭與在美國的糾紛不是平行的，要有個切入點與離開店。

種族及族群的認同多少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之一。十多年前去世的加州大學社會學巨匠 Tomatsu Shibutani (10/15/1920-8/8/2004) ，由於是日美人，在加州成長過程中深受歧視，加上戰時的日美人集中營經驗，使他一生對種族/族群關係研究良多與深入。在他1965年出版的「族群層化」（Ethnic Stratification : a comparative approach）一書中，他研究比較人類的歷史經驗而結論道：｢不管人們有多不同（體質與文化），在共同生活幾個世代後，他們都會深信他們有共同的祖先｣。(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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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四年的集中營生活，集中營最後是關閉了。但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卻難以重建他們的生活。年輕的二世尚能適應，但年紀較大的一世卻難以重起爐灶。他們失去了財產，也失去了家當及事業。從五十年代開始，日美人也開始推動平反運動（Japanese Americans Redress Movement），他們冀望政府的認錯與賠償。

194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判決加州排擠非公民人士的「外籍土地法」是違憲的。1948年7月2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日美人疏散補償法案」（Japanese American Evacuation Claim Act），但只撥用三千八百萬美元，並無濟於事。1952年6月27日，國會（278-113）及參院（57-26）以多數決壓倒了杜魯門總統的否決權，而通過了移民法案（McCarran-Walter Act），予以日本移民配額，也容許一世的歸化。1959年，夏威夷的日美人井上健（Daniel K. Inouye, 9/7/1964-12/17/2002）成為第一個選上國會議員的日美人。1962年，他成為第一個選上參院的日美人。1965年的移民法案（Hart-Cellar Act）的通過，使亞洲人與歐洲人的移民美國得到平等的對待。

1976年2月19日，行政命令9066號簽署的第34週年，福特總統撤銷了行政命令9066號，言明一個國家固然要了解過去的成就，也要面對過去的錯誤。1978年，日美公民協會及一些日美人團體推動要政府道歉，每人賠償25,000美元，並建立被關的人的下一代的教育基金。1980年，國會通過法案成立「戰時平民遷離與監禁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簡稱CWRIC），而於1981年2月建立了組織開始運作。在美國主要城市開公聽會，共訪問750個證人，調閱一萬份文件。1983年6月，CWRIC 發表他們的調查報告「個人公義的否決」（Personal Justice Denied）。報告指出，行政命令9066號並沒有軍事上的需要，整個事件建基在「種族偏見，戰爭的歇斯底里亞，及政治領導人的失敗」（racial prejudice, war hysteria, and a failur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CWRIC 的估計是日美人的損失以1983年的美元來算是介於八億一千萬美元與二十億美元之間。後來的重算是介於25億美元及62億美元之間。

雖說有委員會的報告與建議，但國會一直拖到1988年才通過民權法案（ The Civil Liberties Act），而由雷根總統於8月10日簽署法案，並向日美人道歉。這個法案除了政府道歉外，也給約六萬名集中營生存者每人兩萬美元的補償及教育基金會（12億5千萬美元）的設立，也對當年違反宵禁及監禁法令的日美人予以特赥。

目前日美人在美國的亞裔人口中已由當年的前三大掉到今天的第六大。以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口在美國三億人口中共有1732萬人，占5.6%。混合的亞裔人口（與其他種族的混合）有1467萬人，占4.8%。亞裔人口最多的是華人（379萬），其次是菲律賓人（341萬），印度人（318萬），越南人（173萬），韓國人（170萬），日本人（130萬），以台灣人自居的則只有23萬人。日美人在美國是最融入主流社會的一個亞裔族群。以2008-2010年的結婚資料來看，日美人與日美人的結婚率是36%，與非日本人亞裔的結婚率是9%，與非亞裔人的結婚率是55%。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日美人都是與異族通婚的。而日美人在美國一些頗受爭議的政策議題上也都有所參與。以2010年Pew Research 的報告來看，68%的人支持墮胎權益，也支持同性結婚。

二次大戰中的集中營一事已成日美人歷史的分水嶺（defining moment）。也由於這個歷史背景，日美人對族群歧視與排擠相當敏感。當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在美國的阿拉伯人與回教徒普遍遭受到歧視與排擠。第一個跳出來為阿拉伯人與回教徒辯護的是日美人團體。日美人非常不喜歡美國人將珍珠港事變與9/11相提並論，但他們覺得他們的父母與祖父母那一代，於珍珠港事變後所遭受的歧視，頗類似於9/11事變後遭受歧視與排擠的阿拉伯人與回教徒。一些日美人團體，如當年為爭取美國政府道歉與賠償的「日美人民權平反」團體（Nikkei for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 NCRR）也與一些回教團體如「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與「回教公關協會」（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 MPAC）聯繫，共同參與民權的示威與守夜。而在這種社區間來往的活動之下，一些年輕的美國回教徒也到當年日本人集中營之一的曼札那集中營（Manzanar Camp）朝覲。促進不同的宗教與族群間的互動、了解與支持。這個被稱為社區橋樑（Bridging Communities）的活動已發展成為大學間的友誼活動。

2015年，在夏威夷大學對法學科學生的演講中，最近去世的保守派而備受爭議的前大法官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 3/11/1936-2/12/2016）說：「是松的判決當然是錯誤的，但你若覺得那種判決不會再發生，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歷史會不會重蹈覆轍，倒不是基於宿命與天命，而在於人民的認知水準與覺醒度。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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