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英美蘇三強的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定調了歐洲與亞洲的戰後情勢。所不同的是歐洲大都依雅爾達的協議而沒有領土上的爭執。這個歐洲的｢雅爾達體系｣一直持續到東歐共產國家的民主化，及蘇聯於1991年的瓦解後才崩解。另一方面的亞洲，由於冷戰的開始與中共的建國及韓戰的爆發，使局勢快速的轉變，而使雅爾達體系沒有辦法完全建立。代之而起的是舊金山和約及舊金山體系的建立。但在一些領土上的歸屬及主權的認定上，舊金山和約的曖昧不明倒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有意安排。（Kimie Hara原貴惠美：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 Sixty Year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4/22/2012. 和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23/2014）。

日本在戰後是放棄了許多領土的主權。在這放棄的領土中大部分都沒有主權上的爭議：如滿州國，韓國，及在中國與東南亞及南海的廣泛佔領區。但在一些地方卻有爭議而至今尚未解決。有爭議的領土主權有五個地方：一是日本與俄國所爭的北方領土（北方四島）；二是日本與南韓所爭執的獨島/竹島；三是日本，中國，與中華民國所爭執的尖閣群島/釣魚/釣魚台；四是南海諸沙；五是台灣。有這些爭議，主要是源於共產政權的興起與擴張，及冷戰的開始。而爭議的領土也大都沿著為圍堵共產政權而建立的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美國於1950年1月所定調的亞洲圍堵防線）而產生。

戰後的美國已有意要與日本簽署和約，但時局的一再變化使和約的工作一拖再拖。而原本的和約草案在領土方面是根據戰時軍方的地圖，頗為仔細。但隨著草約的一再更改，領土方面也一再簡化或曖昧不明。這些都反映出了當時的時局不穩，及美國擔心共產政權的擴大，使擬草約者故意模糊領土的疆域規範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當年蘇聯（及如今的俄國）與日本的領土爭執來看，爭執的部分是連結堪察加半島（Kamchatka）南端與北海道北端的千島列島（Kuril Islands）。日本於戰前領有千島列島（外加庫頁島的南部）。在雅爾達會議中，三強已同意史達林，千島列島應屬於蘇聯。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的三、四天，美國匆匆忙忙整理出來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草稿中， 忽略掉了了千島列島。在蘇聯的抗議後，美國是做了修正。但沒說清楚的是千島列島應該包括那幾個島嶼。而蘇聯在接收的這一段期間，顯然是｢偷吃｣了一些。

通令第一號的目的是指示日本帝國對日本佔領地的處置。那時日本帝國雖已投降，但除了滿州國已遭蘇聯進攻外，東南亞的大部分及中國沿岸地區都仍在日本帝國的佔領下。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各地區的接收問題。如台灣與北緯16度以北的印支半島由中華民國接收；北韓、滿州國、與南庫頁島由蘇聯接收；日本、南韓、菲律賓、及一些太平洋島嶼由美國接收；印支半島16度以南及東南亞由英國接收。在當時的亂局下，一些問題是難以避免的。

蘇聯代表雖然參與舊金山和會，但沒有簽約。法理上來說，蘇聯與日本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因為雙方沒簽和平條約。隨著「和平共存」的聲浪，蘇聯與日本於1955年開始談重建外交關係及和平條約的問題。由於雙方爭議中的四個島嶼，擇捉島與國後島，在地理上看來是屬於千島列島的一環，但色丹島與齒舞諸島在地理上看來不屬千島列島。那時雙方同意前兩島嶼屬於蘇聯，後兩島嶼則應歸還日本。多少不願意看到日本與蘇聯簽和平條約並建立良好關係，而可能失去防堵線的美國有意見了。當時已成為國務卿的杜勒斯要日本堅持四個島嶼都應還給日本（杜勒斯知道蘇聯一定不會同意歸還四島），否則美國也可以主張擁有琉球的主權而不歸還日本。在美國的這種壓力下，日本與蘇聯於1956年簽聯合聲明（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建立外交關係，但沒有解決領土的爭執。日本也在1956年因蘇聯的不再反對而加入聯合國（原貴惠美，資料同上）。

獨島（韓國人所稱）或竹島（日本人所稱）是介於日本與南韓間，在日本海中的一些小島嶼。這也是法國人最早稱為Liancourt Rocks的一些無人島。日本是於1905年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理由而宣稱併入領土的。在早期美國草擬的舊金山和約中，這些島嶼是歸入於韓國的。但中共建國後韓戰爆發前，美國改變主意而將之劃入日本領土。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8月，美國擬的和約草稿簡化了，提都不提。但在舊金山和會的前一個月（1951年8月），美國是有告知南韓政府，美國認為竹島屬於日本（John W. Dower，資料同上）。南韓的李承晚那時劃了南韓的海域（李線Rhee Line），而於1954年由海防部隊開始佔領，但日本宣稱擁有主權。獨島/竹島的主權爭議也成為韓國人反日的民族主義象徵。在這些領土爭執上，美國的態度一向是曖昧不明，所採取的是策略上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或季辛吉所稱的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這策略上的模糊也是從尼克森政府開始，美國所採取的｢明確但不成文｣的外交政策。也自然表現在其餘的領土主權爭執上（尖閣群島，南海諸沙、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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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會議的54個國家中，有三國沒有參加（緬甸，印度，南斯拉夫）。在與會的51個國家中，有三個國家沒有簽字（蘇聯，捷克斯拉夫，波蘭）。在簽約的48個國家中，許多是唯美國馬首是膽的中南美洲國家，也有一些都還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如柬埔寨、寮國、越南都尚屬於法國）。真正有意見的除了切身的日本，美國，英國，及以英國領頭的澳紐外，尚有菲律賓，印尼，與印度。其餘則不太有意見。

原先擬和約草稿的構想是，應由當時負責監督美國佔領日本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來起稿。但這個有11個成員的遠東委員會，於1947年開始就遭受到不少蘇聯的批評與反對意見。最後和約的起草也就多少變成美國的獨門秀。杜勒斯於1950年接任這個工作後就馬不停蹄的走訪各國做擬搞的協調工作。可以想見的是大家各有意見，有強也有弱。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7/18/1909-7/2/1989）於舊金山和約會議中，不斷以程序問題阻止會議的進行，最後一天（9月8日）發表蘇聯反對的原因。據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導（見Wiki），蘇聯反對和約的原因是：無法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不再掘起；美國不應駐軍日本而將箭頭指向蘇聯；和約違反了中國對台灣與其他島嶼的權益；主要受害國的中國竟然沒有受到邀請與會；和約也違反了雅爾達的協議⋯⋯等等。可以理解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的白宮與美國國務院已開始進行了對蘇聯共產集權及其附庸國的圍堵政策，多少不將蘇聯的簽約看成為必要條件。蘇聯最後是於1956年10月19日才與日本發表了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而建立外交關係的。日本也因而才得以進入聯合國。但截至目前為止，俄國（承續蘇聯）與日本仍沒有簽和平條約。

二次大戰後，許多前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都得到了獨立。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對和約也有不同的態度。錫蘭及與太平洋戰爭不太有直接關聯的巴基斯坦，對和約的內容是全盤接受。但即使與美國有緊密關係的菲律賓，也對賠償問題一直有保留（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une 2001.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受害甚深的菲律賓是於1956年，在賠償問題解決後才與日本重建外交關係的。

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印度與印尼對和約內容也有不同的反應。

在舊金山和會召開前的不到一個星期，美國收到了印度的尼赫魯政府不派代表與會的消息。印度的理由有四點：1，和約主張美國繼續佔領琉球與小笠原群島不合理；2，美日安保條約應等到日本全面獨立後才簽；3，台灣應立即歸還中國；4，會議地點的選擇排除了充分討論的機會。原本預期大國的印度會與會的杜魯門，艾奇遜，與杜勒斯頗為震驚。憤怒的杜魯門在電報上寫到：印度政府明顯的是與史叔叔（Uncle Joe，指史達林，Joseph Stalin）及茅屎東（Mushie Dung，指毛澤東）會商過（”Evidently the ÔGovt’ of India has consulted Uncle Joe and Mousie Dung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VI, Part 1）。

尼赫魯所屬的印度的國大黨是印度獨立運動的主力，其三大領袖之一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為了對抗大英帝國，於戰爭中與日本軍政有所聯繫。他於1943年11月到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也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與英軍作戰。鮑斯於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於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時，飛機於起飛時墜毀而亡。有此背景，印度與日本是有一些複雜的關係。印度最後是與日本於1956年6月簽了雙方的和平協定（India Japan Peace Treaty），由於沒有涉及領土爭議，內容只有簡單的七條。

另一個有趣的國家是印尼。新獨立而對日本一般有好感的印尼（因為日本趕出荷蘭而使印尼最終得以獨立）於1951年7月20日收到和約草稿後，做了底下的建議：a，和約應明顯的承認日本的領域與主權；b，日本所放棄而由美蘇所佔領的地區應舉辦公投以表示人民的意願；c，印尼應得到賠償；d，會議應逐條討論；e，中蘇應與會以舒減遠東地區的緊張。但最後和約的條文並沒包括印尼所提的公民投票及其他的要求（K.V.  Kesavan: The Attitude of Indonesia Towards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印尼雖簽了約，但國內沒批准。最後於1952年1月18日，印尼日本雙方簽了約，條約內容大多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內容。

我們知道當年台獨運動人士陳志雄大力參與了印尼的獨立運動。印尼的提出佔領地公民投票的要求是否與他有關，我們只能臆測。

蘇聯沒有簽約而中國沒有與會，大國的印度也拒絕參加。這使得舊金山和約看起來是缺乏一個有公信力的多邊國際條約。這到底是美國主導下的一個和約。最終給予和約有合法國際性的是一些中級國家（英、澳、紐、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國家的與會與簽約（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 ）。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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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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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俾斯麥主政時，德國的陸軍是全歐洲最強大的。但他了解地理位置居中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德國不是要與法國結盟，就是要與沙俄結盟。俾斯麥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外交於1870年形成了「三皇聯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這三皇是德國的凱撒，奧匈帝國的皇帝，與沙俄的沙皇。透過這種運作，德國帝國至少維持了東邊，更甚而是歐洲的和平。但威廉二世的強勢往外擴張的作風，改變了這個平衡。

德國原本不是一個海權國家，但威廉二世上台後決定改變這個現況而大量造艦。以海權為主的英國因而緊張了起來，而英德也進入了海軍的武力競賽。受到德國帝國威脅的大英帝國也因而轉向世仇的法國，締造了英法結盟。在東邊方面，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權益與沙俄衝突了起來，沙俄因而不想再維持三皇聯盟而轉向與英法聯盟。德國帝國也因而進入了一個腹背受敵的處境。這也是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式：一邊是三個協約國（Triple Entente）的英、法、俄，一邊是三個個同盟國（Triple Alliance）的德、奧、義，但後來變成是德、奧、保加利亞、與奧圖曼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歐洲四個帝國的解體：奧匈帝國，德國帝國，奧圖曼帝國，與沙俄。在一次大戰中，俄國（1917年10月）與德國（1918年11月）都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後是俄共的掌權。德國帝國的革命後是建立了維持15年（1918-1933）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直到希特勒的上台。遜位後的威廉二世則避居荷蘭直到他的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塞和約對德國處以相當重的罰則：賠款，責任歸屬，割讓領土，軍事與工業的限制等等。德國失去了四周 14%的領土。在這種羞辱下，立誓要重建德國以成為強大國家的希特勒也就上台了。

希特勒上台後的許多所作所為都是違反凡爾賽和約的決議的（德國被排除在會議之外）。但對已厭戰懼戰而一再只希望求和的英國與法國而言，對納粹德國的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是有如鴕鳥般的對待。希特勒倡導的是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他大力推動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德奧的合併與慕尼黑協定是大戰爆發前，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兩個主要例子

一次大戰後，奧地利失去大部分的領土（奧匈帝國），而德國也失去部分領土。奧地利（主要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直有意要與德國合併（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與奧地利的合併）。奧地利也有納粹黨，但實力不大。據當時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John Gunter）的估計， 1932年時，大約有80%的奧地利人想要與德國合併。但納粹在德國掌權前後的一系列暴力活動多少使一些奧地利人改變了合併的想法。再加以奧地利主要是天主教徒，而德國則以路德會為主，到1933年底，估計有60%的奧地利人反對合併。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的納粹份子暗殺了奧地利的總理（Engelbert Dollfuss）企圖奪權，但沒有成功。

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的總理休斯尼克（Kurt Schuschnigg）在壓力下與希特勒（希特勒出生於奧地利）會面，討論兩國的合併問題，但沒有結果。知道大部分奧地利人會反對合併的休斯尼克於是提出，要於1938年3月13日舉辦全民公投，來決定奧地利是否要與德國合併。希特勒於3月11日發出最後通牒而於3月12日將軍隊開入奧地利。知道德國要入侵的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抵抗。軍隊開入奧地利後，納粹不准猶太人及一些左翼份子（共包括選民的10%）投票，而於4月10日舉辦公投，結果是99.7%的人同意公投而完成了德奧的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在被合併前的這一段歷史也是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的故事背景。

拿下資源豐富，人力眾多的奧地利後，希特勒將眼光轉到緊鄰德國的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那時蘇台德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占住民的多數。希特勒的理由是住在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應與德國合併在一起。在武力威脅下，捷克求助於與她有協約的法國，但懼戰的法國沒有吭聲。那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與希特勒會面兩次不果，期間希特勒的態度轉為強硬。最後張伯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法國首相達拉提（Édouard Daladier）於墨尼黑會面，而於1938年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協定同意德國將於10月10日前以軍事佔領蘇台德地區，而以後有關德國的國際領域爭議當將由國際協議來達成。在沒有國際援助下，捷克也只有吞下這口氣。

協議簽署後回國的張伯倫與達拉提都受到國內的熱烈歡迎，認為和平達成了，戰爭也避免了。張伯倫說他達到了「有榮譽的和平」（….had achieved “peace with honor. 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但張伯倫的強硬對手邱吉爾馬上強烈批評道：「你被要求在戰爭與不榮譽間做選擇。你選擇了不榮譽，而你也將會有戰爭」（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果不其然，希特勒於1939年3月併吞了捷克的全部，並於9月1日侵入波蘭，正式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墨尼黑協定也因而成為姑息主義（綏靖主義）的代名詞。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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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麥是個忠君之士（monarchist），早期不能說是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但可說是個普魯士民族主義者。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前，日耳曼人大約有38個城邦（principality），其中有兩個較大而死對頭的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這兩個王國中奧地利有她自己的帝國—奧匈帝國—由日耳曼人統治大都是非日耳曼人（如斯拉夫族）的帝國。1815年，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一個鬆散的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1834年，在普魯士的推動下，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關稅聯盟（Zollverein）。

1860，新上任的威廉一世要增加稅收以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但這個預算一直受到下院（landtag）的否決。威廉一世因而任用俾斯麥為首相。1862年9月22日，俾斯麥到下院做演說。他的要點是：普魯士在日耳曼邦聯中的地位取決於實力而不是自由主義。我們已經一再失去復國與強國的良機。目前重大事情的決定不是靠演說與多數決，而是要靠鐵與血。這場演說也就被稱為俾斯麥鐵血演說（Bismarck’s Blood and Iron Speech）。

在下院的反對下，俾斯麥以下院與上院不同決議不合憲法為由，加以他手腕的強力操作，單面通過預算案而增稅建軍。

俾斯麥對當時歐洲的強國，如英、法、奧匈帝國與沙俄，都小心的結盟以維持權力的平衡，避免兩邊受敵。為了推動壓抑對手奧地利而稱霸日耳曼邦聯，他發動了三場對外的戰爭。

1863年，丹麥國王違反原先共管的約定，而將與普魯士接連的兩城邦（Schleswig and Holstein）片面納入丹麥的領土。俾斯麥於是邀請奧地利共同對抗丹麥。1864年，丹麥失利於這場戰爭（Danish war）而交出了這兩城邦。奧地利得到大部分的戰利品，但表面上吃虧的俾斯麥自有他的算計。

在推定英法與沙俄都各自有各自的盤算，而會對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衝突保持中立後，俾斯麥於1866年引誘奧地利去發動對普魯士的戰爭。這場由1866年4月6日開戰，而只打七個禮拜的戰爭（Austro-Prussian War，也稱Seven Weeks War），使戰敗的奧地利交出了丹麥戰爭中的｢贓物｣，而普魯士也得到了更多的領地。這場戰爭結束後，俾斯麥了解他日後還需要奧地利的合作與聯盟，所以對奧地利的處罰並不重。但他對支持，也參與奧地利對抗普魯士的城邦則處罰嚴厲。這場戰役後，普魯士也帶頭而形成了北日耳曼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傳統上，北日耳曼與南日耳曼彼此各有敵意與相互對抗。但對南日耳曼人而言，對法國的敵意甚於對北日耳曼的敵意。要達到以普魯士為頭的統一運動，俾斯麥於是將箭頭轉向法國。

1870年，俾斯麥造｢假電報｣（Ems Telegram），而使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誤以為法國駐普魯士大使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羞辱，因而向普魯士宣戰。俾斯麥以拿取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地區為目標，而激勵了南日耳曼人仇視法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地是在七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倒台後，被法國在沒有經過一般正當程序下非法佔領的。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王國的領頭下參與了這場打半年（7/19/1870-1/28/1871）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打敗法國後，日耳曼民族主義大為振奮。俾斯麥在幕後運作下，激勵北日耳曼強烈要求威廉一世升為皇帝。而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國王（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的領導下也支持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1871年1月18日，眾日耳曼王子與國王在凡爾賽的鏡宮熱烈「恭請」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建立德國帝國。至此，俾斯麥也達到了他的主要夢想。在俾斯麥70歲那年（4/1/1875），為俾斯麥慶生而由名畫家（Anton von Werner）所畫，在鏡宮的這場景象中，台上是威廉一世與國王王公要員，台下是許多舉劍效忠的眾日耳曼王子，站在台下向上看威廉一世但居中的是俾斯麥。這副不是很真實的繪畫傳達出了俾斯麥在德國統一以建立帝國中的角色。

沒有人會否認俾斯麥是政治運作與國際現實政治掌控的天才。他不以意識形態為重，他也是個很複雜而不是很好相處的人。說他的行事作風是獨裁並不為過，而他也不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信仰者。在他主政下，德國的工業突飛猛進。鐵路長度由1871年的21,000公里增加到1913年的63,000公里。為了預防社會主義的煽動與工運，他建立了德國目前都還有的工人的健康保險、災害保險、產假、與國民年金。

如前所述，俾斯麥雖然忠君，但他的行事作風並不很好相處。威廉一世也數度有意將他換掉，但最後皆改變了主意。但當威廉一世去世後，其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8/1859-6/4/1941，掌政時期6/15/1888-11/9/1918）上台後不久，他就把時年74歲的俾斯麥解職了。

威廉二世上台後採取了與俾斯麥及威廉一世不同的作風，尤其在外交上。當年俾斯麥重結盟以免兩邊受敵，但威廉二世不走那一套。對於威廉二世的作法，俾斯麥頗不以為然。俾斯麥於被解職後說：如果事情繼續如此下去，則將會有如腓特烈大帝死後20年的戰敗一般。在我離職20年後，我們也將會遭受潰敗。不幸的是他的預言是印證了。德國帝國在俾斯麥死後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到解體。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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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後，尤其在拿破崙企圖征服全歐洲的七次主要戰役後（由1803到1815年），民族主義便在歐洲大陸上風起雲湧。這其中，19世紀未葉，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是較重要的兩個事件。而這兩個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也多少有所關聯，互通有無。義大利的統一與獨立是拖得較長的，但德國的統一卻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對抗與戰爭，由1815年開始，直至1871年攻下羅馬成為首都後才正式完成。當年的羅馬屬於教皇的統治下，軍事上則靠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隊保護。但當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拿破崙三世於隔月調回駐羅馬的軍隊。在教皇沒有法國軍隊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派兵進入羅馬，並透過公民投票正式定都羅馬，完成義大利的統一。

另一方面的德國，普法戰爭的結果是法國的戰敗，並割出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大區域。普魯士則在俾斯麥的運作下，於1871年1月18日在凡爾賽的鏡宮（The Hall of Mirrors），由各日爾曼城邦的王公共推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正式登基為新建立的德國帝國的皇帝。

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也為民族主義引進了兩個新名詞（與觀念）。

義大利稱他們的統一運動為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英文為resurgence或revival）。在推動統一運動中，他們推動義大利各城邦的統一，也推動在別國（如奧匈帝國）統治下，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領域之納入義大利的版圖。統一運動當時領導人的口號是「未兌現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英文為unredeemed Italy）。而這irredentism也於目前多少被翻譯成民族統一主義。

另一方面，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區域的法國人心有未甘，誓願要收回這兩大地區。法國人也因而有了要復仇雪恥的心願，有要收復失土的決心。法國人稱復仇為revanche（英文revenge），而revanchism也便成為收復失土的意思。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這種意識形態與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而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戲劇化，並也影響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是德國。底下我們也就由德國談起。而這個故事應由普魯士開始。

早期普魯士泛指歐洲大陸的中北部到東北部，與俄國為鄰的那一大片地方。到13世紀時被日耳曼的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征服後，到14世紀便以日耳曼人為主。但普魯士之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則是在1701年，由日耳曼的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普魯士王國後才開始的。普魯士王國至此開始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建立王國後的近半世紀後，普魯士出現了一位賢君—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24/1712-8/17/1786）。腓特烈二世從小就鍾情於文學藝術與哲學。他與法國的啟蒙運動人士多所來往。而伏爾泰也在腓特烈二世的王居與腓特烈二世共住過一段時日。伏爾泰稱腓特烈二世為「哲學國王」（the philosopher king）。幾乎所有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包括伏爾泰的自傳），都描寫腓特烈二世為一名同性戀者。可能多少由於如此，腓特烈二世的父親在發現他與宮廷的一名見習騎士很親近後，將他送去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而成為一名很成功的軍事策略家。多少由於腓特烈二世的多才多藝，使普魯士在他領導下的46年間，打贏了許多戰役而成為歐洲的一個超級強權。腓特烈二世也因而被稱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但腓特烈大帝死後上任的兩名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都不善於政治，於外交上也不熟稔。以腓特烈威廉三世而言，本來對法國革命後上台的拿破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最後決定一戰時卻因缺乏良善的軍隊與戰略，而於1806年慘敗於拿破崙。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敗於威靈頓所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之役前後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普魯士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影響力。王國的勢力也開始式微。

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啟動了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因法國革命所激勵出來的革命。在民族主義與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有38個城邦及兩個主要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興起了統一之意。

1861年，原本是當他的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IV) 攝政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3/22/1797-3/9/1888）登基為王。威廉一世有心整頓政務並建立一個較現代化的軍隊，但他所提出的預算一再遭到下議院的否決。1862年，他任用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4/1/1815-7/30/1898）為首相。善於對複雜的政治情勢抽絲剝繭，不受左右意識形態限制，也深度了解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地緣政治、與國際外交手腕的他，啟動了以普魯士為首來推動統一日耳曼民族而建立德國帝國之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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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戰結束沒多久，佛朗哥屬意要在馬德里西北部60公里的一座岩石山區，建立一個全國為內戰來贖罪的教堂（佛朗哥說：”national act of atonement” and reconciliation）。這個由1940年開始興建，耗時18年，佔地約1360甲，而大部分在岩石山內的巨大教堂，於1959年4月1日正式啟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150公尺的世界最大的十字架。這個稱為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西班牙語Valle de los Caídos）的所在地是海明威「戰地鐘聲」小說中的背景之一，也是目前西班牙最受爭議的所在。

當年內戰中有許多戰士陣亡在烈士谷附近的山林裡（估計有四萬人）。為內戰贖罪是好事，但許多人指控當年開鑿岩石山的是共和軍的俘虜（估計占10%的工人）。有些是以工作來減刑，有些則是奴工。烈士谷以天主教堂的形式出現，也使許多人不滿，尤其是左翼人士相當不服。因為傳統上天主教會與獨裁者並肩控制西班牙社會。但更引人爭議的是死後的佛朗哥被埋於此地（不是他的遣願）。他是唯一被埋在那裡的非內戰陣亡人士。而目前此地也成為許多佛朗哥的仰慕者，天主教會，及極右派的聚會示威及「朝聖」所在。

烈士谷的爭議性反應了西班牙在佛朗哥死亡後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問題。整體來說，西班牙的民主化多少是穩定了下來，但佛朗哥時期的遺留物，如街道名字、地名、及紀念建築的存在，反應了威權時代的殘餘。這不禁令人要問，西班牙有沒有轉型正義？

佛朗哥在1975去世。那個年代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成長於扭曲的歷史教育下。但佛朗哥去世前的那一段時日，經濟也頗有成長。要翻舊帳的聲音還不是很高漲下，西班牙政府於1977年通過了「赥免法」（1977 Amnesty Law），保障佛朗哥時代迫害人權的人士免於法律的追訴。這是左右雙方要｢共同遺忘過去｣（Pact of Forgetting）的妥協結果。他們將內戰解釋成是｢兩個西班牙｣（Las dos Españas），兄弟互相殘殺的悲劇。但顯然有意忽略掉內戰的起因是右翼的政變啓頭的。2012年，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指控西班牙的1977年赦免法違反國際人權兩公約，但這並沒有造成這條法律在西班牙的被廢除。

在1981年2月23日的軍事政變失敗後，接著上台的社會主義黨將有限的政治資源著重在改革軍方、加強民主化、進行一些社會改革、加強與歐盟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轉型正義並不是主要議題。

1998年，西班牙左右雙方的「共同遺忘過去」受到了挑戰。1998年10月10日，西班牙的一名法官（Baltasar Garzón）提出對智利強人皮諾契將軍（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的國際訴訟。六天後，當皮諾契路過倫敦時遭到逮捕監禁。由於皮諾切特與佛朗哥犯行的類似，這事在西班牙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也再度推動了內戰中受害者的認定、賠償、與追憶問題。

推動轉型正義的西班牙人對2004年上台的左翼的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寄予厚望。因為薩帕特羅的祖父於內戰中遭到佛朗哥軍隊的槍殺。但最後通過的轉型正義方案是一個差強人意的「歷史記憶法條」（Historical Memory Law）。這條法律承認雙方受害者家屬及其後代的權益，正式譴責佛朗哥政權。目前西班牙總理拉荷義所屬的右翼政黨（Popular Party）與加泰隆尼亞的共和左翼政黨（Republican Left of Catalonia）都投反對票。共和左翼之投反對票是他們認為法條不夠徹底。

西班牙這種缺乏轉型正義但有民主的現象引起不少學者的討論。西班牙這種不願觸及過去，以進行調查、責任歸屬、求刑的問題，但只求穩定以建立民主的現象，有人稱之為「遺忘的模式」（Model of Oblivion。Oblivion 也意味特赦）。但也有學者指出，這是雙方政治菁英的妥協結果，即連民間團體也都朝這種妥協的方向前進。一個程度上也可說是西班牙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景象，而多少也反應了政治菁英們要適應地方政治的要求，而非只要求符合國際社會轉型正義的要件。西班牙的成功完成民主的轉型多少也合理化了這種遺忘歷史的做法（Omar G. Encarnacíón: Democracy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但對有些美國人而言，尤其是戰敗的南方，內戰並沒有結束。同理，在2017年10月1日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事件前後，西班牙人也熱烈討論，而不時傳出內戰從來就沒有結束的聲音。西班牙內戰的原因很多，但顯然的是一些因素仍然存在，而有些也可能會永遠存在。因為人類社會有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如貧富、性別、族群/民族、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教派…等等。但有些過去的主要錯誤若沒有提出來好好的加以反省與檢討，加以面對的話，則難保不會再發生。

與1975年死亡的蔣介石及1976年死亡的毛澤東比起來，佛朗哥無論在暴政暴行上都只是個小兒科。一個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人肯定佛朗哥的政變與政績。即使今天，佛朗哥政權的後代仍縱橫西班牙政界，而親佛朗哥的人仍佔西班牙社會的相當一部分。顯然的，西班牙的民主政治雖已漸趨穩定，但當年引發內戰的許多因素，雖然多少有所改善，但仍然都存在。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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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歐洲，而許多人都將戰爭的起源歸因於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對抗。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參戰的歐洲各國都有一種舒壓的感覺，認為這一戰將會擺平以後所有的紛爭（The war to end wars），但顯然事與願違。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歐洲也開始走向疆界的去除與區域的整合。由歐洲共同市場走向歐盟與歐元區。但如今，各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抬頭，而歐盟也面臨可能崩解的危機。

歐洲各國的極端右翼之抬頭也並非沒有原因的。在歐洲（及美國）的在外國出生的人口都由2000年的個位數升到2015年的十位數，如瑞典的16.5%，德國的15%，美國的14.5%。許多歐洲的新住民都是信伊斯蘭教的中東人士及非洲來的移民。即使在居留兩三個世代後（如德國的土耳其人），大部分都還是沒有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用一些德國學者描述土耳其移民的用語：雙方生活在一個互相平行的社會，沒有交叉與交集。而另外，經濟的衰退也帶動了對外來者的排擠與仇視。在這些國家中，受害最深的本國人都是底層較缺乏高等教育的人，而年齡層也一般都在五、六十歲以上。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後（Brexit），歐洲看來瀕臨二次大戰以來的整合危機，而開始走向對抗的方向。未來的發展如何尚是一個未知數。但在這麼一個未定的氛圍中，西班牙卻是個異數。

西班牙於1959年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但當年在佛朗哥獨裁下與歐盟無緣，因為歐盟是一個強調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國際社區。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羅斯國王（King Juan Carlos）開始推動民主化的工作。1977年6月，西班牙的外長到布魯塞爾正式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書。在正式加入歐盟前，西班牙於1977年11月加入歐盟執委會（Council of Europe）。1986年1月1日，西班牙與葡萄牙正式被核准加入歐盟。

西班牙要加入歐盟的主要理由是要擺脫國際孤立的情勢，要建立自由民主體制以袪除佛朗哥獨裁的陰影，也需要歐盟認可西班牙的民主體制。而事實上，加入歐盟後的西班牙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發展都有獲益。也多少如此，西班牙人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親歐盟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前，西班牙人有近70%的人認為加入歐盟是對的。這個好感度於2012年時跌了22%，但仍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高的（Marta Paradés Martín: Attitudes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 the Situation in Spain）。

西班牙也缺乏排外的極右翼組織。從英國的脫離歐盟，到歐洲各國及美國的右翼之掘起，並甚而掌權（如美國的川普），一個主要原因是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抬頭。他們在各處的示威遊行中喊出了納粹時期的口號：「血與土地」（blood and soil，德文Blut und Boden），強調血緣與土地的關係。所以有這個現象源於大量外國移民及難民的湧入。在歐盟中，對移民有好感而認為移民對社會有好處的占37%，但西班牙人對移民的好感度則高達52%，而只有8%的西班牙人認為移民造成社會問題（歐洲平均為26%）。一個原因可能是許多西班牙的移民由中南美洲來，語言與文化較類似。另一個原因是西班牙人對自己國家沒有很強的認同，比一般歐盟國家對自己國家認同的強度少4%（Leandro Gago: Why is there no right-wing populism in Spain?）。

西班牙人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度沒有那麼的強烈，多少與想要擺脫佛朗哥時代的陰影有關。而另一個原因是西班牙從來就不是一個很同質的社會。我們所知的西班牙語（Castilian Spanish）雖是西班牙的官方語言，但一個估計是有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的母語不是西班牙語。由於西班牙的民族/族群並沒有很明顯界定的地區與人口統計，所以正確資料缺乏。但以人口數來看，除了西班牙人外，加泰隆尼亞人（Catalans）最多，其次是Galicians，再來是巴斯克人（Basques）。其餘如Andalusians與吉普賽人則更少數。但在爭取獨立/自治上，巴斯克人最強烈，加泰隆尼亞人其次，Galicians則較溫和。佛朗哥統治時，極力壓迫各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也只有巴斯克人在那段時期有進行一些恐怖活動以對抗佛朗哥政權。

當2017年10月1日加泰隆尼亞人進行獨立公投時，投票結果是多數同意獨立。但投票人口不到一半。而之前七月的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人不到一半。如果投票是經過正當程序而透明公開的話，可以預料的是不會過關。但在10月1日的投票過程中，政治歷練很深的西班牙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的粗暴做法使人驚訝於他的反應過度。但拉荷義是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成員，這個黨的來源是佛朗哥的殘餘。了解這個右翼而保守的政黨屬性便會對他的反應不感到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多少反應了最近在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後，西班牙民族主義的抬頭（Omar G. Encarnación: Why Spanish Nationalism is on the Rise. 02/05/2018. Foreign Affairs）。

台灣獨立與加泰隆尼亞的公投獨立是不能相比的。台灣已具備所有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條件，但加泰隆尼亞則沒有（如軍隊、郵政、中央銀行…等等）。而加泰隆尼亞所對抗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馬德里，台灣針對的則是一個極權封建的北京。每個民族/國家的獨立路途都是特殊的，別國的經驗固可提供為參考，但也應僅止於參考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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