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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下，倫敦的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印度則設立一個總督（Viceroy）。大英帝國直接統治後，大英帝國印度主權不再如當初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般的天高皇帝遠，他們要對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在加以十九世紀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也越來越拉短了英國與印度的距離。

十九世紀蒸汽船的出現使航海的速度加快。當時由倫敦經由地中海到埃及，轉換陸路（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再由紅海出發到當時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Calcutta，目前改名為Kolkata），只需兩個月的時間。當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後，倫敦到加爾各答縮短成只要一個月的時間。1870年紅海的海底地纜鋪設完成後，聯絡更方便了。印度的總督對倫敦的指示也得馬上應對。

大英帝國下的印度雖然有所整合，但40%的印度（20-25%的人口）仍在562個地方王公的統治下。英國主權也一直沒有延伸到喀什米爾，而直至目前為止也一直是印巴的爭執所在。因為沙俄在中亞的擴張，早期的外患顧慮是西北方。英俄雙方的緩衝地是阿富汗。而不同總督也對如何處置阿富汗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與北方的邊界考量是西藏。1914年，大英帝國與當時獨立的西藏簽署了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建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為印藏的邊界。目前的中國不承認這協議，而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執。

在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一些建設也開始展開。但建設不是全面性而有計劃的，主要都適應殖民政府的需要而推展。那時由於東印度公司的重稅，孟加拉及印度各地時有飢荒。當1877年李頓爵士（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11/8/1831-11/24/1891）上任總督時，南印度發生死亡達610萬到1030萬人的飢荒。李頓爵士是相信放任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不但沒有施行救援措施，他所推動的貿易政策更使得災情惡化。李頓也因而丟官。也因那場大飢荒，使英國政府設立飢荒委員會，並訂立｢飢荒法規｣（Famine Codes）。從188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開始於印度開築灌溉渠道，而飢荒的發生也不再頻繁。印度不再有飢荒，直至1902年的飢荒，及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頓的一個兒子（Victor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8/9/1876-10/25/1947），是1932年帶頭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團長。

除了灌溉渠道外，大英帝國也在印度廣築鐵路、道路，開發礦產，廣建農場（plantation）。目前印度的鐵路系統是全印度最大的雇主（一百三十三萬僱員，根據2015-1016的資料），全世界第八大雇主。除此之外，大英帝國也建立了英國訓練的軍隊、警察系統、郵政系統、與有名的公務體系。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也建立了司法體系，英國式的法律觀念，及公平（fair play）的精神。英文作為教育語言的使用是東印度公司於1835年就規定的，當時遭到印度社會的反感。但逐漸的，英語也成為共通使用的語言。目前印度的憲法仍訂興地語（Hindi）與英語為官方語言。

在現代產業及英國文化的引入後，印度人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也有不少人到英國去求學。到19世紀末年，大英帝國也開始建立各級政府的印度顧問。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印度人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法庭裡，印度法官不能審判歐洲人。而「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的使用，更是明目張膽的是一種搶地的手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也常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1880年上任的瑞朋候爵總督（Viceroy Lor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 KG, GCSJ, 10/24/1827-7/9/1909。總督任期6/8/1880-12/31/1884）是至今印度人仍最愛戴的英國總督。瑞朋總督是一個很開明而也很尊重印度人的總督。在他任內他取消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Vernacular Press Act），以行動取消了間斷法案（將Mysore Kingdom回復給印度王公）。但可能最重要而也最引起英國茶商及農場主人堅決反對的是，他引入了伊爾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這個法案下，印度法官可以審判歐洲人。但在強烈反彈下，這個法案也做了些修正，要求一半的陪審員得是歐洲人。

在這段期間，一些印度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政治上的覺醒。他們於地方與國家級的層次上開始出現一些領導人物。但發展較為深遠的是1885年12月28日在孟買成立的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黨」的成立初始時並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當初是一名蘇格蘭的退休公務員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6/6/1829-7/31/1912）提議成立的。參與成立大會上的是72名由各個地方來的代表。他們大都是西方教育出來的律師、教員、或新聞工作人員。他們是支持大英帝國的，而也常做施政上的建議。這個國大黨也將於日後的印度獨立運動上佔了領導的地位。

1857年的印度叛變是第一次對英國統治的大型叛變，有人稱它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但嚴格說來，獨立並不是主要訴求，而也缺乏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1885年國大黨的成立雖然於初始沒提民族主義，但其聚合與啟蒙運動也將開啟一波又一波，日趨強大的要求自治與獨立運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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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雖然地大，但只有1/10是可耕地。可耕地只占全球的7%，但人口卻是全球人口的1/5。再加上水資源只有全球的7%。在水土本已不足下又加上重污染，加以經濟上的改善使人們要求肉食量的增加。這些因素都呈現出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人未來如何果腹？而早在1995年就有美國的一名環保學者布朗（Lester Brown: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提出了警告。

布朗的警告遭到中共的強烈反擊。但我們若以中國的鄰國來看，日本、台灣、與南韓都已是工業化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的這段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東亞三國都喪失了一大片的可耕地及農業產值，及農業人口的減少。以2016年前後的資料來看，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9%，南韓為44%，台灣則在30.5%與32.4%之間。美國的糧食自給率是128%，中國是95%（若其統計可信任的話）。台灣在1968年前是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中國則在2004年後開始要靠進口糧食來滿足口腹。台灣農委會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是2020年時要達到40%。中國自訂的目標是要維持一億兩千萬公頃的可耕地及95%的穀物自足率。可耕地量的維持於年前已破功。穀類自足率方面，中共已修正了何者為穀類的定義，顯然也已破功。

在難以自足下，中國開始往外發展。

2013年，中國萬洲國際下的雙匯集團，以71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全美最大的豬肉廠商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 Foods）。史密斯菲爾德從養豬場、屠宰場、食品加工、到運輸分配統籌作業，作業占美國豬肉市場的1/4。這個收購案是當時中國在美國的收購案中的最大手筆。更大手筆的收購案是2016年提出的，中國化工集團公司（ChemChina）要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的種子公司先正達（Syngenta）。這些巨大的收購案都顯示了中國對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問題的不安全感。

雙匯之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案引起不少分析家的討論。有人認為這與美國的養豬科技先進有關。美國有長年產官學界合作下的生物科技研究，豬種良好，養豬技術也進步。美國採用的是大型集中的養豬場 (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CAFOs)，87%的美國養豬場有2000頭豬以上。但70%的中國養豬場豬隻少於500頭。也有人認為中國土地取得困難，不易擴張升級故往外擴張。但也有人（裴敏欣）注意到了美國不是個吃豬肉的國家。美國每人每年平均吃59.3磅（27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則吃85.3磅（約39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吃了全世界一半的豬肉。史密斯菲爾德屠宰的豬隻數量只占在中國屠宰豬隻數量的3%。收購史密斯菲爾德不會大幅提升中國豬肉的來源。裴敏欣的結論是，由於中國的嚴重污染，逼使廠商得向外國前進。在美國有的是沒有污染的水源及土壤，這應該是收購的主因 (The real reason behind Shuanghui’s purchase of Smithfield. Fortune, 6/4/2013)。對這種收購案，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指出是一種靠收購，而非征討的方式來達到殖民的目的。

目前中國擁有美國農地的價值約在16億美元，算很少數。在澳洲的農地中有6%是外國人擁有的，大部分是英美，中國也只占少數。但在2000年到2012年間，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的耕地增加了314% 。有12個國家（8個在非洲）的耕地增加了50%以上。例如，坦桑尼亞就增加了六百一十萬公頃（82%的增加），（John McArthur and Krista Rasmussen: Where does the world’s food grow? /Brookings）。中國雖然三緘其口，但中國在非洲的擴展及購地是時有所聞的。要滿足口腹顯然是一大考量。本身可耕地少，水資源少，再加上水土都污染嚴重，及農村人口劇減的中國，也只有往外開發。但若本身汚染文化不加以修正改善的話，非洲的大片土地也都將遭到中國的污染。非洲倒底不像先進國家般有明文法規的控制以防範廠商的污染。

先正達旗下的智庫（Frontier Strategy Group）分析了亞洲國家的食物安全情況而計算出｢飯碗指數｣（Rice Bowel Index, RBI），來顯示各國的糧食安全狀況。飯碗指數依據一般具有共識的分析食物安全的四個層面來計算。這四個層面是：有否程度（availability），可說是產量問題；空間上的可取得性（physical access），可說是距離；經濟上的可取得性（economic access），可說是價格；及使用（utilization）。在實際的計算上則考量了政策與貿易措施，農村分析，環保分析，及市場的情況。先正達2016年的飯碗指數大要是：紐西蘭71，澳洲、日本、台灣66，南韓64，中國57，印度45 。先正達所定的安全閥值在54，中國接近危險值。

要果腹及滿足口慾，中國自然也大量進口食物而造成世界量價市場的波動。2008年我們已看到因麥價的上漲引起許多國家的動亂。布朗已指出，目前全球對糧食的需求已超過供應的能力，這種情況只會持續惡化。而在中國大量進口食品（如果中國未來仍有那個經濟能力的話），往外收購食品廠及土地外，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地球海洋資源的耗盡，及中國漁民與漁船的大量往外搜刮。中國對尖閣群島的狂囂及對東海與南中國海的侵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基於對糧食的需求。經濟歷史學家奧弗（Avner Offer）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鋼鐵與金融的戰爭，也是一場爭取及控制糧食的戰爭（a war of bread and potatoes as well as one of steel and gold）。若中國因糧食問題而動亂不是新鮮事，但中國若因糧食而戰亂則是中國的鄰國在未來要面對的。(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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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短篇小說集的《吶喊》中有篇「狂人日記」，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毒害。魯迅指出中國聖賢書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裏卻寫著「吃人」兩個字。魯迅隠諭的是「禮教吃人」。但我們幾乎可確定他沒有預料到，在「新中國」的中共政權下會真的有人吃人這個事實。在死亡4500萬人的大躍進中，我們看到了許多人吃人的慘劇。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的非自然原因的死亡大都是內戰與國共兩黨的政策使然，而非外侮。中國人大都是被自己中國人打死或害死的，而非外來的勢力打死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口號，無寧是個呼籲，而非事實。

也可能是大躍進中死亡人數的眾多（約死了全中國7%的人口），及農業技術的落後，當尼克森於1972年2月訪華後，中國馬上向美國購買了13間世界最大，而也最先進的氮肥廠（Vad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民以食為天」顯然在當時是中共的優先考量。但中國有辦法解決自己的糧食安全問題嗎？

中國有全球五分之一（19%-20%）的人口，但只有7%的可耕地及7%的水資源。以世銀2009年的資料來看，中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08公頃（hectre）。相對之下，美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49公頃，世界的平均每人可耕地是0.2公頃。以每人平均水資源來看，中國是每人每年平均有2079立方公尺。世界的每人每年平均水資源則為6225立方公尺（John Boulter: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National Challenge.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2/8/2013）。但據聯合國的估計，中國的水資源會於來年降到每人每年平均1760立方公尺。

目前這種情況只會惡化，不會改善。中國的人口仍在持續增加中，估計到2030年時人口會達到15億人。而在可耕地方面，中國已經在農地的使用上相當開發，沒有什麼成長的空間。不幸的是因為強調工業化，忽略環保，而造成了廣泛的汚染。以官方的數據來看，有1/5的農地遭到重金屬的污染而廢耕。若要清除土地的污染則須花費高達11,000億美元（Rebecca Maclean: Food Security in China.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可耕地的流失，少數是為了維護生態（Grain for Green），但大部分是工業化及農民外移、都市化的結果。對於全國可耕地的面積，中共中央設定的「紅線」是全國至少要有120百萬公頃。但據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的評估，2015年有117百萬公頃，到2030年時將降到105百萬公頃。而地方官員的貪腐及與財團掛勾，非法侵占農地做開發使用是常有的事。可耕地的消失會持續一段時間。數據顯示，由1997到2008年間，可耕地以每年一百零三萬公頃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國水資源本已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官方所公布的污染資料看來相當不樂觀。官方的資料是20%的水嚴重污染的連碰都不能碰，40%的河流有嚴重污染的問題，2/3的湖泊有污染的問題。有3億的鄉間居民沒有乾淨的水可使用。不只水資源少，污染嚴重，中國的農業技術也有待改進。中國只有45%的農業用水真正使用在作物的灌溉上。在先進國家有75-80%的水都再回收使用，中國農業用水的回收率則只有40%。

由於北方水資源的缺乏及34%的農地都在乾旱地帶，中國進行了工程浩大的南水北調工程。這個估計要將長江及支流的水，每年運送448億立方公尺水到北方的工程，估計要花費600億美元。這個工程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第二階段正在進行中，第三階段則尚在擬議中。有美國一家投資公司（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 equity）的分析人員（Rebecca Maclean）到已完成的山東地區去考察。她發現水價的定位（過低）將會影響到持久性的問題。而也有學者指出，長江的水污染已相當嚴重。有鑒於此，整個南水北調的過程中設立有400個水處理廠。但即使如此， 依2010年的水品質分析來看還是不良（poor）的。

40多年前開始與外在世界有接觸的中國，當年可是一窮二白，吃不飽的人很多。但近年來經濟已大有改善。中國的中產階級數目已是世界各國中最多的。以每戶年收入7萬5千到28萬人民幣為基準（11,500美元到43,000美元之間）來定位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話，目前有兩億兩千五百萬戶屬於中產階級。到2020年時還會再增加5千萬戶（經濟學人，7/9/2016，據 McKinsey顧問公司的研究）。有錢了就想吃好一點，多吃肉。2011年，中國食用了7100萬噸的肉，比美國多了一倍。但在個人消費上，只有美國人的一半。同年，中國生產了1400萬噸的大豆，但得進口7000萬噸的大豆。在中國，有三分之一的穀物是餵食牲畜的。中國人73%的肉食來自豬肉。養豬是要用大量水的。估計生産一磅（約半公斤）的豬肉須用到576加侖（約2300公升）的水。在食肉的量增加下，本已缺乏水資源的中國只有更加缺水而已。

中國地大、物貧、人多、而水土污染嚴重。再加經濟上的改善而使肉食的消費量增加。一個明顯的結論是，中國將無法自給自足。而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中國已成為一個糧食的入超國家。除進口外，中國也開始往外開拓與投資。在這些往外開拓與投資上，我們都可看到中共中央的決策影子。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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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之建立倒也不是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博觀計劃的。大英帝國的建立有一大部分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大英帝國的統治印度是一個最佳的代表。(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進入17世紀時，原本掌控從亞洲進口香料的葡萄牙開始式微。這期間，荷蘭、英國、及法國也都加入了這個貿易戰的搶奪。1600年，英國商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印度為中心。荷蘭商人也於1602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做貿易的競爭，但建基於印尼。當時的印度在蒙兀兒王朝的統治下。英國商人為了求取貿易，爭取而獲准設立通商口岸。這些通商口岸最後發展成孟買、加爾各答、及馬德拉斯（Madras，目前改名為 Chennai，清奈或欽奈）。

促成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擴張的是蒙兀兒帝國的衰弱與內亂。在十七世紀下半個世紀，統治蒙兀兒帝國的奧蘭哲帝王（Aurangzeb, 11/3/1618-3/3/1707，統治期間 1658-1707）大舉迫害印度教徒，而造成至今都未停歇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打鬥。由於印度的動亂，迫使東印度公司必須建立軍隊以保護通商口岸，以防範地方王公及土匪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逐漸擴大，並掌控了越來越多的領土。但此時法國也加入了印度的角逐。人手不夠的法國以歐洲軍隊的建軍方式訓練當地人成軍作戰（稱為 sepoys），倒也相當有效而漸漸掌控了南印度。有鑒於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訓練當地人建立歐洲形式的軍隊，以與法國及印度的一些敵對勢力作戰。在歐洲以英法為首的兩大陣營的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有海權優勢的大英帝國贏了，也結束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在七年戰爭中支持法國的蒙兀兒王朝自然也受挫。本來就只是靠聯盟，而非直接統治的蒙兀兒帝國，到18世紀中已名存實亡，而到19世紀中葉正式走入歷史。

十七世紀一直在印度擴張並獲利甚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管理上卻是很鬆散，而且相當腐敗。印度的氣候及疾病也使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死亡率超高，而許多人也急功近利的能撈就撈，並收賄無數。當時英國的一個貴族平均年收入800英磅，但有個成功的軍官（Robert Clive）因為在印度打勝戰，紅利高達211,500英鎊，外加每年27,000英鎊的薪水。一些想申請到印度「經商從軍」的英國人，有些也行賄高達2000英磅以求錄取。(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也因為這種鬆散與腐敗的作風，東印度公司最後也面臨破產而得向英國政府貸款。當債主的英國政府也漸漸的介入印度的事務（1778-1857 ）。1857年，由於印度教軍人誤以為步槍所使用的潤滑油是牛油，而回教軍人誤以為是豬油，因而挑起了印度對東印度公司的叛變（Great India Mutiny）。最後平定動亂的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而由英國設院直接統治（British Raj，1858-1947）。在大英帝國統治下，也只有60%是直接統治，40%是透過聯盟而間接統治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話線也都非經過詳細規劃，而是在有危機後才匆匆忙忙開建的。也由於這個鬆散與腐敗的原因，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是最容易發生飢荒的（Jon Wilson: The myth of ‘strong’ British rule in India）。

由於農業技術的落後及缺乏灌溉系統，若再加以雨季（monsoon）不順的話，則農災是很容易發生的。在蒙兀兒王朝統治時期，農民得繳10-25%的貢（tribute）。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取代蒙兀兒王朝，而一般農民不知下，貢（英國不稱其為税tax，而延用貢一詞）被提高到50%。在過去農業欠收時，蒙兀兒的統治者會酌量減貢。但英國仍堅持50%的貢稅。也因此在孟加拉一地就於1770，1783， 1866， 1873， 1892， 1897，及最後的1943-1944都發生饑荒（Rakhi Chakraborty: The Bengal Famine: How the British engineered the worse genocide in human history for profit）。

飢荒發生的原因還多少源於作物的變化。為了增加外銷市場及利潤，英國鼓勵經濟作物的栽培，而不是米糧蔬菜的耕種。經濟作物如藍靛藍染（indigo dye），茶葉，及鴉片等。1770年的飢荒估計死了1000萬人。最近一次的1943年由於是二次大戰中，緬甸在日本的佔領下，切斷了孟加拉與緬甸的貿易，使飢荒惡化。1943-1944年的孟加拉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二百萬到七百萬之間。一向視印度人為草芥，而認為印度人咎由自取的邱吉爾（他說：I hate Indians. They are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將原本要救援孟加拉飢民的糧食與醫藥轉送到歐洲戰場。在德里的英國殖民政府向邱吉爾報告飢民的慘狀而向他求援時，邱吉爾回復道：那為什麼甘地還沒死（Then 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東印度公司，及後來接棒的大英帝國之進軍印度為的是利潤及後來的領域掌控，而做法則是財迷心竅。一開始固然有入境隨俗及平等對待的一派，但後來顯然是歐洲優越主義派占上風。而當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加入印度的「開發」後，更增加了與當地原有宗教的摩擦與對立，及歐洲優越主義的行徑。飢荒反應了這整個只求取獲利，殖民壓榨，缺乏全盤規劃，及視被殖民的印度人如草芥的作風的結果。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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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馬鈴薯飢荒發生於近代歐洲的一個地區（國家），它的影響相當廣泛。每八個愛爾蘭人就有一人死於飢荒，一到兩個人往外移民。再加以它就發生在當時全球首富首強的大英帝國的大門邊，大英帝國為什麼縱容其發展而毫無對策，便也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

首先要考量的是，當時是維多利亞女王年代（1837-1901）的大英帝國，政治上的一般信念是放任政策（Laissez-faire）。這個信念的原則是相信自由經濟，不相信政府的干涉。而也頗符合達爾文發表進化論後，有些哲學家將其推論延伸成「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其實也是今日一般保守派人士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自然會採取不干涉的態度與做法。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宗教與民族及文化上的偏見。信新教而又處於統治壓榨地位的英國人，普遍將被統治而又是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視為有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認為是因為這種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而導致飢荒。說來這是神的旨意（providentialism）。既然是神的旨意，人類的干預自然是一種不道德而邪惡的行為（Jim Donnelly: The Irish Famine）。

但也不能說大英帝國是完全放任不管的。在這段期間，英國也為災民開放糧食救濟（soup-kitchen），每天餵活了3百萬人。但這個不貴而又有效的政策卻只實施了六個月（1847年3月到9月）。大英帝國也為遊民及災民開辦公共工程建設以雇用災民，但也只實施了一個冬天（1846-1847）。

放任不管或見死不救是一回事，但最引人詬病的是在饑荒期間，愛爾蘭仍向英國大量輸出麥與奶油等糧食。這固然源於愛爾蘭的大地主都住在英國，佃租都交由中間人負責，而農產品的一大部分也都外銷英國。有學者指出，即使糧食不外銷英國而留在愛爾蘭的話，糧食也會不夠使用，因為作物的欠收相當的嚴重與廣泛。而事實上，英國政府也為解決飢荒曾短暫的由國外進口糧食，但無濟於事。不管如何，在飢荒中卻向英國輸出糧食一事引起愛爾蘭人的普遍反感，而也多少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動力。也有學者（Francis A. Boyle, 1996）指控這場飢荒是大英帝國對愛爾蘭人所採取的滅族（genocide）作為。這種說法挑起了愛英關係的敏感神經。支持滅族看法的人雖不多，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對愛爾蘭人仇視英國人的動力相當的大，而多少促成了後來的自治與獨立運動。

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也是一場天災，是黴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所引起的廣大病蟲害。之所以引發廣大的災害是因為當時的愛爾蘭人所種植的馬鈴薯都屬同一品種（Irish Lumper），基因上的類似使感染時全體同時遇害，沒有抵抗的能力。許多現代農業的生產也都採取同一基因的單一作物大量生產的模式，以方便生產及採收。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

生物的多元及單一品種內的多樣性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及存活的保證。當愛滋病氾濫時，有學者注意到有少數人（歐洲裔的白人）對愛滋病有免疫力。推測這是因為過去歐洲遭黑死病（plague，同愛滋病的病原一樣都攻擊免疫系統）肆虐的結果。歐洲中古世紀的黑死病感染廣泛，估計有30-60%（七千五百萬到2億人）的歐洲人死於黑死病。由於黑死病的刺激，加速了歐洲人基因上的突變（CCR5-delta 32 mutation）。估計今日的歐洲有10%的人口對愛滋病有免疫力。

人類有趨同排異的傾向，但這常常不是生存繁榮的法則。社會的多元與文化的多樣性，其實也同生物的多元一樣，都是維持一個社會的生機與發展的要件。

與愛爾蘭的大飢荒同時發展而也有關聯的是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s）的廢除。穀物法是英國於1815年通過的，對進口的穀物課以重稅。目的是保護本國的農民以圖利控制國會的地主 (貴族)。反對穀物法的是新興的工業界人士與工人。解決愛爾蘭飢荒也成為反對穀物法的說辭之一。穀物法最終是於1846年被廢除了。廢除穀物法後的大英帝國也積極的走向糧食貿易自由化的方向， 而於後來成為糧食貿易的中心。1841年，英國80%的小麥由自己種植採收。到1900年，這個數目字掉到25% 。1860年， 49%的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的糧食出口都進入大英帝國。1891年人工冷凍機發明後，肉品的進出口也不再是個問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4年，英國42%的肉品都靠進口。但在19世紀末期，在印度、中國、韓國、巴西、俄國、衣索比亞、與蘇丹有5000萬人因飢荒而死。政治、經濟、及氣候不良都是原因，但這種糧食進出口的移動不能不說是導致這些地區發生飢荒的主要原因之一（Chris Otter: Feast and Famine: The Global Crisis ）。

有人多吃而肥，卻也有人沒得吃而飢，甚至飫死。愛爾蘭在大飢荒時卻還向英國輸出糧食。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穀物的輸出多少影響到了許多地方飢荒的發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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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中有3330萬人有愛爾蘭人的祖先，占美國人口的10.5%（2013年的資料）。這還不包括300多萬自稱為蘇格蘭‧愛爾蘭人的後代（Scots-Irish，主要由北愛爾蘭來，大都是新教徒），占美國人口的1%。也就是說，在美國的愛爾蘭人約比愛爾蘭島上的愛爾蘭人（包括愛爾蘭共和國人口476萬人，及北愛爾蘭人人口約180萬人。北愛爾蘭屬英國統治，人口愛英約各半）多出了五倍多。所以有這個現象主要源於19世紀中葉後的大量移民美國。大量移民的主因則是1845-1852年間所發生的大饑荒（Great Famine，愛爾蘭語 Gorta Mór）。美國人一般都稱之為愛爾蘭馬鈴薯飢荒 (Irish Potato Famine)。

馬鈴薯，同蕃茄、玉米一樣都原產於美洲大陸。1520年，馬鈴薯被（Sir Walter Raleigh）引進歐洲。由於種植容易且多產，沒有多久就於歐洲普及開來。在許多地方多少只是作物的一種，但在愛爾蘭卻成為主要作物。這是由於當時的愛爾蘭人所實行的是平均分配土地給兒子，而非只有長子能繼承。土地越分越小的結果變成只能種植單一作物馬鈴薯。而事實上，當時許多愛爾蘭人也只靠馬鈴薯維生。也因為馬鈴薯的引進，使愛爾蘭的人口由1780年的4百萬人增加到1841年的8百萬人。但即使在飢荒前，信奉天主教而又大都是大家庭的愛爾蘭的許多窮人即處於吃不飽的情況。

維京人、法國人、及英國人很早就開始入侵愛爾蘭（主要是東部及北部）。1801年1月，大英帝國正式將愛爾蘭納入版圖（Acts of Union）。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大地主（貴族）都住在英國，在佃租方面則交由中間人去負責。而中間人也常採取向地主繳納固定額款的方式，然後向佃農大舉剝削以增加利潤。在1845年， 24%的佃農耕地只有0.4到兩公頃（hectare）之間，40%的佃農的耕地只有二到六公頃之多。小耕地，人口多，及高地租的中間商的剝削，使許多愛爾蘭人處於不時挨餓的狀態。平常稍有歉收都會影響到生計，更不用提全面影響到馬鈴薯作物的病災了。到1840年時，有1/3的愛爾蘭人是只靠吃馬鈴薯維生的。而約於1844年登陸的病蟲害，造成了馬鈴薯作物的全面損害及大量的飢民，也造成了愛爾蘭人的大量移民，並進而加速了愛爾蘭的自治運動（Irish Home Rule Movement，1870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及最終的獨立。

當1845年的馬鈴薯病蟲害開始發生時，所影響到的是歐洲各地的馬鈴薯作物。雖然歐洲到處都受到影響，但愛爾蘭受害特別深。這是因為許多佃農只靠馬鈴薯維生，再加上愛爾蘭所種植的馬鈴薯幾乎都屬同一品種（Irish Lumper）。因為同一品種的同質性，感染的速度便有如野火般的擴散開來。當時就懷疑是黴菌所引起。目前用DNA及當年所留傳下來的葉子證實，所引起病害的黴菌是Phytophthora infestans。在1845年那年，馬鈴薯欠收1/3，再下去的幾年都欠收3/4。在沒地租可收下，許多中間商將佃農趕出土地。許多人不是餓死就是因病而死。估計有50萬人到150萬人死於這場大饑荒。有超過1百萬人移民他鄉。他們都移往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後來的美國。移民是艱難而危險的。有些人靠親友借貸，有些人靠已移民他鄉的匯款回來幫忙移民他鄉。由於窮困，所搭的船也都是極端刻難而危險的船隻 (被稱為棺材船，coffin ships)，有時有1/3的人死於途中。

美國移民初期及獨立運動中有不少是愛爾蘭裔的，但大都是信新教而也說英文的蘇格蘭‧愛爾蘭人。美國歷任總統中也有不少是愛爾蘭後裔的，但也都是蘇格蘭‧愛爾蘭人。一直到甘迺迪才是第一個真正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的後代。大飢荒前後移民的大都是貧窮的佃農，信天主教的，而也不少是只會講愛爾蘭語 (Gaeilge)，或是雙語的。也因此，這些移民到英語社會的愛爾蘭人也都得面對從英國社會所帶過來的對愛爾蘭人的偏見與歧視。他們到處求職，而也常做卑賤及危險的工作，並於一些地方同黑人競爭頭路。而一些雇主也在排斥愛爾蘭人的心態下，在求職廣告上或店門口貼上「愛爾蘭人免談」（No Irish Need Apply）。這類似於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在族群緊張的情況下，許多台灣人雇主貼上「限省籍」的要求。

目前往外移民仍是愛爾蘭人的思維。美國六十年代移民法通過後，實施了名額制，也多少限制了愛爾蘭人的移民美國名額。80年代時，由於經濟困境，迫使許多年輕有教育的愛爾蘭人非法移民美國。估計名額在10萬到15萬人之間。

在大飢荒後的整個移民過程中，英語漸漸取代愛爾蘭語成為愛爾蘭人的共通語言。也因為愛爾蘭人在南北戰爭中的奮力作戰，多少減輕了美國社會對愛爾蘭人的排擠與歧視。加以後來由東歐及南歐來的新移民，也多少將愛爾蘭人的社會地位往上推升。整個新世界的愛爾蘭移民社會，及愛爾蘭未來的自治與獨立運動，都與這場大飢荒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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