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2015年11月22，一個被號稱是美國情報史上十大最具破壞性的諜報員之一的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在服刑30年後假釋出獄。出生於猶太家庭的他從年幼時就夢想移民到以色列。在美國海軍情資單位工作那時，他將極機密的資料交給以色列的情報人員。在入獄初年的訪問中，他提及他為什麼為以色列做情報工作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美國虧待猶太人。

自從波拉德入獄後，以色列政府就一直遊說美國釋放他。柯林頓總統原有意用釋放他來換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協議，但遭到美國情治單位的強力反對而作罷。在以色列，他是個知名人物，也是許多人眼中的英雄。

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卻為別的國家做破壞本國的情報工作。大部分美國人都視他為叛國賊， 而在根本上也觸及一個基本的問題：雙重忠誠（dual loyalty）。

散居各國的猶太人一直都被視為異類，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即都被視為有忠誠度上的問題。在以色列建國之前，這種問題只存在於宗教、文化、及族群、民族問題上，因為並沒有效忠異國的問題。但在以色列建國後，這種雙重忠誠的問題有了一個具體的對象—以色列。以Pew Research 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來看，有69%的美國猶太人將以色列看得很重要，其中30%看得相當重要（very attached）。美國猶太人的這種想法與心態促成了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力量。也說明了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海格爾（Chuck Hagel）在被任命前，只因說他要當的是美國的國防部長而非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後，被斷章取義而遭受抨擊。批評以色列作為的也常被指控為反猶太人（anti-Semitism）。不論以色列的作為有多殘暴與違背國際法則與人權標準，包括對佔領區的持續墾殖移民，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益，不積極推動中東和平而只求當一方霸主等等惡行惡狀，美國的死忠猶太人仍然是無條件的支持。這種作法自然使許多美國人懷疑猶太人對美國的忠誠度問題。也就是說，當在緊要關頭時，美國的猶太人到底會站在美方或以色列一邊？這是一個雙重忠誠的問題。

美國猶太遊說團體 (包括AIPAC, JINSA, WINEP, RJC) 這種強力支持以色列的作風，迫使及造成美國政府強力支持以色列， 而也使訪問美國的以色列政要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而對美國政界頤指氣使。美國也為以色列的許多破壞中東和平的政策背書，而也大量金援軍援已是個富有國家的以色列。這種做法不但有害美國，長久之計也是不利以色列的（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國的猶太人是相當融入主流社會而於各行各業都相當有成就的。除了極端保守而拒絕與與現代及外在世界有所融合的超保守派（如ultra-orthodox, Haredi Judaism, Hasidic Judaism）外，大都生活與活動於一般社會中， 而他們也強調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師出同源。在二次大戰前夕，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這個強調兩種文化及宗教同源的名詞也開始廣泛的被使用，而多少彌補了這兩個宗教在宗教與文化間的差異與對立。但到目前為止，說明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師出同門（亞伯拉罕）的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這個名詞與觀念，則尚未廣泛被使用，說明了伊斯蘭教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嚴格說來雙重忠誠問題也不只是猶太人才有的問題。早期台灣人懷疑外省人之不忠不愛台灣是一例。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支持獨立的愛國者（Patriots）與支持英國皇室的保皇黨（Loyalists）的對抗又為一例。進入20世紀後的美國，歐洲事務的發展與衝突自然影響到第一代移民的取向。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各國的對抗，影響到了美國族群間的問題與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的政策。本來沒問題的日耳曼人（美國最大宗的非英語系移民）也被懷疑有雙重忠誠的問題。結果是德文學校、報紙、及德國人教堂的遭到打壓與被迫關閉。而許多地名（如Germantown）也被迫改名（Katja Wüstenbecker: German-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 和 The WWI Home Front: War Hysteria & the persecution of German- Americans）。在兩次大戰中， 有本國籍而非美國公民的第一代移民都被視為敵國住民（alien enemy或 enemy alien）處理。也有不少德裔人士於二次大戰中遭到美國政府拘禁。日美人之幾乎全數遭拘禁則不但被懷疑有忠誠問題，但更根本的是，那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最後再回到本系列的主題。鮑爾弗爾宣言的產生是當年猶太人的團體在強權大英帝國運作的結果。他們透過組織的運作，金融機構的操弄，使錫安主義成為猶太團體的主流，也使大英帝國為錫安主義背書，並為以色列的建國/復國效力。最後是以色列從無到有的獨立建國，及至今仍方興未艾的以阿衝突與中東亂局，及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有如當年法國的退出越南而由美國接替，英國的撤出巴勒斯坦後，接下來為以色列撐腰的是一個新的超級強權—美國。美國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而無視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並罔顧世界輿論，所靠的是美國猶太人的組織運作與遊說的力量。這多少也使美國成為伊斯蘭教恐怖組織的攻擊目標。中東問題是一個難解，而幾乎是無解的課題。但了解歷史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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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主義固然源於猶太人，但錫安主義（Zionism）與猶太教（Judaism）是不同的。在錫安主義產生的早期，大部分的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另一方面，支持錫安主義者也有很多是基督教徒的。

基督徒之支持錫安主義與宗教改革後產生的新教 (基督教) 有關，相對之下的天主教則較沒有這種看法。在赫哲出版《猶太國家》之際，駐維也納的大英帝國大使館的教士（Chaplain Hechler）也發表了《先知所說的猶太人的回歸巴勒斯坦》（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一書，兩人也是朋友（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許多基督徒相信猶太人的回歸以色列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先決條件。

但錫安主義是違背猶太教的教義（Halacha）的。猶太教的聖經（Torah）認為猶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diaspora）是神的旨意（Divine Decree），也只有透過神的救贖（Divine Redemption），猶太人才能終止流亡，而非透過人為的方式（如錫安主義）。

除了宗教原因使當時的猶太人不支持錫安主義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對許多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已同化的西歐猶太人，這種因回歸所造成的「分離運動」可能會造成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困擾。猶太人可能會被迫做遷離去回歸，而也會被客居的國家視為異類，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麼，這個當初只是個少數人主張的錫安主義最後如何成為猶太人的主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4），錫安主義的運作中心在柏林。但這個中心也很快就轉到倫敦與華府。在這個階段，有兩個人多少可說是代表性的人物：在倫敦的懷茲曼（Chaim Weizmann, 11/27/1874-11/9/1952 ）與在華府的布蘭岱（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懷茲曼個生於沙俄，後來到德國去讀大學並取得化學博士，之後定居英國的猶太人。積極推動錫安主義的他也說服了不少英國的猶太要人。最終讓他得以影響英國政府決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製造丙酮（acetone）以生產彈藥的原料都在德國的控制下，英國處於生產彈藥的困境。那時負責彈藥生產的邱吉爾透過一個猶太人屬下的拉線認識了懷茲曼，求取懷茲曼利用他的化學背景研發出製造丙酮的方法。最後懷茲曼開發出了利用木頭或麥發酵以生產丙酮的方法。由於這個成功，使英國解決了生產彈藥的困境，而也使懷茲曼在英國政府中頗具影響力。鮑爾弗爾宣言的通過與他的推動相當有關。懷茲曼日後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統。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已是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而也有三百萬名猶太人。但美國人對歐洲的紛爭保持中立，不想介入。大部分的美國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錫安主義的。而在那時（1913年），一個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秘密結社帕魯遜（Parushim）也形成了。帕魯遜的宗旨在於，他們要在政界及學界互相提拔支持錫安主義的人（Sarah Schmidt: The Parushim—A Secret Episode in American Zionist History。 和Alison Weir: Against Our Better Judgement – How the U.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帕魯遜的領導人是布蘭岱。那時威爾遜總統因緋聞遭勒索四萬美元。沒錢支付勒索的威爾遜經過猶太團體的代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交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得提名參院反對但他得極力推銷的布蘭岱為大法官。成為大法官後的布蘭岱與後來成為副任大法官 (Associate Justice) 的他的姪兒法蘭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也都成為威爾遜總統的貼身顧問，也與倫敦的錫安主義領導人及來訪的英國政要有所來往。也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決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威爾遜險勝。為了爭取要維持中立的美國選民的支持，他的口號是強調不參戰（He kept us out of war）。但如同二次大戰前強調美國中立的羅斯福總統一樣，美國最終都參與了兩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一兩年後，雙方已陷入僵局。到1916、1917年時，交戰各國的財政都已出現危機。這時的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站在他們的一邊參戰。但美國國內的氛圍是要維持中立的。再說有不少德裔的美國人也有許多是支持德國的。在這種考慮下，要拉攏美國，要金融的援助，英國希望能動員美國的猶太團體支持美國的參戰。鮑爾弗爾宣言的公布也就在這種考量下進行。

鮑爾弗爾信函於發信日期（1917年11月2日）後的一個星期公諸大西洋兩岸的報端。果不其然，鮑爾弗爾宣言激勵了美國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支持。在宣言發佈前，英國猶太人團體支持錫安主義的已稍佔多數，但大部分美國猶太人仍反對錫安主義。宣言發佈後，錫安主義已成英美兩國猶太團體的主流。在1914年，美國有7500名錫安主義者。到1919年，支持者增加到149,000人（ Jehuda Reinharz: Zionism in the USA on the Eve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他們不但動員了猶太人社區，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錫安主意開始於19世紀末，成長茁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於第二次大戰後開花結果。但它對大英帝國最終只有害而無益，也對中東問題造成難以解決的困境。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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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美國大學研究並教書一段時間後，目前在台灣從事研究並偶爾兼教大學的朋友，在有次訪美時的聚會中談到他的一個小經驗。在美國教書那時，當他於早上八點鐘走入教室時，全場兩三百名學生都已就位等候他的到來。在台灣，他早上八點到教室時只有一人就位準備好，一人還帶著早餐走進來， 一人方才進教室，其餘的更不用說都是姍姍來遲了。

讀過台灣與美國大學的人對這種現象應不會陌生。筆者當年在加州大學當助教時， 也對美國大學部學生的積極求學印象良深。課堂是滿堂滿座，學生對成績也頗計較，而一些課也有學生專門抄筆記，再影印販賣給較不會抄筆記的人。

所以有這個差別原因也不少。但主要原因看來是在台灣，考上大學也同時進入科系，大致已決定未來就業的走向。而進入大學也都代表大家大都能畢業得學位。但在美國，一般大學生是由沒有主修的科系開始的。學生要進入熱門的科系則需要特別的學分與像樣的成績。而一些課也不是每年都有開的。學生在大學這段期間則積極往自己要的科系走。熱門的科系競爭自然也激烈。美國的大學學會不但貴，進去後也沒保障就能夠畢業的。

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的學子是擠破了頭也要進名校的，尤其是台大。進入名校後，目的達到了一大半，而似乎也都鬆懈了下來。那麼， 台灣人擠破頭也要進入的名校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表現如何呢？以2004年成立的「時代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行榜（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2016-2017）， 台灣的排名不是很好看。台灣的大學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台灣大學（排名195），遠遠落後於國際有名的大學及亞洲的一些名校。在亞洲的領先大學中，新加坡國立大學（24），北京大學（29），北京的清華大學（35），東京大學（39），香港大學（43），香港科技大學（49），首爾大學（72），京都大學（91）…..等等都遠遠排行台灣大學之前。

時代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是基於教學、研究、國際觀、及聲望，來評比的。另外一個是成立更早（1983）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世界最佳大學排行榜（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以2017年的亞洲部分（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in Asia）來看， 台灣在前50名中只有兩間學校晉入排名：第14名的台灣大學（全球排行144），與排名第49的清華大學（全球排名340）。在這前50名最佳亞洲大學中，東京大學拔頭籌（全球排名第44），新加坡國立大學其次（全球排名第50），北京大學第三（全球排名第53），清華大學第四（全球排名57），新加坡的南洋科技大學第五（全球排名第74）。在這前50名亞洲最佳大學中，中國有15間，日本10間，韓國六間，香港5間，新加坡與台灣各兩間。

智庫的排行榜

台灣的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排名看起來，相當的難看。若要進入更高一層的智庫排行榜來看，只有更慘的份。

賓州大學有個「智庫與公民社會計劃」（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這個計劃附屬在成立30年的珞德學院（Lauder Institute）。他們有世界智庫排行榜的評比。 以2014年的全球智庫排行榜的前150來看，台灣一個也沒有。在這前150名中，中國有7個，日本4個，韓國4個，新加坡3個。而一些小國如馬來西亞，亞塞拜然（Azerbaijan）、瓜地馬拉、肯亞、加納、烏拉圭等也都有進榜。美國的布魯金斯固然拔頭籌，英國的Chatham House則第二。小國的比利時的Brugel拿第五，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也拿到第六。

在地區的排名上，由於台灣被分類納入東南亞與太平洋區（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包括紐澳及南亞）， 台灣的智庫排名才在這60名中看到列名。在這前60名的排名中，台灣有五個智庫列入。台灣民主基金會排第5，台灣經濟研究院排第18， 中華經濟研究院排第23，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aiwan) 排第26，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Taiwan) 排第60。

在2015年的排名上，若美國的智庫不包括在內的話，則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排名第127。在不包括美國的前100名智庫中， 中國有6家， 南韓5家，新加坡4家，日本兩家，台灣掛零。

孰以致之

台灣的大學在世界優良大學的列比上如此的失色， 在智庫的排名上更是慘不忍睹。莫非是台灣人的資質其差而以致之。

台灣人重教育，講升學。各式各樣的補習班也應運而生。為了要子女專心讀書，父母也要子女讀書就好，家事都不用做，而各種活動只要是無助於升學的都不要參加。只要把書讀好就好。而更重要的是考入名校及名系為最大目標。

但考入名校名系又如何呢？台灣的名校名系為何如此落後於國際社會的評比呢？上焉者於本系本行內發揮專才，許多也相當突出。但總的來說，在進入大學後一般都鬆懈下來。從許多績優生於畢業後的表現來看，也不再求上進了，而也不喜歡看書或讀書了。在台灣，讀書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進入良好的大學以利將來的就業。在那升學競爭激烈壓力大的情況下，讀書自然變成一種折磨，而非追求知識的興趣與享受。這也難怪在畢業後大家都不再看書了。台灣人不愛看書其來真是有自。加以台灣社會沒有日本社會那種怕被人看成不愛看書，因而人手一冊的文化。在台灣，買書真是浪費錢，而看書耗神又耗時間。結果是許多一般知識的缺乏。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而與美國人多所來往的話，會發現台灣人缺乏一般知識，也缺乏對事務的分析與探討的能力。

由於只知熟讀本行的書，從來也沒做過家事及其他與讀書無關的事。許多生活上的技巧及能力自然缺乏。在這個過程上， 傳統上由上一輩教給下一輩的生活能力與技巧，都沒有傳承下來，而成斷層的現象。許多祖先遺留下來的技能與智慧也就因而失傳了。在美國社會，我們看到子女皆由父母學習到生活上的基本技能，如烹飪、清掃、整理家園、修理房舍、汽車、運動、社區活動、及本地的文化與歷史等等。而更重要的是生活技巧（life skills）的學習，如何去面對每日生活上的問題與人生的挑戰。這牽涉到溝通、思維、人際關係等等問題及如何求取解決之道。同是漢文化出來而競爭超級激烈的中國留學生，在過去幾年在美國的校園裡已發生幾起與教授或同學有爭執而付諸暴力行兇的不幸事件，不能不說是生活技巧的短缺及社會關係的缺乏培養及訓練的結果。

黃金屋、顏如玉、財與色

要鼓勵學生讀書，我們常聽到這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句出自《勸學詩》的字句，相傳是宋真宗所作。全文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首詩的意思是要你好好的讀書。即使「十年寒窗無人問」也沒關係，到頭來會「一舉成名天下知」。因為只要讀好書，書中什麼都有。書中會提供你一切所要的，舉凡糧食、豪宅、僕從、車馬、美女、樣樣都有。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女子是不能受教育的，這首詩只是要鼓勵男性的。要男子好好的讀書，最好是讀成書呆子或「手無縛雞之力」。不要有奇異之想或妄想造反，則皇上豈不天下太平。這真的跟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教育有很根本上的不同。美國的教育固然要訓練專才，但也很強調奇想異論，以著重學術的開發與進步。而在同時，也強調學生統御治理的能力，以裁培未來國家與社會的棟樑與領導人物。

漢文化下的台灣教育所要教出來的是一群唯唯諾諾， 不會獨立思考及挑戰權威的人。但同等重要的是，這種教育腐化了人格。如果讀好書只是為了「黃金屋、顏如玉」的話，說來根本是鼓勵讀書人對財色的追求。有這種標竿，能不怪讀書人的腐敗與墮落嗎？

學術論文之造假，固然不是台灣的專利。但台灣學術界之互相遮醜而不求徹底的解決之道，不也表現了這種腐敗傳統的傳承嗎？

曾經有那麼個小國帶領風騷

高等教育及高等學術研究，所要做的是對社會、人文、科學、政治、工程、及醫療等做更深入的探討。也就是說，要將學問的研究帶往更高層次、更廣面、及更深入的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在全球來說並不是頂尖的。雖有其成就處，但離先進國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仍有一大段距離。台灣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加以先天不良。尤其在戰後那段期間，日本人的學術人員離台返日而造成青黃不接，而許多由中國撤退來台的「學術人員」則有許多濫竽充數的情形下，可說是先天不良。但只要好好學習一些先進國家的方法與經驗，則不應該有後天失調的問題。

台灣不是個先進國家，也不具先進的文明、社會與文化。台灣所有的與所經歷的，在許多先進國家都已走過。以目前台灣的條件來說，要在國際社會的高等學術研究上出人頭地而占一席之地也並非不可能，台灣有的是優良的地理位置與在亞洲最開放自由的社會。令人聯想起的是16、17世紀的荷蘭。從16世紀末年開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在1581年宣布「誓絶法案」（Oath of Abjuration，可說是荷蘭人的獨立宣言）而與西班牙帝國進行前前後後長達80年的對抗，最終也捲入全歐洲的30年戰爭（1618-1648）。1648年 4月24日，在談判五年後，歐洲交戰國簽署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也承認荷蘭的獨立。在這段期間，荷蘭也由於對宗教容忍的作風及國內自由開放的態度，吸引了許多外國（特別是英法）的學者到荷蘭居住，並在荷蘭發表他們的著作。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成為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荷蘭也成為歐洲的出版中心、紡織業中心、及金融重地。這期間，荷蘭的海外貿易大放異彩。倡議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的學者也認為第一個建立世界體系的是17世紀的荷蘭。這個世界體系的盟主於19世紀後轉到大英帝國， 20世紀中期後轉到美國。荷蘭因為她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由開放的社會，在17世紀時（有人說是1587-1670），建立了輝煌燦爛的荷蘭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荷蘭的成就讓我們了解到，小國不是不能帶頭領先的。看的只是你有什麼條件，怎麼做而已。

楊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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