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五 一個失敗的典範 —-從脫亞,返亞,到地區整合

日本處於亞洲大陸的離島邊陲地區,雖然也有漢化,但明顯的沒有韓國來的深,而也在孤立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的早期,日、韓、中三國常被西方列強列為一談。而事實上,日韓中三國之改革人士也常互通有無,齊擕共進。1885年3月16日,日本的《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脫亞論」(だつあろん)。

「脫亞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咸信作者是大力弘揚西洋文明,而目前是日本萬元大鈔的票面人物—福澤諭吉。文中說:「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 …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又說,「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沈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結語是,「…與其坐等鄰國的文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思想人物。這篇文章的結尾也被一些人解釋為其後日本的合理化了對韓國與中國的侵略。後來也有人將之延伸為托亞入歐。說脱亞,當然是意謂原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要求脫離。但日本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問日本是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實類似於問英國是否為歐洲的一部分。同處離島邊陲的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一向是若離若合的。最近的脫離歐盟(Brexit)更說明了這種歷史的心理層面。福澤的「脫亞」說的只是脫離中國與韓國。而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及韓國沒有什麼特別關聯。中南半島除了自己的文化外,所受的是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由英文名印支半島(Indochina)可見一斑。而菲律賓以南人民所認同的不是東亞或遠東,而是太平洋島嶼民族(Pacific islanders)。嚴格說來,福澤以日韓中三國為一體而有脫亞之說,實際上要的只是脫離中韓而已。將脫離中韓說成脫亞,在文義及觀念上都會產生誤導。

在地理上,日本當然是亞洲的一部分。基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企求用「日(當時包括台灣與韓國)滿華」為主體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最後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而結束。這個曾於當年掀起許多反西方殖民的亞洲人的熱烈反應,而於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中達到巔峰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也煙消雲散的了無痕跡。

日本帝國打的是反對西方殖民政權的泛亞思想,但在作為上卻是侵略與奴役。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不只當年的亞洲人,連日本國內一些反戰的人(如重光葵,7/29/1887-1/26/1957。在密蘇里號上代表日本帝國簽降書的外相)都注意到了。貫穿於根本的則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延伸與種族主義的思惟。

走進日本的傳統房子都有個玄關,脫鞋子的地方。不將外在的不潔淨帶進潔浄的內部。一般家庭浴室也分內外室,將要洗的衣物置於外室,而不帶進要潔淨身體的內室與乾淨的風呂。日本文化中有很強的內外之分,也重潔浄與秩序。一個程度上與重潔淨與秩序的德國相當類似。但這種內外分明的文化多少也定調了大和民族與非大和民族,浄與不浄之分,秩序與紊亂之分,及內外之分。總的來說,會出現排他性而缺乏包容性。

二次大戰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當年也有極少數的人注意到了。在1942年的紐約時報雜誌上,賽珍珠寫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惟都是過時的。」(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當年遭受西方列強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帝國,在對種族主義的列強反彈下,自己也走上種族主義的道路。雖然日本成功的驅逐了西方殖民列強,但亞洲人所得到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殖民者,而非解放與獨立。高喊反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日本,最終也走上歧視亞洲人的道路。

大東亞會議時西方列強已都被逐出東亞與東南亞,而日本帝國也於四處介入一系列的戰爭。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戰爭成為一切。當時日本在前西方的殖民地只做相當有限的政治與文化運作,談不上社會改造與未來的建設遠景。戰敗自然代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正面在於地區的整合這個觀念,而地區的整合在戰後如歐盟、東南亞公約組織、亞太經合會議、及還在談判中的泛太平洋貿易組織(TPP)等都代表了這個趨勢。要整合,重要的是平等對待,溝通協調,互惠互利,有容乃大。在這個觀點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失敗的典範。   (系列完)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四 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喚醒 —-亞洲人的亞洲還是日本人的亞洲

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同時,日軍也開始攻打菲律賓、香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1941年12月25日,日軍攻下香港,1942年1月11日,日本佔領吉隆坡, 1月12日佔領馬尼拉。退守到新加坡的英軍於2月15日投降。3月中,日軍取得印尼。退守到巴丹(Bataan)的美軍於4月9日投降。1月就開始進攻緬甸的日軍到5月時英軍全部撤退。

日軍在短期內打敗了殖民東南亞的英、美、法、荷,西方強權,倒也震驚了東南亞人民。在西方殖民政權迅速的一一倒台後,有些人是看得發呆,有的人歡欣鼓舞,也有人是憤怒、悲傷、與不滿。突顯的是,西方強權不再是那麼的優越而堅不可破。日軍的進占東南亞也激發了人民的民族意識與追求獨立自主的意願。在這一段期間,日本帝國也於東南亞各國一一設立傀儡政權以做統治之用。雖然表面上答應東南亞各國日本會支持他們的獨立,但私底下對授與印尼及馬來亞獨立是有保留的。原因在於日本對這兩國的資源(石油、橡膠、及礦產)有所需求。但日本也不是攻下東南亞後才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獨立的。緬甸是一個例子。

陸軍情治系統的鈴木敬司(2/6/1897-9/20/1967)住過菲律賓,於30年代及40年代成為日本在曼谷的南機關(特務機關)的頭子。他吸收緬甸的異議分子及倡導獨立的人士,包括奈溫(Ne Win, 5/14/1910-12/5/2002),翁山(Aung San, 2/13/1915-7/19/1947, 翁山蘇姬的父親)等人。鈴木將他們組成緬甸獨立軍與殖民的英軍作戰。但日本最終是要佔領緬甸,而非全心全力的支持緬甸的獨立。過於熱衷緬甸獨立運動的鈴木因而於1942年被調回日本。緬甸獨立軍的領導則由翁山接下。當戰後英軍要將鈴木敬司依B、C級戰犯處置時,遭到翁山的抗議而釋放鈴木。1981年4月,為了感謝他們對緬甸獨立的貢獻,奈溫授予死後的鈴木及其他前七名日本軍人緬甸的最高榮譽勳章。

雖然緬甸的獨立運動人士對日軍佔領時的殘酷對待當地人民,及缺乏溝通頗有微詞,但也都肯定日軍對獨立運動的貢獻。獨立運動人士如吳努(U Nu, 5/25/1907-2/14/1995,首任總理)及戰時的國家元首巴莫(Ba Maw, 2/8/1893-5/29/1977)都肯定日軍打破了人民對西方列強優越不敗的觀念,也因而鼓舞民族意識以追求獨立建國。

在歐美殖民政權一一被日軍打倒,而殖民地國家一一「獨立」後,日本帝國在1943年11月5日到6日,在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與會的主要人物是日相東條英機,滿州國首相張景惠(1871-1/11/1959),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總統汪精衞,菲律賓第二共和總統勞瑞爾(José P. Laurel, 3/9/1891-11/6/1959),緬甸國家元首巴莫,泰國特使旺‧外塔亞孔親王(Wan Waithayakon, 1891-1976),及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領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

鮑斯與尼赫魯及甘地被認為是印度獨立的三大領袖。與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不同處在於鮑斯採取激烈的手段。在日本攻下新加坡後,他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多少冀望乘著這股打倒歐美勢力,建立泛亞聯盟的氣勢中,爭取到印度的獨立。日本宣布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鮑斯在離台往滿州國時,飛機於松山機場起飛後不久墜毀而亡。當時在台北的西本願寺為他辦了個法會。遺骨運往日本,在東京杉並區的蓮光寺有他的半身雕像。

由於鮑斯在印度的聲望,許多印度人拒絕相信他的死訊而有不同的傳言。一說他到了蘇聯,一説他去了中國,也有人說他回到印度成為印度教的聖士。2004年,印度人也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The Forgotten Hero)。目前還有網站專為他而設。

大東亞共榮圈強調的是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Asians)的泛亞精神,而也鼓舞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但在泛亞及團結亞洲人這個目標上顯然有所缺失。日本打下東南亞的目的為的是取得資源(特別是石油、橡膠、與礦產),驅逐歐美的殖民勢力,而非為亞洲人爭取獨立。而更關鍵的是,日本在事前沒有做好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準備工作,領頭及執行的都是軍方。而在當時一切都為戰事做準備下,其他的建設也都免談。在軍國主義下的軍方人物是獨霸而殘暴的。這也引起許多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不滿與怨聲載道。尤其是日本軍方使用了許多該地的「勞務者」(勞工,更確切的說是奴工),去開路、建機場、及建築橋樑等。但緬甸與印尼可說是個例外。印尼是因為蘇卡諾與日本交換條件,他用支持日本來換取他的宣掦民族主義。而緬甸多少源於日軍很早就開始支援他們的獨立運動。

但大東亞共榮圈也有正面的一分。戰爭爆發前日本就開始引薦一些優秀的東南亞學生到日本接受教育。這個稱為「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下畢業的學生,後來在回國後也都學有所用而受益良多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 1995)。可能也基於如此,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在美國的建議與支援下,台灣開始接納東南亞的留學生(僑生)以形塑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宗主國的思惟。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三 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 —–亞洲版本的產生

日本極右翼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1/14/1925-11/25/1970)於1960年出版了一本小說《晏後》(晏のあと)。《晏後》所描述的卻是真有其人的政治人物,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與藝妓的誹聞事件。有田八郎提告三島由紀夫侵犯個人隱私而於1963年獲勝。這一判例也確認了日本的公共人物有隱私權。

有田八郎於戰前曾任三次外長及駐外大使與領事。他致力於美日關係的改善,而也反對軸心國協定的簽署。有田八郎也咸信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架構者。當時日本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拉丁美洲之於美國的重要。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源於美國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特別是後來又發展出來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當1821年沙皇宣稱美洲大陸北緯51度以北都是俄國墾殖地後,那時的美國總統亞當即提出反駁。而同時期,拉丁美洲反歐洲殖民以爭取獨立的運動此起彼落。門羅總統 (James Monroe, 4/28/1758-7/4/1831) 因而於1823年12月2日宣示,美洲大陸不再是歐洲列強的殖民所在地。門羅主義的宣示基本上表示了,美洲大陸有自己的自主性與主權,不再是歐洲的掠奪地。其間美國雖然有介入紛爭,但基本上門羅主義只是一個消極性的宣示。

當1902-1903年委內瑞拉發生動亂時,主張「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提出了他有名的「羅斯福推論」,主張美國有權阻止歐洲列強的干涉美洲事務。也就是說,美國有權出兵干涉美洲的事務。 1934年,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0/1882-4/12/1945)則將美國的美洲政策改為「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但不管是門羅主義也好,羅斯福推論也好,或是睦鄰政策也好,美國對中南美洲事務的干涉是一直沒有間斷的。事實證明美國的政策一直都是依循「羅斯福推論」的。

而貫穿於其間的還有一個美國的擴張精神—「命運昭章」(Manifest Destiny)。命運昭章這一名詞一般咸信是德州併入美國後(12/29/1845),一個作家歐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首先提出的。命運昭章主張安格魯撒克遜人有權利向西拓展,推廣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文化與宗教。這種看法於當時得到了廣大的回響。而當時的美國人也視往西部拓展是他們的天賦權利。這種想法卻也得到同時間展開的宗教運動的支持。美國的立國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基於宗教的,也強調政教分離。但18世紀末年到19世紀上半年,美國有很強大的宗教運動 (摩門教也於此時產生)。這個以福音派(evangelical)為主而被稱為「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也多少強化並合理化了命運昭章。促使當時的美國人向不是基督徒的印地安人,及非新教也非安格魯撒克遜的西班牙領地前進。一場基於經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西部開拓史也就此展開。這也是美墨戰爭(1846-1848)的背景。當1898年美國將夏威夷納入領土,而於同時發動美西戰爭取得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並進而開發巴拿馬運河後(1903),美國的往西及往外擴張只有增,沒有減。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說是等同於門羅主義及羅斯福推論,說來也並非全無道理,但更明顯的事實是,日本帝國用這個為藉口來合理化她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因素比較複雜,但進軍東南亞的目的則較為明顯:驅逐西方殖民勢力及對原料(石油、橡膠、金屬礦產、及糧食)的取得。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有多廣,也一直都沒有明顯的界定。日本原意是要以「日華滿」為主軸,但顯然日本都無法全面控制中國。當1942年日本已拿下東南亞的全部後,又多少將未來的目標擴張到印度、澳洲、與紐西蘭。這個共榮圈的範疇也因此一直沒有如美洲大陸的明顯。但可以說的是,在經濟上,這是一個追求廣域經濟以求取自給自足(autarky)為目標的手法。在當時各國保護主義抬頭,而美國(夥同英荷)對日本實施石油及廢鐵禁運及資產凍結下,一個鋌而走險的做法。

美國獨立後及持續擴張下,早已成為美洲的老大及盟主。但在亞洲歷史上,中國一向以老大自居,而多少也受到鄰國的首肯(尤其是朝鮮)。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日本成功的轉型並擠身列強。相較之下,顢頇的中國卻舉步維艱而不知所從。在這種情境下,日本之要當老大,雖有部分的實力基礎,但在文化、歷史、及人們的思維上都會有所問題。

美國的命運昭章所昭揭的是安格魯撒克遜的文明,而「第二次大覺醒」所推動的則是跨越民族的宗教。美國的擴張固然霸道,但卻也運用到柔和及推廣自由民主的現代理念的軟實力。相對之下的日本帝國,所推動的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八紘一宇」的「皇道樂土」,以大和民族為主的「共榮」。這已呈偏狹性,更不用提主其事的都是軍方人士,而非政治人或文化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即使非日本的戰敗而消失,也會因其偏狹性及粗糙手法而走上滅亡之路。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二 大東亞共榮圈成立的歷史背景 —-廣域經濟、文化、政治、與軍事

二次大戰前的世界局勢是左右意識形態的爭執,民族主義的交戰,與帝國主義互相對抗的年代,而貫穿於其間的是相當明顯的種族主義。

左右之爭在進入19世紀後日趨明顯。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更尖鋭化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而也因為俄國共產政權的建立,相對之下帶動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19年,俄共建立了共產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第三國際,簡稱Comintern),要積極的「外銷」共產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與納粹德國於1936年11月25日簽訂了反共産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一年後,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參加了這個協議。1939年9月27日,德義日簽署了軸心國協定。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面進占東北。隔年的2月18日宣布滿州國的建立。日本的進占東北挑戰了美國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日關係也開始持續的急走下坡。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第二次中日戰爭。日本的製造滿州國所宣傳的是「日華滿協助天下太平」的口號。而也為了圓說這個侵略行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10/12/1891-12/16/1945)也於1938年12月22日,針對東北亞的局勢發表「東亞新秩序」的主張。

日本的侵華在初期相當順利,但於佔領沿岸地區後,也很快的便進入僵局。日本懷疑國民黨經由中南半島得到補給,因此於1940年初便開始逼迫法國殖民政府讓日軍進駐越南。1940年6月,德軍攻下荷蘭與法國。9月,日軍大舉入侵越南,但容許法國的維琪政權做行政的管理工作。

而在同時,美國與英荷也加強對日本的制裁。1940年7月2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出口控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1940年8月1日,日本正式發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

大東亞共榮圈開宗明義的敘述到:世界面臨新形式的政府、經濟、與文化,而日本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的國策是要建立一個基於「八紘一宇」的世界和平(按,八紘一宇源於神武天皇的”掩八紘而為宇”,意指世界都在一大傘之下,以天皇為中心)。而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日本、滿州國、與中國為一體的一個新體系。日本的外交政策是要建立一個大東亞的新秩序,但之前必須先解決中國事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整個政治結構、教育、與倫理,必須強調以國家為重,廢除自私自利與追求物質的享受。要走計劃經濟的路線,強調政府與人民的合作,追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大力發展工業、科學、與計劃生產,推動土地改革以富國為目標,改造議會以輔佐天皇為主,改造政府體制以建立強大的國防。

大東亞共榮圈有文化的意涵,政治的目標,與經濟的構想,但這些最後都在軍國主義的蹂躪下被踐踏的了無綜影。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始構想應該是源於經濟上的需要。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後,各國紛紛設立保護條款而嚴重的影響到貨流與貿易。在一次大戰中戰敗的德國尢其深受戰敗賠款及經濟制裁之害。為了突破英美對海洋的控制,納粹德國於1938年開始籌劃建立聯繫萊茵河與多瑙河的水道而將之標準化。用意在整合中歐及未來的整個歐洲,在德國的統治下成為單一經濟領域(Grossraumwirtschaft,廣域經濟)。當時的蘇聯已成為一個自己的經濟體,大英帝國控制下的成為英鎊區(sterling bloc),西半球為美元區(dollar bloc),日本自然想將整個東亞(及後來包括的東南亞)成為日元區(yen bloc)(Peter Duus,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 Dream and Reality)。

日本的進占東北,全面侵華,侵入越南,及宣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只加深了美國及大英帝國與日本的對立。美日的外交關係更是走上交戰的方向。以1941年7月2日的日本帝國內部開會紀錄來看,中國問題的解決是迫切的。目標是由南方逼進以迫使蔣介石的投降。與蘇聯的爭執也將看未來德國侵蘇的結果來決定(按,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開始攻打蘇聯)。對英國與美國的戰爭也在準備中。若外交上沒法阻止美國的介入歐戰,則將依軸心國的協定進行下一個目標。若德俄戰爭有利於日本,則將會用武力解決與蘇聯的邊界問題。

1941年7月26日,美國與英國及荷蘭凍結了日本的資產。美國與日本雙方的外交斡旋已進入死巷,太平洋戰爭似乎已成定局。日本在明治維新現代化後加入列強的行列,但一直覺得沒受到歐美列強應有的尊敬與平等對待。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但也有學者(Jeffrey Recor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in 1941: Some Enduring Lessons. February 2009)指出,在分析各種因素後,日本的覺得受到屈辱是她發動那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對美作戰的太平洋戰爭)的原因。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一 歐美勢力進逼下中日的不同反應 —-走上往外擴張的軍國主義路線

15世紀到18世紀是歐洲人到處開發探險,「發現」新領土並往外殖民的的年代。這股往外掠奪的歐洲勢力可說所向無敵,從美洲大陸、澳洲、非洲、印度、到東南亞都一一淪陷。當這股勢力,夥同日後興起的美國,抵達遠東時,清朝下的中國、韓國、及日本都無應付的能力。如何去面對這股外來的勢力,也於當時的中日掀起了不同學派的討論及策略的爭執。

這種東西勢力的對衝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東方或西方都非單一勢力。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但不論是六國聯合對抗秦國的合縱,或是企求與秦聯合的連橫,雖然六國之間各有矛盾,但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但在進入19世紀後的東西交會中,弱者的東方議論紛紛,而強者的歐美也非夥同一致的。

歐洲不是如中國般的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戰亂頻繁,也透過皇親國戚的聯姻來結盟。而在這一系列的戰亂中,社會、文化與科技的變革也一再的產生。首先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接著而來的科技發明及日後的工業革命也一再登場而改造了世界局勢。1648年 4月24日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伐利亞和約雖然大扺結束了歐洲各國都參與,而死傷慘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但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並不就代表歐洲的和平與相安無事。歐洲各國的戰爭與奪利也延伸到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的搶奪。

歐洲勢力的往外掠奪有如幫派的爭奪地盤,如果能夠獨吞幹嘛要「分享」。所謂的「分享」也都是暗盤交易的結果。在東南亞,有多次交戰歷史的英國與荷蘭最終也劃分了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英國。而在南亞與中南半島方面,英國佔領了印度與緬甸,法國佔領了越棉寮。介於其間的泰國也因兩大勢力的交衝而得到有條件的獨立。清朝是塊大餅, 大到沒有一個列強有獨吞的能力,而只能夠簽訂通商條約,要租借地。19世紀末年加入掠奪的美國,也怕分不到中國這塊大餅而於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與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發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主張。希望大家都能到中國「登門造訪,互通有無」,而有得吃,有得用,不要一個強權獨呑中國後使大家都沒得吃。

在歐美勢力的進逼下,面對危機的清朝及日本也有不同的反應。兩國在思想及決策上都有所對策,而也在學界及政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但總的來說,清朝的反應是老大僵硬而被動的,日本則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角色。

有兩千年大一統文化觀的中國,在面對變局時常常是僵化的不知如何應變。也因而於歷史上都以改朝換代的形式來換成另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產生。當19世紀末年以來,西方勢力逐日進逼下,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傳統與西化的辯論,而也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到頭來是窮也不會變,變也不會通的有了義和團那種清朝所鼓勵出來的怪胎,導致了列強有藉口入侵的八國聯軍,最終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在日本方面,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目睹亞洲各國一一淪陷,而本身也於早期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後,傳統與西化的辯論也於日本國內展開。一方面是要將西方勢力都逐出亞洲的攘夷論。要獨立的亞洲各國都置之於日本的領導之下而成為「皇道樂土」的尊皇論。這也是頭山滿(5/27/1855-10/5/1944)的「黑龍會」的主張。一個極右翼的團體而多少也與中國的革命黨(孫文)有所聯繫。另一方面是較不右翼而帶平等對待精神,也支持「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宮崎兄弟(宮崎八郎、民藏、彌藏、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他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但也有一組日本人在中國做經營。這群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日本人包括民間人士、政治人物、及軍人,他們多少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尖兵。最有名的就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義父)。除了攘夷尊皇的極端主義外,其餘多多少少都屬於興亞、亞細亞連帶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惟範疇,而也多少與孫文的泛亞論有所相通。

在這西化與傳統的辯論中,福澤諭吉(1/10/1835-2/3/1901,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的「脫亞論」及「文明開發論」,多少推動了日本與亞洲有共同基礎的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走向衰弱,而走上日本與亞洲其他各國的對立,助長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後來轉變成為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廖代翔: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史耘」第15期, 2011年6月)。

有異於尚空談而光說不做的漢文化,日本文化多少是言說必行的。除了這些理論上的論述有異外,日本文化之有異於漢文化之處還在於她有一個優久歷史的武士道與尚武傳統。明治維新後也造成許多浪人(無主的武士)。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軍人也日漸抬頭而最終走上軍國主義的往外擴張之路。

李堅

東西交界的芬蘭之四 芬蘭化與台灣 —-歷史,國際,與現勢的同異

當俄國於2014年2月開始併吞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部俄國人居多的邊界地帶發動戰爭時,舉世關注。芬蘭的政界人士指出,他們對這個事件的發展一點也不意外。由於歷史淵源,芬蘭知道要與俄國維持良好的關係,知道要如何對峙,但不會引起俄國的反撲。而俄國也知道若他們要攻打芬蘭,則他們要付出慘重的代價。誠如目前的芬蘭外長索以尼(Timo Soini)所說:「我們是小國,我們知道大國在對戰時,最好是在圈外,不要在圈內 。 …要點是要了解俄國人的想法。俄國是個下棋子的國家,不管你的想法如何,他們都會打出下一步對他們有利的戰略動作」(Reid Standish: How Finland Became Europe’s Bear Whisper. Foreign Policy, March 7, 2016)。

在這種思維及政策下,俄國成為芬蘭最大的進出口國家。芬蘭由俄國進口百分之百的天然瓦斯及90%的油與煤。但在國際因俄國併吞克里米亞而實施對俄國的經濟制裁後,芬蘭與俄國的進出口於過去兩、参年來減少了三分之一。以2016年2月29日發表的芬蘭官方資料來看,芬蘭的進口國家中,俄國掉到第三位 (次於德國與瑞典)。芬蘭出國的國家中,俄國掉到第五位。

從20多年前以來,芬蘭與俄國這種奇特的關係也使一些學者聯想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有這種聯想也是頗自然的,因為芬蘭與台灣的處境有許多類似之處:兩個都有一個不友善的強國在身邊,兩者與身邊的惡鄰都有歷史淵緣,而且都曾是這悪鄰的一部分,兩者都與這身邊的悪鄰有很大的商務來往。

雖然台灣的處境頗類似於芬蘭的處境,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首先最重要的是俄國承認芬蘭的主權,芬蘭與俄國有1300公里的邊界,而芬蘭也一直走中立的路線。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只牽涉到台灣與中國,也牽扯到美國、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尤其是日本。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在過去70年來對台灣的外交與防衛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美國對台政策卻也從來就不是一致的。從1943年沒有諮詢台灣人的意願就將台灣送給國民黨的中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雖然大都站在防衛台灣的立場,但也一直都處於搖擺的狀態。目前華府的對台政策可說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美國應該要幫忙防衛台灣。另一種看法是雖不反對防衛台灣,但將防衛台灣看成是一種負擔。少數的學者則主張放棄台灣。多少是要為這種困境解套,馬英九於2008年上台後的台海緊張情勢緩和下,季禮 ( Bruce Gilley) 於2010年1月,在美國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上發表台灣若芬蘭化,則將會有助於美國在亞洲的防衛體系。季禮引用於2004年在中國的調查指出,只有15%的人要對台用武, 58%的人主張排除用武而認為應進行與台灣做經濟整合。季禮認為民族主義不是中國人要統一的主要動力。季禮也認為芬蘭化的台灣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也會改善中美關係。無獨有偶, 2016年1月綠營的大勝後,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也為文論述中國應考慮台灣芬蘭化的想法(China Needs to Consider the ‘Finland Option’ for Taiw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對於季禮一文,許多學者(包括一芬蘭學者Jyrki Kallio)及外交官(白樂崎, Nat Bellocchi, 7/5/1926-11/16/2014 )都持不同的意見。白樂崎主張加強與台灣的關係,他認為對暴政讓步只會增加暴政的胃口。芬蘭學者Kallio則不同意季禮對國民黨的統治及馬政權下,台海關係和緩能夠持久的看法。他看出「台灣人」認同的增加及台灣最終會走向獨立的趨勢。他也認為中國統治的合法性已建立在統一之上,中國不可能讓步。

而事實上,從中國發表的評論來看,他們對台灣芬蘭化的主張都是反對的。中共的本質是一個極權統治的政體,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控制,無法容忍異己。一個地大如美國但卻只能容許一個「中原標準時間」的國家,如何能去容納其他的想法。

芬蘭之所以能夠維持獨立(雖說是一個芬蘭化的獨立),原因在於她宣布獨立那年(1917)有德國的支持,而那時剛掌權的布爾雪維克無能力顧及國際,也承認芬蘭的獨立。而更重要的是, 1939/1940年史達林下令百萬俄軍攻打芬蘭的冬日戰爭中,遭受慘烈的損失。不若芬蘭南邊的波羅的海三國之輕易下手。俄國對此也不得不對攻打芬蘭有所顧忌。

中國要打台灣也不是越過邊界就能打的。1979年越過中越邊界說是要「教訓」越南的中國,到頭來是自己被教訓了。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也是不了了之。當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發生後,大部分的國際專家都認為兩邊會打起來時,李登輝的「空包彈」之說卻也指出了中國紙老虎的本質。

俄國的霸權與中國的霸道固然有異,而邊界與海峽也是有異的。台灣與芬蘭的處境固然有異,也有類似之處。學習他國歷史多少會給我們一些啟發及思索解決之道。但台灣終究是台灣,有她的獨特歷史與地位。能夠解決台灣問題的終究只有台灣人自己。也只有了解國際歷史與現勢,了解台灣的歷史與處境,深植自己的實力,則最終台灣人終究會走出自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東西交界的芬蘭之三 有一個強國又是惡鄰在身邊 —-芬蘭化,東邊牌,現實政治

獨立從來就不是一條簡單而順遂的道路,尤其是一個強鄰下的小國。但芬蘭卻維持了百年的獨立。她的作為也就成為國際學者研究的課題。

傳統上,芬蘭與北歐國家,尤其是瑞典,較接近。沙俄雖然統治了芬蘭108年,但在那段期間芬蘭仍以一個直屬沙皇的大公國地位維持相當的自主。俄國十月革命後的隔月,芬蘭在一次大戰中沙俄的敵國德國的支持下宣布獨立。獨立後的芬蘭也同革命後的俄國一樣,都經歷了內戰。在1920及1930年代,蘇聯忙於內政,而芬蘭也於此間與北歐國家一樣推行民主與中立。但二次大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局勢。

當時頗具戰略地位的卡勒連地峽(Karelian Isthmus)大多屬於芬蘭。卡勒連地峽的優越地位及優良的天然環境使它成為芬蘭最早工業化的所在。但其戰略地位卻也威脅到了就近的聖彼得堡(那時叫列寧格勒)。史達林因而要芬蘭讓地,但遭受到芬蘭的拒絕。蘇聯因此以百萬大軍進攻芬蘭,但遭受到芬蘭的英勇抵抗,使蘇聯雖然於最後奪取到土地但死傷慘重。當納粹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發動侵略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時,芬蘭為了奪回失土,也參與了納粹的作戰。當時芬蘭軍中占極少數的猶太人也與德軍同肩作戰。也因為芬蘭之與納粹德國同夥攻打蘇聯,與蘇聯有盟國關係的英國因而向芬蘭宣戰,但實際上並沒出兵。在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反攻。但在芬蘭再度遭受堅強的抵抗。此時的芬蘭已擁有德國先進的兵器,因而得以阻止蘇聯的進展。蘇聯因而與芬蘭簽和約而將焦點轉向波蘭與巴爾幹半島。

1948年4月6日,蘇聯與芬蘭簽了「芬蘇條約」(Finno-Soviet Treaty,全文是友誼合作與互助協定,the Agreement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簡稱YYA條約)。這個條約也成為芬蘭與蘇聯關係的基礎,直到1991年12月26日蘇聯的垮台為止。在這個條約下,芬蘭有義務幫忙蘇聯抵抗西方的侵略,而蘇聯則承認芬蘭要保留自己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個背景下,芬蘭婉拒了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婉拒了蘇聯帶頭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也排除了參與提議但沒實現的北歐國家防衛體系(Scandinavian Defense Union),更別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了。芬蘭在這段期間一直走中立的路線,同瑞典與奧地利一樣。

也因為芬蘭的中立地位及介於東西之間。從50年代開始,以蘇聯為主的東歐華沙公約組織,及以美國為主的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開始談判以降低兩個陣營的緊張對峙。最後終於在1975年8月1日,雙方在赫爾辛基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這個協議承認戰後歐洲領土的現狀及人權,求取降低雙方的緊張情勢。但此協議並非條約,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1991年12月26日,蘇聯垮台後,芬蘇條約已失效。1995年,芬蘭與同是中立的瑞典與奧地利加入歐盟,開始明顯的走較西方的路線。1999年加入歐元區, 2002年以歐元取代芬蘭原有的貨幣(markka)。但對加入敏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說,芬蘭雖有參與NATO的一些作業,並參與波羅的海鄰國的一些共同防衛演習,但大部分的民意仍不支持加入NATO。相較之下,芬蘭南鄰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托維亞、立陶宛)則於2004年便加入NATO ,激怒了俄國。波羅的海三國於俄國革命後的隔年, 1918年獨立。但於二次大戰初期先是被蘇聯佔領,後被納粹佔領,戰爭末期又再度被蘇聯佔領。直到蘇聯垮台前夕的1990年及1991年, 波羅的海三國才相繼獨立。有這種歷史背景,波羅的海三國知道他們得靠NATO的保護以防範俄國的再度侵佔。

在二次大戰中,歐洲只有英國與芬蘭沒被佔領過。二次大戰前夕,蘇聯以百萬大軍攻打芬蘭卻遭受到重大的損失。也因為如此,俄國對芬蘭多少是投鼠忌器。芬蘭與俄國有1300公里的邊界。芬蘭有徵兵制,只有五百多萬人口卻擁有23萬名軍人以防範侵略。芬蘭也購有歐美的一些先進武器。芬蘭的假想敵人是何方,不言可喻。

在這種歷史因素及強鄰在側的背景下,芬蘭也發展出她獨特的外交與內政:走中立路線以避免觸犯俄國。芬蘭在過去一直走不結盟的中立路線,而在1960與1970年代,許多芬蘭的政策也都受到蘇聯的影響。許多可能冒犯蘇聯的書籍及影片也都遭禁。這些措施多少拘束了芬蘭的民權。芬蘭的這種作風也因而被西歐的學者及政界人士稱之為「芬蘭化」(Finlandization)。這個名詞多少帶有蔑視的味道,而事實上芬蘭人也視這個名詞為對他們國家的侮辱。有強鄰在側,而過去又有交戰的經驗,但芬蘭要的是一個友善的關係以維持她的獨立。對「芬蘭化」一詞較為中性的名詞是打東邊牌(idänkorti, east card)。而事實上俄國除了芬蘭外,與其他的鄰國都有問題。在這個觀點上,芬蘭的政策似乎有效地達到她所要的目標:獨立與有一個「善鄰」。芬蘭化也好,打東邊牌也好,一般學者也稱這種作法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芬蘭化是現實政治的一個典例。

李堅

東西交界的芬蘭之二 楞勒特,亞維森,西貝流士 —–從卡勒瓦拉到芬蘭頌

在瑞典統治芬蘭的560年間(1249-1809),瑞典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開始深入芬蘭社會。瑞典語言成為管理階層及上流社會的語言。當時約有15%的人的母語為瑞典語。芬蘭語則是鄉間農民及漁民的語言,約佔85%。芬蘭語屬於烏拉語系(Uralic languages),是個北歐亞大陸的語言。 在這語系內還有愛沙尼亞與匈牙利。瑞典語則屬於德語系。英語與冰島語皆屬於徳語糸。芬蘭文字的發展及標準化是16世紀的事。亞格利夸拉(Mikael Agricola, 1510-4/9/1557)可說是芬蘭文學的創始人,也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推動者。他主要的著作皆與宗教有關,如祈禱文及教義問答。1548年,他完成了芬蘭文新約的翻譯。

從12世紀到1809年為止,瑞典與俄國進行了不下12場大大小小的戰爭。介於瑞典與俄國之間的芬蘭就成為主戰場。也由於這種背景, 19世紀的芬蘭開始出現了推動本土化的民族主義運動。1809年芬蘭成為沙俄的大公國後,推動芬蘭語言及文學的運動開始出現。這個被稱為芬諾門運動(Fennoman movement)的本土化運動多少受到當時開明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支持。原因倒也不是支持芬蘭的民族主義,而是芬諾門運動的目的在排擠瑞典語言。而自然的,芬諾門運動也刺激了支持瑞典語言的運動(稱為Svecomans )。為了支持芬蘭語文的建立與推廣,芬諾門運動於1830年成立了星期六協會(Saturday Society), 1831年建立了芬蘭文學協會(Finnish Literary Society)。芬蘭文學協會的創始人之一是艾利亞斯‧楞勒特 (Elias Lönnrot, 4/9/1802-3/19/1884)。

楞勒特本身是學醫的,但他最大的興趣是在芬蘭文學。他畢業那時的芬蘭正遭受饑荒及瘟疫。當鄉間醫生的他也使用了傳統的民間醫療法。而於期間,他也到處蒐尋民間的故事與傳說。他也得到芬蘭文學協會的資助去做芬蘭的田野文學調查。1835年他發表了卡勒瓦拉(Kalevala)。1849年他將卡勒瓦拉由原有的32篇詩章擴大成為50篇詩章。卡勒瓦拉意為英雄們的土地。它發表後便成為芬蘭的史詩,也凝聚了芬蘭人的民族意識。也因為他的成就,楞勒特於1853年被任為赫爾辛基大學的芬蘭文學主任。

卡勒瓦拉目前已被翻譯成20種語言。它也深深地影響到了英國的文學巨匠托爾金(J.R.R. Tolkien, 1/3/1892-9/2/1973)。托爾金的名著《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與《精靈金鑚》(Silmarillion)的故事主要源於卡勒瓦拉。

亞格利夸拉奠立了芬蘭文學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楞勒特寫出了芬蘭的史詩。而在19世紀,母語及寫作皆為瑞典語文的亞維森(Adolf Ivar Arwidsson, 8/7/1791-6/21/1858)成為芬蘭民族主義的倡導人。當亞維森在高中讀書的1809年,芬蘭被割離瑞典成為沙皇的大公國。這個轉變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於他激進的寫作,使他於1822年失去了土庫皇家學院的教職。隔年他移民到瑞典.但瑞典不敢給他教職以免觸怒沙俄。兩年後取得瑞典公民的他才得以在皇家圖書館上班。由於他的寫作以瑞典文為主,因此對芬蘭的上層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他最有名的中心論述,而也常被芳諾門人士當為信條的是:「我們不是,也不再是瑞典人。我們也不想成為俄羅斯人。我們是芬蘭人」。遭放逐36年後的1858年,他回鄉周遊,但卻因肺炎而死。在他的墓碑上,楞勒特寫道:「因為愛鄉土使他放逐他鄉,也因愛鄉土而回來。現在覆蓋在自己的鄕土裡」。

文字固然有很強大的力量,但音樂卻是跨越國界的。古典音樂大師,芬蘭最有名的作曲家西貝流士 (Jean Sibelius, 12/8/1865-9/20/1957) ,他的靈感來自於卡勒瓦拉及北歐的神話。早期的西貝流士相當多產,但也是個酗酒、抽煙、及派對狂歡不知節制的人。他一生著有七部交響曲,被認為最好的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的第五、第六、與第七。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893年發表的卡列利亞組曲(Karelia Suite)與1899年發表的芬蘭頌(Finlandia)。芬蘭頌充滿了愛鄉愛土情操,而也激發了芬蘭人的獨立意識。西貝流士也因而成為芬蘭的國家象徵及英雄。雖然芬蘭是為爭取脫離沙俄而獨立,但西貝流士早期(至少是第一號交響曲)的作曲有點受到柴可夫斯基的影響(Tom Huizenga: Finland’s Finest : The Seven Symphonies of Jean Sibelius),但後來也受到華格納作風的影響。從1927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間,西貝流士幾乎沒有什麼新作品。而這段時期也被稱為「雅任芭的沉默」(the Silence of Järvenpää)。雅任芭是西貝流士家庭的住處。

有芬蘭意識及芬蘭民族主義,使芬蘭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後脫離了沙俄而獨立。也因為有芬蘭民族意識,使小國芬蘭於二次大戰初期在無外力援助下英勇的抵擋了蘇聯的入侵。在一個悪鄰大國的虎視眈眈下,芬蘭也發展出與西歐各國不同的對俄策略。

李堅

東西交界的芬蘭之一 獨立一百年的芬蘭 —-從瑞典屬地,沙俄屬地,到獨立

芬蘭是五個北歐國家(Nordic countries, 包括挪威、瑞典、丹麥、冰島、與芬蘭)中的一個。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半島則只包括挪威與瑞典。也有人將芬蘭劃分為波羅的海國家(Baltic states),但波羅的海國家一般只指愛沙尼亞、拉托維亞、與立陶宛。芬蘭面積有338,424平方公里,約是台灣的九點五倍大,但人口只有五百四十八萬人,是歐盟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

從12世紀開始,芬蘭就被瑞典佔領而成為瑞典的一部分。也因為如此,瑞典的語言及文化在芬蘭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目前的芬蘭有百分之五的人的母語為瑞典語,而瑞典語與芬蘭語一樣都是官方語言。從12世紀開始,瑞典就與俄羅斯(15世紀前叫做Novgorod Republic)進行一系列的戰爭,不是海戰就是陸戰。也因為芬蘭介於瑞典與俄羅斯之間,便都成為戰役的所在。早期掌控北歐及波羅的海的強權瑞典於進入18世紀後國勢開始衰弱。

俄羅斯於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6/9/1672-2/8/1725)上任後加緊現代化與西化。在北方大戰役(Great Northern War, 1700-1721)中,沙俄領頭的聯軍擊敗了瑞典領頭的聯軍。瑞典的勢力從此開始式微。而於此間佔領芬蘭的俄軍,在殺戮、掠奪、及焚燒的情況下,摧毀了芬蘭的整個世代。這段佔領期間也被稱之為大怨(Great Wrath, 1714-1721)。其後芬蘭再度被沙俄佔領而被稱為小怨(Lesser Wrath, 1742-1743)。

1809年3月29日,瑞典再度敗於沙俄後(芬蘭戰爭,Finnish War, 1808-1809),芬蘭被納入俄羅斯的版圖。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2/23/1777-12/1/1825)同意給芬蘭自主權而將芬蘭設立為大公國(Grand Duchy),沙皇則為芬蘭的大公 (Grand Duke)。

在沙俄佔領初期,一般的行政都由芬蘭人自行處理而直接報備沙皇。這段期間芬蘭人也開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識。1812年,赫爾辛基(Helsinki)成為首都,取代了成立於1640年的行政中心土庫(Turku)。芬蘭的議會(Diet)也於1863年首次召開。1878年通過了徴兵令,使芬蘭擁有自己的軍隊。1906年芬蘭通過了全民選舉權(universal suffrage),給女性也有投票權。是世界上僅次於澳紐後給女性投票權的第三個國家。但因沙皇有否決芬蘭議會的權利,所以這個選舉權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也因為芬蘭日趨自主,為了鎮壓芬蘭的分離運動(Finnish separatism),沙俄也開始加緊推動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

1899年2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5/18/1868-7/17/1918, 沙俄的末代皇帝)發佈文告,開始在芬蘭進行俄羅斯化。只准許用沙俄的貨幣與郵票,俄語為官方語言,東正教取代路德會為國教,芬蘭的軍隊得受約於沙俄。不用說,這一俄羅斯化的措施引起芬蘭人的反抗與沙俄的鎮壓。第一波的鎮壓(1899-1905)因為沙俄於日俄戰爭中敗於日本,引起俄國國內1905年的革命而結束。1909年,沙俄開始再度進行俄羅斯化的鎮壓。這第二波的鎮壓(1909-1917)也因沙俄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利而引起國內的革命而中止。

1917年3月8日(沙俄當時用的曆法是Julian Calendar,為二月。目前我們用的曆法是Gregorian Calendar),沙俄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導致國內經濟、社會、與政治次序的瓦解,因而爆發了二月革命。三天後,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結束了拉曼諾夫王朝(House of Ramanov)從1613年開始的三百多年的統治。二月革命後,俄國的政局持續不穩而於1917年11月7日爆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奪權的布爾雪維克(俄共)實施集權統治,直到1991年12月26日,蘇聯的瓦解為止。

十月革命後的隔月, 1917年12月6日,芬蘭宣布獨立。1918年1月,芬蘭爆發短暫的內戰。五月,右翼的政府軍擊敗左翼的叛變而結束內戰。1919年夏天,芬蘭建立共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也爆發內戰,直到1922年十月,內戰才結束。1920年,俄國與芬蘭簽訂大圖條約(Treaty of Tartu),劃清疆界。

二次大戰前夕,史達林要芬蘭割地,割海港及礦產區。遭到芬蘭的拒絕後,蘇聯於1939年冬天以百萬大軍攻打芬蘭而爆發了冬日戰爭(Winter War)。芬蘭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奮勇抵抗,震撼全世界。在短暫休兵後, 1941年至1944年間兩邊再度對打起來,而稱之為持續的戰爭(Continuation War)。在孤立無援及情勢不利下,芬蘭最後同意割地和解。芬蘭失去了10%的土地,20%的工業產值,及一個不凍港(Liinahamari)。45萬名芬蘭人離開失土成為難民。這兩場戰爭使芬蘭喪失了93,000名軍人,蘇聯則喪失了25萬名軍人。誠如一名蘇聯將領所說:「我們嬴得的土地只夠埋葬我們陣亡的將士」。1947年,芬蘭與蘇聯簽了巴黎和約。芬蘭保住了她的獨立地位。

1955年,芬蘭參加了聯合國與北歐協會(Nordic Council)。蘇聯解體後的隔年, 1992年3月,芬蘭申請加入歐盟。1994年,在公民投票及議會多數決後,芬蘭於1995年成為歐盟的一員。 1999年申請加入歐元區(Eurozone), 2002年以歐元取代芬蘭的貨幣(Finnish markka)。蘇聯倒台後的芬蘭開始不再中立,而小心翼翼地向西方世界移動。

李堅

老綠男與老綠女的對話 —–左右開弓,談古論今

60年代是美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在那反戰、反傳統、及民權高漲的年代,年輕世代與年紀較大的一代有很不同的政治觀與文化觀。也就在那美國動盪但台灣卻在高壓統治下出奇「寧靜」的年代,筆者於1969年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買到了一本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封面有個主題:討論美國的代溝(generation gap)問題。那年的春假我回宜蘭老家時帶回了這本雜誌。多少要向管教甚嚴的父親做無言的抗議,我將這本雜誌放在桌面上讓他「過目」。父親看到了封面的主題,也因我常與他起衝突,於是跟來我家幫忙的隔壁老太太「指著和尚駡禿驢」的指點我起來。父親說,現在的年輕人很不像樣,稍懂一些東西就對長輩說三道四,也不想想長輩吃的鹽比年輕人吃的米都要來得多。

後來據母親說,當年從日本學成回台的父親也常與祖母起衝突。不滿陳舊的繁文縟節的父親與那傳統禮教下長大而有纏足的祖母常常爭執不下,為的就是父親不願意遵從祖母堅持的舊禮儀及祭祀傳統。父親當然沒料到他當年革祖母的命,但於日後卻會遭到自己兒子革他的命。

家庭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小縮影。 60年代的美國青年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話。那時20歲不到的我也頗有同感。但如今,自己的年齡都已是30歲的兩倍,而也是當年那段往事發生時的三倍以上年齡了。如果會被革命,倒也沒有什麼奇怪,那到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過程。但令人覺得孤單無奈的是:我們還是在革命中。

國際左派

2016 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一群一向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在南加州有兩個會面的機會。也因為艾琳達來美訪問,大家有這麼個機會做會談及交換意見。

在台灣住久了,也了解台灣人敬老尊賢的文化,對「老」這個稱呼艾琳達沒有一般美國人的避諱。艾琳達雖然以國際左派、國際人自居,但說她是綠也相當得體。她到底比一般台灣人都更早,也更深入的介入了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她也是於最近第一個跳出來指控蔡英文用李大維為外交部長,用的都是藍營「支持一中」原則的人士。很早就介入工人問題的她,了解及分析社會的角度都是由左派的觀點著手。也因為這種左傾思想,促使她當年到紐約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去修取博士。賓漢頓校區卻也有個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國際左派的思維及建構頗有影響。

世界體系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及左派的分析方式,去探討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這個理論大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也就是已開發國家),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半開發中國家),及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未開發國家)。這個體系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方式,及其所採取的國際的資本與勞力分工作業的方式來運作的。核心國家重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的作業,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則為勞力密集及自然資源的榨取。用動態的觀點來看,核心國的老大也是在變化中的。由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大英帝國及今天的美國。由於世界體系的理論完全建基在經濟上,缺乏對文化及其他社會政策,及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考量,批評的聲浪也不少。

台灣在荷蘭時期屬於邊陲地區,日治後逐漸變成半邊陲國家。戰後在投靠美國經濟體系後,卻也獲益不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起許多國家而言都相當前進。也多少源於這個原因,目前艾琳達也多少放棄了在台灣推動一個激進的左派運動的想法。但這並沒改變她用科學證據及左派的分析方法去看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

想當年

2016年11月7日,我們在加州爾灣的一間安養院與愛琳達會面。高齡96歲的艾琳達的媽媽納莉(Nellie Amondson)那時住在一間設備良好的安養院。因為已有失智現象,所以艾琳達一直向她提起高雄事件的當年往事,希望喚起她的記憶。

高雄事件後艾琳達被國民黨遞解出境。回美後母女倆開始展開救援及國際發聲的工作。在她們巡迴美國參與各地同鄉的示威並拜會政要時,當過學校老師的納莉知道如何先做好準備稿,事先聯絡媒體及相關機構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納莉也拿著「我的女婿被處決了嗎?」(Has my son-in-law been executed?)的傳單,在國會山莊拜訪各個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她也寫信給在台灣投資的各個美國廠商,抗議他們助長了國民黨的暴政。AIT自然也是納莉投訴的對象.當時的AIT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說納莉是他最頭痛難纏的人物。

在美國做抗議,在全國性媒體的曝光率不高。艾琳達知道香港是國際媒體的中心,因此決定到香港直接訴諸國際媒體,以求新聞的發布與宣傳效果。但當時的台獨聯盟不贊成到香港,認為只要在美國遊說即可。休士頓的盟員蔡正隆則私下捐了800美元。為籌措經費,納莉因此標售了她喜歡蒐集的古董時鐘,得到4000多美元。母女倆就飛到遠東。在日本時她們聽到了林宅血案的消息。在香港,她們只能呆一個月。而也在香港,艾琳達與國民黨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隔海對衝起來。那時要入台的納莉也被國民黨拒絕入境。

在艾琳達想當年的敘述中,納莉只有靜靜的聽,不置可否。除了更正艾琳達說她已96歲不是95歲外,納莉並沒有做任何更正,也沒什麼表情。那一段時日及其他的記憶對納莉來說,可能真的是已煙消霧散。

看當今的民進黨

長期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艾琳達及當天也在場的林水泉,對一些民進黨人物及一些事件的發展與處理也都相當有意見。帶有左派批判性的艾琳達與恨鐵不成鋼而急求台灣獨立的林水泉,對當前民進黨的檯面人物都頗有微詞,兩人的意見當然不盡相同。扁案對林水泉來說完全是個政治案件,艾琳達則不認為阿扁是完全清白的,但覺得扁案的司法程序很有問題。阿扁目前已出來即好。艾琳達也提及紅衫軍之前幾個月,人權律師魏千峰因不滿陳水扁與資産階級走太近,就有意要發動倒扁。要的是批扁,而非要他坐牢。但魏千峰後來不滿民進黨內原來支持他想法的元老最後都沒出來為他背書。

艾琳達對獨派人士的一般評論是:短視與急功近利,而民進黨內也有許多人士的立場很有問題。艾琳達更點名施明德、許信良、許榮淑等都早已被中國收買。而顯著的檯面人物如辜寛敏、康寧祥、及張俊宏等在立場上也都很有問題。林水泉也提及尹衍樑與蔡英文的哥哥是同一夥人,兆豐銀一案難以辦下去。林水泉也提及有許多民進黨的人與過去執政時的國民黨暗通款曲,導致立場的搖擺不堅定。更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替國民黨做情治工作,如謝長廷。

對於一個一向主張一中政策的李大維之任為外交部長,艾琳達特別有意見。艾琳達當年為民進黨到南非做外交,了解國民黨外交人員的不學無術,也不去了解當地政情及社會人文的工作。國民黨外交人員汲汲於事的是做鑽石與黃金的走私。艾琳達也認為民進黨內不乏外交人才,為甚麼不用自己人。台灣人也應當了解國民黨如何訓練中美洲右翼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這些中美洲的行刑隊都經由國民黨的安排到北投的復興崗(政戰學校)受訓,學習情治及刑求的「技術」。台灣人應當了解國民黨不只在台灣壓制自由民主及迫害人權,在中南美洲及南非也都與當地的右翼政權合作,做迫害人權及壓制自由民主的勾當。人權問題是沒有國界的,自由民主也是一個普世價值,是需要一起奮鬥的共同目標。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於60年代初期就參與獨立運動的林水泉,卻也因國民黨的誣陷而被關入監獄12年。在那一段煉獄時日,林水泉也深深了解中國人特務治國的手法,認為那種國家如何能強大。凌晨那段時間一般是執行死刑的時刻,而林水泉也於那時見證了許多政治犯於凌晨那時被拖出去槍決。槍斃看多了,覺得生死是一瞬間,而也看開了,反而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林水泉說:有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台灣獨立對林水泉而言已成一種信仰。與有些人經由刋物而了解台灣獨立的不同處在於,林水泉的台獨信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體驗而得來的。靠的不是理論,而純粹是經由觀察國民黨占據台灣後的一切所作所為及自己本身的經驗而來。

有這麼個信仰,但卻看到當年自己也幫忙催生的民進黨如今的表現,卻也令他焦急異常。有如自己生的小孩走入歧途般令他頗為著急。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更已遠離當年民進黨的創黨初衷。已屆80高齡的他覺得再也無法在美國隔海觀望。在這種心態下,林水泉在訪談中提及他已經決定要回台灣長住久居。覺得若只有空喊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是辦法。要如何具體行動,則有待他回台後與一些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後才能決定。重要的是要去除「中華民國」以推動台灣獨立。長年在獨派人士中打滾的林水泉,除了政治犯人士外,也與老中青三代都有聯繫。他只希望能有所成,否則他真的會死不瞑目。

看美國

台灣處於兩大國之間:一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一邊是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重重但卻很會虛張聲勢的中國。獨派的人拉攏美國,統派的人則向中國投懷送抱。看來好像只有這兩種選擇,但事實上只能有這兩種選擇嗎?殘暴專政的中國固然不可取,但美國是個可靠的籌碼嗎?

對艾琳達而言,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美國雖然有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優良形象,但當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時,別的國家人民的福祉與生死是不干美國何事的。在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會操弄國際情勢及外國的政權,也會不惜出賣友人及出兵。艾琳達認為這是對美國應有的基本認識。

對目前的台美關係,艾琳達認為美國重申的「六個保證」已給執政的民進黨很大的空間去運作。民進黨不應畫地自限,而應勇往直前。獨派因為怕美國,所以什麼也不能,也不敢做。她也認為吳釗燮同邱義仁一樣,到美國後,都變成美國的走狗。

艾琳達對美國的評定是由歷史事實,動態的國際關係,及左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而來。另一方面的林水泉,他本身沒反美,也沒指稱美國是帝國主義,但卻有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他堅定台灣要去除「中華民國」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台灣人只有自己做,沒有別人可依靠的。林水泉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明析的:要依靠別人則不可能有獨立,要獨立就需要先建立獨立性。

再下來……

台灣的處境複雜,也很特殊。艾琳達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程不是很樂觀,但她對蔡英文所推的南向政策予以肯定,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與作法。台灣人也應向菲律賓學習他們當年的群眾運動。國際社會的左派運動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都是台灣人需要虛心學習的所在。台灣青年不滿資金的大量流往中國,台灣人也應多思考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是國際性的。

林水泉則認為只有透過壓力團體及群眾運動才能改變現狀。他計劃在回台後與老中青三代及社會的不同階層對話,了解情況才採取下一步驟。蔡英文說的是「謙卑、謙卑、再謙卑」,但卻重用藍營人士而遠離獨立及革新之路。林水泉走的將是「鬥爭、鬥爭、再鬥爭」,「革命、革命、再革命」,不達獨立誓不罷休。老人搞革命是累而孤單的,但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年輕的一代已走上街頭,參與獨立建國的行列。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老綠男與老綠女至少與年輕的一代沒有代溝的問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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