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知識分子。專業人士 —– 由胡適之子胡思杜的悲劇想起

胡適 (12/17/2892-3/34/2962) 在台灣及中國都享有盛名,尤其在學術界沒聽過他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他的興趣很廣泛,經歷也廣。他當過北大教授,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也當過國大代表並協辦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胡適一生經歷過新舊社會與東西文化的衝擊及東亞政治板塊的移動。胡適於一歲半時因父親胡傳在台東當知州,與母親馮順弟,哥哥及叔叔渡海到台南,隨後到台東。但沒三年就發生日清 (中日甲午) 戰爭。胡傳在全家搬回中國後病死廈門。胡傳在寫給馮順弟的遺囑上寫到:嗣糜 (即胡適) 天資聰明,應該令他讀書。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馮順弟雖然為寡母,經濟能力有限但相當重視胡適的教育。結果果然非凡。
聽過胡適之名的人多,但聽過其子胡思杜 (1921-1957) 淒涼下場的人可能不多。據聞取名胡思杜是為了紀念胡適在美國的指導教授杜威而來。由於胡適常常在外,加以舊式婚姻的太太江冬秀不識字又喜歡打牌,使得胡思杜小時候的教養成了問題。胡思杜雖然聰明,但喜歡調皮搗蛋,最後又結交了一些不良朋友。1939年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安排他學航空機械的大兒子胡祖望到康乃爾大學讀書。1941年5月胡適託人帶胡思杜到美國讀書。胡思杜在美國混了兩間大學但都沒有畢業。1948年胡思杜回北平,後來經過胡適的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1948年12月中共包圍北平與天津。形勢危急下,蔣介石派專機運送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及其他學術界要人。覺得自己又沒做甚麼錯的胡思杜不願與胡適一起走。中共建國後又要拉攏又要批判胡適,胡思杜為了融入「新社會」也表現積極並曾為文批判胡適 (胡適不認為那是他兒子寫的)。中共為了對胡適展開批判拋出了許多帽子:由賣國,走狗,文化漢奸,到異族,妖怪等罪名都出籠了。本來稍有利用價值而且表明與胡適劃清界線的胡思杜最後是被與這個「妖魔罪犯」的胡適被等同對待。在不堪壓力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年僅36歲。
胡思杜的自殺固然是胡適家庭的不幸,但這只是中共暴政下的一個個案而也,接下來的大躍進 (1958-1961) 及文革 (5/16/1966-9/9/1976)更造成了全中國的災難。大躍進死亡人數估計在兩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之間。文革死了多少人沒人知道,估計是七百二十萬人死亡,其中自殺的就有二十萬人。這受害者中許多是學者與知識分子。單單在北大自殺的就有24人。在文革期間因拒絕「批林批孔」而遭批鬥的梁漱溟雖然沒遭嚴刑峻罰,但由他的打油詩我們可看出當時紅衛兵對文人及知識分子的敵意:「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狗不如。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楸出滿街走。」
與知識份子在中共暴政下的境遇比起來,如胡適般跟隨國民黨來台的知識分子顯然幸運多了。但這並不代表胡適等人與國民黨就沒有問題或瓜葛。被殺害,入獄及被迫害的也不少。我們只能說相較於中共這個大魔,國民黨是個小魔。當然台灣的社會條件也不容許國民黨胡作亂為。與其他的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可說對知識分子相當的不尊重。而這也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中國歷史上只有文人,不能說有知識分子。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多多少少朔造了文人的性格:爭相取寵,文人相輕,媚上欺下。為的是「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因為功成名就中科舉而成士大夫則「學而優則仕」。這一切都是皇上給的,不是人民選他的,自然是「有奶便是娘」的無視民間疾苦而急欲巴結向上了。有這種科舉制度來建立官僚體系,也難怪沒有決定權或同意權的一般民眾會不滿了。中國文人與一般的社會生產與進化沒有甚麼關係,士大夫是屬於剝削的一群,他們的作用只在於維持一個封建社會的穩定。馬政權的用人予人的印象是「博士治國」,但這些博士在其本質上是傳統中國文人的角色,用欺壓瞞騙的方式來維持封建政權的穩定,是封建政權的幫兇,沒有現代專業人員的能力。
現代社會要的是有專業知識能改善社會的知識分子,不是會「之乎則也」擁護封建文化的文人。科舉之被廢除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在中國文化及中國國民黨文化的轉型過渡期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知識分子 (及文人) 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關係的遺留。在社會變動中,如文革及228 中,非中國傳統文人但卻被等同對待的台灣知識分子便遭到了迫害。台灣如今有幸建立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有必要去建立一個專業的社會。專業人士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但不見得是文人。漢文化的傳統文人是維持封建政權的重要力量,而專業人士則是促成社會現代化的主要力量。沒有專業人士則沒有辦法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台灣在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應該提供台灣自由民主的社會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發揮的空間與「反攻」的跳板。一個自由民主及現代化的中國是台灣自由民主獨立自主的保障。

李堅

教育與社會改革— 杜威在中國

杜威 ( John Dewey, 10/20/1859-06/01/1952 ) 是美國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的推行人,進步式教育與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也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而使他多多少少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公眾人物。杜威於1894年到1904年間任教於那時剛成立的芝加哥大學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從1904年到他退休的那一年 (1930) 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Columbia University)。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收了一些中國學生。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適 ( 12/17/1891 – 2/24/1962 )了。胡適於191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修博士,指導教授就是杜威。1917年通過博士考試後即回北大當教授,但直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除了胡適外尚有早期在台灣小有名氣的蔣夢麟 (1/20/1886 – 6/19/1964, 《西潮》一書的作者)。另外還有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等人。
1919年杜威與太太Alice利用Sabbatical leave到日本旅遊,旅遊期間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而決定到中國一遊。邀請信是胡適寄發的,當時人在日本訪問的蔣夢麟與郭秉文也登門造訪並發出正式邀請。杜威於1919年5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是五四運動的前夕。
早於五四運動之前一些知識份子有鑒於中國的封建沈疴及國內軍閥割據難以抵禦外侮,便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而發刊《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由陳獨秀 ( 10/9/1879 – 5/27/1942 ) 於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創刊,並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統,高一涵,及沈尹默等輪編。《新青年》於1922年7月休刊。
針對保守派的批評,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也因為這篇文章使德先生 (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 和賽先生 (賽因斯, science ) 兩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兩面旗幟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與英國簽有密約:日本以牽制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來換除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4年8月4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即登出日本將與中國簽訂新條約 ( 後來所稱的《二十一條》),據聞這源於孫文於民初為了向日本借錢所提出的原始主張,說來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了損害較少的一至四號部分而成「中日民四條約」。簽約後袁世凱也訂五月九日為「五九國恥」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雖然於1918年11月11日簽了停戰協定,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約則拖了一段時間。其中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還是照原計劃讓給了日本。凡爾賽條約尚未正式簽署前,中國的軟弱及外交失敗觸化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振奮了方抵中國才三天的杜威,也使得他改變原計劃的短期逗留而延長成兩年,直到1921年的7月才離開中國。在這兩年間杜威發表了兩百場的演講 (胡適與蔣夢麟翻譯)。杜威的演講內容被傳為「五大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及倫理講演記略。杜威也與孫文於1919年5月12日在滄洲別墅會面。孫文請教於杜威而定立了他的知難行易理論。除了到處演講外,杜威也幾乎每個月都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的轉型。但在那排華政策時代的美國他的呼籲是否受到重視難以測定。杜威也了解日本侵華的野心而也感覺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成功 (1917年11月7 日) 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吸引力。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由教育與社會改革下手。對當時許多聽杜威演講的人來說,杜威代表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具體化身。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評價不一。有人指出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對進步式教育的推廣,他們舉胡適,江夢麟與陶行知為例。陶行知於1946年死於上海,胡適與蔣夢麟則都隨國民黨到台灣。
對一個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改革與教育是一條根本但孤獨困苦而遙遠的道路。也難怪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一步登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嚮往,而最後造就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暴政。而這些知識份子也都成為毛澤東兔死狗烹的祭品。陳獨秀之提出民主與科學兩個觀念與方法是正確的。但民主是講究人民做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而科學是講客觀與證據的。兩者都是重法治而非人治的,但陳獨秀卻以擬人化的方式來提倡這兩個觀念而確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 ( 即使是現在 ) 的處境是很尷尬的,既擺不脫傳統士大夫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不能在那個極為落後腐敗的社會中走出自己獨立的通路。那時有少數人基於反共的國家主義而成立中國青年黨 ( 1923年12月2 日於巴黎成立 ),欲走政治的路線。其結果以黃信介的「廁所裏的花瓶」一詞最為傳神。要建立一個如歐美般的強大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教育機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能夠一步登天的。而這也是杜威所建議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李堅

香港人是中國人嗎?──由地緣、歷史及文化看其發展

二十多年前在一場夏令會中聽一位第一代的留學生講他的「中港台」故事。他說他父親在日治時期因政治關係,為了逃避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落難中國。他們全家在中國到處流亡而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說中國各地的語文及風俗習慣雖然有所差異,但都有一個他不會描述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中國人社會」的特質。戰後他們全家都回到台灣來。雖然知道他是台灣人,但他從來沒有踏上過台灣這塊土地。當時14歲的他的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他熟悉的中國人社會,這是一個與他過去所居住過的中國各地社會都全然迥異的社會。第一個印象當然是建築及街道的不同,民情風俗及文化也如異國般。六○年代初他來美留學,路經香港,他說香港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當西化的城市,是大英國協的東方之珠。但他在香港馬上就有那種熟悉感,跟他在中國的經驗一樣,他說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五十年過去了,香港也「回歸」中國17年了,但香港還是中國人的社會嗎?
我高中的一個老師說,香港其實應該叫做臭港,因為很臭。那種說法當然有其基礎,因為香港很久以來就只是個漁港。現代香港的故事由19世紀開始。1821年英國開始用香港的天然良港做鴉片的進出口生意。英國於1839-42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取得香港。但只擁有香港島顯然無法有效的控制港口,所以英國在1856-60年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取得九龍半島的南端。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歐洲列強急著要從清廷取得一些土地,也因此有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這個於1898年6月9日於北京簽的專條,使英國得以免費租借新界及235個小島99年。為什麼選99年?當時英國的代表Claude MacDonald說「形如永遠」(as good as forever)。這個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到期。
99年當然不是永遠。從1979年3月開始,中共就開始準備要收回租借地了。真正的談判由1982年9月英國首相到北京才算開始。雖然香港與九龍是割讓地而新界是租借地,但中共堅持因鴉片戰爭所簽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割讓地也應同租借地的新界般由中國收回。最後中英雙方於1984年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租借到期的1997年7月1日,香港九龍及新界的主權將轉移給中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156年間,前大部份時間人口都是自由移動的。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及賺錢的地方,賺了錢後就回老家,因此在文化上與廣東沒有兩樣,人口是進進出出的。但1949年中共建國後,這個情況開始改觀了。邊界大都管控後香港的社會與鄰近的中國廣東社會也開始漸漸的分道揚鑣。由於香港開港以來,靠的就是貿易,中國邊界的關閉影響不小。為了生存,香港也開始發展輕工業,如紡織、玩具等。其後也朝電子工業及金融業發展,更不用說那盛極一時的電影事業了。有輕工業就難免有勞資糾紛。在六十年代香港有了工運,也因此社會的力量開始有了凝聚。那時的香港也多少受到文革的影響。此後香港的經濟持續繁榮。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人建立了法治社會的觀念。雖以中國人自居,但香港人以開放、專業、實際、富裕自許。這有異於中國的閉塞、教條、貧窮與集權。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新聞就開始上了報章雜誌。香港人固有擔憂的地方,但一般而言反對的聲音不多,也不大。但香港還未到手,中共的惡形惡樣就於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加深了港人反共的情結。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的人也退出或被中共逼退。其中如李桂銘就組成了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香港民主同盟。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就於18席中占了12席。1994年民主同盟與另一個政治團體匯集合併成為民主黨。直到目前為止,每年的六四,香港都會舉辦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由英國轉給了中國,許多「愛國」的香港人歡迎這一天的來臨。香港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煞風景的是,於同年發生了牽連泰國、東南亞及南韓的亞洲金融風暴。
「東方之珠」拿到手的中共不但不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知如何養好這隻會下金蛋的鵝,會的就是加緊香港的「內地化」。2003年香港就先吃了中共衛生單位掩蓋SARS實際病情的虧,使香港因而死了三百人。同年中共又推動基本法第23條的草擬,引進分裂國土,顛覆政府的罪名。這個條文的草擬引起香港極大的反響,而有五十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的場面。香港人的強烈反彈使得這一草案沒法在立法局過關。
但中共於2006年再度伸出黑手,4月9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否決了在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7月1日20萬香港人再度上街頭,反對中共的這個決定,但中共並不退讓。雖然沒有特首的普選,但2007年3月的特首選舉卻是特區成立以來第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曾蔭權擊敗梁家傑出任香港特區的第三任行政長官。接著他的是2012年3月的梁振英當選特首。
梁振英上台後不久就面對香港人對中共黑手伸入教育的反抗。2011年當曾蔭權是特首時,已定調了「愛國愛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個簡稱國民教育、國教的教育內容馬上被指為紅色教育及洗腦教育。2012年7月近十萬香港人上街抗議,其中許多是會被直接受到洗腦的中學生。由於社會的強烈抗議,香港政府也只好於當年十月將此教育方案暫時擱置。
2013年的元旦,香港有萬人大遊行要梁振英下台。10月6日習近平堅持香港政改依基本法及人大的決定,也就是說香港不能有特首的普選。也因此2014年的元旦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但在這幾年,香港也看到了黑道分子的日漸騷擾民運及新聞從業人員,企圖阻撓民主運動及新聞自由。2014年2月26日香港《明報》的前總編輯劉進圖就被砍殺成重傷。但這顯然無法阻止民主運動的進展。2014年4月26日,年年紀念天安門事件的香港終於有了一間永遠的紀念館──「六四紀念館」。而就主權移交一事,香港也於每年的七月一日都發動遊行。今年(2014) 的七一大遊行因為佔中及爭取真普選而引來五十萬人的參與。九月學生開始罷課,9月28日和平佔中行動提早啟動。這次佔領中環運動 (稱為雨傘運動) 目前還在進行。在運動已經進行了長達兩個月後,路線之爭也越來越明顯。但不管這次的結果如何,可以預期的是港人與中共的對抗於日後會越來越激烈。只要民主與自由的基本要求沒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抗將只會提高而不會就此平息。我們也不能忽略經濟的因素:貧富懸殊,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及在中國大經濟體下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都使香港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
「回歸」後的香港不免令人好奇「中國人社會」的香港是不是越來越中國?以2012年的一個研究來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由回歸後的16.6% 降至12.6%。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23.4%,上升了6.1%。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占41.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占了22.1%。以2013年的另一個調查來看,62% 的港人主要認同香港,38% 只認同香港 (不認同中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輕人中(18到29歲),有84.3%的人主要認同香港,但有55.8%的年輕人只認同香港而已。
看香港的情況難免令我們思考港台之間的同異如何。
第一個當然是地理的不同。香港之於廣東有如金門廈門之於福建。距離近而來往很方便也很頻繁。香港的七百一十八萬人口是約台灣的三分之一,面積只有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是台灣的三十三分之一。面積小而離中國這麼近,不若台灣有個黑水溝 (台灣海峽) 的天然屏障,也因此香港尚沒有辦法如台灣般的發展出台灣民族主義的觀念。香港固然有異於中國的認同,但其認同以城邦(City-State)的觀念為重。
殖民的型態也不同。英國統治了香港156年,但香港人不是英國人,而以廣東人,中國人或香港人做為認同。但日本殖民台灣50年,使許多台灣人於殖民後期還都以日本人自居。對英國來講,香港是個殖民地,而對香港人來講,英國是個殖民者,香港像是個白人家庭中的認養兒。但對日本而言,台灣被當成國內領土來處理,殖民是直接的,不似大部分的歐美殖民方式都是間接的。比較英日殖民型態的不同,自然對港台的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人民的組成也不同。台灣本來就有原住民,再加閩粵的移民及二次大戰後湧入的中國難民,使台灣成為一個多族群及多文化的社會。這個事實使台灣無論在文化的發展上或政治社會的分析能力上,都占了優勢。相對之下的香港社會,雖有極少數的西方人士、印度人以及28萬的外籍勞工,但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語言也以廣東話為主。人口的同質性有它的好處,但多少也限制了其思考模式及政治及社會分析的能力。
而在歷史上,香港與台灣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英國已考慮到中共可能會攻下香港拿回這塊領土而做準備。但中共顯然有她的打算。在當年的國際封鎖及貿易抵制下,中共須要一個對外的通道,而香港自然成為這個選擇。也因此中共並沒有攻下香港。香港一直是中共對外來往及貿易的「漂白」處。資料顯示,英國於五十年代開始就有意要讓港人選擇自己的長官,但都受到中共的恫嚇,中共揚言若英國讓香港人有選舉權,則中國就會攻下香港。也因此香港長久以來都是中共對外的金融貿易站。香港也因為有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而成為一個金融及貿易中心。香港拿到手後,中共的態度開始轉變了。2009年3月中共通過一個計劃,要將上海在2020年時發展成為一個金融與航運中心。那個計劃能不能夠成功是個大問號,但其對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挑戰是很明顯的。
1997年中國拿回香港給香港人的保證是「一國兩制」。但香港並不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要說第一個實施「一國兩制」的其實是台灣,雖然當時沒有使用那個名詞。國民黨拿下台灣之前,它對台灣的資料很少而都洽請歐美各駐中國使館提供。1945年8月30日國民黨公布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公布署長及各處長名單,隔月成立台灣警備總部。10月來台接收後,台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公署不但控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人口往來,許多台灣原有的制度也沿襲使用。在大陸發行的法幣也禁止在台灣使用而使用台灣原有的貨幣。台灣這個「一國兩制」的下場如何,我們都很清楚。除了1947年的228大屠殺外,爾後台灣也經過了很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中國的第二個「一國兩制」就是針對西藏而來。在進軍西藏後,中共與西藏在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國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個協議保證西藏能全面自主及維持其特殊的文化與宗教。西藏最後變成怎樣我們也都很清楚:1959年西藏起義,達賴啦嘛流亡印度,接下來是不斷的迫害與殘殺及文化與宗教的滅絕。西藏不但沒有自治,藏人也面臨宗教及文化滅絕及民族被消滅的危機。
國民黨對台灣如此,共產黨對西藏如此,有誰能夠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成功呢?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則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但香港人顯然有這個疑問:我們是那麼的中國人嗎?香港人以開放、現代化、自由、富裕及親西方自豪。雖有,但不是很強的大一統思想。再說香港歷史上的移民潮都是因為中國的因素而引起的。由1967年與文革有關的反英六七暴動,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之後及1997年的主權移交,都引起港人的移民潮。最近則是2010年後,中港矛盾的激化而再掀起移民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移民以大英國協的國家為主,近年來則以台灣為熱門的移民對象。台灣除了文化及生活品質較為優良外,很多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也開始參與政治,求取「當家做主」的民主感覺。
故事要回到文章開始時的那個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中港台經驗」。我問他說,你是台灣人嗎?他說是。我再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遲疑了一陣子不知怎麼回答。最後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好的話則他願意當中國人。他因為在中國成長至14歲,這種感情我們可以理解,不能苛責。但對與中國無關而天天要去面對中國威脅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想法是自投死路。台灣人的祖先已吃過那個虧,度過那漫長的黑夜了,沒有必要再走上那條死路。但對香港人而言,我們知道走上那條與中國分道揚鑣的路是艱苦的。對不太有民主政治經驗的香港人而言更是一個緊密的課程。但香港人有很多可以學習與合作的地方。除了台灣外,西藏、維吾爾及中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他們可學習及合作的。香港人也該了解到了中國對香港的不友善了。那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嗎?由大部分的年輕人的認同來看,那個答案是否定的。

李堅

海峽對立之四 台灣兵。國軍。為誰而戰 ——— 炮戰因緣—阿松的故事

在二次大戰中有二十萬名台灣人加入日本軍當軍屬、軍伕、義勇隊在南洋與美國為首的盟軍作戰。其中三萬人陣亡,一萬五千人失蹤。戰後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為補充兵源提供內戰之用,在台灣用詐騙的手法招募了約一萬五千名年輕人到中國去打那個與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國共內戰。其中約有三千人被中共俘虜而反過來打國民黨的軍隊。這些台灣兵的下場大都很淒涼。在日本,他們並沒受到等同日本軍人的照顧與撫卹,有的只是靖國神社中所供奉的二萬八千台灣軍人的靈位。那至少對家屬來說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但在台灣及中國,這些台灣軍人好像從來就都不存在似的。
這些台灣軍人為日本打,為中國國民黨打,為中國共產黨打,但就是沒有機會為台灣打。但到國民黨被打到台灣後,這個現象開始有了改變。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穩住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而奠定了海峽兩岸對立的局勢。古寧頭戰役固有根本博的指揮作戰,但若無軍人的作戰巧婦也是難為無米炊的。古寧頭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主力的201師有多少新招募的台灣軍人我們不得而知。大陸撤退後201師在孫立人的指導下於高雄鳳山逐漸接受新兵,重新整軍而將原來破敗的青年軍建立成一支有紀律的戰鬥隊伍。對穩住海峽兩岸對立情況的古寧頭一役我們可說已有相當數目的台灣軍人參與。這一役雖說是守住金門,但金馬是台澎的防衛,所以我們可說這群台灣軍人至少是為了保衛台灣而打。
八二三炮戰那時,金門的駐軍約有九萬二千人,我們知道其中台灣的充員兵就有四萬人。當中有很多從事極為危險的搶灘運補及搶修陣地與通訊路線的工作。我們可說八二三炮戰是台灣兵與來台灣不到十年的中國兵首次並肩作戰對抗中共軍力進犯的一場戰役。袍澤之情於承平時期就有,更不用提一起作戰了。在那場戰役中及其後台灣軍隊的發展,台灣兵與國民黨兵也漸漸的開始了融合的過程,漸漸的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
七十年代服兵役時,閑暇時到營區附近的眷村走走,發現那時的眷村與我小時候家鄉的眷村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在家鄉讀初中時,為了走捷徑每天都要穿過一個不小的眷村。看到的是一群淪落異鄉台灣的中國難民,聽到的都是中國各地不同的口音,也開始看到並吃到以前台灣人所不知的饅頭,餃子。異國的情調很濃。到七十年代那時,許多地方的眷村已開始改變了,至少是我服役的那營區旁的眷村。那時聽到了很多台灣口音,而很多家庭也都像個迷你工廠一般的從事加工業。那時候我去的那個眷村很多家庭主婦都從事製造雨傘的加工,將零件組合成雨傘骨架,論件計酬。每個家庭都傳出敲敲打打的聲音。雖知道那是一個眷村,但感覺上已不再是一個異國社區,它與台灣各地的社區都不會有甚麼兩樣。
眷村的變化如此多少也反應在營區的人員組成及變化上。在整個軍隊的組成上來看,大都是服義務役的充員兵及預備軍官。即使在那時的常備軍官裏,也至少有一半都是台灣本地人。而在我營裏,幸運的營長及幾個老芋仔 (老士官) 也結婚了,娶的都是台灣本地人。
每個當過兵的人都有老芋仔的故事,下部隊一段時間後我們這些服義務役的與老芋仔們較熟了,他們就會給我們一些忠告。其中阿松對我們這些臨時過客較好。阿松警告我們不要與政戰系統的及軍法處的人太過接近,與他們講話也要小心。因為那些特務個性的人會翻臉不認人。阿松也勸我們不要把上級長官盜取補給品的事放在心上或揭發開來。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以後會有了沒了的日子不好過。我們要的是平安退伍而他們要的是退休後的終生俸。一段時間後阿松開始談起了他的過去。阿松回憶起他家鄉豐富的水產,國民黨如何抓壯丁而他如何夜宿山頭避免被抓,但最後還是被五花大綁的運到各處去打「共匪」。同阿松一樣,大部分的老芋仔都是被抓壯丁「從軍」而行遍了大江南北。他們描述了做奴工的日子。說中國人如何虐待中國人,多麼的壞。八二三砲戰時阿松在金門,他說那時他與許多充員兵在一起作戰。一些充員兵都嚇得哭了,他鼓勵這些充員兵說他也害怕,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八二三砲戰後一個從台南鄉村來的充員兵要退伍了,他說他要介紹他的妹妹給阿松。阿松就這樣結婚生子了。阿松說他一個人在台,沒有家產,又是個窮軍人,有誰要他呢?結婚前他連想都不敢想他能夠在台灣成家,但八二三炮戰製造了這個姻緣。有次阿松帶了他那時才十歲的兒子來營區,心滿意足。而孩子就如任何鄉下來的孩子一樣,活潑但有點生分。阿松說他太太閒時會幫忙割稻貼補家用,他沒有怨意但笑笑的說他們給她較少錢因為她嫁給阿兵哥。阿松那時每天只好好的等年齡到了可告老還鄉領終生俸,與家人團圓。他的還鄉是台南鄉下,不是中國的老家。
退伍後一年聽後期的預官說阿松又有了個兒子。後來就再也沒有阿松的消息。阿松的故事只不過是幾百年來台灣社會融融和和的一個點滴。以前聽一個台北人說,美麗的觀音山是躺著的。到台灣來的移民都會被她的美麗吸引而留了下來。 (海峽對立系列完)

 

李堅

海峽對立之三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 八二三炮戰

1953年12月31日,在接待印度代表團的會議上,中共總理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公報上,這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也列了進去。在1955年4月29日在印尼萬隆 (Bandung) 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和與會諸國重申這和平共存的原則而將之擴大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但在之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三軍攻下了一江山島,但也對美國第七艦隊幫助撤離大陳諸島的住民保持默許,顯然默準了美國的「干涉內政」。國民黨顯然不是中共要和平共存的對象,因為國共內戰是他們的「內政」。雖說和平共存五項原則首先針對印度而提出,但中共於1962年跨過1914年英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的邊界協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而與印度打了起來。好聽的話是一回事,但實際行動才是主要的。和平共存是說給人聽的,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中共的行動指導原則。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關係開始惡化。這不但影響到了中蘇關係,也牽涉到了海峽的情勢。
1956年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雪夫向全體代表發表對史達林的批判。毛澤東不同意赫魯雪夫的看法與做法,他認為史達林是七分功,三分過。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不和更趨明顯。赫魯雪夫認為用核武的雙方都是輸家,但毛則認為即使用核武使全球人口死了一半,但還有一半能生存。1957年中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有的150個建設都是蘇聯規劃及經援的。但此後中蘇的關係就開始惡化。赫魯雪夫有意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求取和平共存 ( 赫魯雪夫於1959年9月與艾森豪總統有高峰會議 ),但方由「抗美援朝」的韓戰中走出來的毛澤東可沒有那個想法。中共不但痛恨國民黨,自然也痛恨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中蘇日漸交惡的情況下,中共於1958年推動了「大躍進」,企圖擺脫蘇聯以求取自力更生。蘇聯則調回了15萬名工程師及技術人員並把所有的設計藍圖都給摧毀。赫魯雪夫於1958年及1959年的訪華都是短暫的,1958年的訪華日期是7 月31日至8 月3 日。赫魯雪夫離華後,毛澤東就積極準備攻打金門馬祖。有些史家指出八二三炮戰為的是表明中共的獨立而不再受蘇聯的牽制。也有人指出是為了測試美國,分化台美關係,並鞏固毛澤東在國內的地位,凝聚民氣。
1958年7月中共開始向福建沿海聚集。台灣則於7月6日下令「台澎金馬地區之國軍各單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級部隊立刻進入戰時戒備狀態」。同時中共也開始喊話「攻奪金門馬祖,武力解放台灣」。1958年8月5日中共的陸海空軍大量向福建集中。8月6日台灣的國防部宣布「台灣海峽局勢緊張,台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備戰狀態」。8月14日馬祖附近發生激烈空戰。8月20日蔣介石乘軍艦到金門巡視並勉勵官兵。8月23日中共發動猛烈砲擊,一天之內落彈達五萬七千餘發,台灣官兵死傷兩百餘人。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張傑殉職。在高峰期每小時有一千發的砲彈。
八二三砲戰開始後,美國對中共提出警告並開始提供八吋砲與飛彈給台灣。蘇俄則採取觀望的態度,不想為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公開對抗。美國雖然不同意台灣的占駐金門馬祖,而中美防禦條約也只包刮台澎不含金馬,但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一開始就採取強硬的態度。杜勒斯表明美國會採取及時而有效的行動防衛台灣 (timely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defend Taiwan)。艾森豪則發表嚴厲聲明謂美國不會由武力對抗中後退 (the U.S. would not retreat “in the face of armed aggression”)。美國的強硬聲明多少改變了中共與蘇俄的態度。9月6日周恩來提議中美重新恢復大使級對話,9月15日開始華沙會談。由於中蘇關係已惡化加以不明瞭中共對金馬台澎的意圖,赫魯雪夫保持低調,不想因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可能核子戰。赫魯雪夫只有在確定中共不想要擴大戰事後才於1958年10月5日致函艾森豪曰若美國攻擊中國則視同為攻擊蘇聯。中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於10月5日宣布「基於人道立場,對金門停止砲擊七天」。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飛抵台灣與蔣介石展開會談。在離台的10月23日發表聯合聲明認為金馬的防衛與台澎的安全有密切關聯。10月25日中共宣布「雙日停火」而炮戰也漸漸的冷卻下來。八二三砲戰國際間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在七十年代初期也有台灣與中國海軍的小對抗,但最近的海峽危機則發生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登輝上任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訪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及台灣的總統直選等都刺痛了中共的神經。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共做了四組飛彈演習。美國海軍雖然派艦隊到台灣沿海表示維護台灣沿海的安全與和平,但主要在東海岸,只有在1995年12月19日進入台灣海峽。
只要海峽兩岸沒有一個對等的關係則此後的衝突與危機還是難以避免的。馬政權主政以來台海的關係看來緩和了許多,但姑息投降的方法與權術的玩弄是沒有辦法達到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中共無疑會詳加研究明鄭與清廷的談談和和而最後被併吞的例子。但用一個封建時代的例子是不能使用於自由民主人權高漲的現代社會的。當主權在民的意識標桿下,人民的意識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

李堅

 

海峽對立之二 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一江山。大陳。核武的可能使用

珍珠港事變後,台灣的命運就與美國聯結在一起。美國首先是介入中國戰場,爾後也介入東亞局勢的對抗與調整。美國的介入當然是她走向超級強權的第一步,但在當時的美國不論是底層或高層對此決策都是頗有意見的。據一位美國軍人子弟的回憶,他父親是被美國派去協助國民黨的軍官,同那時的許多美國軍官一樣,他們都相當看不起國民黨的將軍。他們知道蔣介石的國民黨不但腐敗,也不會打戰,更不會抗日。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介入中國的內戰。雖然如此,在二次大戰中羅斯福政府還是與蔣政權維持了表面上友好的合作局面。但接著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就沒這麼友善了。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蔣、宋、孔全家都是賊。在美國經援國民黨的350億美元中,蔣宋孔家族就吞吃了至少七億五千萬美元。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也不會介入台灣海峽的紛爭。意思是說若中共要打國民黨佔領下的台灣,則美國不會干涉。1950年2月14日中國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開始他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美國驚覺到了蘇聯及中共的擴張政策而於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灣海峽中立,並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巡迴,防止雙方的對打。1953年1月20日共和黨的艾森豪 ( Dwight D. Eisenhower, 10/14/1890-3/28/1969, 總統任內1953-1961)上台後,他對中共的態度轉硬,並於上任不到一個月 (2/2/1953) 就宣布解除對台灣海峽的封鎖。
艾森豪的解除對台灣海峽的封鎖激化了國共雙方的對立,而國共雙方的對立也代表美蘇冷戰在東亞的對抗。右翼的美國人士鼓勵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而艾森豪及其任內的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 也表示對中國可使用戰略性的核武。但當時的歐洲政軍領導人,包刮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是反對美國為防衛金門馬祖而是使用核子武器的。那時艾森豪面對國內要求對中國轟炸的壓力也源於韓戰中有13名美國空軍於中國上空被擊毀而成戰俘。海峽對立的緊張局面也導致1954年的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1954年國共雙方皆開始集結兵力。1954年8月1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八月蔣介石調五萬八千名兵力到金門,一萬五千名兵力到馬祖。8月17日美國警告中共不得對台灣動武。9月3日中共開始砲擊金門馬祖。9月2日美國的參謀總長建議對中共使用核子武器。該年11月中共開始轟炸大陳島。
在當時美蘇冷戰對峙下,國共之戰看起來好像是代理人的戰爭 (proxy war)。但其實蘇聯在整個事件中相當曖昧。中共的軍事裝備固然來自蘇聯,但「解放台灣」可不能說對蘇聯有甚麼利益。加以美國已宣稱可能用核武,一般咸信當時的蘇聯不想為浙江福建沿海的一些島嶼之爭走上與美國的公開對抗。在海峽緊張對峙的情況下,台灣與美國於1954年12月2日於華府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條約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防禦只包括台灣澎湖但不包刮福建及浙江沿海的島嶼。條約也多少限制了國民黨對中國的武力反攻。
在條約未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用陸海空三棲作戰的方式展開對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的全面攻擊。三天後的1月20日七百二十名國民黨官兵全部陣亡。在那年農曆新年的前夕,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父親,兄弟與兒子。「解放一江山」是中共每年都在慶祝及炫耀的日子,但在台灣鮮有人提起那段往事。對於駐守福建及浙江沿海的一些島嶼美國一向是不支持的。一江山失去後大陳列島失去天然屏障。在美國第七艦隊的協助下,1955年2月國民黨將大陳及其附近島嶼的二萬八千名居民撤退到台灣,這也是當年所稱的「大陳義包」。美國雖然也建議由金馬撤退,但蔣介石不同意。
雖然歐洲國家及邱吉爾反對對中國使用核子武器,但美國一再放話將使用核子武器。在1955年3月10日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國務卿杜勒斯說美國人要有美國將會對中國使用核子武器的準備。艾森豪總統指出使用原子彈就如同使用子彈一樣。1955年3月25日美國海軍作戰指揮官Robert B. Carney也說艾森豪準備要摧毀中共的軍事作戰能力。他預測戰爭將於四月中旬開始。
1955年4月18日到4月24日,由印尼、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印度籌組的Asian-African Conference ( 亞非會議,或稱萬隆會議,因為在印尼的萬隆Bandung 召開 ) 共有25 個亞非新獨立的國家參加。會議期間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提出台灣的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國共對抗的內政問題,蔣介石必須承認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是美國侵占台灣,這是中美之間的國際問題。國際問題最好用中美談判的方式進行。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1955年5月1日中共終止對金門馬祖的砲轟而結束了第一次的海峽危機與對抗。1955年8月1日中共釋放11名被判重刑的美國俘虜。

李堅

 

海峽對立之一 國共內戰的第三勢力 ——– 根本博。白團

1939年6月由於滿蒙邊界的爭執,代表蒙古 (1921年在俄國支持下獨立) 的蘇軍與代表滿州國的關東軍打了起來。結果是關東軍戰敗。這即是諾門坎事件。由於雙方都不願擴大衝突,於是在1939年9月15日簽署停火協議。並於此後的外交談判下於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經過此事後對俄國一直存有戒心的日本於是重整改編而將關東軍訓練成一支精銳的軍團。二次大戰中日本與美國的對決以海軍及空軍為主,日本侵華的主力則以陸軍為主。在陸軍方面,以太平洋戰爭爆發那年 (1941) 來看,日本將陸軍分為四個地區:國內軍 (包括韓國,台灣) 有38萬人,南方軍 (太平洋及中南半島,南洋) 有40萬人,東北的關東軍有85萬人,關內的中國派遣軍有62萬人。在戰後南方軍及國內軍加起來共存五百五十萬人,中國派遣軍有105萬人,關東軍有68萬人。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中國後,中國人是一陣錯愕。他們想知道日軍在中國那個戰場被打敗。但我們都知道日本是敗於美國,不是中國。
日本侵華期間國共雙方互相指控對方不抗日。中共以游擊戰為主,較大型的對日戰役只有兩場。打贏打輸是另一回事,但較大型的戰役主要都是國民黨與日軍的對戰的。我們可說日本侵華的主力對象為國民黨的軍隊。
日本投降後,這批留在中國訓練有素的日軍成為國共對峙中的第三勢力。雙方都想利用日軍來打擊對方。在這個對比上國民黨居於有利的地位,因為不但法西斯的日軍極為反共,國民黨與日本也頗有淵源。除了蔣介石是留日的外,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將領也都是留日的。在國民黨的將領及官員中如閻錫山,何應欽,湯恩伯,張群,盛世才,陳儀,熊式輝等等都是留日的。在1945年9月9日的南京受降儀式中,日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岡川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遞交投降書。岡川寧次與何應欽的簽署投降書說來也是個師生會,因為岡川寧次是何應欽在日本求學時的老師。蔣介石本有意要用日軍來打中共,但怕美國的強力阻擾而作罷。但蔣介石給予許多戰犯級的日本高級將領掩護使他們不受盟軍的審判及處刑。因此許多日本將領對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深表感激。也應而有根本博等人及岡川寧次的「白團」於日後對蔣介石的效忠。但在蔣介石運用日本兵之前,山西王的閻錫山早已開始運作了。
閻錫山於日本投降後就秘密納編了一萬多名日軍。1949年4月24日中共攻打山西首府太原,這也產生了國民黨筆下的「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話。但據史家研究,其中大多是被納編的日本軍人。自殺的及許多戰死的都是用中文名字的日本軍人。這個歷史可能要改寫成「太原日本完人」來得貼切些。
根本博 (6/6/1891-5/24/1966) 於1926年任駐南京武官時就認識蔣介石。日本侵華時任華北軍區的司令官。日本投降後根本博為保護內蒙張家口當地的四萬日本僑民的撤退,違抗繳械的命令與前來接收的蘇聯紅軍及來助陣的八路軍打了起來。代表第十四受降區 (熱察綏地區) 的根本博則沒在「投降代表」上簽字。1949年4月國民黨開始兵敗如山倒時,一些台日人士擔憂國民黨無法防衛台澎便設計要認識蔣介石的根本博幫忙防衛台灣。在前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之子明石元長負責籌募資金下,李鉎源冒充為蔣介石的特使要根本博幫助對抗中共。根本博於是與六名前軍人偷渡來台。在一波三折後,透過張群與蔣介石會面。與日後的「白團」不同處在根本博實際參與作戰。當時國民黨只剩下福建及四川在手,根本博建議放棄福建及廈門改守住福建及浙江沿海的島嶼。當1949年10月中共的常勝將軍葉飛要指揮共軍拿下金門時,他不知道他的對手已不是常敗將軍湯恩伯而是實際指揮的根本博。這場古寧頭戰役扭轉了國民黨一路敗北的情勢而形成日後的海峽對峙的情況。事後根本博也被蔣介石封為中將。但後來由於保密問題,同來的吉川源三侵吞其他幾人的安家費問題,及與後來的白團之競爭問題,1952年6月根本博被遣回日本。回去後終日酗酒的根本博於1966年5月24日去世。
與根本博之被第三者「拐騙」來的不同處是白團早已於日本投降前後國民黨就已策畫的。蔣介石首先保護日本對華派遣軍總司令岡川寧次免受刑罰。1949年蔣介石邀岡川寧次籌組日本的優秀軍官團來台訓練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帶團的領導人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故簡稱為白團。1950年2月1日第一批19名日本軍官來台組成「圓山軍官訓練團」,同年5月21日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及後來的石牌實踐學社。這些訓練都秘密進行而且要逃避當年在台美軍的注意。1966年9月2日岡川寧次去世,1969年1月13日日本軍官全體回國,2月1日在東京解散。白團在台灣共訓練有二萬名軍官,今天台灣將領級以上的人都受過白團的訓練,對提升台灣軍隊的組織及作戰能力及士氣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有根本博與白團的建議做金門的防衛工事,使得金門能於日後的八二三炮戰中企立不搖。國民黨被打到台灣後,美國的杜魯門總統宣布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在美國的拋棄下,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5月16日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聽起來是癡人說夢話,但蔣介石可是要靠日本軍官的訓練來達成他的目的的。但結果是回天乏術,到頭來說的還是自欺欺人的夢話。

李堅

日本百年中的暴起狂跌 (下) 日本為何偷襲珍珠港——- 種族主義。政治運作。經濟制裁

日俄戰爭的暴發源於沙俄與日本對東北亞 的利益衝突及日本對她國家利益線的考量。1895年的甲午戰爭也多少出於日本利益線的考量。1910年日本併吞韓國但國際社會沒發聲,因為日俄戰爭後沙俄承認韓國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得勢的日本也從而走向軍國主義之路。日俄戰爭後進駐遼東半島的關東軍漸成一方之霸。進入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末期,抗拒中央的關東軍也一再製造事端。由九一八事變後的滿州國的建立到七七事變後的全面侵華,事變越演越大。日本中央雖然沒法駕馭關東軍的所做所為,但中央的態度也是很曖昧的,多少有半鼓勵的味道。雖然日本中央幾度表示他們不願意侵華,但在國內政局不穩而軍人逐漸干政及至最後取得主導權後,侵華也成為政策。嚴格說來日本的侵華沒有甚麼經濟上的效益可言,只可說是一個軍國主義下龐大軍隊的自然發展結果。

但日本為什麼這麼自不量力的與美國開戰而引起傷亡浩大的太平洋戰爭呢?

首先不能忽視的是種族主義的問題。歐美列強在亞洲的殖民引起亞洲人的仇外。日本雖於日俄戰爭後躋升世界列強但難逃種族主義的陰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約中 (1919),日本提議設立種族平等的條款但遭到美國 (因加州反對) 及大英國協 (因澳洲反對) 的抵制。在1921-1922的華盛頓海軍會議 (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英美義法日簽約) 中,美國與英國強迫日本接受不平等的條約:英美日的造艦比率為 5:5:3。在1930年的倫敦會議中維持了這個比率。這個會議的結果引起日本國內的極大不滿而產生一種日本應帶領亞洲將歐美列強驅逐出亞洲的強烈情緒與想法。在華盛頓的海軍會議中,美國也逼迫英國終止與日本於1902年1月30日簽訂的日英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24年美國通過稱為 The Johnson-Reed Act 的移民法案,擴大原本就有的排華法案 (1882) 而將所有的亞洲人都排除在外。有人口問題的日本對這個法案的反應是很強烈的。當時的日本駐美大使埴原正直與美國的駐日大使Cyrus E. Woods 都辭職以示抗議。日本人視此法案的通過為國恥。我們也不能忘記三十年代的世界是優生學 (eugenics) 極盛的年代,種族主義彌漫了歐美及日本。日本雖以亞洲的領導人自居要趕除歐美勢力,但日本對被她征服的亞洲人可並沒有平等對待。

在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同時,美國的對策與演變也加速了雙方交戰的趨向。美國的情報人員於1940年就破解了日本外交體系所用的密碼 (九七式歐文印字機,或稱暗號機B型),不會不知日本軍方及外交的動向。很早就有人懷疑羅斯福總統預知日本要偷襲珍珠港但不予防備以激起美國人的敵愾同仇。最近幾年來的解密文件令一些歷史學者認為羅斯福在製造美國的參戰機會。

美國因德國擊沉Lusitania客輪 (1915年5月7日,1924人喪生,包括114名美國人) 而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戰後美國已無心歐洲的事務。二次大戰爆發前,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88%的美國人反對介入戰爭。歐戰爆發後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就開始聯繫,意在幫助英國對抗德國。但德國盡量不惹美國,不希望美國介入歐洲戰場。當時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的許多大企業也都與德國有商業往來,不希望對德宣戰。羅斯福因而將箭頭轉向日本。日本侵華後美國於1939年終止了1911年與日本簽訂的商務條約。當德國於1940年6 月攻下法國後,日本也進入法屬印支半島的北部。1940年7月2日羅斯福簽了出口控制法案 (Export Control Act),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當時日本由美國進口百分之八十她所需要的石油。此舉意要置日本於死地而只有反撲或攻下英荷控制下的東南亞,因為日本由東南亞進口她所需石油量的百分之二十。1940年9月27日德義日簽軸心國條約 (Tripartie Pact)。1941年7月26日美國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一切財產。在1941年11月25日的羅斯福的戰事會議上,Secretary of War Henry Stimson就說:目前就看我們如何操弄日本去開第一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隔天美國向日本與德國宣戰。

當時的日本總理近衛文磨 (10/12/1891-12/16/1945) 是極力要避免與美國開打的。近衛文磨幾度建議要與羅斯福在夏威夷或阿拉斯加的Juneau舉行高峰會。近衛並與美國駐日大使Joseph Grew密會。近衛提出日本願由北印支半島與中國撤兵,但要保留東北以做為對抗蘇俄與中共的緩衝地帶,並說該提議已獲天皇的首肯。Grew懇請他的華府上司表示羅斯福應與近衛會面。但美國堅持日本需同意一些條件以做會面的前提。在和談沒有進展下,1941年10月16日近衛內閣倒台。接著上任的是主戰的陸軍大將東條英機。

一些歷史學家指出羅斯福極為親英而仇德、親華而仇日。所以不喜歡德國有人歸咎於他小時在德國度假的不愉快經驗。所以親華有人指出與他祖先在中國經商致富有關。羅斯福的外祖父Warren Delano年青時到廣東經營鴉片的買賣而成鉅富。羅斯福為什麼不喜歡日本人我們不是很清楚。但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於1942年2月19日頒布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9066) 將12 萬日美人關進集中營。當時他的很多助理表示沒有必要將日美人關起來但他執意執行。

一個戰爭的發生常常不是黑與白,好與壞,或對與錯的。它在經濟上,文化上,社會政治上,歷史上常都有很多錯綜複雜的因素交織而成。戰爭固然有勝利者或敗戰者,但分析起來常常是沒有黑白,好壞或對錯的清晰分野的。

李堅

 

日本百年中的暴起狂跌 (上) 由明治維新到二次大戰 —— 走向軍國主義之路

當歐洲列強於十七世紀開始向亞洲拓展而攻城掠地後,日本的德川幕府採取了鎖國政策 (1633 – 1854)。但到十九世紀中期,在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領軍扣關下,日本知道她沒有防衛的能力而於1854年3月31日被迫簽約開港。英、荷、法、蘇跟進並於1858年簽了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予以外人治外法權。在外強兵臨城下之際,日本也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明治維新 (1868-1912)。
明治維新早期的人物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岩倉具視,大偎重信等都是屬於國學派的,強調富國強兵。雖然西鄉於1873年就提出征韓論,但日本政府當時的要件是現代化,尚無往外擴張的能力與準備。在明治時期日本的政治大都由一群少數人掌控,稱為「藩閥」。他們治理並協調政府的各個部門,倒也相當有成效。明治廢除了德川時代的士(武士)農工(匠)商四階級並於1873年開始建立募兵制。建軍的推行多少反應了日本的不安全感,擔憂歐洲列強的進犯,也擔憂歐洲列強衝擊下的中國會垮台而造成更大的禍難。有日本「國軍之父」之稱的山縣有朋 (6/14/1838 – 2/1/1922) 強調日本不但要保護「主權線」,更要伸張「利益線」。雖然山縣沒有說要往外侵略,但在這種觀念的指導及藩閥中本就有武士階級的重要成員之引導下,向外征討也就變成了政策。
在這種想法下,韓國、東北及台灣成為日本利益線的考量。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 (日清戰爭) 後日本取得了台澎遼東半島,並將韓國由清朝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得歐洲列強警覺到日本的崛起而來搶歐洲列強在亞洲的地盤,於是有俄德法三國的干涉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了解她還不是歐洲列強的對手,日本於1895年到1904年間加強整軍而於1904-1905年發動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結束使勝方的日本迫使沙俄割讓庫頁島的南部並承認韓國及南滿 (東北南部) 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日俄戰爭使日本成為第一個擊敗歐洲列強的亞洲國家,也使日本擠身世界列強的行列。日俄戰爭的結果也加速了軍方勢力的抬頭。一些文人也成立「黑龍會」而以北一輝 (9/3/1883-8/19/1937, 也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與宋教仁較有來往) 為右翼人士的思想領導人。
接著明治天皇的大正天皇 (1912-1926) 時期藩閥的影響力漸漸凋落,再也沒有一群少數人能左右日本的政壇。日本也進入了一段短期的民主政治與議會政治時期。但在進入裕仁天皇主政 (1924-1989) 後,日本軍方的勢力也一再抬頭。尤以進入三十年代後,軍方逐漸掌控日本政壇。他們指控政府腐敗,受財閥的控制。這其中尤以日俄戰爭後進駐遼東半島的關東軍最難駕馭,他們不聽日本中央政府的指示不要干預中國的內政而於1928年暗殺張作霖,企圖引起國民黨的反撲而得以進犯中國。而在日本國內,軍人干政也日趨嚴重。1930年軍方暗殺首相濱口雄幸。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 (柳條湖事變,又稱奉天事變) 全面進佔東北。1932年5月日本首相犬養毅因為要天皇約束關東軍而被暗殺。一些軍方人士也於同年企圖暗殺天皇未遂。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些激進的青年軍發動了二二六事件,殺害前內閣大臣齊藤實並殺害天皇的兩個主要顧問。二二六事件是陸軍部分「皇道派」挑戰政府及軍方高級將領「統制派」的一個兵變與政變。雖然皇道派擁皇,但裕仁天皇強烈譴責這個政變使得判亂於三天後垮台。此事也削弱了軍中「皇道派」的勢力。「統制派」的得勝也加速了日本南進的進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方已主導日本政局而也開始整肅共產黨員與異議分子及團體,全面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
軍國主義的抬頭也有經濟的原因。日本人口從1868年的三千八百萬人快速成長到1935年的六千九百萬人。移民到英協及美國都受阻 (美國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1924年通過排亞法案)。中國東北的鐵、煤及大豆等原料的豐富多少滿足了缺乏天然原料的日本,而廣大的腹地也提供了日本紓解人口的壓力。由1941 年至1945年間有五十萬日本人移民東北。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都因有賠款及土地的取得而使日本外匯大增而得以發展鋼鐵工業。但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後日本的經濟開始衰退。日本至三十年代中期雖有經濟上的復蘇,但日本在滿州國 (1932年9月建立) 是賠錢的。更不用說以後的全面侵華及與美國及歐洲列強的戰爭了。
在利益線的考量下,日本開始對外擴張。但亞洲現代化績優生的日本很快就發現到,她雖然所學的都是歐洲列強的所做所為,但歐美人可以做,東方人就是不行。本與中國同處歐洲列強兵臨城下的日本於早期與中國有很多雙方的學術及政治社會人士的互相來往。但在日本開始進占東北以求取與她的主要敵人蘇俄有個緩衝地帶後,東北的關東軍可能因為遠離中央而變成中央軍方及政府都難以控制的軍團,最後演變成全面侵華。更不用說因此而引起中國的強烈抗日情緒,使原本共同面對西方列強的難兄難弟演變成世仇。日本雖以蘇俄為主要敵人,但於侵華開始後可能想都沒有想到最後會與美國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烈的太平洋戰爭。戰敗的日本也失去了她於1895年開始以來所奪得的領土。

李堅

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五 —- 由開羅會議看國民黨的本質

雖然於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有中德合作幫忙國民黨從事國防工業及軍隊現代化,但中國顯然尚無法面對日本於1937年7月7日開始的全面侵華。在國民黨撤退到重慶後,戰爭就陷於膠著。雖然有於1937年到1941年間蘇俄的志願空軍的援助,但沒有太大的幫助。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珍珠港而引來隔日美國的對日宣戰。美國的參戰救了國民黨一命,不但錢來了,軍援來了,美國也打起日本來了。1943年英美取消了她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美國國會廢除了排華法案,而在該年的開羅會議中羅斯福又大賞臉的給空心大老倌的中國國民黨列強的地位。但開羅會議卻也突顯了蔣宋政權及國民黨的本質:狂妄自大,貪婪無厭,懼日,欺弱,庸才 (奴才) 體制。
羅斯福於開羅會議之前擔憂蔣介石於戰後會有地區霸權的野心。雖然西方的學界及政界人士知道中國有霸權野心,但他們不了解一個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國內問題又是一團糟的中國如何能成為地區的霸權。但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已沒有那個疑慮了,蔣介石到底只是個庸才,不是個甚麼出將入相的人才。另一方面,宋美齡的野心可說是狂妄至極。她與194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有一夜情,希望威爾基能於1944年再出線來擊敗羅斯福總統。如此一來她與威爾基就能共同統治全世界。如此自大狂妄除了反應其特質外,多少也反應了中國文化的問題。中國在過去固然曾經是雄霸一方的帝國,但老大的帝國早已衰頹毀壞而不知如何現代化。有異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一直沒法成功的現代化但卻一直存有老大的心態。有那種文化的社會而產生那種人卻也不足令人為奇。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急需中國的抗日以幫助美國打太平洋戰爭。但國民黨顯然有他的打算。利用美國的需要來抬高自己的身價而不斷的討價還價。要錢,要錢,還是要錢。在開羅會議中蔣宋還是不斷的開口要錢。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至少援助國民黨16億美元 (今日的210億美元)。沒有錯,美國給英國314億美元,給蘇俄113億美元,給國民黨最少。但歐洲戰場本就是主體,再說國民黨做了甚麼值得美國的援助。美國一再要國民黨抗日但國民黨就是沒有表現。這就提到下一個本質了,國民黨的懼日。
國民黨不抗日能力不足是主因,但懼日恐怕是更大的因素。有兩個事實可看出這個現象。在開羅會議中羅斯福提議戰後由中國代表盟軍佔領日本,但蔣介石拒絕了。第二個事實是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沒有能力接管日本的占領區來做交接。一度還有意要日軍留下代管日本的占領區,但因怕美國的反對而作罷。老一輩的台灣人當還記得「國軍」抵達基隆時還因怕留在台灣的日軍而遲遲不敢下船的故事。
雖然懼日,靠美國狐假虎威,但國民黨對弱國之欺壓可是不手軟的。開羅會議期間蔣宋開口要台灣澎湖及滿州 (東北),這些羅斯福都給了。蔣宋還開口要琉球,但羅斯福沒答應。日本投降後盟軍要中英進駐日本占領下的越南。以北緯16度為界,英國占南越,中國占北越。胡志明於二次大戰期間領導游擊隊對抗日軍及法軍的維琪政權 (Vichy French) 而也受到美國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IA 的前身) 的援助。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借用美國獨立宣言為底稿宣布越南獨立後,他去信杜魯門總統要求美國依循大西洋憲章的精神支援並承認越南但都沒受到回覆。同月國民黨派雲南軍閥盧漢率領二十萬軍進駐北越。同「國軍」到台灣一樣,中國軍一到便開始姦殺掠奪。胡志明知道中國軍的習性而於1945年9月16日到23日啟動了”黃金周” (Gold Week),要游擊隊員到各鄉村向愛國鄉民徵收金飾而後做成一個純金的鴉片煙管送給盧漢以避免衝突,使胡志明能繼續他的獨立運動。由於法國也急欲回到越南重當殖民者,因此與國民黨協商要國民黨從北越撤軍來換取法國放棄在上海的租借地,胡志明則同意法國回來使越南成為法蘭西聯邦的一成員。這個1946年3月6日簽訂的「六三協定」使人以為胡志明是賣國賊,但胡志明於國民黨離境後便與法軍打了起來。對這個協議的簽署胡志明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法國人是外國人,很弱,殖民時代已成過去。白人在亞洲已是歷史。但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一輩子吃中國屎。
當盧漢在越南時,蔣介石派兩個師進駐雲南預備做為後路。當盧漢回來後蔣介石把盧漢的精銳部隊派到北方與共產黨作戰來架空盧漢。當共產黨打到雲南時,盧漢要人民武裝而將國民黨的軍隊趕出雲南,最後倒戈投向中共。
美國從四十年代開始就有一群人支持國民黨的反共及「抗日」,宋美齡的遊說固然有功但絕大部分都是基於反共的意識型態。這群人於華府替國民黨做遊說的工作而被稱為China Lobby。最有名的如時代雜誌的發行人Henry R. Luce,富商如Alfred Kohlberg,Fredrick C. McKee等。國民黨被踢出中國後及隨後的韓戰及中共的「抗美援朝」強化了這個團體的力量。他們質問誰失去了中國。但我們都知道誰失去了中國,捨國民黨其誰。孫文雖說「選賢與能」,但國民黨的用人政策一向都是用人唯奴。用的都是庸才與奴才,因為只有如此掌權者才會「安心」不會被奪權。二次大戰期間羅斯福,邱吉爾及馬歇爾將軍,艾森豪蔣軍的能力及優異都是可圈可點的。因為英美有制度的運作但中國沒有。一個只知權力惡鬥但無良性的能力競爭及良好升遷管道的國民黨當然只有失敗的分。 (開羅會議回顧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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