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談到滿州國與台灣的關係，就不能不提到當時台灣人中官階最高的謝介石 (1878-1954)。本來讀私塾的他，於日本領台後（17歲）進入｢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事後當通譯的他於伊藤博文訪台時做翻譯。伊藤博文對這個被稱為神童的謝介石印象良深，也因而安排奬學金推薦他到明治大學讀法律。而於期間也在拓殖大學教要到台灣任職的日本人台灣話。據聞，他在明治大學求學期間與有「辮帥」之稱的張勳的兒子結為好友。
明治大學畢業後，謝介石於1913年到北京。先是為張勳做事，隨後在袁世凱處工作。1915年謝介石放棄日本籍而改取中華民國國籍。後來參與張勳的復辟（1917年）而與溥儀有所認識。滿州國建立後謝介石成為首任的外交總長。他拉合吉林軍頭熙洽及馬占山與日本的關係。 1933年6月19日，他被任命為滿州國赴日的全權大使（ambassador plenipotentiary）。「全權」之名實為諷刺，因為滿州國的一切實權都操縱在副手日本人的手裏。 1933年的台灣博覽會他也參與策劃，代表溥儀皇帝主持「滿州館」的展覽。衣錦返鄉的他為他的一個兒子在台灣辦婚禮。留下一場俗諺「金棺材，銀崁蓋」的世紀婚禮。1937年他接任實業部長，不久即辭職而不再擔任公職。(莊金德：｢滿州國」首任外交總長–謝介石）
二次大戰後，一説謝介石因曾任滿州國的高官所以被以漢奸之名治罪。一説謝介石因三兒子謝津生被疑為中共地下黨員所以入獄。後來卻也因為三兒子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於中共建國後得到釋放。謝家後來即使在反右，文革中都未受害。
謝介石的故事有趣之處不只因為他是台灣人於滿州國中官階最高的，他一生也經歷過五個國籍：清朝，日本，中華民國，滿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五個國籍中，中華民國與滿州國是他選的，其他都是處境使然。這五個國籍中，沒有一個是台灣。這並不奇怪。但我們好奇的是：謝介石的認同意識，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聰明而被稱為神童的他，一生際遇良好而他也很會攀緣附會，而最終當上滿州國的外交總長。他最後淡出政壇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我們知道他沒有主張，也沒有參與過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究其一生來看，他是沒有本土意識的。聰明優秀如謝介石，最終卻也難逃後藤新平「治台三策」的魔咒。有聰明才智，但卻欠缺格調與自主權。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主權的觀念。
談到主權的觀念，自然令人思考一個問題：滿州國是一個國家嗎？它的主權呢？
由於滿州國大多受制於日本及關東軍，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滿州國是沒有主權的，它只是個附庸國。 1987年，義大利導演貝納多‧貝多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 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一片是有關溥儀一生的故事。因為這一影片，卻也引起一些西方人士對滿州國的興趣。2003年，原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出版了《主權與真實：滿州國與東亞的現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一書。杜贊奇指出日本在滿州國致力工業化與現代化，改革金融，首次統一貨幣。在滿州國建立前的1927年，85%的日本對外投資在中國，其中80%在東北。滿州國成立後，提倡「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民族共存政策，類似於當時的泛亞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看來是要將滿州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在同時卻也是一個以關東軍為主的高壓統治。日帝在滿州國的做法其實與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諸國的控制，及過去蘇聯對以前東歐附庸國的管控沒有兩樣。杜贊奇稱此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在新帝國主義下，附庸國的政治體制與帝國本國類似，但最終的控制權在於帝國的軍力。蘇聯過去藉華沙公約組織之名出兵鎮壓東歐諸國。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的軍事干涉也是從未間斷過。新帝國主義有異於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新殖民主義是二次大戰後，過去的殖民者改採用其他的方法，如資本主義全球化及文化等因素，來繼續剝削以前的殖民地。 杜贊奇也指出，日本也將滿州國這個模式運用到中國及東南亞的佔領區。滿州國最後的失敗在於它之過於依賴日本，而也被迫參與戰時動員的需要，所以導致最終的垮台。
在二、三十年代，我們也不能忽略那是一個管理革命啟動的年代。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法西斯都極力於工業化與社會的改造。俄國革命後的列寧對亨利‧福特發明的生產線頗有興趣。列寧不在乎生產線對工人的可能剝削問題，他要的是生產力的提升與國力的強大。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如德國與義大利及日本，也都致力於高效率的管理及國力的壯大。左翼也好，右翼也好，這種管理革命的動力不外源於民族主義。基於民族主義來建立獨立強大的國家。
這就回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滿州國能多存在二、三十年，則它會不會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而要求建立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答案固然會因人而異，但我們可確定的是，主權與國家的觀念是基於民族主義而來的。比日本本土大三倍的滿州國，最後的垮台也源於它沒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意識，缺乏建立民族國家的動力。一個沒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是沒法存在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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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變 (12/7/1941) 後隔日美國對日本及德國宣戰。同年12 月30日蔣介石馬上開口向美國要五億美元的貸款。羅斯福於1942年3月批准了這項貸款但要國民黨發行公債以遏止通膨。但蔣介石只拿錢而不發行公債。這開啟了蔣介石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來來往往的一個模式：美國給錢但要蔣做一些事而蔣則堅持沒有更多的款項他沒辦法做。六個月後蔣介石的胃口更大了，要美國提供三師的軍力，五百架飛機及每個月五千噸的物資。史迪威反對這個要求但羅斯福怕蔣介石向日本投降而同意了。羅斯福怕中國投降後，日本會進攻到印度，甚至中東而與納粹連結起來。1937年開工而於1938年完工的滇緬公路本是國民黨的主要補給路線，1940年日本施壓英國而關閉該公路。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後切斷了這條補給線。所以美國的援助都是要空運的，耗費不菲，但這顯然無法滿足蔣介石的需求。

羅斯福知道蔣介石集團的問題：貪污，腐敗，不抗日。但當時的國民黨無第二人選。也因賽珍珠的建議而安排了開羅會議，希望能夠藉此穩住並鼓勵國民黨抗日。在開羅會議中雖然有官方的翻譯官，但宋美齡堅持她比較了解蔣介石所以她也要翻譯。因為整個過程有兩個翻譯，耗費很多時間。蔣介石在整個過程中是討價還價，對區域政治 (geopolitics) 的討論沒興趣，要點只在於編列一大推理由來要更多的援助。羅斯福原來擔憂蔣介石的國民黨於戰後有做地區霸主的野心，但他於會議後已沒這個疑慮。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 (mercurial)，護短 (defensive)，過於依賴太太。事後羅斯福也向他的兒子Elliot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而只要打共產黨。

會議期間蔣介石要盟軍反攻緬甸以重開滇緬公路這條補給線 (稱為Operation BUCCANEER)。羅斯福同意但邱吉爾強烈反對。邱吉爾認為反攻緬甸需要大量的軍力與物資，如此會延誤攻打德國的計劃。中英堅持不下但羅斯福原則同意國民黨的反攻緬甸建議。但等三巨頭到德黑蘭開會 (11/28/1943-12/1/1943) 後，史達林表示蘇聯將會開啟歐洲東部的戰場以牽制德軍，並於德國投降後會對日宣戰。做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同意蘇聯取回庫頁島的南部，千島列島，Kurile islands，並擁有東北亞勢力的要求。有蘇聯的同意攻打德國及日本，羅斯福放心了多而也才同意邱吉爾的取消反攻緬甸的計劃。知悉反攻緬甸計劃被取消的蔣介石大怒，並於開羅公報 (Cairo Communique, 12/1/1943發佈 ) 筆跡未乾的12月9日向羅斯福要一百億美元的貸款及每個月兩萬噸的資援。羅斯福拒絕了，要蔣介石先抗日再來要求貸款援助。

從1944年3月到12 月，日軍發動三場大規模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計劃｣，國民黨稱為豫湘桂會戰 )。日軍這幾場在河南，湖南，及廣西的作戰意要連結日軍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通路。國民黨大敗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白熱化而成你死我活的狀態。雖然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由他來指揮國民黨軍隊，但羅斯福不願見美軍離開中國 (蔣介石的威脅)，所以換了魏德邁將軍 (Albert Wedemeyer, 7/9/1897-12/17/1989) 到中國戰區。魏德邁將軍雖然與國民黨的關係較好，但他也無法促使蔣介石改革他的軍隊。｢一號作戰｣後使國民黨更陷入孤立而不再成為美國考慮的對象。但｢一號作戰｣後的日軍也變的更過於分散而使中國戰場更陷入膠著的情況。中國戰場從此以後不再是盟軍的考慮對象，主力集中在歐洲戰場及太平洋戰場。

在雅爾達會議期間 (2/4/1945-2/11/1945) 羅斯福已有心臟衰竭而顯得很憔悴。那時歐洲戰場的勝利已指日可待，但對日戰爭的勝算仍是未知數。原子彈的試爆成功仍是半年以後的事。雅爾達會議討論戰後歐洲的佈局並重申蘇俄在東北亞的領土所得及勢力範圍以換取蘇俄於德國投降後的對日開戰。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12 日死於任中，未能看到盟軍的勝利。德國於1945年5月投降後，三巨頭於波茨坦 (7/17/1945-7/26/1945) 召開二次大戰中的最後一次會議。邱吉爾落選所以中途由新上任的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會議前十天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杜魯門總統因此於｢波茨坦宣言｣中向日本提出嚴厲的警告。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美國於廣島與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8月9日蘇聯向日宣戰，出兵東北。8月15日日本投降。

羅斯福總統邀請蔣介石到開羅會議的原意是要給蔣介石一個面子，並希望藉此提升國民黨的士氣以對抗日本。但蔣介石與宋美齡不但在開羅會議中惹人怨而大失國際面子，爾後中國也節節敗於日本。這個結果使得本來對國民黨就已不滿的美國更是大失所望。美國從此專注於太平洋戰爭的跳島戰術 (island-hopping offensive) 而不再重視中國戰區 ( 盟軍下的中緬印戰區, CBI Theater )。羅斯福總統死後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對國民黨則很不友善。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後，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的事務。但北韓於6月25日侵入南韓後，驚覺到俄共的擴張，杜魯門派出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防止中共的入侵。

沒有能力卻有自大妄想的國民黨 (及中共) 都稱雅爾達會議為密約。事實是這同德黑蘭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中的三巨頭會議。如果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表現出有能力，或說國民黨與共產黨能展現出抗日的能力，則美國沒有必要引蘇聯向日宣戰來換取蘇聯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說雅爾達是密約只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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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馬克思 ( Karl Marx, 5/5/1818 – 3/14/1883 ) 著作的人可能不多，但大多人可能都知道他曾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馬克斯對宗教的態度是複雜的，但一般而言他對宗教的態度是負面的。馬克思固然運用了辯證哲學 – 一門在印度及希臘都存在已久的論證方法，他也探討了歷史進化的唯物觀念，但提出｢歷史唯物論｣這個名詞的人並不是馬克思。而將｢歷史唯物論｣列為教條而反對宗教信仰的是列寧的俄共。師承馬列的中共也把那一套無神論引進中國。當1954年達賴十四世到北京與中共做和平談判時，毛澤東也跟達賴十四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中共是無神論的，其迫害宗教是惡名昭彰的，但最近卻大做海峽兩岸的佛教、道教與基督教的｢交流｣。儼然以｢宗教鴉片｣的販毒者自居。

但要交流也要看甚麼流要跟中共交。最早跟中共進行交流的就是佛教了，而最具代表的不外是佛光山的星雲了。從1989年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會面後，接下來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胡錦濤與目前的習進平都與星雲會過面。不只國家主席，星雲與中國的許多省的部級以上的官員也都有會面來往。星雲若到中國弘揚佛法我們無話可說，還會深表支持。但星雲可曾為中共迫害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事實發表意見？遠的不說，不信輪迴轉世的中共在1995拘禁更登雀吉尼瑪 ( Gendun Choekyi Nyima ) 及其家人。更登雀吉尼瑪是達賴十四世認定的班禪十一世 ( 班禪十世的轉世)。為了一別苗頭中共也推出他們的轉世人選 – 監贊諾布 ( Gyaincain Norbu )。意思是｢轉世｣可以，但要聽我的才算數。藏人稱前者為藏班禪，後者為漢班禪。就這種迫害 ( 藏傳 ) 佛教一事，星雲可曾為藏人聲援過。不但沒有聲援過藏傳佛教，有的是落井下石。

星雲不但沒有在中國宣揚佛法，反而在台灣宣揚中共。看他的描述你會認為中國的歷屆主席都是深諳佛法的。星雲說江澤民與他談論佛學，他 ( 江澤民 ) 甚至能把《瑜珈焰口》裡的《召請文》從頭到尾背出來。習進平會面星雲時說”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部讀完了”。對中共而言，還有比星雲更理想的台灣佛教統戰人物嗎？

基督教雖只占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許多信徒位居要津。有鑑於此基督教的統戰也成為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方針之一。2013年的8月底，以台灣的｢蒲公英希望基金會｣為首與中國的｢中國基督教協會｣及｢三自愛國教會｣在台北召開｢兩岸基督教論壇｣。蒲公英基金會不但被指控大量盜用港台地區的基督教刊物，也不被台灣悠久歷史的長老教會視為代表台灣。而中國基督協會及三自會更不用說是中共基督教的統戰機構了。這些｢交流｣的｢基督徒｣是不會看到在中國估計有五千萬人的家庭教會的。基督徒是在被迫害的歷史中成長茁壯的，中共顯然看不懂這個道理。

除了佛教與基督教的統戰，源於中國而占台灣人口最大宗的道教當然是中共的目標。有了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這種人更突顯出整個統戰的焦點於被統戰人的流別。

由於早期航海的不安全，海神的祭拜是各個臨海的文化都有的。若以數目來說希臘具有最多的海神，但目前顯然只是神話傳說而以。以台灣的媽祖祭拜文化來說可說是個異數。媽祖 ( 林默娘 ) 是一千年前福建沿海地區據聞｢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的女巫。 也有傳說她為了救父兄而入海罹難, 事後羽化登天成仙。死後被神格化而受人建廟膜拜。原本只是當地漁民出海捕魚的保護神，卻因漢人移民要渡過危險而死亡率極高的黑水溝 (台灣海峽) 而成為在台灣有廣泛信徒的過海媽祖。據估計台灣的媽祖廟有510間。有異於佛教與基督教，道教 ( 如媽祖 ) 是源於中國而自然會成為中共宗教統戰的目標。2004年在｢中華媽祖交流協會｣成立的賀信中，時任中共中常委及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就說：｢媽祖文化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促進海峽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橋梁與紐帶｣。不說媽祖信仰而說媽祖文化意要將媽祖去神格化而納入中共的編制。

中共要以馬祖統戰台灣，在台灣自然會有人要高度配合。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之為代表人物卻也讓人看出是甚麼樣的人要被統戰。黑道出身，有盜採砂石、販賣海砂屋、貪汙、槍砲、殺人未遂、頂替種種罪名而曾遭管訓及入獄的顏清標，也不需漂白或有甚麼｢宗教感驗｣就得以縱橫於台灣的政界及宗教界。這固然是奇談但卻也反應出台灣社會的水準，信仰的商業化、幫派化與政治化。冬瓜標於1999年率眾經過香港到湄洲進香，回來後便推動｢宗教直航｣。在很多中國媽祖來台及台灣媽祖到中國進香的活動中我們都看到了顏清標的影子。而從2006年開始由福建廣播影視製作的｢媽祖之光｣電視晚會首度在台登場。在截至目前為止的十多場晚會中有七場就是在大甲。推動媽祖統戰在台灣的運作，捨冬瓜標其誰。當2009年達賴十四世接受南部眾縣市長之邀來台為莫拉克颱風的災民祈福時，顏清標說為災民祈福很好，但扯到政治就不好了。好像冬瓜標是不涉政治的，而強龍不壓地頭蛇的指控也很明顯。

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而中共迫害各宗教的歷史是血跡斑斑的。對各不同宗教的信徒而言說中共是個邪魔政權並不為過。那麼，是甚麼樣的宗教信徒會與這個邪魔政權握手言歡呢？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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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派人士頗愛誇噓「中華民族是最具包容性的民族」。這個說法不管在句法上或邏輯上都是說不通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東西。現代的民族觀念也不過才兩百年而已，而「中華民族」這個口號也不過是孫文於1918年所寫的「三民主義」中才開始提倡的。他把「中華民族主義」界定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但我們都知道，只有漢滿可說共和，外蒙獨立了，內蒙及回族處於被壓迫的狀況，而藏人的受苦受難令人不勝唏噓，如何說有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呢？若我們將此句改為「漢文化是一個有包容性的文化」，則多少有其真實性。不過那也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

羅馬帝國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帝國。東西羅馬帝國(27 BC-1453 AD)被史家僉認是很有包容力的帝國。軍力強大是羅馬帝國一直能擴張的原因之一，而其軍事將領不乏本土的義大利人，也諸多有猶太人、希臘人及敘利亞人。在二世紀的羅馬有許多鉅富及強人是北非及西班人。而羅馬帝國前後共有147個帝王。在這些帝王中許多不是義大利本土人，而是在西班牙、法國、希臘、北非及敘利亞地區產生的，而也甚至有奴隸的後代。(當今的美國歐巴馬總統是非裔後代，其太太Michelle則是美國奴隸的後代)。羅馬帝國的包容力可見一斑。

與羅馬帝國約同時的唐朝(618-907)是個盛世，也是包容力強的時期。據估計，盛唐的首都長安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籍人士。這裡面有商人、學者，使者、僧侶、傳教士，而搞不好也有背包客。這些外籍人士自然豐富了唐朝的文化，其影響唐文化的文學、科技、音樂及飲食是不能忽略的。有容乃大可是一個適當的註解。

要了解當年長安的盛世，我們可以拿當今的美國做個對比。美國是當今全球的首富、首強。約約市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屬外籍人士(foreign born)的。除了觀光客外，我們在洛杉磯地區也不時聽到不同的語言之使用。依最近的人口普查顯示，洛杉磯郡中的人口中有35.6%是foreign born，而全加州的foreign born比例是27.2%。移民豐富了美國的文化，也幫助了美國於學術界及科技界執世界之牛耳。

中華文化如今不但不再見包容力，反而變成心胸狹窄，目光如豆的卑劣文化。我們且以漢藏關係來看。中共政權對藏人的迫害可說是欺詐一貫, 趕盡殺絕。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再的強調，他並不追求西藏的獨立，但只希望能求取西藏文化的自主與延續。即使是這麼謙卑的要求也遭到中共政權的一貫打壓並指控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為「達賴集團」。唐朝盛世已不再，而中華文化是越來越往下坡走了。

盛世的美國人是強調「明天會更好」的，台灣人也應做如是觀。只要我們努力，台灣的明天是會更好的。走下坡的中華文化人是不會有那種觀念的，倒底漢唐盛世已是過去的事。中國人不是喜歡說「一代不如一代」嗎？這種說法其來有自，因為中國的盛世已不再，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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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及文字是一個文化的表徵，但我們若只經由語文及文字去了解一個文化的話，常常會有許多的誤解與錯估。這種現象尤其突顯於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上。歷史悠久的華夏文化自然有其奧妙之處或者說有其”奧”處。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話流傳已久，而也有許多人相信這句話的表意。但奇妙的是，也只有中國文化中有此口號。我從未聽說日本有「日本人不打日本人」的口號或台灣有「台灣人不打台灣人」的說法。在美國也從未聽過「美國人不打美國人」。就唯獨中國人有這八字真言。這句話所以能夠流傳多少淵源於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及被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但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要點。事實是，打中國人的大都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也大都是中國人

我們就以R. J. Rummel的「Death by Government」與「China’s Bloody Century」兩書為佐證。依Rummel的估計，軍閥割據時期，中國死了63萬人，國民黨時期，中國死了兩百七十二萬人，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死了一千萬人，日軍於中國屠殺了四百萬人，國共內戰中國死了約五百萬人。中國「解放」後情況只有更壞。中共建立集權統治初期，中國死了八百四十二萬人，人民公社及大躍進期間死了七百四十七萬人，隨後的飢荒死了一千萬人，文革期間死了七百七十三萬人，改革至今死了八十七萬人。Rummel 之後做了個調整及總結──1928年至1987年間，中國共死了七千六百七十萬人。

除了R. J. Rummel外，也有不同的學者做類似的研究。早在30多年前，中國剛開放不久，就有一個耶魯的經濟學者依中國的人口統計資料，大約估計中國於大躍進期間死亡了兩千參百萬人。而較近的數字則來自一位研究中國農村歷史的Frank Dikotter。據Dikotter的估計，中國於1958年到1962年間共死了四千五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兩百五十萬人以上)是被刑求至死或屠殺的，其餘則是餓死的。若以毛澤東及蔣介石個人而言，毛澤東在中國殺了三千七百八十二萬人，而蔣介石則屠宰了一千萬人。

中國的近代史是充滿了苦難與血淚的。進入20世紀以來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死傷慘重的。中國的文人慣於把中國的苦難歸究於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犯。但事實是大部份的災難是中國人加諸於中國人的。若以這個背景來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能是一種呼籲。但以字句及行文來看，一般人是把這句話當成是客觀的陳述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相信中國人是不會打中國人的。但事實可不是如此。

美國社會是強調人的言、行、意是要一致的。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但美國人到底是個年輕的民族，怎能與有數千年歷史的華夏文化相比。中國人不只常言行不一致，而也時意有所指。除非你也由那醬缸泡出來，你是無法去了解中華文化的奧義的。但也未必如此。只要你能實事求是，攤開數據並做逆向思考，你就能了解中華文化的涵義及其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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