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December 31, 2015 by Ken Lee
北洋軍閥奉糸的張作霖原本是受到日本的支持的。但當關東軍發現張作霖難以駕馭後，於1928年 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中將張作霖暗殺了。關東軍原意要於張作霖死後的亂局中進占東北，但馬上接任的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改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進占東北。1932年2月18日宣布滿州國的建立。滿州國除了今天的東北外，也包括內蒙的東部，但不包括關東州 (遼東半島的頂端)。在滿州國期間，關東州仍屬日本的租借地。 1932年3月6日，關東軍｢安排｣溥儀「登基」， 年號大同（後改為康德）。滿州國的國旗採用了國民黨的五色旗設計，但改為黃底。以「紅藍白黑滿地黃」來象徵「滿漢和朝蒙」五族協和。而「五族協和，王道樂土」正是滿州帝國的格言。滿州國的皇帝是愛新覺羅溥儀。國務總理及內閣官員皆是漢人或滿人（也有一個當外交總長的台灣人謝介石），但實權都掌控在名義上是副閣員的日本人手裏。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要國聯主持公道。國民黨也照會美國，要美國關切此事。 1932年，國聯組成一個由英國爵士李頓（V.A.G.R. Bulwer-Lytton）帶頭，團員有法、意、德、美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到中國與日本調查滿州國的真相。 1932年10月2日，李頓報告出爐。報告指出，沒有日本軍隊的支持，滿州國不可能建立。滿州國的建立不受到一般中國人的支持，而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獨立運動。 1933年2月，國聯通過譴責日本為侵略者的決議。日本則於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
對於日本之進占東北，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 9/21/1867-10/20/1950）也於1932年1月7日向中日兩國提出被稱為是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的主張。強調不承認用武力改變國際疆界的做法。其實從1907年以來，美國就透過外交管道要日本退出南滿，因為那違反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史汀生主義只不過再次強調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罷了。但在那時，日本的智識界與媒體都已深信「滿州生命線」的主張—-強調滿州對日本生存的重要。美日在東北的衝突也將於日後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滿州國成立初年，承認的國家不到十個。但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軸心國佔領下的國家大都承認滿州國。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滿州國是一個全新而大家都努力去開發的新世界。1908年時，東北的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1934年，滿州國的人口統計是三千八十萬人。其中兩千九百五十萬人是中國人（96%），五十九萬日本人（2%），六十八萬韓國人（2%）。蒙古人及白俄不到百分之一。1941年時人口增加到五千萬人。日本人大都居住於城市。新京（長春）人口四分之一是日本人。由於日本鼓勵農業的開拓移民。到1944年時，日本人在滿州國已有一百六十萬人。當蘇聯侵入滿州國時，他們逮補了八十五萬名日本人。許多軍民被送到西伯利亞做勞役，最後大都被遣返日本。 1946年到1948年間，有超過一百萬的日本人在美國海軍的協助下經由葫蘆島被遣返日本。也有不少遺孤（約四千名兒童）被華人認養，而女子則嫁給中國農民。今天東北的三百萬韓國人則大多為當時移民滿州國的後代。
但日本在滿州國的建設也是相當可觀的。到1939年時，鐵路路線全長已超過一萬公里。相較之下，全中國的鐵路在1949年時是兩萬兩千公里。由於日本本土於二次大戰中遭到全面的轟炸，所以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滿州國是全亞洲的工業重鎮，機械都是最先進的。在教育方面，採取中日兩種語言都教的做法。滿州國有一萬兩千間小學，兩百間中學，一百四十間師範學院，五十間技術學院，一千六百間私立學校（要特準），一百五十間教會學校。哈爾濱就有二十五間俄國學校。
當美國於廣島（1945年8月6日）與長崎（1945年8月9日）投下兩顆原子彈後，蘇聯於8月9日開始以一百六十萬的兵力攻入滿洲國（滿州戰略攻擊計畫Manchurian Strategic Offensive Operation， 美國人稱之為八月風暴作業Operation August Storm）。當時有七十一萬兵力的關東軍精銳不再，而東京也已下達投降令。 名義上有二十萬兵力的滿州國國軍則不戰而潰。蘇聯進入滿州國後也將大部份的工業設備劫回本土。投降後的關東軍與日本技術人員則由蘇聯及後來才到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各取所需」。為了維持鐵路及各項工業的運作，國民黨就「雇用」了11400名原來滿鐵的僱員，共產黨則「雇用」了八萬名滿鐵僱員。
曇花一現的滿州國（1932-1945）就從此消失於世界舞台。東北是日本的三倍大，除了天然資源豐富外，又地處日俄對抗的要衝。日本鯨吞東北後，由於蘇聯忙於俄國革命（1917）及隨後的內戰及重建，無暇也無力顧及東北。美國的反彈是最厲害的。從滿州國的建立到日後的全面清華，及1940年日本的進占法屬中南半島，美國是一再的反對。美國也推出一連串的對日制裁：從1939年的終止與日本的商務條約，到1940年的出口控制法案—-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當時日本80%的石油要由美國進口。最後於1941年凍結日本在美國的一切財產。美國要日本退出東北，回復到1931年前的情況。但當時即使是溫和派的日本人也在「滿州生命線」的思維下，無法接受美國的要求。滿州國也就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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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24, 2015 by Ken Lee
東北是滿族的發源地。但在清朝，東北沒有什麼開發，也沒有與關內做整合。為了防止漢人的北移，清朝於他們的發源地的吉林與黑龍江的西南邊建立了柳條邊。柳條邊是個堤防壕溝，因廣植柳樹而稱為柳條邊。為的就是要與漢人為主的遼寧做個區隔。
也多少由於東北的缺乏開發及欠缺與關內的整合，又因地除要衝，遂引起沙俄與日本的覬覦。
取得南滿鐵路後的日本於1906年成立了半官方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以做經營。首任總栽就是治理台灣有成的後藤新平。滿鐵不是一個單純的鐵路公司。除了人員及貨物的運輸外，它同時負有對鐵路沿線的資料蒐集（情報），及從事各種天然資源開發的作用。
滿鐵成立後即積極的擴張鐵路系統，聯繫煙台，營口，旅順，大連及安東等。為的就是煤礦及鐵礦的運輸，農產品的運輸與進出口，及移民的墾殖。在1907年，滿鐵雇用有九千名日本人，四千名中國人。三年之後的1910年，雇用人口增加到三萬五千名日本人與兩萬五千名中國人。就一個公司的經營來看， 滿鐵的獲利是很高的。 以1920年代的報稅來看，平均獲利率介於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之間。
由於滿鐵是半官方機構，舉凡許多政府的職責，滿鐵也都執行。如土地的開發與移民的墾殖，都市計畫，農業政策及開發，工業發展等等，滿鐵都有插手。到1927年時，全世界一半的大豆都由東北生產與外銷。到1930年代後，東北的鋼鐵產量已超過日本本國。而在滿洲國期間，在東北的日本人人口也多達八十萬人，後來超過百萬。滿鐵鐵道的軌寬比日本本土的來的寬，但比沙俄西伯利亞鐵路來的窄。 1934年，滿鐵開始營運由新京（今長春）到大連的亞細亞號列車，時速134公里，是當時全亞洲最快速的火車。
在滿鐵的經營與規劃下，許多城市也都有寬廣的馬路及扶蔭的公園，並建立許多西式的住宅。連當時日本都相當少見的抽水馬桶，廢水處理及現代化與新式奇特的建築，滿州國都有。
到日本全面侵華的1937年，滿鐵已擁有15家公司，32家分公司，並於33家公司都有投資。除了鐵路外，滿鐵也經營海運，空運，鋼鐵廠，化學廠，煉油廠，水泥廠，煤礦及其他礦業，貿易與零售，電力公司，天然瓦斯公司，通訊業，出版業及旅館業等等。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滿鐵擁有71家公司，三十四萬名員工。其中二十四萬八千名是中國人與俄國人。
有人稱滿鐵為日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這多少源於後藤新平於接任總裁一職之時，有意用英國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做模式來治理東北。但也因為是個半官方的機構，在管理的方針上難免出問題。尤其是在清朝倒台後，東北的情勢變得複雜起來。而也在這種局勢的變化下，滿鐵對原有的兩個管理方法的路線之爭做了個定調。
滿鐵原有的兩個管理路線是不太相符合的。一個是認為好好的做好建設與經濟開發，這會於東北造成繁榮與和平，而也會有利於日本本國。另一個路線是以政領商，要東京採取有利於滿鐵經濟利益的外交政策，來加述滿鐵的開發與成長。在大形勢的變遷下，以政領商的路線成為主導。（參見加藤聖文的《滿鐵全史》，講談社， 2006）。滿鐵建立有詳細的檔案與資料，目前保存於遼寧省博物館，但不對外公開。
滿鐵是技術官僚發揮所長的場所。而在實際施壓與武力運作上，這便是關東軍的角色了。
當年名震四方但也惡名昭彰的關東軍，於最強時期曾經擁有高達一百三十萬的兵力。在那軍人干政而有統制派與皇道派之爭的年代，關東軍是皇道派的大本營。他們不只干涉日本的政治，也介入中國的內政。這些主謀的指揮官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於事後有升遷的情形。如曾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後來成為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的總理大臣。關東軍固然製造了許多事端：如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及全面進占東北的柳條湖事變（或稱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但最駭人聽聞的可能就是研究生化武器的731部隊了（正式名稱是防疫給水部）。這個由石井四郎（陸軍中將）所領導而以活人做實驗的「石井部隊」，估計殺死了三千名中國人、韓國人與一些盟軍俘虜。受到傷害但沒死的則有更多人。
關東軍於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失利，也被大量派往太平洋戰區。在1944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或豫湘桂會戰）中，也有大量關東軍的支援。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關東軍只存有71萬名兵力，而且已精銳不再。一個當年囂張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在日本天皇下令投降下卻呈潰散的狀態。不但無法保護自己的僑民，最終也被蘇聯大量送到西伯利亞俘虜營中做勞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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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戰前的日本帝國擁有四個殖民地。依時間的順序是台灣，南庫頁島，韓國，與滿洲國。日本之取得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反對的聲音。南庫頁島的取得是依據日俄戰爭後的條約。日本於國際強權運作後之取得韓國，在國際社會上卻也風平浪靜。但日本後來之進站東北卻於國際上引起以美國為主的反彈，而多少成為後來二次大戰及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明治政府啟動維新追求現代化的初期，日本政府最主要的考量是加速現代化與國防力量，以維護日本的獨立與生存。在當時，亞非各國大都已紛紛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即使連清朝這個大國也敗於英法之後，這個考量是相當迫切與切身的。明治政府派遣了幾個使節團到歐美各國訪問兼取經。最有名的一團是｢岩倉使節團｣。岩倉使節團的組成有四個使節，不下十個政府官員及60名將留在歐美留學的留學生。他們於1871年 12月23日乘美國的郵輪SS America 由橫濱出發，先到美國的舊金山，然後到華盛頓特區，接著到歐洲各國訪問。岩倉使節團的兩個目的之一是在求取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沒有成功。另一個目的在研討西方的教育、科技、文化、經濟、社會與軍事。在與德國帝國宰相稗斯麥的會談中，岩倉使節團人員感受到小國要維護主權的困難。也有西方列強領導人向使節團人員說明，日本如果沒辦法控制朝鮮半島，則朝鮮之於日本將有如抵住喉頭的匕首一般。岩倉時節團於近兩年後的1873年9月13日回到日本。他們對歐美各國的現代化印象良深。也因而於返日後積極推動日本的現代化。
在明治政府積極推動現代化及維護主權獨立的過程中，1889年，時任總理大臣而本身是元帥陸軍大將的山縣有朋，提出了主權線（國境）與利益線（朝鮮半島）這個觀念。山縣有朋的觀念也將成為日本日後進占韓國及東北的「理論基礎」。
當時朝鮮王朝的腐敗與無能比清朝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若清朝與朝鮮王朝垮台而淪落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話，則將嚴重的威脅到日本的獨立與生存。而更迫切的是沙俄已於十九世紀末積極的滲透東北。他們開築鐵路，也將勢力延伸到朝鮮半島。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取得台灣及後來被迫放棄的遼東半島。但戰爭的結果大抵已決定了日後韓國將落於日本的手裏，而也將日俄的對抗浮上檯面。在日俄對抗下，日本的利益線也將不只局限於朝鮮半島，而將延伸到遼東半島及整個東北。
日俄在東北的角逐及英、法、德、義對清朝的蠶食及可能的鯨呑，引起了新興帝國美國的緊張。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9月6日向英法德義俄與日本寄出一份由美國外交官柔克義 (William W. Rockhill, 5/1/1854-12/8/1914) 所擬定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美國深怕列強對中國的「侵食」及可能的瓜分，將可能會影響到美國的對華貿易與利益。美國希望各列強能保證他們不會改變通商港口的現狀，並能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簡單說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公平共食，不要喫緊弄破碗，弄得有人沒得吃。門戶開政策只是一個建議，只希望大家能互守約束，並沒有法律上的効力。
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是為了爭奪在東北的權益，在一連串外交斡旋不果的結局下所發生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之時，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多少樂意見到日本之阻止沙俄勢力之伸向太平洋。但在緬因州的撲茨茅斯（Portsmouth）的議和中，美國可說是採取考慮到自身利益的角色。美國於1899年在美西戰爭後取得菲律賓，而於1899-1902年間對菲律賓的游擊隊進行鎮壓（菲律賓的游擊隊已於1896年開始，進行對抗西班牙的獨立運動武裝抗爭）。此時的美國已開始成為太平洋強權，自然不希望看到沙俄與日本的強奪地盤。美國的調停日俄自然考慮到這個因素。也因此，日本對議和的結果，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是不滿意的。日俄戰爭後戰敗的沙俄退出東北，放棄遼東半島的租借地並將南滿鐵路（長春到旅順）轉予日本，但保有北邊的東清鐵路（由滿洲里，哈爾濱到海參崴）。日本的勢力從此伸入東北。
遼東半島的頂端本於1898年租借給沙俄， 1905年後成為日本的租借地。這個地方因為位於山海關之東，所以稱為關東州。日本於租借遼東半島後於該地設立了關東都督府，也建立了滿鐵守備隊。這個滿鐵守備隊後來成為關東軍。關東軍後來發展成「大日本帝國陸軍」中最大，最精銳，而也最重要的部隊。但關東軍卻也是於二次大戰前製造最多麻煩，常常不聽東京的指揮而「下剋上」的一個軍團。雖然「下剋上」，但其所作所為卻不但沒遭到中央的處罰，反而有升遷的情形。二次大戰中，關東軍並沒大作為，而也顯得平靜而不再製造麻煩。
在接收沙俄的南滿鐵路後，日本也設立半官方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來管理。這個「滿鐵」，有了關東軍的撐腰與配合，也將改變東北的面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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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10, 2015 by Ken Lee
社會新聞的報導上常會有橫死的新聞。死者的親戚或友人常會說這是一個很不幸而令人悲傷的事，死者是一個很好的人。這種新聞看多了難免會令人覺得還是不要當好人好。若好人常遭不幸或一生沒有好下場，那當好人不是自討苦吃。
人生的際遇如此，而西方法律的規範及結局也常令人覺得是對惡人網開一面，沒有達到懲罰的效果。 1994年六月美國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的前妻及她的男友慘遭亂刀砍死。證據顯示辛普森的嫌疑很大。但在那場實況轉播而長達好幾個月的審判中卻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錢有名還是容易避開刑罰的，因為你雇用得到起大牌的律師。辛普森於1995年10月被認定無罪而釋放。法律上雖然無罪，但許多美國人還是認為他是個謀殺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很多人會覺得社會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不合理的。尤其你若是在天秤高的一邊—社會上的無力階級，則你更會有那種不滿的情結。但宗教對這種情結有所解答。
基督教講怎麼耕耘，怎麼收穫（you reap what you sow）。翻開聖經可找出這種講法的出處不下六十來個。佛教也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相信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因果之説的佛教還會再加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回教與猶太教也有這種教義。當然有時候如何去界定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而黑白分明的。對回教徒與猶太教徒而言，吃豬肉是永不得超生的。以前遇過一個猶太朋友，她說她小時候就深信吃豬肉的人都會下地獄。她說她小時候有次在一間餐館看到鄰桌的一個男人在吃豬排。她深信地會裂開而他會馬上下地獄。 地當然沒裂開，而他於吃完豬排後也平安無事。這個猶太小女孩的失望可想而知。
宗教所講的是人死後的世界。基督教相信，信耶穌與上帝會得以進入天堂達到永生。回教也強調要對阿拉唯一真神的信仰，及死後會面對哈拉的最後審判。佛教的淨土宗也相信虔誠的念阿彌陀佛會引致死後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因為這種信仰，近年來的台灣新聞不再用逝世一詞，而用往生之說。這多少是對死者的善意用詞。
但有誰知道死後的世界呢？即使是很虔誠的教徒，而堅信他或她於死後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的人，看來也大都會難以面對死亡。雖然堅信因為他們的信仰，死後的世界會比目前的世界好，但可能誰也都不想早死，都不要死。說來是人人有希望，但個個沒把握。
到頭來我們所能知道的，所能掌握的，就是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我們也只能從改善現世的社會開始。基督教有社會公義的強調，而現代的佛教也有現世極樂的說法。而這些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來說從來就不是個問題。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許多社會病變，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而於二十世紀中葉建立了許多共產國家。共產主義提倡廢除私有財產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都由中央來規劃。共產主義所要建立的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沒有階級的理想世界。但其結果卻是個可怕的烏托邦。所有共產社會不但都是個沒有自由民主的極權社會，而且在強調廢除資產階級的同時卻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統治階級。這是前南斯拉夫異議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的結論。
吉拉斯是早期的共黨秘密份子，很早就與強人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有深交。他於二次大戰中組織人民對抗納稅的入侵。二次大戰後他於南斯拉夫政府中被視為是狄托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對共產黨的實際運作產生懷疑。1956年，他公開指責蘇聯對匈牙利人民抗暴的鎮壓，也因而首次遭到牢獄之災。1957年他發表了《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指責共產革命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製造了一批新的權貴官僚階級。為了此書他遭受四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後又因發表他與史達林的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而被判五年。1966年出獄後他被准許出國，而到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教授。在美期間他發表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 Beyond the New Class）一書。吉拉斯回顧共產主義思想而看出這個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可怕與危險。吉拉斯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社會要具有自我改善的制度與能力。
研究演化論的學者也會告訴你，演化是不可能產生出完美的生物的，只能在現有的DNA上做變化而已。自然界也好，社會也好，完美是不可能的。大家對辛普森案的判決也是不滿意的，但那是長久演變，一再改善下的目前美國司法體制的最佳與折衷的制度。這個制度也會隨時接受民意監督及學者的審視而不斷地改善，直到它漸趨完善，但最終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一個可以自我改善的不完美體制即是一個完美的體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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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Ken Lee
如果沒有什麼巨大的變數與不可預期的狀況的話， 2016年的台灣大選將是民進黨的執政與國民黨的下野。也不只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勝負而已，台灣的政治板塊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發生了質變：台灣的政治勢力對比已不再是藍大於綠，而是綠大於藍。將主導未來台灣政局的不只是民進黨而已，而是綠營。而失去政治勢力的，不將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泛藍集團。在過去幹盡悪事，作威作福的藍營雖不至於就此消失，但可想見的其惡勢力將會越來越小。曾經威風不可一世的國民黨集團（含親民黨與新黨）將會有如一隻落水狗般。台灣人要打落水狗嗎？或是拯救之而予以應有的地位？
費厄潑賴
受西方教育的林語堂當年在第57期的《語絲》談「費厄潑賴」（fair play），認為這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要提倡並鼓勵。又提起如果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為了這篇文章，魯迅於1926年1月10日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一文。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我們知道fair play是公平競爭、公平對待的意思。林語堂之所以做「費厄潑賴」的音譯，反映出了當時的中國缺乏這個觀念與名詞。就如同那時也泛用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一樣，代表一個外來的觀念尚未植根於該國的文化之中。
魯迅說：「『犯而不校』（註：被人侵犯但不計較）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討苦喫」。魯迅舉與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參加留日學生革命運動的秋瑾為例，「她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她的同志王金發「抓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但最終認為已經是民國了，將那謀主釋放了。因為「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魯迅不是反對公平競爭與公平對待（費厄潑賴）的，魯迅說： 「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嗎？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要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魯迅最後的結語是：「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覺，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打泥巴戰
反動勢力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阻擋社會的前進的。要的就是保護他們的不法所得及特權。隨著社會進步力量的逐日增強，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會越來越強化。明目張膽的反撲容易識別，但拐彎抹角而委婉的作法卻是很難察覺的。在這方面，曾經當過新聞局局長而手上沾滿鮮血的宋楚瑜是個最佳代表。
會哭，會鬧，而唱作俱佳的宋楚瑜於宣布他要競選總統後，第一支廣告便是將泥巴往自己身上貼。表明是要打泥巴戰了。這不免令人聯想起美國過去流行的泳裝美女打泥巴戰的情況。宋楚瑜這一個泥巴戰廣告用美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一個很成功的「風頭特技」（publicity stunt）。雖說並不是一個青春的泳裝美女而已是一個老妓了（雖然宋楚瑜會自比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但宋楚瑜的這一招倒也再打響了他的能見度與知名度。有知名度並不就代表人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宋楚瑜接下來便針對台灣人的同情心與厚道下手。 2015年8月，宋楚瑜為過去他當新聞局局長及國民黨文公會主任時，打壓新聞一事首度鞠躬道歉。宋楚瑜這一｢道歉｣頗有奏効。一些綠營的名嘴竟然認為他的｢道歉｣有誠意。
有誠意？Give me a break! 宋楚瑜若是放下紅麈一切去閉關三年。出關後痛改前非而道歉，並宣布從此不再涉足政壇而致力於公益，則我們當然能說他有誠意。但宋楚瑜是有求而來。他因為有所求而道歉，有什麼誠意？今天他若不是想當總統，他會道歉嗎？老奸巨猾的他若有一天真的向善了，那真可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東北的貂
魯迅在文中說：「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驗之後的警句」。也提到反動的人常藉人們的惻隱之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同情票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上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宋楚瑜要的就是引起人民的同情心來達到他的目的。有同情心的人應該要了解，濫施同情而缺乏認識的可能遭遇。
貂皮是名貴的產品。但在過去貂不是容易抓到的。以前讀過一則東北人如何抓貂的故事。他們用壯漢在喝酒避寒後，脫掉上衣躺在雪地裏裝昏死。有同情心的貂會過來依偎這個人的上身給予溫暖。這些有同情心的貂也就因而上網，而最終都遭到剝皮的厄運。
許多投同情票的人顯然不知悪人的本質。在投下同情票後也將遭到被壓迫、被剝削的結局。反動人士是很會演哭、鬧、上吊的「悲劇」的。台灣的先輩不就早就說過「作戲悾，看戲憨」嗎？看看一笑置之就好，否則到頭來傷的是自己。
要的是轉型正義
當連戰要於2015年9月到中國參加九三大遊行時，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不只是綠營人士，也包括藍營人士。但也有支持的。中國航運董事長彭蔭剛就於8月31日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之前往中國。 彭蔭剛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妹夫，更是彭孟緝的兒子。
一個在228事件中被稱為高雄屠夫，而於其後也參與清鄉並製造不少政治迫害案件的彭孟緝（9/12/1908-12/19/1997），生前不但沒受到法辦，反而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這已經夠離奇了。而更荒唐的是民主化後的台灣，其後代竟然敢在台灣如此狂妄囂張而不避諱。真的是視台灣人為草芥。而這也不是彭蔭剛的第一次廣告了。他在過去也曾委用中研院的朱浤源與黃彰建等人為彭孟緝翻䅁，而説他「消除了對外省人的誤會，為中國統一促進」。並登廣告稱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為「暴徒」。（鄧鴻源： 彭孟緝的兒子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2015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在1978年決定，雖然二次大戰中的甲級戰犯被盟軍定罪並處刑，但他們在日本的法律下並沒有犯罪，所以被准許供奉在靖國神社。在這些甲級戰犯中有一名是東鄉茂德（12/10/1882-7/23/1950），其孫子東鄉和彥則建議將甲級戰犯的靈牌移出靖國神社， 直到與受害國家得到解決的共識為止。
另一個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曾孫東條英利則從小就被視為是「一個惡魔的後代」。在2015年的一個訪談中，東條英利表示願意盡力幫助日本與二次大戰中的交戰國改善關係，也要日本自我反省。
日本於二次大戰中的戰犯是經由盟軍處置的，也多少完成了該階段的轉型正義。相對之下的台灣在戰後，即使遭受到國民黨的一再戕害，但至今都沒有什麼轉型正義可言。不只當年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連其後代也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在台灣吃香喝辣，狂囂至極。台灣要的是轉型正義，而這也是所有經過獨裁集權統治的國家都應走的路。
魯迅之所以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主要是當時（即使今日）中國的國情不同，而更重要的是當年並無轉型正義這個觀念。魯迅若知道有轉型正義這個觀念而可援用的話，他也不會去論述「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了。
同情心是好的，但也只有在一個公義可以伸張的社會才會有用，才不至於反因同情心而受害。漢化是一個使壞人出頭，好人受挫的文化。也因為有那種畸形的文化與社會，才會有棒打落水狗之說。這在愛狗如家人的西方社會是很難理解的。西方社會只有救落水狗的看法，那來棒打落水狗之說。有異於漢文法的社會，西方文化是重視同情心而且也強調好人出頭，惡人受罰的。
荒山之夜
在國民黨的長期凌虐下，台灣社會是群魔亂舞。正常建設無法循序進行，而公義也不得伸張。當有天這群惡勢力從台灣社會消失之時，回首一顧，我們將會有如欣賞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荒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音樂一般。滿山的妖魔夜宴與群魔亂舞最終在黎明與教堂的鐘聲中四處流竄。邪惡消失，而光明的世界重新來臨。國民黨倒台後，我們無妨將魑魅魍魎的｢荒山之夜｣列為慶祝曲之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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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Ken Lee
日本殖民韓國的那一段時期（1905-1945），日本稱之為｢日本統治時代の朝鮮｣，韓國人（南韓）則稱之為｢日帝強佔期｣。那段時期的大略要記是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開港貿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使韓國獨立，不再受清朝的保護。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1910年正式併吞韓國。1919年韓國爆發｢三一運動｣。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俄依戰前的協定各自進占南北韓。1950年韓戰爆發。1965年南韓與日本建交， 1910年的併吞條約自然失效。
在日本殖民韓國的四十年間，韓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開港後，日本商業已逐漸在韓國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居住於韓國，到1910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十七萬人。1906年，朝鮮政府允許外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1910年第三任朝鮮統監（5/30/1910-10/1/1910），後來成為第一任朝鮮總督（10/1/1910-10/16/1916）的寺內正毅（2/24/1852-11/3/1919），實施在當時頗受歡迎的地籍調查及土地改革。但許多地主因無法出示土地證明文件而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在1910年，日本人（主要是投資財團）擁有韓國可耕地的2.7%（一說7.8%）。到1932年，日本人的土地擁有比例已升至52.7%。相對之下，韓國人的可耕地擁有者則由1916年的63.2%降到1932年的47.3%。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曾有一些象徵性的現代化措施，使當時的首爾首先於東亞安裝有電氣、水、電話、電報，及路車，但韓國基本上是個農業社會而一切都相當落後。日本殖民開始時著重於農業的生產以滿足日本本國人口的快速成長。1920及1930年代，為配合可能的中日戰爭，在總督宇恆一成（8/9/1868/4/30/1956）的推動下，韓國大力推動工業化。化學廠，鋼鐵廠及武器鑄造廠等重工業都加速發展。1910年到1912年間，農林漁產業占全部經濟的84.6%。這個比率到1939-1941年間降到49.6%。而製造業則占全部經濟的29%。二次大戰結束時，韓國於亞洲已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工業化國家。1910年到1945年間，人口由一千兩百萬增加到兩千五百萬人。而農林漁工業等經濟成長率於35年間增加十倍。這增加的速度也是日本當局所始料未及的。但94%的工業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韓國人只擁有6%的工業。
韓國原本是一個文盲社會。識字率在殖民初期只有4%。在教育上日本原本採取兩種語文的教學，而也互相學習語文。1937年後強調以日文教學。而在1943年後在「內鮮一體」的口號下，只能教日文。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小學入學率是38%，識字率為22%。
戶口制度的建立多少摧毀了朝鮮原有的八個世襲階級制度。日本原先是不准許韓國人改成日本姓名的。1911年公布的「朝鮮人ノ姓名改称ニ関スル件」還要那些已改成日本姓氏的人換回原來的姓氏。但1939年開始，日本開始推行同化運動而發佈勒令第19號「朝鮮民事改正令」。隔年的1940年，有84%的韓國人接受這個被稱為「創姓改名」的措施改成日本姓名。但也有少數已位居要津的韓國人拒絕改姓換名。
以日本軍方的資料來看，在併吞前後反抗最厲害。在1907年八月到1910年年底間，韓國共有2800件武裝抗爭，有17,700韓國人死於抗爭。但影響韓國較為深遠的應該是1919年3月1日的｢三一運動｣。
1919年1月21日，被迫遜位的高宗去世。戰前的韓國，民族主義者常聚集在快速成長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裏，也聚集在東學黨轉型成的天道教裏。這兩大勢力在1919年3月1日於全國各地發動示威，是為｢三一運動｣。成員在首爾宣布獨立宣言。三一運動後日本開始鬆綁，不再用憲兵而改用警察治理，也容許報紙的發行。1919年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首任主席為李承晚。這個臨時政府後來隨國民黨於中日戰爭中搬到重慶。珍珠港事變後的隔日，1941年12月8日，美國向日宣戰。隔天12月9日，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向日宣戰。再隔天的 1941年12月10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向日宣戰。這個後來成為南韓政府主體的臨時政府事實上從來沒有與日本打過戰。不過有不少韓國人是參與國民黨的部隊作戰。另一方面，有一千名韓籍日軍逃兵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再加親蘇的及本土的共三派左翼團體則有與日本作戰的經驗。這些派系後來在金日成的運作下成為北韓政府的骨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韓國人也開始外移，主要是日本與東北。二次大戰後，共有兩百萬韓國人住在日本。其中一百三十萬人被遣返韓國。六十五萬人選擇留在日本。1931年，因為在東北的韓國人受到中國人的虐待而在韓國引起了反華暴動。一百多名華人被打死。
二次大戰前韓國人的參軍是自願的，競爭相當激烈。1943年的錄取率只有2.1%。1944年後，因為兵員缺乏，日本開始徵兵。在35年的殖民中，韓國人於日軍中一共產生了七個將領，無數個軍官。這些軍官如朴正熙，丁一權等都成為日後南韓政府的骨幹。由於日本不太能信任與韓國人共同作戰，所以很多韓國軍官與將領都當俘虜營的主管。據西方國家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還要來的殘酷。戰後， 148名韓國人被判為B及C級戰犯，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階將領是洪思翊，他於二次大戰中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
韓國與台灣之受日本殖民固然有類似之處，但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韓國本有自己的政府，而也是個很同質的社會。韓國是亡國的。台灣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政權換成另一個殖民政權罷了。也因此，韓國較早提出獨立的理念。但韓國卻也是個封建性很強的醬缸社會，較沒有台灣社會的多元性。這多少會成為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不只是經濟建設的，而是涉及文化、政治、及社會的各層面。（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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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26, 2015 by Ken Lee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積極推動國內的改革，極力西化以求取抵禦外侮並冀求與西方列強能平起平坐。除了內政外，日本也策劃於周邊取得影響力與一定程度的控制，來達到帝國的穩定發展與繁榮。 1888年，武士出身的軍人政治家山縣有朋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這個看法（參看《山縣有朋意見書》）。再加上日本政界原本就重視韓國與滿州對日本戰略地位的重要，日後的出征取得韓國也就成為自然的發展。
日本對取得朝鮮半島的控制權是步步為營的。除了投資、建設、貿易、引入現代化的觀念、並極力扶植親日派外，在外交上也是處處歩椿的。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的外交主要是強權外交，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馬上學到這個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開口向清朝要台灣與僚東半島。取得台灣，列強沒有反對。但遼東半島的取得卻引來1895年4月23日的德法俄三國干涉。被迫放棄遼東半島後的日本自然心有未甘。有鑒於此，日本在取得韓國之前因而於國際外交上到處佈局。日本的最終取得韓國也因此在國際上不見反對聲浪及干涉的動作。
在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間，日本與俄羅斯簽訂了三個協定。1896年5月16日的小村‧韋博協定（Komura Weaver Memorandum， 小村ウェーバー協定）及1896年6月9日的山縣‧羅巴諾夫協定（Yamagata-Lobanov Agreement，山縣・ロバノフ協定）。透過這兩個協定雙方同意如果韓國有動亂，雙方能派兵到韓國並駐紮到韓國有現代化軍隊為止。但日本不知道的是沙俄已於6天前（1896年6月3日）與李鴻章簽了中俄密約（Li-Lobanov Treaty）。李鴻章因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問題到俄國求取經援，也因而同意沙俄能在東北興建鐵路，移入軍隊並享有治外法權。等於是讓沙俄併吞東北。1898年 4月25日，日俄雙方簽了西‧羅森協定（Nishi-Rosen Agreement，西・ローゼン協定 ），雙方同意不干涉韓國內政。
英國於那時是不與人結盟的，而處於所謂的「輝煌的弧立」(splendid isolation)。英國不參與三國干涉，對日本似乎釋有善意。但英國最後為了對抗沙俄的擴張，所以與日本在1902年2月30日簽下了日英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在條文中也互相承認對方在印度與韓國的利益。
八國聯軍後，沙俄遲遲不由東北撤軍。1903年5月，兵力並已進駐到鴨綠江。在1901年11月，沙俄拒絕日本的｢滿韓交換｣後，日本已積極準備對俄作戰。俄軍之滯留東北並移向韓國邊界只不過成為戰爭的近因罷了。日俄戰爭 (2/8/1904-9/5/1905) 雙方都死傷慘重。單單奉天一役俄軍就死了九萬人。在不下十場的陸海對戰中，沙俄失去了太平洋艦隊與波羅的海艦隊，只剰下黑海艦隊。在波羅的海艦隊航行到東亞的七個月中，日俄戰爭也成為全球的焦點。其間日本也得到英國的情報支援。清朝支持日方，而袁世凱也送日軍食物與飲料。日本最後的決定性勝利跌破了全球觀察家的眼鏡。這是新興的亞洲列強擊敗西方列強的首例。而日本也因而擠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前，知道勝利在望的日本釋出和談的訊息。當時不喜歡俄國但親日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出面調停。雙方於1905年9月5日在緬因州的樸茨芧斯簽了樸茨芧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並退出東北，也割讓庫頁島的南半部，但沒有賠款。老羅斯福總統也因而取得1906年的諾貝爾和平奬，並突顯美國的國際地位。有趣的是，共和黨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FDR, 1/30/1882-4/21/1945）是親華反日的。
但在樸次茅斯會議之前，日本首相桂太郎已與美國的陸軍部長（Secretary of War）塔夫特（William H. Taft, 9/15/1857-3/8/1930，後來當美國總統）會面， 而於1905年7月29日有個桂‧塔夫特協定 (Taft-Katsura Agreement，桂・タフト協定)。日本承認美國在夏威夷與菲律賓的利益，而美國則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這個協議於7月31日受到老羅斯福總統的首肯。
也因為有這種強權外交的運作，日本於1905年11月19日與韓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音。高宗及一些閣員固然反對，但日軍已於韓國各處駐紮並包圍了皇宮及政府機構。有五個閣員簽了約（有效票）。高宗於事後向十七國皇室及元首送出求援信函，包括英、法、俄、奧匈帝國、義大利、德、比利時，及清朝，但都沒收到反應。1907年高宗也派三名特派員參加海牙的和平會議，但因韓國被視為是一個被保護國，不是擁有外交主權的國家，沒被接納。其中的一個特派員還因而自殺。1907年7月18日，日本逼迫高宗遜位而由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登基成為隆熙帝。隆熙帝是大韓帝國的第二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他也是李氏朝鮮王朝的第二十七代君主。當日本於1907年7月24日與韓國簽訂第三次日韓條約，設立統監一職以取得內政權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浪。當1910年8月22日，｢日韓併合條約｣的簽訂使韓國亡國時，國際社會也沒有發聲。值得一提的是純宗拒絕牽字，此條約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質疑。
在外交及對韓國內部步步進逼下，日本終於在1910年正式將韓國納入版圖。由於強權外交的準備工作，使整個併吞過程在國際上沒有受到任何阻力。韓國人也進入了亡國的時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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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9, 2015 by Ken Lee
1392年建立的朝鮮王朝走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是一個相當腐化的政體。比腐敗的滿清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也落後於中國。韓國有兩千年的奴隸制度，稱為奴婢 (nobi)。在1690年，奴婢人口占總人口的37%。在歷朝歷代最低時，奴婢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進入19世紀後，解放的政策開始慢慢推行。到1858年時，奴婢只占總人口的1.5%。世襲制的奴婢則於1886年才取消。但奴婢制的全部廢除是在日本統治下的1930年代。不過我們知道，目前的北韓是仍舊有奴隸制度的。
朝鮮王朝的宮庭政治也同中國一樣，充滿了狠毒與惡鬥。而外戚（韓國稱為勢道政治）也是一大問題。在朝鮮王朝末年的1863年，十一歲的高宗（李命福，9/8/1852-1/21/1919）登基。年幼的他由他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攝政。興宣大院君攝政時採取鎖國政策並迫害天主教徒，因而引起法國於1866年的攻打光華島。美國也於1871年企圖炮艦外交但不果。1873年，滿二十歲的高宗正式掌權後，其妻明成皇后（10/19/1851-10/8/1895）也開始引進外戚並與興宣大院君發生權力鬥爭。宮廷人物固然都排外，也都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彼此之間的恨尤甚於對外人的恨。
1876年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開始進入韓國。也開辦了韓國的第一份報紙—「朝鮮新報」，引進西方思想。1882年美韓也簽約，建立外交關係。但日本及西方勢力的引進卻也引起興宣大院君的反日及反明成皇后的政策，而於1882年發生攻擊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的「壬午軍亂」。事變後的1882年8月，日韓簽約（仁川沖條約），允許日本對外交人員及僑民的保護。但韓國也於1882年10月與清朝簽約，企求對抗日本與西方勢力的逼進。
1884年，興宣大院君與明成皇后的對抗強化。再加日本支持的第三勢力—一個追求由清朝獨立出來的開化黨，而爆發了「甲申革命」。韓國引清兵入境鎮壓並殺死了340名日本人。事後於1885年簽訂的日韓漢城條約及日中天津條約，中日雙方同意由韓國撤軍以平息紛爭，並同意得雙方照會或同意才得以出兵。
十九世紀中葉，韓國開始出現了一個對農民很有影響力的東學黨。東學黨主張平等，社會改革，排外。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於1864年遭處決。殘餘份子成為地下組織而於1894年發生了東學黨起義。東學黨起義後韓國要求清軍的鎮壓。清朝於1894年五月派一千五百名軍隊到韓國。日本視此舉為違反1885年的漢城條約與天津條約的協定，因而派六千名兵力到仁川，引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後，戰敗的清朝退出韓國。清朝不再是韓國的保護國。期間日本也於漢城建立親日政府，並共同鎮壓東學黨之亂。日本於韓國開始占有與沙俄平起平坐的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力。由於明成皇后拉沙俄勢力去對抗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勢力。日本外交官三浦梧樓在與興宣大院君的合作下，於1895年10月18日下令日本浪人進入皇宮景福宮殺死了明成皇后。同日，興宣大院君回到景福宮。高宗則於1896年2月11日到沙俄使館避難近一年。
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後，日俄在韓國的勢力對抗便難以避免了。
中日甲午戰爭後，韓國的改革勢力也開始走上街頭。1896年成立的獨立協會希望藉由君主立憲來抗拒日本與俄羅斯的進逼，他們摧毀了象徵向清朝進貢的迎恩門，而改建為獨立門。在這種氛圍下，1897年十月高宗離開沙俄使館，搬入德壽宮，宣布大韓帝國的建立而自立為光武帝。1897年也可說是朝鮮王朝的結束。高宗也開始進行了｢舊本新參｣的｢光武改革｣。1899年8月公布憲法而使皇帝掌有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絕對權力。高宗雖說改革，但對民間的改革勢力極力鎮壓，而政府運作也是亂的一團糟。據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 (Horace Allen) 在1898年12月的敘述，韓國中央政府呈無政府的情況。
在要求與沙俄「滿韓交換」不果下，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2/8/1904-9/5/1905）。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的勢力退出韓國，也退出了東北，並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韓國簽了第二次韓日條約（或稱乙巳條約），將韓國的外交轉移到日本手上，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乙巳條約的簽訂雖然受到高宗本人的反對，而民間也有「乙巳義兵」進行抵抗，但日本已在韓國建立經濟及政治上的主導力，也培植了許多親日派。
高宗本人反對日本勢力的逐漸擴張，而也沒有在1905年的第二次韓日條約上簽名。而於同時，日本在韓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1907年6月，第二次和平會議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 在海牙召開，討論國際法及戰爭的法律。高宗秘密派三人出席，但因為韓國是處於被保護國的地位，沒被會議當局接受。為了報復，日本與韓國於1907年7月24日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在韓國設統監 (Resident-General) 一職，負責韓國的內政。第一任統監是伊藤博文。日本也強迫高宗遜位，而安排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當隆熙帝。伊藤博文則於1909年10月16日在哈爾濱遭到韓國人安重根的暗殺而死。諷刺的是，伊藤博文是反對立即併吞韓國而強調要循序漸進的。
趕走了清朝與沙俄的勢力，將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下獨立出來，進而使日本掌握韓國的外交成為保護國。再下來是統監的建立以掌握韓國的內政。最後只是名目上於1910年8月22日簽訂的日韓併合條約，正式合併並設立總督 (Governor-General)。純宗拒絕簽約。簽約的主要雙方是日本統監寺內正義（2/5/1852-11/3/1919）與韓國首相李完用（7/17/1858-2/12/1926）。韓國正式失去主權而成為日本的領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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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2, 2015 by Ken Lee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後，歐洲列強已控制了巨幅的版圖：非洲的全部，南亞（今之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及東南亞的全部（除了介於英法勢力緩衝地帶的泰國）。在亞洲，只有清朝的中國，西藏，韓國，與日本尚未落入歐洲列強的手裡。但情勢也都危危可及，隨時有可能被鯨吞蠶食。
中國，韓國與日本都採取鎖國的對策。清朝在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後首先被迫開港貿易，日本則於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扣關下於1854年3月31日簽約開港。英、荷、法、蘇，見此也跟進，而與日本於1858年簽下了安政條約。一個予外人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 1868年日本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明治維新。
當時的韓國（朝鮮王朝）還是個清朝的保護國，固然也受到了西方列強的叩關，但在對外的壓力上沒有中國與日本所受的來得大。明治維新前，日本與韓國的貿易都是透過長崎的對馬國（或稱對州）的宗氏家族經手的。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要與朝鮮王朝建立國與國的關係，而於1869年派特使攜帶明治天皇的信函到韓國。但因韓國只承認清朝的｢皇｣，而非日本的｢皇｣，並不承認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羞辱的日本政府於1873年就有以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論｣。末代武士的西鄕當然也有為被消滅的仕族 (武士) 尋找出路的動機。但大久保利通及岩倉具視都認為不是時機。
1875年，日本將美國培理將軍對付日本的方法用之於韓國。已占船堅炮利優勢的日本開撃了曾經被美法佔領過的江華島。1876年2月26日簽訂的「日朝修好條規」（韓：江華島條約）使日本人在韓國享有治外法權，並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對日貿易。這個條約基本上多多少少廢除了朝鮮與清朝的從屬關係，而也使日本商人開始搬移到釜山從事貿易。日本也於此時開始慢慢地獨佔韓國的貿易。
但在同時，美國、英國，與沙俄在韓國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西鄉隆盛的征韓倡議固然有其情緒上的作用及有為失業的武士尋找出路的原因，但明治政府確實是將韓國的戰略地位視為極其重要。對於西方列強之進逼韓國，尤其是與韓國在地理上相當接近，而於韓國有相當影響力，並己開始積極鋪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沙俄而言，日本是相當的警覺並思考解決之道。
因為韓國戰略地位對日本的重要，也因而日本要將韓國首先由清朝的被保護國地位下獨立出來，然後再逐漸加強日本在韓國的影響力，以至於最後的全盤控制。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政府補助三菱船業開始營運長崎與釜山的航線（1876）。1880年開長崎與元山的航線，隔年延至海參崴。 1885年，韓國對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總值的98.6%，由日本的進口占韓國進口總值的81.5%。為了貿易，第一勧業銀行於1870就於釜山設立分行。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定居韓國。這個人數到1910年（併吞那一年）增加到171543人。從1890年開始，在韓國已占有經濟霸權地位的日本也將眼光轉移到鐵路的建設。1899年五月向Morse 買下未完成的首爾–仁川線而於次年的七月將其鋪建完成。到日俄戰爭前的1904年，日本已掌控了韓國的鐵路系統。
但日本在韓國的發展與逼進也引起了列強的注意與抗議。美國、英國、德國，與沙俄都對日本在韓國的經濟擴張提出質疑。在1896年與1900年之間，歐洲列強也都由韓國得到了11個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其中五個是礦場的開發。在這其中，美國拿到五個，沙俄兩個，德國兩個，英法各一個。
日本雖然於當時在韓國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還不能說是沙俄的對手。1890年沙俄於首爾建立使館後，一些俄國人也開始由東北移居到韓國。而沙俄也開始伸張他的影響力。沙俄對當時韓國的宮廷，主要是高宗光武帝 (9/8/1852-1/21/1919) 及其太太明成皇后 (10/19/1851-10/18/1895) 有相當的影響。日本與沙俄的利益在韓國與中國的東北發生衝突。在日本的對韓政策上，伊藤博文（10/16/1841-10/26/1909）是採取較謹慎的做法，同他之前的總理大臣井上馨一樣，伊藤認為對韓政策要採取慢慢來，不可一蹴而就。但其他的總理大臣如大隈重信，松方正義，山下有朋，及黑田清隆則採取較積極強勢的作風。伊藤博文本人是不贊成併吞韓國的，他要的是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狀態下獨立出來，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下。中國控制下的韓國對伊藤博文來說危害很大，而中日甲午戰爭也是在他當總理任內爆發的。要的就是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
但沙俄在韓國的勢力呢？伊藤博文於1900年重返總理大臣職位，但卻受到貴族院的杯葛。不願捲入政爭的伊藤博文於1901年辭職到歐美訪問。在美國他接受了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到沙俄訪問之前，時任總理的桂太郎要他探知沙俄對與日本用東北交換韓國（滿韓交換論）的意願。也就是說要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益，來交換日本承認沙俄在東北的權益。但沙俄覺得日本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拒絕了。這事也成為日後日本要對沙俄宣戰的主因。
在列強於韓國的角逐中，新興的日本深深的認為韓國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生存的重要。因為韓國，日本與清朝打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因為韓國，日本與沙俄打了日俄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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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5, 2015 by Ken Lee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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