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1946年以日文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是當年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吳濁流以半自傳的方式描寫主角胡太明在日本、中國與台灣三地之間的尷尬困境。不滿日本的統治而到中國去的胡太明發現中國人視他為台灣人，而未能接納他。在家鄉又是個異類，而最後以悲劇收場。單就書名而言就已突顯出台灣人的認同問題，由當初的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而戰後又由日本手中「歸還」給中國，對台灣人而言，真不知所以然。以孤兒自居多少代表了這個民族尚未「轉大人」。而這也難怪，台灣人這個名稱及意識是在日治時代才開始產生的。而台灣民族這個名稱及觀念是1927年才出現的。台灣民族這個意識當時才方成長中，而於二次大戰後會有孤兒這個想法也不足為奇。
一個民族有成長的過程，而一個個體也有成長的過程。《亞細亞的孤兒》就藉由胡太明這個角色來做陳述，剖析個人與社會及時代變遷的互動。心理學上也有研究個人成長的階段，但這與一個群體 (如民族) 的成長階段是否有關聯呢？
艾力克‧艾力克森
艾力克‧艾力克森 (Erik Erikson, 1902-1994) 是一個頗受人尊敬的心理學家。他的生父是他從來沒見過面的丹麥人，母親是猶太人，繼父也是猶太人。他沒有受到繼父的同等對待，而於少年時對自己的認同問題頗感疑惑。年輕時，他走藝術家的道路而於歐洲四處流浪，後來認識了佛洛伊德夫婦，而走上心理學之路。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艾力克森於1933年移民美國。他來美國後也認識了一些人類學家，這對他的心理學之研究開闊了視野。艾力克森從事兒童心理學的研究與治療。他也做印第安人，如南達科達州的Sioux與西海岸的Yurok族的研究。他的研究常常著重在人的認同這個問題上。1939年他成為美國公民時，採用艾力克森 (Erikson) 做為他的姓，不再用繼父的姓，也不用母姓。如北歐的傳統命名法，Erikson竟為Erik的兒子。也就是說他宣示他的路是他自己走出來的，他是他自己塑造出來的。
艾力克森的所有研究及論述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個體發展的八個階段。照艾力克森的理論，一個人的一生一般會經過這八個階段 (在此不詳述)，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主要問題及挑戰，若沒有合理的處理則會產生問題。例如一歲前的主要問題是信任與不信任的問題，母親的照顧與否是個主要的因素。若母親盡責則孩子會有信任與希望，若母親不盡責或棄養，則孩子會變成退縮孤立。由於艾力克森早期為認同問題所困擾，而他也著力於認同問題的研究，再加以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及青年的反叛，他所提出的個體發展的第五階段──青少年的認同問題最為人樂道。艾力克森認為青少年時期 (12歲到18歲) 的最大挑戰是自我的認同與角色的混淆問題。認同的來源是同儕及偶像與榜樣。處理成功的結果是人會有忠誠性，失敗的結果是狂熱與排拒。
孤兒台灣與認同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後，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但也同時在殖民社會下成長。日本的大正民主 (1912-1926) 多少也推動了台灣社會的啟蒙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9) 後開啟了全球民族自決的潮流，愛爾蘭的民族自決運動 (Home Rule movement) 也進入了第四波。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多少受到那時世界潮流的影響。台共也於1927年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綱領。但我們若檢視當時的論述，我們可看出台灣人的認同仍是混淆不清的。這也難怪吳濁流會於那個年代出版《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該書多少反應了當時的認同處境。套用艾力克森的模式，我們可說當時的台灣民族的成長，仍只是在青少年時期，缺乏適當的榜樣，而在民族的認同上仍在尋求之中而相當模糊不清。
戰後台灣人夾於強權與大國之間而有孤兒的感覺，但1947年的228事變改變了一切，使尚未「轉大人」的台灣民族被迫快速成長而開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戰後最早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就是廖文毅了 (3/22/1910~5/9/1986)。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的他本也是祖國派的。228事變後，廖文毅與謝雪紅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1956年廖文毅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5年被迫回台向國民黨投降。廖文毅回台後，國民黨宣稱台灣獨立運動已結束。
但被迫快速成長的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當然不會就因而結束掉。進入六十年代後另一波的台獨運動也同時在島內與海外展開了。2014年11月，旅居瑞典多年的早期台獨聯盟專職工作者張文祺來美訪問。他借住於早期的島內台獨運動人士林水泉家中。筆者在一個與他倆的聚會中藉由訪談來了解那一代台獨運動人士的看法與經驗。
林水泉
1937年出生的林水泉同那個年代經過228事變的台灣人一樣，都對國民黨極為痛恨，再加1949年後大量來台的國民黨人之惡形惡樣，使他深為厭惡國民黨，所以走上從政之路。在當初卻也是偶然的，因為開卡車運輸行的他家租車給候選人而與政治結了緣。林水泉於1961那年 (23歲) 就因於台北市議員的選舉中批評國民黨而被送去小琉球當流氓管訓。出獄後於1964年選上市議員。林水泉描述當時的議員都是開酒店的，包工程的，要錢的，歪哥七剉。而在選舉上也多的是搓圓仔湯，拉東打西的。政治權術的玩弄是有，但理念則是相當貧療。1965年10月，林水泉利用到日本考察期間秘密加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那時的委員長是辜寬敏。在那時林水泉也透過高玉樹認識了彭明敏，討論台灣的事情。認識彭明敏沒多久，彭明敏就因「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撰寫而遭牢獄之災。1967年林水泉因「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散發台灣獨立的傳單而被判15年徒刑。1977年減刑出獄。在那十年的刑獄中，林水泉曾呆在幾個不同的牢獄，也認識不少獨統皆有的難友，也見證了不下百餘個死刑的執行。
綜觀六十年代的台灣政治文化，選舉為的都是本身或派系的利益，談不上有什麼理念可言。教育水準不高 (松山初商沒畢業) 的林水泉走上了選舉政治，也走上了台獨之路。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思想的管控是很嚴苛的。主張台獨的人都受到了嚴刑峻罰。但這種高壓統治顯然沒法根除台灣獨立的思想，也無法阻擋台灣獨立運動的進展。
張文祺
從小就急欲離開台灣到國外走走看看的張文祺，於1964年到堪薩斯州的University of Kansas讀政治學，後來轉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一來美國就參與台灣人政治活動的他，嚴格說起來也不是第一代的留學生。張文祺說，國民黨於五十年代放鬆兩次高中生可以留學。而陳以德及盧主義 (李天福) 就是那時出來的留學生。陳以德的台獨主張是走廖文毅的路線的。張文祺說，六十年代來美的台灣留學生面臨許多挑戰：與台灣較無聯繫，日常生活也多所限制，連醬油都買不到，男多女少，要打工，而且要匯錢回台灣。而在政治活動上抓耙仔也多，很容易就上黑名單。不過1965年美國移民法案的通過對當時的留美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解決了居留的問題。
美國的台獨聯盟於1966年成立。張文祺也很快的就成為聯盟的專職人員。張文祺說，聯盟一成立就有了路線問題，到底是要走國會路線或走革命路線。在當時參與政治的人在留學生中還是少數。而即便是參與獨立運動的人對國際的歷史及政治也不是很了解，與美國社會也較無接觸。在路線之爭下，張文祺、賴文雄與王秋森於1969年離開聯盟。那年蔡同榮當上聯盟主席。1970年的四二四事件更加劇了聯盟的路線之爭。張文祺因美國移民局的刁難而於1971年經由加拿大到法國，再由法國到瑞士，最後結婚定居於瑞典。
1985年7月王秋森於南加州創辦《台灣新社會》月刊，共出了39期，而於1988年9月停刊。期間張文祺常以本真的筆名在《台灣新社會》上發表文章。有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張文祺也寫了一篇半自傳的文章，描述一個台灣留學生從事專職的台獨運動，後來因路線的爭執而離開組織。離開組織後這位留學生於美國四處流浪，而最後被送進一個州立的精神病院。在每次接受電療時就會高喊「台灣獨立萬歲！」。本真於文未寫到難道受這個苦難就是台灣人的原罪嗎？
還是孤兒嗎？
我們若以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的時間算起，到如今也已有七十年的時間了。許多人都活不到七十歲，但對一個民族而言，70年是個短時間。我們想問的是，台灣還是個亞細亞的孤兒嗎？
孤兒是孤立無援的，孤兒是可憐而也悲觀的。無可否認的是，早期的台獨運動者大多是悲觀的。張文祺就回憶起一個聯盟的領導人對他說：台獨運動本來就不會成功的，做做就好，不要失望。而於八十年代早期，左翼的台獨就有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是良心運動。也難怪，當你的力量很小而看不到未來的時候，悲觀是難免的。值的注意的是，在與林水泉訪談的過程中，筆者聞不到這種孤兒味。有草莽味，教育水準不高而曾遭國民黨迫害的林水泉對國民黨有強烈的不滿而充滿了戰鬥的氣息。他的表現是只有對抗，對抗與對抗，直到國民黨的倒台。這多少也可能反應出台灣基層社會的想法。
台灣在國際上是孤立的，但我們不能說台灣是孤兒。台灣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上都有相當傲人的成績。台灣是已經轉大人了，要的只是打破國際孤立的情況，爭取國際空間。台灣獨立運動由1927年台共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到今天已有87年的歷史了。即使以1947年的228事件做為分水嶺來說，也已有67年了。當你對歷史、政治、文化、經濟及國際情勢較有了解時，樂觀會取代悲觀。當然有人會認為台灣獨立的步調太慢，但我們要了解在六十年代，即便到八十年代，許多台獨運動人士都是悲觀的。他們認為國民黨堅固如山，牢不可破。但國民黨被迫解嚴了，而陳水扁也於2000年選上了總統，並於2004年連任。如今青年學子大量參與政治而使於2008年重掌政權而企圖推動「統一」的國民黨於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大選受到重挫。當台灣年青的一代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你知道這不是一個孤兒的要求，而是青年的吶喊 – Let’s do it！走過當年慘淡歲月的早期台獨人士可以欣慰的知道，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已有了一代接著一代的接班人，而步調也會越來越快。

李堅

Filed under: Human Rights, Politics | Tagged: 艾力克, 話仙, 台灣呼聲, 台獨聯盟, 吳濁流, 李堅, 亞細亞的孤兒 | Leave a comment »

二十多年前在一場夏令會中聽一位第一代的留學生講他的｢中港台｣故事。他說他父親在日治時期因政治關係，為了逃避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落難中國。他們全家在中國到處流亡而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說中國各地的語文及風俗習慣雖然有所差異，但都有一個他不會描述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中國人社會｣的特質。戰後他們全家都回到台灣來。雖然知道他是台灣人，但他從來沒有踏上過台灣這塊土地。當時14歲的他的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他熟悉的中國人社會，這是一個與他過去所居住過的中國各地社會都全然迥異的社會。第一個印象當然是建築及街道的不同，民情風俗及文化也如異國般。六○年代初他來美留學，路經香港，他說香港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當西化的城市，是大英國協的東方之珠。但他在香港馬上就有那種熟悉感，跟他在中國的經驗一樣，他說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五十年過去了，香港也｢回歸｣中國17年了，但香港還是中國人的社會嗎？
我高中的一個老師說，香港其實應該叫做臭港，因為很臭。那種說法當然有其基礎，因為香港很久以來就只是個漁港。現代香港的故事由19世紀開始。1821年英國開始用香港的天然良港做鴉片的進出口生意。英國於1839-42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取得香港。但只擁有香港島顯然無法有效的控制港口，所以英國在1856-60年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取得九龍半島的南端。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歐洲列強急著要從清廷取得一些土地，也因此有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這個於1898年6月9日於北京簽的專條，使英國得以免費租借新界及235個小島99年。為什麼選99年？當時英國的代表Claude MacDonald說「形如永遠」(as good as forever)。這個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到期。
99年當然不是永遠。從1979年3月開始，中共就開始準備要收回租借地了。真正的談判由1982年9月英國首相到北京才算開始。雖然香港與九龍是割讓地而新界是租借地，但中共堅持因鴉片戰爭所簽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割讓地也應同租借地的新界般由中國收回。最後中英雙方於1984年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租借到期的1997年7月1日，香港九龍及新界的主權將轉移給中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156年間，前大部份時間人口都是自由移動的。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及賺錢的地方，賺了錢後就回老家，因此在文化上與廣東沒有兩樣，人口是進進出出的。但1949年中共建國後，這個情況開始改觀了。邊界大都管控後香港的社會與鄰近的中國廣東社會也開始漸漸的分道揚鑣。由於香港開港以來，靠的就是貿易，中國邊界的關閉影響不小。為了生存，香港也開始發展輕工業，如紡織、玩具等。其後也朝電子工業及金融業發展，更不用說那盛極一時的電影事業了。有輕工業就難免有勞資糾紛。在六十年代香港有了工運，也因此社會的力量開始有了凝聚。那時的香港也多少受到文革的影響。此後香港的經濟持續繁榮。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人建立了法治社會的觀念。雖以中國人自居，但香港人以開放、專業、實際、富裕自許。這有異於中國的閉塞、教條、貧窮與集權。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新聞就開始上了報章雜誌。香港人固有擔憂的地方，但一般而言反對的聲音不多，也不大。但香港還未到手，中共的惡形惡樣就於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加深了港人反共的情結。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的人也退出或被中共逼退。其中如李桂銘就組成了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香港民主同盟。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就於18席中占了12席。1994年民主同盟與另一個政治團體匯集合併成為民主黨。直到目前為止，每年的六四，香港都會舉辦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由英國轉給了中國，許多「愛國」的香港人歡迎這一天的來臨。香港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煞風景的是，於同年發生了牽連泰國、東南亞及南韓的亞洲金融風暴。
「東方之珠」拿到手的中共不但不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知如何養好這隻會下金蛋的鵝，會的就是加緊香港的「內地化」。2003年香港就先吃了中共衛生單位掩蓋SARS實際病情的虧，使香港因而死了三百人。同年中共又推動基本法第23條的草擬，引進分裂國土，顛覆政府的罪名。這個條文的草擬引起香港極大的反響，而有五十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的場面。香港人的強烈反彈使得這一草案沒法在立法局過關。
但中共於2006年再度伸出黑手，4月9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否決了在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7月1日20萬香港人再度上街頭，反對中共的這個決定，但中共並不退讓。雖然沒有特首的普選，但2007年3月的特首選舉卻是特區成立以來第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曾蔭權擊敗梁家傑出任香港特區的第三任行政長官。接著他的是2012年3月的梁振英當選特首。
梁振英上台後不久就面對香港人對中共黑手伸入教育的反抗。2011年當曾蔭權是特首時，已定調了「愛國愛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個簡稱國民教育、國教的教育內容馬上被指為紅色教育及洗腦教育。2012年7月近十萬香港人上街抗議，其中許多是會被直接受到洗腦的中學生。由於社會的強烈抗議，香港政府也只好於當年十月將此教育方案暫時擱置。
2013年的元旦，香港有萬人大遊行要梁振英下台。10月6日習近平堅持香港政改依基本法及人大的決定，也就是說香港不能有特首的普選。也因此2014年的元旦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但在這幾年，香港也看到了黑道分子的日漸騷擾民運及新聞從業人員，企圖阻撓民主運動及新聞自由。2014年2月26日香港《明報》的前總編輯劉進圖就被砍殺成重傷。但這顯然無法阻止民主運動的進展。2014年4月26日，年年紀念天安門事件的香港終於有了一間永遠的紀念館──｢六四紀念館｣。而就主權移交一事，香港也於每年的七月一日都發動遊行。今年(2014) 的七一大遊行因為佔中及爭取真普選而引來五十萬人的參與。九月學生開始罷課，9月28日和平佔中行動提早啟動。這次佔領中環運動 (稱為雨傘運動) 目前還在進行。在運動已經進行了長達兩個月後，路線之爭也越來越明顯。但不管這次的結果如何，可以預期的是港人與中共的對抗於日後會越來越激烈。只要民主與自由的基本要求沒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抗將只會提高而不會就此平息。我們也不能忽略經濟的因素：貧富懸殊，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及在中國大經濟體下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都使香港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
｢回歸｣後的香港不免令人好奇｢中國人社會｣的香港是不是越來越中國？以2012年的一個研究來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由回歸後的16.6% 降至12.6%。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23.4%，上升了6.1%。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占41.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占了22.1%。以2013年的另一個調查來看，62% 的港人主要認同香港，38% 只認同香港 (不認同中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輕人中(18到29歲)，有84.3%的人主要認同香港，但有55.8%的年輕人只認同香港而已。
看香港的情況難免令我們思考港台之間的同異如何。
第一個當然是地理的不同。香港之於廣東有如金門廈門之於福建。距離近而來往很方便也很頻繁。香港的七百一十八萬人口是約台灣的三分之一，面積只有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是台灣的三十三分之一。面積小而離中國這麼近，不若台灣有個黑水溝 (台灣海峽) 的天然屏障，也因此香港尚沒有辦法如台灣般的發展出台灣民族主義的觀念。香港固然有異於中國的認同，但其認同以城邦(City-State)的觀念為重。
殖民的型態也不同。英國統治了香港156年，但香港人不是英國人，而以廣東人，中國人或香港人做為認同。但日本殖民台灣50年，使許多台灣人於殖民後期還都以日本人自居。對英國來講，香港是個殖民地，而對香港人來講，英國是個殖民者，香港像是個白人家庭中的認養兒。但對日本而言，台灣被當成國內領土來處理，殖民是直接的，不似大部分的歐美殖民方式都是間接的。比較英日殖民型態的不同，自然對港台的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人民的組成也不同。台灣本來就有原住民，再加閩粵的移民及二次大戰後湧入的中國難民，使台灣成為一個多族群及多文化的社會。這個事實使台灣無論在文化的發展上或政治社會的分析能力上，都占了優勢。相對之下的香港社會，雖有極少數的西方人士、印度人以及28萬的外籍勞工，但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語言也以廣東話為主。人口的同質性有它的好處，但多少也限制了其思考模式及政治及社會分析的能力。
而在歷史上，香港與台灣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英國已考慮到中共可能會攻下香港拿回這塊領土而做準備。但中共顯然有她的打算。在當年的國際封鎖及貿易抵制下，中共須要一個對外的通道，而香港自然成為這個選擇。也因此中共並沒有攻下香港。香港一直是中共對外來往及貿易的｢漂白｣處。資料顯示，英國於五十年代開始就有意要讓港人選擇自己的長官，但都受到中共的恫嚇，中共揚言若英國讓香港人有選舉權，則中國就會攻下香港。也因此香港長久以來都是中共對外的金融貿易站。香港也因為有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而成為一個金融及貿易中心。香港拿到手後，中共的態度開始轉變了。2009年3月中共通過一個計劃，要將上海在2020年時發展成為一個金融與航運中心。那個計劃能不能夠成功是個大問號，但其對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挑戰是很明顯的。
1997年中國拿回香港給香港人的保證是「一國兩制」。但香港並不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要說第一個實施｢一國兩制｣的其實是台灣，雖然當時沒有使用那個名詞。國民黨拿下台灣之前，它對台灣的資料很少而都洽請歐美各駐中國使館提供。1945年8月30日國民黨公布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公布署長及各處長名單，隔月成立台灣警備總部。10月來台接收後，台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公署不但控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人口往來，許多台灣原有的制度也沿襲使用。在大陸發行的法幣也禁止在台灣使用而使用台灣原有的貨幣。台灣這個「一國兩制」的下場如何，我們都很清楚。除了1947年的228大屠殺外，爾後台灣也經過了很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中國的第二個「一國兩制」就是針對西藏而來。在進軍西藏後，中共與西藏在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國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個協議保證西藏能全面自主及維持其特殊的文化與宗教。西藏最後變成怎樣我們也都很清楚：1959年西藏起義，達賴啦嘛流亡印度，接下來是不斷的迫害與殘殺及文化與宗教的滅絕。西藏不但沒有自治，藏人也面臨宗教及文化滅絕及民族被消滅的危機。
國民黨對台灣如此，共產黨對西藏如此，有誰能夠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成功呢？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則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但香港人顯然有這個疑問：我們是那麼的中國人嗎？香港人以開放、現代化、自由、富裕及親西方自豪。雖有，但不是很強的大一統思想。再說香港歷史上的移民潮都是因為中國的因素而引起的。由1967年與文革有關的反英六七暴動，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之後及1997年的主權移交，都引起港人的移民潮。最近則是2010年後，中港矛盾的激化而再掀起移民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移民以大英國協的國家為主，近年來則以台灣為熱門的移民對象。台灣除了文化及生活品質較為優良外，很多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也開始參與政治，求取「當家做主」的民主感覺。
故事要回到文章開始時的那個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中港台經驗｣。我問他說，你是台灣人嗎？他說是。我再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遲疑了一陣子不知怎麼回答。最後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好的話則他願意當中國人。他因為在中國成長至14歲，這種感情我們可以理解，不能苛責。但對與中國無關而天天要去面對中國威脅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想法是自投死路。台灣人的祖先已吃過那個虧，度過那漫長的黑夜了，沒有必要再走上那條死路。但對香港人而言，我們知道走上那條與中國分道揚鑣的路是艱苦的。對不太有民主政治經驗的香港人而言更是一個緊密的課程。但香港人有很多可以學習與合作的地方。除了台灣外，西藏、維吾爾及中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他們可學習及合作的。香港人也該了解到了中國對香港的不友善了。那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嗎？由大部分的年輕人的認同來看，那個答案是否定的。

李堅

Filed under: Human Rights, Politics | Tagged: 台灣呼聲, 李堅, 一國兩制 | Leave a comment »

在二次大戰中有二十萬名台灣人加入日本軍當軍屬、軍伕、義勇隊在南洋與美國為首的盟軍作戰。其中三萬人陣亡，一萬五千人失蹤。戰後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為補充兵源提供內戰之用，在台灣用詐騙的手法招募了約一萬五千名年輕人到中國去打那個與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國共內戰。其中約有三千人被中共俘虜而反過來打國民黨的軍隊。這些台灣兵的下場大都很淒涼。在日本，他們並沒受到等同日本軍人的照顧與撫卹，有的只是靖國神社中所供奉的二萬八千台灣軍人的靈位。那至少對家屬來說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但在台灣及中國，這些台灣軍人好像從來就都不存在似的。
這些台灣軍人為日本打，為中國國民黨打，為中國共產黨打，但就是沒有機會為台灣打。但到國民黨被打到台灣後，這個現象開始有了改變。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穩住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而奠定了海峽兩岸對立的局勢。古寧頭戰役固有根本博的指揮作戰，但若無軍人的作戰巧婦也是難為無米炊的。古寧頭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主力的201師有多少新招募的台灣軍人我們不得而知。大陸撤退後201師在孫立人的指導下於高雄鳳山逐漸接受新兵，重新整軍而將原來破敗的青年軍建立成一支有紀律的戰鬥隊伍。對穩住海峽兩岸對立情況的古寧頭一役我們可說已有相當數目的台灣軍人參與。這一役雖說是守住金門，但金馬是台澎的防衛，所以我們可說這群台灣軍人至少是為了保衛台灣而打。
八二三炮戰那時，金門的駐軍約有九萬二千人，我們知道其中台灣的充員兵就有四萬人。當中有很多從事極為危險的搶灘運補及搶修陣地與通訊路線的工作。我們可說八二三炮戰是台灣兵與來台灣不到十年的中國兵首次並肩作戰對抗中共軍力進犯的一場戰役。袍澤之情於承平時期就有，更不用提一起作戰了。在那場戰役中及其後台灣軍隊的發展，台灣兵與國民黨兵也漸漸的開始了融合的過程，漸漸的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
七十年代服兵役時，閑暇時到營區附近的眷村走走，發現那時的眷村與我小時候家鄉的眷村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在家鄉讀初中時，為了走捷徑每天都要穿過一個不小的眷村。看到的是一群淪落異鄉台灣的中國難民，聽到的都是中國各地不同的口音，也開始看到並吃到以前台灣人所不知的饅頭，餃子。異國的情調很濃。到七十年代那時，許多地方的眷村已開始改變了，至少是我服役的那營區旁的眷村。那時聽到了很多台灣口音，而很多家庭也都像個迷你工廠一般的從事加工業。那時候我去的那個眷村很多家庭主婦都從事製造雨傘的加工，將零件組合成雨傘骨架，論件計酬。每個家庭都傳出敲敲打打的聲音。雖知道那是一個眷村，但感覺上已不再是一個異國社區，它與台灣各地的社區都不會有甚麼兩樣。
眷村的變化如此多少也反應在營區的人員組成及變化上。在整個軍隊的組成上來看，大都是服義務役的充員兵及預備軍官。即使在那時的常備軍官裏，也至少有一半都是台灣本地人。而在我營裏，幸運的營長及幾個老芋仔 (老士官) 也結婚了，娶的都是台灣本地人。
每個當過兵的人都有老芋仔的故事，下部隊一段時間後我們這些服義務役的與老芋仔們較熟了，他們就會給我們一些忠告。其中阿松對我們這些臨時過客較好。阿松警告我們不要與政戰系統的及軍法處的人太過接近，與他們講話也要小心。因為那些特務個性的人會翻臉不認人。阿松也勸我們不要把上級長官盜取補給品的事放在心上或揭發開來。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以後會有了沒了的日子不好過。我們要的是平安退伍而他們要的是退休後的終生俸。一段時間後阿松開始談起了他的過去。阿松回憶起他家鄉豐富的水產，國民黨如何抓壯丁而他如何夜宿山頭避免被抓，但最後還是被五花大綁的運到各處去打｢共匪｣。同阿松一樣，大部分的老芋仔都是被抓壯丁｢從軍｣而行遍了大江南北。他們描述了做奴工的日子。說中國人如何虐待中國人，多麼的壞。八二三砲戰時阿松在金門，他說那時他與許多充員兵在一起作戰。一些充員兵都嚇得哭了，他鼓勵這些充員兵說他也害怕，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八二三砲戰後一個從台南鄉村來的充員兵要退伍了，他說他要介紹他的妹妹給阿松。阿松就這樣結婚生子了。阿松說他一個人在台，沒有家產，又是個窮軍人，有誰要他呢？結婚前他連想都不敢想他能夠在台灣成家，但八二三炮戰製造了這個姻緣。有次阿松帶了他那時才十歲的兒子來營區，心滿意足。而孩子就如任何鄉下來的孩子一樣，活潑但有點生分。阿松說他太太閒時會幫忙割稻貼補家用，他沒有怨意但笑笑的說他們給她較少錢因為她嫁給阿兵哥。阿松那時每天只好好的等年齡到了可告老還鄉領終生俸，與家人團圓。他的還鄉是台南鄉下，不是中國的老家。
退伍後一年聽後期的預官說阿松又有了個兒子。後來就再也沒有阿松的消息。阿松的故事只不過是幾百年來台灣社會融融和和的一個點滴。以前聽一個台北人說，美麗的觀音山是躺著的。到台灣來的移民都會被她的美麗吸引而留了下來。 (海峽對立系列完)

李堅

Filed under: Human Rights, Politics | Tagged: 眷村, 老芋仔, 話仙, 八二三炮戰, 台灣呼聲, 李堅 | Leave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