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December 24, 2015 by Ken Lee
東北是滿族的發源地。但在清朝，東北沒有什麼開發，也沒有與關內做整合。為了防止漢人的北移，清朝於他們的發源地的吉林與黑龍江的西南邊建立了柳條邊。柳條邊是個堤防壕溝，因廣植柳樹而稱為柳條邊。為的就是要與漢人為主的遼寧做個區隔。
也多少由於東北的缺乏開發及欠缺與關內的整合，又因地除要衝，遂引起沙俄與日本的覬覦。
取得南滿鐵路後的日本於1906年成立了半官方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以做經營。首任總栽就是治理台灣有成的後藤新平。滿鐵不是一個單純的鐵路公司。除了人員及貨物的運輸外，它同時負有對鐵路沿線的資料蒐集（情報），及從事各種天然資源開發的作用。
滿鐵成立後即積極的擴張鐵路系統，聯繫煙台，營口，旅順，大連及安東等。為的就是煤礦及鐵礦的運輸，農產品的運輸與進出口，及移民的墾殖。在1907年，滿鐵雇用有九千名日本人，四千名中國人。三年之後的1910年，雇用人口增加到三萬五千名日本人與兩萬五千名中國人。就一個公司的經營來看， 滿鐵的獲利是很高的。 以1920年代的報稅來看，平均獲利率介於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之間。
由於滿鐵是半官方機構，舉凡許多政府的職責，滿鐵也都執行。如土地的開發與移民的墾殖，都市計畫，農業政策及開發，工業發展等等，滿鐵都有插手。到1927年時，全世界一半的大豆都由東北生產與外銷。到1930年代後，東北的鋼鐵產量已超過日本本國。而在滿洲國期間，在東北的日本人人口也多達八十萬人，後來超過百萬。滿鐵鐵道的軌寬比日本本土的來的寬，但比沙俄西伯利亞鐵路來的窄。 1934年，滿鐵開始營運由新京（今長春）到大連的亞細亞號列車，時速134公里，是當時全亞洲最快速的火車。
在滿鐵的經營與規劃下，許多城市也都有寬廣的馬路及扶蔭的公園，並建立許多西式的住宅。連當時日本都相當少見的抽水馬桶，廢水處理及現代化與新式奇特的建築，滿州國都有。
到日本全面侵華的1937年，滿鐵已擁有15家公司，32家分公司，並於33家公司都有投資。除了鐵路外，滿鐵也經營海運，空運，鋼鐵廠，化學廠，煉油廠，水泥廠，煤礦及其他礦業，貿易與零售，電力公司，天然瓦斯公司，通訊業，出版業及旅館業等等。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滿鐵擁有71家公司，三十四萬名員工。其中二十四萬八千名是中國人與俄國人。
有人稱滿鐵為日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這多少源於後藤新平於接任總裁一職之時，有意用英國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做模式來治理東北。但也因為是個半官方的機構，在管理的方針上難免出問題。尤其是在清朝倒台後，東北的情勢變得複雜起來。而也在這種局勢的變化下，滿鐵對原有的兩個管理方法的路線之爭做了個定調。
滿鐵原有的兩個管理路線是不太相符合的。一個是認為好好的做好建設與經濟開發，這會於東北造成繁榮與和平，而也會有利於日本本國。另一個路線是以政領商，要東京採取有利於滿鐵經濟利益的外交政策，來加述滿鐵的開發與成長。在大形勢的變遷下，以政領商的路線成為主導。（參見加藤聖文的《滿鐵全史》，講談社， 2006）。滿鐵建立有詳細的檔案與資料，目前保存於遼寧省博物館，但不對外公開。
滿鐵是技術官僚發揮所長的場所。而在實際施壓與武力運作上，這便是關東軍的角色了。
當年名震四方但也惡名昭彰的關東軍，於最強時期曾經擁有高達一百三十萬的兵力。在那軍人干政而有統制派與皇道派之爭的年代，關東軍是皇道派的大本營。他們不只干涉日本的政治，也介入中國的內政。這些主謀的指揮官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於事後有升遷的情形。如曾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後來成為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的總理大臣。關東軍固然製造了許多事端：如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及全面進占東北的柳條湖事變（或稱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但最駭人聽聞的可能就是研究生化武器的731部隊了（正式名稱是防疫給水部）。這個由石井四郎（陸軍中將）所領導而以活人做實驗的「石井部隊」，估計殺死了三千名中國人、韓國人與一些盟軍俘虜。受到傷害但沒死的則有更多人。
關東軍於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失利，也被大量派往太平洋戰區。在1944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或豫湘桂會戰）中，也有大量關東軍的支援。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關東軍只存有71萬名兵力，而且已精銳不再。一個當年囂張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在日本天皇下令投降下卻呈潰散的狀態。不但無法保護自己的僑民，最終也被蘇聯大量送到西伯利亞俘虜營中做勞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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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10, 2015 by Ken Lee
社會新聞的報導上常會有橫死的新聞。死者的親戚或友人常會說這是一個很不幸而令人悲傷的事，死者是一個很好的人。這種新聞看多了難免會令人覺得還是不要當好人好。若好人常遭不幸或一生沒有好下場，那當好人不是自討苦吃。
人生的際遇如此，而西方法律的規範及結局也常令人覺得是對惡人網開一面，沒有達到懲罰的效果。 1994年六月美國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的前妻及她的男友慘遭亂刀砍死。證據顯示辛普森的嫌疑很大。但在那場實況轉播而長達好幾個月的審判中卻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錢有名還是容易避開刑罰的，因為你雇用得到起大牌的律師。辛普森於1995年10月被認定無罪而釋放。法律上雖然無罪，但許多美國人還是認為他是個謀殺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很多人會覺得社會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不合理的。尤其你若是在天秤高的一邊—社會上的無力階級，則你更會有那種不滿的情結。但宗教對這種情結有所解答。
基督教講怎麼耕耘，怎麼收穫（you reap what you sow）。翻開聖經可找出這種講法的出處不下六十來個。佛教也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相信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因果之説的佛教還會再加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回教與猶太教也有這種教義。當然有時候如何去界定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而黑白分明的。對回教徒與猶太教徒而言，吃豬肉是永不得超生的。以前遇過一個猶太朋友，她說她小時候就深信吃豬肉的人都會下地獄。她說她小時候有次在一間餐館看到鄰桌的一個男人在吃豬排。她深信地會裂開而他會馬上下地獄。 地當然沒裂開，而他於吃完豬排後也平安無事。這個猶太小女孩的失望可想而知。
宗教所講的是人死後的世界。基督教相信，信耶穌與上帝會得以進入天堂達到永生。回教也強調要對阿拉唯一真神的信仰，及死後會面對哈拉的最後審判。佛教的淨土宗也相信虔誠的念阿彌陀佛會引致死後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因為這種信仰，近年來的台灣新聞不再用逝世一詞，而用往生之說。這多少是對死者的善意用詞。
但有誰知道死後的世界呢？即使是很虔誠的教徒，而堅信他或她於死後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的人，看來也大都會難以面對死亡。雖然堅信因為他們的信仰，死後的世界會比目前的世界好，但可能誰也都不想早死，都不要死。說來是人人有希望，但個個沒把握。
到頭來我們所能知道的，所能掌握的，就是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我們也只能從改善現世的社會開始。基督教有社會公義的強調，而現代的佛教也有現世極樂的說法。而這些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來說從來就不是個問題。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許多社會病變，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而於二十世紀中葉建立了許多共產國家。共產主義提倡廢除私有財產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都由中央來規劃。共產主義所要建立的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沒有階級的理想世界。但其結果卻是個可怕的烏托邦。所有共產社會不但都是個沒有自由民主的極權社會，而且在強調廢除資產階級的同時卻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統治階級。這是前南斯拉夫異議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的結論。
吉拉斯是早期的共黨秘密份子，很早就與強人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有深交。他於二次大戰中組織人民對抗納稅的入侵。二次大戰後他於南斯拉夫政府中被視為是狄托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對共產黨的實際運作產生懷疑。1956年，他公開指責蘇聯對匈牙利人民抗暴的鎮壓，也因而首次遭到牢獄之災。1957年他發表了《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指責共產革命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製造了一批新的權貴官僚階級。為了此書他遭受四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後又因發表他與史達林的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而被判五年。1966年出獄後他被准許出國，而到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教授。在美期間他發表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 Beyond the New Class）一書。吉拉斯回顧共產主義思想而看出這個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可怕與危險。吉拉斯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社會要具有自我改善的制度與能力。
研究演化論的學者也會告訴你，演化是不可能產生出完美的生物的，只能在現有的DNA上做變化而已。自然界也好，社會也好，完美是不可能的。大家對辛普森案的判決也是不滿意的，但那是長久演變，一再改善下的目前美國司法體制的最佳與折衷的制度。這個制度也會隨時接受民意監督及學者的審視而不斷地改善，直到它漸趨完善，但最終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一個可以自我改善的不完美體制即是一個完美的體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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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Ken Lee
日本殖民韓國的那一段時期（1905-1945），日本稱之為｢日本統治時代の朝鮮｣，韓國人（南韓）則稱之為｢日帝強佔期｣。那段時期的大略要記是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開港貿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使韓國獨立，不再受清朝的保護。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1910年正式併吞韓國。1919年韓國爆發｢三一運動｣。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俄依戰前的協定各自進占南北韓。1950年韓戰爆發。1965年南韓與日本建交， 1910年的併吞條約自然失效。
在日本殖民韓國的四十年間，韓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開港後，日本商業已逐漸在韓國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居住於韓國，到1910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十七萬人。1906年，朝鮮政府允許外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1910年第三任朝鮮統監（5/30/1910-10/1/1910），後來成為第一任朝鮮總督（10/1/1910-10/16/1916）的寺內正毅（2/24/1852-11/3/1919），實施在當時頗受歡迎的地籍調查及土地改革。但許多地主因無法出示土地證明文件而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在1910年，日本人（主要是投資財團）擁有韓國可耕地的2.7%（一說7.8%）。到1932年，日本人的土地擁有比例已升至52.7%。相對之下，韓國人的可耕地擁有者則由1916年的63.2%降到1932年的47.3%。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曾有一些象徵性的現代化措施，使當時的首爾首先於東亞安裝有電氣、水、電話、電報，及路車，但韓國基本上是個農業社會而一切都相當落後。日本殖民開始時著重於農業的生產以滿足日本本國人口的快速成長。1920及1930年代，為配合可能的中日戰爭，在總督宇恆一成（8/9/1868/4/30/1956）的推動下，韓國大力推動工業化。化學廠，鋼鐵廠及武器鑄造廠等重工業都加速發展。1910年到1912年間，農林漁產業占全部經濟的84.6%。這個比率到1939-1941年間降到49.6%。而製造業則占全部經濟的29%。二次大戰結束時，韓國於亞洲已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工業化國家。1910年到1945年間，人口由一千兩百萬增加到兩千五百萬人。而農林漁工業等經濟成長率於35年間增加十倍。這增加的速度也是日本當局所始料未及的。但94%的工業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韓國人只擁有6%的工業。
韓國原本是一個文盲社會。識字率在殖民初期只有4%。在教育上日本原本採取兩種語文的教學，而也互相學習語文。1937年後強調以日文教學。而在1943年後在「內鮮一體」的口號下，只能教日文。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小學入學率是38%，識字率為22%。
戶口制度的建立多少摧毀了朝鮮原有的八個世襲階級制度。日本原先是不准許韓國人改成日本姓名的。1911年公布的「朝鮮人ノ姓名改称ニ関スル件」還要那些已改成日本姓氏的人換回原來的姓氏。但1939年開始，日本開始推行同化運動而發佈勒令第19號「朝鮮民事改正令」。隔年的1940年，有84%的韓國人接受這個被稱為「創姓改名」的措施改成日本姓名。但也有少數已位居要津的韓國人拒絕改姓換名。
以日本軍方的資料來看，在併吞前後反抗最厲害。在1907年八月到1910年年底間，韓國共有2800件武裝抗爭，有17,700韓國人死於抗爭。但影響韓國較為深遠的應該是1919年3月1日的｢三一運動｣。
1919年1月21日，被迫遜位的高宗去世。戰前的韓國，民族主義者常聚集在快速成長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裏，也聚集在東學黨轉型成的天道教裏。這兩大勢力在1919年3月1日於全國各地發動示威，是為｢三一運動｣。成員在首爾宣布獨立宣言。三一運動後日本開始鬆綁，不再用憲兵而改用警察治理，也容許報紙的發行。1919年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首任主席為李承晚。這個臨時政府後來隨國民黨於中日戰爭中搬到重慶。珍珠港事變後的隔日，1941年12月8日，美國向日宣戰。隔天12月9日，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向日宣戰。再隔天的 1941年12月10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向日宣戰。這個後來成為南韓政府主體的臨時政府事實上從來沒有與日本打過戰。不過有不少韓國人是參與國民黨的部隊作戰。另一方面，有一千名韓籍日軍逃兵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再加親蘇的及本土的共三派左翼團體則有與日本作戰的經驗。這些派系後來在金日成的運作下成為北韓政府的骨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韓國人也開始外移，主要是日本與東北。二次大戰後，共有兩百萬韓國人住在日本。其中一百三十萬人被遣返韓國。六十五萬人選擇留在日本。1931年，因為在東北的韓國人受到中國人的虐待而在韓國引起了反華暴動。一百多名華人被打死。
二次大戰前韓國人的參軍是自願的，競爭相當激烈。1943年的錄取率只有2.1%。1944年後，因為兵員缺乏，日本開始徵兵。在35年的殖民中，韓國人於日軍中一共產生了七個將領，無數個軍官。這些軍官如朴正熙，丁一權等都成為日後南韓政府的骨幹。由於日本不太能信任與韓國人共同作戰，所以很多韓國軍官與將領都當俘虜營的主管。據西方國家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還要來的殘酷。戰後， 148名韓國人被判為B及C級戰犯，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階將領是洪思翊，他於二次大戰中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
韓國與台灣之受日本殖民固然有類似之處，但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韓國本有自己的政府，而也是個很同質的社會。韓國是亡國的。台灣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政權換成另一個殖民政權罷了。也因此，韓國較早提出獨立的理念。但韓國卻也是個封建性很強的醬缸社會，較沒有台灣社會的多元性。這多少會成為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不只是經濟建設的，而是涉及文化、政治、及社會的各層面。（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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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26, 2015 by Ken Lee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積極推動國內的改革，極力西化以求取抵禦外侮並冀求與西方列強能平起平坐。除了內政外，日本也策劃於周邊取得影響力與一定程度的控制，來達到帝國的穩定發展與繁榮。 1888年，武士出身的軍人政治家山縣有朋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這個看法（參看《山縣有朋意見書》）。再加上日本政界原本就重視韓國與滿州對日本戰略地位的重要，日後的出征取得韓國也就成為自然的發展。
日本對取得朝鮮半島的控制權是步步為營的。除了投資、建設、貿易、引入現代化的觀念、並極力扶植親日派外，在外交上也是處處歩椿的。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的外交主要是強權外交，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馬上學到這個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開口向清朝要台灣與僚東半島。取得台灣，列強沒有反對。但遼東半島的取得卻引來1895年4月23日的德法俄三國干涉。被迫放棄遼東半島後的日本自然心有未甘。有鑒於此，日本在取得韓國之前因而於國際外交上到處佈局。日本的最終取得韓國也因此在國際上不見反對聲浪及干涉的動作。
在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間，日本與俄羅斯簽訂了三個協定。1896年5月16日的小村‧韋博協定（Komura Weaver Memorandum， 小村ウェーバー協定）及1896年6月9日的山縣‧羅巴諾夫協定（Yamagata-Lobanov Agreement，山縣・ロバノフ協定）。透過這兩個協定雙方同意如果韓國有動亂，雙方能派兵到韓國並駐紮到韓國有現代化軍隊為止。但日本不知道的是沙俄已於6天前（1896年6月3日）與李鴻章簽了中俄密約（Li-Lobanov Treaty）。李鴻章因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問題到俄國求取經援，也因而同意沙俄能在東北興建鐵路，移入軍隊並享有治外法權。等於是讓沙俄併吞東北。1898年 4月25日，日俄雙方簽了西‧羅森協定（Nishi-Rosen Agreement，西・ローゼン協定 ），雙方同意不干涉韓國內政。
英國於那時是不與人結盟的，而處於所謂的「輝煌的弧立」(splendid isolation)。英國不參與三國干涉，對日本似乎釋有善意。但英國最後為了對抗沙俄的擴張，所以與日本在1902年2月30日簽下了日英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在條文中也互相承認對方在印度與韓國的利益。
八國聯軍後，沙俄遲遲不由東北撤軍。1903年5月，兵力並已進駐到鴨綠江。在1901年11月，沙俄拒絕日本的｢滿韓交換｣後，日本已積極準備對俄作戰。俄軍之滯留東北並移向韓國邊界只不過成為戰爭的近因罷了。日俄戰爭 (2/8/1904-9/5/1905) 雙方都死傷慘重。單單奉天一役俄軍就死了九萬人。在不下十場的陸海對戰中，沙俄失去了太平洋艦隊與波羅的海艦隊，只剰下黑海艦隊。在波羅的海艦隊航行到東亞的七個月中，日俄戰爭也成為全球的焦點。其間日本也得到英國的情報支援。清朝支持日方，而袁世凱也送日軍食物與飲料。日本最後的決定性勝利跌破了全球觀察家的眼鏡。這是新興的亞洲列強擊敗西方列強的首例。而日本也因而擠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前，知道勝利在望的日本釋出和談的訊息。當時不喜歡俄國但親日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出面調停。雙方於1905年9月5日在緬因州的樸茨芧斯簽了樸茨芧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並退出東北，也割讓庫頁島的南半部，但沒有賠款。老羅斯福總統也因而取得1906年的諾貝爾和平奬，並突顯美國的國際地位。有趣的是，共和黨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FDR, 1/30/1882-4/21/1945）是親華反日的。
但在樸次茅斯會議之前，日本首相桂太郎已與美國的陸軍部長（Secretary of War）塔夫特（William H. Taft, 9/15/1857-3/8/1930，後來當美國總統）會面， 而於1905年7月29日有個桂‧塔夫特協定 (Taft-Katsura Agreement，桂・タフト協定)。日本承認美國在夏威夷與菲律賓的利益，而美國則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這個協議於7月31日受到老羅斯福總統的首肯。
也因為有這種強權外交的運作，日本於1905年11月19日與韓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音。高宗及一些閣員固然反對，但日軍已於韓國各處駐紮並包圍了皇宮及政府機構。有五個閣員簽了約（有效票）。高宗於事後向十七國皇室及元首送出求援信函，包括英、法、俄、奧匈帝國、義大利、德、比利時，及清朝，但都沒收到反應。1907年高宗也派三名特派員參加海牙的和平會議，但因韓國被視為是一個被保護國，不是擁有外交主權的國家，沒被接納。其中的一個特派員還因而自殺。1907年7月18日，日本逼迫高宗遜位而由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登基成為隆熙帝。隆熙帝是大韓帝國的第二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他也是李氏朝鮮王朝的第二十七代君主。當日本於1907年7月24日與韓國簽訂第三次日韓條約，設立統監一職以取得內政權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浪。當1910年8月22日，｢日韓併合條約｣的簽訂使韓國亡國時，國際社會也沒有發聲。值得一提的是純宗拒絕牽字，此條約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質疑。
在外交及對韓國內部步步進逼下，日本終於在1910年正式將韓國納入版圖。由於強權外交的準備工作，使整個併吞過程在國際上沒有受到任何阻力。韓國人也進入了亡國的時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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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9, 2015 by Ken Lee
1392年建立的朝鮮王朝走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是一個相當腐化的政體。比腐敗的滿清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也落後於中國。韓國有兩千年的奴隸制度，稱為奴婢 (nobi)。在1690年，奴婢人口占總人口的37%。在歷朝歷代最低時，奴婢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進入19世紀後，解放的政策開始慢慢推行。到1858年時，奴婢只占總人口的1.5%。世襲制的奴婢則於1886年才取消。但奴婢制的全部廢除是在日本統治下的1930年代。不過我們知道，目前的北韓是仍舊有奴隸制度的。
朝鮮王朝的宮庭政治也同中國一樣，充滿了狠毒與惡鬥。而外戚（韓國稱為勢道政治）也是一大問題。在朝鮮王朝末年的1863年，十一歲的高宗（李命福，9/8/1852-1/21/1919）登基。年幼的他由他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攝政。興宣大院君攝政時採取鎖國政策並迫害天主教徒，因而引起法國於1866年的攻打光華島。美國也於1871年企圖炮艦外交但不果。1873年，滿二十歲的高宗正式掌權後，其妻明成皇后（10/19/1851-10/8/1895）也開始引進外戚並與興宣大院君發生權力鬥爭。宮廷人物固然都排外，也都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彼此之間的恨尤甚於對外人的恨。
1876年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開始進入韓國。也開辦了韓國的第一份報紙—「朝鮮新報」，引進西方思想。1882年美韓也簽約，建立外交關係。但日本及西方勢力的引進卻也引起興宣大院君的反日及反明成皇后的政策，而於1882年發生攻擊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的「壬午軍亂」。事變後的1882年8月，日韓簽約（仁川沖條約），允許日本對外交人員及僑民的保護。但韓國也於1882年10月與清朝簽約，企求對抗日本與西方勢力的逼進。
1884年，興宣大院君與明成皇后的對抗強化。再加日本支持的第三勢力—一個追求由清朝獨立出來的開化黨，而爆發了「甲申革命」。韓國引清兵入境鎮壓並殺死了340名日本人。事後於1885年簽訂的日韓漢城條約及日中天津條約，中日雙方同意由韓國撤軍以平息紛爭，並同意得雙方照會或同意才得以出兵。
十九世紀中葉，韓國開始出現了一個對農民很有影響力的東學黨。東學黨主張平等，社會改革，排外。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於1864年遭處決。殘餘份子成為地下組織而於1894年發生了東學黨起義。東學黨起義後韓國要求清軍的鎮壓。清朝於1894年五月派一千五百名軍隊到韓國。日本視此舉為違反1885年的漢城條約與天津條約的協定，因而派六千名兵力到仁川，引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後，戰敗的清朝退出韓國。清朝不再是韓國的保護國。期間日本也於漢城建立親日政府，並共同鎮壓東學黨之亂。日本於韓國開始占有與沙俄平起平坐的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力。由於明成皇后拉沙俄勢力去對抗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勢力。日本外交官三浦梧樓在與興宣大院君的合作下，於1895年10月18日下令日本浪人進入皇宮景福宮殺死了明成皇后。同日，興宣大院君回到景福宮。高宗則於1896年2月11日到沙俄使館避難近一年。
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後，日俄在韓國的勢力對抗便難以避免了。
中日甲午戰爭後，韓國的改革勢力也開始走上街頭。1896年成立的獨立協會希望藉由君主立憲來抗拒日本與俄羅斯的進逼，他們摧毀了象徵向清朝進貢的迎恩門，而改建為獨立門。在這種氛圍下，1897年十月高宗離開沙俄使館，搬入德壽宮，宣布大韓帝國的建立而自立為光武帝。1897年也可說是朝鮮王朝的結束。高宗也開始進行了｢舊本新參｣的｢光武改革｣。1899年8月公布憲法而使皇帝掌有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絕對權力。高宗雖說改革，但對民間的改革勢力極力鎮壓，而政府運作也是亂的一團糟。據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 (Horace Allen) 在1898年12月的敘述，韓國中央政府呈無政府的情況。
在要求與沙俄「滿韓交換」不果下，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2/8/1904-9/5/1905）。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的勢力退出韓國，也退出了東北，並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韓國簽了第二次韓日條約（或稱乙巳條約），將韓國的外交轉移到日本手上，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乙巳條約的簽訂雖然受到高宗本人的反對，而民間也有「乙巳義兵」進行抵抗，但日本已在韓國建立經濟及政治上的主導力，也培植了許多親日派。
高宗本人反對日本勢力的逐漸擴張，而也沒有在1905年的第二次韓日條約上簽名。而於同時，日本在韓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1907年6月，第二次和平會議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 在海牙召開，討論國際法及戰爭的法律。高宗秘密派三人出席，但因為韓國是處於被保護國的地位，沒被會議當局接受。為了報復，日本與韓國於1907年7月24日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在韓國設統監 (Resident-General) 一職，負責韓國的內政。第一任統監是伊藤博文。日本也強迫高宗遜位，而安排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當隆熙帝。伊藤博文則於1909年10月16日在哈爾濱遭到韓國人安重根的暗殺而死。諷刺的是，伊藤博文是反對立即併吞韓國而強調要循序漸進的。
趕走了清朝與沙俄的勢力，將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下獨立出來，進而使日本掌握韓國的外交成為保護國。再下來是統監的建立以掌握韓國的內政。最後只是名目上於1910年8月22日簽訂的日韓併合條約，正式合併並設立總督 (Governor-General)。純宗拒絕簽約。簽約的主要雙方是日本統監寺內正義（2/5/1852-11/3/1919）與韓國首相李完用（7/17/1858-2/12/1926）。韓國正式失去主權而成為日本的領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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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12, 2015 by Ken Lee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後，歐洲列強已控制了巨幅的版圖：非洲的全部，南亞（今之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及東南亞的全部（除了介於英法勢力緩衝地帶的泰國）。在亞洲，只有清朝的中國，西藏，韓國，與日本尚未落入歐洲列強的手裡。但情勢也都危危可及，隨時有可能被鯨吞蠶食。
中國，韓國與日本都採取鎖國的對策。清朝在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後首先被迫開港貿易，日本則於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扣關下於1854年3月31日簽約開港。英、荷、法、蘇，見此也跟進，而與日本於1858年簽下了安政條約。一個予外人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 1868年日本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明治維新。
當時的韓國（朝鮮王朝）還是個清朝的保護國，固然也受到了西方列強的叩關，但在對外的壓力上沒有中國與日本所受的來得大。明治維新前，日本與韓國的貿易都是透過長崎的對馬國（或稱對州）的宗氏家族經手的。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要與朝鮮王朝建立國與國的關係，而於1869年派特使攜帶明治天皇的信函到韓國。但因韓國只承認清朝的｢皇｣，而非日本的｢皇｣，並不承認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羞辱的日本政府於1873年就有以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論｣。末代武士的西鄕當然也有為被消滅的仕族 (武士) 尋找出路的動機。但大久保利通及岩倉具視都認為不是時機。
1875年，日本將美國培理將軍對付日本的方法用之於韓國。已占船堅炮利優勢的日本開撃了曾經被美法佔領過的江華島。1876年2月26日簽訂的「日朝修好條規」（韓：江華島條約）使日本人在韓國享有治外法權，並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對日貿易。這個條約基本上多多少少廢除了朝鮮與清朝的從屬關係，而也使日本商人開始搬移到釜山從事貿易。日本也於此時開始慢慢地獨佔韓國的貿易。
但在同時，美國、英國，與沙俄在韓國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西鄉隆盛的征韓倡議固然有其情緒上的作用及有為失業的武士尋找出路的原因，但明治政府確實是將韓國的戰略地位視為極其重要。對於西方列強之進逼韓國，尤其是與韓國在地理上相當接近，而於韓國有相當影響力，並己開始積極鋪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沙俄而言，日本是相當的警覺並思考解決之道。
因為韓國戰略地位對日本的重要，也因而日本要將韓國首先由清朝的被保護國地位下獨立出來，然後再逐漸加強日本在韓國的影響力，以至於最後的全盤控制。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政府補助三菱船業開始營運長崎與釜山的航線（1876）。1880年開長崎與元山的航線，隔年延至海參崴。 1885年，韓國對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總值的98.6%，由日本的進口占韓國進口總值的81.5%。為了貿易，第一勧業銀行於1870就於釜山設立分行。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定居韓國。這個人數到1910年（併吞那一年）增加到171543人。從1890年開始，在韓國已占有經濟霸權地位的日本也將眼光轉移到鐵路的建設。1899年五月向Morse 買下未完成的首爾–仁川線而於次年的七月將其鋪建完成。到日俄戰爭前的1904年，日本已掌控了韓國的鐵路系統。
但日本在韓國的發展與逼進也引起了列強的注意與抗議。美國、英國、德國，與沙俄都對日本在韓國的經濟擴張提出質疑。在1896年與1900年之間，歐洲列強也都由韓國得到了11個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其中五個是礦場的開發。在這其中，美國拿到五個，沙俄兩個，德國兩個，英法各一個。
日本雖然於當時在韓國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還不能說是沙俄的對手。1890年沙俄於首爾建立使館後，一些俄國人也開始由東北移居到韓國。而沙俄也開始伸張他的影響力。沙俄對當時韓國的宮廷，主要是高宗光武帝 (9/8/1852-1/21/1919) 及其太太明成皇后 (10/19/1851-10/18/1895) 有相當的影響。日本與沙俄的利益在韓國與中國的東北發生衝突。在日本的對韓政策上，伊藤博文（10/16/1841-10/26/1909）是採取較謹慎的做法，同他之前的總理大臣井上馨一樣，伊藤認為對韓政策要採取慢慢來，不可一蹴而就。但其他的總理大臣如大隈重信，松方正義，山下有朋，及黑田清隆則採取較積極強勢的作風。伊藤博文本人是不贊成併吞韓國的，他要的是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狀態下獨立出來，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下。中國控制下的韓國對伊藤博文來說危害很大，而中日甲午戰爭也是在他當總理任內爆發的。要的就是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
但沙俄在韓國的勢力呢？伊藤博文於1900年重返總理大臣職位，但卻受到貴族院的杯葛。不願捲入政爭的伊藤博文於1901年辭職到歐美訪問。在美國他接受了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到沙俄訪問之前，時任總理的桂太郎要他探知沙俄對與日本用東北交換韓國（滿韓交換論）的意願。也就是說要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益，來交換日本承認沙俄在東北的權益。但沙俄覺得日本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拒絕了。這事也成為日後日本要對沙俄宣戰的主因。
在列強於韓國的角逐中，新興的日本深深的認為韓國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生存的重要。因為韓國，日本與清朝打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因為韓國，日本與沙俄打了日俄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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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November 5, 2015 by Ken Lee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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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剛來美國時，由於文化的差異及語言上的隔閡，也真的在課堂上掙扎過一段時間。由於在台灣的課堂裏缺乏公開討論的風氣，要在美國課堂上有所參與則真的要一番適應。後來語言上漸漸能夠溝通了，但總覺得發言時常常會被打斷，或有種被忽略掉的感覺。由於在台灣我們習慣於只聽不問，少避鋒芒。心裡想想只要好好讀書就好，這種課堂裡的不愉快經驗也就變得不是很重要。
但後來在社會上，求職上，及工作上，才發現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著。在美國主流社會裡，亞洲人似乎不被覺得有他們的存在。亞洲人在美國固然不多，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士（含南亞、中東）有14,674,252人，占總人口4.8%。但你總會覺得亞裔人士好像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大約在十多年前的一個社會運動的聚會中，一個主持該聚會的非亞裔社運人士也提出美國主流社會有忽略亞裔人士的問題。他用了「亞洲人是隱形的」（Asians are invisible）那個說詞。那時我突然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覺得過去的那個感覺確實是真實的，而且有個名字。
少數族群的模範生？
美國雖然號稱是個移民社會，但歷史上是充滿了對移民的一再排擠的現象的。由早期的排擠愛爾蘭人，猶太人，德國人，波蘭人，以及後來的東歐人士。但至少都沒針對特定民族或族群立法設限。那時立法設限的對象主要為妓女，罪犯，某些疾病及文盲等等。但1882年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史上首次針對特定民族/族群設限， 而也是美國移民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大量限制移民。 排華法案通過後，美國變本加厲於1924年通過了排擠所有亞洲人的「詹森‧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這個法案的通過大大影響到了人口過剩而求取往外移民的日本，而多少成為日後太平洋戰爭的遠因。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7日，因為需要中國對抗日本，排華法案被廢除了。而｢詹森‧里徳法案｣也於四十年代末年及五十年初遭到修正。目前的排擠所謂的非法移民只不過延續了那個反移民的傳統罷了。
看起來，亞裔人士在美國沒有一個順利的開始
但戰後，美國社會對亞裔人士的看法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1966年，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登了一篇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的文章。彼得森認為由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及價值，使日美人成為「少數族群的模範生」（model minority）。這個「少數族群的模範生」之名後來也被運用到所有亞裔人士。這個名詞之被廣泛使用多少源於重視教育的亜裔人士在教育界的成就。以過去的西屋科學奬（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 Award）得奬人來看，30-40%皆為亞裔人士。美國全國有大學學位的有28%，亞裔人士有大學學位的則占50%以上。沒有大學學士比率最低的三個亞裔族群是印度人（8%），日本人（6%），台灣人（5%）。
數據如是說
亞裔人士固然重視教育，但在社會上的成就常常不成正比。
以2000年的資料來看，亞裔工程師比白人工程師每個人平均少賺了18%。在1998年的全美一千間最大的公共公司中，亞裔董事只有65名，少於百分之一。而在｢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中，亞裔高階主管只占0.3%。
書中也許有黃金屋。但你若多了一個學位，每個白人平均會多賺4349美元，華人則多賺了1936美元，印度人則只多賺了1297美元。
即使在亞裔人士眾多的矽谷，這個現象也沒什麼改變。高科技的亞裔僱員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3年的50%。但在主管級中亞裔人士只占12%，而董事中亞裔人士只占8%。在個人平均收入方面，亞裔人士比白人少8146美元，比黑人少6907美元。
即使在重視教育的亞裔人士來看，在教育界中，這個現象也沒更好。雖然亞裔人士占哈佛學生總數的21%，加州大學的柏克萊校區及洛杉磯校區的50%。 以 2014年的資料來看，在全美的大學校長中，黑人占6.2%，西裔人士占5.9%，而亞裔人士只占1.5%。
這個現象也不只限於美國。在澳大利亞，有9.6%的人口有亞裔的背景，但當經理級的只有1.9%，主管級（directors）的只有4.2%，聯邦議會中只占1.7%。
在政治上也很不顯眼。在美國國會中，亞裔國會議員只有13名，占2.4%。這還包括由南太平洋一些島嶼及夏威夷選出的國會議員。
亞裔人士固然高不成，但低就的卻很多。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很多。以紐約市2008年的資料來看，40%的亞裔人士屬於低收入家庭，而20%的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 (poverty level) 以下。
非法移民之多也多少增加了貧窮線下的人民。估計有一百三十萬的亞裔人士是非法居留的。一說是13%的亞裔人口是非法居留的。
竹子天花板
傳統上，亞裔人士在美國被視為沉默寡言，不抱怨，不喜歡對抗，不會主動提拔自己或推銷自己。但也可能這樣而成為隱形人。
但也有一群亞裔專業人士分析升遷受阻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企業文化在升遷問題上常常格格不入。他們認為亞洲文化之對權威的順從，在政治手腕上的欠缺歷練，缺乏大膽向前的決心與做法，及溝通技巧的缺乏訓練，皆是亞裔人士較沒辦法升遷及當上主管的原因。
美國社會對女性之缺乏高階主管的比例一般稱之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意為一層透明但無法超越的障礙。 2006年，韓裔的Jane Hyun也基於這個名詞而創了一個新名詞—｢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Hyun的《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書也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的企業有衝突之處。她提供一些建議給亞裔專業人士及公司，認為雙方若能袪除誤解則對雙方都有利。
消失中的台灣
亞裔人士在美國是個只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少數民族，這其中還包括有印度及中東來的。東方人可說是相當少數。而台灣人呢？數目更少，是少數中的手數。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台灣人在美國的數目約23萬人。23萬人這個數目可來的不簡單，說來都是要自己填寫進去的。因為美國人口普查表上尚沒有台灣人這個選項。我們也可說這23萬填寫台灣人的都是較有意識的，其他的人可能都選中國人（或華人）去了。但比2000年填寫台灣人的十四萬五千人來說，2010年的數目幾乎倍增。
由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台灣人的意識是強化了，也增加了。但在國際上我們卻看到台灣一直在消失中。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似乎一直在減少中。為什麼呢？
中國的打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無可否認的是國民黨及許多在海外的台灣人，也有意無意的在打消台灣的能見度。他們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但就是不用台灣這個名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會有這種做法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所信仰的是那個不存在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我們為什麼要自我打壓呢？
台灣過去有不少駐台記者，時而也會在國際上做一些台灣消息的報導。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來，在網路媒體及網路社群的衝擊之下，世界媒體的生態大為改變。許多平面媒體關門了，沒關門的也裁員縮編而奄奄一息。 以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來看，國際媒體知道這是個重大新聞，但很多就是派不出記者。以美聯社而言，人員已大為緊縮的他們，已派出人員去馬來西亞報導馬航失蹤案，無法顧及台灣。但太陽花學運最後還是在國際上打響了名氣。靠的是一些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即時報導與四處佈稿，加上台灣公民記者的努力與網路社群的運作。太陽花學運展明了舊媒體的局限與新媒體的效力。這多少也給予我們日後要如何在國際上照明台灣的啟示。
每個台灣人都是台灣
在美國讀了兩個學校，加以多年的工作中都結識了不少異國人。從非洲，歐洲，中南美洲到亞洲都有。當每次看到某個國家的新聞時，難免都會想到那個國家來的朋友與同學。而也了解到我對那個國家的印象與了解，大都是基於我與那個同學或朋友的交往而來。我也知道，他們對台灣的印象與了解，也都會經由我而來。而確實也有不少人是在與我交往後才知道有台灣人這個認同的存在。而在參與不同的社交與團體聚會中，別人也會因與我交談與認識而至少知道台灣的存在，雖不能說是深入了解。在與各異國人士來往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也都代表了台灣。我們每個人都是個代表台灣的小燈泡。而在很多小燈泡的會聚下，那有照不亮的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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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一向欺弱怕強而只於中國的內戰中打赢過國民黨的中共，若能拿下台灣則早就會有如於1950年以武力攻下沒有國防的西藏般的打下台灣了。但台灣顯然沒有那麼的好拿。除了天然屏障外，台灣也不是沒有國防的，而台灣人不論對統一而言或對中國而言也都沒有好感。既然台灣人民心不｢嚮往祖國」，中共自然朝拉攏台灣民心的方向開始著手了。
除了以政逼商及以商逼政外，中共採取大量籠絡買辦及政策性的貿易。說來都是一種收買的行為。在權力運作的本質分析來看，威脅（coercion）及收買（payment）都算是硬實力（hard power）。有異於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 01/19/1937-）於80年代所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觀念。2004年，奈伊教授發表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ed in World Politics）一書。奈伊教授的要義是，吸引力（attraction）及納編（co-opt）是軟實力，威脅與收買不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力量在於他能用此影響他人的行為而達到你要的目的。
奈伊教授不認為中國了解軟實力這個觀念。奈伊教授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有三個來源：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 以美國而言，美國的大部分軟實力都是由公民社會產生的，如大學教育，基金會，好萊塢及大眾文化等等。這些都不是政府機構所能做到的。奈伊教授也指出在對外宣傳上，中國每年花一百億美元，美國只花6億6千萬美元。但中國除了在非洲及拉丁美洲正面形象大於負面形象外，在歐洲，北美，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形象都是負面的。
從2004年在國外建立第一個孔子學院開始，直至目前為止中國已於世界各國建立了475個孔子學院及859個較小的孔子教室。但指控孔子學院扼殺言論自由的聲音也相當多。除了孔子學院外，中共前總理胡錦濤於2007年開始宣稱要宣揚中國的軟實力。2011年10月，準備接掌政權的習進平也揚言要建立中國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大國。2014年習進平更誇口要增加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夢，亞太夢，一帶一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等口號都打出來了。但結果如何呢？
目前有兩個組織做各國軟實力的比較，一個是Monocle，一個是Portland。以Portland於2015年的排名來看，中國很難看。Portland 主要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目前三十四個會員，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會員）的會員，金磚國家 (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及一些小但較有成就的國家 (如新加坡) 來做調查排名。總共有五十個國家被納為排名的對象。Portland 只公布前三十名。在這三十名中，排名前五名的為英國，德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排第8，南韓排第20，新加坡第二十一，希臘第二十五。中國於這30名排行榜中墊底，次於土耳其與墨西哥。中國的墊底使很多人感到有點意外。因為眾所周知，中國花在對外宣傳及孔子學院的經費相當大。
對於中國花大筆錢做廣告但在軟實力的排名榜上卻這麼的低，奈伊教授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其民族主義所導致的與鄰國的衝突。除此之外，中國也不了解，也不願去允許一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軟實力。花大筆錢收買民心說來是屬於舊的硬實力，不是軟實力。不會有好的成效。
如果中國有一天進步成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而於軟實力的排名榜上不要說有如美國的第三，而若有如日本的第八的話，則台灣人對統一之說便很難拒絕，而會覺得統一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到時再說吧，老共！
在與中國對峙的情勢中，台灣看起來是弱者，而也需要第三者的支援。但在實際運作上，台灣卻也掌握了一切的王牌。台灣擁有東亞最優越的不動產，具有無可匹敵的戰略地位。台灣有充滿活力的政治運作及跨文化的社會活動力。台灣有活旺的經濟力及多邊茂盛的貿易，而也於早期帶動了中國境內的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會軟硬兼施以赢取台灣。從飛彈，武演，反分裂法，國安法，經濟協議，談判，旅遊觀光，文化交流….各種十八般武藝及十二星座愛情術都會一一搬上檯面，要的當然就是將台灣拿到手。但中國不會承認的就是，目前這種對峙的海峽平靜局勢是有益中國的。因為中國目前專注的是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而目前的局勢有益於中國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Shelly Rigger: Why Giving Up Taiwan Will Not Help Us with Chin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Nov. 2011）
四十年前，當台灣與中國沒有來往時，中國的威脅固然在，但不是很切身，因為沒有實質的影響力。但目前兩岸交流已公開，而中國也加緊對台灣的滲透。中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力，如貿易而導致的經濟互相依賴， 與日俱增。但尚無法公開研究的是，除了助長中國的經濟發展外，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如何？一個充滿自由民主文化，而人民較能開放及獨立思考的台灣，那種軟實力對一個活於集權社會的中國人來說會是相當吸引人而有影響力的。到頭來是誰在影響誰，有待分曉。
一個原來是與世隔絕的「海角一樂園」台灣，在被葡萄牙人驚艶到，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及漢人大量移民後，開始登上國際舞台。演變至今已成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及強權對抗的關鍵地帶。在大家都注意於強權的運作時，有多少人注意到島上人民的心聲。人民不是國際強權運籌帷幄的籌碼，人民的福祉才應是目標。這也是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她的《台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一書中所一再論述的。（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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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的教育裡，台灣被說成是自古以來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種日夜灌輸而又帶宗教意味（神聖不可分割）的「教育」，自然使相當閉塞而民智未開的中國社會，信之如小孩之相信童話一般。從當初的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到目前的和平統一台灣，中共從來沒改變他要奪取台灣的立場。雖說是和平統一台灣，但以千枚飛彈之對準台灣及一切軍事排演都以攻台為主來看，中共的對台武力進犯從未鬆綁。
戰爭卻也是解決國際紛爭的主要方法之一。那中共為什麼不對台動武呢？
歷史上有很多例子顯示，戰爭的結局常常不是交戰國所能預料的。許多帝國與獨裁政權都是因為國外參戰而國內發生革命，以致最後倒台的。遠的不說， 20世紀以來這種例子就層出不窮。沙俄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遭到慘敗，結果引爆了1905年的那一場沒成功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於歐洲造成鉅大的變化。四個帝國於參戰後都因國內問題重重而一一垮台了。沙俄於1917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及接著而來的十月革命，引進了布爾雪維克長達七十四年的專政。奧匈帝國也因參戰而使國內的民族、經濟問題尖銳化，而裂解成為九個國家。被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的奧圖曼帝國於參戰前，英法兩國就已虎視眈眈的拿著刀叉，預備要瓜分這塊大肥肉。最後是凱默爾引導的革命宣告土耳其的獨立。但大部分在巴爾幹半島，近東與中東的奧圖曼帝國的領土，最後都裂解成為許多獨立國家與英法的勢力範圍。日耳曼帝國也於戰爭失利後引起國內的革命 (1819-1919年)， 而建立了只維持14年的威瑪共和。
歐洲如此，亞洲也一樣。清朝的垮台是一連串戰爭失利的結果。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到最後致命的八國聯軍。八國聯軍雖然只限於北京及局部華北地區，但巨額賠款（雖然於最後大幅裁減）導致清廷的財政負擔過重而最終倒台。日本侵華所引起的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動，卻也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日後勝利的機會。而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的擊敗殖民東南亞的所有歐洲列強，卻也造成了戰後的權力真空。戰後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因而得以展開，最後是東南亞諸國的獨立與建國。
對戰爭可能會引起的國內問題的尖銳化，中共不會不知，而會小心的算計。但中共其實也對台灣開戰過了： 1955年 1月18日的一江山之役與1958年8月23日的八二三炮戰。
1954年 12月2日，台灣與美國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中共於條約未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用五千多兵力，三棲作戰的方式攻擊守軍不到一千人，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三天後攻下了沒有天然屏障的一江山島。隨後美軍幫忙國民黨將大陳及其附近島嶼的兩萬八千名居民撤退到台灣，這就是所謂的大陳義胞。
1956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之後毛澤東開始推動自己的路線而於1958年展開了｢大躍進｣。接著於 1958 年8月23日發動了八二三炮戰。分析家認為毛澤東發動八二三炮戰的原因在於表明中共的獨立，不再受蘇聯的牽制。而也要測試美國的反應。而美國的反應是對中共提出警告，也提供較先進的武器給台灣。我們知道八二三炮戰最後是不了了之。
1990年李登輝的訪美與1996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觸動了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有了飛彈試射與軍演。美國方面則兩度派出航母：獨立號（Independence）與尼米茲號（Nimitz）防衛台灣。當時有些台灣的軍事分析家認為中共會拿下一些小島（如東引）做下台階。不然這麼大陣仗的演出而沒一些結果的話很難下台。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綜觀中共對台灣的用武，實質的或只是武嚇而已，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算計：國際情勢，國內的考量，台灣的動向，及美國的態度與做法。攻台灣難免會牽涉到美國與日本，中共是要仔細考慮美國的反應的。要考慮美國原因也很簡單：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僅存的超級強權。
言之鑿鑿不惜對台用武的中共會不會打戰？軍力的分析，政治經濟的因素暫時撇開不談。我們來看中共的作戰紀錄。中共於日本侵華中沒有什麼作為，只忙於壯大自己而已。國共內戰中是打贏了國民黨。兩度攻下沒有武裝的和尚國家西藏。韓戰中及越戰中只當支援的角色。與印度兩次邊界衝突是一勝一敗。 與蘇聯的珍寶島邊界糾紛（1969）沒有結果。與越南的戰爭（1979）雙方各稱勝利。與越南的赤瓜礁衝突（Johnson South Reef, 1988）算是勝利。打台灣三次，一次嬴（一江山），一次沒結果（八二三炮戰），一次有雷聲沒下雨（1995, 1996）。由這種紀錄看不出中共軍隊有多強的作戰能力。
美國則是個尚武而介入許多戰役的國家。18世紀中五戰五勝（第一個是對英國的獨立戰爭）。19世紀中參與六十二場戰役，一個輸（印地安人），三個平，58場勝利。20世紀中參與二十五場戰役。三個輸：干涉俄國內戰（1922），豬玀灣事件（1961），越戰（1955-1975）。二十二場勝利。 21世紀中參與四場戰役，兩勝，兩個仍在持續中．
比較中美過去的紀錄，中共自然會對美國的反應格外小心。
中國文化一向色厲內荏，欺弱怕強。共產黨如此，國民黨也不例外。國民黨雖然於被打敗到台灣後有經過一些改革，但直至目前為止，掌權執兵符的都是那些原來被共產黨打敗的班底。也難怪在「兩岸交流」後軍心大為潰散。以台灣目前的「國軍」看來是無法有效的對付中共的。台灣要的是一個基於台灣民族主義，以台灣為主體，會捍衛台灣的軍隊。這不但符合台灣的利益，也有助於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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