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中國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中國不是一個海權國家。科技的落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中國被島鏈封鎖更是個主因。若能拿下台灣，則中國自然能夠突破這個封鎖鏈。也多少因為如此，中國把拿下台灣當成他的主要任務。拿下台灣多少可以完成那個中共認為沒有完美結局的內戰，也多少可以祛除過去外侮所帶來的歷史屈辱。如果沒有完善的依中共的意願來處理這個所謂的「台灣問題」的話，則中共政權將難以維持。
中共為此在國際上的統戰也頗下功夫，揚言台灣問題的沒獲得解決是改善中美關係的絆腳石。從2010年以來就陸續有一些學者於報章雜誌上發表棄台論的調調。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12/14/1947-）於2014年3月14日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的「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學術界如此，政府機構亦然。聯邦國際外交事務所裡，一些傾向也開始不利台灣。三十多年來許多美國學生到中國學中文，很多人已於聯邦政府中任職，不少帶有傾中色彩。這有異於三十多年前大部分的美國學生都到台灣學中文。很多人了解，也同情台灣人爭取民主的奮鬥過程。
嚴格說來棄台論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杜魯門總統在韓戰爆發前就採取棄台的立場，而尼克森之訪華與卡特總統之處理與中國建交的過程也是屬於棄台的一種。
持棄台論的人固然不少，但中共到底是一個極權的共產政體，而於世界各地有衝突與戰爭的地方，大都與美國站在對立面。加以台灣是個自由民主政體，有其優越的戰略地位。在國際上支持台灣，為台灣發聲的還是多數。許多學者，如邁阿密大學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yer）就指出，拿下台灣並不是中國的目標。拿下台灣將使中國會進一步危害東亞，東南亞，並向美國的海權提出嚴重的挑戰與對抗。拿下台灣將只是中美強權對戰的開端而已。
1565年的「馬爾他之役」（Great Siege of Malta）是歐洲與奧圖曼帝國爭霸地中海的轉捩點。馬爾他是介於西西里島與北非的一群小島，面積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大。奧圖曼帝國全盛時期佔有北非，巴爾幹半島與一些東歐國家。在軍事上所向無敵，而對歐洲造成嚴重的威脅。1565年，約四萬八千名奧圖曼軍力攻擊總兵力只約六千一百人而以西班牙人為主力的馬爾他，結果潰敗了。馬爾他之役是16世紀最為歐洲人所傳誦的一場戰役。從此歐洲人不再視奧圖曼帝國的軍力為攻無不克，而此役後地中海也成為西班牙的內海。
拉赫曼（Iskander Rehman）就用馬爾他之役來形容中共的擴張（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 2014）。若奧圖曼帝國於那時拿下馬爾他，則整個歐洲將處於相當不利的局面，將難以抵禦奧圖曼帝國的擴張。同理，若中共拿下台灣，則美國將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將會造成整個太平洋權力板塊的移動。拉赫曼也指出，領土的取得只會更刺激民族主義的狂熱，而會要求更大的領土擴張。這將只會是一個沒完沒了的對抗，而非中美良好關係的開始。
除了馬爾他之役外，也有人（John F. Cooper, <Why We Need Taiwan>，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9, 2011）用1890年12月的傷膝河之役（Battle of Wounded Knee, 或Wounded Knee Massacre）來做比喻。傷膝河之役後，美國與印地安人的戰爭已算結束，可以開始向外擴張，而也於十年後成為強權。 1898年美國於美西戰爭中擊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與關島。同年與薩摩亞（Samoa）議約並併吞了夏威夷。1900年取得威克島（Wake island）。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海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次大戰後更於太平洋及全球成為無敵艦隊。Cooper認為中國之取得台灣將有如美國之勝於傷膝河之役，接下來的將是不斷的擴張。
但要拿下台灣，可預見的是中共會失去這場戰役。台灣值得中共挑釁作戰嗎？中共要的是什麼？這是華安瀾（Alan M. Wachman, 10/13/1958-06/21/2012）在《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一書中所要探討的。書中援用了一個巴勒斯坦知識分子Edward W. Said（11/01/1935-09/25/2003）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所提出的｢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ies, 或imaginative geographies）這個觀念。這個觀念的要義是說，國界並不是如地理般的固定的，而是隨著一個國家的權力地位的發展而調整的。當一個國家的勢力在上升中時，想像中的地圖也跟著擴張。而理由大都基於傳說與神話。海權自然是中國的想像地圖之一，因為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重要的海上活動可言。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將領就跟華安瀾說：｢台灣如果沒回歸祖國，則中國將無法走出去，而會成為一個內陸國家，無法成為一個海權國家｣。了解海權對一個強國的重要性，使中國視取得台灣為重要的一步。而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自然成為中國的一大障礙。
說起來當今中共的「想像地圖」也都是國民黨先想像出來的。1943年在開羅會議中，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國民黨抗日，而以對待強國的方式對待國民黨。｢麻雀變鳳凰｣的國民黨｢信心｣大增的變成了｢列強｣。在開羅會議中，國民黨要求「竊土」台灣必須「歸還」中國。1946年國民黨將與他們無關的南中國海都列入了中國的版圖。1970年，台灣與香港的海外統派人士發動保釣運動。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想像地圖。國民黨想像好的，中國照單全收。因為符合中共擴張的目的與利益。
俾斯麥下的日耳曼帝國成功地達成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接下來的威廉二世了解海權之於一個強權的必要，而與大英帝國進行造艦競賽。結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耳曼帝國的垮台，威廉二世的遜位，及威瑪共和的建立。經濟有所成長而急於發展海權的當今中國，難免使許多學者將之比為一次大戰前的日耳曼帝國。此心同，此理同，結局也會相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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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15, 2015 by Ken Lee
有異於美國之於二次大戰後才大舉來到亞洲，二次大戰前整個東亞與東南亞都是日本的後院。日本於二次大戰前已對中國，東南亞都做了調查。台灣自然是日本南進的主要基地。日本於二次大戰中除了佔有東北及中國東部外，也佔有了西至緬甸，南至印尼的東南亞。對這個地區的戰略價值及其對日本生死存亡的重要，日本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戰後的日本被美國解除武裝而採取了和平憲法，但這不代表他們不知道台灣對日本生存的重要
台灣的戰略地理位置的重要大約可由二次大戰中兩個美國將軍的比喻看出。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01/26/1880-04/05/1964）稱台灣是擊不沈的航空母艦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美國的海軍上將恩尼斯特‧金恩（Ernest King, 11/23/1878-06/25/1956）說台灣之於南中國海有如一個瓶子的軟木塞（the cork in the bottle）。也有人將台灣類比於地中海的直布羅陀般的控制重要航道。
在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對共產主義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中，台灣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美國的圍堵政策的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中，北由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而延伸至南中國海的邊界。台灣之處於第一島鏈的中間，地位格外重要。第二島鏈 (Second Island Chain) 由日本，關島，帛琉而至新幾內亞，較為稀疏。第一島鏈的戰略價值自然比第二島鏈的戰略價值來得重要得多。而在第一島鏈中，台灣位處中央，可說是整個島鏈的中堅。
台灣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的生存是相當重要的。台灣對日本的重要可由最近去世的前日本外交官岡崎久彥（Hisahiko Okazaki, 04/08/1930-10/26/2014）的一篇報告中看出。
2003年3月2日，在「美日台三邊籌略（戰略）對話」（The US-Japan-Taiwan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Tokyo Round, March 2, 2003）會議中，岡崎久彥發表了一篇名為「台灣的籌略（戰略）價值」(The Strategic Value of Taiwan) 的論文。岡崎久彥在文章一開始便先說明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軍界不再公開教導或討論籌略，因為那屬極機密。日本軍方只教戰場的策略（battlefield strategy）。久而久之沒人知道籌略或大策略（grand strategy），而一直以為日本起初的勝利只是日軍英勇奮戰的結果。而到最後軍方也成籌略上的白痴。岡崎久彥也進而批評美國的對台政策。美國對台政策之一再讓步而至支持一中，反對台獨。這已失去原來上海公報的原意，而己變成為中國的籌略目的，不應該是美國的籌略立場。
岡崎久彥指出，美國之於1965年介入越戰固然爭議很多。但60年代初期的東南亞局勢對共產黨的擴張相當有利。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中，印尼在中共支持的游擊隊攻擊下，政權危危可岌（註，馬來西亞也有共黨游擊隊，以華人為主）。當1965年美軍登路越南後，東南亞的情勢開始改觀。九月，印尼共黨的政變失敗。 1967年東南亞公約組織（ASEAN）的形成後維持了至今的穩定局面。但美國後來之於台灣撤軍等於抵銷了越戰以來的犧牲。
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手裏，對日本及美國的影響將如何呢？
岡崎久彥指出，中國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缺乏深水港。中國的潛艇必須要航行於淺海而直至琉球附近才能潛於深海。由於如此，目前中國潛艇的威脅還不是很嚴重。但若佔有台灣，則就有了台灣東海岸的太平洋深水港，對美國的太平洋海權將構成嚴重威脅。佔有台灣，則不但控制了南中國海的北出口，也將佔有南中國海目前仍屬台灣的最大的島—太平島（Itu Aba Island）。控制南中國海南端出口的是新加坡。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存在於以馬來人為主的東南亞中。若新加坡依附中國，則中國將控制南中國海的兩個出口。
對所有南中國海宣示有主權的中國，在佔領台灣後將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原因是日本（及韓國，台灣）大部分的能源都要經由南中國海而來。岡崎久彥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日本的能源可繞道澳洲而來。但日本在東南亞各國有很大的投資及經濟利益。東南亞各國如泰國，越南，柬埔寨，及汶萊都要經由南中國海進出。而馬來西亞大部分的港口也都在面向南中國海的一邊。中國之佔領台灣，及進而的控制南中國海，將會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也將對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優勢造成嚴重的影響。
倡議美日台合作的岡崎久彥著作頗豐，也著墨不少台灣與日本的問題。 1930年生於大連 (關東州，那時為日本的租借地) 的他經過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才十五歲的他對日本之戰敗必然印象良深。在文章的結局他寫到，過去四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強權能夠擊敗英美霸權（Anglo-American hegemony）。西班牙帝國與荷蘭帝國都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他們的帝國。日爾曼帝國也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半壁江山。目前統治西藏人，維吾爾人及蒙古人的中國是目前舉世僅存的一個帝國。如果中國挑戰英美霸權而失敗的話，可以想見的是中國這個帝國將會瓦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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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8, 2015 by Ken Lee
在目前台灣情勢的主要角色是美國，中國，日本，與台灣。台灣雖然首當其衝，但由於國際地位的曖昧，在國際社會的音量還不是很大。台灣的變化將使日本受影響最大，而日本也頗焦急地注意這個情勢的發展。中國的叫囂音量最大，這多少反應出他在台灣的實質影響力還不是很大。而這也是中國最近幾年來都一直在做的。美國掌握有海權，空權，及最大的國際影響力，但不幸的卻顯得相當的模糊與搖擺不定。
美國是於二次大戰後才「繼承」大英帝國的角色而成為超級強國的。在很多國際事務的處理上就可看出，美國缺乏如英國人般的歷練與俄國人和中國人般的毒辣與算計。在台灣這個議題上的第一次失策就是開羅會議。原本只是怕國民黨向日本投降，而於到德黑蘭會議的途中，過境開羅時，給蔣介石一個面子（賽珍珠的建議）的開羅會議，結果卻使蔣宋反賓為主，將台灣說成是日本「竊取」的領土而應歸還中國（參見筆者的｢開羅會議的回顧）系列）。
戰前知道或了解台灣的美國人少之又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知道台灣地位的重要，但卻對台灣一無所知。珍珠港事變（12/07/1941）後的六個月，美國擊敗日本的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06/03/1942-06/0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在進攻日本本國的途徑上，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趨明顯，而成為美軍想要進占的焦點。但美國也了解台灣雖然重要，卻並不容易攻佔。在兩年中陸續的爭辯與不斷地沙盤推演後，1944年9月，美國才決定放棄台灣而進攻（反攻）呂宋。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後勤問題（logistical problems）。1944年10月12日到16日，美國與日本於台灣進行空戰。目的在瓦解日本的海軍與空軍的實力，使美國在菲律賓的戰爭較能順利的進行。但是美國也打到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完全重返菲律賓。美國有強大的兵力與實力，又有菲律賓的大部分內應，但還是打了近一年才拿下菲律賓。當時若要打台灣，雖然只是南台灣，要打多久，能不能佔領，能否維持下去，都是個大問號。
雖然知道台灣的地理位置及戰略地位的重要，但美國在對台政策上卻一直是搖擺不定的。從中共建國後，兩任美國總統的做法我們就可看出端倪。中共建國後的兩個月，對國民黨很不滿的美國民主黨杜魯門總統就宣布放手國共內戰的問題。但五個月後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警覺到中蘇的野心後，馬上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宣布台灣海峽的中立，防止國共雙方的對打。只是中立而已。但三年後上任的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則對中共採取強硬的態度，解除了台灣海峽的中立。協助蔣介石反攻之說及核武的可能使用都上了台桌。由棄台灣（國民黨）生死於不顧，到維護台灣海峽的中立，到反共的揚言反攻，其間的變化不過是三年的時間。
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調整與改變，基本上是反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而產生的。在冷戰期間美國的頭號敵人是蘇聯。在雙方都各有幾千個飛彈與核武的對歭下，那是一個恐怖的平衡。反共的尼克森之與中國建交基本上是基於這個考量。當然啦，這個巨大新聞所帶來的新聞票房及選票也是相當可觀的。二次大戰後從杜魯門總統以降，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擴張原本是採取圍堵（containment）的政策。用意在用非核的辦法將共產主義圍堵在東歐、蘇聯、中國、北韓、北越、及非洲部分國家。但尼克森的與中國建交多少改變了這個政策。可說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將防禦線（或圍堵線）推到中蘇邊界。拉攏與蘇聯關係已交惡的中國來共同對付蘇聯。也用中共的影響力去影響北越與北韓。尼克森訪華後於1972年 2月28日（美國國務院的日期是27日）與中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只是認知海峽兩岸的華人有一中這個看法，美國堅持的只是要和平解決。上海公報中，美方並沒提反對台灣獨立。在往後的政策中也都沒提對「統一」的看法或反對，只是說要和平解決而已。
與尼克森一起訪華的還有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 06/23/1913-01/02/2001）與奸客謀臣季辛吉。 季辛吉是「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始作俑者。這種所謂的｢建設性的模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策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性的模糊」一般是意味著美國有他特定的看法、原則、與方向，但在策略上要表現得模糊。不在台灣與中國，甚至日本與中國的爭執上靠邊站，使台灣或日本以為他們有美國的支持。
也許吧。但美國政府看來是自己先模糊掉。在上海公報中美國並不持一中立場，也沒說反對台灣獨立。但中共從中美建交以後就一直逐步逼進，要美國採取支持一中反對台灣獨立的說法。中國可是不模糊的。也因為自己先模糊掉，所以在2004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才會說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主權。那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堅定的政策｣那種違反原先政策的話。在遭受強烈批評後才由發言人說他因時差關係所以失言，雷根政府的｢六個保證｣還是有效。話雖如此，在美國的許多官方機構中，台灣的名字一直在被塗改或消失中。這不就是美國｢策略性模糊｣政策的結果嗎？
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中，台灣不但是個要角，更是個主角。過去台灣的地位固然由外強來決定，但在主權意識高漲下，台灣的地位必然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但在整個獨立自主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去瞭解其他配角的立場而採取應運之道。美國的模糊無知與中國的霸氣逼迫都不應阻止我們自己走我們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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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1, 2015 by Ken Lee
分析世界各地情勢的專家都會同意，台灣海峽是一個非常重要及危險的地方。許多分析家認為，處理不當將會引起兩個核武國家（美國與中國）的對決。這是一個有可能發生核戰的地方。許多國際學者也都對解決之道持悲觀的態度。
那麼，這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
問題當然不在台灣海峽，問題的主要焦點在台灣。台灣雖然是個焦點，但台灣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問題的根源所在是中原帝國。
四百多年前的台灣是與世隔絕的。將台灣推上國際舞台的是歐洲來的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對後來消滅鄭氏王朝而占有台灣的清朝而言，台灣一直是個化外之地，一個叛亂人士的聚集地。 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日本心中要的是韓國，但怕列強反對，所以改口要台灣。但領台數年後，日本發現台灣難以治理，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還有意要將台灣「轉賣」給法國 (台灣賣卻論)。但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議繼續治理下去。
對中原帝國的人而言，台灣割予日本後，本來就被視為是化外之地的台灣也就從此消失於中國人的記憶裏。說來也不奇怪。這個本來就不屬於中原帝國的台灣島，即使在清朝控制的那段時日也是個化外之地，從來就不被認為是在中原版圖的範圍之內。但這個現象在20世紀的30年代開始發生了變化。台灣在日本侵華後的中國人反日仇日情緒中，開始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浮現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也稱柳條湖事變，滿州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以建立滿洲國的藉口。這個事變在中國引起公憤。隔年（1932年），一般咸認是日本挑釁所引起的的上海一‧二八事變，日軍與國民黨軍在上海打了起來。 1932年 5月5日雙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1932年，上海的「日新輿地學社」印製了「新中華形式大地圖」。地圖的右側寫著「毋忘國恥」，底下附兩個小標題：「二十年九一八日本佔我東三省，二十一年一二八日又侵我淞滬」。在台灣的地圖上則標明「光緒二十一年割於日」。這是當時中國民間第一次將台灣割日視為國恥的開始，但也沒有說要「收復失土」。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聲言要聯合抗日。但台灣這個「失土」仍舊沒有在他們信誓旦旦的抗日聲明中出現。同年，國民黨要展現國民政府所興建的鐵路與公路，而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印製了地圖。但這個地圖並不包含台灣。一直到1941年蔣介石才將台灣列入中國抗日的議題中加以宣傳，使「台灣割日」這個歷史開始成為「國耻」。從1932年的「割於日」，到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因蔣宋的運作，而使台灣成為「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而必須「歸還中華民國」。期間的變化與運作不過十年。
雖然由1941年開始，台灣才開始陸續的出現在中國人的記憶裏，而於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由「割於日」變成「日本竊取」，必須歸還中華民國。但於戰後那一段時日，台灣仍不很存在於中國人的意識裏。在國民黨官方的「中國手冊1937-1945」（China Handbook 1937-1945: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Eight Years of War），及1946年的增訂版本，雖有提到「台灣革命人士」（Formosan Revolutionaries）對日的「愛國抵抗」（patriotic resistance），但台灣並沒有被列在中國各省的列表裏（當時總共列二十八省）。即使在1947年的官方版本中，台灣還是沒列入中國的版圖。
1948年，兵敗如山倒的蔣介石開始考慮退路，此時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開始變得很實際，而不再只是一個空泛的觀念。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台灣便成為國共內戰的焦點，而成為一個必須收復的｢失土｣。(以上參考高格孚 (Stephane Corcuff) 的 “The Liminality of Taiwan: A Case-Study in Geopolitics,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2)
在《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戰略考量》(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一書中，華安瀾（Alan M. Wachman, 10/13/1958 – 6/21/2012）就提出，孫文、蔣介石、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甚至有可能鄧小平，本來都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解上述的歷史背景，這群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就不足為奇了。中國領導人如此，民間也是一樣。戰前有些反日的台灣人跑到中國，有些求助於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但當時中國自顧不暇，那有能力去幫助台灣人。而更實際的説是，當時的中國人根本沒意識到台灣的存在。魯迅的著作中就描述他與當時一個台灣知青的會面，魯迅也不知如何回應那個台灣知青的訴求。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台灣顯然不是中國的領土或失土，而必須加以收回的。高格孚也曽訪問過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而發現，1941年前中國與中國人對台灣沒興趣，而也沒去注意。但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進展，這個觀念開始改變。
原來已經依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Article 2.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而也從中國人的記憶與意識中消失的台灣，如今卻成為中國信誓旦旦宣稱「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顯然是因日本侵華後，中國人的仇日反日氣憤所引起的。但發展至今已變成相當複雜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問題。台海問題不但影響到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也將影響到整個東亞與東南亞，甚至全球的權力平衡。我們有必要去分析台海問題的要角：美國，中國，日本，與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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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24, 2015 by Ken Lee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是《三字經》的起頭俳句，是一千多年來漢文化對兒童的私塾教材之一。大家琅琅上口而奉為真義，也沒見過有什麼討論或批判的。但人性是本善的嗎？
人性是本善或本悪，就像先天重要或後天重要（nature vs. nurture）的議題一樣，是哲學界及社會科學界嚷嚷不休的課題。大家靠邊站而爭論不休。但也有人看來好像是站在中間的，說人生下來就像一張白紙一樣（tabula rasa），一切都是學來的。說來也是屬於後天重要的一派。早期如亞里斯多德及後來的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都屬於這派。照這派的說法，善悪都是學來的，無所謂本善或本惡。
三十年前讀到一則社會新聞。台灣有一個小女孩遭性侵後被謀殺滅證。在與朋友論及這則令人髮指的新聞中，一個女性友人說，如果將來逮捕到這個做案的歹徒的話，絕不能只是槍斃而已，而是要一刀一刀的砍他直到死亡為止（中國的凌遲刑法）。研究心理學的人會告訴你，大部分的人都有殺人的幻想，而且相當逼真。如果人性本善的話，這種殺人的幻想何處來？
也許我們都有惡的一面，黑暗而別人看不到的世界。馬克吐溫就說｢每個人都像是個月亮，你看不到他的黑暗面｣(Everybody is a moon, and has a dark side which he never shows to anybody）。看法較為悲觀的牛頓則說「我能計算天體的運行，但無法計算人們的瘋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羅素則把這個看法延伸到人類歷史的基本問題。羅素有一天看到一個小男孩打比他小的一個男孩而指責他，但這個小男孩說大男孩打我所以我這樣做是公平的。羅素說這個小男孩的說辭是人類歷史的最佳寫照。
民權運動及社會政治運動高漲的六十年代是「後天重要」的年代。 1968年4月4日，黑人的民權運動領導者馬丁路德‧金恩遭到暗殺後，一個愛荷華州的小學老師艾略特（Jane Elliott）思索該如何讓她那個全是白人的小城（Riceville）的小學生了解什麼是種族歧視。她決定用眼睛顏色的差異來做一個實驗。她把她所教的學生分成兩組，藍眼睛的與褐眼睛的。 第一天她｢指定｣藍眼睛的學生較為優秀，褐眼睛的則被掛上頸套以示分別。她給藍眼睛的一些特權，如多一些休息時間等等。結果是藍眼睛的開始欺負褐眼睛的，而也表現得傲慢起來。隔天，她｢指定｣褐眼睛的較為優越，而給藍眼睛的套上頸套以定為少數族群的地位。結果是褐眼睛的開始欺負藍眼睛的，但沒前一天的來得嚴重。之後學生寫下他們的心得發表在當地的小報紙上。這個實驗引起全國的關注，但也引起學生家長及許多社會人士的反彈。拿小學生做實驗而又牽涉到黑白問題到底不是一件好差事。艾略特後來也成為美國社會｢多元訓練｣（diversity training）的始祖。
眼睛顏色多少還有生理上的差異，而拿小孩子做那種實驗委實有點不妥。但若我們以成人做實驗，而又沒有生理上的差異時會如何呢？ 1971年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做了一個監獄的實驗。他把自願參與的學生分成”警察”與”犯人”兩組，做逼真的實驗。結果有些當”警察”的學生演戲成真而變得很殘酷，而有些”犯人”學生也因遭虐待而精神崩潰。本來要做兩周的實驗到第六天便被迫停止了。金巴多於2007年出了一本書《路西法效應：了解好人如何變壞人》（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說明這個實驗的過程，並探討制度與環境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2015年，一部根據這個實驗而拍成的電影｢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也上映了。
類似的實驗有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Stanley Milgram於1961年就開始的一系列實驗，探討人在上級的授意或同意下是否會做殘酷的事（電擊）。他的發現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會對他/她控制下的人施暴。Milgram 在1974年發表了｢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說明有些（大多數的人）握有一些權力的人，在環境許可下或上級的默許或授意下會變得惡行惡樣。
金巴多後來在運用到社會運動上後也發現，揭發及挑戰這些施暴行為的大都是小人物。他們看不慣這些不公不義的殘暴行為而公開挑戰，並透過各種管道予以揭發。而同等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放社會方能使這些小人物的揭發有所作用。事實上在心理學的實驗也好，真實的社會情形也好，有少數人就是即使在壓力及上級的指導下也是不願去行惡的。也許善惡都存於人心，就看你如何選擇，有如索善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 12/11/1918-8/3/2008）所說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與惡的交戰｣（The battl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runs through the head of every man）。
當宋朝的兒童在唸《三字經》的時候，歐洲尚處於黑暗世紀。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如今已是全球文明及人權的標竿。但唸了｢性本善｣一千年的漢文化社會，卻仍然予人腐敗、殘暴、及人心險惡的印象。顯然的，當你沒有一套保護好人，助人向善向上的制度的話，則顯然是惡人橫行，豺狼當道。而一切善言也都將成為這干豺狼惑人的口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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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1970年，大二的寒假。即將滿二十歲的我向我父親宣布獨立。將於二十歲起開始過自己的獨立生活。從此不再接受他的經濟援助與約束。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我依原計劃到宜蘭公路局站搭乘公路局的車子，要經由橫貫公路到台中。那天早晨，稍帶感傷的父親一言不語的送我到公路局車站乘車。臨走前只叮嚀我要小心。那時年青氣盛，只求早日獨立的我，在車上向我父親揮手再見。腦子或心中就是沒有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裏所描寫的他對他父親的感情。
梨山巧遇
車子沿著宜蘭濁水溪 (又稱蘭陽溪) 的河床前進。蘭陽平原是個沖積扇平原，由蘭陽溪所沖積出來的。沒有蘭陽溪的沖積，也就沒有蘭陽平原。但沖積出蘭陽平原的蘭陽溪卻也將宜蘭切割為二：北以宜蘭市為主的溪北，及南以羅東鎮為主的溪南。溪北、溪南便成為宜蘭地方政治派系的基礎。
河床的公路大都是簡易的舖路及簡單的橋樑。在那空曠的河床裏，車子左曲右拐，倒也是一番景色。在河床行駛了一段時間後，車子開始往山上爬。而台灣的美麗山景也開始一幕幕的映入眼裏。在那段穿過中央山脈的綺麗山路上，看到了許多泰雅族的聚落。上下車的也有不少是｢榮民｣。沿途也有許多奇異的地名 (如思源唖口)，也經過了武陵農場。推測武陵農場這個名字可能是由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來，意味著世外桃源。而也是的，在那美麗的深山裏，倒也令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安詳感覺。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看來是和平的共處，共謀生活。
車子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抵達梨山。在深山中的梨山，人群卻是熙熙嚷嚷。在梨山休息的那時候，我巧遇了高中及大學已有數面之緣的陳文成。我們互打招呼並做了簡單的交談。那時獨行俠的我也沒看到他與任何人同行。休息過後我就繼續乘車到台中去走我的獨立之路。
我那時的｢獨立運動｣最終是失敗。要當家教維生並繳學費談何容易。還記得大二暑假時，我還有一天沒錢買東西吃而餓的躺在宿舍的床上冒冷汗。到頭來還是向我父親｢投降｣而做順民去。不過，我父親也依我在高中時的要求：｢進入大學後不得再對我嘮嘮叨叨｣，而減少了很多｢雜音｣。在這種｢和約｣下我們倒也維持了｢恐怖平衡｣，而他卻也從此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決定。
再見陳文成
本來不想留美的我，卻因當時台灣那種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而於1979年來美。來美不到三、四個月，台灣就發生了美麗島人權日事件。隔年又發生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同許多關心台灣的留學生一樣，參與政治也就成為正路。台灣留學生大多受台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影響。而這些重大事件也多多少少影響了留學生及社會人士，而成為人生旅途上重要的標竿，一個決定性時刻的｢界定事件｣(defining moment)。各個民族各有不同的界定事件。日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二次大戰中的被關進集中營。韓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1992年洛杉磯的暴動，而使韓美人的小生意大受影響。台灣留學生的第一個界定事件應是1970年的424事件。第二個可能就是1981年影響留學生深遠的陳文成事件了。但一般而言，台美人大部分的界定事件都發生在台灣：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鄭南榕事件，解嚴，蔣經國的死亡及隨後的政爭….等等。
1980年底， 1981年初左右，我因求職的關係路過匹茲堡。透過一個共同友人的介紹我暫住陳文成家。他下班回來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原來就是你｣。因為他本來沒有把我的名字與人連起來，只知有人要來暫住便慷慨的答應了。在那幾天，陳文成夫婦倆也帶我去參加一次同鄉的聚會。大家的話題自然是政治了。喜歡喝兩三杯的陳文成也開了話匣子暢談起來。在回家的途中則由陳太太陳素貞開車了。
回到德州後約半年，聽到陳文成與陳素貞有個初生兒，而兩人計劃要返台一趟。雖然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他倆及兒子要返台的消息，但陳素貞家人的鄰居卻有不明人士來告知他們要返台的消息。隨後發生的陳文成離奇死亡一事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也凸顯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在休斯頓，我們所能做的卻也只是到國民黨所辦的活動現場去做抬棺抗議。除了抗議外，也是要觸他們的霉頭，並彰顯國民黨是個殺人政黨這個事實。陳文成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至今兇手們仍然逍遙法外。
白髪接黑髪的棒
陳文成事件固然深遠的影響到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但受創最重的無疑是他的家人了。陳素貞後來在美國的聽證會上表現得堅強而有力。但事件後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了。
經歷過戰後那段亂世及228的陳庭茂，本也無奈的做個順民而只專心為自己的事業奮鬥，並努力提供子女的教育。本來不參與政治的他卻也逃不開政治的迫害。 1981年7月3日，陳文成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對此一政治謀殺事件國民黨卻反而指責陳文成是畏罪自殺。而於那時為國民黨這個暴政搽脂抹粉並百般阻擾國際媒體採訪的，正是時任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宋楚瑜也在新聞稿中加註｢中華民國國民｣陳文成一詞。意思是，當時只有綠卡但不是美國公民的陳文成之死干你美國何事。
受到愛子橫死的打擊，使陳庭茂不願再當順民而加入了與國民黨獨裁政權抗爭的行列。時已70歲的他就此投身黨外運動。從1981年至1988年他臥病為止，陳庭茂於八年間走遍全台。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黨外人士助選，也為「陳文成博士文教基金會」籌措基金。這位人人尊稱為｢陳老爸｣的老先生也曾於1984年5月訪美，拜會台灣人社團和美國關懷人士。於1990年2月17日去世的陳庭茂固然見到了台灣的解嚴 (7/15/1987)，但沒看到民進黨陳水扁的進入總統府 (5/20/2000-5/20/2008)。也同我們一樣尚未看到台灣的獨立，尚未看到台灣人的當家作主。
五月廣場的母親
在陳庭茂為了愛子的冤死而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之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及另一半球 (南半球) 的阿根廷，也有一群媽媽為了她們的兒子與女兒的不明失踪而進行了七年的公開抗爭，及至今尚未停止的平反與家庭的彌合工作。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的軍人政變奪權推翻了文人政府。掌權後的軍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國家重整計劃｣(Process of National Reorganization, 或 El Proceso)。｢國家重整計劃｣著重在消滅左翼的｢顛覆活動｣，並進行經濟改革。這個被稱為｢褻戰｣(Dirty War) 的｢國家重整計劃｣，全面禁止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並大肆逮捕異議份子。據估計，在那段時日就有三萬人失蹤 (the disappeared, 西班牙文 los desaparecidos)，咸信皆被刑求後處死。在這些失蹤人口中約有五百位女性懷有身孕。有人解釋因為阿根廷是天主教國家，反對墮胎。所以這些孕婦都在等到生產後被處死。嬰兒則分散給與軍方有關的人員認養。雖然這種殺人盜嬰的罪行美國政府也知道，但這種反共的軍人専政作風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及雷根總統的支持與援助。
在那個肅殺的氣氛下， 1977年4月30日，14名不知她們兒女下落的媽媽們聚集在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 前面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她們手中拿著她們兒女的照片，希望知道他(她)們的下落。在軍警要她們解散下，情急的媽媽們以每兩個人互牽相依的方式開始繞著圓圈走。一個定期的抗議活動就此成形。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媽媽們就於每星期四來到五月廣場進行示威。她們頭戴白頭巾，象徵孩子的尿布。手上拿著失蹤孩子的相片，大家繞著圈圈走。剛開始時，也有兩個媽媽及一個法國修女遭到政府的殺害。政府稱這群媽媽為｢肖查某｣(las locas, madwomen)。但這群後來被稱為｢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肖查某｣們，卻漸漸引起國際人權組織與國際社會的廣大注意。而她們的非暴力抗爭方式也鼓舞了在軍事統治下的許多南美洲國家人民的抗爭。
阿根廷軍政府最後的倒台倒也不全然是這批娘子軍的努力。在經濟不斷惡化下，1983年，阿根廷軍人發動了與英國的福克島之戰 (the Falkland Islands, 阿根廷稱之為Las Islas Malvinas)。結果阿根廷慘敗。慘敗後的阿根廷軍人政府也因而垮台。
當年的媽媽們如今已都已是祖母級的人物。部分成員另組成了｢五月廣場的祖母｣(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致力於尋找目前都已近四十歲的當年被盜的嬰兒的下落。截至目前為止她們已尋找到114名盜嬰的下落。但可以想像的是，許多被尋找到的當年的盜嬰如今很難去面對他 (她) 們的身世。因為不只有受騙的感覺，撫養他 (她)們 的人可能也就是殺害他 (她) 們生父母的人。
拉丁美洲的婦女傳統上只是照顧家庭而已，她們不介入公共事務，而一般也都沒有政治意識。但當這群媽媽們發現，好好的照顧家庭卻沒法保證孩子的安全後，她們開始走上街頭，開始介入公共事務。在經過政治洗禮後，她們也知道她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大部分的媽媽們也都走上了她們冤死的兒女們的政治路線，接了棒，走他 (她) 們未能走完的路。
一代不如一代？
｢五月廣場的母親｣們與陳庭茂都走上了為子女伸寃的道路，他 (她) 們也都走上了他 (她) 們子女的政治路線。白髮為黑髮伸寃，也接了黑髮的棒。
但白髮接黑髮的棒到底是一個非常的情形，也不是一般人願意見到的。我們希望的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一代比一代來得堅強， 來得更好。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之所以感動了許多白髮族，是因為白髮族知道傳承有人。白髮族看出了過去的路線與方向是正確的，了解過去的努力沒有錯，沒有白費。
社會政治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許多改革也不是在一代之間就可以達成的，而有可能是幾代間的事。在這種改革的信念下，我們是相信未來的社會是會比目前的社會好。而未來的一代因為成長於較優良的環境裡，也會比目前的一代好。｢未來是會比現在好的，一代是會比一代好的｣。這也是改革者的信念。但也只有在｢老而不死｣及｢老賊｣掌權的漢文化裏，我們才會聽到｢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說法。這些｢老賊｣們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對年輕人充滿了敵意。因為他們知道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的社會，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這些獨裁者所能掌控的社會。我們希望，在改革成功的未來台灣社會裏，｢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落伍的說法也會走入歷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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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窮的要命的年代，外商是到處受歡迎。雖然不能說行事一切平順，但外商在中國的作業也大抵｢入境隨俗｣而相安無事。但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經濟的成長及國內的種種問題，中國仇外的情節也跟著明顯化。箭頭對外的仇外多少轉移了國內的焦點。
在中國一連串食安風暴下， 2013年，央視也報導肯德基炸雞的冰塊比馬桶的水還髒，而麥當勞的飲用水也不符標準。在中國國內的毒奶粉不能喝之下，中國人搶購外國進口的奶粉。2013年，中國政府依2008年8月通過的｢反壟斷法｣將六家外國的奶粉商依價格操弄 (price-fixing) 的罪名開罰了一億八百萬美元。在2013年一年中，中國政府對外商依此條款就開罰了兩億四千兩百萬美元。
這種對外商開罰的腳步於2014年加速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2014年4月被扣船而被迫繳了三千九百萬美元的賠償。這源於1936年兩艘被三井租用的中國船落難於海。雖然1972年中日建交的協議中解決了戰爭賠款的問題。但顯然協議是一回事，用違法開罰之名來勒索又是一回事。2014年8月，十二家日本汽車廠商被依價格操弄的罪名共開罰了兩億兩百萬美元。同年九月，美國的克萊斯勒 (Chrysler) 汽車與德國的Audi被以同樣名目開罰了四千六百萬美元。
不只反壟斷法好用，習近平的反腐也好用。2014年9月，中國政府對葛蘭素史刻 (GSK, GlaxoSmithKline) 藥廠以對醫生及醫院賄賂的罪名，開出了四億九千兩百萬美元的罰款。葛蘭素史刻藥廠並沒有做有力的辯護，因為他們駐中國的總經理William Mark Reily與女友做愛的影片被曝光。顯然有情報人員的介入。
既能滿足仇外的情緒，又能拿到大筆的罰款，而且又能保護本國的權貴壟斷產業以較能符合中國貪腐文化的運作，真是何樂不為。胃口大了的中國政府於2015年2月向美國的Qualcomm依反壟斷法開出了九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罰款。
除了仇外，勒索，及保護國內特權產業以圖貪腐運作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魯迅所說的｢外國也有｣。1933年在一篇｢外國也有｣的文章中，魯迅寫到：｢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 (註：bed bugs)，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抓不得的，越抓越多。…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魯迅也說了：｢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但魯迅隨即引用古巴前總統麥查度 (註：Geraldo Machado, 1871-1939) 貪污的消息而說｢外國也有的！｣。最後魯迅也警告說：｢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 (註：巴比倫) 與馬基頓 (註：馬其頓) 乎？—–外國也有的！｣
在中國針對外商下手的情況下，有些廠商也採用了適應中國國情的遊說客。 2009年，澳洲的礦業大廠力拓集團 (Rio Tinto) 與中國鋁業公司 (Chalco) 有商務糾紛。中國政府羈押了力拓集團駐華總經理華裔澳洲公民胡士泰 (Stern Hu) 及一些同僚。在要求放人不果下，但還希望能繼續與中國做生意的力拓集團，最後請了與中國政要關係良好的季辛吉出面。拿了力拓集團五百萬美元的季辛吉，要力拓集團放棄釋放胡士泰的要求以取得與中國繼續做生意的機會。五百萬美元也同時買到了中國之排擠兩家與力拓集團有商業競爭的外國礦業廠商。
除非你的生意非在中國做不可，許多外商已考慮離開中國到其他國家投資了。中國近來經濟的停滯，汙染問題，及法規的不明固是主因，但許多外商已覺得他們受到中國政府反腐，反壟斷政策的不公平對待。中國的檢調人員常常｢拂曉出擊｣。強制扣押電腦，強迫認罪，辦案不透明，罰款及刑罰過重。不管在華的歐洲商會或美國商會為此都提出了警告。按2014年9月2日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有60%的美商認為他們不受歡迎，比2013年的41%高出了19個百分點。同年的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調查顯示，有86%的會員對中國的反壟斷做法有疑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是華府的一個遊說組織。美國商會在2015年的調查顯示，有57%的會員認為他們遭到不合理的調查，65%的會員覺得這將會有不良影響。雖然外資在中國於2014年還是增加了1.7%，但這比2013年的5.3%少了很多。著名的外商不是裹足不前，就是開始撤離中國。專做國際搬家，一年搬二十六萬個家庭的UniGroup Relocation於2014年的資料顯示，搬離中國的比搬進中國的多了一倍。
當年國內問題重重的清朝在閉塞無知與狂妄下，造就了一群仇外而自以為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結果是引來八國聯軍而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而於最終導致清廷的垮台。｢新中國｣的建立並沒帶來啟蒙運動及自由民主的體制，中國還是一個封建、閉塞、無知、而仇外的落後社會。今天已不是一個赤裸裸的船堅炮利的時代，而是一個金堅財利的年代。將來若有中國與外國的衝突白熱化，將不再是八國聯軍攻北京，而是萬國外商離中國。在經濟困頓下，中國的垮台也將源於他的自作自受。過去版圖極大的德國帝國，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及後來的蘇聯都一一的瓦解而縮編了，中國還能撐多久。｢外國也有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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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0, 2015 by Ken Lee
無知，仇外與狂妄的義和團所引起的事變，及爾後的八國聯軍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十一年後的1911年，清朝的倒台引進了一個新的紀元。但中國也從此進入了一個長達三十八年的外患與內亂時期，直到1949年｢新中國｣的產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建立當初，承認的國家大都為蘇聯及東歐諸國及北歐國家，及後來的第三世界亞非國家。直到1970年之前，中國外交的處境可說相當孤立。但此時中國也忙於內政。沒有外患的中國也就開始進行了中國人最內行的事—-內鬥，而大肆進行｢中國人追殺中國人｣起來。1950-1951 推行｢鎮反運動｣，1955-1956 推出｢肅反運動｣。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黨內外提出建議。在引蛇出洞的隔年，毛澤東馬上開始｢反右運動｣，大肆迫害這些發言的智識份子。這三個｢運動｣就使約六百萬人遭到逮捕，三百多萬人神祕消失或遭槍決。1958年到1961年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慘害年代。據估計，在大躍進期間因迫害，殺害及饑荒而死的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在大鳴大放，大躍進後的第三齣戲碼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死亡多少各方說法不一，從兩百萬到兩千萬都有。遭到直接迫害的則有一億人以上。經歷過那段期間的中國人都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不管是大鳴大放，反右，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數及受害人數都相當驚人。而這些事件都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結果，沒有外力及｢帝國主義｣或列強的介入。推動這三大破壞事件的就是那個說｢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毛澤東。 1976年周恩來及毛澤東的相繼死亡，及往後四人幫的遭逮捕也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生困苦而人民窮的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的中國，也被迫的不得不對外開放，而於七十年代後期進入了開放時期。亟需外資及外力支援的中國也擺起笑臉開始到處招商了。外商及外資也從此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經濟也從此開始走向快速的成長。但既有外商及外資，則難免會引起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節｣。別忘了，義和團是有清朝官員及慈禧的支持的。中國近年的｢義和團情結｣也都是有中共黨中央的｢指揮作戰｣的。與清朝比起來有｢進步｣的是，中共指揮的排外運動看來是另有其圖。
亟需外資及外商的中國於早期設立只准外國人購物的｢友誼商店｣，及只供外國人居住的旅館。帶頭當起買辦把中國人當二等公民處理。這難免引起一般人民的嫉妒及不滿。長期接受歪曲的｢愛國教育｣洗腦的中國人本就仇外，再加這種作風及開放後難免引起的中西文化衝突，自然加深了仇外的氣息。而對中共黨中央來說，這當然是大可用之以操弄的｢民氣｣，可利用的仇外｢民族主義｣情結，來轉移內政與外交上的問題。
1999年 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進行對南斯拉夫政權的轟炸。由於CIA情報上的錯誤，使得原本針對南斯拉夫軍事中心的轟炸，卻誤炸了中國在貝爾格勒的使館區，造成三人死亡及二十多人受傷。雖然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曾三次公開道歉並致電江澤民。但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與副主席胡錦濤，不但沒有公布美國總統與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 (James Sasser) 的道歉函，反而做煽情的演說。結果中國各大城市都爆發抗議歐美領使館的示威。不但危及領使館人員的安全，一些住在中國的歐美人士也遭到群毆。結果是1999年年底，美國對傷亡的家屬提供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賠償，對中國給予兩千八百萬美元以補償受損的中國大使館。中國則對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駐美使館提供兩百八十七萬美元的賠償。而原本美國要提的人權議題與軍事問題也就束之高閣，到頭來中國還撈了一筆。
2005年，日本的極右翼團體編撰一本”漂白”日本侵華歷史的教科書。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教師及學界認為那本歷史教科書曲解歷史，而真正採用該教科書的學校不到百分之一。但2005年4月，中國各地的主要城市都爆發反日示威而進行對日本人及日商的攻擊。除了日本人及日商在中國的重大損失外，原本美國提議支持要日本取得聯合國常務安全理事會席位的提案也就無疾而終。
2012年4月，右翼的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劃要購買並開發尖閣群島 (釣魚台)。怕刺激中國的日本政府決定將尖閣群島國有化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結果此舉卻於2012年9月於中國各大城市引起抗日的示威與破壞的行為。光光日本在中國的汽車業就遭到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損失。
也不只是對美日而已，中國近年來對外籍 (主要是西方) 人士充滿了敵意。有些固然源於少數外籍人士在中國行事作為上的偏差，但許多無理的排外行為卻是不能忽視的。如央視英文主播楊銳在2012年5月就寫到：”公安局要清掃洋垃圾，斬首洋蛇頭，識別洋間諜，趕走洋潑婦，讓妖魔化中國的閉嘴滾蛋”。一個理應了解西方而做為中西橋樑的知識分子出口如此，那就遑論一般百姓的盲目仇外了。
但西方記者與評論人員也發現，在這種仇外的情節中也同時含有對西方文明的羨慕。說來是嫉妒及自卑感作祟的結果。這也難怪，一向自以為是天下中心的中國人，在過去兩百年來發現他們不但不是天下的中心，在文明及科技上也相當落後。而統治者所建構的謊言與迷思也將會被一一的戳破。偏偏中國人又不走一般現代化的正常道路：自由，民主，開放教育，民族自決，來建立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中國人相信他們的特異性而要走自己的路。這種併裝車的走法自然會問題百出。沒有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中國，則義和團的仇外情節難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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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3, 2015 by Ken Lee
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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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27, 2015 by Ken Lee
在八國聯軍尚未攻到北京之前，有將近四千人躲在使館區避難。其中包括473名外國使館人員及平民，409名前來護衛的八國軍人，及約三千名中國基督教徒。而在同時也有約三千多人避難於北堂 ( 或稱西什庫天主堂，救世主教堂 )，其中有33名外國教士，43名法國與義大利的防衛軍人，及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在55天的圍城中，使館區有55名軍人死亡， 135名受傷，參加防衛的平民也有13人死亡，24名受傷．
1900年7月底，八國聯軍的五萬多名軍隊已抵達天津，其中包括49255名陸軍，4971名海軍陸戰隊。他們一路擊敗清兵而於8月14日抵達北京。除了日軍及俄軍在要進入城門時遭到抵抗外，美軍爬牆而入，英軍走地下水道而入，法軍則迷了路。清軍及義和團則潰散而逃。八國聯軍進佔北京的阻力不是很大。除了戰爭所引起的死傷之外，也有不少聯軍的死傷是源於熱天氣與蟲害而引起的疾病。晚到的德軍沒參加攻城的作戰，但致力於事後對義和團的追殺。
八國聯軍的數萬名陸軍與陸戰隊中，以日本的兩萬八千名軍隊最多，沙俄的一萬三千名兵員其次。第三是大英帝國的一萬兩千名軍隊，大部分由印度調來，由很多印度人組成。第四多的是法國的三千五百名軍隊，由印支半島調來。美國的三千三百名軍隊則由駐菲律賓的軍隊調來，遠程而來的德國有九百人，奧匈帝國296人，義大利80人。人雖少的奧匈帝國中有個英勇的中尉Georg Ludwig von Trapp (4/4/1880-5/30/1947)，他未來的故事就是｢真善美｣(音樂之聲, The Sound of Music) 電影中那個男主角的故事。
在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的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及隨同人員逃到西安避難。
攻下北京後的聯軍也進行了殺人，姦殺及掠奪的惡行。日軍帶有自己的”慰安婦”，在所有聯軍中倒是最自制的。有目擊者描述俄軍的肆虐與德軍的暴行，也有目擊者稱法軍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姦殺婦女外，許多平民也都遭殃。據美國的指揮將軍 Adna Romanza Chaffee (4/14/1842-11/1/1914) 表示，保守的估計是每殺一個義和團人員，就有約五十名無辜的平民、婦女或兒童遭到殺害。德軍在四處追殺義和團人員中也殺害了很多無辜的百姓。英軍及美軍則付錢給本來就鎮壓義和團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去追殺義和團的成員。袁世凱在直隸山東兩省就殺了成千上萬個義和團成員。在八國聯軍一役中，聯軍的死亡人數約在一千人左右，清兵的死亡人數約兩千，但義和團及一般平民的死亡人數則估計在十萬到十三萬之間。
除了濫殺無辜外，當時聯軍最令西方社會詬病的是四處的掠奪。美國的指揮官雖然明禁軍人的掠奪，但顯然沒什麼效力。參與掠奪的人除了軍人外，外國的平民與教士也都參與了掠奪的｢盛會｣。有當時的報紙稱之為”掠奪的嘉年華會” (Carnival of loot) 及”掠奪狂歡” (an orgy of looting)。美國的外交官Herbert G. Squires (1859-1911) 的掠奪貨就用了好幾個火車車廂載走。英國的掠奪是最有系統與制度的。除了星期天外，在兩年間他們每天都在英國使館區拍賣贓物。外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士也不例外。北堂成了贓物的銷售場所。美國傳教士梅子明 (一名梅威良, William Scott Ament, 9/14/1851-1/6/1909) 為了報復基督徒遭義和團的迫害，帶領美軍去追殺義和團人員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反對美國占領菲律賓及侵華的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原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1/30/1835-4/21/1910) 對這種行為有很尖銳的批評。
聯軍的暴行與惡行於當時受到許多西方媒體記者的批評而使許多人引以為恥。有人將這種暴行原因歸咎於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與北京的掌權階級有衝突，不接受北送救援兵的命令，人也不北上。掌控電報系統的他向西方國家誇大並謊報情況，宣稱清軍暴行並屠盡了西方人士。李鴻章的誇大其詞激起了歐美各國對清朝的憤怒。而他與列強的簽訂｢東南互保條約｣，保障西方人員的安全也使他成為西方列強的英雄。一般咸信李鴻章的做法與他及北京掌權者的對抗關係有關。
當時被激怒最厲害的可能是公使被殺的德國帝國的威廉二世了。在1901年7月27日向離德赴中的德國遠征軍的訓詞中表示，要德軍不留活口，不收戰俘，要使中國人在一千年內都不敢正視日耳曼人。由於一些不當用語及引用令日耳曼人尷尬的歷史典故 (King Attila, 人稱為Attila the Hun, 掌權期 434-453 CE, 是中世紀暴虐歐洲並侵犯羅馬帝國的一個野蠻帝國。外界對日耳曼人的鄙稱是 Huns)。當時德國的外交部也刪除了一些這後來被人稱之為 “Hun Speech” 的訓詞。
八國聯軍後沙俄趁機進占東北並遲遲不退，也因而導致日後的日俄戰爭。而｢東南互保條約｣的簽訂也削弱了中央的權利，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事後簽訂的辛丑和約也根本剷除了清朝的存在撐柱：武裝的被迫解除與鉅額的賠款而導致的國庫空虛。當時的賠款之鉅是歷年來之最。而為了保證清朝能賠償，鹽稅及關稅的控制權也都落在列強手裏。清廷為了税入也大增各種稅目，當時人稱之為｢洋捐｣。在國防受制及武器進口受限下，列強也得以在北京及其他地點駐軍。1937年7月7日，依約而在北京進駐的日軍也與國民黨的軍隊起了衝突而引起第二次中日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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