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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主義固然源於猶太人，但錫安主義（Zionism）與猶太教（Judaism）是不同的。在錫安主義產生的早期，大部分的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另一方面，支持錫安主義者也有很多是基督教徒的。

基督徒之支持錫安主義與宗教改革後產生的新教 (基督教) 有關，相對之下的天主教則較沒有這種看法。在赫哲出版《猶太國家》之際，駐維也納的大英帝國大使館的教士（Chaplain Hechler）也發表了《先知所說的猶太人的回歸巴勒斯坦》（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一書，兩人也是朋友（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許多基督徒相信猶太人的回歸以色列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先決條件。

但錫安主義是違背猶太教的教義（Halacha）的。猶太教的聖經（Torah）認為猶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diaspora）是神的旨意（Divine Decree），也只有透過神的救贖（Divine Redemption），猶太人才能終止流亡，而非透過人為的方式（如錫安主義）。

除了宗教原因使當時的猶太人不支持錫安主義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對許多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已同化的西歐猶太人，這種因回歸所造成的「分離運動」可能會造成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困擾。猶太人可能會被迫做遷離去回歸，而也會被客居的國家視為異類，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麼，這個當初只是個少數人主張的錫安主義最後如何成為猶太人的主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4），錫安主義的運作中心在柏林。但這個中心也很快就轉到倫敦與華府。在這個階段，有兩個人多少可說是代表性的人物：在倫敦的懷茲曼（Chaim Weizmann, 11/27/1874-11/9/1952 ）與在華府的布蘭岱（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懷茲曼個生於沙俄，後來到德國去讀大學並取得化學博士，之後定居英國的猶太人。積極推動錫安主義的他也說服了不少英國的猶太要人。最終讓他得以影響英國政府決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製造丙酮（acetone）以生產彈藥的原料都在德國的控制下，英國處於生產彈藥的困境。那時負責彈藥生產的邱吉爾透過一個猶太人屬下的拉線認識了懷茲曼，求取懷茲曼利用他的化學背景研發出製造丙酮的方法。最後懷茲曼開發出了利用木頭或麥發酵以生產丙酮的方法。由於這個成功，使英國解決了生產彈藥的困境，而也使懷茲曼在英國政府中頗具影響力。鮑爾弗爾宣言的通過與他的推動相當有關。懷茲曼日後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統。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已是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而也有三百萬名猶太人。但美國人對歐洲的紛爭保持中立，不想介入。大部分的美國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錫安主義的。而在那時（1913年），一個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秘密結社帕魯遜（Parushim）也形成了。帕魯遜的宗旨在於，他們要在政界及學界互相提拔支持錫安主義的人（Sarah Schmidt: The Parushim—A Secret Episode in American Zionist History。 和Alison Weir: Against Our Better Judgement – How the U.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帕魯遜的領導人是布蘭岱。那時威爾遜總統因緋聞遭勒索四萬美元。沒錢支付勒索的威爾遜經過猶太團體的代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交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得提名參院反對但他得極力推銷的布蘭岱為大法官。成為大法官後的布蘭岱與後來成為副任大法官 (Associate Justice) 的他的姪兒法蘭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也都成為威爾遜總統的貼身顧問，也與倫敦的錫安主義領導人及來訪的英國政要有所來往。也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決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威爾遜險勝。為了爭取要維持中立的美國選民的支持，他的口號是強調不參戰（He kept us out of war）。但如同二次大戰前強調美國中立的羅斯福總統一樣，美國最終都參與了兩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一兩年後，雙方已陷入僵局。到1916、1917年時，交戰各國的財政都已出現危機。這時的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站在他們的一邊參戰。但美國國內的氛圍是要維持中立的。再說有不少德裔的美國人也有許多是支持德國的。在這種考慮下，要拉攏美國，要金融的援助，英國希望能動員美國的猶太團體支持美國的參戰。鮑爾弗爾宣言的公布也就在這種考量下進行。

鮑爾弗爾信函於發信日期（1917年11月2日）後的一個星期公諸大西洋兩岸的報端。果不其然，鮑爾弗爾宣言激勵了美國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支持。在宣言發佈前，英國猶太人團體支持錫安主義的已稍佔多數，但大部分美國猶太人仍反對錫安主義。宣言發佈後，錫安主義已成英美兩國猶太團體的主流。在1914年，美國有7500名錫安主義者。到1919年，支持者增加到149,000人（ Jehuda Reinharz: Zionism in the USA on the Eve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他們不但動員了猶太人社區，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錫安主意開始於19世紀末，成長茁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於第二次大戰後開花結果。但它對大英帝國最終只有害而無益，也對中東問題造成難以解決的困境。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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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處於亞洲大陸的離島邊陲地區，雖然也有漢化，但明顯的沒有韓國來的深，而也在孤立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的早期，日、韓、中三國常被西方列強列為一談。而事實上，日韓中三國之改革人士也常互通有無，齊擕共進。1885年3月16日，日本的《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脫亞論」（だつあろん）。

「脫亞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咸信作者是大力弘揚西洋文明，而目前是日本萬元大鈔的票面人物—福澤諭吉。文中說：「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 …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又說，「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沈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結語是，｢…與其坐等鄰國的文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思想人物。這篇文章的結尾也被一些人解釋為其後日本的合理化了對韓國與中國的侵略。後來也有人將之延伸為托亞入歐。說脱亞，當然是意謂原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要求脫離。但日本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問日本是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實類似於問英國是否為歐洲的一部分。同處離島邊陲的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一向是若離若合的。最近的脫離歐盟（Brexit）更說明了這種歷史的心理層面。福澤的「脫亞」說的只是脫離中國與韓國。而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及韓國沒有什麼特別關聯。中南半島除了自己的文化外，所受的是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由英文名印支半島（Indochina）可見一斑。而菲律賓以南人民所認同的不是東亞或遠東，而是太平洋島嶼民族（Pacific islanders）。嚴格說來，福澤以日韓中三國為一體而有脫亞之說，實際上要的只是脫離中韓而已。將脫離中韓說成脫亞，在文義及觀念上都會產生誤導。

在地理上，日本當然是亞洲的一部分。基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企求用｢日（當時包括台灣與韓國）滿華｣為主體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最後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而結束。這個曾於當年掀起許多反西方殖民的亞洲人的熱烈反應，而於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中達到巔峰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也煙消雲散的了無痕跡。

日本帝國打的是反對西方殖民政權的泛亞思想，但在作為上卻是侵略與奴役。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不只當年的亞洲人，連日本國內一些反戰的人（如重光葵，7/29/1887-1/26/1957。在密蘇里號上代表日本帝國簽降書的外相）都注意到了。貫穿於根本的則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延伸與種族主義的思惟。

走進日本的傳統房子都有個玄關，脫鞋子的地方。不將外在的不潔淨帶進潔浄的內部。一般家庭浴室也分內外室，將要洗的衣物置於外室，而不帶進要潔淨身體的內室與乾淨的風呂。日本文化中有很強的內外之分，也重潔浄與秩序。一個程度上與重潔淨與秩序的德國相當類似。但這種內外分明的文化多少也定調了大和民族與非大和民族，浄與不浄之分，秩序與紊亂之分，及內外之分。總的來說，會出現排他性而缺乏包容性。

二次大戰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當年也有極少數的人注意到了。在1942年的紐約時報雜誌上，賽珍珠寫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惟都是過時的。」（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當年遭受西方列強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帝國，在對種族主義的列強反彈下，自己也走上種族主義的道路。雖然日本成功的驅逐了西方殖民列強，但亞洲人所得到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殖民者，而非解放與獨立。高喊反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日本，最終也走上歧視亞洲人的道路。

大東亞會議時西方列強已都被逐出東亞與東南亞，而日本帝國也於四處介入一系列的戰爭。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戰爭成為一切。當時日本在前西方的殖民地只做相當有限的政治與文化運作，談不上社會改造與未來的建設遠景。戰敗自然代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正面在於地區的整合這個觀念，而地區的整合在戰後如歐盟、東南亞公約組織、亞太經合會議、及還在談判中的泛太平洋貿易組織（TPP）等都代表了這個趨勢。要整合，重要的是平等對待，溝通協調，互惠互利，有容乃大。在這個觀點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失敗的典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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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極右翼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1/14/1925-11/25/1970）於1960年出版了一本小說《晏後》（晏のあと)。《晏後》所描述的卻是真有其人的政治人物，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與藝妓的誹聞事件。有田八郎提告三島由紀夫侵犯個人隱私而於1963年獲勝。這一判例也確認了日本的公共人物有隱私權。

有田八郎於戰前曾任三次外長及駐外大使與領事。他致力於美日關係的改善，而也反對軸心國協定的簽署。有田八郎也咸信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架構者。當時日本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拉丁美洲之於美國的重要。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源於美國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特別是後來又發展出來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當1821年沙皇宣稱美洲大陸北緯51度以北都是俄國墾殖地後，那時的美國總統亞當即提出反駁。而同時期，拉丁美洲反歐洲殖民以爭取獨立的運動此起彼落。門羅總統 (James Monroe, 4/28/1758-7/4/1831) 因而於1823年12月2日宣示，美洲大陸不再是歐洲列強的殖民所在地。門羅主義的宣示基本上表示了，美洲大陸有自己的自主性與主權，不再是歐洲的掠奪地。其間美國雖然有介入紛爭，但基本上門羅主義只是一個消極性的宣示。

當1902-1903年委內瑞拉發生動亂時，主張「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提出了他有名的「羅斯福推論」，主張美國有權阻止歐洲列強的干涉美洲事務。也就是說，美國有權出兵干涉美洲的事務。 1934年，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0/1882-4/12/1945）則將美國的美洲政策改為｢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但不管是門羅主義也好，羅斯福推論也好，或是睦鄰政策也好，美國對中南美洲事務的干涉是一直沒有間斷的。事實證明美國的政策一直都是依循「羅斯福推論」的。

而貫穿於其間的還有一個美國的擴張精神—「命運昭章」（Manifest Destiny）。命運昭章這一名詞一般咸信是德州併入美國後（12/29/1845），一個作家歐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首先提出的。命運昭章主張安格魯撒克遜人有權利向西拓展，推廣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文化與宗教。這種看法於當時得到了廣大的回響。而當時的美國人也視往西部拓展是他們的天賦權利。這種想法卻也得到同時間展開的宗教運動的支持。美國的立國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基於宗教的，也強調政教分離。但18世紀末年到19世紀上半年，美國有很強大的宗教運動 (摩門教也於此時產生)。這個以福音派（evangelical）為主而被稱為「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也多少強化並合理化了命運昭章。促使當時的美國人向不是基督徒的印地安人，及非新教也非安格魯撒克遜的西班牙領地前進。一場基於經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西部開拓史也就此展開。這也是美墨戰爭（1846-1848）的背景。當1898年美國將夏威夷納入領土，而於同時發動美西戰爭取得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並進而開發巴拿馬運河後（1903），美國的往西及往外擴張只有增，沒有減。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說是等同於門羅主義及羅斯福推論，說來也並非全無道理，但更明顯的事實是，日本帝國用這個為藉口來合理化她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因素比較複雜，但進軍東南亞的目的則較為明顯：驅逐西方殖民勢力及對原料（石油、橡膠、金屬礦產、及糧食）的取得。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有多廣，也一直都沒有明顯的界定。日本原意是要以｢日華滿｣為主軸，但顯然日本都無法全面控制中國。當1942年日本已拿下東南亞的全部後，又多少將未來的目標擴張到印度、澳洲、與紐西蘭。這個共榮圈的範疇也因此一直沒有如美洲大陸的明顯。但可以說的是，在經濟上，這是一個追求廣域經濟以求取自給自足（autarky）為目標的手法。在當時各國保護主義抬頭，而美國（夥同英荷）對日本實施石油及廢鐵禁運及資產凍結下，一個鋌而走險的做法。

美國獨立後及持續擴張下，早已成為美洲的老大及盟主。但在亞洲歷史上，中國一向以老大自居，而多少也受到鄰國的首肯（尤其是朝鮮）。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日本成功的轉型並擠身列強。相較之下，顢頇的中國卻舉步維艱而不知所從。在這種情境下，日本之要當老大，雖有部分的實力基礎，但在文化、歷史、及人們的思維上都會有所問題。

美國的命運昭章所昭揭的是安格魯撒克遜的文明，而「第二次大覺醒」所推動的則是跨越民族的宗教。美國的擴張固然霸道，但卻也運用到柔和及推廣自由民主的現代理念的軟實力。相對之下的日本帝國，所推動的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八紘一宇｣的｢皇道樂土｣，以大和民族為主的「共榮」。這已呈偏狹性，更不用提主其事的都是軍方人士，而非政治人或文化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即使非日本的戰敗而消失，也會因其偏狹性及粗糙手法而走上滅亡之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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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前的世界局勢是左右意識形態的爭執，民族主義的交戰，與帝國主義互相對抗的年代，而貫穿於其間的是相當明顯的種族主義。

左右之爭在進入19世紀後日趨明顯。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更尖鋭化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而也因為俄國共產政權的建立，相對之下帶動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19年，俄共建立了共產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第三國際，簡稱Comintern），要積極的「外銷」共產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與納粹德國於1936年11月25日簽訂了反共産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一年後，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參加了這個協議。1939年9月27日，德義日簽署了軸心國協定。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面進占東北。隔年的2月18日宣布滿州國的建立。日本的進占東北挑戰了美國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日關係也開始持續的急走下坡。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第二次中日戰爭。日本的製造滿州國所宣傳的是「日華滿協助天下太平」的口號。而也為了圓說這個侵略行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10/12/1891-12/16/1945）也於1938年12月22日，針對東北亞的局勢發表「東亞新秩序」的主張。

日本的侵華在初期相當順利，但於佔領沿岸地區後，也很快的便進入僵局。日本懷疑國民黨經由中南半島得到補給，因此於1940年初便開始逼迫法國殖民政府讓日軍進駐越南。1940年6月，德軍攻下荷蘭與法國。9月，日軍大舉入侵越南，但容許法國的維琪政權做行政的管理工作。

而在同時，美國與英荷也加強對日本的制裁。1940年7月2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出口控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1940年8月1日，日本正式發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

大東亞共榮圈開宗明義的敘述到：世界面臨新形式的政府、經濟、與文化，而日本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的國策是要建立一個基於「八紘一宇」的世界和平（按，八紘一宇源於神武天皇的”掩八紘而為宇”，意指世界都在一大傘之下，以天皇為中心）。而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日本、滿州國、與中國為一體的一個新體系。日本的外交政策是要建立一個大東亞的新秩序，但之前必須先解決中國事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整個政治結構、教育、與倫理，必須強調以國家為重，廢除自私自利與追求物質的享受。要走計劃經濟的路線，強調政府與人民的合作，追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大力發展工業、科學、與計劃生產，推動土地改革以富國為目標，改造議會以輔佐天皇為主，改造政府體制以建立強大的國防。

大東亞共榮圈有文化的意涵，政治的目標，與經濟的構想，但這些最後都在軍國主義的蹂躪下被踐踏的了無綜影。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始構想應該是源於經濟上的需要。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後，各國紛紛設立保護條款而嚴重的影響到貨流與貿易。在一次大戰中戰敗的德國尢其深受戰敗賠款及經濟制裁之害。為了突破英美對海洋的控制，納粹德國於1938年開始籌劃建立聯繫萊茵河與多瑙河的水道而將之標準化。用意在整合中歐及未來的整個歐洲，在德國的統治下成為單一經濟領域（Grossraumwirtschaft，廣域經濟）。當時的蘇聯已成為一個自己的經濟體，大英帝國控制下的成為英鎊區（sterling bloc），西半球為美元區（dollar bloc），日本自然想將整個東亞（及後來包括的東南亞）成為日元區（yen bloc）（Peter Duus,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 Dream and Reality）。

日本的進占東北，全面侵華，侵入越南，及宣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只加深了美國及大英帝國與日本的對立。美日的外交關係更是走上交戰的方向。以1941年7月2日的日本帝國內部開會紀錄來看，中國問題的解決是迫切的。目標是由南方逼進以迫使蔣介石的投降。與蘇聯的爭執也將看未來德國侵蘇的結果來決定（按，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開始攻打蘇聯）。對英國與美國的戰爭也在準備中。若外交上沒法阻止美國的介入歐戰，則將依軸心國的協定進行下一個目標。若德俄戰爭有利於日本，則將會用武力解決與蘇聯的邊界問題。

1941年7月26日，美國與英國及荷蘭凍結了日本的資產。美國與日本雙方的外交斡旋已進入死巷，太平洋戰爭似乎已成定局。日本在明治維新現代化後加入列強的行列，但一直覺得沒受到歐美列強應有的尊敬與平等對待。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但也有學者（Jeffrey Recor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in 1941: Some Enduring Lessons. February 2009）指出，在分析各種因素後，日本的覺得受到屈辱是她發動那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對美作戰的太平洋戰爭）的原因。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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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從來就不是一條簡單而順遂的道路，尤其是一個強鄰下的小國。但芬蘭卻維持了百年的獨立。她的作為也就成為國際學者研究的課題。

傳統上，芬蘭與北歐國家，尤其是瑞典，較接近。沙俄雖然統治了芬蘭108年，但在那段期間芬蘭仍以一個直屬沙皇的大公國地位維持相當的自主。俄國十月革命後的隔月，芬蘭在一次大戰中沙俄的敵國德國的支持下宣布獨立。獨立後的芬蘭也同革命後的俄國一樣，都經歷了內戰。在1920及1930年代，蘇聯忙於內政，而芬蘭也於此間與北歐國家一樣推行民主與中立。但二次大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局勢。

當時頗具戰略地位的卡勒連地峽（Karelian Isthmus）大多屬於芬蘭。卡勒連地峽的優越地位及優良的天然環境使它成為芬蘭最早工業化的所在。但其戰略地位卻也威脅到了就近的聖彼得堡（那時叫列寧格勒）。史達林因而要芬蘭讓地，但遭受到芬蘭的拒絕。蘇聯因此以百萬大軍進攻芬蘭，但遭受到芬蘭的英勇抵抗，使蘇聯雖然於最後奪取到土地但死傷慘重。當納粹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發動侵略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時，芬蘭為了奪回失土，也參與了納粹的作戰。當時芬蘭軍中占極少數的猶太人也與德軍同肩作戰。也因為芬蘭之與納粹德國同夥攻打蘇聯，與蘇聯有盟國關係的英國因而向芬蘭宣戰，但實際上並沒出兵。在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反攻。但在芬蘭再度遭受堅強的抵抗。此時的芬蘭已擁有德國先進的兵器，因而得以阻止蘇聯的進展。蘇聯因而與芬蘭簽和約而將焦點轉向波蘭與巴爾幹半島。

1948年4月6日，蘇聯與芬蘭簽了「芬蘇條約」（Finno-Soviet Treaty，全文是友誼合作與互助協定，the Agreement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簡稱YYA條約）。這個條約也成為芬蘭與蘇聯關係的基礎，直到1991年12月26日蘇聯的垮台為止。在這個條約下，芬蘭有義務幫忙蘇聯抵抗西方的侵略，而蘇聯則承認芬蘭要保留自己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個背景下，芬蘭婉拒了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婉拒了蘇聯帶頭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也排除了參與提議但沒實現的北歐國家防衛體系（Scandinavian Defense Union），更別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了。芬蘭在這段期間一直走中立的路線，同瑞典與奧地利一樣。

也因為芬蘭的中立地位及介於東西之間。從50年代開始，以蘇聯為主的東歐華沙公約組織，及以美國為主的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開始談判以降低兩個陣營的緊張對峙。最後終於在1975年8月1日，雙方在赫爾辛基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這個協議承認戰後歐洲領土的現狀及人權，求取降低雙方的緊張情勢。但此協議並非條約，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1991年12月26日，蘇聯垮台後，芬蘇條約已失效。1995年，芬蘭與同是中立的瑞典與奧地利加入歐盟，開始明顯的走較西方的路線。1999年加入歐元區， 2002年以歐元取代芬蘭原有的貨幣（markka）。但對加入敏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說，芬蘭雖有參與NATO的一些作業，並參與波羅的海鄰國的一些共同防衛演習，但大部分的民意仍不支持加入NATO。相較之下，芬蘭南鄰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托維亞、立陶宛）則於2004年便加入NATO ，激怒了俄國。波羅的海三國於俄國革命後的隔年， 1918年獨立。但於二次大戰初期先是被蘇聯佔領，後被納粹佔領，戰爭末期又再度被蘇聯佔領。直到蘇聯垮台前夕的1990年及1991年， 波羅的海三國才相繼獨立。有這種歷史背景，波羅的海三國知道他們得靠NATO的保護以防範俄國的再度侵佔。

在二次大戰中，歐洲只有英國與芬蘭沒被佔領過。二次大戰前夕，蘇聯以百萬大軍攻打芬蘭卻遭受到重大的損失。也因為如此，俄國對芬蘭多少是投鼠忌器。芬蘭與俄國有1300公里的邊界。芬蘭有徵兵制，只有五百多萬人口卻擁有23萬名軍人以防範侵略。芬蘭也購有歐美的一些先進武器。芬蘭的假想敵人是何方，不言可喻。

在這種歷史因素及強鄰在側的背景下，芬蘭也發展出她獨特的外交與內政：走中立路線以避免觸犯俄國。芬蘭在過去一直走不結盟的中立路線，而在1960與1970年代，許多芬蘭的政策也都受到蘇聯的影響。許多可能冒犯蘇聯的書籍及影片也都遭禁。這些措施多少拘束了芬蘭的民權。芬蘭的這種作風也因而被西歐的學者及政界人士稱之為「芬蘭化」（Finlandization）。這個名詞多少帶有蔑視的味道，而事實上芬蘭人也視這個名詞為對他們國家的侮辱。有強鄰在側，而過去又有交戰的經驗，但芬蘭要的是一個友善的關係以維持她的獨立。對｢芬蘭化｣一詞較為中性的名詞是打東邊牌（idänkorti, east card）。而事實上俄國除了芬蘭外，與其他的鄰國都有問題。在這個觀點上，芬蘭的政策似乎有效地達到她所要的目標：獨立與有一個｢善鄰｣。芬蘭化也好，打東邊牌也好，一般學者也稱這種作法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芬蘭化是現實政治的一個典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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