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交界的芬蘭之二 楞勒特,亞維森,西貝流士 —–從卡勒瓦拉到芬蘭頌

在瑞典統治芬蘭的560年間(1249-1809),瑞典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開始深入芬蘭社會。瑞典語言成為管理階層及上流社會的語言。當時約有15%的人的母語為瑞典語。芬蘭語則是鄉間農民及漁民的語言,約佔85%。芬蘭語屬於烏拉語系(Uralic languages),是個北歐亞大陸的語言。 在這語系內還有愛沙尼亞與匈牙利。瑞典語則屬於德語系。英語與冰島語皆屬於徳語糸。芬蘭文字的發展及標準化是16世紀的事。亞格利夸拉(Mikael Agricola, 1510-4/9/1557)可說是芬蘭文學的創始人,也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推動者。他主要的著作皆與宗教有關,如祈禱文及教義問答。1548年,他完成了芬蘭文新約的翻譯。

從12世紀到1809年為止,瑞典與俄國進行了不下12場大大小小的戰爭。介於瑞典與俄國之間的芬蘭就成為主戰場。也由於這種背景, 19世紀的芬蘭開始出現了推動本土化的民族主義運動。1809年芬蘭成為沙俄的大公國後,推動芬蘭語言及文學的運動開始出現。這個被稱為芬諾門運動(Fennoman movement)的本土化運動多少受到當時開明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支持。原因倒也不是支持芬蘭的民族主義,而是芬諾門運動的目的在排擠瑞典語言。而自然的,芬諾門運動也刺激了支持瑞典語言的運動(稱為Svecomans )。為了支持芬蘭語文的建立與推廣,芬諾門運動於1830年成立了星期六協會(Saturday Society), 1831年建立了芬蘭文學協會(Finnish Literary Society)。芬蘭文學協會的創始人之一是艾利亞斯‧楞勒特 (Elias Lönnrot, 4/9/1802-3/19/1884)。

楞勒特本身是學醫的,但他最大的興趣是在芬蘭文學。他畢業那時的芬蘭正遭受饑荒及瘟疫。當鄉間醫生的他也使用了傳統的民間醫療法。而於期間,他也到處蒐尋民間的故事與傳說。他也得到芬蘭文學協會的資助去做芬蘭的田野文學調查。1835年他發表了卡勒瓦拉(Kalevala)。1849年他將卡勒瓦拉由原有的32篇詩章擴大成為50篇詩章。卡勒瓦拉意為英雄們的土地。它發表後便成為芬蘭的史詩,也凝聚了芬蘭人的民族意識。也因為他的成就,楞勒特於1853年被任為赫爾辛基大學的芬蘭文學主任。

卡勒瓦拉目前已被翻譯成20種語言。它也深深地影響到了英國的文學巨匠托爾金(J.R.R. Tolkien, 1/3/1892-9/2/1973)。托爾金的名著《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與《精靈金鑚》(Silmarillion)的故事主要源於卡勒瓦拉。

亞格利夸拉奠立了芬蘭文學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楞勒特寫出了芬蘭的史詩。而在19世紀,母語及寫作皆為瑞典語文的亞維森(Adolf Ivar Arwidsson, 8/7/1791-6/21/1858)成為芬蘭民族主義的倡導人。當亞維森在高中讀書的1809年,芬蘭被割離瑞典成為沙皇的大公國。這個轉變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於他激進的寫作,使他於1822年失去了土庫皇家學院的教職。隔年他移民到瑞典.但瑞典不敢給他教職以免觸怒沙俄。兩年後取得瑞典公民的他才得以在皇家圖書館上班。由於他的寫作以瑞典文為主,因此對芬蘭的上層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他最有名的中心論述,而也常被芳諾門人士當為信條的是:「我們不是,也不再是瑞典人。我們也不想成為俄羅斯人。我們是芬蘭人」。遭放逐36年後的1858年,他回鄉周遊,但卻因肺炎而死。在他的墓碑上,楞勒特寫道:「因為愛鄉土使他放逐他鄉,也因愛鄉土而回來。現在覆蓋在自己的鄕土裡」。

文字固然有很強大的力量,但音樂卻是跨越國界的。古典音樂大師,芬蘭最有名的作曲家西貝流士 (Jean Sibelius, 12/8/1865-9/20/1957) ,他的靈感來自於卡勒瓦拉及北歐的神話。早期的西貝流士相當多產,但也是個酗酒、抽煙、及派對狂歡不知節制的人。他一生著有七部交響曲,被認為最好的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的第五、第六、與第七。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893年發表的卡列利亞組曲(Karelia Suite)與1899年發表的芬蘭頌(Finlandia)。芬蘭頌充滿了愛鄉愛土情操,而也激發了芬蘭人的獨立意識。西貝流士也因而成為芬蘭的國家象徵及英雄。雖然芬蘭是為爭取脫離沙俄而獨立,但西貝流士早期(至少是第一號交響曲)的作曲有點受到柴可夫斯基的影響(Tom Huizenga: Finland’s Finest : The Seven Symphonies of Jean Sibelius),但後來也受到華格納作風的影響。從1927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間,西貝流士幾乎沒有什麼新作品。而這段時期也被稱為「雅任芭的沉默」(the Silence of Järvenpää)。雅任芭是西貝流士家庭的住處。

有芬蘭意識及芬蘭民族主義,使芬蘭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後脫離了沙俄而獨立。也因為有芬蘭民族意識,使小國芬蘭於二次大戰初期在無外力援助下英勇的抵擋了蘇聯的入侵。在一個悪鄰大國的虎視眈眈下,芬蘭也發展出與西歐各國不同的對俄策略。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五 成功與運氣 —-成功,運氣,與感恩的良性循環

小時候鄰居住有一個我哥哥的同學。他人很上進,也會做手工幫忙他貧窮而無生計的寡母。有一段時間沒看到他,最後聽說他因家裡沒錢繳醫療費而病死。那是沒有全民健保的年代。我永遠不會忘記只有他這麼個兒子而「沒子望」的寡母的愁苦臉孔。在那窮困的五、六十年代,也看到不少優異的同學因家道變化而被迫輟學,或因疾病或事故而求學路生變。也不只社會的貧窮,整個教育體制也都著重在填鴨式的,而非開發潛能的奴才教育。雖說如此,許多人還是脫穎而出,而於社會上相當的成功。這些成功的人常常自識很高而自私自利。他們認為只要你努力,你就會成功。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失敗的人大多是努力不夠的結果。

也不只畸形的台灣社會有那種看法,在這開放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成功的上層人士也普遍有這種想法。他們一般都是保守而反對增稅來改善社會福祉,也反對用政策的力量來改善基本建設及教育體制的人。

但,成功的人都真的只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來達到的嗎?有沒有運氣的因素呢?

康乃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的佛蘭克(Robert H. Frank)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200 7年11月,在與朋友打網球的時候他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沒有心肺急救訓練的打網球同伴急忙叫人叫救護車,而他也開始做心肺急救。救護車一下子就來了,將他送往最近的醫院把病情穩定後,再用直升機轉送到專門醫院。四天後,沒有任何後遺症的他出院了。後來他了解到,一般最快要5分鐘到10分鐘才能到來的救護車,因為那天剛好在離網球場不遠的地方,所以很快就來到現場。而也因為救援快速及被送到專門的醫院,使他不僅活了,也沒什麼後遺症。據統計,90%心臟突然中止的人都去世,能活下來的也大都有後遺症。由於這個事故,使佛蘭克教授去思考運氣的角色,尤其是運氣與成功的關係。

佛蘭克教授研究的結論是,運氣在一個人成功的過程上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運氣對成功的重要,卻是大部分在社會上相當有成就的人都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個事實。佛蘭克教授引用心理學上的一個觀念來闡釋這個現象:後見之明的偏見(hindsight bias)。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在許多事件已發生後,常有許多人宣稱他們早已預知這個結局。但據研究,常常所有的證據都無法證明這些人能於事前預知結局。這種心理現象常常影響到人們認知上的困難,而無法客觀的去分析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將這個心理現象運用到成功這個結果來看,許多成功的人常常會說他們過去就相當確定他們一定會成功。但也因為有這種後見之明的偏見,他們無法去客觀的分析他們成功的原因,他們不願去面對在成功的過程中常常是一連串運氣所造成的。(Robert Frank: Why Luck Matter More Than You Might Think. 《The Atlantic》, May 2016)。佛蘭克教授也為此出了一本書: 《Success and Luck : Good Fortune and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沒有人會去否定個人的才能與努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生長之地常常是成功的第一個重要因素。設若有三個具有同等潛能的人(或說三胞胎)誕生在不同的地方:假設是衣索比亞,越南,與美國。則我們多少可以想像這三個人的成長與教育及將來可能成功與否,在起跑點上已大大的不同。若要將衣索比亞或越南建設到,無論在公共措施,教育體制,人文科學,及社會政治體制上都與美國相當的話,則需要相當巨大與長久的投資。佛蘭克教授的研究也發現,越能於反省中體會到運氣在他們成功的路途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因為心存感激而會越傾向於支持公共的投資與建設,而也較慷慨。但不相信運氣所扮演的角色,而堅持自己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人,一般都較不支持公共投資以改善基礎建設,及教育體制的改善與提升。

了解運氣及心存感恩的效應也不僅止於對社會公共投資態度的差別,研究也顯示對心存感恩的個人有所良好的效應。佛蘭克教授引用兩個學者(加州大學的Robert Emmons  與邁阿密大學的Michael McCullough)的一個研究。這兩個學者將被研究的對象分成三組:第一組人每天記下他們心存感激而覺得好運的事件。第二組人每天記下他們的惱人的事。第三組人則只做一般的記述。 10個星期後他們調查這三組人的身心反應。結果是第一組人無論在身心上都有改善:較少疼痛、睡眠較好、頭腦較清昕、較不寂寞而較開放、較慈悲而也較高興。但其他兩組人則不見有身心上的改善。佛蘭克教授的結語是,經濟學所講的是資源貧乏的問題,我們必須要開源節流。但感謝我們所獲得的好運與感恩之心可不屬於這個範疇。感恩是不會花光的,感恩越多只會產生更多的感恩與好運氣。

愛迪生說:「天才是一分靈感,99分努力」(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時,他的目的不外乎鼓勵人們要努力上進。但我們知道你若沒那個天份,再努力也是枉然的。不是每個藝術家都能成為梵谷或貝多芬的,也不是每個科學家都能成為牛頓或說這句話的愛迪生的。但我們知道,除了天分、靈感與努力外,也有運氣的成分。而改善社會環境的一切所做所為及心存感恩也都將增加大家未來成功的機遇。

(系列完)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四 競爭或合作 —-達爾文主義的推想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固然大大的提升了生產力,也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但在同時,卻也摧毀了原有的社會體制而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與生態的破壞。19世紀的西歐社會黑暗面我們也都在狄更生(Charles Dickens, 2/7/1812-6/9/1870)的《雙城記》(1859 ),《孤雛涙》(1838 ),《塊肉餘生錄》(1849-1850),及雨果(Victor M. Hugo, 2/26/1802-5/22/1885)的《悲慘世界》(1862)中得以窺見一般。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 2/12/1809-4/19/1882)發表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物種的起源》一書。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演化論,也成為今日生物學界的基石。

達爾文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許多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人物,也都將演化論這個觀察運用到社會裡,而成為社會達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最早提出這個名稱而大力推廣的是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4/27/1820-12/8/1903)。這派人物的想法合理化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帝國主義的掠奪,與種族主義,也多少成為右翼保守派人士的思想武器。

也不只右翼的保守派受到達爾文理論的「鼓勵」,左翼的馬克思也指出,達爾文的演化論「印證」了他的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的理論。但左翼的另一學派與團體—無政府主義者,卻有不同的想法。同早期普魯東之強調互助一樣,俄國貴族出身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與科學家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2/9/1842-2/8/1921)強調互助合作而非競爭。他對達爾文演化論的解讀是:一個物種在演化上的成功在於互助,而非競爭。(《互助:演化的一個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

那麼,競爭與合作孰是孰非?那一個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與優勝途徑?

在自然界,各種動物都有競爭與合作的不同行為。由於資源永遠是不夠的,所以我們也看到許多競爭的行為,但同時也看到群體合作以求取資源或與外在團體兢爭的現象。在資源有限下,搶奪資源常常成為零和遊戲(zero-sum),而競爭也會變得激烈。在資源相當充足下,搶奪資源變成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而兢爭也不會激烈。這是一個相當邏輯的現象。但也有一個研究狒狒的學者發現到一個「文化」上的問題。他研究的那個狒狒團體的資源相當充足,但雄性間卻常常暴力相向,超級競爭。有一天,一場疾病的來襲摧毁了大部分的狒狒。一段時間後,這個「劫後餘生」的狒狒團體成長到原來的大小。這個研究員發現,暴力與競爭卻大幅的減少。這個研究員認為這是一個文化上的改變。

研究靈長類的學者也注意到,雄性成員的地位是靠對立與對抗得來的。但對立與對抗的解除常常靠的是有地位的雌性。

動物行為如此,人類的行為如何呢?研究競爭與合作行為的心理學家常以遊戲的設計來探討這個問題。較有名的一個是「卡車遊戲」(the Trucking Game. Deutsch and Krauss, 1960)。遊戲的規則是競爭雙方各擁有各的卡車公司,要經過一些關卡及對方有可能控制的關卡來將貨物載運到目的地,完成目標。遊戲的結論是雙方的合作是最好的策略。另一個有名的遊戲是「監獄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 RAND, 1950)。有兩個共犯被隔離監禁,但檢察官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若這兩個囚犯都不說話,則兩人都會被處以一年的徒刑。若兩人都互相指控,則兩人都會被因証據而被判兩年的徒刑。若一人不說但另一人指控對方,則指控者會被判無罪,不說話的人會被判三年的徒刑。也有研究員將刑期做調整(從無罪到20年不等)而做一系列的結果分析。他們發現最終的動機常常是個人利益的考量來決定到底是要合作或競爭。

有競爭自然會有強弱勝敗之分。在人類社會裡,競爭與合作都是存在的。而也可說在每個社會的不同組織層級裡,這兩個現象都存在。由家庭、班級、學校、小公司、大公司、社會、國家、世界,等等不同的組織層級,我們都可看到這兩個現象的存在。一般研究競爭與合作效應的大都僅只限於一個公司團體。而一般的研究也都認為合作會比競爭較有效應,較有成效。這種看法常與許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馳。許多人認為只有經過激烈的競爭,才會產生出優勝者。但一個優勝者(強者)的產生並不就代表會造福整個團體而成全嬴的狀況。有如監獄犯的兩難遊戲一般,個人對自己有利或有害的動機最終決定了他要合作或兢爭。到頭來,要兢爭或要合作,固然有個人因素的考量,設計遊戲規則的人也要考慮到,整個「遊戲」的目的是要製造出一個英雄或造福全團體。

要競爭或要合作,要製造個人英雄或全民英雄,除了生物與自然界的限制外,追根究底取決於遊戲規則的制定。也多少源於如此,許多較左翼的社會都採取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掌控,強調資源的永續經營而不是漫無目標的開發,也對人口的成長多所掌控,對社會制度加以改造以增加共享而非獨斷壟占,政治體制也朝良性競爭的方向做設計。這也是以北歐為首的社會福利國家的設計原則及發展方向。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三 印第安人與台灣原住民的流離失所 —-美國與台灣開發歷史中的搶地

當歐洲人於15世紀末年開始抵達美洲時,整個美洲大陸都已有人居住,但這並沒有阻止歐洲人的大量移民。在19世紀那一個世紀,就有五千萬歐洲人移民到美洲大陸(北美及中南美)。到如今,當年主要是遊牧民族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與獵場,而大都居住在保留區內。那麼,印第安人是如何失去他們的土地的?

我們知道有些是用買賣的方式取得的。目前尚存有的文件顯示荷蘭人於1626年以60 guilders的代價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1630年買下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1846年時,有人計算60 guilders 相當於那時的24美元。但也有人指出,交易內容應還有物資交換及軍事的聯盟,不只是金錢而已。

但我們知道美洲的開發歷史是一場強者(歐洲人及獨立後的美國人)對弱者(印第安人)的掠奪過程。不平等交易,不平等條約,詐欺,暴力相向,等等手法是美洲的開發史。當內戰後的19世紀末年,美國的人口激增而鐵路也開始開通後,美國人想要開發西部的要求大增。在這種背景下,「合法」的搶地也一再的上演。最有名的就是19世紀末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搶地(Land Rush, 或稱Land Run )了。

1828年,美國國會劃定目前奧克拉荷馬州一帶為「印第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將所謂的「五個文明化部落」(Five Civilized Tribes)為主的印第安部落強迫由東部及南部牽入奧克拉荷馬領域內。這五個部落是 Cherokee, Choctaw, Chickasaw, Creek, and Seminole。所謂的「文明化部落」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熟蕃」。在內戰中,這五個部落站在南方的陣營,所以於內戰後被聯邦政府視為敵方處置。 1889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撥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要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印地安保留區供墾殖者開發。法源基礎為1862年通過的「農場家園法案」(the Homestead Act),「合法」取得土地的上限是160英畝。墾殖者只要改善土地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撥用印第安法案」下,第一場搶地於1889年4月22日中午展開。展開之前已有許多人湧進南北兩側(德州與堪薩斯州)等候,期望奪得一片地而被稱為「旺盛者」(Boomers)。但也有人於之前就偷偷進入佔地而被成為「抄捷徑者」(Sooners)。幾百個訴訟案也就於隨後產生。目前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戰歌(Boomer Sooner)源於這個歷史背景。

1889年4月22日中午,在槍響下,五萬名人士開始騎馬搶地。一天之內,奧克拉荷馬市就成為一個萬人城市。一個月之內就有五間銀行,六家新聞報紙。第一次搶地後,大家意猶未盡而於1891年9月22日, 兩萬人再搶五個印第安部落的6百萬英畝土地(6097個地段)。1892年4月19日, 兩萬五千人搶被劃分為400個地段的兩個印第安部落保留地。1893年9月16日,聯邦政府再開放6百萬英畝給10萬人去搶地。最後一次搶地是1895年5月3日,只開放18萬英畝。再下來是由搶占改為賭博。1901年8月1日, 16萬人參加一萬三千個地段的土地樂透。1901年8月6日,350萬英畝再開放土地樂透。然後由賭博改為商業行為。1906年12月,50萬英畝開放競標。這些搶地,樂透及開標都只開放給白人。 1907年11月16日,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一州。

搶奪印地安人的保留地供白人做土地的開發卻於日後造成浩劫。生態的破壞引起了30年代的沙塵暴(Dust Bowel)。一連串的旱災及頂層土壤的流失影響到一億英畝,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與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台灣的原住民是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的,有的只是部落共有及領域的想法。在漢人的一再侵進下,台灣的原住民也一再的流失他們的土地。整個過程是豪奪、買賣、租賃及通婚的過程。實行寓農於兵,屯田制的鄭氏王朝是用武裝拓墾的方式大量搶奪平埔族的土地的(中研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像鄭氏王朝如此明目張膽的大幅搶奪方式雖於日後不多見,有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占墾,及官方稅餉、勞役壓力下所導致的「割地換水」,土著業主及漢佃的瞨耕契約,出賣佃權或典賣,及通過與平埔族女性結婚以取得地權等等。(中研院:平埔族業主和漢人墾佃的土地契約關係)。在此順帶一提的是,據研究荷據及鄭氏王朝那段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瞨」一字的觀念及來源出於荷蘭文的 Pacht,類似於英文的lease,大意為租賃。

在奪取平埔族土地的方法上,也有許多是以詐欺的方法取得的。也有許多漢人將平埔族視為不祥的物件置於平埔族的土地上以「嚇走」平埔族。小時候在開發較晚的宜蘭就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他們將被視為不祥的蛇丟到平埔族的土地上去嚇走平鋪族人,逼使他們拋棄他們的土地。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遷移及弱肉強食的歷史。美國的開發及台灣的墾殖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面。若不了解我們野蠻的過去及人類的野性,則我們如何去創立一個文明的世界與未來。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二 財產是竊物? —-普魯東與張伯伯

張先生夫婦是家父與家母的世交。小時候張先生常到我們家訪問,我們小孩子用日語稱呼他張伯伯(張樣おじいちゃん)。張伯伯有視障,不是看得很清楚。上街走路及生活起居沒有什麼困難,但在就職上卻有問題。也因此他賦閑在家,而家計則由他那溫文儒雅的助產士太太一肩承擔下來。張伯伯很有學問也很有見地,年輕時在台北的臨濟護國禪寺工作,深深了解當時一些日本禪師的偽善。那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工作。他喜愛讀書,也愛來我們家高談闊論。重視社會公益公義的家母是他的忠實聽眾,我那「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則興趣不大,常常聽不久就「翹課」了。由於說的是日文,而小小年紀的我也對社會與政治經濟的議題不是那麼的有興趣。但據張伯伯的「好學生」家母說,張先生不但有學問有見地,也有社會公義的觀念。他批評宗教團體的虛偽,也不滿唯利是圖的奸商及大企業對社會的剝削。他也認為剝削所得的利潤是一種竊盜的行為。在那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只會用日文寫作而又有視障的張伯伯多少是「憤世嫉俗」的。但憤世嫉俗不是什麼壞事。有不滿,才會要求改變,和社會也才會有進步。

在那個時空不對調的背景下的張伯伯,料可以在19世紀的西歐找到他的知音。張伯伯的思惟令我聯想起19世紀的歐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15/1809-1/19/1865)。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魯東是相當早就宣稱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普魯東反對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形式,他支持小農民及小工藝人物(small craftsmen)的生活方式與經濟作業方法。也多少如此,馬克思(Karl Marx, 5/5/1818-3/14/1883)稱他是個小資產階級主義者。普魯東支持人民組成互助形式的組織。他反對中央控管,也主張世界聯合,而非民族主義的對抗。他與馬克思互有來往而也互相影響。但他反對馬克思所主張的中央集權方式,卻也引來善於批評同僚而尖酸刻薄,並時常做人身攻擊的馬克斯的反擊。兩人的交惡卻也導致後來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正式名字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9/28/1864-1876)與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中,兩派人馬(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分裂。但分裂也不僅止於這兩派的思想不同而已,常常意見不同,國籍不同,及個人的問題也都成為分裂的「理由」。除了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如8小時的工時)及工人權利的爭取外,第二國際的「遺產」是1889年訂立五一勞動節,及1910年訂立國際婦女節。訂立五一勞動節為的是紀念美國芝加哥於1886年5月4日的乾草市場(Haymarket)的罷工及鎮壓。但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可不需要這個「榮譽」,美國的勞動節是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的。而原本婦女節是訂在3月19日的,但因俄國革命中婦女於3月8日參與遊行,所以於俄國革命(1917)後改訂3月8日為婦女節。

普魯東有不少著作,他的論述也常有聳人聽聞的字句。一般人最愛引用的是他於1840年所發表的《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一書中,他宣稱「財產是竊物」(Property is theft!)。支持小農及小工藝人員的普魯東當然不反對這些合法辛勞工作的小人物的財產所得,他所反對的是用別人的勞力去剝削所得的資本家。他反對馬克思之支持中央掌控去剝奪個人對生產方式的控制。1846年普魯東發表了《貧困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論述當時經濟矛盾的體制。隔年,馬克思發表了《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一書以為對抗。在這種個人攻擊下,兩人及兩派人士也就交悪了。

在當時法國的四份報刋都為文的普魯東,支持小人物並以體制外的人自居。筆鋒尖銳的他,贏得不少支持者。在法國的第二共和(1848-1852)時期他也頗具相當的影響力。在1848年的歐洲對抗君主統治的革命中,法國、義大利、與德國都有相當的動亂,其他國家如丹麥、荷蘭、奧地利、及英國等則只有街頭示威。在法國的1848年革命中,「六月起義」(June Days Uprising)造成一萬人的死傷。普魯東也受到這場暴力對抗的震驚。他是主張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對抗的。相對之下,馬克思是認為只有透過暴力的對抗才能產生出新社會的,他是不相信資本體制下能有和平改革的。而多少也在這種思惟下,幾乎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是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取得政權的。兩個例外可能是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6/26/1908-9/11/1973),他是被民選上台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如此,阿葉德遭受到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25-12/10/2006)在美國CIA支持下發動政變而被推翻掉。另一個民選的共產主義則是印度以加爾各答為首府的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

將財產視為竊物也不僅止於普魯東與張伯伯,法國的啟蒙大師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5/20/1799-8/18/1850)也說:一個沒有明顯原因的巨富背後,是一個完美而已被遺忘的犯罪(The secret of great fortunes without apparent cause is a crime forgotten, for it was properly done)。要看財產是不是竊物,最明顯的可能就是在一個新開發的新世界裡, 新住民對原住民的掠奪。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一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社會病變下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

強與弱,有與沒有,有力與無力,嬴與輸。這種對立不只存在於物種之間,也存在於同一物種之中。而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幕演也演不完的戲劇。在封建社會裡,這種對立大都依循世襲的方向排定,人們大多只有認命的份。但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尤其是工業革命後,促成了資本與自由人的移動,及財產的轉移與價格的依市場波動,也因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強弱的對立也急速的轉變而造就了許多社會轉化的現象及政治對抗。許多社會運動及哲學觀也就在這種背景下一一產生了。不難想像的是許多哲學觀是互相對立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雖然於中古世紀歐洲的一些地方(如義大利的一些城邦)就有運作。但其較明顯的運作是16、17世紀的荷蘭與英國。17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較顯著的例子。但資本主義的起飛應該是18世紀末年(1760)到19世紀初(1820/1840)之間的事。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生產力,而使財富的分配重新得到調整。對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一般人無疑的都指向《國富論》的作者,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同較早期的休姆(David Hume)一樣,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的影響也都不僅止於當年的蘇格蘭,而是當今的全世界。

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固然提升了生產力,也創造了許多財富,但卻也尖銳化了階級對立及弱者與強者的分野。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求取解決這種社會對立的哲學及社會運動也產生了。進入19世紀以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便成為歐洲最顯著的社會政治運動。

若要論及成功,至少是表面上,日後發展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說是獨樹一幟。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恩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打入了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行列。意思是說,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只是空想而已,不了解經濟原理,也不知應如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理想。相對之下,馬恩的社會主義則是「科學的」,他們所推動的也因而是「歷史的必然」。在相當程度上馬恩的評斷也不很離譜,這些被歸納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固然有其理想,而一些也付諸實行。但總的來說,有好心好意但卻缺乏實際施行的步驟與成功的方法。

在這被馬恩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三個人中,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可說是最烏托邦的一個。傅立葉是全盤否定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只有百害而無一益。他也要將工作改造成對身心都有益的活動,而不再是件苦差事。他也分析而認為人類有12種基本的感情(passions)。而依據這個,他要建立每1620人為一單位的自給自足社區(phalanx)。而這種理想社區將會維持八萬年。

貴族出生的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本身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也不反對工業革命。相反地,他的思維頗具菁英色彩及技術官僚的看法。一個程度上支持工業化所帶來的進步及社會轉化。他認為貴族與教士是社會的寄生蟲,已失去了他們的歷史功能。他認為勞力須依科技來重組而由技術官僚做領導。聖西門是在死後才由他的門徒發展成一種類似宗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的組織。

被指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羅勃‧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則本身是個資本家。他在蘇格蘭的新拉那克(New Lanark)建立紡織廠。與當時一般工廠不同處在於他縮短工時,禁用童工,辦理工人的住宅與教育,辦健康保險。在這種作為下他仍有盈利。在當時(1805-1815 ) 就有15,000人去參觀他的工廠社區。新拉那克目前仍是個觀光景點及世界歷史遺趾。歐文深信他合作村(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理念能予推廣。1824年,他到美國建立他的理想社區。第一個是在印第安納州西南角的新和諧 (New Harmony)。到1829年為止他一共建立了16個社區,但最後都失敗了。他美國同夥人的盜取利潤及文化的差異是失敗的主因。

約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 5/20/1806-5/8/1873)雖沒被馬恩點名為烏托邦,但一些現代經濟學者卻視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米勒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理論上著墨頗多。對米勒而言,經濟應要有道德原則而要在體制上做根本改革來做財富的重新分配。對米勒而言,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政治經濟的要件。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全然是空想。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其實也都一再出現在現代社會中。從透過稅制改革以建立的福利社會,以色列建國出期的群居社區奇布茲(kibbutz),認為後天重要而環境會改變人類行為的一些學派⋯⋯等等,都可看到這種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要改造社會的許多主張,不管有多奇怪,從有歷史以來就一直在推陳布新而帶動人類社會的前進。

李堅

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 —–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祕主義

善與惡是一念之差,神與魔是一線之隔。

歷史上有一些人及學者常走上邪惡的道路,而也可能不自知。當年希特勒身邊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的老師,而也教授過希特勒的卡爾‧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於1946年3月13日與他的太太雙雙走上絕路時,他留下的遺言是:他不要葬禮,不要訃文,不要弔文,不要墓碑。他要完完全全的被遺忘。

但要完全遺忘他等於忽略掉了他的故事對歷史的啟示。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

家裡都是學術背景但不富裕的他,選擇進入德國帝國陸軍官校。郝斯賀弗也成為凱撒威廉大帝年代的典型人物:受人尊敬的軍官,重學術,又是政府官員。也即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政府官員。1908年他被派到日本當駐日武官。在日本的四年間,日本文化,或更確切的說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對他有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代表了一個兩千年的舊體制能夠得到復興與恢復活力的例證。而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帝國用戰爭以達到國家目標的活力。他很欣賞日本重視紀律及尊老的教育體制,也很欽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視山縣有朋(6/14/1838-2/1/1911)為他的榜樣。被稱為日本陸軍「國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活躍於軍界及政界,而於退休後也運籌帷幄於幕後而被稱為「元老中的元老」。而這也是郝斯賀弗想要效法的。對郝斯賀弗而言,日本與德國是誠如兄弟。

本已會法文、俄文、及英文的他,到日本後也學了日文、韓文、及中文。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的他也去過西藏數次。

從1911年到1913年,郝斯賀弗專注於他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而於1913年完成了「大日本:對大日本軍事實力,世界地位,與未來的省思」(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9年7月,郝斯賀弗為他的第二份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做辯護:「日本帝國於1854-1919年間的地緣基本輪廓(Basic Contours of th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854-1919)。隔月,他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之名雖然之前已有學者提出,但郝斯賀弗卻也將一些名詞與觀念併湊起來而自成一家。他將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需要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以達到經濟自主(autarky)。他認為歐亞大陸若聯合起來,則可對抗英美所控制下的海權。他是支持德國與俄國要聯合的。他的學說雖然沒被希特勒完全採納(希特勒攻打了俄國),但卻也成為德國往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雖然不滿意德國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對象(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振奮了郝斯賀弗。他重新入伍而最終以將軍的官階退休。同當時的德國人一樣,他對戰爭的結果是深深不滿的。德國不但戰敗了,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並要負擔巨額賠款。他也指責猶太人之不為德國民族(Volk)効命奮戰(郝斯賀弗的太太是半個猶太人)。他原本輕蔑的對象是東歐的猶太人,但後來也將箭頭指向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指他們是叛國賊。

從墨尼黑暴動到《我的奮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德國進入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凱撒威廉大帝則避居荷蘭。戰後的德國是一片混亂與蕭條,社會充滿了不滿與各式各樣的聲音與組織。1923年11月, 2000名德國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又名納粹黨)人員走上慕尼黑街頭進行奪權,與警察對衝而發生暴動。這個慕尼黑暴動(Munich Putsch。也稱啤酒屋暴動,Beer Hall Putsch)失敗後,納粹黨的領導人希特勒與副手赫斯都被判入獄五年。是郝斯賀弗學生而兩人交情良好的赫斯,原本落跑到郝斯賀弗家中避難,後來逃到奧地利。但在郝斯賀弗的勸導下投案入獄,以與「主人」共患難。被關在藍斯柏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與赫斯,最後只服刑共六個月。在那六個月中的每星期三,郝斯賀弗都會從慕尼黑到50公里遠的藍斯柏格監獄,為希特勒與赫斯做親身授課。他帶尼釆、馬克思、一些歷史學家、政治人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給他們讀,也教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論。也由於赫斯的拉線,使希特勒可以學習到一些學術上的理論,而用之於他的政治成見與種族主義,使納粹的偏見與種族主義帶上了「科學」的色彩。在這一段時間,在赫斯的幫助下,希特勒發表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

墨尼黑暴動事件及其審判過程使希特勒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更使他的理念傳遍德國。1933年希特勒選上德國總理後,郝斯賀弗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到處掛名掌職。而他的半猶太太太及兩個兒子也都由赫斯以「榮譽日耳曼人」的保護信函予以保護。這期間,他也致力於日本與德國的關係之強化。許多雙方的要員也常在他家會面。為了對抗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簡稱),1936年 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穿針引線的是郝斯賀弗。二次大戰初期,納粹德國無往不利,而郝斯賀弗也深受鼓舞。但當1941年5月10日,沒有經過希特勒許可的赫斯,獨自一個人飛往蘇格蘭要談和平協議時,他遭到了盟軍的逮捕。失去赫斯的保護,郝斯賀弗一家的運道也開始急走下坡。

莫必特十四行詩

首先是郝斯賀弗在柏林大學也教地緣政治學的兒子亞爾伯契特‧郝斯賀弗(Albrecht Houshofer, 1/7/1903-4/23/1945)。據傳,他鼓勵,也安排,與他是墨尼黑大學同學的赫斯到蘇格蘭企圖進行和平談判。亞爾伯契特從1930年代開始就與一些地下反對人士有所聯繫。當1944年7月20日,地下反抗運動人士企圖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亞爾伯契特也在大逮捕的名單中而遭逮捕入獄。當1945年4月23日,紅軍已開始攻入柏林後,柏林勒德街監獄(Lehrter Street Prison)的囚犯都被拉出來一一槍決掉。被槍決的亞爾伯契特手上尚握有他所寫的十四行詩(sonnet)的一部份。由於這個監獄位於柏林的莫必特區(Moabit),這本死後出版的詩集也被稱為《莫必特十四行詩》(Moabit Sonnets),蒐集了亞爾伯契特於獄中的詩作。這個監獄目前在柏林只留下一大片圍牆,牆上面刻有詩集的一部分。

《莫必特十四行詩》描寫了監獄,地下的反抗運動,親朋好友,所珍視的文學與藝術及歷史,也提到他的「罪」是他沒有更早更堅強的抵抗納粹,也談到他的父親卡爾‧郝斯賀弗。他說,他的父親開啟了印信,沒有看到惡魔的上升。他讓魔鬼飆升到到這個世界(But my father broke away the seal. He did not see the rising breath of evil. He let the daemon soar into the world)。惡魔指的是希特勒,魔鬼指的是地緣政治(Holger H. Herwig,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Daemon of Geopolitics: Karl Houshofer, Rudolf Hess and Adolf Hitler)。

地緣政治本身不是魔鬼,地緣政治目前已是正科的政治教材。但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依他的解釋是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以求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亞爾伯契特入獄後,郝斯賀弗全家也都遭到數個月集中營的監禁。二次大戰後,郝斯賀弗遭到盟軍(美國的威爾緖神父,Father Walsh)的訊問,判定他不必接受盟軍的戰犯審判。在他兒子遭處死的近一週年前夕,他與他的太太雙雙服毒自盡。他的太太在服毒後上吊,但郝斯賀弗在服毒後沒有上吊的力氣。

納粹的神秘主義

納粹的旗子(hakenkreuzflagge)是史登堡(Sternberg)的一個牙醫生柯隆(Friedrich Krohn)設計的,希特勒稍加修改而將右旋的萬字(卍)改為左旋 (卐) 而定案。希特勒對這面旗子的解釋是:紅色代表運動的社會理想,白色代表民族主義,萬字代表阿利安爭取勝利的奮鬥。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有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秘密團體,較有名的是弗力爾(Vril)與屠理組織(Thule-Gesellschaft)。柯隆與郝斯賀弗都屬於這兩個團體。他們相信經由內力的運作將會使他們達到與那神秘不可知的超人(Unknown Superman)的同等力量。藉由研讀,內功,與內力,則他們有望轉換成那種超人。他們研讀西藏有關印度教與佛教的香巴拉傳說(Shambhala, 德文 Schamballah),相信他們會與那傳說中的人間秘境聯繫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1991年的紀錄片)。屠理組織的成員也包括西姆拉(Heinrich Himmler),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及希特勒本人。

也因為這種神秘信仰,而延伸成追求阿利安的來源。希姆拉於1938年組成了一個探險隊到西藏做探險與研究。這組探險隊成員有動植物學者,體質人類學者及地質學者。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阿利安祖先的由來,而也源於希姆拉於1935年所設立的「祖先遺產」(Ancestral Heritage)這個組織來推動。但探險隊的結果並沒有一個納粹所要找的證據。這個探險隊與後來奧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7/16/1912-1/7/2006)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的性質不同,也沒關聯。

那時的德國為什麼神秘風氣盛行,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郝斯賀弗於日本時也曾被引介入佛教的密教青龍會(同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而郝斯賀弗本身也到西藏數次,頗心儀於東方的神秘主義。

日本的密宗—-東密

這個郝斯賀弗被引介入的青龍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不是很清楚。但如果說是日本的佛教密宗的話,則指的的應該是真言宗的別支。

真言宗的創立者是空海(774-835)。空海是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公元804年到中國西安的青龍寺就教於惠果阿闍梨。本已精通漢文的空海,也於西安時由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梵文。梵文本只用口傳,有音無字。公元前3世紀時用Brahmi script 字母做拼音使用。公元3世紀以後改用Siddham script 字母,而這也是空海所學而在日本一些古寺廟都可以看到梵文的原因。日本稱梵文為悉曇(由 Siddhanm 而來)。梵文於公元十世紀後改用目前使用的Devanagari script字母做書寫。

空海傳聞是日本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者。也有一說是片假名為與他同期,而也去中國取經的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767-822)所創定。日本原本只使用漢字,也因而稱漢字為真名,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則被稱之為假名。片假名與平假名的造型可看出是源於漢字。但在五十音的排列上,則可看出梵文的影響,先排母音,再排其他音(James H. Bu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Influence of Sanskrit on the Japanese Sound System,與 Ivan R.V. Rumánet: The order of the Columns in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5, 2006, 1, 32-39 )。西藏字母的排列也基於梵文,看起來頗類似於日本五十音的排法。

日本真言宗的本部在高野山的金剛峯寺,洛杉磯的小東京也有個別院。密教在日本可以流傳下來源於空海。但密教在中國則因三武之禍而被摧殘殆盡。空海返回日本不久,唐武宗於公元842年進行三武滅佛的最後一次滅佛,稱為「會昌法難」。經過這三次滅佛,佛教在中國已是奄奄一息,而密宗更是失傳。也如此,密教得以在日本傳承下去,但中國卻失傳。後來傳到西藏的密教是屬於後期在印度發展的更為淋縭盡致的密教—密續(Tantra,音譯為怛特羅)。

上帝與魔鬼

每一個宗教都有魔鬼,而許多神話傳說也都帶有神與魔的對立,善與惡的交鋒。而這些魔鬼看起來都頗為深通廣大,都可挑戰代表善與正義的神。那麼,這些魔鬼都是怎麼產生的?看來魔鬼似乎也都很有「修行」而「法力無邊」的。

郝斯賀弗的兒子說,他的父親讓魔鬼飆升到這個世界。在《莫必特十四行詩》中,亞爾伯契特也提到郝斯賀弗對權勢的迷惑。郝斯賀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也是名學者。但他對希特勒與赫斯在獄中的「教學」,卻也使他論文中的觀念與名詞都被希特勒用上了。如,戰爭是一個國家生存意志的檢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國際政治只有靠實力,政治靠的是馬基維利的權謀術…等等(Holger H. Herwig)。雖然不是納粹黨員,也不喜歡納粹黨員的粗糙手法與集體思維,也多少看不起大部分「半教育」的納粹黨員,他也沒有參與過對猶太人的暴力。但有如德國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2/13/1922-9/19/2016)所說:「希特勒的郝斯賀弗形式的地緣政治觀念的形成,在藍斯柏格(監獄),經由赫斯而表現在《我的奮鬥》」( Hitler’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in its Houshoreian form made its way into “Mine Kampf” via Hess at Landsberg)。而這個背景,據郝斯賀弗的朋友Rudolf Italiaander 說,也使郝斯賀弗,赫斯,與希特勒三人被人聯為一體。

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與學者,涉獵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及當年德國的神秘結社,卻也因一念之差而經由希特勒及納粹集團的無限放大,造成了時代及世界的悲劇。這說明了思想及文字的力量,及可能造成的破壞。善與惡真的是一念之差,而神與魔只是一線之隔。嚴格說起來,郝斯賀弗及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家受到羞辱及國內局勢混亂及衰頹下,起而求取改造的一群人。但他們在宣揚德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變成倡導優生學,踐踏其他民族及殘殺其他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在建立政治秩序的同時,卻走上極權之路而滅盡反對黨並殲滅異己;在整頓社會文化紛亂的同時,卻傷害了多元的存在(自由的文學藝術,多元的文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將德國帶上國破家亡之路。

兩次大戰對無論歐洲、德國、及郝斯賀弗來說都是個悲劇。我們可以想像他自殺前的徹底絕望。被處死的兒子是與他有深交的赫斯在墨尼黑大學的同學,也是走地緣政治路線而受他深愛的。一生有如一曲希臘悲劇故事的情節。郝斯賀弗及某些納粹黨員的目標至少有一個大我的存在—-要建立強大的德國並雪恥復仇。但在思惟上及手段上可說都是一念之差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也許是有那麼一個大我的想法,雖然一念之差而走上邪路,以致最終的走入絕路,郝斯賀弗的一生也予人一種悲劇的感覺。但那種悲劇我們似乎難以在漢文化的政界與學界中找出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漢文化思惟裏,邪念及魔似乎都永遠是居上風的。而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語下,也別冀望醬缸裡能有所謂的大我。德國目前大致已走出了戰前的陰影,台灣不也應該走出傳統漢文化黑暗面的陰影嗎?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七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轉型 —-經濟轉型,產官學界合作,國際關係的策劃

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影響,雖沒有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來得那麼的廣泛與普遍,但1929年後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而長久的。也不只經濟,整個政治、社會的發展,加上國際情勢的演變,最後終將美國推上世界超級強權的地位。

在經濟大恐慌中上任的羅斯福總統,一開始便推動新政(New Deal),企求經濟的復甦。新政強調的是政府的介入及公共投資。雖然不無少補,但於1929年與1939年間,美國的平均失業率仍在13.3%左右,雖沒有最壞時期的25%(有些地方33%),但仍明顯的偏高。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年的1944,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可說全民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及亞洲都成廢墟,唯獨美國一枝獨秀。美國的參與二次大戰對美國及全世界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轉型固然有政策的引導為其主要方針,但軍火的生產卻是經濟轉型中的主要動力。傳統上,軍火的生產在美國經濟中並不佔有重要地位。在內戰中,軍火的生產提高到國民生產總額(GNP)的12%(不保括南方)。但內戰後軍火生產一般只占國民生產總額的1%。一次大戰末期提高到22%,1920年代時占1-2%, 1930年代時升到2-3%。在二次大戰中,軍火經濟提高到41%。二次大戰後開始下降,但在韓戰、越戰、及2001年後的反恐中,都有再升高的趨勢。目前的平均在3%到5%之間,依算法而異。與這平行發展的是國防預算在聯邦政府預算中的比率。在1930年代,國防支出占聯邦政府總預算的20%。在1945年,國防支出高達88%。以後開始下降,但在韓戰中升為72%,1969年越戰中占52%。1970及1980年代占28.5%。目前(2016)約佔21%。但美國國防預算的隱藏性項目也很多。如伊拉克與阿富汗作戰的「海外緊急方案作業」(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是不列在國防預算項目裡的,這部分財務的浮濫很嚴重。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占全球首位的。與盟邦(NATO,日本、南韓、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開銷總和占全球的75%。(1995年資料。Trends in U.S. Military Spending. Dinah Walker,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07/15/2014)

軍火經濟固然為主要的動力,但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及戰後的政策及經濟措施,無疑的是建立全球霸主的要件。

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就已在準備作戰。羅斯福於1941年3月11日簽署了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開始軍援盟國。這個法案的簽署也改變了從1930年代開始的維持中立原則。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以軍事物資外援的方式共貸出了501億美元(合今日約6590億美元)。314億美元的物資運到英國,113億美元軍援蘇聯, 32億美元給法國, 16億美元給國民黨, 26億美元給其他盟國(維基)。為了控制並調整軍用與民用生產,羅斯福先是於1942年1月成立了「戰事生產管理」(War Production Board)。在不敷管理下, 1942年年底成立了「軍事動員處」(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美國的軍事生產在此間全速進行,有些工廠還24小時運作。

二次大戰中,1500萬美國人從軍,其中1125萬到海外作戰。1900萬女人加入工作行列。70萬黑人離開南方加入各城市的工廠作業。單單1943那年,就有12萬名黑人到洛杉磯。二次大戰前羅斯福本已將聯邦雇員增加到前所未有的83萬人(1938)。到1945年6月時,聯邦政府雇員更增加到290萬人。

二次大戰也刺激了科技的發展。以製造原子彈聞名的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來說,它聯合了各方面的才能:由加州柏克萊與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室,在田納西的鈾處理廠,到新墨西哥Los Alamos 的武器設計廠等等,這個計劃共雇用了10萬人,花了20億美元。二次大戰中的科技開發也引進了產官學界合作的先例。

要支付這些龐大的開銷,聯邦政府擴大所得稅的稅基。1939年時只有4百萬人繳聯邦所得稅,到1945年時已增加到4300萬人。聯邦政府的個人所得稅歲入也由1941年的87億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450億美元。但總歲入只有1368億美元,不足的1672億美元則靠發行戰爭公債來補足。到停止發行的1946年,共有8500萬美國人買了1850億美元的戰爭公債(Christopher J. Tassava: The American Economy during World War II)

二次大戰後許多美國人開始擔憂美國會再度進入經濟恐慌期。但經濟的成功轉型(由軍用生產轉回民用生產)刺激了消費型社會的產生。對回國的軍人則由聯邦政府幫忙,升學補助,房購貸款保證及創業貸款(G.I. Bill. 正式名字是Servicema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

已成首富首強的美國也於戰前就開始策劃世界新秩序。1942年就開始籌劃而於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提供了國際對話的平台。1945召開的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則是列強對國際情勢的安排。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正式名字是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 ERP, 1947-1951)共援助西歐 130億美元,日本18億美元(1946-1952)。而1944年在美國東北部New Hampshire召開,有 44個盟國,730名代表參與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則為以後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的成立奠立基礎。建立了國際金融秩序,也將西歐及日本納入美國的進出口體系中。美國不只是首富首強,也因積極的介入國際事務而成為超級強國。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六 由東京審判看美國的戰爭文化 —-沒罪,正義,傲慢,冷酷

二次大戰與其他戰爭不同處的地方很多,如城市的遭到大量破壞與無辜平民之遭到大量的屠殺,燃燒彈與原子彈的使用,…..等等。在戰爭結束後,為了要將箭頭指向打敗的軸心國,國際審判也展開了。在德國展開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是有叫證人的,其設立也是依據之前的國際協議而展開的。相對之下,在東京召開的東京戰犯審判(Tokyo Trials, 或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正式名字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則沒有叫主要證人作證,而其成立與運作也都由美國主導。12名法官由10個國家來(印度那時候尚未獨立,若算印度已獨立,則由11個國家來),而也都是麥克阿瑟指派的。但這並不就代表這些法官沒有意見。意見最強的是印度(那時還是英國殖民地)來的帕爾(Radhabinod Pal)。帕爾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罪行,法官都是由戰勝國來的而無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考慮到盟軍的罪行,如原子彈的使用。另兩個也有異議的是荷蘭來的法學教授羅林(Bert Röling)與法國的伯納(Henri Bernard)。

東京戰犯審判共審理28名日本高階官員與將領。7名遭處死, 15名被判入獄。5700中低階人員則於其他國家審理。在國民黨下的中國就開了13個法庭,504名被定罪, 149名遭處死。

東京戰犯審判的整個審理過程是很有問題的。戰前的日本天皇有異於戰後的天皇之只為象徵,並無政治實權。戰前的天皇是有政治與軍事指揮實權的。但裕仁天皇及一些皇親國戚卻都沒受審判。這說來也是日本與美國在結束交戰前的協議,而日本也不是無條件投降的。另一個引人爭議的是在哈爾濱的731部隊。731部隊是一個用俄國人、中國人、韓國人、東南亞人、及少數盟軍俘虜所進行的生化實驗的單位。負責人石井四郎(軍醫)及一些要人都沒遭到起訴。原因在於美國要日軍發展生化武器的科學資料。若公開審判則蘇聯有可能得到資料。這群負責人後來都為美國「貢獻所長」。而盟軍的「戰犯」也都沒受到處置。這包括對日本66個主要城市的全面轟炸所造成的百萬人死亡及兩顆原子彈的使用。

一個當時還是個中學生的美國人德拉尼(Jerry Delaney),因為他爸爸得到東京戰犯法庭的檢察官一職而全家搬到日本。從1946年 4月29日審判開始到1948年 11月12日審判結束那段期間,他們全家都住在日本。他納悶的是,他的父親於審判結束到他去世的42年間,絕口不提有關審判的事。他的父親一向強調社會公義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且直言快語,但他也是個愛國者而對權威有所尊敬。他推測當他父親了解到整個過程的進行不是一般正常的法律程序,如不叫主要證人,證據的掩飾,及單方面的起訴等等後,他只有保持緘默的份。他若開口挑戰,則責難將會由四面八方而來,而他也將會難以生存下去 (Jerry Delaney: Hiroshima, My Father, and the Lie of U.S. Innocence. 《Foreign Policy》, 5/9/2016)。當時最受尊敬的法官,荷蘭的法學教授羅林也於1994年寫到,當他了解到一些證據都因邪異的理由而不被公開後,他對731部隊的法律意見也因而改變。

德拉尼的結論是,東京審判最大的謊言是美國的無罪。而這種想法也貫穿美國的歷史而有那種特異性(exceptionalism)與正義性(righteousness)的想法。中心問題是一個私刑的文化:因自認沒罪而以正義自居,因自居正義而形成傲慢,因傲慢而冷酷無情,這仍是美國今日的戰爭文化(It is , at heart, a vigilante culture: Innocence gives rise to righteousness, and righteousness to arrogance, and arrogance to ruthless. It remains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day culture of war)。

對成長於經濟大恐慌(從1929到1930年代底),參與二次大戰的那一代美國人而言,他們刻苦患難成長於困境,在參與二次大戰得勝後使美國成為全球的首富首強。那種經驗與成就也使美國前NBC的主播布洛可(Tom Brokaw)有所感而認為那一代是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將某一代認為是最偉大的一代,無論在論述邏輯及歷史演化上都是會有問題的。我們也別忘了那一代也是種族歧視合法,婦女地位低落,及缺乏民權的年代。嬰兒潮(Boomers)的那一代固然令人聯想起嘻皮、用藥、反戰、性解放的社會動亂年代,但也別忘了那一代挑戰了權威及傳統思維,並推動了民權運動,他們也大量引進外來文化的思維。而目前的千禧年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包括1980年代,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出生的X,Y,Z那個世代,他們卻也是在文化及族群與性別議題上最融合與平等的一代。但他們卻也面對2008年以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最偉大的一代」那種說法有如中國人愛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都忽略掉整個層面的分析與探討。我們當然希望一代會比一代好,但也只有人們肯反省歷史,面對目前的問題而正面挑戰,並考慮對未來的影響,則一代才會比一代好,而社會也才會不斷的翻陳出新。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五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百萬平民死亡的轟炸

50年代末期,在每天上小學的途中,都會經過宜蘭醫院與電信局之間那條目前已開拓成街道的巷道。電信局後面那間被炸成廢墟的磚造建築於戰後都有如鬼屋般的存在了一、二十年。小時候常聽父執輩談他們疏開到宜蘭鄉間的故事。每天清晨他們都會聽到空襲警報聲而跑到山腰的防空洞避難。沒多久就會看到由海邊飛來的美國轟炸機群隊,連村夫愚婦都知道的B-29。有些投彈,也有些俯衝掃射。因年紀已高而且纏足無法遠行的祖母只得留在家中。雖然沒被炸死,卻有一顆子彈由屋頂穿過而在她身邊不遠處擊地。當時驚嚇的一些村夫紛紛下願,若沒被炸死一定會殺豬公還願。可憐的替死豬。

台灣於1944年底,但有些地方早於1943年年底就開始遭到美軍的轟炸。台灣總督府的報告是有5582人被炸死, 9000人受傷,受毀建築共45,340間(Taipei Times, 6/7/2015)。但有人指出這個數目低估。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中就估計有3000多人被炸死。初中時讀過一篇身歷其境的前輩為文,描述當時的破壞及死傷情況,有些電線桿上掛有血肉的記事。他的估計是全台灣有兩萬人被炸死。

稱1945年5月31日那天的台北空襲為台北大空襲,當然是以台灣的標準而言。但我們了解,大規模的空襲及燃燒彈的使用都發生在日本本土。大學時在一次家庭友人的聚會中,偶爾聽到一名於60年代嫁到台灣的日本人小林述說當時的情景。小林說,在當年東京大轟炸中,她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一無所有。然後她轉身而擺出一副堅強的姿態說「但我是大和女性,我能夠堅強的活下去」。這讓人想起老一輩的台灣人所說的「日本精神」,說來是一種軍國主義教育下的產品。

但小林是幸運的。從1944年開始,美國的長程轟炸機B-29開始服役。那時的美國空軍將領雷枚(Curtis LeMay, 11/15/1906-10/1/1990)就策劃實施對日本66個主要城市的轟炸。由1945年3月9日到10日的緊密轟炸(Operation Meetinghouse),被認為是人類史上最慘重的一次轟炸。單單那兩天,300架美國的轟炸機在東京就投下了2000噸的炸藥與50萬個圓柱筒(cylinder)的燃燒彈 (napalm)。許多人被炸死、燒死、燙死、或因缺氧而死。有些耐不住熱而跳入運河中的人卻被滾滾河水燙死。即時在2000公尺高空的美軍轟炸人員也因熱氣上升而呼吸有所困難。單單東京一地死亡人數估計在12萬5千人,全日本則有一百萬平民死於這場轟炸。於1968年與南方種族主義者華萊士(George Wallace, 8/25/1919-9/13/1998)搭檔選正副總統的雷枚也說,那時殺日本人並沒什麼感覺。他也了解若美國戰敗了,則他會被當戰犯審判。

長崎與廣島之有名是因為原子彈的轟炸。但長崎與廣島死於原爆的共十萬多人,還不如東京一地被炸死或燒死的人數來得多。當時日本城市內已無年輕男子,大都是老人、幼兒與婦女。平民死亡這麼多的大型轟炸難免令人納悶,有必要嗎?

1945年6月,麥克阿瑟的一名助理對這場轟炸的描述是:「史上對非戰事人員最無情與最野蠻的屠殺之一」(Jonathan Rauch: Firebombs over Tokyo. The Atlantic, 7/8/2002)。日本投降後的第四天,1945年8月19日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有一篇措韓(Walter Trohan)的報導:「羅斯福無視麥克阿瑟所傳達的日本提議」(Roosevelt Ignored M’Arthur Report on Nip Proposals)。文中指出,日本的高官早已於1945年1月就有無條件投降的建議,他們要的只是保有天皇體制。總共五次的提議,兩次透過美國管道,三次透過英國管道。麥克阿瑟將軍40頁的通訊直接送到白宮。這是羅斯福總統出發參加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兩天前的事。羅斯福稍微看完後說:麥克阿瑟是個良將,但卻是個不諳政治的人(MacArthur is our greatest general and our poorest politician)。當時羅斯福的參謀總長李禧(Admiral William D. Leahy)怕這份文件會被損毀或成為永遠保密,所以將影本交給芝加哥論壇報與華盛頓時報先鋒論壇(Washington Times-Herald)。由於戰時中避免報導不利戰情的自我審查,芝加哥論壇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才發表這篇報導。

羅斯福的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直到戰爭結束前,日本都有一派強硬軍人的存在,他們主戰以求獲取更好的協議。沖繩戰役失利後,小磯國昭首相下台,高齡77歲的鈴木貫大郎(12/24/1867-4/17/1948)上台。從1944年就開始主和的鈴木積極的做談和投降的準備。即使在日本要宣布投降的前一晚,強硬派軍人還企圖要發動政變(宮一城事件),企圖阻止天皇宣布投降。1936年的軍事政變中即遭到槍傷的鈴木也於這次政變中遭到企圖暗殺。日本宣布投降後,鈴木也宣布下台。投降那天的每日新聞有鈴木的一篇文章,說武士道不是日本的專利,也是戰士的麥克阿瑟也有武士道精神,對投降的敵人也會予以保護。後來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説,那篇文章不是鈴木個人的想法,也代表了昭和天皇的想法。

戰爭末期的日本除了物資短缺及飢荒外,在軍事上已無還擊的能力。轟炸日本(或台灣)的美軍不會不知,情報也不會不曉。但卻持續進行燃燒轟炸而造成一百萬老弱婦孺的死亡,更別提那沒有必要的兩顆原子彈了。美國打日本與打德國的不同處有個許多人都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個事實—-那個年代的種族主義。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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