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市是個充滿違章建築的城市。從今天的蔣廟到大安森林公園，到目前許多已開設為公園綠地或改建的地方，都是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違章建築。住在違章建築內的人也不全然是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與難民，許多也是在地貧民或是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進入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更多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則大都落腳於台北近郊的城市，如三重、蘆洲、新莊等。在這一大片四處都有的違章建築與據地為主的混亂局面中，卻也有幾處因大型日式建築的風味使它脫穎而出
曹洞宗大本山別院
台灣早期的佛教多少同中國當時的佛教情形不相上下。中國的佛教由九世紀後就一直走下坡而成為儒釋道不分的現象。日本治台後，日本各門各派的佛教也都到台灣傳法，並於四處建立寺院。神道教的日本也於四處廣建神社。我們了解過去的神社如今都被國民黨霸佔而改建成他們的忠烈祠。但日本佛寺呢？底下我們就來看禪宗的臨濟宗與曹洞宗，淨土宗，及浄土真宗的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這五個寺廟的結局。
1972年左右，在林森南路東邊與交界的仁愛路以北的一大片違章建築中，看到了日本式的鐘樓，也看到在鐘樓北側的傳統台灣寺廟建築。好奇的我想要進去參觀，但卻被兩名軍人擋住了。以為我要進去膜拜的其中一名軍人跟我說：「這邊沒有菩薩，只有軍人」。
也沒有錯。當年的日本寺廟早已輪為黨國占有而群魔亂舞，沒有菩薩了。
當年處於林森南路與仁愛路交界的那整個街區，可都是曹洞宗大本山別院的所在。從1908年就來台北的東門町發展的曹洞宗，原本只建立寺廟供日本人之用。後來為了吸引台灣人，也由台灣禪師於1914年在本殿旁蓋了一間台灣式的觀音禪堂。1916年禪寺附設佛教學校，本只為曹洞宗所設，後來也加收臨濟宗及國學院的學生。1935年改為一般學校，名為私立台北中學。這間中學於戰後變成為泰北中學。2012年於拆除舊校舍後，泰北中學的網站說他們也歸還了原隸屬於國有土地的部分給國有財產局。
1992年，台北市教育局計劃拆除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在引起古蹟保留人士的抗議下，隔年還是將原來日式大殿的東和禪寺拆除了，但保留了東和禪寺鐘樓。在原來日式巨型木造建築的原址則蓋了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當年的曹洞宗大本山別院所僅存的是東和禪寺鐘樓與台灣式的東和禪寺。曹洞宗與臨濟宗本都源於中國而傳到日本。但看來，過了東洋水的曹洞宗是難以在台灣生存的。倒也不是宗教因素，而是土地的價值，文化觀念，民族問題，與政治因素。
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
既然曹洞宗到了台灣，禪宗的另一門派臨濟宗自然也跟進了。尤其是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本身與來台傳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梅山玄秀有私交，因而大力支持。透過板橋林家所捐贈的圓山的一片土地，先是於1900年建立了圓山精舍。後來改建為「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這是台灣唯一有護國之名的佛寺。這一護國禪寺也就近於台灣神社（1944年改為台灣神宮，目前圓山大飯店所在地）及台灣護國神社（現為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忠烈祠）。
1966年左右的一個夏日，我到臨濟寺去了一趟。在當年寺內還沒有蓋的亂七八糟的年代，走在樹蔭底下的寺道讓人有清爽安然的感覺。當年除了主殿外，還有打坐的禪堂，真也不愧是個禪寺。年輕的我因看周遭無一人，便在禪座上打起坐來了。在那溫和寂靜的夏日午後，沒有多久我就昏沈沈的而倒在禪座上睡了起來。沒多久，一個年輕的台灣和尚輕輕的把我叫醒，說禪堂不是睡覺的地方。我與這位比我沒多幾歲的年輕和尚閑談了一陣。只記得他的敏銳與貼心，但卻忘了問他的名字。在那時我去拜訪過的幾所佛寺，如臨濟寺、善導寺、十普寺、及新建的松山寺裡，大部分遇到的都是中國和尚，很少看到台灣和尚。所以這位台灣和尚給我的印象很深。在後來了解到了台灣的佛教生態後，也了解到原因所在。
臨濟寺在日治時期的住持都是日本人，戰後先是由本圓法師與賢頓法師當住持。這兩位台灣和尚都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是半山和尚。後來接任的是湖北來的白聖法師。白聖法師於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就來台，落腳在台北市的十普寺。也因而於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灣之初，許多中國和尚都透過他的關係到十普寺落腳。
臨濟寺是日產嗎？當初的土地是板橋林家所捐贈的。雖然主殿於2007年透過公私及日本相關宗教團體資助而完成整修，也被市府定為古蹟。而說來也是目前寺院內唯一僅存的當年建築。但台北市府也於2013年控告臨濟寺佔用公有地。臨濟寺的答辯理由是，當初是林家捐地，台日資金興建，日本人管理。戰後登記由台灣省政府財政聽管理。政府自始即是「違法接收」。台北地院則認為當時屬日人團體財產，戰後被界定為國有財產，判臨濟寺無權佔用。以土地812坪，依公告地價及年利率5%來算，臨濟寺每月得付市府21萬租金（《自由時報》，04/10/2013）。
日本人留下的佛寺產權，我們都會發現到，轉移都有問題，而也都牽涉到民族問題。
淨土宗台北別院開教院本堂
日本淨土宗的「知恩院」於1895年就來台布教，在1926年才搬到樺山町（目前所在地）。可能多少受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影響， 1936年5月所興建的開教院本堂與同年也改建的東本願寺一樣，都是採鋼筋混凝土建築。二次大戰後，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法接收。1948年交由李子寬居士接管，並以淨土宗善導大師之名改名為善導寺。
湖北人的李子寬（李基鴻，1882-9/7/1973）在留日期間即參與同盟會，同時也是太虛大師的俗家徒弟，也是中國佛教會的創始元老，也是國大代表。國共內戰中的1948年他即來台灣，接管善導寺而希望能成為弘法基地。他協調當時佔用寺地的公務單位與軍隊離開（維基百科）。也可能多少源於他的黨國元老背景使他取得接管權。
於1911年設立的中國佛教會於1949年經由李子寬等人在台灣復會，當初也設立於善導寺內。成立中國佛教會的中國和尚也與黨國合作，而進行全台僧侶及寺院的登記。也只有經由他們的受戒儀式才能被認定為僧侶。在這種運作下，他們很自然地消滅了日本式的和尚及台灣的傳統僧侶。民族壓迫是全面性的，宗教何能例外。這也是當年我在臨濟寺遇到那個台灣和尚而覺得意外的原因。當然不只佛教，國民黨也都支持中國意識強烈的各宗教團體，而也透過《監督寺廟條例》及相關行政命令的頒布，提供台灣意識薄弱的地方政客，去滲透、佔據台灣民間寺廟的機會。（楊惠南：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1999）
善導寺所處地帶的台北市中正區梅花里里民，可不喜歡善導寺成為捷運站的名稱。有九成的里民覺得善導寺意味了靈骨塔，希望改名為華山站。該地固然已有華山市場與華山文創園區，而樺山/華山本就是該地的地名。當初紀念的是第一任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戰後被改名為華山以去除日本味。但這個於2015年9月向台北市府所提出的改名要求並沒被接受。
60年代中末期讀高中的我，因為善導寺離台北火車站很近，常常於假日跑善導寺。久而久之認識了一些和尚及裏面的工作人員。隔了一段時間，這些人對我這個年輕小孩也開始不見外而讓我聽到了一些內幕及醜聞。如當時的住持包了個歌星，也有了小孩，當然也盜用了公款。但大家不敢向外吭聲，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醜聞是，1967年政府要拍賣在西門町占一甲地的東本願寺時，中國佛教會跳出來抗議了。說這些當初屬於民間財產的東本願寺，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來接收。最後的拍賣價格是一億元台幣，因「飫飽吵」的中國佛教會則私下拿到了八百萬元，因而不再抗議。
善導寺固然醜聞不少，五、六十年代於大殿的底樓即放有靈位而也有點陰森森的。梅花里的民眾固然覺得善導寺有靈骨塔（這可是寺方重要的財政來源）而毛毛的。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應是當初的西本願寺與東本願寺。佛門聖地竟然被國民黨用於監禁政治犯，並成為大肆刑求及槍決的地方。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西本願寺）
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的總部離京都車站不遠。這兩個寺廟都各占相當大的一片土地。但以日本古寺廟的標準來看，不是很大。如奈良的東大寺、新藥師佛寺、法華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都比一個大公園或學校要來的大。在台北的東西本願寺佔地當然沒有總部來的大，但還是相當可觀。京都的東西本願寺各位於東西方，但台北的東西本願寺則各處於西東方。本願寺的建立所追隨的是日本13世紀親鸞上人（1201-1262）的淨土修行方法。
西本願寺可能是最早來台傳教的。1895年即隨軍來台，原本只服務日本軍人，後來也向台灣人布教。1901年升格為台北別院，1924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原來的木造建築，後來於1931年建立了那棟龐大的木造本堂—-台灣別院本堂。老台北人相信見過這棟位於中華商場西測，位於目前捷運西門站附近的巨大日本木造佛寺建築。1975年4月5日，這棟建築被一場無名火給燒毁了。
1945年進占西本願寺的是警備總部與軍方。228事變後關了許多政治犯及無辜的人士。當時被關的人都一直蒙著眼，五花大綁而擠的連要睡覺也無法橫臥。據一個死裡逃生的歐陽可亮的回憶：「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台灣青年》198期，4/5/1977）。 歐陽可亮是外交人員子弟，有一些政要關係，最後經由在中國親人的援助得以脫離。王育霖最後則死於非命，他是《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王育德的的哥哥。
1949年後，台北的西本願寺成為軍營與難民營。而同時，在中國北方有一些信徒的理教也在台復教了。北方的理教與南方的洪門多少都是基於反清復明的思想建立的。在台灣推動理教復教的是國民黨少將高參趙書東，他也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有這個背景， 1954年，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內政部把西本願寺本堂交給理教而成為「理教總公所」。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那天），一場大火焚毀掉了整棟建築。目前僅存的為鐘樓、輪番所（住持宿舍）、樹心會館，及原來西本願寺的台基所在地。該地目前為萬華406號廣場。
淨土真宗大谷派台北別院（東本願寺）
淨土真宗大谷派也於1895年就來台灣。1921年4月25日升格為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28年11月24日，在壽町（今萬華區西寧南路鬧區一帶）建立了一木造寺廟，但兩年後就遭祝融。火災後，寺方決定用鋼筋混凝土改建。所建立的是台灣第一間印度風格的佛寺，中間的圓頂頂端高度為83尺 (約25.15公尺)，前方兩側各為高塔。東本願寺原本傳教的對象是台灣人，但於後來漸漸轉為對日本人而開始有所成長（松金公正：真宗大谷派による台灣布教の變遷，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71, 2006）。
1945年後，同西本願寺一樣都被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佔用。成為關政治犯及刑求的白色恐怖所在地。據聞王添灯在此被淋上汽油燒死，而彭明敏也曾被監禁於此。
1966年左右，讀高一的我到西門町一遊時曾看到這棟建築。由於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無法遠眺，在近觀下只看到兩邊的高塔，沒看到圓頂的全面。那是我對東本願寺的最初及最後一個映象。警總後來遷離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1967年6月3日公告開標。佔地2,614.7808坪的土地於6月24日開標結果，由新光人壽、亞洲水泥、南山人壽、台北區合會四個機構，及何美慶等七個私人合組的財團， 以1億1,126萬元得標。原來的東本願寺被拆除後，原地蓋了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來來百貨公司，和六福大樓。（林小昇：東本願寺台北別院，2/6/2011）。據聞該商圈一直不興，有人指出是因為燈光暗淡而陰森森的。也有人指出該地因過去寃魂不散的影響而不興。
2,614.7808坪以1億1,126萬元賣出，與我當年在善導寺聽內情人士指出一甲地（2934坪）賣一億元的消息可說相符合。所缺的是沒有人提起中國佛教會抽得八百萬元這件事。當中國佛教會（及道教總會）聞悉東本願寺要拍賣後，跳出來指稱東本願寺是日本人及台灣人捐獻所蓋的，是民間財産，不是政府財產，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接收。當有錢可拿時，這些中國和尚也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了。在八百萬元拿到手後就不再叫囂了。道教總會拿到多少則不得而知。
尾聲
日治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了日本佛教在台灣的結束，而象徵日本佛教在台灣的寺廟也都遭到被摧毁的厄運。宗教本應是沒有國界的，但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曹洞宗的東和禪寺被台北市政府拆掉了。只剩下主殿的臨濟寺卻也因為加蓋建築及庭園的破壞而成凌亂的狀況。淨土宗台北別院後來成為善導寺，在原來的主堂被拆掉後所蓋起來的是俗味十足的高樓與靈骨塔。西本願寺在蔣介石逝世當天被一場無名大火給毀了。東本願寺在標售後被打掉而成為商業區。
佛家說無常，這些佛寺的變化說明了這個事實。而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之被國民黨轉化成政治犯監獄與刑場，卻也說明了國民黨有將佛門聖地變成地獄的「本領」。而不少中國和尚到台後之會行使歧視本土僧侶及從事詐財勾當，倒也反應了他們之遵循國民黨的｢國策｣。也不僅只在中共集權統治下，宗教才服務於政治。戒嚴時期的中國佛教會是為政治服務的。與其拜佛菩薩還不如拜黨中央來得有效，而容易得到現世的「福報」。但這些「福報」是建立在民族壓迫、詐財，與刑求及凌遲至死的根基上的。
當年風光優雅的日本佛寺已不在，所留下來的是歷史與記憶。這個記憶有待台灣民族自己去做敘述與維護。希望的是殘暴醜陋的事不要再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建築可以一再變化，但不應越變越醜。而人性的變化方向也應是向上與往清滌的方向走，而非往下沉淪。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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