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荷蘭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就已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但荷蘭人向海外發展的主要目的是貿易，而非殖民。為了開拓商務與航線，荷蘭人可說行遍天下，到處建立據點做航線中的補給站。荷蘭人發現了許多新天地，也到處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與法國做殖民地及貿易據點的搶奪。歐洲本土的衝突及局勢的變化，自然也影響到海外屬地及商務的搶奪及其消長。

為了尋求到亞洲的北方航路，東印度公司雇用了英國探險家赫德遜（Henry Hudson, 1565?-1611?）做探測的工作。在四次的航行中，赫德遜沒有發現這條航路，但目前紐約的赫德遜河 (Hudson River) 及加拿大東北部的赫德遜海灣 (Hudson Bay) 皆以他為名。有了這個發現，荷蘭人也在當今的曼哈頓建立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而把由康乃狄克州到德拉瓦州的這片土地叫新尼特蘭（New Netherland, 或新荷蘭）。後來荷蘭在與英國的一系列戰爭中失去了這片土地。但目前許多紐約的地名如哈林，布魯克林，法拉盛及康尼島等皆是英語化的荷蘭地名。

在搶奪葡萄牙屬地上，西印度公司並沒很成功。雖然他們曾經佔領過巴西一段時間，但因當時的巴西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葡萄牙殖民，後來也因葡萄牙人的反抗而失去了巴西。荷蘭人也擁有加勒比海的一些島嶼與蘇利南（Suriname）。西印度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是奴隸販賣與糖。奴隸的買賣於十九世紀中葉遭到廢止後，西印度公司的營運自然受到影響。目前荷蘭語仍是蘇利南的官方語言。

西印度公司的轄區是非洲西海岸到美洲的全部。荷蘭人由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一些非洲西海岸的據點 ，而也在南非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建立荷蘭人的社區。但1814年的英荷戰爭中，英國侵入南非而使南非成為英國屬地。目前荷蘭語的一種—南非語（Afrikaans）仍是南非的官方語言及常用的語言。而南非的地名及一些族群，如波爾人（Boer, 荷蘭語意為農人）也都反映出荷蘭人的殖民歷史。

西印度公司雖然較沒「成就」，但東印度公司可說在19世紀前就已相當成功。東印度公司在伊朗，孟加拉，泰國，廣東，台灣，日本及一些印度的沿海城市都設有貿易的據點。東印度公司也由葡萄牙手中奪取了斯里蘭卡的可倫坡（Colombo）。但東印度公司最大的成就是對日的獨佔貿易及對印尼的掌控。雖然荷蘭對印尼的全面控制是在進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事。而於期間也因為與英國的一系列戰爭，而最後與英國劃分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亞與新加坡屬於英國。

在荷蘭獨立後的百年，她發展成全球的一個霸主。當時荷蘭人口有十分之一當水手。在1669年那時，東印度公司已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最富有的公司。擁有150艘商船，40艘戰艦，五萬名員工，一萬名軍人，紅利是原先投資的40%。許多東印度公司與西印度公司的員工也與當地人通婚而住了下來。這種混血人種在印尼叫做Indos，在斯里蘭卡叫Burgher，在蘇利南叫Creoles。

拿破崙攻打歐洲時（1795-1815），也攻下了荷蘭。拿破崙遭到滑鐵盧後，歐洲各國召開了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e, 1815），再度劃分了歐洲的版圖。荷蘭與比利時統一了，但只維持十五年。期間荷蘭在海外的據點也遭受到一系列的變化。但最終致命的一擊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太平洋戰爭可說結束了歐美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原先已有，但遭受到殖民政權壓抑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歐美於戰爭初期敗於日本後皆普遍活躍起來。戰後，美國、英國、法國、荷蘭，皆無法重返亞洲當殖民者。而殖民地如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印度、巴基斯坦，與緬甸也都紛紛獨立。印尼，這個被視為是荷蘭最珍貴的珠寶，也獨立出去而結束了荷蘭帝國。

荷蘭是於進入二十世紀初期後才控制今日印尼的所有版圖的。蘇卡諾（Sukarno, 6/6/1901-6/21/1970）於1927年7月4日就與同志成立爭取印尼獨立的組織。蘇卡諾因而遭受到荷蘭政府的監禁與放逐。1929年，蘇卡諾與同黨就預知太平洋戰爭的可能爆發及印尼可能因而獨立。而日本情報也早就有各國異議分子的檔案。1942年2月，日軍輕而易舉的攻下印尼。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控制沿用汪精衛模式。當時的日本將領今村均（6/28/1886-10/4/1968）對蘇卡諾優遇有加。日本要的是印尼人的合作：勞力與稻米及其他糧食。當戰爭末期日本敗相已露後，當時的日相小磯國昭（3/22/1880-11/3/1950）允諾蘇卡諾日本會給印尼獨立，但沒提時間表。日本投降後，1945年8月17日，蘇卡諾宣布印尼的獨立。荷軍在英軍的保護下想要重返印尼當殖民者。但在印尼人的抵抗與國際壓力下，1949年12月27日，在海牙的印荷圓桌會議上，印尼的主權正式由荷蘭女王茱利安娜（Queen Juliana）的手中交給印尼。今天，荷蘭話雖不是印尼的官方語言，但估計有百分之二十的印尼話源於荷蘭話。

由1581年的誓絶法案宣布獨立，到1648年西班牙的承認荷蘭獨立，到1949年荷蘭的承認印尼獨立。荷蘭帝國（Nederlands-Koloniale Rijk）也存在了三百多年。從一個西班牙帝國的屬地，因地利，開放的社會，眾多技術人員，及善於經商而發展成一個部署全球的帝國。這也是荷蘭人「造地」外的另類奇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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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戰爭及三十年戰爭之前，安特衛普（Antwerp, 在比利時境內，目前是鑽石的商業中心）是歐洲的商業重鎮。優越的地理位置及海港貿易區，使安特衛普擁有許多技術工人及商業人才。但戰爭的爆發及西班牙帝國的高壓政策，迫使許多技術人員及商業人才往北移動到阿姆斯特丹。當時的荷蘭是個農業社會，雖然首先引用輪耕，而非休耕的方式來改善農業的生產。但在整個經濟體系的產值來看，不若南方的比利時。但荷蘭有的是一個較開放的社會，容忍宗教異己。也因此，許多受到迫害的喀爾文教徒（新教）及猶太人都移民到荷蘭。技術人員及商業人才的引進帶動了荷蘭的商業發展，而阿姆斯特丹也逐漸的取代安特衛普而發展成商業重鎮。也因此荷蘭於當時發展成為歐洲的造船，貿易，商業，與金融中心。

歐洲的內部貿易是一回事，但在獲利甚豐的亞洲香料貿易上則都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裡。而由於荷蘭與西班牙的戰爭，與西班牙王室有聯盟的葡萄牙也因而將荷蘭置之於他們的貿易圈外。這迫使荷蘭商人自己求取開發到亞洲的航路。1595年，荷蘭商船抵達萬丹省（Banten, 在印尼），死掉了一半船員也失去了兩條船。但帶回來的香料仍有利潤。1599年，荷蘭商船發現了盛產香料的摩鹿加群島（Maluka islands, 目前印尼的一部分），而於回國後大發利市。許多商家因而跳進了競爭的行列。為了調解市場的供需問題與競爭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荷蘭政府學英國於1600年創立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先例，協助了聯合東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es Company, 荷蘭文Vereenidg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簡稱VOC）的設立。這個設立於1602年而被稱為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第一個跨國公司，也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貿易公司。

東印度公司是個上市公司，許多股票的持有者是新移民到荷蘭的人。在它存在的兩百年間，每年的平均股利是18%。不但它的上市公司型態是首開先例，它也是全球第一個跨國公司。而它也不是一個平常的公司。在荷蘭政府的授權下，東印度公司擁有軍隊，有與外國政府開戰、停戰、議約的權利，它也可處決「犯人」。是個半政府型態的公司。在1661/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對決中，說來是一個海盜集團與一個半政府公司的戰爭。最後的和約簽約者是鄭成功與荷蘭在台灣的最後一個長官揆一（Fredrick Coyett, 1615-10/17/1687）。揆一是瑞典人，他是第一個航行到日本與中國的瑞典人。他之為台灣的長官，也說明了東印度公司的跨國性質及荷蘭的開放態度。在1602年到1796年間，東印度公司共派遣了一百萬名歐洲人到亞洲工作。比其他歐洲各國所派出的人員總和都要來得多。無論在人員的雇用上，船隻數目及貿易噸位上來看，荷蘭東印度公司都是頂尖者。

1610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總督 (Governor General) 的職位總掌亞洲的貿易事務。1619年，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 1/8/1587-9/21/1969）被任命為總督。1619年5月30日，柯恩率領十九艘船攻進雅加達而撃退了萬丹的兵力。在雅加達，他們建立了巴達維亞（Batavia，荷蘭人相信他們的祖先是巴達維亞人），成為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總部。歐洲雖然要亞洲的香料，但歐洲卻沒有什麼產品是當時的亞洲人要的。為了增加貿易及利潤，柯恩開始開發亞洲各國間的貿易。荷蘭人由斯里蘭卡外銷茶，外銷印度的綿，孟加拉的鴉片，中國的陶瓷，台灣的鹿皮，日本則外銷漆器而用銀來購買，台灣的糖外銷到波斯。東印度公司也因這種開發亞洲各國間的貿易方式而相當的成功。從1621年到1670年間，亞洲的香料貿易主要掌控在東印度公司的手裡。

台灣對東印度公司而言是個補給站及貿易中心，也是利潤僅次於日本的貿易點。由於當時日本禁止天主教傳教士的關係，所以禁止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到日本貿易。荷蘭人因此於兩百年中獨佔日本與歐洲之間的貿易。東印度公司原先於平戶，後來在出島（都屬長崎）建立貿易據點。在這兩百年中，荷蘭人也成為日本學習歐洲科技及文化的來源。日本人稱之為蘭學。

東印度公司處理的是亞洲的貿易。由於其成功，西印度公司 (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 簡稱GWIC或WIC) 也於1621年6月3日成立。西印度公司主要的貿易對象是巴西，加勒比海，與北美。與東印度公司不同處在西印度公司不能擁有軍隊。原先小有成就，但後來因為與葡萄牙在巴西的持續戰爭，1674年就破產了。1675年重組後，也因為荷蘭與英國的第四次戰爭，而無法防衛自己的貿易與殖民地。1792年1月1日，破產後的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由荷蘭政府接收。

1670年左右，東印度公司的商運也開始走下坡。高利潤的日本貿易開始下滑，而1662年失去台灣，及明清的改朝換代也影響到了中國市場。在此同時，與英國的戰爭連續不斷。而法國與丹麥也各組他們的東印度公司加入競爭的行列。這些都影響到東印度公司的作業。而於同時，董事也漸由政治人物出掌，而非由有商務頭腦的人來管理。再加上腐敗。東印度公司最終於1799年12月31日解散，其海外資產及殖民地則由荷蘭政府承接下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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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世紀的歐洲，土地與王國是隨著君王的聯姻而分開與結合的。不但談不上人權，也沒有國家主權這個觀念，有的是君權。對那時擁有荷蘭（包括今天的比利時與盧森堡）的哈普斯王朝（Habsburg empire）而言，那個版圖就叫做「那個地方」(De landen van herwaarts over)，相當不當一回事。西班牙帝國後來因聯姻而擁有了荷蘭。當西班牙帝國的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5/21/1527-9/13/1598）統治時，他的高稅率及強硬實施「正統」天主教的作風引起荷蘭人的不滿。菲利浦二世與前朝君王查理把西班牙的宗教審判 (Inquisition) 也用到當時已受宗教改革影響的荷蘭。在1523年與1566年間，就有一千三百名荷蘭人被宗教法庭處死。在這種暴政下，荷蘭人起而反抗。

1566年就開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人本沒有獨立的想法與意願。但在抗爭的過程中，南方的省分（大略是今天的比利時）於1579年1月6日簽了阿拉斯聯盟 (Union of Atrecht, 又名Union of Arras)，表示對西班牙帝國的効忠。針對於此，北方七省也於1579年1月23日簽了烏特勒支聯盟(Union of Utrecht)，後來也有許多省分加入以明對西班牙的抵抗。1581年，叛變的荷蘭人宣布了「誓絶法案」（Oath of Abjuration）。表明，君權神授，但若君王沒有履行愛民的義務時，人民有推翻君主的權利。在這個聲明下，「荷蘭聯合省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宣布他們的獨立。這是荷蘭人的獨立宣言。

在此附帶註明的是荷蘭的國名是尼特蘭 (Netherlands)。台灣似乎都將Netherlands翻譯成荷蘭。北荷蘭 (North Holland) 與南荷蘭（South Holland）及熱蘭（Zeeland）是目前荷蘭十二省分其中三個省份的名字。台南的熱蘭遮城（Port Zeelandia, 安平古堡）與紐西蘭（荷蘭人首先發現，命名為新熱蘭 Nova Zeelandia）的命名皆由熱蘭而來。

荷蘭人為了爭取獨立，與西班牙帝國作戰了八十年，而稱之為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但這八十年戰爭也不是從頭打到底的，其中有個十二年的停戰協議，而後三十年是與歐洲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合併在一起打的。

荷蘭人起義而宣布「誓絶法案」後的四年（1585），荷蘭人基本上就已達到了自治獨立的情況。這期間，荷蘭受到英國與法國先是暗，後是明的援助。荷蘭的議會（Staten-General, 英文States General）因拒絕西班牙王室而沒有自己的王世，而想要贈與英國或法國荷蘭王室的地位，但都被婉拒了。最後領導荷蘭人對抗西班牙帝國的是法國南方的一個奧蘭治王室 (House of Orange) 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Prince of Orange, 4/24/1533-7/10/1584），他領導荷蘭人的革命。威廉一世也成為目前荷蘭王室的祖先。威廉一世後來遭受到西班牙及葡萄牙國王菲利浦二世支持者的暗殺。其後領導荷蘭人革命的是威廉一世的兒子茅利斯王子（Maurice of Orange, 11/14/1567-4/23/1625）。1609年，荷蘭與西班牙在英國與法國的調停下，簽訂了停戰協議。這也是後人所稱的十二年停戰（Twelve Years True）。

1618年，歐洲爆發了長達三十年的三十年戰爭。一邊是哈普斯王朝及其支持者如奧地利、匈牙利，..…等。另一邊是反抗哈普斯王朝的瑞典、德國各王室、英、俄、奧圖曼帝國、及荷蘭等。天主教與新教 (路德會及喀爾文教會) 的衝突固然是主因，但也牽涉到商業及版圖的爭執。幾乎所有歐洲王國都捲入了三十年戰爭。1621年，荷蘭與西班牙也再對戰了起來。三十年戰爭是個死傷慘重的戰爭。受創最重的是交衝的中心，目前的德國。由於士兵都是雇傭的，缺乏補給及待遇，也因而沿途濫殺搜刮。許多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估計歐洲人口於這三十年中減少了六百萬人。

1643年開始，交戰國就已開始進行談和。他們在德國西伐利亞（Westphalia）省分的兩個城市，敏斯特（Münster）與歐斯納布魯克（Osnabrück）進行談判。由於敵意相當深，天主教在敏斯特，新教在歐斯納布魯克，來來回回談判了五年。1648年 4月24日，在敏斯特與歐斯納布魯克同時簽了共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除了版圖的重新劃分外，這個後來被稱為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法律原則，也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基礎。它予小國在國際關係中享有與大國等同的地位（如聯合國的一國一票），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等等。這些都是一個國家主權的概念，而版圖的規劃也較明顯。西伐利亞和約也使荷蘭的獨立受到西班牙的承認，瑞士的獨立也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認。

三十年戰爭後，長年窮兵黷武的西班牙帝國勢力大受削弱，此間葡萄牙也獨立了出去。法國因而取代西班牙成為西歐的強權。而瑞典王國也控制了波羅的海。在這生靈塗炭的長年戰爭中，各國的經濟都受到嚴重的影響。說來也是參戰各國要和談的主因。唯一的例外是荷蘭。荷蘭於八十年戰爭中不但沒有遭受到商務蕭條及金融的破壞，反而在戰爭中得利而成長。除了地理位置外，荷蘭的得利源於開放的社會與文化，及她的海外貿易。荷蘭不但獨立了，也於此間建立了荷蘭帝國（Dutch Empire）與十七世紀的荷蘭黃金時期 (Dutch Golden Age)。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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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重文輕武」也是許昭榮遺書指控的一項。雖說並非完全正確，但也不離譜。要説台灣的政府重「文」，那可要看那是何種「文」了。

台灣的教育談不上有什麼文學，音樂，美術及生活上的教養。台灣學校的教育如歷史，地理與國文之以中國為本位固然為人詬病，但即使在理工與生物醫學的教育方面，也著重在生產出匠，而非師。整個教育內容，入學方式，都以製造順民為目標。雖說是重文，整個教育的目標在製造一批唯唯喏喏的以中國為本位的奴才社會。

要說台灣輕武，雖不能說完全正確，但也貼切。漢文化從來就沒有什麼尚武的傳統可言。二次大戰前，日本相當輕視中國兵的戰鬥力。「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支那兵是拿錢雇來的。倘使那邊錢多，他們便跑到那裡去了」。這是鍾理和在《原鄉人》中回憶他公學校的日本老師對中國人及中國兵的鄙視。以中日戰爭中，國民黨及共產黨都無法對抗日軍來看，這種看法雖然頗帶偏見，但不會離事實太遠。國民黨被打敗逃到台灣後，說是要「勵精圖治」，在鳳山陸軍官校也掛了個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別路」。台灣最後一次戰役是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當今台灣的現役軍人可說都沒參與過那場戰役。是否貪生怕死我們無從驗證。但以軍方內部的資料顯示，升官發財卻是眾將官及士兵們擠迫頭的。除了在職務上「揩油」外，眾將官們聚會的話題都是「人事升遷」。這也難怪，因為官階越高，退休俸越高。將級的退休官退休俸都在十幾萬左右。但透過關係則可經過「退輔會」安排相關企業的肥缺，年薪都在兩百多萬以上。也因為如此，才有「買星星」的醜聞。台灣滿腦腸肥的將官之多是世界第一，可不是什麼新聞。而也被人譏稱「百萬將軍一個兵」。這種武夫能否作戰是很令人懷疑的。有這麼多的將官，也不能說台灣不「重武」。但説來是一個貪污腐敗系統下的武夫製造廠而已，製造不出能作戰的武士。

台灣軍隊之有今天的處境，軍隊的教養與訓練固有很重要的因素，但整個教育制度與文化也是很有關聯的。

台灣早期訓練軍人的五大信念是：「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2008年，為落實軍隊國家化，已將主義與領袖兩個信念去除，而只剩｢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但以目前台灣的政治現實來看，國家的定位便很有問題。台灣對「中華民國」是什麼，固然有很多意見。但當看其憲法的定義時，中華民國所宣示的版圖竟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示的要來的大。只要台灣的國家定位不清楚，則我們如何期盼台灣的軍人有明確的國家信念。

除了國家定位的混淆不清外，台灣教育制度的重文輕武，及文化上的缺乏尚武的傳統及輕武也是值得探討的。而這都反應在台灣要由徵兵制過渡到募兵制的困難。

漢文化的歷史上固有許多不同的兵役制度：由兵農合一制，府兵制，民兵制，徵兵制，世兵制及全民皆兵等等不同制度。 台灣目前實施的是募兵制與徵兵制的混合。在現代的徴兵制度上，應由歐洲開始。1793年，法國革命後發佈徵兵令（levée en masse）。普魯士則因為為了對抗拿破崙的侵略而於1814年實施徵兵令。由於普魯士及法國的徴兵制及其在戰役上的成功，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歐洲也都走上了徵兵之路。美國於二次大戰時開始實施徵兵， 1973年越戰撤兵後由徵兵改成募兵。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28個國家中，目前24國採職業軍人制。歐盟的27國中，22個國家取消徵兵制（2011年資料）。但憲法中規定緊急時還是得以徵兵以充足兵源。

募兵制雖說是台灣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募兵一直不滿額度。原本計劃逐年增加募兵而於2014年達成百分之百的募兵目標。但顯然目前（2016）尚未達到這個目標。依中研院社會所「中國効應研究小組」於2015年所做的民調顯示，大部分民眾都支持恢復徵兵制。其中30到39歲的人最高（70%），40到49歲的人（62.8%）及29歲以下的人（62%）也相當高。但台灣走向募兵制的困難難免令有些美國的亞洲學者問道：如果台灣人自己都不願意捍衛自己的家園，美國為什麼要幫助？

台灣軍中之對新兵的凌虐，沒有好好提供訓練及照顧新兵這種現象一直為人詬病。而高級將領及退休將官滿腦腸肥，敵我不分的表現也令人不齒。但中研院的資料顯示，台灣的青年學子並不逃避兵役。在太陽花學運中也證明了青年學子會為維護台灣的權益而戰。尚武並不是好鬥，尚武是武術的訓練與武德的修持，用以防衞敵人，保護自己。當有一天台灣社會體會到，我們是為維護台灣民族的生存而戰時，我們將會有許昭榮所說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會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信念。有如神龕一般，具體的表現應要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及弔念館。當有一天我們有一個慎終追遠的國家級「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時，它代表的將是台灣民族的歷史、意識、與各族群聯合起來追求獨立建國的努力過程。那將是台灣民族獨立建國記憶的具體表現。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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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Kremlin Wall Necropolis）位於列寧墳墓周邊。這個墓園內所埋葬的都是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先驅人物，也可說是俄共及後來蘇聯的開國元勳的埋葬地。但這墓園內也埋有兩名美國人。一個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新聞人員約翰‧里德（John Reed, 10/22/1887-10/17/1920）。十月革命時里德在俄國，他的報導及著作《震驚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使他一舉成名。另一名是激進的工運領導者比爾‧海梧（Bill Haywood, 2/4/1869-5/18/1928），他於1921年避案逃到俄國。這兩名美國人被葬在俄國的國家級墳墓也不是很奇怪，因為俄共當初革命的立國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非民族主義。所以才有共產國際那種組織，做「外銷」共產主義的工作。而這兩名美國人都是很激進而支持俄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很合俄共革命之初的胃口。但俄共其實在立國之初就已開始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路線。這種趨勢於二戰後特別明顯。

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園（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是美國最顯赫的國家公墓。目前有四十萬名陣亡者葬於該墓園。阿靈頓國家公墓園內葬有六十名外國人，大部分都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邊作戰而死的。但也有三個例外，有兩名義大利人與一名德國人。他們是二次大戰中被拘留在華府的戰俘。由於日內瓦公約規定要予以死亡的戰俘妥當的埋葬，所以他們被埋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家級墳墓或祠堂是不會含有交戰國陣亡人士的墓位或靈位的。但曾被當為日本人，而也曾經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可說是個例外。中國與日本由十九世紀末交戰到二十世紀中，兩邊可說是世仇。但目前的東京靖國神社，與台北圓山原先名為國民革命忠烈祠內都奉有台灣人。靖國神社中祀有兩萬八千名台灣陣亡人士。台北的忠烈祠中則祀有十幾個如簡大獅，羅福星，花岡一郎，莫那魯道，姜紹祖等早期抗日人士，是蔣介石批示的，樣板的色彩很濃。

當年二次大戰中參與日軍作戰的台灣人共二十萬人，陣亡者30304人，死亡率高達14.6%。相對之下，當年整個朝鮮半島的總人口為兩千一百萬人，參軍共二十四萬人，戰死的共22182人，死亡率為9.2%。日本本土參戰的則共有七百八十一萬四千人，死亡230萬人，死亡率高達29.43%。

為了悼念二次大戰中的陣亡人士，日本政府除了將死者奉祀於靖國神社外，也於二次大戰末期交戰激烈的沖繩島戰役的戰爭遺址，建立一個陸地區域31.27平方公里，海上區域50.03平方公里的「沖繩戰跡國定公園」。1965年，琉球政府定為府立公園。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後改為日本國立公園。公園內設有日本各縣市及不同團體所建立的一百多個慰靈碑及慰靈塔。1975年，南韓的朴正熙政府也在那裏䐟地606坪，建立韓國人的慰靈塔。在不分國籍的軍人與平民的死亡者中，目前刻有二十四萬人。其中台灣人只有三十四名，明顯的偏低。目前經由日本民間人士與曾在日本讀過書的許光輝的努力下，已於 2015年底開工，將興建佔地只有二十八坪的台灣人慰靈塔。

二次大戰中，台灣人死於戰爭中的人相當多。這些人中有些是軍人，有些是平民。出征戰死的人數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是30304人。台灣遭美軍於二次大戰末期的轟炸中的死亡人數估計不會少於兩萬人。國民黨佔領台灣後，被「徵招」拐騙到中國參與國共內戰的估計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後來跟隨國民黨於1949年返台的有四百多人。有些人後來又被迫介入韓戰。而更早期也有人隨同日本人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從事勞改，許多人下落不明。也就是說，在二次大戰中，台灣人的血淚灑滿了亞洲大陸，日本本土，台灣與東南亞，及太平洋，而數以萬計的人也死於各地。但諷刺的是，在本國台灣，竟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碑或公墓來祭祀這些亡靈。

台灣雖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軍人陣亡紀念碑或紀念館，唯一有的是位處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有「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碑文，紀念碑牆，許昭榮紀念碑，及含有三座碑體（台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國共內戰戰殞原日本軍、前國軍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飛鄉」紀念碑。並有一棟「戰爭與和平主題館」。這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雖小，但得來卻也是一波三折。當年許昭榮與一些友人以靜坐絕食的方式於1998年時，取得當時任高雄市市長吳敦義的同意撥地協助。但最後因經費無著落而一拖再拖，許昭榮也自掏腰包並四處募款。當2007年，中央撥下第二期工程經費後，左營區的議員提案，而高雄市議會通過決議，將公園名字改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在孤掌難鳴下，許昭榮於2008年 5月20日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日，將四張陣亡老兵的照片擺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引火自焚而死。目前公園的名字仍是當初許昭榮原意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台灣人當日本兵，當中國兵，若不是認同上的錯亂，就只是個傭兵。所以會有這種現象，反映出了台灣人是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這個事實。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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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戰爭。在美國，一般的美國人希望這個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也希望這個戰爭從記憶中消失。它是美國少有的參戰但卻沒打勝戰的戰爭。

1954年，胡志明的越盟於奠邊府擊敗了想要重返越南殖民的法國，法國被迫同意接受以北緯十七度為界退居南越，北越則由共產黨的越盟控制。但恐共而擔憂越南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從杜魯門總統，艾森豪總統，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到尼克森總統，都逐漸加入越南的事務。越戰沒有一個清楚的起點，而美國也沒有正式宣戰。越南人則稱越戰為抗美戰爭。 1964年，詹森總統藉口東京灣事件擴大了越戰的轟炸。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則於1970年四月將轟炸延伸到柬埔寨與寮國，而多少導致後來赤柬的大屠殺。在戰爭膠著而美國無法打勝戰下， 1973年1月27日，美國與南北越政府簽下了巴黎和約。1973年4月1日美軍開始撤出越南。1975年4月，北越攻下西貢，完成了統一與獨立。

三百萬的越南人死於越戰。有約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柬埔寨人喪生，二十萬寮國人死亡。美國則喪失了五萬八千名生命。

在越戰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本土也掀起了反戰的熱潮。青年學子拒絕當兵，焚毀徵召令。從越戰回國的軍人，則不但沒有如二次大戰回國軍人般的受到民眾的歡迎，反而遭到排擠、冷落、與歧視。在越戰停火及北越最後攻下南越後，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看法與評價始終分歧。即使到今天，越戰的解讀雖然較沒那麼尖銳化，但仍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瘡疤。美國固然想要忘卻那段歷史，而戰死的人也不能說話。但對那些參與越戰的退伍軍人及死傷者家屬而言，他們卻沒有一個撫傷的管道。

1978年，一個在越戰中受傷的退伍軍人（Jan Scruggs）在觀看一部與越戰有關的影片「獵鹿人」（The Deer Hunter）後，決心要為戰死的軍人建立一個紀念館。他用自己與一些好友的積蓄成立了一個「財團法人越戰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 VVMF）。這個基金會於幾年內募到了八百四十萬美元。透過國會，聯邦政府提供了土地，而基金會也開始向外公開徵求設計藍圖。基金會的要求是，紀念碑須具有沈思與反省的味道，不做政治陳述，與周遭環境配合，必須要包括戰死者的名字在上。

參與比賽的設計藍圖不具名。在1981年3月31日截止日期前，共有2573名設計人員寄出了1421個設計藍圖。八名有名望的建築師與雕塑家花了一個多月，在一個3300平方公尺的飛機機庫（hangar）裏做審核挑選。當1981年5月1日，審核委員會宣布他們共同挑選的得奬設計時，美國社會掀起了轟然巨波。

有異於一般含有英勇軍人碉像及勝利碑的設計，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採取簡單的半地下的V字形設計（125度）。一邊各七十五公尺，各有七十二片石板。所用的石材是黑色光亮的輝長岩（gabbro，花崗岩granite  的一種）。上面刻有依死亡時序排列（而非依姓氏排列）的戰死者名字。而得奬的設計人是當時還在耶魯大學讀建築的華裔美國人林瓔（Maya Lin）。

雖然大部分的藝術界及建築界都支持這個設計，但一些反對的聲音也不少。有人認為它像是個墳墓，有人認為它是個象徵虛無的設計，更有人說它象徵恥辱。有兩名原先支持的大戶也都要求退款。但更深一層的不滿是設計人的身分。當大家知道設計人是個還在大學讀書的華裔女性時，一些不滿的情緒也在醖釀。一個美國人與越南人（東方人）打戰的紀念碑，竟然是由一個也是東方人的小女孩設計。當時的內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瓦特（James Watt）拒絕允准紀念碑的開工。雖然林瓔與她的支持者反對，但最後的折衷是加上三個軍人的雕像（代表白人、黑人及西裔）及國旗旗桿。越戰紀念碑最後總算於1982年3月26日開工，而於1982年的退伍軍人節呈現給越戰退伍軍人與大衆。雖然加了一個三個軍人的雕像，後來又增加了紀念越戰中服務的女性，但林瓔設計的部分仍是大部分參觀憑弔的人造訪的目標。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目前每年有四百五十萬參觀人次，是所有有關戰爭與退伍軍人紀念碑中參觀人數最多的。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成功在於，它避開了美國介入越戰是否正確的爭議，也不涉及戰爭勝負的問題。它只提供人們一個憑弔的空間。陣亡軍人的名字不含官階與頭銜，每個名字都是一個個體，有他的一生與故事。而陣亡者的名字依時間排列，讓人可以體會到戰爭的進行過程。而同一時間戰死或是屬同一單位而戰死的，名字也都會排在一起。若依姓氏排列，則多少會失去個體的故事與特質，也會失去隨著一個戰爭的過程進行而陣亡的敘述。當人們沿著這片「牆壁」（the Wall，這是一般人對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稱呼）行走時，也多少沿著戰爭的過程行進。當人們面向牆壁時，光亮的輝長岩會有如鏡子般現出憑弔者的影像，與陣亡者的名字融合在一起。在那個半地下的空間裡，對面對陣亡者名字的憑弔者與參觀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生與死的對話與憑弔的空間。

一個戰爭固然有是非與應不應該的爭議，但陣亡者是沉默的犧牲者。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壁）提供了人們一個憑弔陣亡者的場所。它避開了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爭議，而將人們的焦點由戰爭本身移轉到戰死者身上。而在這個過程中，使美國社會從因越戰的分裂而達到療傷與和解的效果。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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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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