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September 24, 2015 by Ken Lee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是《三字經》的起頭俳句，是一千多年來漢文化對兒童的私塾教材之一。大家琅琅上口而奉為真義，也沒見過有什麼討論或批判的。但人性是本善的嗎？
人性是本善或本悪，就像先天重要或後天重要（nature vs. nurture）的議題一樣，是哲學界及社會科學界嚷嚷不休的課題。大家靠邊站而爭論不休。但也有人看來好像是站在中間的，說人生下來就像一張白紙一樣（tabula rasa），一切都是學來的。說來也是屬於後天重要的一派。早期如亞里斯多德及後來的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都屬於這派。照這派的說法，善悪都是學來的，無所謂本善或本惡。
三十年前讀到一則社會新聞。台灣有一個小女孩遭性侵後被謀殺滅證。在與朋友論及這則令人髮指的新聞中，一個女性友人說，如果將來逮捕到這個做案的歹徒的話，絕不能只是槍斃而已，而是要一刀一刀的砍他直到死亡為止（中國的凌遲刑法）。研究心理學的人會告訴你，大部分的人都有殺人的幻想，而且相當逼真。如果人性本善的話，這種殺人的幻想何處來？
也許我們都有惡的一面，黑暗而別人看不到的世界。馬克吐溫就說｢每個人都像是個月亮，你看不到他的黑暗面｣(Everybody is a moon, and has a dark side which he never shows to anybody）。看法較為悲觀的牛頓則說「我能計算天體的運行，但無法計算人們的瘋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羅素則把這個看法延伸到人類歷史的基本問題。羅素有一天看到一個小男孩打比他小的一個男孩而指責他，但這個小男孩說大男孩打我所以我這樣做是公平的。羅素說這個小男孩的說辭是人類歷史的最佳寫照。
民權運動及社會政治運動高漲的六十年代是「後天重要」的年代。 1968年4月4日，黑人的民權運動領導者馬丁路德‧金恩遭到暗殺後，一個愛荷華州的小學老師艾略特（Jane Elliott）思索該如何讓她那個全是白人的小城（Riceville）的小學生了解什麼是種族歧視。她決定用眼睛顏色的差異來做一個實驗。她把她所教的學生分成兩組，藍眼睛的與褐眼睛的。 第一天她｢指定｣藍眼睛的學生較為優秀，褐眼睛的則被掛上頸套以示分別。她給藍眼睛的一些特權，如多一些休息時間等等。結果是藍眼睛的開始欺負褐眼睛的，而也表現得傲慢起來。隔天，她｢指定｣褐眼睛的較為優越，而給藍眼睛的套上頸套以定為少數族群的地位。結果是褐眼睛的開始欺負藍眼睛的，但沒前一天的來得嚴重。之後學生寫下他們的心得發表在當地的小報紙上。這個實驗引起全國的關注，但也引起學生家長及許多社會人士的反彈。拿小學生做實驗而又牽涉到黑白問題到底不是一件好差事。艾略特後來也成為美國社會｢多元訓練｣（diversity training）的始祖。
眼睛顏色多少還有生理上的差異，而拿小孩子做那種實驗委實有點不妥。但若我們以成人做實驗，而又沒有生理上的差異時會如何呢？ 1971年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做了一個監獄的實驗。他把自願參與的學生分成”警察”與”犯人”兩組，做逼真的實驗。結果有些當”警察”的學生演戲成真而變得很殘酷，而有些”犯人”學生也因遭虐待而精神崩潰。本來要做兩周的實驗到第六天便被迫停止了。金巴多於2007年出了一本書《路西法效應：了解好人如何變壞人》（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說明這個實驗的過程，並探討制度與環境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2015年，一部根據這個實驗而拍成的電影｢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也上映了。
類似的實驗有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Stanley Milgram於1961年就開始的一系列實驗，探討人在上級的授意或同意下是否會做殘酷的事（電擊）。他的發現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會對他/她控制下的人施暴。Milgram 在1974年發表了｢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說明有些（大多數的人）握有一些權力的人，在環境許可下或上級的默許或授意下會變得惡行惡樣。
金巴多後來在運用到社會運動上後也發現，揭發及挑戰這些施暴行為的大都是小人物。他們看不慣這些不公不義的殘暴行為而公開挑戰，並透過各種管道予以揭發。而同等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放社會方能使這些小人物的揭發有所作用。事實上在心理學的實驗也好，真實的社會情形也好，有少數人就是即使在壓力及上級的指導下也是不願去行惡的。也許善惡都存於人心，就看你如何選擇，有如索善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 12/11/1918-8/3/2008）所說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與惡的交戰｣（The battl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runs through the head of every man）。
當宋朝的兒童在唸《三字經》的時候，歐洲尚處於黑暗世紀。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如今已是全球文明及人權的標竿。但唸了｢性本善｣一千年的漢文化社會，卻仍然予人腐敗、殘暴、及人心險惡的印象。顯然的，當你沒有一套保護好人，助人向善向上的制度的話，則顯然是惡人橫行，豺狼當道。而一切善言也都將成為這干豺狼惑人的口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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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1970年，大二的寒假。即將滿二十歲的我向我父親宣布獨立。將於二十歲起開始過自己的獨立生活。從此不再接受他的經濟援助與約束。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我依原計劃到宜蘭公路局站搭乘公路局的車子，要經由橫貫公路到台中。那天早晨，稍帶感傷的父親一言不語的送我到公路局車站乘車。臨走前只叮嚀我要小心。那時年青氣盛，只求早日獨立的我，在車上向我父親揮手再見。腦子或心中就是沒有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裏所描寫的他對他父親的感情。
梨山巧遇
車子沿著宜蘭濁水溪 (又稱蘭陽溪) 的河床前進。蘭陽平原是個沖積扇平原，由蘭陽溪所沖積出來的。沒有蘭陽溪的沖積，也就沒有蘭陽平原。但沖積出蘭陽平原的蘭陽溪卻也將宜蘭切割為二：北以宜蘭市為主的溪北，及南以羅東鎮為主的溪南。溪北、溪南便成為宜蘭地方政治派系的基礎。
河床的公路大都是簡易的舖路及簡單的橋樑。在那空曠的河床裏，車子左曲右拐，倒也是一番景色。在河床行駛了一段時間後，車子開始往山上爬。而台灣的美麗山景也開始一幕幕的映入眼裏。在那段穿過中央山脈的綺麗山路上，看到了許多泰雅族的聚落。上下車的也有不少是｢榮民｣。沿途也有許多奇異的地名 (如思源唖口)，也經過了武陵農場。推測武陵農場這個名字可能是由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來，意味著世外桃源。而也是的，在那美麗的深山裏，倒也令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安詳感覺。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看來是和平的共處，共謀生活。
車子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抵達梨山。在深山中的梨山，人群卻是熙熙嚷嚷。在梨山休息的那時候，我巧遇了高中及大學已有數面之緣的陳文成。我們互打招呼並做了簡單的交談。那時獨行俠的我也沒看到他與任何人同行。休息過後我就繼續乘車到台中去走我的獨立之路。
我那時的｢獨立運動｣最終是失敗。要當家教維生並繳學費談何容易。還記得大二暑假時，我還有一天沒錢買東西吃而餓的躺在宿舍的床上冒冷汗。到頭來還是向我父親｢投降｣而做順民去。不過，我父親也依我在高中時的要求：｢進入大學後不得再對我嘮嘮叨叨｣，而減少了很多｢雜音｣。在這種｢和約｣下我們倒也維持了｢恐怖平衡｣，而他卻也從此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決定。
再見陳文成
本來不想留美的我，卻因當時台灣那種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而於1979年來美。來美不到三、四個月，台灣就發生了美麗島人權日事件。隔年又發生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同許多關心台灣的留學生一樣，參與政治也就成為正路。台灣留學生大多受台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影響。而這些重大事件也多多少少影響了留學生及社會人士，而成為人生旅途上重要的標竿，一個決定性時刻的｢界定事件｣(defining moment)。各個民族各有不同的界定事件。日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二次大戰中的被關進集中營。韓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1992年洛杉磯的暴動，而使韓美人的小生意大受影響。台灣留學生的第一個界定事件應是1970年的424事件。第二個可能就是1981年影響留學生深遠的陳文成事件了。但一般而言，台美人大部分的界定事件都發生在台灣：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鄭南榕事件，解嚴，蔣經國的死亡及隨後的政爭….等等。
1980年底， 1981年初左右，我因求職的關係路過匹茲堡。透過一個共同友人的介紹我暫住陳文成家。他下班回來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原來就是你｣。因為他本來沒有把我的名字與人連起來，只知有人要來暫住便慷慨的答應了。在那幾天，陳文成夫婦倆也帶我去參加一次同鄉的聚會。大家的話題自然是政治了。喜歡喝兩三杯的陳文成也開了話匣子暢談起來。在回家的途中則由陳太太陳素貞開車了。
回到德州後約半年，聽到陳文成與陳素貞有個初生兒，而兩人計劃要返台一趟。雖然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他倆及兒子要返台的消息，但陳素貞家人的鄰居卻有不明人士來告知他們要返台的消息。隨後發生的陳文成離奇死亡一事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也凸顯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在休斯頓，我們所能做的卻也只是到國民黨所辦的活動現場去做抬棺抗議。除了抗議外，也是要觸他們的霉頭，並彰顯國民黨是個殺人政黨這個事實。陳文成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至今兇手們仍然逍遙法外。
白髪接黑髪的棒
陳文成事件固然深遠的影響到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但受創最重的無疑是他的家人了。陳素貞後來在美國的聽證會上表現得堅強而有力。但事件後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了。
經歷過戰後那段亂世及228的陳庭茂，本也無奈的做個順民而只專心為自己的事業奮鬥，並努力提供子女的教育。本來不參與政治的他卻也逃不開政治的迫害。 1981年7月3日，陳文成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對此一政治謀殺事件國民黨卻反而指責陳文成是畏罪自殺。而於那時為國民黨這個暴政搽脂抹粉並百般阻擾國際媒體採訪的，正是時任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宋楚瑜也在新聞稿中加註｢中華民國國民｣陳文成一詞。意思是，當時只有綠卡但不是美國公民的陳文成之死干你美國何事。
受到愛子橫死的打擊，使陳庭茂不願再當順民而加入了與國民黨獨裁政權抗爭的行列。時已70歲的他就此投身黨外運動。從1981年至1988年他臥病為止，陳庭茂於八年間走遍全台。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黨外人士助選，也為「陳文成博士文教基金會」籌措基金。這位人人尊稱為｢陳老爸｣的老先生也曾於1984年5月訪美，拜會台灣人社團和美國關懷人士。於1990年2月17日去世的陳庭茂固然見到了台灣的解嚴 (7/15/1987)，但沒看到民進黨陳水扁的進入總統府 (5/20/2000-5/20/2008)。也同我們一樣尚未看到台灣的獨立，尚未看到台灣人的當家作主。
五月廣場的母親
在陳庭茂為了愛子的冤死而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之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及另一半球 (南半球) 的阿根廷，也有一群媽媽為了她們的兒子與女兒的不明失踪而進行了七年的公開抗爭，及至今尚未停止的平反與家庭的彌合工作。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的軍人政變奪權推翻了文人政府。掌權後的軍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國家重整計劃｣(Process of National Reorganization, 或 El Proceso)。｢國家重整計劃｣著重在消滅左翼的｢顛覆活動｣，並進行經濟改革。這個被稱為｢褻戰｣(Dirty War) 的｢國家重整計劃｣，全面禁止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並大肆逮捕異議份子。據估計，在那段時日就有三萬人失蹤 (the disappeared, 西班牙文 los desaparecidos)，咸信皆被刑求後處死。在這些失蹤人口中約有五百位女性懷有身孕。有人解釋因為阿根廷是天主教國家，反對墮胎。所以這些孕婦都在等到生產後被處死。嬰兒則分散給與軍方有關的人員認養。雖然這種殺人盜嬰的罪行美國政府也知道，但這種反共的軍人専政作風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及雷根總統的支持與援助。
在那個肅殺的氣氛下， 1977年4月30日，14名不知她們兒女下落的媽媽們聚集在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 前面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她們手中拿著她們兒女的照片，希望知道他(她)們的下落。在軍警要她們解散下，情急的媽媽們以每兩個人互牽相依的方式開始繞著圓圈走。一個定期的抗議活動就此成形。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媽媽們就於每星期四來到五月廣場進行示威。她們頭戴白頭巾，象徵孩子的尿布。手上拿著失蹤孩子的相片，大家繞著圈圈走。剛開始時，也有兩個媽媽及一個法國修女遭到政府的殺害。政府稱這群媽媽為｢肖查某｣(las locas, madwomen)。但這群後來被稱為｢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肖查某｣們，卻漸漸引起國際人權組織與國際社會的廣大注意。而她們的非暴力抗爭方式也鼓舞了在軍事統治下的許多南美洲國家人民的抗爭。
阿根廷軍政府最後的倒台倒也不全然是這批娘子軍的努力。在經濟不斷惡化下，1983年，阿根廷軍人發動了與英國的福克島之戰 (the Falkland Islands, 阿根廷稱之為Las Islas Malvinas)。結果阿根廷慘敗。慘敗後的阿根廷軍人政府也因而垮台。
當年的媽媽們如今已都已是祖母級的人物。部分成員另組成了｢五月廣場的祖母｣(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致力於尋找目前都已近四十歲的當年被盜的嬰兒的下落。截至目前為止她們已尋找到114名盜嬰的下落。但可以想像的是，許多被尋找到的當年的盜嬰如今很難去面對他 (她) 們的身世。因為不只有受騙的感覺，撫養他 (她)們 的人可能也就是殺害他 (她) 們生父母的人。
拉丁美洲的婦女傳統上只是照顧家庭而已，她們不介入公共事務，而一般也都沒有政治意識。但當這群媽媽們發現，好好的照顧家庭卻沒法保證孩子的安全後，她們開始走上街頭，開始介入公共事務。在經過政治洗禮後，她們也知道她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大部分的媽媽們也都走上了她們冤死的兒女們的政治路線，接了棒，走他 (她) 們未能走完的路。
一代不如一代？
｢五月廣場的母親｣們與陳庭茂都走上了為子女伸寃的道路，他 (她) 們也都走上了他 (她) 們子女的政治路線。白髮為黑髮伸寃，也接了黑髮的棒。
但白髮接黑髮的棒到底是一個非常的情形，也不是一般人願意見到的。我們希望的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一代比一代來得堅強， 來得更好。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之所以感動了許多白髮族，是因為白髮族知道傳承有人。白髮族看出了過去的路線與方向是正確的，了解過去的努力沒有錯，沒有白費。
社會政治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許多改革也不是在一代之間就可以達成的，而有可能是幾代間的事。在這種改革的信念下，我們是相信未來的社會是會比目前的社會好。而未來的一代因為成長於較優良的環境裡，也會比目前的一代好。｢未來是會比現在好的，一代是會比一代好的｣。這也是改革者的信念。但也只有在｢老而不死｣及｢老賊｣掌權的漢文化裏，我們才會聽到｢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說法。這些｢老賊｣們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對年輕人充滿了敵意。因為他們知道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的社會，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這些獨裁者所能掌控的社會。我們希望，在改革成功的未來台灣社會裏，｢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落伍的說法也會走入歷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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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窮的要命的年代，外商是到處受歡迎。雖然不能說行事一切平順，但外商在中國的作業也大抵｢入境隨俗｣而相安無事。但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經濟的成長及國內的種種問題，中國仇外的情節也跟著明顯化。箭頭對外的仇外多少轉移了國內的焦點。
在中國一連串食安風暴下， 2013年，央視也報導肯德基炸雞的冰塊比馬桶的水還髒，而麥當勞的飲用水也不符標準。在中國國內的毒奶粉不能喝之下，中國人搶購外國進口的奶粉。2013年，中國政府依2008年8月通過的｢反壟斷法｣將六家外國的奶粉商依價格操弄 (price-fixing) 的罪名開罰了一億八百萬美元。在2013年一年中，中國政府對外商依此條款就開罰了兩億四千兩百萬美元。
這種對外商開罰的腳步於2014年加速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2014年4月被扣船而被迫繳了三千九百萬美元的賠償。這源於1936年兩艘被三井租用的中國船落難於海。雖然1972年中日建交的協議中解決了戰爭賠款的問題。但顯然協議是一回事，用違法開罰之名來勒索又是一回事。2014年8月，十二家日本汽車廠商被依價格操弄的罪名共開罰了兩億兩百萬美元。同年九月，美國的克萊斯勒 (Chrysler) 汽車與德國的Audi被以同樣名目開罰了四千六百萬美元。
不只反壟斷法好用，習近平的反腐也好用。2014年9月，中國政府對葛蘭素史刻 (GSK, GlaxoSmithKline) 藥廠以對醫生及醫院賄賂的罪名，開出了四億九千兩百萬美元的罰款。葛蘭素史刻藥廠並沒有做有力的辯護，因為他們駐中國的總經理William Mark Reily與女友做愛的影片被曝光。顯然有情報人員的介入。
既能滿足仇外的情緒，又能拿到大筆的罰款，而且又能保護本國的權貴壟斷產業以較能符合中國貪腐文化的運作，真是何樂不為。胃口大了的中國政府於2015年2月向美國的Qualcomm依反壟斷法開出了九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罰款。
除了仇外，勒索，及保護國內特權產業以圖貪腐運作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魯迅所說的｢外國也有｣。1933年在一篇｢外國也有｣的文章中，魯迅寫到：｢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 (註：bed bugs)，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抓不得的，越抓越多。…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魯迅也說了：｢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但魯迅隨即引用古巴前總統麥查度 (註：Geraldo Machado, 1871-1939) 貪污的消息而說｢外國也有的！｣。最後魯迅也警告說：｢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 (註：巴比倫) 與馬基頓 (註：馬其頓) 乎？—–外國也有的！｣
在中國針對外商下手的情況下，有些廠商也採用了適應中國國情的遊說客。 2009年，澳洲的礦業大廠力拓集團 (Rio Tinto) 與中國鋁業公司 (Chalco) 有商務糾紛。中國政府羈押了力拓集團駐華總經理華裔澳洲公民胡士泰 (Stern Hu) 及一些同僚。在要求放人不果下，但還希望能繼續與中國做生意的力拓集團，最後請了與中國政要關係良好的季辛吉出面。拿了力拓集團五百萬美元的季辛吉，要力拓集團放棄釋放胡士泰的要求以取得與中國繼續做生意的機會。五百萬美元也同時買到了中國之排擠兩家與力拓集團有商業競爭的外國礦業廠商。
除非你的生意非在中國做不可，許多外商已考慮離開中國到其他國家投資了。中國近來經濟的停滯，汙染問題，及法規的不明固是主因，但許多外商已覺得他們受到中國政府反腐，反壟斷政策的不公平對待。中國的檢調人員常常｢拂曉出擊｣。強制扣押電腦，強迫認罪，辦案不透明，罰款及刑罰過重。不管在華的歐洲商會或美國商會為此都提出了警告。按2014年9月2日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有60%的美商認為他們不受歡迎，比2013年的41%高出了19個百分點。同年的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調查顯示，有86%的會員對中國的反壟斷做法有疑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是華府的一個遊說組織。美國商會在2015年的調查顯示，有57%的會員認為他們遭到不合理的調查，65%的會員覺得這將會有不良影響。雖然外資在中國於2014年還是增加了1.7%，但這比2013年的5.3%少了很多。著名的外商不是裹足不前，就是開始撤離中國。專做國際搬家，一年搬二十六萬個家庭的UniGroup Relocation於2014年的資料顯示，搬離中國的比搬進中國的多了一倍。
當年國內問題重重的清朝在閉塞無知與狂妄下，造就了一群仇外而自以為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結果是引來八國聯軍而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而於最終導致清廷的垮台。｢新中國｣的建立並沒帶來啟蒙運動及自由民主的體制，中國還是一個封建、閉塞、無知、而仇外的落後社會。今天已不是一個赤裸裸的船堅炮利的時代，而是一個金堅財利的年代。將來若有中國與外國的衝突白熱化，將不再是八國聯軍攻北京，而是萬國外商離中國。在經濟困頓下，中國的垮台也將源於他的自作自受。過去版圖極大的德國帝國，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及後來的蘇聯都一一的瓦解而縮編了，中國還能撐多久。｢外國也有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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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0, 2015 by Ken Lee
無知，仇外與狂妄的義和團所引起的事變，及爾後的八國聯軍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十一年後的1911年，清朝的倒台引進了一個新的紀元。但中國也從此進入了一個長達三十八年的外患與內亂時期，直到1949年｢新中國｣的產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建立當初，承認的國家大都為蘇聯及東歐諸國及北歐國家，及後來的第三世界亞非國家。直到1970年之前，中國外交的處境可說相當孤立。但此時中國也忙於內政。沒有外患的中國也就開始進行了中國人最內行的事—-內鬥，而大肆進行｢中國人追殺中國人｣起來。1950-1951 推行｢鎮反運動｣，1955-1956 推出｢肅反運動｣。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黨內外提出建議。在引蛇出洞的隔年，毛澤東馬上開始｢反右運動｣，大肆迫害這些發言的智識份子。這三個｢運動｣就使約六百萬人遭到逮捕，三百多萬人神祕消失或遭槍決。1958年到1961年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慘害年代。據估計，在大躍進期間因迫害，殺害及饑荒而死的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在大鳴大放，大躍進後的第三齣戲碼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死亡多少各方說法不一，從兩百萬到兩千萬都有。遭到直接迫害的則有一億人以上。經歷過那段期間的中國人都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不管是大鳴大放，反右，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數及受害人數都相當驚人。而這些事件都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結果，沒有外力及｢帝國主義｣或列強的介入。推動這三大破壞事件的就是那個說｢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毛澤東。 1976年周恩來及毛澤東的相繼死亡，及往後四人幫的遭逮捕也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生困苦而人民窮的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的中國，也被迫的不得不對外開放，而於七十年代後期進入了開放時期。亟需外資及外力支援的中國也擺起笑臉開始到處招商了。外商及外資也從此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經濟也從此開始走向快速的成長。但既有外商及外資，則難免會引起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節｣。別忘了，義和團是有清朝官員及慈禧的支持的。中國近年的｢義和團情結｣也都是有中共黨中央的｢指揮作戰｣的。與清朝比起來有｢進步｣的是，中共指揮的排外運動看來是另有其圖。
亟需外資及外商的中國於早期設立只准外國人購物的｢友誼商店｣，及只供外國人居住的旅館。帶頭當起買辦把中國人當二等公民處理。這難免引起一般人民的嫉妒及不滿。長期接受歪曲的｢愛國教育｣洗腦的中國人本就仇外，再加這種作風及開放後難免引起的中西文化衝突，自然加深了仇外的氣息。而對中共黨中央來說，這當然是大可用之以操弄的｢民氣｣，可利用的仇外｢民族主義｣情結，來轉移內政與外交上的問題。
1999年 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進行對南斯拉夫政權的轟炸。由於CIA情報上的錯誤，使得原本針對南斯拉夫軍事中心的轟炸，卻誤炸了中國在貝爾格勒的使館區，造成三人死亡及二十多人受傷。雖然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曾三次公開道歉並致電江澤民。但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與副主席胡錦濤，不但沒有公布美國總統與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 (James Sasser) 的道歉函，反而做煽情的演說。結果中國各大城市都爆發抗議歐美領使館的示威。不但危及領使館人員的安全，一些住在中國的歐美人士也遭到群毆。結果是1999年年底，美國對傷亡的家屬提供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賠償，對中國給予兩千八百萬美元以補償受損的中國大使館。中國則對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駐美使館提供兩百八十七萬美元的賠償。而原本美國要提的人權議題與軍事問題也就束之高閣，到頭來中國還撈了一筆。
2005年，日本的極右翼團體編撰一本”漂白”日本侵華歷史的教科書。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教師及學界認為那本歷史教科書曲解歷史，而真正採用該教科書的學校不到百分之一。但2005年4月，中國各地的主要城市都爆發反日示威而進行對日本人及日商的攻擊。除了日本人及日商在中國的重大損失外，原本美國提議支持要日本取得聯合國常務安全理事會席位的提案也就無疾而終。
2012年4月，右翼的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劃要購買並開發尖閣群島 (釣魚台)。怕刺激中國的日本政府決定將尖閣群島國有化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結果此舉卻於2012年9月於中國各大城市引起抗日的示威與破壞的行為。光光日本在中國的汽車業就遭到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損失。
也不只是對美日而已，中國近年來對外籍 (主要是西方) 人士充滿了敵意。有些固然源於少數外籍人士在中國行事作為上的偏差，但許多無理的排外行為卻是不能忽視的。如央視英文主播楊銳在2012年5月就寫到：”公安局要清掃洋垃圾，斬首洋蛇頭，識別洋間諜，趕走洋潑婦，讓妖魔化中國的閉嘴滾蛋”。一個理應了解西方而做為中西橋樑的知識分子出口如此，那就遑論一般百姓的盲目仇外了。
但西方記者與評論人員也發現，在這種仇外的情節中也同時含有對西方文明的羨慕。說來是嫉妒及自卑感作祟的結果。這也難怪，一向自以為是天下中心的中國人，在過去兩百年來發現他們不但不是天下的中心，在文明及科技上也相當落後。而統治者所建構的謊言與迷思也將會被一一的戳破。偏偏中國人又不走一般現代化的正常道路：自由，民主，開放教育，民族自決，來建立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中國人相信他們的特異性而要走自己的路。這種併裝車的走法自然會問題百出。沒有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中國，則義和團的仇外情節難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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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3, 2015 by Ken Lee
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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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27, 2015 by Ken Lee
在八國聯軍尚未攻到北京之前，有將近四千人躲在使館區避難。其中包括473名外國使館人員及平民，409名前來護衛的八國軍人，及約三千名中國基督教徒。而在同時也有約三千多人避難於北堂 ( 或稱西什庫天主堂，救世主教堂 )，其中有33名外國教士，43名法國與義大利的防衛軍人，及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在55天的圍城中，使館區有55名軍人死亡， 135名受傷，參加防衛的平民也有13人死亡，24名受傷．
1900年7月底，八國聯軍的五萬多名軍隊已抵達天津，其中包括49255名陸軍，4971名海軍陸戰隊。他們一路擊敗清兵而於8月14日抵達北京。除了日軍及俄軍在要進入城門時遭到抵抗外，美軍爬牆而入，英軍走地下水道而入，法軍則迷了路。清軍及義和團則潰散而逃。八國聯軍進佔北京的阻力不是很大。除了戰爭所引起的死傷之外，也有不少聯軍的死傷是源於熱天氣與蟲害而引起的疾病。晚到的德軍沒參加攻城的作戰，但致力於事後對義和團的追殺。
八國聯軍的數萬名陸軍與陸戰隊中，以日本的兩萬八千名軍隊最多，沙俄的一萬三千名兵員其次。第三是大英帝國的一萬兩千名軍隊，大部分由印度調來，由很多印度人組成。第四多的是法國的三千五百名軍隊，由印支半島調來。美國的三千三百名軍隊則由駐菲律賓的軍隊調來，遠程而來的德國有九百人，奧匈帝國296人，義大利80人。人雖少的奧匈帝國中有個英勇的中尉Georg Ludwig von Trapp (4/4/1880-5/30/1947)，他未來的故事就是｢真善美｣(音樂之聲, The Sound of Music) 電影中那個男主角的故事。
在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的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及隨同人員逃到西安避難。
攻下北京後的聯軍也進行了殺人，姦殺及掠奪的惡行。日軍帶有自己的”慰安婦”，在所有聯軍中倒是最自制的。有目擊者描述俄軍的肆虐與德軍的暴行，也有目擊者稱法軍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姦殺婦女外，許多平民也都遭殃。據美國的指揮將軍 Adna Romanza Chaffee (4/14/1842-11/1/1914) 表示，保守的估計是每殺一個義和團人員，就有約五十名無辜的平民、婦女或兒童遭到殺害。德軍在四處追殺義和團人員中也殺害了很多無辜的百姓。英軍及美軍則付錢給本來就鎮壓義和團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去追殺義和團的成員。袁世凱在直隸山東兩省就殺了成千上萬個義和團成員。在八國聯軍一役中，聯軍的死亡人數約在一千人左右，清兵的死亡人數約兩千，但義和團及一般平民的死亡人數則估計在十萬到十三萬之間。
除了濫殺無辜外，當時聯軍最令西方社會詬病的是四處的掠奪。美國的指揮官雖然明禁軍人的掠奪，但顯然沒什麼效力。參與掠奪的人除了軍人外，外國的平民與教士也都參與了掠奪的｢盛會｣。有當時的報紙稱之為”掠奪的嘉年華會” (Carnival of loot) 及”掠奪狂歡” (an orgy of looting)。美國的外交官Herbert G. Squires (1859-1911) 的掠奪貨就用了好幾個火車車廂載走。英國的掠奪是最有系統與制度的。除了星期天外，在兩年間他們每天都在英國使館區拍賣贓物。外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士也不例外。北堂成了贓物的銷售場所。美國傳教士梅子明 (一名梅威良, William Scott Ament, 9/14/1851-1/6/1909) 為了報復基督徒遭義和團的迫害，帶領美軍去追殺義和團人員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反對美國占領菲律賓及侵華的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原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1/30/1835-4/21/1910) 對這種行為有很尖銳的批評。
聯軍的暴行與惡行於當時受到許多西方媒體記者的批評而使許多人引以為恥。有人將這種暴行原因歸咎於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與北京的掌權階級有衝突，不接受北送救援兵的命令，人也不北上。掌控電報系統的他向西方國家誇大並謊報情況，宣稱清軍暴行並屠盡了西方人士。李鴻章的誇大其詞激起了歐美各國對清朝的憤怒。而他與列強的簽訂｢東南互保條約｣，保障西方人員的安全也使他成為西方列強的英雄。一般咸信李鴻章的做法與他及北京掌權者的對抗關係有關。
當時被激怒最厲害的可能是公使被殺的德國帝國的威廉二世了。在1901年7月27日向離德赴中的德國遠征軍的訓詞中表示，要德軍不留活口，不收戰俘，要使中國人在一千年內都不敢正視日耳曼人。由於一些不當用語及引用令日耳曼人尷尬的歷史典故 (King Attila, 人稱為Attila the Hun, 掌權期 434-453 CE, 是中世紀暴虐歐洲並侵犯羅馬帝國的一個野蠻帝國。外界對日耳曼人的鄙稱是 Huns)。當時德國的外交部也刪除了一些這後來被人稱之為 “Hun Speech” 的訓詞。
八國聯軍後沙俄趁機進占東北並遲遲不退，也因而導致日後的日俄戰爭。而｢東南互保條約｣的簽訂也削弱了中央的權利，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事後簽訂的辛丑和約也根本剷除了清朝的存在撐柱：武裝的被迫解除與鉅額的賠款而導致的國庫空虛。當時的賠款之鉅是歷年來之最。而為了保證清朝能賠償，鹽稅及關稅的控制權也都落在列強手裏。清廷為了税入也大增各種稅目，當時人稱之為｢洋捐｣。在國防受制及武器進口受限下，列強也得以在北京及其他地點駐軍。1937年7月7日，依約而在北京進駐的日軍也與國民黨的軍隊起了衝突而引起第二次中日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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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20, 2015 by Ken Lee
要看清朝的倒台，我們可說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2， 1856-1860）起動了清朝的滅亡之路。鴉片戰爭讓歐洲列強及美日看到清朝原來是不堪一擊的空心大佬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還打到北京並燒毀了圓明園。鴉片戰爭後歐洲列強及美國也紛紛要求依最惠國待遇的條款爭取到租借地的設立。中日甲午戰爭 (日清戰爭) 後，本來不看好日本的歐洲列強看到了日本的勝利後，也警覺到一個亞洲列強及競爭者的產生。中日戰爭的結果也難免令人思索，為什麼同樣面臨歐洲列強兵臨城下的中日兩國會有這麼不同的結局。鴉片戰爭固然起動了清朝的滅亡之運，但最終使清朝遭受致命傷而不能再恢復的則是1900年的八國聯軍。
鴉片戰爭後清朝的通商門戶洞開，但本土經濟並沒有充分的準備及應變的能力。再加上賠款及後來的天災導致華北地區民不聊生。而在同時，日益增加的歐美傳教士及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也一再的與一般民眾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從鴉片戰爭後到八國聯軍期間就發生有不下四百件的教案。教案的發生固然有實質的原因，如在財產糾紛上有些外國的教士較偏袒基督徒的一方，而確也有一些中國基督教教徒仗勢欺壓平民百姓。再說外國傳教士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清朝法令的約束。但教案發生的原因大部分為文化的因素。
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提到｢基督教與以兵艦的商業行為結了伙，慢慢地人們產生了一個印象，認為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敘述，但並沒描述到當時中國社會 (尤其北方) 的閉塞、無知、守舊、迷信及缺乏對外在世界的了解。中國人視現代科技為｢奇技淫巧｣，對教會引進的新思想及新作法極為排斥。守舊人士對教會的設立西醫院，開辦學校並允許女生上學，提倡陋習如纏足的廢除等等極為反感。而教徒不再參加被視為迷信的公共儀式，如祭祖及拜龍王以求取解旱等等，令一般民眾極為反感。而更要命的是由於大部份的人從來沒接觸過西方人，許多謠言也不斷地產生。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的眼睛以製造藥物，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剖心剜目…..等等。又云凡入教之人，新婚除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於新婦房中，為之赦罪。可說謠言四起。
一般民眾如此愚昧無知而仇外不難理解，但當時清朝的權貴及統治階級卻也大都持如是觀。我們就以當時極端愛清而仇外的大學士徐桐 (1819-1900) 來看。他極端頑固守舊，仇視西學，並於戊戌政變後得到慈禧的信任。他說｢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除了洋錢外，其餘有關洋的他都不用。住在接近外國使館區的東交民巷的他，在屋外寫了一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徐桐是支持義和團的，而他也於朝廷的要不要殲滅洋人的爭議中力挺義和團。但當義和團進入北京開始燒毀教堂、殺使臣、攻使館中，徐桐的家也遭到了掠奪，而本人也受屈辱。而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年已八十的他懸樑自盡。
舉國上下都這麼愚昧無知而不知維新自強的中國社會，會有義和團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名為大刀會的義和拳原本是盛行於山東，河北，河南地區的｢反清復明｣組織。但隨著列強的進逼中國及教案的頻頻發生，原本｢反清復明｣的義和拳也因仇外而改口號為｢扶清滅洋｣。仇外而又不知如何禦侮的清朝統治階級顯然認為｢民氣可用｣。山東的巡撫毓賢將義和拳納入民兵編制而名之為義和團。1900年春天，義和團開始燒毀教堂，濫殺中國基督教徒。情勢危急下， 1900年5月30日，外國使節要求外國的軍隊來北京保護使館區的人員。在清朝的勉強同意下，隔天有四百名由八國來的軍隊抵達北京保護各自的使館人員。 6月13日，日本的外交官杉山彬慘遭清廷武衛後軍指揮官董福祥的軍隊活活肢解軀體，斬頭並挖心給董福祥。當時的德國公使克林德 (Clemens von Ketteler) 本身也介入戰鬥並殺死一個疑為義和團的男孩。憤怒的義和團人員於是在北京放火燒教堂，並屠殺許多中國基督徒。 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衙門會談的過程中被｢虎神營｣的人殺死了。｢虎神營｣是專門用來對付｢洋鬼子｣的旗軍。因為虎能吃羊(洋)，以神抓鬼。外國公使於是要外國公民到使館區避難。而從6月20日開始支撐了五十五天清兵與義和團對使館區的圍城。 6月21日，慈禧太后發佈向八國聯軍宣戰的上諭。
據當時參與防衛的一名列強軍官表示，使館區的防衛力量不是很堅強。人員居優勢的清兵及義和團沒有不能功下的理由。而理由也可能在於慈禧太后的搖擺不定。指揮清軍圍城的榮祿本身反對義和團而支持和平。但另一方是端郡王載漪，支持義和團而且主戰。兩方的人馬也常在朝廷上爭執起來。而慈禧也時而呼籲停火，但旋而又改變主張。
慈禧太后雖然舉棋不定，但地方諸侯可不跟隨中央。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騤及山東巡撫袁世凱與各國領事簽定｢東南互保條約｣，宣布中立，答應保護外人。也因此隨後而來的八國聯軍只牽涉到北京及華北，但不及於東南各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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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13, 2015 by Ken Lee
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美國朋友，於三十多年前中國剛開放不久就去中國，做社會科學的田野研究工作。為了瞭解當時中國人對一些社會職位尊卑的看法，他列舉了當時中國的一些職位然後要受訪人依地位的重要性做排列。有異於美國的醫生與律師之崇高社會地位，他好奇的發現中國醫生的地位不高，律師這職位等於不存在而無重要性可言。地方的黨主委及省書記則被一般人都看成是職位最高且最重要的。這也難怪，在那時的封閉 (目前仍然是封閉) 社會裏，以黨領政的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所有的社會資源，而其黨官自然掌握了其轄區人民的升遷就業及生殺大權。
社會資源不外乎財富，權力，名聲與地位。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這些資源雖有關聯而也互相影響，但多多少少是各自獨立存在的。我們就以美國為例。華爾街可說是財富的象徵與中心，華府則可說是權力的象徵與中心，好萊塢則是名聲的象徵與中心，地位則多少存在於宗教界及學術界的手裏。在美國有錢不見得就能買到權力，地位與名聲。有權力也未必與財富，地位及名聲有緣。政要固然要找有錢人募款，也喜歡與影藝人員為伍，互相取暖，也喜歡邀宗交界人士如達賴喇嘛來訪，藉以提高地位。總的來說，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是沒有人能夠一把抓的。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是一個極為封閉的社會而使共產黨能全面控制。但三十多年前的台灣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1972年5 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而啟開了｢蔣經國時代｣。那一陣子對台灣來言是個動盪的年代。｢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國，日本與中國建交，及石油危機等等。在那種背景下蔣經國於1973年12 月16日，涵蓋了原本就已進行的一些建設而提出了｢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一個以政治性考量為主的經建計劃。傳傳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國鼎於蔣經國做此宣布時都未知有此計劃。一般咸認十大建設是蔣經國個人獨自促成的。無可否認的是蔣經國的十大建設改變了許多台灣人對他的印象。蔣經國不像他的父親蔣介石之沒有建設台灣而只吹誇要反攻大陸，他決定要在台灣推動建設。十大建設弊端固然不少。當時的中時記者陳婉真就曾報導，榮工處為了開鑿北迴鐵路隧道，以鉅額向國外採購大約翰開挖機。但卻因不會操作及該機器之不適用於台灣而報廢了。雖然有弊端，貪污，及以政治取向為主，但總的來說十大建設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加分的。十大建設是需要大筆經費的，若財政部長李國鼎都不知蔣經國要花費大筆錢的話，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就得靠蔣經國的｢募款｣能力了。
宣布十大建設後，蔣經國及其人馬就於台灣各地向各大公司行號進行｢募款｣工作。特務頭子出身的蔣經國當然知道各公司的財務情況而依此做募款數量的依據。募款的數目由大公司的億到小公司的百萬元。蔣經國的｢募款｣常以與大公司的負責人共吃早餐的形式出現。遽聞台南有間大藥廠的老闆在蔣經國的募款下開出了一張四千萬元的支票。蔣經國看了後知道對方錢財不只如此而要該藥廠的老闆加碼。在那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年代，情急的老闆改開成四億元，但卻也因而倒閉。傳此消息的人說若改成為一億四千元，則該藥廠應可以維持下去。
法國革命 (1789-1799) 推翻了舊體制(Ancien Régime) 而建立了共和。社會資源的掌握與分配也由舊的貴族體制轉手到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下的新的政治及社會體制。馬克思稱法國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權力的運作由貴族轉移到新興的資產階級手裏。法國革命的思想也影響到了歐洲大陸政局的發展，並進而影響到往後的世界政治思維。在｢自由中國｣統治下的台灣，這個新思維顯然尚未生根成長。三十年前的中國，中共掌控一切。三十年前的台灣，雖然民間勢力如企業界慢慢崛起，但中國國民黨仍主掌一切。國民黨掌控了政權及社會的大部分資源，而也控制了大片的財富。錢不是賺來的，是｢污｣來的。其高官顯要個個飛黃騰達，腰纏萬貫。台灣解嚴已二十多年了，但情況改善多少？連戰家族是國民黨下的公務人員，但卻是億萬富翁。連戰家族只不過被點名到而已，國民黨內那個不是貪官污吏。越高官手法越高明，而也越知如何｢藏污納垢｣。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下，入黨求官是掌控社會資源的主要途徑。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是有能力去摧毀舊體制而建立一個公平的新體制的，但巴結及賄賂政要顯然是｢好辦事｣多了。嗜錢如命但缺乏理念的這些企業家可知，個人的好辦事代表了台灣的事辦不好。當蔣渭水 (2/8/1891-8/5/1931) 於1921年與同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推動台灣的啟蒙運動時，就於其｢臨床講義｣中為台灣島下了診斷：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我們好奇的是：我們進步了多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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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教育是人權的重要一環。在各個國際人權組織與宣言裏，都強調教育的重要。要求能做到尊嚴，公平，參與，沒有歧視。國際的諸多人權宣言也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孩童能得到人格的完整成長，強化對人權與自由的認知與尊重。
但在一個獨裁與極權政體裏，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而是洗腦的工具。用洗腦的方式製造出無知的順民以達到獨裁者的政治目的。這也是馬政權主導下的台灣教育部目前所在推動的｢課綱微調｣的目的。
目前馬政權的所謂｢課綱微調｣其實是個巨大的調整。它刪除了一些史實：如日本人早於荷蘭人據台時就已駐台以與中國經商，並發生與荷蘭人對抗的事實；也大大刪減了日本治台的那一段歷史；大大減少了原住民的歷史敘述；也刪除了228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另一方面，新課綱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聯。簡而言之，這是一部推動大漢沙文主義，抹殺少數民族及蔑視台灣歷史的教科書。尤有甚者，整個新課綱的推展過程都是在黑箱作業中進行，也違反正當的程序。這種開民主倒車的惡舉自然引起台灣學界與年輕學生的抗議。
從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之占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到今年7月23日的青年學生攻進教育部。我們看到的是抗議學生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年輕。而7月30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之選擇於他生日那天死諫，更使這個反｢課綱微調｣運動帶上悲壯的氣息。林冠華之死讓我們想起了1989年4月7日，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鄭南榕自焚那天，帶動拘提的正是7月23日下令逮捕攻進教育部的學生的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令人納悶的是台灣解嚴已經二十九年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固有進步，但國民黨的獨裁本質及其劣質的行事作風可有任何改變？顯然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呼籲我們應重視台灣青年學生的教育人權。馬政權應撤回所謂的｢課綱微調｣，教育部長吳思華應立即下台並停止對學生的法律訴訟與騷擾。對於林冠華之死，政府應當扛起道義上的責任並做適當的處置。將來整個課綱的調整應依法訂程序，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課綱固應由專業人士來制定，但也應因循合理合法的公聽程序來完成。教育下一代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責任，不屬於任何政黨，更不屬於那個強調中國人史觀而踐踏台灣人史觀的中國國民黨。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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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的藍綠對決不是什麼新聞，主權的爭議與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抗到底是台灣的根本問題。要說有新聞的是，一些本已被歷史定位為獨裁者的人，最近卻頻頻被重新包裝，而從新以民主先行者的角色出現，企求騙取人民的膜拜。而這些殺人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也於同時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政治的信徒，並於社會上招搖撞騙起來。更有一些已走到政治道路上的末路而成為政治殭屍的，也不甘寂寞的有如湘西趕屍般的復活起來。這是蔣經國 (前者) 與宋楚瑜 (後者) 的寫照。
近幾年來蔣經國的形象一直被漂白。但台灣人怎麼會忘掉，高雄事件、林宅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直接間接的都與這些暴力殘殺事件脫離不了關係。而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5/19/1949 – 7/15/1987) ，也是在民眾抗爭不斷的情況下，蔣經國才於最後 (他死前六個月) 被迫解除的。在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有四十萬人莫名其妙的被逮捕，刑求，入獄。有三千至四千人遭到槍決。蔣經國可曾為國民黨的暴政做過任何道歉？而於蔣經國當任中華民國總統 (8/18/1984 – 2/25/1987) 那段期間，為他搽脂抹粉而充當文化打手的正是宋楚瑜。宋楚瑜於那時當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6/14/1979 – 8/24/1984)，國民黨文工會主委 (8/8/1984 – 2/25/1987) 。如今宋楚瑜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惡行惡言加以道歉，反而將那段時日形容為盛世，並以｢仁君｣蔣經國的傳人自居。那麼，我們就以兩三件事來看宋楚瑜在那段時日的表現吧。
你的人權，我的霸權
1979年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一個人權日的和平遊行，對國民黨而言卻是用之以暴力鎮壓，及羅織罪名以逮捕當時黨外人士的大好機會。大逮捕後聯合報的標題是：｢高雄暴亂事件外人歪曲渲染，新聞局長嚴正駁斥惡意謠言，呼籲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認清環境信任政府，勿因陰謀份子濫用民主而對民主起了懷疑｣。宋楚瑜在國民黨的會議中說明｢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辭，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楚瑜指責外國的新聞報導是嘩眾取寵的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充滿了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人沒有訴諸於司法的能力，因此先行代為審判。西方媒體寧可相信白種人的謊言，不信黃種人的真話。寧可相信一個人的謊言 (註：指艾琳達的言論)，而忽視一百八十三個證人的證言，也不聽一千七百萬人的心聲。宋楚瑜還去信外媒抗議，但一些外媒如《新聞周刊》都支持 (stand by) 他們原來的報導。隔年，宋楚瑜在耕莘文教基金會發表演說，批評高俊明牧師獨獨愛護施明德一人，而不去慰問被打傷的一百多名憲警，這算什麼愛心？
三打周清月
1981年的陳文成教授遭到國民黨謀殺一事，震撼了台灣社會, 也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的美國全國電視台NBC 由主播John Chancellor (7/14/1927 – 7/12/1996) 報導了陳文成回台卻神秘死亡的新聞，也報導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新聞中也訪問了新聞局長宋楚瑜。當時宋楚瑜那一副教訓人的天朝嘴臉倒也使美國人大開眼界。國民黨的新聞局不外是用之以控制媒體的，那時的宋楚瑜就針對美聯社的駐台記者周清月開了刀。
陳文成被國民黨謀殺後，陳文成以前的同事狄格魯特教授 (Professor Morris DeGroot) 與刑事鑑驗專家魏契 (Dr. Cyril Wecht) 來台了解事件。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與法醫方中民及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陪同下，到第一殯儀館去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周清月後來訪問了陳庭茂而寫下魏契做驗屍 (autopsy) 的報導。宋楚瑜堅持只是審視 (view) 屍體，並非驗屍，要周清月更正。周清月說要引用宋之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以做更正。但宋楚瑜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權。
周清月當時曾訪問魏契與狄格魯特，但他們兩人害怕會危及他們生命的安危而不願多說。只答應周清月他們離開台灣後會與她聯絡。兩人離開後於過境夏威夷時，狄格魯特打電話給周清月說明魏契法醫有做一些切割以確認死因，並不是審視而已。
那時的黨外立委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曾在立院就周清月被吊銷採訪權一事，向宋楚瑜提出質詢。宋楚瑜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宋誓言要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
在台灣被吊銷採訪權後，周清月遭到國民黨的監聽與監視。隔年，國民黨悄悄的答應周清月要恢復她的採訪資格，但要美聯社及她都不能對外宣布。 1983年，周清月被美聯社調到印度。在離開之前，宋楚瑜還召見她，說一切都是誤會。 1986年周清月被調回台灣擔任美聯社台北辦公室主任。但在宋楚瑜的壓力下，只上一天班的她就被新聞局說她的資格從未正式恢復。周清月只好號離開台灣。
解嚴後的2003年，半官方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於12月10日人權日舉辦｢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原本要周清月就｢國際媒體的角色｣一題於會中發表演講。但怕影響2004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與親民黨立委，於立院就｢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問題，杯葛她的返台與會。周清月不得來台，只有改以書面文章 (Tina Chou: A Political Death and a Media Casualty) 發表她的經歷和看法。
三度封殺周清月。為什麼？依周清月於事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來看，她認為原因有如下幾點。她是第一個外媒派來台灣的本地人 (她父親是華南銀行經理，支持黨外)，在全為大陸人掌控的新聞局中，一直對她存有戒心。周清月也提及在報導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的文章中，她曾報導過台灣人對戒嚴法的不滿，而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在一個台美人政治學者訪台談論台美關係時，她也為他舉辦了一場外媒的晚宴。用該教授的標題｢台美關係｣，而非｢中美關係｣，使新聞局相當不悅。在陳文成事件的同年，台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投共，同機的許秋麟不願投共而於東引島跳傘。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是迷航，不是投共。但周清月有她在空軍的消息來源而於記者會中質問，也引起新聞局的不滿。
國語歌仔戲
宋楚瑜要給人的是一個開明、親民、本土、有能力、願意苦幹的形象。但他在任新聞局長及國民黨文工會的主委時可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段時日宋楚瑜大量壓抑言論自由，極力抹殺及滅絕台灣文化，而對外媒也一再要求｢端正視聽｣。
從他當代理及正式的新聞局長後，每個星期都與警總，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察局及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參加警總的｢書刊調查小組｣。在那段期間，被迫停刋的雜誌有四十多本，被查禁的書刊雜誌不計其數。他也向外媒説：黨外雜誌在政治的看法與推測走偏鋒，連一些不宜討論的都搬出來討論。
打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先鋒的宋楚瑜一伙人，於1982年修正｢廣電法｣。訂定｢方言應逐年減少｣的方針，用意就在於打壓台灣話 (福佬話) 與客家話在台灣化中的角色。 1983年相關法令設定後，壓抑本土文化的政策便正式上道。也因而產生了｢國語歌仔戲｣與｢國語布袋戲｣的怪現象。
宋楚瑜變了嗎？
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人是不斷的在改變的。因為在一個無常 (impermanent) 的世界裡，變也是唯一不變的事實。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會改變的大都是被迫的。從當年的極權統治的維護者到如今滿口民主、親民、本土。宋楚瑜變了嗎？
當年指責外媒為｢白種人優越主義｣，｢外國殖民主義想再度操縱中華民國｣的宋楚瑜，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後，與連戰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會中用不很靈光的英語訴求於外國媒體。而同時也向扁政府擺出逼宮與政變的態勢。最近十幾年來，宋楚瑜勤跑北京。會中國政要，祭黃帝陵，謁中山陵。宋楚瑜變了嗎？一個人的行動說明一切。不是你說你是什麼而大家都會相信的。宋楚瑜及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幹之流，信仰的是敵視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到美國混個文憑不過是掛個自由民主開明的假面具罷了，骨子裡是仇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當年打壓言論自由，企圖滅絕台灣本土文化的宋楚瑜，後來也講起台灣話來了。與馬英九心結頗重的他，目前也｢支持｣被馬英九極力打壓的所謂國民黨本土派來了。但一般國內外的學者及媒體都知道他是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宋楚瑜對統一的看法與一般藍營人士一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他不是淺藍, 而是深藍。
但宋楚瑜也變色了。由當年的｢藍得發黑｣，轉而成為橘色 (親民黨)，而最近又與那已國民黨化的民進黨搞合作關係，而開始染上一點綠色了。由藍轉橘再加綠，但其｢中華民族｣的藍骨是一致的。而其一再不變的也就是對權位的追逐。一生在宦海打滾的宋楚瑜，早年的權位都是蔣經國｢恩賜｣的，他有能力贏得選舉嗎？
幾乎每有大位必爭的宋楚瑜，於2000年， 2004年，及2012年都參與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2012年那次只得到2.77% 的選票。 2006年他也參與了台北市長的選舉，但只得到4.14% 的選票。 宋楚瑜一生唯一的勝選是1994年的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得到56.22% 的選票。但那一次的勝選卻也不是全然公平的。因為那時宋楚瑜已任職了一年多的官派台灣省政府委員，占盡了現任省長的優勢與國民黨浩大資源的支持。
宋楚瑜於省長任內（官派， 3/20/1993 – 12/20/1994。民選，12/20/1994 – 12/21/1998）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跑遍了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村里。他看過的台灣比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所看過的都要來得多。這麼一個看遍台灣而也說他愛台灣的人，怎麼會反對台灣獨立呢？很顯然的，他無心無意，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人的心聲。當你無心無意但卻說你愛台灣時，那自然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與無意義的呻吟，有如妓女叫床一般。妓女要的是你的錢，楚瑜要的是你的票。修正：楚瑜兩個都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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