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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