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四 引鄭成功攻荷的何斌 —–居間行騙改變了東亞與台灣的歷史

1659年,鄭成功率領17萬人員, 3000艘船隻攻打金陵。看來他重建大明王朝的美夢似乎觸手可及,但卻遭到清軍的緩兵之計而功敗垂成。退回金廈的鄭成功急思一個基地。他最後選擇了荷蘭人佔領下的台灣。為什麼是台灣?

鄭成功的部隊幾乎都是由大陸來的漢人,他們與海洋的台灣沒有什麼淵源,也不會想去。但鄭成功有他父親鄭芝龍曾短暫居留台灣,並引眾墾殖的歷史。而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何斌這個人的遊說了。

何斌(何廷斌)是一個甲必沙(cabessa),通事(翻譯人員,tolk),商人,原本是鄭芝龍的舊屬。甲必沙如同東南亞的甲必丹(kapitan),日本的甲螺,日治時期的保正,及國民黨下的里長,是地方頭頭的意思。歐洲殖民亞洲所靠的是間接統治,透過甲必沙/甲必丹做治理。通事則是需要的。但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來看,他們找不到值得信賴的通事而常常吃虧,何斌也不例外。1656年,鄭成功的海上貿易便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時有衝突,到台灣做貿易的船隻也減少了,影響到東印度公司的營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派人與鄭成功做溝通談判。由於何斌與鄭家有關係,雖然不是個可信賴的通事,荷蘭人也別無選擇。1657年,荷蘭人派何斌到廈門。但何斌所帶回的只是他所說的鄭成功的口信,而非正式信函。1659年,東印度公司由其他甲必沙、漢人的農民與商人發現,何斌藉由鄭成功名義向漢人農民與商人扣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東印度公司的「台灣評議會」(Council of Formosa)因此決定去除何斌甲必沙與通事的頭銜,並罰以重金(300 reals里爾)。何斌因而攜家帶眷偷跑回廈門(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中文譯本,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他到廈門後將他所蒐集的航道資料呈現給鄭成功,並道:「台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直足與中國抗衡也」。何斌也將攻打荷蘭人說的很容易,謂漢人與原住民都會支持鄭軍。心動的鄭成功於是決定攻打荷蘭人。

1661年4月底,鄭軍攻打台灣。但那時的台灣並非如何斌所說的沃野千里,而荷軍也不是那麼容易打的。由於錯估情勢,鄭軍並沒有準備足夠的糧食。攻下較容易攻打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今赤崁樓)後,鄭軍搜刮了城內的糧食卻也只夠維持半個月。最後鄭軍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九個月才攻下。靠的也是當時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部與當時的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關係不好,沒將他提報的鄭成功將攻打台灣的警訊看得嚴重,事後也沒有提供有效的援助。再加以當時有個東印度公司的軍曹(Hans Jurgen Radis)投靠鄭成功。這個軍曹參與過歐洲的戰役,了解歐洲城堡的結構與弱點。鄭成功採信了這個軍曹的建議而針對城堡的弱點(redoubt)攻擊,最後攻下了熱蘭遮城。

何斌呢?在攻下熱蘭遮城前知道荷軍並不好攻,而台灣也非沃野千里的鄭成功震怒了。他剝奪了何斌的一切頭銜並將他送至一間茅草屋,禁止任何人與他會面。但鄭成功死後,鄭經重用何斌為通事。

無可否認的是何斌說服了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而這結果也改變了此後東亞的整個情勢,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鄭成功將大陸政權的勢力首次引入台灣,而台灣也從此與中原醬缸文化及封建社會與政治,牽扯上了沒完沒了的瓜葛。那我們如何定位何斌呢?

何斌原先與其父親縱橫於日本、中國東南沿岸、與東南亞間從事貿易。在荷蘭時期他是個甲必沙/通事/商人/村社承包商(pacht,贌)。但以他的行徑與紀錄來看,他顯然不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也不是一個誠實的翻譯者。何斌顯然遊走於不同文化與語言之間而朦東騙西,兩邊都要吃。品德看來也相當不佳,貪污枉法,盜吞公款。何斌是個承包商,而也假借理由收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最後被荷蘭人發現而剝奪其地位與處以重罰後,他遊說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公報私仇?要靠攻荷蘭人以在新政府中重新得勢?結果是大量軍民因戰爭而死亡,與社會政治的鉅大變化。他不是如郭懷一等人一般的,因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壓榨而起義。引鄭軍攻荷為的當然不是漢人墾殖者與原住民的權益,要不然何斌在台灣時就可以做了。為的是私怨與私利。

何斌這種例子在那個不同文化首次接觸,而互相不了解的年代是很普遍的。何斌可說改變了台灣的歷史。但對台灣人來說,更有名的人物是吳鳳(2/17/1699-9/9/1769)。當年被鄒族人視為剝削奸商的吳通事竟然被漢人社會視為成仁取義。而忙於「理蕃」的日本人也於1913年興建了吳鳳廟。直到1989年吳鳳故事才由課本中刪除,而吳鳳鄉也改名為阿里山鄉。

不幸的是何斌與吳鳳這種人的DNA也廣為流傳了下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期,我們都看到這些到處都有的,居間行騙人物的角色。在目前的大陸政權急於要併吞台灣的今天,這些「中間商」奔波於兩岸之間,為的當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權益、「民族大義」或「歷史的使命」,為的不外是不顧他人死活的私利。也不能小看這些「中間商」所能造成的破壞與影響,何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對這些「中間商」的揭發與批判也是迫切而需要的。歷史固然有趨勢,但沒有必然。要往那個方向走,靠的是我們的努力與決定,也得靠我們對一些「中間商」本質的了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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