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圖騰一百年 —–一次大戰‧日本‧凡爾賽和約

五四對不同人自有不同的意義,或完全沒意義。對美國「星際大戰」(Star Wars)迷來說,那代表了「願原力與你同在」(May the fourth (force) be with you)。對台灣的齒科醫生來說,那是牙醫師節。1974年5月4日,台灣牙醫師宣布成立了台灣牙醫師節。以五四為牙醫師節源於蛀牙(齲齒)的日文為虫歯(むしば,mushiba),讀起來有如「五四吧」。所以台灣的牙醫師決定五月四日為牙醫師節。當年成立牙醫師節時就有一些媒體頗有微詞。在那個媒體全為國民黨控制的年代,有這種「微詞」卻也容易了解。因為五四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說都是個圖騰。在中國,甚至將五四定為青年節。

那麼,這個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為何成為中國人的圖騰?

統治中原268年的清朝在一連串的外患與內亂下,最後是因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與國民黨沒有直接關聯),及接著而來的18省宣布脫離清廷,逼得只有六歲的溥儀只好在1912年2月12日宣布遜位,而結束了清朝在中原的統治。清朝倒台後,孫文雖有國際聲勢而登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虛位,但袁世凱才是掌握有實權的人。也因而,孫文於1913年發動了「二次革命」(又稱討袁之役),但他則逃到日本(1913-1916在日本,之前1899-1903也住在日本)。孫文強調中日同文同種,也心儀日本的成就,他希望日本對他能有所資助及在力道上幫忙。這其實同當年的北洋軍閥一樣,都向日本求取貸款而有所交換條件與積欠。為了「討袁」,孫文向日本提出支持國民黨討袁的交換條件:關稅聯盟,日人居住中國無所限制,商業上也會給日本特權(Macrohistory and World Timeline: China in Revolution, to 1927. Dictator Yuan)。我們可以看出,孫文向日本所提出的特惠待遇後來也成為被視為「國恥」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的藍本。袁世凱稱帝後,反對的日本(英俄也反對袁世凱稱帝)開始資助國民黨及各地方勢力的討袁(資料同上),而開始形成了各地獨立與軍閥割據的局面。中國看來會分裂動亂相當一段時日。但國民黨1926年的北伐與中共於1949年的建國結束了分裂的局面。這兩個成就都可追究其遠因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 二十一條,與凡爾賽合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青島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本只是歐洲的戰爭,是勢力失衡,分贓不均下,帝國主義的重新洗牌。歐洲的兩大交戰陣營,一是同盟國(Central Powers)的德國帝國、奧匈帝國、奧圖曼帝國、與保加利亞;一是協約國(Allied Powers)的英國、法國、沙俄、比利時、與塞爾維亞。日本與美國是後來才參戰的。當時袁世凱想要拿回德國在膠州灣的租借地,因而向英國外相約旦(John Jordan)提議,袁世凱政府願出五萬兵力給英國去攻下膠州灣的德國租借地,但遭到拒絕。列強只希望中國保持中立而不參戰。

英國不要中國參戰,但英國卻在1914年8月7日要求日本參戰,以去除德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對英國船隻的騷擾。由於德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基地在青島,因而日本也決定出兵攻下青島。日本之出兵青島當然也是對中國有野心的一個具體表現。因為後來在攻下青島後就藉口不離開了。

日本於1914年8月15日向德國提出撤出膠州灣的最後通牒, 8月23日向德國宣戰。知道日本向德國宣戰的凱撒威廉二世指示海軍上將(Vice Admiral Alfred Meyer-Waldeck)要全力防守青島,因為:「失去青島給日本比失去柏林給俄國要來得更沒面子」(Mahon Murphy: Colonial Captivit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ment and the Fall of the German Empire, 2007)。種族歧視的味道很濃。青島戰役(Siege of Tsingtao, 8/27/2014-11/7/2014)打不到三個月就落入日方手裏。日本死傷2000名,德國死傷700人,不是主力的英國死傷65人。4700名德國戰俘被運送到日本等戰後遣返,其中170名後來決定留在日本。占下青島後的日本乘勢於2015年1月8日,向袁世凱政府提出「對華21條要求」。

對華21條要求

當年中國的各方勢力大皆向日本求取貸款與援助,也自然的對日本有所積欠,而日本也食髓知味的對中國步步進逼。如前所述,與日本政界頗有關係的孫文為了「討袁」而向日本政府開出特惠條件,無疑為21條的內容鋪了路。當時的袁世凱極力斡旋,而把本為雙方內部機密來往的文件「洩漏」了出去,而引起民眾嘩然與國際的不滿。知道21條要求內容的美國與英國對日本的「胃口」相當不滿,因為中國這塊大餅本應是「門戶開放」的,但看來日本是要鯨吞為己有。在國際壓力及中國當時的國內壓力下(袁世凱訂5月9日為國恥日),日本稍作修改,但最後雙方還是簽了約。這於後來也修修改改的而成為「中日民四條約」。對21條的簽約來說,胡適認為這是弱國外交的勝利(Wiki)。

日本與英國於戰前已有秘密協議。德國在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島嶼歸日本,赤道以南的太平洋島嶼歸英國。青島戰役後日本實質佔領了青島。但在後來的五四運動及國際列強的壓力下,1921到1922年間的華盛頓海軍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除了討論各列強的限武外,也討論了各列強所占領的領土。日本也在這場會議中被迫放棄對山東的佔領。

對華21條要求的簽定也激勵了中國的智識份子。中國人了解到現在已沒有「腐敗的滿清政府」可以指責了,除了自責、自我反省、及求自我改善外,別無他途。也在這種背景下,新文化運動展開了。

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一般以陳獨秀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陳獨秀以青年的法文La Jeunesse寫在雜誌名下)開始。《新青年》所引介的是西方的思潮,尤其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也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1917年1月,陳獨秀成為北大文學系主任後,更將《新青年》帶進北大而大增其影響力。除了引進許多名家參與著作外,也開始推動白話文運動。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後,《新青年》也開始引進左翼的思想。許多學者將新文化運動看成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廣義而言,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但這種批判傳統文化的思維也受到不少人的反對,包括蔣介石與孫文都認為《新青年》與五四腐化了青年的道德(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1971)。而事實上,國民黨北伐後也於1926年將《新青年》雜誌關閉了。蔣介石後來所推動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基本上是針對新文化運動而來。

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青年很嚮往西方的現代文明,他們認為只要學習西方的文明,則中國大有前途。但這種景仰西方文明的思維於五四運動後有了個急轉彎。五四運動的產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約。那麼,凡爾賽和約的內容如何?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反感?在了解凡爾賽和約之前,我們得先了解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

沒戰死一人也沒有出一分錢的中國

原本只是個歐洲的戰爭(美國在1917年介入之前都稱其為歐洲戰爭,European War),但後來在英國拉日本進來,也多少是英國的關係而拉了美國進來後,演變成世界大戰。列強不希望中國介入,只要中國保持中立。而說起來,不會打戰又缺乏一個有效中央政府的中國也師出無名。梁啟超等人認為中國應與英法同盟,因為如果德國戰敗則可以拿回山東。但孫文與當時的總統黎元洪則認為英俄對中國的傷害較大,中國應與德國一方結盟(Klaus Mühlhahn: Chin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online)。看來是兩邊都可以押注。中國後來是於1917年8月14日向德國宣戰(當時山東已被日本佔領)。雖說宣戰,但說來只是口頭宣戰而已。因為在一次大戰中,中國可是沒打過一場仗,也沒出過一毛錢。

中國雖然沒出兵或出錢,但中國有應協約國的要求,派遣「自願勞工」到英國、法國、與沙俄工作。這是因為交戰各國青年人都已充軍,後方勞力嚴重不足。在大戰期間,中國共派出十萬名勞工到英國,三萬五千名勞工到法國,五萬名勞工到沙俄。戰後他們帶回了22億美元的薪資。送勞工到歐洲得到當時的要員,如李石曾、蔡元培、晏陽初、吳稚暉、與汪精衛等人的支持。他們認為外送勞工可以學得一些伎術,也會打開他們的國際視野(Klaus Mühlhahn: Chin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但在戰時當勞工也不是沒有風險的。1917年2月17日,一艘載中國勞工到法國的船(Athos)在印度洋遭到德國潛艇(U-boat)的擊沈,754人罹難,其中543人是中國人(資料同上)。此一船難後來也多少成為中國於六個月後向德國宣戰的理由。另外,中國勞工也於戰地挖掘壕溝,而一些工廠也離前線很近,有許多工人被炸死。中國派出的勞工到戰後共有3000名人員死亡。

在此順帶一提的是那一個年代盛行的工讀互助團(Work-Study Movement),也稱為勤工助學。這個由音樂家王光祈(1892-1936)所成立的半工半讀的組織,鼓勵年輕人不要到「拜金」的美國,而應要到有實際勞工運動的法國學習。在戰後的1919-1921年間,也就是五四後,就有1500人到法國工讀學習。這裡面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李立三、蔡暢、徐特立、李維漢、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後來中共的要員(Paul Bailey: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台灣的李萬居也是乘著這股風潮到法國留學的。

凡爾賽和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戰勝,沒出一兵一卒而也沒打過一場戰,更別說是勝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中國也沒打過勝戰)的中國,是耀武揚威的以戰勝國的姿態自居了。也因而民間對凡爾賽和約的期望很高,都認為山東可以要回來了。中國浩浩蕩蕩的派出52名代表,5名外籍顧問到巴黎。要五席只得到兩席(列強各有五席)。除此之外,許多重要的會議,中國也都被拒於外。日本則是每場會議都參與。在那個仍是西方列強所把持而種族歧視氣氛很濃的那個年代,新加入「列強俱樂部」的日本對西方列強而言只是個B咖,中國則頂多只是個C咖 (Aris Teon: China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4/3/2017)。日本在和會中首次提種族平等的條款,但一再被拒。最後改提民族平等的條款,但還是被拒。總共被拒了七次(山東的歸日也多少成為日本的提案一再被拒的一個交換理由)。而以山東的歸屬而言,戰爭中的1917年 ,英法義都已經秘密協議山東屬於日本。也因而在凡爾賽和約上(Articles 156-158)將山東由德國轉與日本。這個協議不只是西方列強與日本,即使是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及幕僚,都已原先知情而同意的(除了內部運作外, 也多少因為欠日本債務)。也參與和會代表的梁啟超因而發一封嚴厲指控強隣與內賊的電報回中國,而引爆了五四運動(Orville Schell,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3)。

中國人期望高而失望也高是必然的。但我們無妨來看一些數據。在一次大戰中,大英帝國(包括英國協)共戰死約一百萬人,法國戰死136萬人,義大利戰死約50萬人,美國戰死十一萬六千多人,奧匈帝國戰死約130萬人,德國戰死兩百萬人,奧圖曼帝國戰死32萬到77萬人之間。相對之下,有宣戰但沒參戰的中國如何能與交戰國相比。有如當年的英國外相鮑爾弗爾(Arthur James Balfour, 7/25/1848-3/19/1930)寫道:在戰爭中「中國沒戰死一人也沒出一分錢」(the Chinese “had not lost a man or spent a schilling” in the war effort)。中國只因為押注對了邊,雖有派勞工支援協約國的後方(有錢可賺可不是義務的),但旣沒參戰,也沒出錢,就要搖身一變成為戰勝國而企圖分大餅,未免太不知自己的斤兩。這也令人聯想起二次大戰後,沒有打勝仗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高呼「抗戰勝利」的虛幻與荒唐了。

五四運動

相當一個程度上, 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運動也多少受到韓國於1919年3月1日發生的「三一運動」的影響。韓國發生的三一運動受到陳獨秀等領頭智識份子的重視。

1919年1月21日,被日本逼迫遜位的高宗去世。韓國的民族主義份子在教會與東學黨轉行成的天道教裏運作,而於3月1日發動全國示威,並於首爾宣讀由李光洙所擬的獨立宣言。此時是日本大正民主(1912-1926)的時期。韓國的三一運動並沒遭受到日方強力的鎮壓,反而做出些許讓步。而韓國的示威也受到日本自由派人士,如吉野作造(民本主義的倡議者)等人的支持。

原先已不滿21條,再加上凡爾賽和約的內容,引起北京約3000名學生於5月4日走上街頭抗議。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21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學生們也走向他們視為「國賊」的曹汝霖(交通總長)所住的趙家樓,並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並放火燒了趙家樓。但說來,被打的曹汝霖、章宗祥、與陸宗輿(幣制局總裁)都沒有賣國的證據。說來是先打人先燒房子再說(張鳴:兩個「五四」在今天。BBC,5/2/2014)。這可不令人想到半世紀後所發生的紅衛兵的文革。

但五四所發動的示威,抗日/抵制日貨,及上海的罷工,卻也導致兩個較即時與一個較長遠的影響。即使的兩個是中國沒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而兩年後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也拿回了山東。另一個較長遠的影響是兩年後中共成立了,接著是國民黨,共產黨,與俄共間關係的變化。

俄共娶大某小姨

在一次大戰中爆發的俄國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使協約國與同盟國的交戰失去了平衡,而其結局也影響世局深遠。俄國革命先是引起中國左翼人士(如李大釗,陳獨秀)的支持,逐漸的也於後來影響到了右翼。兩邊都通吃了。

俄國革命後,俄國的外交孤立而國際社會也都扺制俄國。五四運動發生後,俄共看有機可乘而於1919年7月26日,由外交部副長(Deputy People’s Commissar for Foreign Affairs)卡拉漢(Lev Karakhan, 1/20/1889-9/20/1937)發表了後來被稱為「卡拉漢宣言」(Karakhan Manifesto)的聲明。卡拉漢指出,蘇維埃會放棄所有沙皇時代對華的割讓地/租借地與特權,也會放棄義和團事件後的賠償。卡拉漢這一招果然引起不只左翼,也包括右翼人士的喝采。但那時的俄共還不將對俄共「我本將心照明月」的中國左翼人士看在眼裡。1921年,孫文在桂林與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荷蘭人,原名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5/13/1883-4/19/1942,馬林Maring是化名)會面,開啟了國民黨依俄共的模式改組政黨,及後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始。國民黨至今的組織架構仍帶了俄共的DNA。中共則是最後在二次大戰後的國共內戰中才得到俄共的青睞的。

在相當一個程度上,五四導致俄共的指導國民黨的改造,也所以有後來北伐的成功與統一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五四也導致中共的建立與竄起,而於日後建立了「新中國」(Aris Teon: China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Greater China Journal, 4/3/2017)。

義和團情節

綜合言之,所以有五四,主要源於21條要求與凡爾賽和約中的山東問題,看來都是日本惹的禍。早期日本與清朝下的中國同受列強之害而互有奧援,但後來漸行漸遠,而日本也開始欺負起中國來了。這尤其在1930年代的軍方勢力抬頭而走上軍國主義之路後,對中國的欺壓也加速了。而自然的,中國的防衛與內部的變化也加速了。

1930年代在日本求學的家父,提到他有次聽到一個「愛國和尚」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合理化說:日本到中國去是有如耕耘時的翻鬆泥土一般,為的是中國有個良好的再生長的環境。家父對那場演講相當不滿。不過回想起來,那個「愛國和尚」的話雖刺耳,而顯然是在掩飾與合理化日本的侵略行為,但卻也有其部分歷史事實所在。無獨有偶,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an Bianco)的「中國革命的起源 1915-1949」(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一書中也寫道:「日本在現代中扮演了兩次使中國免於停滯的助產婆的角色」(….Japan, which twice in modern times has served as midwife to its neighbor, saved China from stagnation),多少印證了那個刺耳的說法與看法的事實面。再說,毛澤東也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謝天奇:中共官方記載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1/13/2017 ,大紀元)。毛澤東的感謝日本侵華當然要用側面解讀來看,他的意思不外是,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所造成的社會鬆動,則中共也沒有機會可趁機動員而壯大以打敗國民黨。總的來說,日本侵華催化了中國內部的變革。而在這催化過程中,五四扮演了一個相當具有象徵性的角色。

但在同時,我們也看到五四運動難逃20年前爆發的義和團運動(1899-1901)的影子。這也是中國至今都有的,排外懼外的義和團情節。

當協約國戰勝的消息傳到中國,群眾於1918年11月17日聚集在北京總統府前慶祝。他們打掉了中國人視為恥辱的克林德碑(Von Ketteler Memorial)。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11/22/1853-6/20/1900)是德國駐華公使,在義和團拳亂中遇害。八國聯軍後所簽訂的辛丑條約(1901年9月7日)第一條就是要清朝向德國道歉,並於克林德遇害處建碑紀念。但不知反省的中國人顯然還是不了解錯的是義和團與清朝,所以才導致八國聯軍的侵華,也因而一直視克林德碑為恥辱的象徵。

五四運動中,學生要「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21條。他們不了解21條的始作俑者是孫文,而袁世凱也極力斡旋,胡適也稱其為弱國外交的勝利。戰後,中國只因為押對邊而以戰勝國自居。但在沒出一兵一卒而又沒出一毛錢下,未免過於自大、自不量力。在一次大戰中,中國沒有打過一場戰,也沒有打贏過一場勝戰,那來什麼談判的本錢。再說,五四運動中的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不只使人聯想到之前的義和團運動,也讓人想起半世紀後的文革。只不過,五四運動中的參予者是高級智識分子與學者,水準當然是高了許多。但,穿西裝也好,吐檳榔與著拖鞋也罷,看來似乎難逃那個「永遠是別人的錯而不知自我反省」的義和團情節—-不了解世局與現實,不知如何運用分析的能力,不知分析對方與自我,也缺乏自我反省與剖析能力的一個自大又自卑的文化與民族。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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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存廢與否之七 台灣廢死的困難與癥結 —–威權與封建社會的遺留

六十年代末期,家鄉宜蘭有個鄰居婦人有天回到家要開門時,由後面衝撞出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在一瞬間我這個鄰居婦人的手提包就被搶走了。手提包裡面雖然沒有什麼錢,但在她報案後沒多久,這個初犯,而且只是臨時起意的「搶犯」,就被逮捕了。之後了解了這個年輕人有個朋友由高雄來宜蘭拜訪他,但後來沒錢買車票為家。他於是採取搶劫的方式「籌資」,讓他的朋友得以回高雄。當我這位鄰居婦人在偵訊中了解到,這是戒嚴法時代的「唯一死罪」後,嚇得臉色蒼白。她馬上改證詞說是她的手提包掉到地上,而這個「竊犯」趁機偷走了她的手提包。

七十年代中期筆者在服兵役時,當時的台灣在經濟開始快速成長,而社會結構在一個程度上難以調適下,許多社會問題,如經濟犯罪、毒品、偷竊、搶劫,也都急速上升。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的所做所為便是速審速決一些搶劫犯以求安定社會。那時的午間新聞常看到一些被處死刑的搶劫犯的驚恐面孔。許多搶案由發生到處決都只不過幾天的時間。一個營裏的專修班軍官大聲叫好,並說槍斃越多越好。我們後來了解到其中一個搶劫未遂的人,為的是他母親沒錢治病而出此下策。當然也有一些案件是從證人到定罪都有不少問題的。但那時蔣經國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整頓治安的決心,有如包青天似的。但蔣經國在那段時期的「整頓治安」卻也引起國際人權團體與國際社會的反彈。在那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年代,台灣是一個被封鎖的孤島。但由目前台灣社會及司法體制對死刑存廢問題的態度,及其與國際社會的脫鉤來看,當今的台灣仍然是個孤島。

「中華民國刑法」本就已相當嚴苛,加以在當年的戒嚴法之下,許多罪刑都以軍法定案。當年許多「刑案」都以唯一死刑定罪而執行。但即使在解嚴後,死刑的判決與執行還是相當多。以1991年以來的資料來看,1991時執行了59個死刑,之後每年介於16個到35個之間,1997再升至38個,之後逐年下降,2006到2009年間都沒執行刑(施茂林任法務部長,陳水扁當總統)。在解嚴及民主化下,台灣的刑法也有所轉變。許多唯一死刑的罪也都於2006年後全部修改為相對死刑。也就是說,可以判死刑,也可以判無期徒刑。相對死刑約有五十項。但簽署人權兩公約的馬英九上任後,又重啓死刑的執行。民進黨的蔡英文上台後,一般人本認為死刑將會暫緩執行。但蔡英文在上任後兩年的2018年8月31日,由法務部長蔡清祥簽署了她上任後的第一個死刑。

國民黨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傳承與封建遺留的產物。相對之下,民進黨是自由民主運動與人權議題推動下的產品。以這種背景來看,在國民黨掌政下執行死刑會增加,但在民進黨執政下死刑數目會減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看來都還無法達成廢死。顯然的,台灣要達到廢死,或甚至有死刑的判決但無死刑的執行(abolition in practice),還有一段距離。

既然廢死是一個國際趨勢,而目前大部分國家也已都採取廢死以求尊重人權。孤立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台灣雖有刑法上的修正與改善,但離廢死仍有一段距離。那麼,原因何在?

台灣長期掌控於國民黨的威權與封建體制下,達七十多年之久。一個程度上相當難以擺脫那一段黑暗世代的影響。在那種封建文化下,一般人對司法體制的了解,常受約於封建時代的司法正義形象—包公。包公的產生與廣為流傳,固然反應了在那個黑暗封建社會的陰暗與陳腐中,人民的渴求司法正義。但包公與現代的司法觀念是大相逕庭的。而我們也常聽到有人引用「亂世用重點」來述說死刑的必要。好像台灣是處於一個亂世似的。威權與封建不只存在於台灣社會,更存在於司法體系裏。以聯合報2001年5月的民調來看,台灣有78%的人不贊成廢死,司法官贊成維持死刑的比例則高達88%(陳建銘:從死刑執行方式論死刑存廢。1/30/2007)。這與歐美國家的司法體系相當不同。西方國家的司法官反對死刑的百分比一般遠高於民間反對死刑的百分比。

在歐美國家中,宗教常常是支持廢死的主要力量。但在台灣,較有組織的較大宗教如佛教都不反對死刑,這是相當令人詫異的。這些不同山頭的僧人似乎忘了佛教不殺生的首要戒律,也否決了犯人能夠悔改,矯正及再社會化的可能。這與佛教所說人人皆有佛性,及「人生難得,佛法難聞」的教義是互相違背的。一個相當的程度是台灣的佛教一向與國民黨走得相當近,沾染了相當的威權與封建的氣息。也反應出了漢傳佛教雖有浩瀚經典的研究,但卻缺乏實踐,不了解要如何實際運用於社會,也不了解社會與世界的現實。

歐洲的廢死是由司法界與政府機關開始推動的,並非靠民意。民意是廢死已定案執行後才跟進支持的。要靠民意來決定廢死則連在較自由的加州都行不通(2016年的Proposition 62,廢死提案。結果是 51.15%反對,46.85%支持)。缺乏了解與教育,台灣反對廢死的人數相當多,而司法官反對的比率更高。這種司法界落後於民間的現象指出了台灣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司改當然不只在於廢死,而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司法體系。但到頭來, 廢死只不過是司改與社會與政治改造的一個環節。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