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早期消費能力比第三世界的窮國家如海地都不如的情況下，發展到今天的快速經濟成長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程與結果都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採用出口導向的方式，基本上是依循日本、台灣與南韓的模式。

改革前，中國的對外貿易都是透過香港的。開放後至今香港也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從1999年開始，美國才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國，香港第二。除了2013年那年香港再躍居第一，美國第二外，美國都一直維持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國。2015年，中國的出口國依序是美國，香港，日本，南韓。台灣則排在第十七。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代，台灣在中國外銷排名上大都名列在八、九名左右。

在中國的進口方面，早期大都以日本與台灣為主，南韓與美國則分列三與四。2005年開始，南韓取代台灣成為中國的第二大進口國家。到2013年，南韓更取代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國家。2015年，中國進口國家的排序是南韓，日本，台灣，美國。

中國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都是相當熟悉的。台灣在戰後是以貿易立國的。早期台灣外銷的主要市場是美國。在八十年代，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僅次於日本。那時的台灣常常上美國的媒體。美國一向是台灣的最大出口國。但從2001年開始，香港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地區，美國退居第二，日本第三，中國第四。 2004年後，中國就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國家。在進口方面，日本與美國向來是台灣的主要進口國家。從2006年起，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第二大進口國。若以2014年前九個月的數據來看，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進口國。

以中國的眼光來看，台灣在中國的進口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台灣在中國的出口則所佔的比例不高 (一般排在十幾名左右)。若以台灣的眼光來看，中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進出口國家。雖然從2007年來，中國也都已成為日本與南韓的最大進出口國家。但總的來說台灣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台灣的經濟體沒有日本與南韓來的大。而中國對台灣的併吞野心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以2013年的資料來看，出口中國占台灣出口總值的26.77%，若含出口香港則占台灣出口總值的36.69%。這種對中國出口的依賴程度是相當驚人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模式由台灣、日本、南韓的角度來看固然一清二楚，但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相當驚人。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就不得不來看｢同文同種｣的台商所扮演的角色的了。

從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以來，台商就前撲後進的湧進中國。即使在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時代及陳水扁執政時期，台商便已於中國造成相當大的經濟效應。在《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1988-2008年》的一篇論文裏，政大的童振源與洪家科，就綜合公私團體的資料做為基礎來做推算。他們用到了經濟部投審會，行政院陸委會，及一些公私部門的估計。他們也考慮到台商常常經由第三地 (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及香港等) 轉投資的作法。他們計算的結論是，自1979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1222.85億美元，占同時期累計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的14.34%。台商名列中國第四大外資。但若加經由第三地的轉投資，則台商名列第二，僅次於香港。從1980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國際貿易的總額為一兆四千四百五十八億美元，占同時期中國國際貿易總額的9.89%。2008年底，台商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數為1443.41萬人，占同時期中國勞動人口數的1.86%。從1992年至2007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約為878億美元，占同時期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2.69%。

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的半約束情況下，台商的西進都已如此。2008年馬英九上來後，台灣可說是對中國全面開放。台商人員的西進可能增加不大，但大量西進的可能就是台資了。真的是大水庫通小水庫了。從馬英九上任以來，台灣的上市公司就匯去中國345億美元，超過過去總匯款數( 1.96兆台幣) 的一半以上。在最高的2011年，一年就有1949億台幣匯去中國。2014年開始，金融界的匯款首次超過電子業的匯款，共達684億台幣。其中與馬英九有特殊關係的富邦金控的投資匯款占最大宗。富邦於2014年就投資中國的華一銀行271億台幣。在過去六年來，台灣的上市公司匯到中國共一點零八兆台幣，但匯回台灣的卻只有六四零億台幣，不到百分之六。(Taipei Times, 2015年4月6日)

台商對中國的經濟固然有所幫助，但台商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將在於台灣主權的流失與自由民主的殆盡。商人也許在商言商，但純商業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都不存在，更何況是在一個極權政體裏。中共極權政體用的是以政逼商，以商逼台就範。而在這種運作模式中，台商成為攻台的棋子。成者將享有有如施琅家族般的特權，敗者則將如鄭芝龍般的父子皆亡的下場。台商也許在商言商，但當他的對象是中共時，將會是一場個人，家族與國家生死存亡的賭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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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從一個貧窮人家的子弟縱橫奮鬥到成為東亞海上的霸主。他斡旋於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東南亞人之間，亦商亦盜。他與明清都有交涉。成於商的他最後是敗於政治。但也因為有他建立的基業，使得鄭成功能於1659年率領十七萬人員，三千艘船隻攻打金陵 (南京)，但功敗垂成。失利後的鄭成功重整剩餘的兩萬五千人員及八百艘船隻，於兩年後的1661年攻打荷蘭人，以求取他的海外基地。1662年荷蘭人離台，鄭成攻進站台灣，而也從此展開了台灣與中國糾葛不清的關係。

鄭芝龍傳奇的產生有其因緣際會，當然也有其個人的因素。先來說因緣際會吧。首先是歐洲於十五世紀開始往外探險，並從事掠奪與貿易。十六世紀後歐洲商人逐漸進入東亞，積極的向中國及日本扣關。日本的德川幕府雖然於1633年頒布第一次的鎖國令，但仍准許明朝與荷蘭的對日貿易。進入十七世紀後，東亞的海運及貿易絡繹不絕。1604年出生的鄭芝龍正是成長於這個年代的人。年輕時到澳門學經商，之後往來於東南亞與日本之間。又有語言天才，人又長的飄翩，又靠對了人—-當時的大海盜李旦。不只冒險犯難，人又投機，又敢背叛當年的結拜兄弟。這些因素使鄭芝龍的事業扶搖直上。但｢鄭芝龍｣為什麼是個福建泉州人，而不是北京人，或杭州、上海人呢？

中國人從來就是個陸地動物而不是海上人。歷史上中國的來往對象及外患大都由北方及中亞而來。要了解中國的固有版圖看長城的建構即知。萬里長城說來就是中國的固有疆域的國界。中國大陸東邊的海岸線也就是他東邊的國界。原本一直是陸地動物的中國人是不知，也不會往海外做擴展的。明朝固然有鄭和 (1371-1433) 的七次下西洋 (1405-1431)，而也遠至印度，阿拉伯及非洲。場面相當可觀，但其歷史意義及後續並不大。而鄭和本人也是個回族，波斯人的後裔。雖下了七次西洋，但這並沒改變漢人為陸地動物的本質。有學者將這個現象歸因於中國當年並不了解海洋及海外的經濟利益。

中國人一直是個陸地動物的主要理由，源於歷史上的禍患都是由陸地來的，沒有由海上來的侵犯。雖然很早就有倭寇的問題，但規模不大。一直到明朝倭寇才開始成為大患。倭寇的成員來自百越人，漢人與日本人。據估計倭寇的成員組合二成是日本人，八成是漢人。這些漢人倭寇中也包括我們了解的鄭芝龍，李旦，顏思齊等亦商亦盜的人物。這些人都是由福建地區而來的理由，也不外福建及廣東等百越之地在當時還是個邊疆及化外之地，說來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偏遠地區。既然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偏遠地區，中央權力也鞭長莫及，而一些勇於冒險犯難的人就會突出而敢於冒進。邊疆地區的福建與廣東也就成為當時漢人海盜的主要來源地。

除了荷蘭人，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之來到東亞所引起的客觀形勢變化，及閩粵之為遍陲之地外，鄭芝龍本人的特質也使他於當時成為一個相當突出的角色。鄭芝龍本人聰明而也一表人才。他敢衝敢拼，精通多國語言，而成為當時跨文化的人物。他顯然善於經商，而於國際貿易上縱橫捭闔而成一方之霸。但他也是個沒什麼道義原則與認識的小人。亦商亦盜的他不能說不是商界的天才，但在政治文化的了解力與判斷上看來卻不幸是個白痴。用同樣投機的態度去反覆於明朝主子與清朝的新主子之間，到頭來是他與兒子及族人的遭誅。

鄭芝龍及其家人之遭誅滅已有三百多年了，但他的陰魂顯然不散。更確切的說是他的精神及DNA仍綿綿延延的留了下來。而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更看到鄭芝龍的傳人們蠢蠢欲動，縱橫於海峽兩岸之間。

二次大戰後的東亞，美國勢力開始進駐而成為主要的力量。台灣也同日本及南韓一樣，於早期採取以對美國的出口為主的經濟措施。台灣商人從無到有，建立起與美國及全世界的通商管道及網絡，成績倒也相當可觀。1978年，那個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鄧小平上台了。原本就習慣於不靠政府而單打獨鬥的台商，本來是偷偷摸摸，但最後是明目張膽的湧向中國開發那資本主義的處女地。對無祖國的商人來說，不管賺的是台幣，日幣，人民幣，美金或歐元，都是錢。會賺錢的就是好商人。即使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當西方的大企業怕被人視為與暴政做生意而裹足不前時，台商可沒有這種道德上的牽掛，也不知何為｢戒急用忍｣，更不會去考慮到與敵國交往應注意的事項。台商於是一批又一批的向西冒進。也因為有過去與歐美日本各國貿易的經驗，台商把經商的方法、管道與經驗都帶去了中國。而最終工廠也一個又一個的遷移了過去。要說中國開放後的經濟之能快速發展，台商不能不說居功厥偉。

幫助了中國經濟的同時也使不少台商因而致富。而在同時，一些穿梭於海峽兩岸的紅頂商人也應運而生。他們縱橫於台灣與中國之間而為｢統一大業｣效力。清朝能，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就不能。若要看清朝拿下台灣的歷史，這些紅頂商人也應知道鄭芝龍的下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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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一官 (1604-1661)｢性清逸蕩，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台灣外記》)。生於福建南安，人長得高大英俊的他於十歲時，在遊戲中將石頭誤擊太守紗帽，太守見他清秀美貌，笑而不罰他。家裡貧窮的鄭一官於十七歲時與兄弟一同到澳門投靠舅父黃程學習經商。鄭一官於那時受洗為天主教徒而名為尼古拉‧嘉斯帕 (Nicholas Gaspard)，但當時的歐洲人皆稱他為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

鄭一官從此往來於馬尼拉，東南亞與日本之間從事貿易。會說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與日語的他，後來在日本九州因學習劍道的因緣，與一個同道的姪女田川氏結為夫妻，也投靠了當時的大海盜李旦。鄭一官對李旦”以父事之”，而李旦也將他”撫為義子”。鄭一官當李旦的得力助手，也當他的翻譯人員。從此以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城日誌》，《平戶荷蘭館日誌》及《長崎商館日誌》就出現了尼古拉‧一官的名字。1625年李旦過世後，鄭一官繼承了他的部分產業 (主要是台灣的部分)。

1624年，也因海上貿易致富而居住於日本的顏思齊 (1589-1625) ，與鄭一官等28人結拜為兄弟，以顏思齊為首，而與日本人合夥要對德川幕府進行叛變。東窗事發後分乘13艘船逃到笨港 (今北港)，開始從事開墾，並到漳泉故里招募移民。1625年，嚴思齊於暴飲暴食後病逝。眾海盜經過”拜劍躍起說” (《鄭成功傳》) 或”擲碗說” (《台灣外記》)，而以”天意”為由共推鄭一官為盟主。鄭一官從此改名為鄭芝龍，而在台灣結盟的18兄弟也稱之為十八芝。

亦商亦盜的鄭芝龍從1626年至1628年間，以台灣的魍港 (今布袋鎮的美里) 為基地，開始掠奪福建及廣東沿海，但獨厚泉州。不但不劫掠泉州反而會濟貧。使他在泉州的威望比官家還高。勢力已龐大的鄭芝龍也於此時擊敗明朝的福建艦隊，震驚燕京。明朝於是開始採用招撫的辦法。但當時的福建巡撫朱欽相既不授官職，又令交出軍器船隻，且問詢其餘海盜巢穴。使原先有意要就撫的鄭氏兄弟覺得朝廷姿勢過高，不服而決裂。此後鄭芝龍的船隊數度打敗福建的幾個部隊，但不殺不掠，擒獲明朝官兵將領但皆予以釋放。釋出有意再與明朝談判的訊息。鄭芝龍當時已賄賂遍福建的達官貴人，每個人皆為他說項。1628年，鄭芝龍正式接受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招撫，授為游擊將軍。熊文燦授鄭芝龍為游擊將軍的題報理由是｢鄭芝龍收鄭一官｣。這種矇混授官的方式使當時知情的福建人與其他海盜大多不服。接受招撫後的鄭芝龍，花了約三年的時間於泉州建立廣大豪宅，成為當地首富。

接受明朝的招撫顯示了鄭芝龍投機的性格，但更卑賤的是他從此開始攻擊其他的海盜及他當年的結拜兄弟。本來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劉香，看不慣鄭芝龍的接受招撫而轉到廣東沿海發展，並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合作。但在1633年的金門海戰中，鄭芝龍擊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而從此控制東亞的海路。每一艘大船要繳三千兩銀錢的保護費。1635年鄭芝龍擊敗了劉香。從此諸海盜也都為他是從，而鄭芝龍也主宰了日本，中國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當時他的船隊有三千艘，人員有包括漢人，日本人，朝鮮人，東南亞人及非洲黑人共20萬人。這種龐大的海上船隊不只在亞洲，即連當時的全世界看來，也都沒有他的勢力來的大。即連1588年敗於英國的西班牙大艦隊亞瑪達 (Armada) 也都沒有鄭芝龍船隊的數目來的大。亞瑪達共有130艘軍艦。西班牙的敗北決定了英國日後的海上霸權的地位。

十七世紀初年，東北亞局勢的變化也將影響到整個中國及東亞。1616年建立後金的滿人於1644年入關了。崇禎皇帝自盡的同年，南明弘光皇帝封鄭芝龍為南安伯，負責福建的抗清軍務。1645年，鄭芝龍兄弟奉唐王朱聿鍵為天子，改元隆武。鄭芝龍被封為南安侯，負責南明的所有軍事事務，是國防部長。這時是鄭芝龍政治事業的巔峰。但投機分子是見機轉舵的。看到局勢不妙的鄭芝龍於1646年決定不想再支持南明隆武帝，而開始與清廷談判投降的條件。1646年，｢貝勒博洛師至福建，斬聿鍵，以書招芝龍降；芝龍喜，率所部降軍門。時成功年二十三，阻之，不從，遁入海｣。《清史列傳鄭芝龍傳》

清廷對投降後的鄭芝龍優遇有加，授三等子節，為的是要招撫鄭成功。鄭芝龍也數次奉令要鄭成功歸順，但鄭成功均不接受。1655年鄭芝龍被彈劾縱子叛國，乃削爵入獄於寧古塔 (今黑龍江牡丹市處)。1661年清順帝死，年方六歲的康熙即位。同年鄭成功攻打荷蘭人。當年的冬天，康熙的輔政大臣之一的蘇克薩哈，假傳詔令將鄭芝龍及子世恩，世蔭，世默皆予以處死。

成長茁壯於溫暖的東海及南海，精通各國語言而亦商亦盜的鄭芝龍，於當時的遠東及東南亞成為一方之霸。號稱｢南中國王｣的他富可敵國，但最後卻同幾個兒子及家人，被處死於遙遠而冰冷的黑龍江。鄭家三代的傳奇人生，反映了當時東亞的國際情勢及中國內部政治版塊的劇變，及不同思考模式與價值取向衝擊的結果。其悲劇下場反應了鄭芝龍本人的投機性格及缺乏遠見。也反應了他雖與歐洲文化有所接觸，但卻沒改變他的中原封建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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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12/16/1901 – 11/15/1978 ) 是二十世紀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者之一。她研究的主要地區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 ( Samoa ) 與新幾內亞 ( New Guinea )。她一生到南太平洋24 次，研究當地的六個族群。除了學術論文外，米德也出版了許多暢銷書及文章，並於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接受許多媒體的訪談，而成為不論是在學術界或社會上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一個人物。米德一生結婚三次，也離婚三次。她與另一個人類學者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 06/05/1887 – 9/17/1948 ) 的關係很深。潘乃德是《菊花與劍》 (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 一書的作者。《菊花與劍》是一本描述日本民族性的名著。從1955年到她死的那一年 (1978)，米德與她的同行Rhoda Metraux (1914-2003) 住在一起。根據書信來往及米德的女兒的觀察，米德與潘乃德及她與Metraux的關係是超乎一般朋友的關係的。

米德對南太平洋民族的主要觀察是：有些社會是以女人為主導的；薩摩亞人對小孩的扶養採取放任的態度，直到他 (她) 們年屆十五、十六歲後才會受社會風俗的制約；禮儀與道德並非同一標準而是因文化而異的。這種觀察很符合六十年代的社會氛圍。在先天/後天 ( nature vs nurture ) 的辯論上，後天派的人喜歡拿米德的論述做為理論基礎。六十年代的美國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無論是女權運動，青少年的反抗，民權運動及一般的社會運動多多少少都受到米德著作的影響及鼓舞。

就社會政治運動而言，米德說：｢不要依靠一些機構或政府來解決問題。所有社會運動都是靠一些熱心人士的動員、建立及全程依計畫推動的｣ ( Never depend upon institutions or government to solve any problems. All social movements are founded by, guided by, motivated and seen through by the passion of individuals. )。這句話與馬克思所說的｢歷史沒做甚麼，歷史不具財富也沒打戰。所有改變都是真人活人們所做出來的｣ ( History does nothing; it does not possess immense riches, it does not fight battles. It is men, real, living, who do all this. ) ，有異曲同工之妙。與這兩句相類似而更常被人引用的是米德所說的：｢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思想與決心的人能改變世界。事實上，世界是如此被改變的。｣ (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

英雄造時勢或是時勢造英雄，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辯論。所以會有這個爭論代表了雙方都有一些典故或理論分析去支持他們的論點。但不管是英雄也罷，時勢也罷，因為都發生在人類社會裏，若沒有牽涉到巨大的天然災害的話，都是人為的產物。人，是這些事變的主角。也只有人能改變社會。

人生。沒有人會說那是一個簡單容易的過程。但多多少少牽涉到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的解決。當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後，下一個問題就接著而來。一個研究非洲狩獵採集 ( hunting and gathering ) 文化的西方學者發現這些人生活簡單，大家平分所得 (獵物或塊莖蔬果)，沒有現代人的緊張及憂鬱問題。人類在演變進入農業社會後，比起現代社會來說，生產方式及社會生活還是簡單的多，在問題的解決上也較直接與切身。但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整個生產方式，分配辦法及社會結構都變得複雜多了。這使一般人都產生了無能解決問題的疏離感 ( alienation )，挫折感，也因而覺得冷漠與無力。而這都成為獨裁者及剝削者的運作天堂。由於現代社會的複雜，而獨裁者及剝削者也不像農業社會的壓迫者 ( 地主，地方官吏 ) 那麼般來的直接與容易辨認，使得人們覺得抵抗的箭頭不知該指向何方。即使如此，社會政治的改造運動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雖然許多是失敗了，但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而這些成功的都是些有思想，有決心與組織運作能力的團體。歷史上這種例子很多，而也是米德做那個陳述的理由。

無盡結 (Endless knot, 或稱eternal knot。也有人翻作金剛結，吉祥結)，是一個連環結的圖案。是西藏文化中的八大吉祥符號之一。無盡結的解釋很多，有一個解釋是它代表了世間的一切都是環環相扣而互相關聯在一起的。沒有一個東西是能獨立而不靠他物而得以存在的。這也是佛教裏所說的｢萬法皆空｣的意義。《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所說的因陀羅網 ( Indra’s net, 或 Indra’s jewels, Indra’s pearls 。也譯天帝網) 與無盡結 的意義是一樣的。就實際的層面來說，每個人的一思一行是都會影響到全體的。雖然其結果常常會出乎意料或不為我們所知。對從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及民族獨立運動的人來說，其意義是我們的努力不會是白費的。而當一群人同心合力的聯結起來時，其結果將會是更可觀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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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對決。藍綠惡鬥。超越藍綠。
什麼時候藍綠這種分野名詞開始出現於台灣的政治，料不過是解嚴後的本土政權開始上台後的事。但要追朔其源頭，藍綠對決其實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已定調了。戰後的台灣人歡欣的迎接「祖國」的來臨，但卻徹底的失望了。本土、台灣人、台灣獨立、台灣民族的綠營，與外來、中國人、中國統一、「中華民族」的藍營，這種分野也因而產生。這種分野也帶動了戰後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
政府的本質是治理，但政治的本質是派別。有派別自然有競爭，有對決。藍綠是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兩大陣營。而有藍綠對決或藍綠對抗這種現象是正常的。說藍綠惡鬥，這就看你的定義與標準了。歐巴馬總統上台後，美國國會運作可說癱瘓。民主黨與共和黨常常堅持己方而互不相讓。美國民意對國會的印象比對共產黨的印象還壞。要說民主黨與共和黨惡鬥，也可以。同理，我們當然也可說台灣有藍綠惡鬥的問題。
要說藍綠對決或藍綠惡鬥都可以，但最離奇的可能就是超越藍綠這個說法了。統獨之爭如何去超越？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如何去超越？
如果我們硬要合理化超越藍綠這種說法的話，我們只能說台灣已解決了藍綠對決這個問題，而進入了下一個階段的政治對抗。套用左派的觀念，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問題（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次要矛盾是階級問題（資產階級vs 勞工階級）。其他如弱勢的平權問題，性向平權， 廢死之議等等也都是台灣社會尚未正式面臨的次要矛盾（問題）。
但台灣解決了藍綠對決這個問題嗎？以綠營這一次在2016年的決定性勝利來看，台灣的藍綠對決雖不能說是已完全的走入歷史，但我們可說的是藍綠對決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綠營的壓倒性勝利代表了台灣社會在統獨問題，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問題上已有了定調。在台灣民族意識上雖說有了定調，但台灣尚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綠營的老大民進黨也不會積極推動台灣獨立。
若我們暫時撇開民族問題這個主要矛盾不談，而來看政黨政治的動態的話。民進黨此後將取代以前國民黨的角色。
辯證法（dialectic）是哲學上的一個普遍思考方法。無論在印度哲學或希臘哲學，辯證法則都是一個主要的工具。佛家可說是把辯證法發揮的淋漓盡致（如《心經》所說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辯證法則在西方哲學中的創始者應屬蘇格拉底。辯證法則不是辯論，也不是修辭學。辯證法則要的是求取真理與真相。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8/27/1770-11/14/1831）將辯證法解釋為事物的發展依循正（theses），反（anti-theses），合（synthesis）三個步驟。黑格爾認為每個事務都是暫時的，都有內在矛盾。矛盾力也會由量變發展成質變，而變化是螺旋形前進而非繞圓圈的。唯物論的馬克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則而將之運用到社會變動上，而發展出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對社會變動的影響，而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從戰前的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殖民統治，而演變成今天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我們看到的都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大和民族，「中華民族」，及今之台灣民族。而就整個過程來說，左派人士會說這是一個歷史唯物的辯證過程。但在階級鬥爭的形式上，所顯現的是民族壓迫與民族解放（獨立）的鬥爭形式。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民族問題，藍綠問題）已解決後，接下來的問題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與社會上的經濟公平正義問題將會是接下來的主要課題。早期的民進黨固然各階層都有，但在最近的發展上看來與資產階級走得比較近。而事實上，民進黨也不是一個勞工政黨。而這也是民進黨於未來將會受到挑戰的層面。未來的民進黨將會有如過去的國民黨一樣，受到各方的挑戰，直到一個新的局面的產生。而這多少是一個歷史辯證的過程。
經過這一次幾乎全面的挫敗，台灣的藍營幾乎可以篤定沒有在台灣翻盤的希望。台灣社會已走向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道路，但台灣社會的其他矛盾，如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問題也會一再的浮上檯面而激烈化。不過台灣的藍營是不會就此消失的。中國國民黨有可能就此分裂為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國民黨，而多少成為台灣的泡沫小黨。
藍營在台灣固然不會就此消失。但在意識形態上來看，中國仍會是藍營的大本營。藍綠對決在台灣可能已成歷史，但藍綠對決的斷層線將移動到台灣海峽：藍的中國與綠的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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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黨，都稱滿州國為「偽滿州國」，相當避諱。在台灣，當年曾在滿州國工作過的人也都避而不談當年的往事，免得惹來「漢奸」之議。但台灣與當年的滿州國是頗有互動的。
首先是經濟的因素
滿州國的建立及往後日本的全面侵華，激起了中國及東南亞華僑的反日及抵制日貨。台灣的產品如茶葉，在外銷中國及東南亞方面都受到了影響。滿州國的建立使台灣的產品有了個出口的市場。台灣與滿州國有很多互補的地方。台灣的農產品如香蕉，蔬果等是寒冷的東北所沒有的。而台灣的茶葉本來就有名，而長久以來也都有外銷的作業方式。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後滿州國的工業發展迅速，開始向台灣輸出肥料及煤，也輸出大豆產品。也因為滿州國的建立，日本政府開始管控滿州國與中國內地的貿易。以茶葉來說，日本政府就限制中國茶葉的出口到滿州國，而鼓勵台灣茶葉在滿州國的銷售。在這種管控下，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大增。也因為如此，台灣的獲利便成了中國內地的損失。以1931年至1939年間，基隆高雄兩港口的報關資料來看，台灣由滿州國的進口增加了四倍。而台灣對滿州國的出口則由1931年的零，增加到1937年的約三百萬元。由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39年間，台灣對滿州國的出口則躍增了六倍多。以1939年那年的資料來看，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是平衡的。
當時掌控大企業及中盤商的大都是日本人。在銷售台灣農產品的中盤商中，以大連來看，十分之一是中國人，其餘都是日本人。當時的滿州國只有哈爾濱與大連有中央果菜銷售市場，而大連與台灣的果菜貿易尤其密切。當年的陳查某及陳重光都有青果大王及香蕉大王的美名，他們的發跡靠的就是滿州國。

當年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也不單是大公司行號而已，而出口的港口也不只是高雄與基隆兩大港而已。淡水、梧棲、鹿港、馬公、安平、東石、東港、後龍等等小港也都加入了進出口的行列。原因也不外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已發展到了草根級的層面，而許多地方的產品（如宜蘭的蜜餞）也都加入了外銷的行列。(以上參考林滿紅Man-houng Lin的Taiwan, Manchukuo,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Asian Social Science, June 2011)
有貿易就有人口的移動。有許多人只是為了尋找出路及就業的機會。以1931年設立的台南高工（今成功大學的前身) 來說，由於日本人在台教育及雇用上的歧視，使該校的台籍畢業生求職困難。以 1931年到1945年的1933名畢業生來看，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比例約為1比5.5。日本畢業生在日本人當時掌控的台灣工業界求職都不是問題，但台灣人畢業生則除了公家機關不能拒絕外，在私人企業求職都有問題。滿州國建立後，由於急需人才，許多台南高工畢業生也透過教授的介紹及不同管道，在通過應試後到滿州國工作。台灣人與日本人在滿州國的待遇也較平等，而一般也比台灣好。當時台南高工畢業生在滿州電業及電線電話管理局服務的就有21人。這些科技人員於戰後回到台灣，也都接收日本人被遣返後的技術真空而完成了技術的傳承。
當時到滿州國較有名的人物有鍾理和，楊三郎，楊朝華（楊英風的父親），等等。蔡英文的父親蔡潔生當年去的是關東州（遼東半島的頂端），說來是日本的租借地，不屬於滿州國。估計當年居住在滿州國的台灣人共有五千名左右。其中不少人（一說是五分之一）是醫生。有不少人是到當時有名的滿州醫科大學（1949年後改名為國立瀋陽醫學院，最後併入中國醫科大學），及也有名的新京 (長春)，哈爾濱等醫科大學讀書，畢業後大都留在滿州國。當時的滿州醫科大學排名日本前五名內，其教授久野寧還於1936， 1938，及1953年，被提名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奬。台灣醫生於當時的醫療及公衛體系也都頗有表現。溥儀的御醫即為黃子正（台大心理學教授黃光國的父親）。
在滿州國的行政體系中也有不少台灣人。要走行政體系的都要進入1932年設立的大同學院。共有29名大同學院的台灣畢業生也都於滿州國政府中任高階職位。戰後，有26名回到台灣。但因在「偽滿」工作過，使他們於求職上都受到挫折。但最後也都因他們的行政經驗，得以貢獻所長。（以上參考許雪姫 Hsueh-chi Hsu的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s in Manchukuo: The Case of Graduates from Tatung Academy.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September 2012，及”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州｣的台灣醫生”，2004年12月）
戰前在中國的台灣人因為享有與日本人一樣的治外法權，而且有不少是被日本政府「出口」到中國的黑道份子，從事販毒等不法勾當而作威作福。當時有不少中國人恨台灣人尤甚於恨日本人。但在滿州國則沒有這種情形。可能都因為同樣有日本經驗。而也可能台灣的日本經驗較久，台灣人常居於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做溝通協調的工作。這整個過程可說是「日本化」的過程，而或多或少將台灣與滿州國的認同問題多增加了一分變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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