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約二十年前於美國居住多年後第一次回台灣，看到滿街的流浪狗及一些家犬無精打采的樣子委實令人傷心。看到一些鄰居的狗被鐵鍊套著而神情落寞的樣子但若想逗牠玩時，這些狗也只頂多搖個尾巴但提不起精神。這使我想起了大學時的一次動物實驗。實驗的狗大都是被抓來的流浪狗。當我們把我們要做實驗的那隻狗拿到操場散步時，牠步履闌珊，神情寞落，表情是一付絕望。當我們注射藥劑｢處死｣牠以做實驗時，牠一點反應也沒有，逆來順受。那是一隻絕望，重度憂鬱的狗。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那隻狗的影像一直存在我的腦海裏。台灣雖不像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國家那般的吃狗肉，但對待狗及其他動物的態度大不如西方社會。在我們做狗實驗的那段時日，美國海軍於台灣也設有醫學實驗及動物實驗室。每年他們都會依台灣的宗教習俗舉行動物公祭。在美國居住多年發現這邊的狗活潑高興，逢人便跳躍玩耍。真反應了美國人與美國文化。台灣狗與美國狗竟然有這麼大的差別。是文化始然嗎？我們無妨來看一些用狗做實驗所導致的一些發現。狗不但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也可提供我們許多教材。

1904年諾貝爾獎的得主巴甫洛夫 (Ivan Pavlov, 09/26/1849 – 02/27/1936) 是條件反射的發現者。巴甫洛夫研究狗的消化系統。他發現唾液的分泌是應運食物的咀嚼而產生的，但也可因一些非食物的刺激而來。巴甫洛夫發現狗會於餵食者的出現或餵食前的鈴聲響起時便開始分泌唾液，食物之存在與否並沒直接關係。這也就是條件反射。

1967年，美國的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 (8/12/1942 – ) 與Steve Maier用三組狗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第一組狗沒有甚麼特別的處置。第二組狗給與電擊，但狗可學會按控桿去停止這個電擊。第三組狗也給與電擊，但不論他按控桿或做任何動作都無法停止這不定期產生的電擊。過了一段時間後第三組狗呈現臨床憂鬱症 (clinical depression) 的症狀而逆來順受，不再掙扎反抗。在實驗停止一段時間後，第一組狗與第二組狗都恢復正常但第三組狗遲遲不能恢復正常。即時給予逃脫的機會，第三組狗也不會逃而對一切絕望。Seligman與Maier稱這個現象為learned helplessness, 也就是說是境遇所造成的無助感，而認為與有些人的憂鬱症有關。當有些人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情況時，學會逆來順受而不反抗，成為無助 (helplessness) 或憂鬱的現象。

條件反射也好，或learned helplessness也好，雖說是狗實驗的結果，但這種現象都存在於人類社會。不只是個體，在群體上我們也都可看出條件反射與learned helplessness的痕跡。Learned helplessness說簡單些就是失敗主義。獨裁暴政下的境遇容易使人產生無力感與無助感而成為失敗主義者。在社會政治運動裏人們不但要去面對舊體制及其支持者的條件反射性的反擊，也常要面對同陣營裏的失敗主義者的消極心態：無效啦。失敗主義不只對一個社會政治運動有傷害，對戰爭的傷害也是很大的。法國革命推翻封建政體建立共和後，歐洲各君主政體懼怕共和而紛紛成立一個又一個的聯盟 (Coalition) 以對抗法國。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於1805年12月2日於Austerlitz打敗了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 (Third Coalition, 英國，俄國與奧地利)。針對這場戰役，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9/9/1828 – 11/20/1920)在其巨作｢戰爭與和平｣中寫道：決心要打贏的人決定了戰役的勝負。我們為什麼在Austerlitz那一戰中被打敗了？我們的死傷與法國相當，但我們一開始就認為會輸，我們也就輸了。失敗主義者也差點讓希特勒統治全歐洲。當希特勒崛起時一開始是所向無敵。當時的英國瀰漫著一股悲觀的氣息而急於與希特勒妥協。寫羅斯福與邱吉爾傳的John Meacham (5/20/1969 – ) 認為邱吉爾走出失敗主義的陰影而成為對抗納粹德國的領導人是他於1940年那年的最大成就。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道路上是充滿了失敗主義。洗腦所造成的條件反射我們可以用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一一解套。但失敗主義常常是根深蒂固而得靠歷史還原及文化建構來慢慢完成的。早期我們聽到很多人說台獨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路，台獨是共匪的同路人，台獨是數典忘祖的種種說法而使許多台獨陣營裏的人也產生了信心上的問題。雖然繼續推動台獨運動但卻也充滿著失敗主義的氣息。台灣解嚴民主化後，整個台獨運動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歩。但隨著國民黨的引狼 (中共) 入室及中國的崛起，綠營的領導人卻也看不出邁力向前走的決心而顯的舉棋不定。台灣的綠營是需要像邱吉爾那樣能夠走出失敗主義陰影的人。而在情勢急遽變化中，這個｢邱吉爾｣也不見得會是由現成的政黨中產生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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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Swat地區是回教恐怖組織Taliban 的天下。為了報導該地區的生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希望能有一個小女孩以假名的方式在BBC的部落格上報導Taliban控制下的女子教育情況。由於太危險因此沒人願意做這事，最後由一個學校的老師Ziauddin Yousafzai推薦他當時12 歲的女兒Malala Yousafzai (7/12/1997生) 寫部落格。其後紐約時報與其他國際媒體跟進作了報導而使Malala一夕成名，但卻也引來了殺機。2012年10月9 日Malala被Taliban公開刺殺但沒死。暗殺沒死更使Malala成為國際上提倡第三世界女子教育的明星而於2013年 (16歲) 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沒成功。今年 (2014) 再度被提名。

在保守的回教世界女性沒有地位而連接受基本教育也多所限制，很多是連求學都不可得。2014年4月14 日，奈及利亞東北部回教地區的Boko Haram ( 意為反對西方教育 ) 恐怖組織反對女子教育而綁架了270名女學生，揚言要將她們賣為奴隸。反對女子受現代教育的姿態明顯。

我們也許會納悶為甚麼這些回教狂熱分子這麼反對女子接受教育及一般的現代教育呢？回教世界也許遠在天邊，但我們無妨來看看傳統漢文化對女子教育及現代教育的態度。看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

｢女子無才便是德｣源於【隋唐演義】，全聯是｢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有些人會為原來的涵義做辯護，但在約定成俗下，其歧視女性的意義很明顯。傳統漢文化下女子是不能接受教育的。更別提那壓抑女性的纏足之劣習了。漢文化壓抑女性的傳統是很明顯的。

台灣原本是一個南島語系的社會。因為沒有文字的傳統談不上有甚麼教育可言。若我們以東南亞及太平洋的南島語系社會來看，據人類學學者的研究，南島語系的兩性關係是相當平等的。台灣在漢文化侵入後，這個現象開始改觀了。封建文化來了，孔子的那套禮教開始強壓於人民之上。男女開始不平等了，而當然纏足也來了。這種現象維持了兩百多年直至日本治台。纏足廢除了，而女子也開始接受現代教育了。經過了五十年的現代教育後，國民黨來了。他們指控日本的教育為奴化教育，但國民黨下的教育又是甚麼呢？

要看國民黨下的教育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西方的教育。到底我們所了解的現代教育與義務教育都是源於西方社會的。

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地以來就重視分析的能力及人類潛能的發揮。歐洲雖然經過黑暗時代 ( 六世紀到13 世紀 )，但在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及工業革命後，義務教育開始普及。而教育也不再只是為了消滅文盲而已，也積極的重視學生的啟發。教育不再只是教學生要做甚麼或要想甚麼，而是如何去做，如何去分析，如何去思考。但教育也有它的黑暗面，獨裁者自然會發現教育是洗腦的最佳工具。這也是Noam Chomsky所認為的兩種教育。第一種是啟蒙 (enlightenment)，第二種是洗腦 (indoctrination)。

1895年日人治台前的台灣教育與中國的教育都是私塾，地主及有錢人的子弟才能上學。而所讀的不是甚麼科學而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及四書五經等等。下焉者學識字，上焉者莫不想參加科舉以光宗耀祖。科舉產生了不論門第的士大夫階層。與歐洲的世襲貴族制度比起來可說是進步了些。但科舉的目的不外當官。讀過｢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及一些章回小說的人當會了解其貪污邪惡的醜陋面。看國民黨當今的貪腐文化，你會覺得自古皆然，深具文化傳統，不是甚麼新鮮事。

台灣於1895年開始推行義務教育，戰前的識字率已達百分之八十。清廷倒台後，孫文於中國也提倡要推行義務教育。但以戰前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情況來看，在當時顯然不普及。國民黨來台後台灣的教育體系已相當完整，有如一部車子只待駕駛 ( 政府 ) 如何開車而已。但一個封建設會出來的政體自然不會開一部現代的車子。不但亂撞人，還撞死人，而車子的維修也不會。會的就是開倒車，回向封建社會。

馬政權執政以來大推中華封建文化及統一思想。近來以統派人士王曉波，張亞中，謝大寧及朱雲鵬等人所推動的高中｢史記版｣之所謂｢課綱微調｣只不過印證了馬政權封建統一意識型態治國的面目罷了。在一個封建政權的眼裏，教育當然不是用來做啟蒙用的，而是洗腦用的。用封建統一的文化來｢洗｣岀順民。國民黨可以大呼台灣人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忽略掉日治時期的教育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在指責別人是奴化教育的同時其實是在為自己定位。要了解國民黨必須要會逆向思考。在此又是一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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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到明尼蘇達州的雙城 ( Twin Cities, Minneapolis – St. Paul) 一遊。抽空去參觀當年的鐵路業鉅子James J. Hill (09/16/1838 – 05/29/1916) 的故宅，目前已是歷史古蹟的James J. Hill House。可惜當天是休館日。管理人員只讓我參觀前廳，並放了一段介紹James J. Hill 的影片。James J Hill House 有三萬六千平方英呎 (一千坪)，當年 (1891) 的造價是九十三萬美元。房子是豪宅不錯，但沒有那種庭深門禁的感覺，沒有圍牆與鐵門。走路就可走到鄰近壯觀美麗的 St. Paul Cathedral。

James Hill當年屬於一個設於喬治亞州的富豪俱樂部 Jekyll Club。會員還有當時的鉅富如 John P. Morgan, William K. Vanderbilt, William Rockefeller。他們這些人都是美國內戰 (4/12/1861 – 5/10/1865 ) 結束後工業急速發戰時期的工業鉅子。James Hill雖屬一方之霸，但終究是中小咖而已，大咖大都在東部，如卡內基 ( Andrew Carnegie, 11/25/1835 – 8/11/1919)， Henry Clay Frick (12/19/1849 – 12/2/1919)， 洛克斐勒家族及J.P. Morgan (4/17/1837 – 3/31/1913)。這些人有些出生窮苦，但有些是家裏本已有些錢。Morgan 是金融業的，但其他人大部分都發跡於交通 ( 鐵路的興建 )，工業化 ( 鋼鐵廠及其他的工廠 ) 及內線的炒作與剝削。 雖說有不少是殷實的工業鉅子，但很多人的發跡過程並不是很乾淨，也因此這群人被稱為強盜巨亨 ( Robber Barons )，可說是奸商惡賈。不過James Hill並沒被歸納為強盜巨亨。在這些強盜巨亨中值得一提的是卡內基與Henry C. Frick。

卡內基出生於蘇格蘭的窮苦家庭，13歲那年 ( 1848 ) 隨父母移民來美。卡內基年輕時曾當過電報員，其後透過內線交易及私相授受的手法投資於石油，鐵路。最後於匹茲堡建立鋼鐵廠而大發利市。1901年以四億八千萬美元 (今日的一百三十六億元) 的天價賣給 J.P. Morgan 而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卡內基於1889年寫了｢財富福音｣一書 ( The Gospel of Wealth, 一說為Savage Wealth )。卡內基認為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富人必須造福社會。他於晚年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與和平的工作。但當他的Homestead ( 位於賓州 ) 的鋼鐵廠於1892年發生嚴重的罷工時，他遠走蘇格蘭而將罷工的處理交給與他有很不良合作關係的Henry Frick 去負責。除此之外，他所屬的富豪俱樂部South Fork Fishing and Hunting Club之缺乏水土保持也多少造成了1889年的土水壩潰堤而造成下游的Johnstown 的淹沒，2209人喪生。

Henry Clay Frick 與卡內基是事業夥伴，共同經營鋼鐵廠。但兩個人的關係惡劣而在卡內基死前二十年都不互相來往。Frick 對待工會態度強硬，拒絕與罷工的工人溝通。他請私人保全公司 Pinkerton 介入但不成功。工人的暴動最後是賓州的民兵介入才平息的。Frick 被當時的人認為是最招人怨的人 ( the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Frick 是一個熱心的藝術收藏家，他所收藏的歐洲藝術品及繪畫被公認為是相當優秀的。目前存藏於紐約的The Frick Collection 及匹茲堡的 The Frick Pittsburgh。卡內基於臨死前派人向 Frick 求和，希望弭平舊恨。但 Frick 馬上拒絕並說我們兩個都會下地獄，地獄再見 (Tell him I’ll see him in Hell, where we both are going)。

這些強盜巨亨雖說是奸商但卻也立下回饋及造福社會的典範。財產雖也傳給後代，但並不占大宗。這種富人應造福社會的傳統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目前美國的一些鉅富。比爾蓋茲 (Bill Gates, 10/28/1955 生) 指出他受卡內基與洛克斐洛的影響，他與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 08/30/1930 生 ) 同意捐出他們的一半家產做慈善事業。為了推銷富人應造福社會的理念，比爾蓋茲與巴菲特於2010年9月到中國並邀請中國的五十名首富聚餐，鼓勵他們多捐財產以造福社會。但很多人婉拒邀請。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及美國的富比士雜誌 (Forbes) 的報導，那行的反應不佳。中國人沒有造福社會與慈善的觀念。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每年發表的 World Giving Index (世界贈與指數) 顯示，2013年在調查的135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33，台灣排第52 (尚有待努力)，美國排第一。

漢文化沒有公家的觀念。漢文化講的是家庭，父傳子，子傳孫。但將財富傳給子孫並沒有辦法去保障子孫所生存的社會是好是壞，也沒有辦法去保障財富的永存。台灣人早說過｢富不過三代｣。相對之下，造福社會則會保障下一代 (包括自己的子孫) 都會生存於一個合理合情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推廣，公民社會的進行，公眾事務的參與，文化藝術的提升，及濟貧與弭平貧富差距都是造福社會及保障下一代的方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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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學者出身而且強調民主的理念及民主思想對世界和平的重要，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 12/28/1856-02/03/1924, 總統任期1913-1921) 給一般人的印象是有思想，有見地，有理想的總統。學法律、政治與歷史背景的他於1890年回到他的母校College of New Jersey (1896年改名為普林斯頓大學) 教書。1902年被選上為普林斯頓的校長。1910年從政而選上了紐澤西的州長。1912年他以名主黨的候選人身分贏得了美國總統的職位。威爾遜總統於任內提倡自由貿易、降低關稅，並做聯儲、銀行及幣制的改革。但威爾遜之為人樂道的是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倡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 爆發後美國原本是保持中立的態度而不介入歐洲的事務的。但在1915年5 月，德國的魚雷擊沉了一艘來往大西洋的郵輪Lusitania。一千多人死亡，包括128 名美國人。1917年2 月德國外長密電德國駐墨西哥大使倡議若美國放棄中立，則德國會幫助墨西哥收復美墨戰爭(Mexican-American War, -4/25/1846-02/02/1848, 墨西哥失去從德州到加州的土地) 後的失土。這封密電被英國截獲而交給美國。1917年4月2 日，威爾遜向國會要求對德國宣戰。1917年6 月25 日第一批美軍登陸法國。1918年1月8 日威爾遜發表了有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來解決歐洲的問題。十四點原則提倡自由貿易，國際海運的自由航行，裁軍，殖民地人民的權益，國際糾紛的解決方法，各個民族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等。1918年十月德國首相向威爾遜提出據十四點原則的停戰協議，威爾遜回答條件應由聯軍決定。1918年11月德國內部爆發革命。1918年11月11日早上11點交戰各國簽了停戰協議 (Armistice Day，美國退伍軍人日Veterans Day的由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開始了凡爾賽會議，主要是英美法義四國及日本。德國及俄國(1917年俄國革命，俄共掌權) 都沒被邀請參加。1919年6月28日簽訂的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要求德國鉅額的賠款及割地，種下了二次大戰的禍因。依威爾遜的提議而建立的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 於1920年於日內瓦成立，但卻排除了德國與俄國。威爾遜在歐洲享有聲譽但美國國內卻不同意他的主張。參院不同意他所簽的凡爾賽條約而也不同意加入國際聯盟。整個凡爾賽會議及條約的簽訂可說是一個失敗。但可能失敗的還不只是這些。

1919年威爾遜與胡志明有了這麼一個歷史性的交會。

胡志明 (5/19/1890-9/2/1969) 本名Nguyen Sinh Con，他一生用了許多假名。1911年6月5日他當廚工搭船到法國。之後他到處打工而於1912-1913年間在紐約及波士頓。1917-1918年間在紐約布魯克林。1919-1923年間在法國。這時他才開始對政治有興趣。胡志明受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感召而也傾心於威爾遜所提的十四點協議。凡爾賽會議期間他 (當時名為阮愛國Nguyen Ai Quoc) 與一小群越南人請求會見威爾遜總統。在被拒絕三次後，威爾遜給予了十分鐘的見面機會。胡志明說他不是要金錢或軍事援助，他只希望威爾遜總統能為被殖民的越南人向法國總統說項。事後威爾遜總統向他的助理說：那個傻瓜還以為我會考慮那個要求。(imagine that silly guy thinking that I would even consider such a thing)。

1923年胡志明到莫斯科受雇於共產國際並就讀於東方大學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有名的校友如劉少奇 (1921級)，鄧小平，蔣經國，謝雪紅，林木順 (都為1925級)。之後胡志明活躍於廣東，越南。1941年成立越盟並與日本人，法國人，及日後的美國人作戰。越南最後是獨立了，但代價是很慘重的。而胡志明並未克看到越南的最終獨立。

威爾遜總統雖然掛著學者及自由民主的形象，但一些歷史學者也注意到了他的虛偽面。他任職紐澤西州長及普林斯頓校長時排擠黑人的入學及求職。當總統時他容許聯邦政府裏某些部門的種族分離政策。而凡爾賽條約根本就違反他自己所提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但他還是簽了。

本來一心嚮往法國革命精神及美國獨立精神的胡志明最後了解了。法國的自由，平等與博愛是給法國人享用的，不是被殖民的人能夠有的權利。美國的獨立宣言振奮人心，而事實上胡志明於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 (Bao Dai, 10/22/1913-9/31/1997) 遜位後而於1945年9月2 日的越南獨立宣言中就引用了美國的獨立宣言。但在威爾遜總統的眼中，平等自由只包括美國白人及西歐的強權如英法，不包括德國，俄國，美國的黑人及亞洲人。我想胡志明最後覺悟了，自己的路要自己來走。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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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星雲 (俗名李國深，8/19/1927生) 是一個頗富爭議的人物，但他無疑是漢傳佛教中一個重要的檯面人物。達賴十四世則無疑是藏傳佛教的代表人物。而對全世界不是佛教徒的人來說，他也代表了佛教。比較這兩個人的一生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對台灣來說人尤其有啟發作用。

星雲於21 歲那年(1947)於中國曾被誤為通敵而入獄十日。1949年來台後也曾被誣陷為匪諜而入獄二十三天。星雲是一個很聰明而也頗具現代經營理念的人。1953年他受邀到宜蘭的雷音寺。他到任不久後所蓋的宜蘭念佛會是仿基督教的教堂形式，而非傳統的寺廟建築。而裏面所供奉的阿彌陀佛像則是由宜蘭的雕刻家楊英風雕朔的，不是傳統的神佛造像。在宜蘭期間星雲建立了一群教育水準高而且又有能力的女法師成為他日後打天下的班底。但宜蘭終究是個淺塘。星雲後來轉戰台北三重，高雄而最後發跡於高雄佛光山。看過星雲早期的著作如｢玉琳國師｣、｢海天遊蹤｣等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有抱負及理想的年輕人，充滿了對佛教的改革之心。而事實上與星雲那時一同逃到台灣的中國和尚是逃對了地方。中國的佛教於九世紀後就一直沒落而奄奄一息，相對之下台灣人頗敬神尊佛，對各種宗教都蠻尊崇的。在那種因緣下漢傳佛教便於台灣大放異彩。

達賴十四世 (7/16/1935生) 於兩歲時就被認定為達賴十三世的轉世，但到十五歲那年 (11/17/1950) 才正式登基。達賴是藏傳佛教最大教派黃教 (Gelug) 的掌門人，而也是西藏的領袖。1950年10 月中共開始進犯西藏並強迫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但自己又不遵守協議。藏人開始零星的反抗而於1959年3月10 日爆發全面的抗暴。達賴於1959年3月30日逃抵印度。達賴那一代的藏人僧侶是最後一批受過完整密宗修行訓練的人。六、七十年代開始，歐美許多嬉皮及｢異議分子｣開始四處取經。許多人到了印度，也有不少人到藏人的居住地Dharamshala。他們看到藏人的困苦境遇深表同情，而也頗心儀臣服於西藏僧侶的修行功力及教導。也因此藏傳佛教開始傳播於世界各地。而藏人也因地就俗而用各地的語言傳教。以美國而言，早期的佛教因日美人的關係大都是日系的禪宗。但近年來藏傳佛教的發展神速。除了達賴的｢母雞帶小雞｣作用外，藏傳佛教的完整修行體系也是個主因。

在西元二、三世紀時，印度的佛教就點點滴滴的傳到西藏。公元641年棄宗弄贊 (Sontsan Gampo, 604-650) 統一西藏而各娶一個尼泊爾的公主Bhrkuti及一個唐朝的文成公主為妻。漢傳佛教也開始傳入西藏。但792年在桑耶寺 (Samye Monastery) 的一場辯論中印度佛教得勝而從此獨尊於藏傳的佛教。漢藏佛教從此分道揚鑣，但藏傳佛教在蒙古人及清廷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星雲年輕時曾於1959年支持西藏抗暴，也於六十年代時支持越南被迫害的僧侶。1989年7 月，星雲於美國南加州的西來寺與達賴會面，對達賴讚譽有加。但那年星雲也率眾訪中，並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與政協主席李先念會晤。近來也隨連戰會晤習近平，｢民族大義｣ 持續發燒。2008年公開支持非佛教徒的馬英九而非佛教徒的謝長廷。2009年3月31日在中國無錫說｢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那個不是中國人｣，又說｢希望達賴喇嘛面對一個中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如此則相信中國也能接受｣。在台灣居住，成長，茁壯，而且大受嘉惠已超過一甲子的星雲顯然對台灣一點感情投沒有。既然對一個無神論的中共政權如此巴結，當初何必逃避來台呢？過去讚譽達賴有餘，如今卻大加排擠並於2009 年7 月達賴受邀來台以祈福莫拉克災民時說他不該來台。星雲的兩種態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搞不清佛法與中國文化的差別，他也只知典籍而不知一個宗教最重要的事是修行。

達賴在八十年代開始即於世界各地享有聲望而也有不少信徒。1989年得諾貝爾獎後更使他成為一個全球皆知的人物，連非佛教徒都對他讚譽有加。反觀之下，星雲在台灣與中國有名聲(或惡名)，但在美國即使是佛教界也鮮知有這個人。1996年4月當時副總統高爾與星雲在西來寺的會面及募款案引發了政教不分力及外國 (台灣) 政治獻金的醜聞。不認錯的星雲於1997年春於美國的佛教雜誌tricycle上為出家人理財辯護但也隨即被指違反比丘戒律。漢傳佛教如星雲若不知入境隨俗，就地生根，而只知死抱腐朽的大漢沙文文化的話，則任你投下再多的金錢與人力也是枉然的。這些 ｢懷抱祖國｣ 的人自然自限於中國而走不出去。當他們指控台灣不傾中的人為 ｢鎖國｣ 時，其實是指控這些人為甚麼不鎖定中國而投懷送抱。相對之下，離開中共掌控下的西藏而名聞四海並備受尊敬的達賴則給台灣人一個如何走出世界的例子。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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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字彙雖然浩瀚而其文法與語句結構也相當邏輯，但有些中文是很難翻譯成英文的，找也找不到相關的用語。奴才一詞便是其中之一。奴才不是奴隸。奴隸是沒有選擇的。但奴才是心甘情願做奴才的。心甘情願還不夠，他得還有一些｢才能｣才行。要了解奴才文化我們可由魯迅 (本名周樹人, 9/25/1881-10/19/1936) 於1925年所寫的一篇簡短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談起。

魯迅寫道奴才總是尋人訴苦。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聰明人，在訴苦了一陣後，聰明人安慰奴才說｢你總會好起來….｣。奴才聽了心胸舒坦而說但願如此，可見天裡沒有滅絕。幾天後奴才又尋人去訴苦了。這次他遇到了一個傻子。奴才抱怨說他住的地方比豬窩還不如，陰濕汙穢而連個窗子都沒有。主人對他的哈巴狗比對他要好到幾萬倍。這個傻子聽了義憤填膺要奴才帶他去看奴才的住所。到了奴才的住所這個傻子就開始砸泥牆要開窗。奴才心急了，喊強盜在毀咱們的房子了。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最後主人出來了，這個奴才便邀功而受到主人的誇獎。之後有人來慰問這個奴才，聰明人也在內。奴才說”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魯迅是一個善於剖析中華文化的作家。奴才與聰明人多少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奴才要懂得跟對人，知道如何談仁義道德。奴才不是忠貞的，只是投靠，而也會知道甚麼時候要背叛。要會精心計算，伺機行事，要在奴才群中出人頭地而成為奴上奴。另外一邊是傻子，嫉惡如仇，打抱不平而當機行事。這也類似林義雄所說的笨鳥先飛。在魯迅眼中的中國，奴才與聰明人多，傻子少。

一般認為奴才一語之廣泛使用與清朝有關。這本是滿人的文化，在主子之前僕人自稱為奴才。在清廷裏，滿臣自稱為奴才而漢臣則自稱為臣。臣顯然不如奴才。1773年滿臣天保與漢臣馬人龍為科場舞弊案向乾隆皇帝上奏摺。由於兩人一同上奏而天保在先，所以一開始用”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不喜歡漢臣冒充為奴才而下令以後上奏摺一律稱臣，不得再用奴才一詞。也可能是奴才一詞與清朝廣泛被聯想在一起有關，所以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鄙稱為｢清國奴｣。奴才一詞雖沒有英文字，但奴才的標準動作 – 磕頭 (kowtow) 則有，負面意義很明顯。

說奴才文化始於清朝也未必公平。也有不少人論述其實奴才文化於孔子(551 BC-479 BC) 的時代就有，而搞不好孔子就是始作俑者。孔子的生父是殷代皇族的後裔叔梁紇，母親顏征則十分貧賤。｢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貧且賤｣(史記孔子世家)。但孔子一生攀權附貴，周遊列國而向統治者推銷他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仁義禮樂但不得志。同期的莊子於其三十三篇的｢莊子｣中有二十一篇提及孔子並加以批判其對仁義禮樂的執著。孔子雖然於生時不得志，但儒家於漢武帝(7/14/157 BC – 3/29/87 BC) 時因董仲舒 (179 BC – 104 BC)的建議而獨尊孔家。因為太好用了。對一個帝制的絕對獨裁者來看，孔子的那一套倫理規範真可說是人民的鴉片。

若我們來看與孔子同期而成為西方哲學基礎的蘇格拉底 (469/470 BC – 399 BC) 就可多多少少了解中西基本哲學的差異，為什麼一邊強調自由人而一邊強調奴才。蘇格拉底本身沒有著作而我們當今對他的了解都是由他的學生來的。蘇格拉底一生不從俗，不認為他有甚麼智慧，常與人用問答的方式去顯示我們的無知。他幫助別人去了解他們自己及真相。這種分析的能力與辯證方法也因而被稱為蘇格拉底方法 (Socratic method, 或elenchus)。蘇格拉底後來被認為他不虔誠以及對雅典的年輕人有不良影響而遭處死。蘇格拉底不想辯護而也認為時間到了，該走了。看蘇格拉底與孔子多少讓我們了解為何中西文化有這麼大的分歧，而奴才文化為何一直主宰著中華文化。

但西方並不是沒有這種奴才文化的陰影的。Erich Fromm (佛洛姆, 3/23/1900-3/18/1980)的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就在探討納粹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極權下的人民放棄一些自由而獲得另類的自由 – 衣食的保障，結構性的生活及仇恨的自由。

過去的奴才是永遠最多只能做為奴才的，頂多是奴上奴。因為皇帝是世襲的。但現在是｢民國｣了，皇帝沒了而奴才也有可能爬到頂端成為｢總統｣了。了解奴才文化就多少能了解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及鬥爭型態。奴才固然能當上總統，但習性終究難改。行徑與過去的太監奴才之宮廷鬥爭其實沒有甚麼不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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