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教育是人權的重要一環。在各個國際人權組織與宣言裏，都強調教育的重要。要求能做到尊嚴，公平，參與，沒有歧視。國際的諸多人權宣言也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孩童能得到人格的完整成長，強化對人權與自由的認知與尊重。
但在一個獨裁與極權政體裏，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而是洗腦的工具。用洗腦的方式製造出無知的順民以達到獨裁者的政治目的。這也是馬政權主導下的台灣教育部目前所在推動的｢課綱微調｣的目的。
目前馬政權的所謂｢課綱微調｣其實是個巨大的調整。它刪除了一些史實：如日本人早於荷蘭人據台時就已駐台以與中國經商，並發生與荷蘭人對抗的事實；也大大刪減了日本治台的那一段歷史；大大減少了原住民的歷史敘述；也刪除了228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另一方面，新課綱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聯。簡而言之，這是一部推動大漢沙文主義，抹殺少數民族及蔑視台灣歷史的教科書。尤有甚者，整個新課綱的推展過程都是在黑箱作業中進行，也違反正當的程序。這種開民主倒車的惡舉自然引起台灣學界與年輕學生的抗議。
從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之占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到今年7月23日的青年學生攻進教育部。我們看到的是抗議學生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年輕。而7月30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之選擇於他生日那天死諫，更使這個反｢課綱微調｣運動帶上悲壯的氣息。林冠華之死讓我們想起了1989年4月7日，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鄭南榕自焚那天，帶動拘提的正是7月23日下令逮捕攻進教育部的學生的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令人納悶的是台灣解嚴已經二十九年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固有進步，但國民黨的獨裁本質及其劣質的行事作風可有任何改變？顯然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呼籲我們應重視台灣青年學生的教育人權。馬政權應撤回所謂的｢課綱微調｣，教育部長吳思華應立即下台並停止對學生的法律訴訟與騷擾。對於林冠華之死，政府應當扛起道義上的責任並做適當的處置。將來整個課綱的調整應依法訂程序，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課綱固應由專業人士來制定，但也應因循合理合法的公聽程序來完成。教育下一代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責任，不屬於任何政黨，更不屬於那個強調中國人史觀而踐踏台灣人史觀的中國國民黨。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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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的藍綠對決不是什麼新聞，主權的爭議與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抗到底是台灣的根本問題。要說有新聞的是，一些本已被歷史定位為獨裁者的人，最近卻頻頻被重新包裝，而從新以民主先行者的角色出現，企求騙取人民的膜拜。而這些殺人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也於同時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政治的信徒，並於社會上招搖撞騙起來。更有一些已走到政治道路上的末路而成為政治殭屍的，也不甘寂寞的有如湘西趕屍般的復活起來。這是蔣經國 (前者) 與宋楚瑜 (後者) 的寫照。
近幾年來蔣經國的形象一直被漂白。但台灣人怎麼會忘掉，高雄事件、林宅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直接間接的都與這些暴力殘殺事件脫離不了關係。而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5/19/1949 – 7/15/1987) ，也是在民眾抗爭不斷的情況下，蔣經國才於最後 (他死前六個月) 被迫解除的。在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有四十萬人莫名其妙的被逮捕，刑求，入獄。有三千至四千人遭到槍決。蔣經國可曾為國民黨的暴政做過任何道歉？而於蔣經國當任中華民國總統 (8/18/1984 – 2/25/1987) 那段期間，為他搽脂抹粉而充當文化打手的正是宋楚瑜。宋楚瑜於那時當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6/14/1979 – 8/24/1984)，國民黨文工會主委 (8/8/1984 – 2/25/1987) 。如今宋楚瑜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惡行惡言加以道歉，反而將那段時日形容為盛世，並以｢仁君｣蔣經國的傳人自居。那麼，我們就以兩三件事來看宋楚瑜在那段時日的表現吧。
你的人權，我的霸權
1979年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一個人權日的和平遊行，對國民黨而言卻是用之以暴力鎮壓，及羅織罪名以逮捕當時黨外人士的大好機會。大逮捕後聯合報的標題是：｢高雄暴亂事件外人歪曲渲染，新聞局長嚴正駁斥惡意謠言，呼籲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認清環境信任政府，勿因陰謀份子濫用民主而對民主起了懷疑｣。宋楚瑜在國民黨的會議中說明｢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辭，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楚瑜指責外國的新聞報導是嘩眾取寵的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充滿了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人沒有訴諸於司法的能力，因此先行代為審判。西方媒體寧可相信白種人的謊言，不信黃種人的真話。寧可相信一個人的謊言 (註：指艾琳達的言論)，而忽視一百八十三個證人的證言，也不聽一千七百萬人的心聲。宋楚瑜還去信外媒抗議，但一些外媒如《新聞周刊》都支持 (stand by) 他們原來的報導。隔年，宋楚瑜在耕莘文教基金會發表演說，批評高俊明牧師獨獨愛護施明德一人，而不去慰問被打傷的一百多名憲警，這算什麼愛心？
三打周清月
1981年的陳文成教授遭到國民黨謀殺一事，震撼了台灣社會, 也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的美國全國電視台NBC 由主播John Chancellor (7/14/1927 – 7/12/1996) 報導了陳文成回台卻神秘死亡的新聞，也報導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新聞中也訪問了新聞局長宋楚瑜。當時宋楚瑜那一副教訓人的天朝嘴臉倒也使美國人大開眼界。國民黨的新聞局不外是用之以控制媒體的，那時的宋楚瑜就針對美聯社的駐台記者周清月開了刀。
陳文成被國民黨謀殺後，陳文成以前的同事狄格魯特教授 (Professor Morris DeGroot) 與刑事鑑驗專家魏契 (Dr. Cyril Wecht) 來台了解事件。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與法醫方中民及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陪同下，到第一殯儀館去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周清月後來訪問了陳庭茂而寫下魏契做驗屍 (autopsy) 的報導。宋楚瑜堅持只是審視 (view) 屍體，並非驗屍，要周清月更正。周清月說要引用宋之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以做更正。但宋楚瑜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權。
周清月當時曾訪問魏契與狄格魯特，但他們兩人害怕會危及他們生命的安危而不願多說。只答應周清月他們離開台灣後會與她聯絡。兩人離開後於過境夏威夷時，狄格魯特打電話給周清月說明魏契法醫有做一些切割以確認死因，並不是審視而已。
那時的黨外立委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曾在立院就周清月被吊銷採訪權一事，向宋楚瑜提出質詢。宋楚瑜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宋誓言要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
在台灣被吊銷採訪權後，周清月遭到國民黨的監聽與監視。隔年，國民黨悄悄的答應周清月要恢復她的採訪資格，但要美聯社及她都不能對外宣布。 1983年，周清月被美聯社調到印度。在離開之前，宋楚瑜還召見她，說一切都是誤會。 1986年周清月被調回台灣擔任美聯社台北辦公室主任。但在宋楚瑜的壓力下，只上一天班的她就被新聞局說她的資格從未正式恢復。周清月只好號離開台灣。
解嚴後的2003年，半官方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於12月10日人權日舉辦｢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原本要周清月就｢國際媒體的角色｣一題於會中發表演講。但怕影響2004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與親民黨立委，於立院就｢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問題，杯葛她的返台與會。周清月不得來台，只有改以書面文章 (Tina Chou: A Political Death and a Media Casualty) 發表她的經歷和看法。
三度封殺周清月。為什麼？依周清月於事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來看，她認為原因有如下幾點。她是第一個外媒派來台灣的本地人 (她父親是華南銀行經理，支持黨外)，在全為大陸人掌控的新聞局中，一直對她存有戒心。周清月也提及在報導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的文章中，她曾報導過台灣人對戒嚴法的不滿，而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在一個台美人政治學者訪台談論台美關係時，她也為他舉辦了一場外媒的晚宴。用該教授的標題｢台美關係｣，而非｢中美關係｣，使新聞局相當不悅。在陳文成事件的同年，台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投共，同機的許秋麟不願投共而於東引島跳傘。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是迷航，不是投共。但周清月有她在空軍的消息來源而於記者會中質問，也引起新聞局的不滿。
國語歌仔戲
宋楚瑜要給人的是一個開明、親民、本土、有能力、願意苦幹的形象。但他在任新聞局長及國民黨文工會的主委時可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段時日宋楚瑜大量壓抑言論自由，極力抹殺及滅絕台灣文化，而對外媒也一再要求｢端正視聽｣。
從他當代理及正式的新聞局長後，每個星期都與警總，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察局及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參加警總的｢書刊調查小組｣。在那段期間，被迫停刋的雜誌有四十多本，被查禁的書刊雜誌不計其數。他也向外媒説：黨外雜誌在政治的看法與推測走偏鋒，連一些不宜討論的都搬出來討論。
打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先鋒的宋楚瑜一伙人，於1982年修正｢廣電法｣。訂定｢方言應逐年減少｣的方針，用意就在於打壓台灣話 (福佬話) 與客家話在台灣化中的角色。 1983年相關法令設定後，壓抑本土文化的政策便正式上道。也因而產生了｢國語歌仔戲｣與｢國語布袋戲｣的怪現象。
宋楚瑜變了嗎？
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人是不斷的在改變的。因為在一個無常 (impermanent) 的世界裡，變也是唯一不變的事實。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會改變的大都是被迫的。從當年的極權統治的維護者到如今滿口民主、親民、本土。宋楚瑜變了嗎？
當年指責外媒為｢白種人優越主義｣，｢外國殖民主義想再度操縱中華民國｣的宋楚瑜，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後，與連戰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會中用不很靈光的英語訴求於外國媒體。而同時也向扁政府擺出逼宮與政變的態勢。最近十幾年來，宋楚瑜勤跑北京。會中國政要，祭黃帝陵，謁中山陵。宋楚瑜變了嗎？一個人的行動說明一切。不是你說你是什麼而大家都會相信的。宋楚瑜及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幹之流，信仰的是敵視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到美國混個文憑不過是掛個自由民主開明的假面具罷了，骨子裡是仇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當年打壓言論自由，企圖滅絕台灣本土文化的宋楚瑜，後來也講起台灣話來了。與馬英九心結頗重的他，目前也｢支持｣被馬英九極力打壓的所謂國民黨本土派來了。但一般國內外的學者及媒體都知道他是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宋楚瑜對統一的看法與一般藍營人士一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他不是淺藍, 而是深藍。
但宋楚瑜也變色了。由當年的｢藍得發黑｣，轉而成為橘色 (親民黨)，而最近又與那已國民黨化的民進黨搞合作關係，而開始染上一點綠色了。由藍轉橘再加綠，但其｢中華民族｣的藍骨是一致的。而其一再不變的也就是對權位的追逐。一生在宦海打滾的宋楚瑜，早年的權位都是蔣經國｢恩賜｣的，他有能力贏得選舉嗎？
幾乎每有大位必爭的宋楚瑜，於2000年， 2004年，及2012年都參與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2012年那次只得到2.77% 的選票。 2006年他也參與了台北市長的選舉，但只得到4.14% 的選票。 宋楚瑜一生唯一的勝選是1994年的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得到56.22% 的選票。但那一次的勝選卻也不是全然公平的。因為那時宋楚瑜已任職了一年多的官派台灣省政府委員，占盡了現任省長的優勢與國民黨浩大資源的支持。
宋楚瑜於省長任內（官派， 3/20/1993 – 12/20/1994。民選，12/20/1994 – 12/21/1998）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跑遍了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村里。他看過的台灣比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所看過的都要來得多。這麼一個看遍台灣而也說他愛台灣的人，怎麼會反對台灣獨立呢？很顯然的，他無心無意，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人的心聲。當你無心無意但卻說你愛台灣時，那自然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與無意義的呻吟，有如妓女叫床一般。妓女要的是你的錢，楚瑜要的是你的票。修正：楚瑜兩個都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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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ly 16, 2015 by Ken Lee
每個國家都會有貪腐的問題，但顯然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如何測量這些差異，而又如何去解釋這些差異，是許多有心人士與學者所致力的。位於德國的非營利性團體｢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he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corruption) 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發表調查的結果，而也被人廣為引用。以東亞各國來看新加坡每年都排在前十名，而香港與日本都排在前20名之內。台灣則好像每年都在退步。台灣在國際間的貪腐印象指數 (CPI,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的排名於1998年是第29名，2000年是29名，2004年是第35名，2008年是第39名，2010年是第33名，2012年是第37名，2014年是第35名。南韓則大都在40幾名左右。而中國則由2000年的第63名降到2004年的第71名 ，2008年的第72名，2010年的第78名，2012年的第80名，到2014年榮降到第100名。每年排名前面的大都是北歐及西歐的小國及加拿大、澳洲、德國等國家。
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給大家有一個各國貪腐程度的比較，但為什麼不同的社會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分析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宗教、與政治結構，UCLA的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崔斯曼 (Daniel Treisman) 對這個問題嘗試做解答。｢貪腐的原因：一個跨國的研究｣(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une 2000) 這篇論文採用｢國際透明組織｣，及另一個類似團體｢國際商務｣(Business International, BI) 的資料為基礎做分析。他考慮了法律制度，宗教，殖民歷史，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原料與資源，公務員收入，是否為聯邦制等等因素做分析比較。底下是他的結論。
就法律制度來看，使用英美法 (common law systems) 的國家一般而言比使用大陸法 (civil law systems) 的國家較少貪腐的問題。原因可能是英美法較保障人民的財產，對政府較有監督力，而也很強調程序的問題。程序也就是due process。我們了解在美國若檢察官採證的程序違法，則即使那個證據很重要也不能被法官採用。台灣與日本都是大陸法國家。而過去我們常聽到台灣的法界人士講｢情理法｣的觀念。法居然在法律界是被排在情理之後的。
可能是所使用的法律制度的不同，崔斯曼發現前英國殖民地的國家貪腐問題較沒那麼嚴重。前英國殖民地的貪腐問題，若沒考慮到英美法的使用的話會更壞。而光就殖民歷史而言，證據並不支持沒被殖民的國家較沒貪腐的問題這個看法。
就宗教而言，崔斯曼發現新教 (Protestants)，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基督教，信徒比率越高的國家，貪腐的問題越小。原因可能是新教較容忍個人的異議與對權威的挑戰。而也可能是德國社會學巨匠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所說，新教會刺激經濟的成長。而經濟的成長發展到成為一個開發國家後，則貪腐便會較不成問題。
公務員的收入若較高雖然一般較會減低貪腐的程度，但證據並不很強。同樣的，聯邦制與否與貪腐的關係，正反兩邊的意見及證據都有，也沒有定論。
一個民主社會與言論自由理應會減少貪腐的程度。但崔斯曼發現，只有民主制度施行相當長的時間後，才會對減低貪腐的程度看出成效。實施民主政治20年對貪腐程度的影響不是很大，若實施40年以上則較有成績。
雖說於七十年代後受到不同學說的挑戰，但韋伯的現代化理論還是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韋伯認為經濟的發展會帶動社會、政治及文化的演化，使開發中國家會由傳統的家族社會演變成理性、個人主義、而較不受人際關係約束的社會。在這種發展下，貪腐自然會於一個現代社會中較不成問題。
對於國際透明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貪腐排名榜，開列西歐、北歐、北美及一些東亞國家為較乾淨的國家，而大部分的亞洲、東歐、中南美及非洲被歸納為貪腐的國家，對此也有學者表示不同的意見。倫敦政經學院的講師傑森‧希克爾 (Jason Hickel) 就認為美國的選舉被金錢腐化，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於2010年1月21日的判決 (Citizens United vs. FEC) 取消了政治獻金的額限，更使這個已被金錢腐化的選舉制度更趨腐化。而據世界銀行估計，貪腐使開發中國家每年損失約200億到400億美元。但這只佔所有不法公共財物損失的百分之三。但跨國公司也都經過逃稅及種種方法每年由開發中國家巧取豪奪九千億美元。許多國際不法基金流動的三分之一是經過倫敦的金融市場的，但英國卻於貪腐的排行榜上列為績優的第14名 (2014)。更不用提因為官員的不盡責及與華爾街的串通，導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為了善後，這些金融風暴的始作俑者還收到納稅人員幾兆美元的資助以避免倒閉的命運。對希克爾而言，西方國家大財團的貪腐額量巨大，而開發中國家的貪腐政權也都受到西方強權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你說那一邊比較貪腐？
比大貪與小貪或那個較貪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說來都是不義之財。而不同宗教與哲人都奉勸不要取不義之財。不取不義之財固有宗教上的教示，但要確切執行還是要世俗的法律。這個世界不缺的就是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盜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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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ne 17, 2015 by Ken Lee
爭權奪利常導致人員的陷害與互相殘殺。而當這個權與利是在國家級的時後，這種殘殺會變得相當徹底。殺害的不只是敵人而已，也常包括同志及親人。在權力的頂端下，同志與親人也都變成可能的敵人。
我們知道劉邦在奪得天下後殺盡了當年的同志與戰友。但其實在他未奪得政權之前他就表現出置至親於不顧的事實。楚漢之爭彭城兵敗後，逃命的劉邦為了保命把他的兩個兒女推下車。而到滎陽對峙時，項羽以劉邦的父親為人質而威脅要將他烹殺掉，但劉邦竟言：｢吾與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中國歷史上是有不少皇帝連自己的親生孩子都將之處死的。即連女性如武則天也殺了自己的兒女。
但這種為了權力的掌奪而殺害至親的倒也不是漢文化的專利。每個王朝都有權位的爭奪與繼承權的鬥爭。由於奧圖曼帝國的奪權之戰廝殺之激烈，使得奧圖曼帝國於14世紀時幾乎要滅亡。所以15世紀時的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訂立了規則。當老蘇丹 (sultan) 死後，所有的兒子都會搶奪大位，奪得大位而成為新蘇丹的得將他所有的兄弟及可能有威脅的叔伯都處死 (用絲巾吊死)，稱為fratricide (殺死自己的弟兄)。兩百年後這種做法做了修正。沒奪得大位的兄弟叔伯都被關了起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奧圖曼帝國也跟著倒台。這種殘忍的手法才走入歷史。
說權力鬥爭的殘忍手法在進入20世紀後成為歷史是言之過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期間，遜位的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人就在列寧的指示下慘遭滅門。但在手法的殘酷上，黑暗大地的非洲可說相當突出。我們就以賴比瑞亞 (Liberia) 在過去20年的歷史來看。
賴比瑞亞是西非的一個小國，面積約台灣的三倍大，人口四百萬人。賴比瑞亞是由返回非洲的美國前黑奴所建立的國家。首都叫蒙羅維亞 (Monrovia)，為的是紀念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 任內1817-1825) 而命名，因為門羅總統支持前黑奴返非的計劃。從1820年開始就陸續有前美國黑奴開始返回非洲殖民而於1847年建國。典章制度大都依循美國，連國旗都與星條旗類似。也因為這個背景，所以賴比瑞亞的政治大都由這群美裔黑奴的後裔 (稱為Americo-Liberian) 所把持。這種政治生態到1980年時起了巨變。
山姆‧多伊 (Samuel K. Doe, 5/6/1951-9/9/1990) 不是美國前黑奴的後裔，而是賴比瑞亞的土著。多伊出生於偏僻的地方，屬Krahn部落的人。年青時到首都尋求機會，小學畢業而可能不識字的他無一技之長，所以只有加入軍隊。在升到班長時的1980年4月12日，多伊領導主要是他部落人馬的一小群人，於總統府附近做巡迴時攻進了總統府，而將總統William R. Tolbert, Jr. (5/13/1917-4/12/1980) 殺死並將他剖腸開肚而以之餵狗。隔天將所有的部長都被處死，唯一例外的是一個也是他部落的人。不學無術的多伊從此大權在握，生活糜爛而殺人無數。1982年訪韓時透過強人全斗煥的安排而得到首爾大學的榮譽博士，多伊從此自稱為多伊博士。當多伊在1980年發動政變時，一個在美國讀經濟學的賴比瑞亞人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回到賴比瑞亞加入多伊的團隊而成為核心人物。但沒多久兩人的關係就開始惡化。泰勒先是逃回美國而爭取到民權人士傑克森 (Jesse Jackson) 的支持。到利比亞受訓後泰勒夥同一些流氓暴徒於1989年進入賴比瑞亞，強募了一萬名娃娃兵而進行了近十年的內戰，死亡人數在25萬到50萬人之間。1990年9月9日泰勒的同夥人詹森 (Prince Johnson) 逮捕到了多伊。在刑求多伊要得知他的藏款處不果後將多伊殘殺掉 (mutilation)。泰勒掌權後使賴比瑞亞進入黑暗期。2006年失勢後的泰勒也遭到通緝，最終被逮捕而於2012年4月被海牙的國際法庭判處50年徒刑。
不要以為封建社會的殘酷爭權鬥爭行為，及非洲部落社會為了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的現象，不會發生在一個現代的社會。現代社會固有現代社會的規範，而殘酷說來也是相對的。但在馬政權上我們看到了這種封建社會及部落社會的血腥味。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他成為第一個到孔廟祭孔的總統。他穿的非西裝而是清朝人的馬褂 (清國奴？)，而孔廟也將原來｢諸侯之禮｣的六佾舞改成｢天子之禮｣的八佾舞。除此之外孔廟也開古代只有皇帝走的中門，讓以皇帝自居的馬英九走過。馬英九的就任總統也宣示了封建時代馬朝的來臨。豈止封建社會，馬政權的用人及其運作也是小圈圈而充滿了部落社會的色彩。雖說是以選票和平的掌握政權，但馬政權上任後的首要任務竟是對前朝，尤其是陳前總統的迫害。羅織罪名，凌遲，誅九族。除此之外，對自己黨內的｢非我族類｣也不放過。封建思想及部落行為展露無遺。
一個人可以頂著西方國家的學位，身著時髦西裝在一間豪華的宴廳裏用刀叉食人肉而自以為文明，但其封建社會的殘酷心態及部落社會的野蠻行為是難以掩飾的。(權力與掌權者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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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ne 11, 2015 by Ken Lee
政治權力的運作對外行人或局外人看來可能是撲朔迷離，也因此有人說權力的運作是一種藝術。但也有人說權力運作的原理都是一樣的，想要掌權及已經掌權的人都知道如何運作，不外乎是要更多的權力及能夠永久掌權下去。但掌權的運作方法呢？紐約大學的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與Alastair Smith認為不論民主國家，獨裁國家，甚至大公司的權力運作方式都是有軌跡可循，而依同樣的原理在運作的。2011年他們出版了《獨裁者手冊：為什麼壞的行為常常是好的政治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來闡述他們的理論。
依《獨裁者手冊 》的理論，對要掌權或已掌權的人而言政治有三種群體：第一個群體是名義上的選民 (nomin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可改變或可交換的，interchangeable)。第二個群體是真正的選民 (re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有影響力的, influential)。第三個群體是得勝聯盟 (winning coalition, 或稱之為必要的, essential)。
按作者的分析，以美國小城的選舉而言，有登記投票的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投票的是真正的選民，而得勝聯盟則是決定勝負關鍵的選票數或是得以選上的總票數。但總統大選則顯得複雜多了，由於美國是聯邦制，所以美國總統的選舉結果是依｢選舉團｣ (electoral college) 的計算而非總票數，所以得勝聯盟常集中在一些地方如俄亥俄州與佛羅里達州。
而就一個公司而言，所有股東都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的選民是董事會成員 (board members)，而得勝聯盟則一般都是大股東或大企業的投資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公司的總經理、總裁或執行長 (CEO) 的主要負責對象名義上是所有股東或董事會，但一般都是只向大股東負責而已。因為只有大股東能決定總經理或執行長的去留。
在一個獨裁國家獨裁者也是需要有支持者才能保住權位的。一般而言獨裁者有一小群忠心的支持者 (得勝聯盟)，而這些人都分享有巨大的利益。而真正的選民則是那個獨裁黨的黨員，名義上的選民則為一般大眾。就共黨國家而言，黨員是真正的選民而中央委員則為得勝聯盟。
由於掌權者都希望不斷的掌權下去而權力也越大越好，所以不管你是獨裁者、民選的政府官員或私人公司的執行長，掌權者的行為與作法都是類似的。作者發現掌權者有五個成功的規則。
規則之一是得勝聯盟要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控制，而大家分的贓也越多。美國的大公司的執行長只要與大股東的關係良好就能保住職位，他不需要理會一般的股東。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大公司的執行長雖然做的不好，公司賠錢，但他的收入卻能一再提高。因為他給大股東很多利益的原故。而在台灣我們也都知道馬政權的小圈圈。在2014年11月29日的選舉大敗後，國民黨說要內閣總辭，結果還是總留 (腫瘤？)，換來調去還是那個小圈圈的人物。
規則之二是擴大名義上的選民。如此一來，候補的就多了，使支持者要小心可能隨時會被換掉，不得不輸誠效忠。
規則之三是控制金流與財源。如此一來獨裁者與支持者都會財源滾滾。看每一個獨裁國家的官員大都坐擁萬金。作者以巴基斯坦前總理Asif Ali Zardari (在位2008-2013) 為例，他是被暗殺死的前總理布托的先生。那麼一個窮國家的總理竟然會有四十億美元的財富。
規則之四是給你的支持者的好處要適當，不要太多，依情況隨時調整。要多到能維持他們的忠誠，但也不能多到使他們也都想變成獨裁者。倒頭來，獨裁者的支持者每個也都是想坐大位的。
規則之五是寧願人民受苦也不能刪減你給支持者的利益。在一些落後窮苦的國家我們常看到外援沒有分給人民，而是由高官中飽私囊。而即使在民主國家中，我們也常看到一般人所詬病的政商關係，許多政策有惠於巨商但不利於小老百姓。掌權者是靠巨商上位及在位的，當然要回報。
《獨裁者手冊 》引用了許多歷史典故以為佐證，該書也介紹一些奪權的故事而認為得勝聯盟最重要的因素是忠誠度。而就｢權力使人腐化｣ (power corrupts) 一說，作者雖然認為沒錯，但作者認為腐敗的人傾向於掌權而也常常是兩者互動的。也即是說，腐敗也常常導致於權力的取得 (corruption empowers)。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獨裁者手冊 》是一部容易閱讀而含有許多故事的著作。該書陳列出許多權力運作的原理而有時會令人有｢原來如此｣的感覺。但同許多解釋社會，政治及經濟運作的學說一樣，都有其可取與不可取的所在。人類行為倒底不是像機械運作般的易於解釋或預測的。但總的來說還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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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28, 2015 by Ken Lee
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是充滿了陷阱而血跡斑斑的。遭殺害迫害的不只是敵人，也包括了過去的同志。這種權力鬥爭的血腥在一個獨裁社會中尤其明顯。劉邦於奪得天下後殺盡了所有的建國功臣。因而韓信感嘆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史記，淮陰候列傳》)
獨裁者是充滿了不安與被害妄想的，因為有許多人都想搶大位，當皇帝的亦不例外。中國歷史上是充滿了這種殺盡當年同甘共苦的革命同志的典故。相較之下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顯得文明多了。他怕功臣會利用龐大的兵力革他的命，於是在一場酒宴中向功臣建議他們應該還鄉享天年。這個｢杯酒釋兵權｣之所以會被傳為佳話也在於它是一個例外。
這種兔死狗烹的故事發生在近代社會聽起來則會令人毛骨悚然。讀了史達林與布哈林的故事很難令人不心寒。
史達林 (1878-1953) 出生於高加索區的喬治亞窮苦人家。年輕時他參與各種激進的左翼團體，組織工會，進行罷工。此外他也如黑手黨一樣幹盡許多搶劫、詐欺與暗殺的勾當。在那時他也與流亡在外的列寧及布爾雪維克搭上了線。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也倚重於史達林的組織能力及財務上的資助。錢大都是敲詐及搶來的。在一個1907年的銀行搶劫中，史達林就劫盜了數百萬的盧布，並造成40人的死亡。在那段時間史達林也用了一些假名。原來用Koba，是喬治亞傳說中一個法外好漢的名字。史達林這個名字則是他於後來才採用的，意為鋼人(Man of Steel)。但說他是一個鋼心或黑心人應該較為恰當。史達林於取得列寧的信任後逐漸篡權，並於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共政權中逐漸取得更多更大的權力。在這整個過程中是充滿了清算鬥爭與血腥的屠殺的。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1879-1940) 與史達林的搶奪領導權之爭固然有名，但令人震撼並使許多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失去對蘇聯支持的，則是發生於1936年到1938年間的幾個樣板審判。在這些審判中，以前的同志與較贏得民心的地區黨官都被羅織罪名而遭處死。其中最令西方左翼人士震驚的是文人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 之遭處死。托洛斯基則於流亡墨西哥期間被史達林的密探刺死。
布哈林的父母都是學校的老師，而他也從小就成長於這麼一個書香的環境中。1905年沙俄於日俄戰爭中的敗北後引爆了國內的革命，而有1905年1月20日的｢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Massacre) 的鎮壓。那時是個高中生的他也因此事件而參與激進的活動。1906年布哈林加入了布爾雪維克。他也遭到數次的逮捕入獄而於1911年逃到國外。在國外的他結識了列寧。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沙皇遜位，而他於五月回國。回國後的布哈林走激進的路線而主編《真理報》(Pravda)。列寧死後 (1924) 他與史達林站在同一邊鬥臭鬥垮史達林的對手。他是同意為了大目標，個人是難免要被犧牲掉的。而他多少也成為史達林的打手。但1928年後他就被貼上右翼的標籤而漸漸失勢了。1937年2月布哈林被逮捕。在1938年3月的樣板審判中布哈林是21名被告中最有名的。他於審判之後馬上被槍決。
布哈林於獄中寫給了史達林一封信 (1937年12月10日)。由他對史達林的稱呼之為Koba 及史達林的真名Josif Vissarionovich，你知道他與史達林是老朋友。而事實上史達林也曾於當年將一個也是革命老戰友的女兒，而後來成為布哈林第二任妻子的Anna Larina的情書親手交給布哈林。布哈林給史達林的信中提到1928年時史達林與布哈林的一段對話。史達林說他之將布哈林當成朋友對待，是因為他知道布哈林不是一個會耍詭計的人。有｢士可殺不可辱｣觀念的布哈林要求若要將他處死，請讓他於獄中飲毒而死，不要用槍斃的方法，也請不要用樣板審判來羞辱他。布哈林也要求若沒被判死刑，他希望被放逐到美國。他要做與托洛斯基的辯論，而他相信他會贏得這場論戰。他也說史達林可派安全人員做監視。在寄出去這封信後的三個月，布哈林被以叛國之名於1938年3月14日遭到槍斃。小他25歲的第二任妻子Larina也被放逐到古拉格20年。在他們分手之前布哈林要Larina背下他的最後證言。Larina於這段期間將布哈林的證言當成祈禱文般的每天都默念，直到1988年她出版了《這我不會忘記》(This I Cannot Forget) 一書，而於俄國引起轟動。Anna Larina於1996年去世，時年82歲。
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時，布哈林於1937年寫給他的信仍放在他的書桌上。史達林不但是20 世紀一個數一數二的獨裁者，也是一個很邪惡的人。對於處決這麼多人及以前的朋友與同志，他心裡怎麼想可能也只有獨裁者才會知道。但荒謬或可笑的是史達林還向布哈林保證判處他死刑並非針對他個人而來。
動物界也有爭權奪利，而阿爾法男性 (alpha male) 也常受到挑戰而被取代。動物界的爭權固然有時顯得相當殘忍，但說來只是資源的掠奪與生存上的競爭過程。動物界顯然缺乏人類社會的那種邪惡性，而史達林可說是極端獨裁與極端邪惡的代表。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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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9, 2015 by Ken Lee
相較於北伐後到盧溝橋事變間的國民黨南京十年 (1927-1937)，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只有南京五年 (1940-1945)。在汪政權下人民的生活是比當時其他中國地區的生活要來得好。汪政權一開始就向蔣政權下的重慶政府招降，要他們加入｢曲線救國｣。許多不滿蔣介石的人都來依附汪政權。當時投奔南京國民政府的就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 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五十餘萬。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條約，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歸還中國。在這段期間汪精衛是在委屈中求全的。他遵循孫文｢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的看法，並嘗試將孫文的｢泛亞主義｣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做個比較與整合。在他60歲那年 (1943) 所寫的《朝中措》中有｢欄桿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清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難免令人聯想到亡國的李後主的虞美人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多少可以看出汪精衛的心情。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因以前的槍傷問題沒解決而開始惡化。在中國治療沒有改善之下於1944年3月3日乘專機到名古屋大學醫院就醫。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而最後的診斷是多發性骨髓腫。此時美軍已開始大規模轟炸名古屋。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說：”我要回中國….”，不久就氣絕。
汪精衛死後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舉行簡單的國葬。遺體依遺願葬於孫文中山陵墓旁的梅花山上。
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便開始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人員進行清算，許多人都遭到了處決。但在尚未對汪政權的人員進行監禁及判刑與處決之前，蔣介石便首先對汪精衛進行死後算帳。在蔣介石尚未”還都”前，他指示何應欽去炸掉汪精衛的墳墓。1946年1月21 日在何應欽的指揮下，用了150公斤的TNT炸開了墳墓。由於有使用防腐劑所以汪精衛屍身完整，身著文官禮服，上面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沒有陪葬品。口袋裡有妻子陳璧君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之後他們將汪精衛的遺體拿去火化而將骨灰棄置。
國民黨還都後也逮捕了陳璧君但陳璧君堅決不認罪，她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甚麼國可賣？”最後法庭判陳璧君無期徒刑。個性剛烈的陳璧君說她寧願被處死而不願坐牢。國民黨敗於共產黨後將她留給了中共。1952年和陳璧君交情很深的宋慶齡與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一起去探望陳璧君，說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個悔過書則中央會釋放她。陳璧君拒絕了，她寧可坐牢也不願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7歲的陳璧君死於上海的提籃橋監獄。
1963年香港的《春秋》雜誌社收到了一封寫給朱子家的信。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筆名，當時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寄件人是神秘人士，內容是長達五千字的《最後之心情》，汪精衛的遺書。前言有”交ＸＸ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簽名時間是1944年十月。這一遺書一發表即引來真偽之辯。但由標題《最後之心情》的落筆及汪兆銘的簽名筆跡及文體來看是汪精衛的文筆沒錯。
汪精衛在他的《最後之心情》開場白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由當初的孤立無援到與英美結盟寄予希望。他表示他的主和基於日本侵華以來｢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戰聲。渝府 (指重慶) 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為淪陷區人民…..銘交涉有得…..不望為釜望為薪｣。汪精衛續指出｢日軍氣燄雖盛…..海陸空之交誹，時或露其真相於我。然其表面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是國府(指汪政權)交涉之對象，非為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汪精衛也指出南京政府｢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教科書絕不奴化｣。又說｢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最後他說｢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變致今，亦不失其自信與自重。將來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葩，其悲劇結局也反應了國際的形勢變化：日蘇美在中國這塊大陸上的角力。在當時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土上，蘇俄一直是個大威脅但日本是個最大的勢力。但在美國加入戰局後一切形勢都改觀了。原先奄奄一息以不變應萬變的蔣介石在與美國掛鉤後竟然成為｢列強｣而狐假虎威的誇口｢抗戰勝利｣。與蘇俄掛鉤的中共則於打敗蔣介石後取得了中國政權，並於後來於聯合國取代國民黨而取得了列強的地位。依附日本的汪精衛也隨著日本的戰敗而被國共兩黨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這種中國文化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再次被驗證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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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0, 2015 by Ken Lee
在七十年代，一個埃及農民在沙漠中挖掘到了一份古文件。這份古文件後來掉到一個埃及古物買賣商的手裏，該買賣商企求以天價賣出但找不到買主。這份古文件後來也陰錯陽差的被置放在紐約的一間銀行的保險庫裡。最後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收購並安排一些聖經學者做研究而於2006年發表了震驚聖經學界的論文及研究報告。這份古文件的標題是《猶大福音》 (The Judas Gospel)。
提到猶大，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出賣耶穌基督的門徒。他收了三十銀兩出賣耶穌，但最後因罪惡感而上吊自殺。但照《猶大福音》的說法，猶大是耶穌的12門徒中唯一了解耶穌教義的人。將耶穌出賣犧牲其實是耶穌指示猶大的。耶穌跟猶大說 You will sacrifice the man that clothes me。意思是說你將犧牲的是肉體的我，不是真實的我。而猶大也知道如此做將會使他成為千古罪人而永無平反之日，但他做了。
據學者研究，這件古文件是公元200-340間的產物。文字是用Coptic寫的，但依文筆來看是希臘文翻譯過來的。這份古文件已支離破碎。古文件原來有31 頁，兩面都有文字，但目前只剩下13頁，而且殘缺不全。看來要為猶大翻案很有困難。而其真實性如何料也將成為千古懸案。
不要說兩千年前牽涉到宗教信仰及典故不全而產生的猶大疑案，即使在不到一百年前都有不少懸案。除了宗教外政治是最容易產生懸案的地方。這尤其是在一個獨裁或集權政體裏或是在亂世中。國共兩黨打打和和，互相指責，互相叫罵。但他們卻都同意一個歷史定調：汪精衛是漢奸。不但是個漢奸，而且是頭號漢奸。
但汪精衛是漢奸嗎？
汪兆銘 (5/4/1883-11/10/1944) 出生於廣東三水，是個晚清秀才。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讀法政大學速成科。那時清朝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國外求學。日本政府也為此設中日雙語的學校供中國學生就讀，如法政大學速成科，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及東京振武學堂 (蔣介石的母校) 等。在那時東京一地就有一萬名中國留學生。1904-1905是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舉國上下的愛國情節與熱誠多少激勵了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理念。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政治上大都以同鄉為主，如孫文廣東派的興中會，黃興湖南幫的華興會及章炳麟浙江黨的光復會等。1905年孫文再度來日，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拜訪孫文並加入了興中會。其後孫文拜訪黃興而整合成中國同盟會並創辦機關報《民報》。從創刊以來汪兆銘就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為由而以精衛做為筆名。含有對革命力量雖小但鍥而不捨之意。
1907年，礙於清廷的壓力日本請孫文離日，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友人總共給孫文兩萬元。孫文給《民報》兩千元做辦報用，其餘則帳目不明。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赴東南亞推行革命。1908年汪精衛在馬來西亞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根基的女兒陳璧君。此時因孫文的帳目不清也引起許多人對他及同盟會的批評，而梁啟超也譏同盟會為”遠距離革命家”，死的是別人而自己則逍遙海外。為此汪精衛決定當刺客以示革命黨員不是貪生怕死。這多少也反應了汪於留日時受沙俄無政府主義者暗殺沙皇的影響。在《致南洋同志書》中他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同志於北京的銀錠橋下安裝炸彈，欲與清庭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 (溥儀的父親) 同歸於盡，但事蹟敗露被捕。被捕後的汪精衛於獄中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慷慨篇》中有如下四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也成為當年革命青年廣為傳頌的詩句。
汪精衛的幸運在於處理這個大案的是清廷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 (川島芳子的父親)。親自審理此案的善耆看了從汪精衛身上搜索到的一些革命著作及文宣，欣賞汪精衛的才華而試圖為汪精衛及同夥黃復生減輕唯一死罪的刑罰。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判兩人永遠監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 (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動，與同盟會無關) 成功。為了挽回頹勢清廷開放黨禁並釋放政治犯。1911年11月6日清廷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1911年12 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與在上海等他的陳璧君結為夫妻。這對革命鴛鴦從此不再分離。1912年9月，汪精衛與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遊學。多少實踐了汪精衛｢革命成功後，一不做官，二不做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
但一個暴政的倒台並不就等同於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清廷倒台後的中國不只面臨軍閥及國共的四分五裂，也將面臨生存的最大挑戰 — 日本的侵華。熱血青年而居極高聲望的汪精衛也將難以置身度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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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 2015 by Ken Lee
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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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7, 2015 by Ken Lee
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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