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中) 四二四事件及後續討論—- 對海內外台灣人及國際的影響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上) 政治暗殺與社會演化—- 政治暗殺是催化或倒退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

量變與質變 ——-一個蒙古殘障女士的轉化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遇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蒙古女社工。那一天聚會的主題之一是自我改造。這位蒙古女社工說她有一個她個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做個報告。我們姑且稱她為Sarah (不是她的本名但發音類似),Sarah說她13 歲的時候因騎馬跌落而摔斷了右下肢,意外發現她有右下肢的骨癌。在經過截肢及化療後總算控制住了病情。她不但因骨癌而失去了右下肢,那一陣子也因化療而失去了頭髮。對一個年青小女孩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時要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但幾年前她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她改變了這個想法。
Sarah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許多截肢的朋友。她也看見許多截肢的朋友參加各項運動競賽,包括馬拉松。而截肢的朋友也都能參與各行各業。Sarah也因此參加了馬拉松的比賽。而在哥倫比亞求學的這一段時間Sarah也發現她在心態上漸漸改變了她對自己形像的看法,不再那麼的自怨自艾,不再自卑而建立了自信。Sarah回到蒙古後也決定要改變蒙古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她不再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也不再怕顯露她的義肢而參加馬拉松競賽。這對蒙古社會來說可是大開眼界。有截肢的人不再只能生存在社會陰暗的角落,他們也要求社會能接納他們成為正常的一份子。目前在大學教書的Sarah也成立許多弱勢團體致力於弱勢族群的權益而相當忙碌。
Sarah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殘障人士的權益問題,一個是個人的轉化與社會的轉化。
在美國殘障人士的保障相當完全。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裝備,建築的設計,公眾場所的設施,通訊工具的特別服務及在就業問題上都可看出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但美國之有今天也不是一夕之間就達成的,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的。大多機構對任何改變都是會抵制的,因為不但會耗費時間,也要花費金錢去做改變。但在民權人士及殘障人士團體的一再爭取權益下終於有了今天的成就。從19世紀開始對聾啞及盲人的照顧算起,美國各級政府通過了不下數以千計的法案。但影響較為深遠的都是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這些立法的都是民權團體與殘障人士權益的團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有不少因戰爭受傷而遭截肢或下半身麻痺的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於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後傷殘人口大量增加而也迫使聯邦政府通過幾個復健法案。除了民權團體及殘障人士權益團體的介入外,私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也建議建築設計的改變來方便殘障人士。但在美國,同一切社會一樣,變化都是緩慢的。這段期間社會人士漸漸的視殘障人士不再只是一個醫療上及經濟上的議題,而也變成社會及政治問題。殘障人士不再只是個「病人」,而形成為一個少數族群。六十年代開始殘障人士的權益保障開始加速。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與1973年通過的復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大大保障了殘障人士的權益。但最大的改變是1990年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的「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美國殘障法案影響深遠而也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美國社會情況。這條法案保障了雇用上的平等,不得歧視;各級政府的設施得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有所照顧;公共場所及商業上的設施必須是無障礙;通訊設備如電話必須提供聾啞人員的使用服務,電視則必須有字幕 (closed captioning) 等等。美國殘障法案的通過不只在美國是個歷史上的創舉,在世界各國也因平權的保障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Sarah來美求學時美國殘障法案 (ADA) 已通過有二十年了。在這對殘障人士無障礙及平權觀念的社會裏對她的影響不言可喻。可喜的是她在通過自我改變後也決定要回蒙古去改變那個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那條路是艱苦而漫長的,而她也很有可能在她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蒙古社會能建立起類似美國的殘障法案。但是誠如哲言,行千里路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會有下一步及最終的抵達目標。
在辯證哲學裏有量變與質變的互動關係。量變會造成質變,而質變也會造成量變。以美國來說,長久以來在殘障權益人士及民權人士的努力下終於迫使美國殘障法案過關,這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Sarah在美國所受到的自我轉型是她個人的質變,而她在蒙古社會的努力將是量變的開始。每個人觀念及看法上的改變 (質變) 就是一個社會個量的增加,這個量增加到一個程度後自然會產生社會的質變。當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這些人其實在獨立議題上都是已經經過質變的個體,而當這些質變的個體在量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自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質變。

李堅

 

1981年密西根之行—- 懷念許永華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五 波羅地海三國 ——– 獨立,被併吞,再獨立

波羅地海三國 ( Baltic states, 或翻做波羅的海三小國) 說小也不小,每個都比台灣大。最小的愛沙尼亞 (Estonia) 有四萬五千平方公里 (台灣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三十一萬人。最大的為立陶宛 (Lithuania),面積有六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則有兩百九十四萬人。中間的拉脫維亞 (Latvia) 面積為六萬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兩百萬人。北邊的愛沙尼亞與芬蘭的語系接近,中間的拉脫維亞與南邊的立陶宛則於語言上較為接近。地理上芬蘭本也屬波羅地海國家之一,但她於二次大戰中成功的抵禦蘇聯的入侵。雖然於最後割地求和但終能維持1917年以來的獨立局面。相對之下,波羅地海三國則於二次大戰中遭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入侵。不但死傷慘重,也失去了獨立國的地位。
在封建主及王國攻城掠地的中古歐洲,波羅地海三國也易主無數次。由丹麥,瑞典,波蘭,到沙俄。而波蘭本身也於十八世紀時被沙俄、普魯士與奧匈帝國 (Habsburg Austria Empire) 瓜分三次。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情勢開始改變。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7/28/1914-11/11/1918) 改變了歐洲的版圖。戰爭雖然是國與國之間的對抗,但其資源的耗損,人力的動員及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常引起國內的鉅變。交戰國之一的德國帝國於戰爭拖延了一段時間後引發國內的革命及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27/1819-7/17/1941) 於1918年11月28 日的遜位而結束了德國的皇室。另一邊的沙俄也於1917年發生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5/18/1868-7/17/1918) 於1917年3月15日遜位而結束了拉曼諾夫 (Romanov) 王朝三百年的統治。俄國革命後,沙俄境內的芬蘭首先於1917年12月6日宣布獨立。隔年立陶宛於1918年2月16日宣布獨立,愛沙尼亞跟進於1918年2月23 日宣布獨立,最後拉脫維亞於1918年11月18日宣布獨立。波羅地海三國於兩次大戰期間維持了一個獨立的局面。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各國運籌帷幄。1939年8月23日納粹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稱為Molotov-Ribbentrop Pact。但這個協定有一不公布的密約。密約包括納粹不會支援日本於東北蒙古地區的侵俄,但更重要的是蘇聯與納粹秘密決定瓜分芬蘭,羅馬尼亞,波蘭與波羅地海三國。1939年9月1日納粹侵入波蘭,9月17日蘇聯侵入波蘭。1940年夏天當全球矚目於法國的投降時 (1940年6月14 日),蘇聯併吞了波羅地海三國。1941年6月21日納粹毀約而開始全面進犯蘇聯,隔月進占波羅地海三國。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反攻,再度進占波羅地海三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波羅的海三國死傷慘重。死於戰爭的,入獄的,及被蘇聯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的人數相當驚人。拉脫維亞死了二十多萬人,立陶宛死了八十多萬人,愛沙尼亞死亡人數占她人口的四分之一。二次大戰後在強權 (邱吉爾,羅斯福及史達林) 的同意下,東歐成為蘇聯的附庸國。面對強鄰蘇聯的占管,波羅地海三國之自由遙遙無期。
進入八十年代後共產國家的經濟嚴重衰退,鐵幕開始生銹。1986年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開始推動開放 (glasnost) 與經改 (perestroika)。在走向開放的氣氛下波羅地海三國開始用演唱會的形式來喚醒民族意識。異議分子最後決定於 Molotov-Ribbentrop 密約簽訂的五十周年紀念日 — 1989年8月23 日,發動示威抗議。那天,兩百萬人手牽手連結了三國的首都:Vilnius, Riga 和 Tallinn,抗議 Molotov-Ribbentrop密約的不合法。這個被稱為「波羅地海人鍊」的Baltic Way或Baltic Chain的抗議活動使全球都注意到了波羅地海三國的處境。波羅地海三國獨立的呼聲開始高漲。但國內反對獨立的聲音也不小,主要是境內的俄國人。立陶宛境內只有5.8% 的俄國人,問題較小。但愛沙尼亞境內有24.8% 的俄國人,拉脫維亞則有26.9% 的俄國人。在東歐各國急劇變化及蘇聯已開始出現解體的現象後,戈巴契夫於1990年2 月同意選舉。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7月葉爾津選上俄國總統。1991年夏天蘇聯同意要改變成為一個較寬鬆的聯邦制,但保守派於8 月發動政變。政變失敗後,愛沙尼亞於1991年8月20日宣布獨立,隔日拉脫維亞宣布獨立。
被隔鄰強國進占了五十年,人口少而又被強國大量移民,也沒有天然邊界的波羅地海三國最終是獨立了。即使自己人只占59.6% 的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 (69.8%) 獨立也只是多了一些小挫折而已。台灣的處境也許特殊,但不是那麼特殊。台灣人口多,教育水準高,經濟力旺盛,與強敵又有天然的屏障。台灣雖然有傾中人士,但其數目逐日減少。相對之下,台灣民族意識逐日增強。台灣的獨立將只是一個時間及機遇的問題而已。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系列完)

 

李堅

孤兒‧認同‧台灣民族的成長 ──與林水泉、張文祺談早期的台獨運動

1946年以日文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是當年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吳濁流以半自傳的方式描寫主角胡太明在日本、中國與台灣三地之間的尷尬困境。不滿日本的統治而到中國去的胡太明發現中國人視他為台灣人,而未能接納他。在家鄉又是個異類,而最後以悲劇收場。單就書名而言就已突顯出台灣人的認同問題,由當初的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而戰後又由日本手中「歸還」給中國,對台灣人而言,真不知所以然。以孤兒自居多少代表了這個民族尚未「轉大人」。而這也難怪,台灣人這個名稱及意識是在日治時代才開始產生的。而台灣民族這個名稱及觀念是1927年才出現的。台灣民族這個意識當時才方成長中,而於二次大戰後會有孤兒這個想法也不足為奇。
一個民族有成長的過程,而一個個體也有成長的過程。《亞細亞的孤兒》就藉由胡太明這個角色來做陳述,剖析個人與社會及時代變遷的互動。心理學上也有研究個人成長的階段,但這與一個群體 (如民族) 的成長階段是否有關聯呢?
艾力克‧艾力克森
艾力克‧艾力克森 (Erik Erikson, 1902-1994) 是一個頗受人尊敬的心理學家。他的生父是他從來沒見過面的丹麥人,母親是猶太人,繼父也是猶太人。他沒有受到繼父的同等對待,而於少年時對自己的認同問題頗感疑惑。年輕時,他走藝術家的道路而於歐洲四處流浪,後來認識了佛洛伊德夫婦,而走上心理學之路。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艾力克森於1933年移民美國。他來美國後也認識了一些人類學家,這對他的心理學之研究開闊了視野。艾力克森從事兒童心理學的研究與治療。他也做印第安人,如南達科達州的Sioux與西海岸的Yurok族的研究。他的研究常常著重在人的認同這個問題上。1939年他成為美國公民時,採用艾力克森 (Erikson) 做為他的姓,不再用繼父的姓,也不用母姓。如北歐的傳統命名法,Erikson竟為Erik的兒子。也就是說他宣示他的路是他自己走出來的,他是他自己塑造出來的。
艾力克森的所有研究及論述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個體發展的八個階段。照艾力克森的理論,一個人的一生一般會經過這八個階段 (在此不詳述),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主要問題及挑戰,若沒有合理的處理則會產生問題。例如一歲前的主要問題是信任與不信任的問題,母親的照顧與否是個主要的因素。若母親盡責則孩子會有信任與希望,若母親不盡責或棄養,則孩子會變成退縮孤立。由於艾力克森早期為認同問題所困擾,而他也著力於認同問題的研究,再加以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及青年的反叛,他所提出的個體發展的第五階段──青少年的認同問題最為人樂道。艾力克森認為青少年時期 (12歲到18歲) 的最大挑戰是自我的認同與角色的混淆問題。認同的來源是同儕及偶像與榜樣。處理成功的結果是人會有忠誠性,失敗的結果是狂熱與排拒。
孤兒台灣與認同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後,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但也同時在殖民社會下成長。日本的大正民主 (1912-1926) 多少也推動了台灣社會的啟蒙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9) 後開啟了全球民族自決的潮流,愛爾蘭的民族自決運動 (Home Rule movement) 也進入了第四波。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多少受到那時世界潮流的影響。台共也於1927年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綱領。但我們若檢視當時的論述,我們可看出台灣人的認同仍是混淆不清的。這也難怪吳濁流會於那個年代出版《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該書多少反應了當時的認同處境。套用艾力克森的模式,我們可說當時的台灣民族的成長,仍只是在青少年時期,缺乏適當的榜樣,而在民族的認同上仍在尋求之中而相當模糊不清。
戰後台灣人夾於強權與大國之間而有孤兒的感覺,但1947年的228事變改變了一切,使尚未「轉大人」的台灣民族被迫快速成長而開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戰後最早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就是廖文毅了 (3/22/1910~5/9/1986)。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的他本也是祖國派的。228事變後,廖文毅與謝雪紅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1956年廖文毅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5年被迫回台向國民黨投降。廖文毅回台後,國民黨宣稱台灣獨立運動已結束。
但被迫快速成長的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當然不會就因而結束掉。進入六十年代後另一波的台獨運動也同時在島內與海外展開了。2014年11月,旅居瑞典多年的早期台獨聯盟專職工作者張文祺來美訪問。他借住於早期的島內台獨運動人士林水泉家中。筆者在一個與他倆的聚會中藉由訪談來了解那一代台獨運動人士的看法與經驗。
林水泉
1937年出生的林水泉同那個年代經過228事變的台灣人一樣,都對國民黨極為痛恨,再加1949年後大量來台的國民黨人之惡形惡樣,使他深為厭惡國民黨,所以走上從政之路。在當初卻也是偶然的,因為開卡車運輸行的他家租車給候選人而與政治結了緣。林水泉於1961那年 (23歲) 就因於台北市議員的選舉中批評國民黨而被送去小琉球當流氓管訓。出獄後於1964年選上市議員。林水泉描述當時的議員都是開酒店的,包工程的,要錢的,歪哥七剉。而在選舉上也多的是搓圓仔湯,拉東打西的。政治權術的玩弄是有,但理念則是相當貧療。1965年10月,林水泉利用到日本考察期間秘密加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那時的委員長是辜寬敏。在那時林水泉也透過高玉樹認識了彭明敏,討論台灣的事情。認識彭明敏沒多久,彭明敏就因「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撰寫而遭牢獄之災。1967年林水泉因「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散發台灣獨立的傳單而被判15年徒刑。1977年減刑出獄。在那十年的刑獄中,林水泉曾呆在幾個不同的牢獄,也認識不少獨統皆有的難友,也見證了不下百餘個死刑的執行。
綜觀六十年代的台灣政治文化,選舉為的都是本身或派系的利益,談不上有什麼理念可言。教育水準不高 (松山初商沒畢業) 的林水泉走上了選舉政治,也走上了台獨之路。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思想的管控是很嚴苛的。主張台獨的人都受到了嚴刑峻罰。但這種高壓統治顯然沒法根除台灣獨立的思想,也無法阻擋台灣獨立運動的進展。
張文祺
從小就急欲離開台灣到國外走走看看的張文祺,於1964年到堪薩斯州的University of Kansas讀政治學,後來轉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一來美國就參與台灣人政治活動的他,嚴格說起來也不是第一代的留學生。張文祺說,國民黨於五十年代放鬆兩次高中生可以留學。而陳以德及盧主義 (李天福) 就是那時出來的留學生。陳以德的台獨主張是走廖文毅的路線的。張文祺說,六十年代來美的台灣留學生面臨許多挑戰:與台灣較無聯繫,日常生活也多所限制,連醬油都買不到,男多女少,要打工,而且要匯錢回台灣。而在政治活動上抓耙仔也多,很容易就上黑名單。不過1965年美國移民法案的通過對當時的留美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解決了居留的問題。
美國的台獨聯盟於1966年成立。張文祺也很快的就成為聯盟的專職人員。張文祺說,聯盟一成立就有了路線問題,到底是要走國會路線或走革命路線。在當時參與政治的人在留學生中還是少數。而即便是參與獨立運動的人對國際的歷史及政治也不是很了解,與美國社會也較無接觸。在路線之爭下,張文祺、賴文雄與王秋森於1969年離開聯盟。那年蔡同榮當上聯盟主席。1970年的四二四事件更加劇了聯盟的路線之爭。張文祺因美國移民局的刁難而於1971年經由加拿大到法國,再由法國到瑞士,最後結婚定居於瑞典。
1985年7月王秋森於南加州創辦《台灣新社會》月刊,共出了39期,而於1988年9月停刊。期間張文祺常以本真的筆名在《台灣新社會》上發表文章。有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張文祺也寫了一篇半自傳的文章,描述一個台灣留學生從事專職的台獨運動,後來因路線的爭執而離開組織。離開組織後這位留學生於美國四處流浪,而最後被送進一個州立的精神病院。在每次接受電療時就會高喊「台灣獨立萬歲!」。本真於文未寫到難道受這個苦難就是台灣人的原罪嗎?
還是孤兒嗎?
我們若以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的時間算起,到如今也已有七十年的時間了。許多人都活不到七十歲,但對一個民族而言,70年是個短時間。我們想問的是,台灣還是個亞細亞的孤兒嗎?
孤兒是孤立無援的,孤兒是可憐而也悲觀的。無可否認的是,早期的台獨運動者大多是悲觀的。張文祺就回憶起一個聯盟的領導人對他說:台獨運動本來就不會成功的,做做就好,不要失望。而於八十年代早期,左翼的台獨就有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是良心運動。也難怪,當你的力量很小而看不到未來的時候,悲觀是難免的。值的注意的是,在與林水泉訪談的過程中,筆者聞不到這種孤兒味。有草莽味,教育水準不高而曾遭國民黨迫害的林水泉對國民黨有強烈的不滿而充滿了戰鬥的氣息。他的表現是只有對抗,對抗與對抗,直到國民黨的倒台。這多少也可能反應出台灣基層社會的想法。
台灣在國際上是孤立的,但我們不能說台灣是孤兒。台灣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上都有相當傲人的成績。台灣是已經轉大人了,要的只是打破國際孤立的情況,爭取國際空間。台灣獨立運動由1927年台共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到今天已有87年的歷史了。即使以1947年的228事件做為分水嶺來說,也已有67年了。當你對歷史、政治、文化、經濟及國際情勢較有了解時,樂觀會取代悲觀。當然有人會認為台灣獨立的步調太慢,但我們要了解在六十年代,即便到八十年代,許多台獨運動人士都是悲觀的。他們認為國民黨堅固如山,牢不可破。但國民黨被迫解嚴了,而陳水扁也於2000年選上了總統,並於2004年連任。如今青年學子大量參與政治而使於2008年重掌政權而企圖推動「統一」的國民黨於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大選受到重挫。當台灣年青的一代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你知道這不是一個孤兒的要求,而是青年的吶喊 – Let’s do it!走過當年慘淡歲月的早期台獨人士可以欣慰的知道,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已有了一代接著一代的接班人,而步調也會越來越快。

李堅

香港人是中國人嗎?──由地緣、歷史及文化看其發展

二十多年前在一場夏令會中聽一位第一代的留學生講他的「中港台」故事。他說他父親在日治時期因政治關係,為了逃避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落難中國。他們全家在中國到處流亡而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說中國各地的語文及風俗習慣雖然有所差異,但都有一個他不會描述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中國人社會」的特質。戰後他們全家都回到台灣來。雖然知道他是台灣人,但他從來沒有踏上過台灣這塊土地。當時14歲的他的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他熟悉的中國人社會,這是一個與他過去所居住過的中國各地社會都全然迥異的社會。第一個印象當然是建築及街道的不同,民情風俗及文化也如異國般。六○年代初他來美留學,路經香港,他說香港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當西化的城市,是大英國協的東方之珠。但他在香港馬上就有那種熟悉感,跟他在中國的經驗一樣,他說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五十年過去了,香港也「回歸」中國17年了,但香港還是中國人的社會嗎?
我高中的一個老師說,香港其實應該叫做臭港,因為很臭。那種說法當然有其基礎,因為香港很久以來就只是個漁港。現代香港的故事由19世紀開始。1821年英國開始用香港的天然良港做鴉片的進出口生意。英國於1839-42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取得香港。但只擁有香港島顯然無法有效的控制港口,所以英國在1856-60年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取得九龍半島的南端。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歐洲列強急著要從清廷取得一些土地,也因此有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這個於1898年6月9日於北京簽的專條,使英國得以免費租借新界及235個小島99年。為什麼選99年?當時英國的代表Claude MacDonald說「形如永遠」(as good as forever)。這個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到期。
99年當然不是永遠。從1979年3月開始,中共就開始準備要收回租借地了。真正的談判由1982年9月英國首相到北京才算開始。雖然香港與九龍是割讓地而新界是租借地,但中共堅持因鴉片戰爭所簽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割讓地也應同租借地的新界般由中國收回。最後中英雙方於1984年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租借到期的1997年7月1日,香港九龍及新界的主權將轉移給中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156年間,前大部份時間人口都是自由移動的。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及賺錢的地方,賺了錢後就回老家,因此在文化上與廣東沒有兩樣,人口是進進出出的。但1949年中共建國後,這個情況開始改觀了。邊界大都管控後香港的社會與鄰近的中國廣東社會也開始漸漸的分道揚鑣。由於香港開港以來,靠的就是貿易,中國邊界的關閉影響不小。為了生存,香港也開始發展輕工業,如紡織、玩具等。其後也朝電子工業及金融業發展,更不用說那盛極一時的電影事業了。有輕工業就難免有勞資糾紛。在六十年代香港有了工運,也因此社會的力量開始有了凝聚。那時的香港也多少受到文革的影響。此後香港的經濟持續繁榮。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人建立了法治社會的觀念。雖以中國人自居,但香港人以開放、專業、實際、富裕自許。這有異於中國的閉塞、教條、貧窮與集權。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新聞就開始上了報章雜誌。香港人固有擔憂的地方,但一般而言反對的聲音不多,也不大。但香港還未到手,中共的惡形惡樣就於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加深了港人反共的情結。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的人也退出或被中共逼退。其中如李桂銘就組成了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香港民主同盟。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就於18席中占了12席。1994年民主同盟與另一個政治團體匯集合併成為民主黨。直到目前為止,每年的六四,香港都會舉辦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由英國轉給了中國,許多「愛國」的香港人歡迎這一天的來臨。香港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煞風景的是,於同年發生了牽連泰國、東南亞及南韓的亞洲金融風暴。
「東方之珠」拿到手的中共不但不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知如何養好這隻會下金蛋的鵝,會的就是加緊香港的「內地化」。2003年香港就先吃了中共衛生單位掩蓋SARS實際病情的虧,使香港因而死了三百人。同年中共又推動基本法第23條的草擬,引進分裂國土,顛覆政府的罪名。這個條文的草擬引起香港極大的反響,而有五十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的場面。香港人的強烈反彈使得這一草案沒法在立法局過關。
但中共於2006年再度伸出黑手,4月9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否決了在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7月1日20萬香港人再度上街頭,反對中共的這個決定,但中共並不退讓。雖然沒有特首的普選,但2007年3月的特首選舉卻是特區成立以來第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曾蔭權擊敗梁家傑出任香港特區的第三任行政長官。接著他的是2012年3月的梁振英當選特首。
梁振英上台後不久就面對香港人對中共黑手伸入教育的反抗。2011年當曾蔭權是特首時,已定調了「愛國愛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個簡稱國民教育、國教的教育內容馬上被指為紅色教育及洗腦教育。2012年7月近十萬香港人上街抗議,其中許多是會被直接受到洗腦的中學生。由於社會的強烈抗議,香港政府也只好於當年十月將此教育方案暫時擱置。
2013年的元旦,香港有萬人大遊行要梁振英下台。10月6日習近平堅持香港政改依基本法及人大的決定,也就是說香港不能有特首的普選。也因此2014年的元旦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但在這幾年,香港也看到了黑道分子的日漸騷擾民運及新聞從業人員,企圖阻撓民主運動及新聞自由。2014年2月26日香港《明報》的前總編輯劉進圖就被砍殺成重傷。但這顯然無法阻止民主運動的進展。2014年4月26日,年年紀念天安門事件的香港終於有了一間永遠的紀念館──「六四紀念館」。而就主權移交一事,香港也於每年的七月一日都發動遊行。今年(2014) 的七一大遊行因為佔中及爭取真普選而引來五十萬人的參與。九月學生開始罷課,9月28日和平佔中行動提早啟動。這次佔領中環運動 (稱為雨傘運動) 目前還在進行。在運動已經進行了長達兩個月後,路線之爭也越來越明顯。但不管這次的結果如何,可以預期的是港人與中共的對抗於日後會越來越激烈。只要民主與自由的基本要求沒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抗將只會提高而不會就此平息。我們也不能忽略經濟的因素:貧富懸殊,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及在中國大經濟體下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都使香港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
「回歸」後的香港不免令人好奇「中國人社會」的香港是不是越來越中國?以2012年的一個研究來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由回歸後的16.6% 降至12.6%。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23.4%,上升了6.1%。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占41.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占了22.1%。以2013年的另一個調查來看,62% 的港人主要認同香港,38% 只認同香港 (不認同中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輕人中(18到29歲),有84.3%的人主要認同香港,但有55.8%的年輕人只認同香港而已。
看香港的情況難免令我們思考港台之間的同異如何。
第一個當然是地理的不同。香港之於廣東有如金門廈門之於福建。距離近而來往很方便也很頻繁。香港的七百一十八萬人口是約台灣的三分之一,面積只有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是台灣的三十三分之一。面積小而離中國這麼近,不若台灣有個黑水溝 (台灣海峽) 的天然屏障,也因此香港尚沒有辦法如台灣般的發展出台灣民族主義的觀念。香港固然有異於中國的認同,但其認同以城邦(City-State)的觀念為重。
殖民的型態也不同。英國統治了香港156年,但香港人不是英國人,而以廣東人,中國人或香港人做為認同。但日本殖民台灣50年,使許多台灣人於殖民後期還都以日本人自居。對英國來講,香港是個殖民地,而對香港人來講,英國是個殖民者,香港像是個白人家庭中的認養兒。但對日本而言,台灣被當成國內領土來處理,殖民是直接的,不似大部分的歐美殖民方式都是間接的。比較英日殖民型態的不同,自然對港台的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人民的組成也不同。台灣本來就有原住民,再加閩粵的移民及二次大戰後湧入的中國難民,使台灣成為一個多族群及多文化的社會。這個事實使台灣無論在文化的發展上或政治社會的分析能力上,都占了優勢。相對之下的香港社會,雖有極少數的西方人士、印度人以及28萬的外籍勞工,但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語言也以廣東話為主。人口的同質性有它的好處,但多少也限制了其思考模式及政治及社會分析的能力。
而在歷史上,香港與台灣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英國已考慮到中共可能會攻下香港拿回這塊領土而做準備。但中共顯然有她的打算。在當年的國際封鎖及貿易抵制下,中共須要一個對外的通道,而香港自然成為這個選擇。也因此中共並沒有攻下香港。香港一直是中共對外來往及貿易的「漂白」處。資料顯示,英國於五十年代開始就有意要讓港人選擇自己的長官,但都受到中共的恫嚇,中共揚言若英國讓香港人有選舉權,則中國就會攻下香港。也因此香港長久以來都是中共對外的金融貿易站。香港也因為有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而成為一個金融及貿易中心。香港拿到手後,中共的態度開始轉變了。2009年3月中共通過一個計劃,要將上海在2020年時發展成為一個金融與航運中心。那個計劃能不能夠成功是個大問號,但其對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挑戰是很明顯的。
1997年中國拿回香港給香港人的保證是「一國兩制」。但香港並不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要說第一個實施「一國兩制」的其實是台灣,雖然當時沒有使用那個名詞。國民黨拿下台灣之前,它對台灣的資料很少而都洽請歐美各駐中國使館提供。1945年8月30日國民黨公布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公布署長及各處長名單,隔月成立台灣警備總部。10月來台接收後,台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公署不但控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人口往來,許多台灣原有的制度也沿襲使用。在大陸發行的法幣也禁止在台灣使用而使用台灣原有的貨幣。台灣這個「一國兩制」的下場如何,我們都很清楚。除了1947年的228大屠殺外,爾後台灣也經過了很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中國的第二個「一國兩制」就是針對西藏而來。在進軍西藏後,中共與西藏在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國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個協議保證西藏能全面自主及維持其特殊的文化與宗教。西藏最後變成怎樣我們也都很清楚:1959年西藏起義,達賴啦嘛流亡印度,接下來是不斷的迫害與殘殺及文化與宗教的滅絕。西藏不但沒有自治,藏人也面臨宗教及文化滅絕及民族被消滅的危機。
國民黨對台灣如此,共產黨對西藏如此,有誰能夠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成功呢?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則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但香港人顯然有這個疑問:我們是那麼的中國人嗎?香港人以開放、現代化、自由、富裕及親西方自豪。雖有,但不是很強的大一統思想。再說香港歷史上的移民潮都是因為中國的因素而引起的。由1967年與文革有關的反英六七暴動,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之後及1997年的主權移交,都引起港人的移民潮。最近則是2010年後,中港矛盾的激化而再掀起移民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移民以大英國協的國家為主,近年來則以台灣為熱門的移民對象。台灣除了文化及生活品質較為優良外,很多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也開始參與政治,求取「當家做主」的民主感覺。
故事要回到文章開始時的那個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中港台經驗」。我問他說,你是台灣人嗎?他說是。我再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遲疑了一陣子不知怎麼回答。最後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好的話則他願意當中國人。他因為在中國成長至14歲,這種感情我們可以理解,不能苛責。但對與中國無關而天天要去面對中國威脅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想法是自投死路。台灣人的祖先已吃過那個虧,度過那漫長的黑夜了,沒有必要再走上那條死路。但對香港人而言,我們知道走上那條與中國分道揚鑣的路是艱苦的。對不太有民主政治經驗的香港人而言更是一個緊密的課程。但香港人有很多可以學習與合作的地方。除了台灣外,西藏、維吾爾及中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他們可學習及合作的。香港人也該了解到了中國對香港的不友善了。那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嗎?由大部分的年輕人的認同來看,那個答案是否定的。

李堅

海峽對立之四 台灣兵。國軍。為誰而戰 ——— 炮戰因緣—阿松的故事

在二次大戰中有二十萬名台灣人加入日本軍當軍屬、軍伕、義勇隊在南洋與美國為首的盟軍作戰。其中三萬人陣亡,一萬五千人失蹤。戰後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為補充兵源提供內戰之用,在台灣用詐騙的手法招募了約一萬五千名年輕人到中國去打那個與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國共內戰。其中約有三千人被中共俘虜而反過來打國民黨的軍隊。這些台灣兵的下場大都很淒涼。在日本,他們並沒受到等同日本軍人的照顧與撫卹,有的只是靖國神社中所供奉的二萬八千台灣軍人的靈位。那至少對家屬來說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但在台灣及中國,這些台灣軍人好像從來就都不存在似的。
這些台灣軍人為日本打,為中國國民黨打,為中國共產黨打,但就是沒有機會為台灣打。但到國民黨被打到台灣後,這個現象開始有了改變。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穩住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而奠定了海峽兩岸對立的局勢。古寧頭戰役固有根本博的指揮作戰,但若無軍人的作戰巧婦也是難為無米炊的。古寧頭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主力的201師有多少新招募的台灣軍人我們不得而知。大陸撤退後201師在孫立人的指導下於高雄鳳山逐漸接受新兵,重新整軍而將原來破敗的青年軍建立成一支有紀律的戰鬥隊伍。對穩住海峽兩岸對立情況的古寧頭一役我們可說已有相當數目的台灣軍人參與。這一役雖說是守住金門,但金馬是台澎的防衛,所以我們可說這群台灣軍人至少是為了保衛台灣而打。
八二三炮戰那時,金門的駐軍約有九萬二千人,我們知道其中台灣的充員兵就有四萬人。當中有很多從事極為危險的搶灘運補及搶修陣地與通訊路線的工作。我們可說八二三炮戰是台灣兵與來台灣不到十年的中國兵首次並肩作戰對抗中共軍力進犯的一場戰役。袍澤之情於承平時期就有,更不用提一起作戰了。在那場戰役中及其後台灣軍隊的發展,台灣兵與國民黨兵也漸漸的開始了融合的過程,漸漸的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
七十年代服兵役時,閑暇時到營區附近的眷村走走,發現那時的眷村與我小時候家鄉的眷村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在家鄉讀初中時,為了走捷徑每天都要穿過一個不小的眷村。看到的是一群淪落異鄉台灣的中國難民,聽到的都是中國各地不同的口音,也開始看到並吃到以前台灣人所不知的饅頭,餃子。異國的情調很濃。到七十年代那時,許多地方的眷村已開始改變了,至少是我服役的那營區旁的眷村。那時聽到了很多台灣口音,而很多家庭也都像個迷你工廠一般的從事加工業。那時候我去的那個眷村很多家庭主婦都從事製造雨傘的加工,將零件組合成雨傘骨架,論件計酬。每個家庭都傳出敲敲打打的聲音。雖知道那是一個眷村,但感覺上已不再是一個異國社區,它與台灣各地的社區都不會有甚麼兩樣。
眷村的變化如此多少也反應在營區的人員組成及變化上。在整個軍隊的組成上來看,大都是服義務役的充員兵及預備軍官。即使在那時的常備軍官裏,也至少有一半都是台灣本地人。而在我營裏,幸運的營長及幾個老芋仔 (老士官) 也結婚了,娶的都是台灣本地人。
每個當過兵的人都有老芋仔的故事,下部隊一段時間後我們這些服義務役的與老芋仔們較熟了,他們就會給我們一些忠告。其中阿松對我們這些臨時過客較好。阿松警告我們不要與政戰系統的及軍法處的人太過接近,與他們講話也要小心。因為那些特務個性的人會翻臉不認人。阿松也勸我們不要把上級長官盜取補給品的事放在心上或揭發開來。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以後會有了沒了的日子不好過。我們要的是平安退伍而他們要的是退休後的終生俸。一段時間後阿松開始談起了他的過去。阿松回憶起他家鄉豐富的水產,國民黨如何抓壯丁而他如何夜宿山頭避免被抓,但最後還是被五花大綁的運到各處去打「共匪」。同阿松一樣,大部分的老芋仔都是被抓壯丁「從軍」而行遍了大江南北。他們描述了做奴工的日子。說中國人如何虐待中國人,多麼的壞。八二三砲戰時阿松在金門,他說那時他與許多充員兵在一起作戰。一些充員兵都嚇得哭了,他鼓勵這些充員兵說他也害怕,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八二三砲戰後一個從台南鄉村來的充員兵要退伍了,他說他要介紹他的妹妹給阿松。阿松就這樣結婚生子了。阿松說他一個人在台,沒有家產,又是個窮軍人,有誰要他呢?結婚前他連想都不敢想他能夠在台灣成家,但八二三炮戰製造了這個姻緣。有次阿松帶了他那時才十歲的兒子來營區,心滿意足。而孩子就如任何鄉下來的孩子一樣,活潑但有點生分。阿松說他太太閒時會幫忙割稻貼補家用,他沒有怨意但笑笑的說他們給她較少錢因為她嫁給阿兵哥。阿松那時每天只好好的等年齡到了可告老還鄉領終生俸,與家人團圓。他的還鄉是台南鄉下,不是中國的老家。
退伍後一年聽後期的預官說阿松又有了個兒子。後來就再也沒有阿松的消息。阿松的故事只不過是幾百年來台灣社會融融和和的一個點滴。以前聽一個台北人說,美麗的觀音山是躺著的。到台灣來的移民都會被她的美麗吸引而留了下來。 (海峽對立系列完)

 

李堅

中東聯想之二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 —- 由Rachel Corrie 的悲劇談起

2003年3月16日一名來自於華盛頓州的23歲女大學生在加薩走廊的Rafah市被以色列軍方的一部推土機活活輾死。她的名字叫做Rachel Corrie (4/10/1979-3/16/2003),是Evergreen State College的學生。為了幫助巴勒斯坦人阻止以色列對巴人房屋的破壞及猶太人的侵略墾殖,一群以歐美年輕人為主的人組成了「國際團結組織」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ISM) 在加薩走廊抗議並企圖阻止以色列軍方的摧毀民宅。以色列軍方的理由是他們搗毀的房子是地道的出入口。當Rachel 拉起布條站在房子與推土機之間企圖阻止軍方的破壞時,軍方的推土機並沒停止而將她活活壓死。Rachel並不是唯一遭受以色列殺害的外國人。在Rachel死後的兩個月內又有兩名英國青年及一名美國青年遭到以色列狙擊手及推土機的殺害。而在那段時日的前兩年,人口七萬的Rafah一市就有一千多間民宅被以軍摧毀,兩百多人死於以軍。

Rachel死後她的父母為她四處奔走,祈求正義。雖然有一個華盛頓州的國會議員Brian Baird在國會提案要求徹查此事,但沒人附議。十多年過去了美國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Rachel的父母也在以色列抗訴要求真相,但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下文。

2005年4月倫敦的一家劇院用Rachel的信函與email編了一齣獨人秀:”My Name is Rachel Corrie”。在倫敦演出成功後紐約的劇院團體本要引入但遭猶太人團體的抵制而作罷。2007年3月到5月該劇在Rachel家鄉的西雅圖展出。但在美國的各大都市,該劇都沒有演出的機會。

Rachel的枉死凸顯出了猶太人在美國及歐洲的勢力。一個美國公民死於他國政府手裏而美國政府竟然無法做任何處置,好像沒發生過此事一般。媒體雖有報導但卻相當有限。了解美國媒體文化的人也都會注意到主要媒體都一面倒的親以色列而對阿拉伯人及回教採取輕蔑及敵視的態度。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在西方國家所遭受的差別待遇多少源於歷史,文化及人口的組成。

猶太人於兩千年前羅馬帝國攻下耶路撒冷後就開始散居羅馬帝國及歐洲各地。到二次大戰前夕猶太人在歐洲的人口估計是九百萬人。經過大屠殺 (Holocaust) 及往後的外移 (以美國及以色列為主),目前歐洲猶太人的人口約兩百萬人,占歐洲人口的0.3%。猶太人都是城居的,不務農。他們在行行業業都相當突出。如作曲家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2/3/1809-11/4/1847),財經鉅子Rothschild家族,鑽石獨占事業的De Beers及曾經當大英帝國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 12 歲時改信基督教) 都是猶太裔。隨著美洲大陸的發現,猶太人也於十七世紀開始移民美國而於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達到巔峰。目前美國的猶太人口約為五百五十萬到八百萬人 (依定義不同而計算),比以色列的猶太人還多,占美國人口1.7%到2.6%之間。美國猶太人90%是歐洲本土來的 (稱為Ashkenazi Jews),其餘是西班牙、葡萄牙 (稱為Sephardic Jews) 及中東 (稱為Mizrahi Jews) 來的。猶太人在各行各業都頗有成就,也是數一數二最富有的族群。當今100個美國參議員中就有13名是猶太人,435名國會議員中有27名猶太人,而過去三任的聯儲主席都是猶太人。也就是說猶太人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遠超過他們所占人口的比率。

阿拉伯人則於711 CE 至1492 CE年間統治西班牙半島,831-1072 CE年間占領西西里島。但最後被本土的基督教軍隊擊退而被趕出歐洲。目前歐洲的阿拉伯人大都是前法國的殖民地人民及以外勞身分留下的。現今歐洲的阿拉伯人約五百萬人。阿拉伯人於十九世紀末開始移民美國。早期的移民大都是基督徒,目前的新移民則以回教徒為主。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阿拉伯人口約一百七十萬人。但一般估計約有三百五十萬美國人有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宗教來看,63%是廣義的基督徒。細分為35%是天主教,18%是東正教,10%是基督教。順帶一提的是許多回教徒如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人等並不是阿拉伯人。雖然阿拉伯人的教育水平比一般美國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要高,但在其就業人口中專業人口只占17.1% (美國人平均是19.5%)。阿拉伯人有約三分之一的人(34.6%) 從事零售業。總的來說阿拉伯人在美國的人口沒有猶太人多,在各行各業,尤其是學術界與傳媒界,的成就也不如猶太人。也難免使美國的政界,學術界及媒體呈現偏頗的現象而對以色列是一面倒。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在中東,但主要戰場常在歐美,尤其是美國。

猶太人本是被壓迫並遭受迫害的一個民族,但如今建立的以色列卻已是一個靠西方撐腰的中東惡霸。以色列境內75%是猶太人,20%是阿拉伯人。去年 (2013) 10月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定調猶太民族 (Jewish nationality) 優於以色列民族 (Israeli nationality)。也就是說以色列的國民要說他們是猶太人或阿拉伯人,但不能說他們是以色列人。不但 如此定調歧視境內的阿拉伯人,連非洲 (衣索比亞) 來的猶太 (黑) 人也遭到歧視。這是個不折不扣的種族歧視社會。以色列也同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樣擁有核子武器但不簽禁核條約。以色列也是不定國界的,因為從1948年建國以來他們就不斷的在搶巴勒斯坦人的領土以進行不斷的擴張。媳婦熬成婆的以色列如今已成中東的惡婆。她的所作所為不但破壞了中東的穩定與和平,也威脅到了世界的和平。

一個政治社會運動者的目標是反壓迫而不是單純的支持或反對特定的群體。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成為加害者。

李堅

中東聯想之一 奧圖曼帝國的解體 —— 強權政治。民族。宗教

讀初中時第一次看到美國地圖覺得很新奇,怎麼許多州都是有棱有角的而州與州之間的疆界很多都是直線。即使美國與加拿大的交界線也是一條直線畫過。看起來跟中國各省分際的地圖與歐洲各國的地圖很不相同。那時覺得美國真是個新世界,土地廣大而文化語文上也沒甚麼區別,各州之間也用畫直線的方式來分家。但在歐亞大陸這個情況可就不一樣了。歷史悠久而人文也複雜,國家與國家之間或不同語言宗教或族群之間常以天然邊界來界定,如河流與山脈等。歐洲許多國家雖然也經歷了許多版圖的變化,但邊界還都是彎彎曲曲的,多多少少反映出歷史,文化及天然的屏界。

那時的觀察只對了一部分。後來看中東的地圖覺得敘利亞,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彼此之間的界限也都很”筆直”,沒有那種天然邊界的曲曲折折,頗有蹊蹺。後來由歷史了解到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密約 ( Sykes-Picot Agreement, 1916年5月16日完約 ) 及Balfour Declaration所造成的結果。中東地區是世界上問題最多,衝突不斷的世界火藥庫。這是一個國際強權政治黑箱作業的醜陋結果,也是一個沒有經過啟蒙及現代化的地區之人民的一個悲劇。

十九世紀全盛時期的奧圖曼帝國 (1299-1923) 其領土包括北非,埃及,阿拉伯半島西部,巴爾幹半島的北部及今日從土耳其到伊拉克的一大片領土。進入二十世紀之前這個老大帝國國內問題重重。族群,民族及宗教與政治的糾紛不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奧圖曼帝國境內土耳其青年 ( Young Turks ) 的政治運作不斷。奧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而失敗後,境內的阿拉伯人因為英國言明要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而開始叛變 ( 1916年,這也是「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的故事背景 )。而在此時奧圖曼帝國的軍官凱默爾 (Mustafa Kemal Ataturk, 5/19/1882-11/10/1938, Ataturk意為土耳其之父,為尊稱 ) 也推動了土耳其的建國運動。1917年11月2 日英國外長Arthur James Balfour 寄一封信函給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 表明英國會支持猶太人的建國主義 ( Zionism) 在巴勒斯坦建國。此信被稱為Balfour Declaration。Rothschild家族是歐洲的金融界超級鉅子,常資助貸款給國家級的軍事及政治運作。Rothschild家族是猶太人,也是跨國鉅富。當時的阿拉伯人並不知英國允諾阿拉伯獨立的條件為何,也不知英國將協助猶太人建國一事,更不知從1915年11月起英國與法國就已開始秘密協商如何瓜分奧圖曼帝國。沙俄了解此事但沒參與。這個瓜分計劃在1916年5月16日定案,稱為Sykes-Picot Agreement。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約旦,敘利亞及伊拉克的國界就是基於這個密約的法國與英國的勢力範圍訂出來的。英法兩國在瓜分奧圖曼帝國這塊大牛排時並沒考慮到族群,民族,文化,及回教的教派:遜尼 (Sunnis)或十葉派 (Shiites)的因素。也因此國界像餐刀割出來的一般筆直。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猶太人就陸續移民到英國勢力範圍 (British Mandate)內的巴勒斯坦。二次大戰後英國已無力處理其中東勢力範圍內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紛爭而決定於1948年5月15日退出中東。在英國退出中東的前一天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獨立。

Sykes-Picot密約及Balfour Declaration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目前中東問題的主要來源,但要探討起來問題也是相當複雜的。這固然牽涉到中世紀以來猶太人在歐洲的困境,英法兩強權對中東地區的野心及缺乏了解。強權瓜分下並沒考慮到遜尼與十葉的歷史瓜葛,也原先答應但沒給居住於土耳其東北部,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北部的非阿拉伯人庫德族 (Kurds)一個家園。2011年3月15日爆發的敘利亞內戰卻也製造出了一個跨國的暴力集團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ISIS意在建立一個以遜尼派為主的回教國家 (caliphate),而也於2014年6月29日宣布回教國家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一些古老的帝國如清朝,沙俄,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都分崩離析,新的國家與政體也都因而產生。奧圖曼帝國的垮台及其後續發展讓我們看出強權政治的醜陋與可怕。英法兩國之能夠為所欲為說明了奧圖曼帝國子民的缺乏覺醒與認知。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土耳其。在奧圖曼帝國戰敗而帝國要被瓜分時,凱默爾領導的建國運動於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的建國阻止了強權瓜分土耳其的計劃。凱默爾強調現代化,不以宗教立國。土耳其大部分是遜尼派的回教徒,但政治上是非宗教的。1928年土耳其也改採拉丁文化,而去除了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使用。此舉意在於歐化。我們也看出若你有鉅富而能直接影響層峰,而你的人民又處於困境而急欲建國時,則即使是在一個對你頗具敵意的地方 ( 如巴勒斯坦 ),你的建國 ( 如以色列 ) 還是可以成功的。最後我們也看出英法兩強權的隨意瓜分所造成的人工疆界是難以阻止民族主義的洪流與宗教運動的狂流的。強權固然想要隨意宰割,但你若有一定程度的覺醒與組織,則強權也是難以下手的。土耳其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奧圖曼帝國內的阿拉伯人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以色列則是依強權扶助,以暴力團體為輔,而流離的人民又決心要建國的成功例子。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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