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中) 四二四事件及後續討論—- 對海內外台灣人及國際的影響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上) 政治暗殺與社會演化—- 政治暗殺是催化或倒退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

量變與質變 ——-一個蒙古殘障女士的轉化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遇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蒙古女社工。那一天聚會的主題之一是自我改造。這位蒙古女社工說她有一個她個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做個報告。我們姑且稱她為Sarah (不是她的本名但發音類似),Sarah說她13 歲的時候因騎馬跌落而摔斷了右下肢,意外發現她有右下肢的骨癌。在經過截肢及化療後總算控制住了病情。她不但因骨癌而失去了右下肢,那一陣子也因化療而失去了頭髮。對一個年青小女孩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時要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但幾年前她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她改變了這個想法。
Sarah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許多截肢的朋友。她也看見許多截肢的朋友參加各項運動競賽,包括馬拉松。而截肢的朋友也都能參與各行各業。Sarah也因此參加了馬拉松的比賽。而在哥倫比亞求學的這一段時間Sarah也發現她在心態上漸漸改變了她對自己形像的看法,不再那麼的自怨自艾,不再自卑而建立了自信。Sarah回到蒙古後也決定要改變蒙古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她不再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也不再怕顯露她的義肢而參加馬拉松競賽。這對蒙古社會來說可是大開眼界。有截肢的人不再只能生存在社會陰暗的角落,他們也要求社會能接納他們成為正常的一份子。目前在大學教書的Sarah也成立許多弱勢團體致力於弱勢族群的權益而相當忙碌。
Sarah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殘障人士的權益問題,一個是個人的轉化與社會的轉化。
在美國殘障人士的保障相當完全。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裝備,建築的設計,公眾場所的設施,通訊工具的特別服務及在就業問題上都可看出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但美國之有今天也不是一夕之間就達成的,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的。大多機構對任何改變都是會抵制的,因為不但會耗費時間,也要花費金錢去做改變。但在民權人士及殘障人士團體的一再爭取權益下終於有了今天的成就。從19世紀開始對聾啞及盲人的照顧算起,美國各級政府通過了不下數以千計的法案。但影響較為深遠的都是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這些立法的都是民權團體與殘障人士權益的團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有不少因戰爭受傷而遭截肢或下半身麻痺的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於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後傷殘人口大量增加而也迫使聯邦政府通過幾個復健法案。除了民權團體及殘障人士權益團體的介入外,私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也建議建築設計的改變來方便殘障人士。但在美國,同一切社會一樣,變化都是緩慢的。這段期間社會人士漸漸的視殘障人士不再只是一個醫療上及經濟上的議題,而也變成社會及政治問題。殘障人士不再只是個「病人」,而形成為一個少數族群。六十年代開始殘障人士的權益保障開始加速。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與1973年通過的復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大大保障了殘障人士的權益。但最大的改變是1990年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的「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美國殘障法案影響深遠而也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美國社會情況。這條法案保障了雇用上的平等,不得歧視;各級政府的設施得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有所照顧;公共場所及商業上的設施必須是無障礙;通訊設備如電話必須提供聾啞人員的使用服務,電視則必須有字幕 (closed captioning) 等等。美國殘障法案的通過不只在美國是個歷史上的創舉,在世界各國也因平權的保障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Sarah來美求學時美國殘障法案 (ADA) 已通過有二十年了。在這對殘障人士無障礙及平權觀念的社會裏對她的影響不言可喻。可喜的是她在通過自我改變後也決定要回蒙古去改變那個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那條路是艱苦而漫長的,而她也很有可能在她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蒙古社會能建立起類似美國的殘障法案。但是誠如哲言,行千里路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會有下一步及最終的抵達目標。
在辯證哲學裏有量變與質變的互動關係。量變會造成質變,而質變也會造成量變。以美國來說,長久以來在殘障權益人士及民權人士的努力下終於迫使美國殘障法案過關,這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Sarah在美國所受到的自我轉型是她個人的質變,而她在蒙古社會的努力將是量變的開始。每個人觀念及看法上的改變 (質變) 就是一個社會個量的增加,這個量增加到一個程度後自然會產生社會的質變。當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這些人其實在獨立議題上都是已經經過質變的個體,而當這些質變的個體在量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自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質變。

李堅

 

1981年密西根之行—- 懷念許永華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

性‧暴力‧恨‧慰安婦雕像 ─看一個民族的映像

2013年7月30日,洛杉磯北邊的Glendale市議會通過了於該市公園中設立韓國慰安婦雕像(重一千一百磅)的決議。Glendale市的理由是,紀念這群於二次大戰中被逼良為娼的性奴隸,也代表了向占該市人口十分之一的韓國人的致意。
韓國人過去在紐澤西州也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但沒通過。Glendale是第一個在美國設立慰安婦雕像的城市。韓國人也將在加州的其他城市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相對於韓國人,日本人是極力反對這種雕像的建立的。一些日美人團體立主將雕像撤除,他們提出法庭訴訟,但沒成功。2014年10月,他們上訴聯邦法庭也被駁回。法庭的理由是:日美人沒有辦法提出這個雕像構成傷害的證據,而且Glendale市之設立該雕像並無違法。雖然大部份的日裔美人持反對的態度,但也有支持的。1980年成立的日裔美人人權協會NCRR (Nikkei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則贊成這個雕像的建立。NCRR當初成立的目的是要求美國政府應對二次大戰中日美人被關進集中營的一事道歉及賠償。NCRR認為日裔美人及韓國的慰安婦同是戰爭的受窘者,所以他們支持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歷史事實與民族仇恨
慰安婦是存在的,但其真實情況已很難考證了。探討這事件的人不只帶有成見,也常有偏見,也都頗情緒化,而都有意將其造成宣傳的工具。即使在數目上也都難以印證。韓國人說當年有約8萬到20萬名的慰安慰,除了韓國人外也有中國人、台灣人及東南亞人。維護日方版本的人認為慰安婦,是屬於編制內而有薪水的。但指控者說,許多是被強迫當性奴隸的,而也有稚齡女孩被誘拐入火坑,而這也是美國人較在意的一點。
當民族仇恨點燃時是沒有歷史的真相可討論的。
同中國人一樣,韓國人也具有超強的民族主義情結(hypernationalism),而兩者在仇日情結上都是一致的。仇日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其原因也相當複雜。在政治上及財團與大工業的運作上都有其利用價值。在韓國你是不能不仇日的,親日及求取改善日韓關係在韓國仇日的氛圍下常是死路一條。無可否認的是,南韓的工商業型態與日本很類似,而也可說步日本的後塵。在以外銷為主體的各行各業便與日本的工商業成為激烈競爭的對象。好多年前,在一篇報導南韓汽車工業發展的文章裡,讀到韓國人如何激勵工人。在晨間開工前,工人集合看一部戰前日本人如何迫害韓國人的短片。之後銀幕上出現了日本汽車,管理階層於是向工人說那是我們要擊敗的對象。這種仇日情結多少凝聚了韓國人的向心力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說過,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你不須要上帝,但須要有一個魔鬼的存在。意思是說,對上帝的敬與愛並不一定能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當你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魔鬼)時則群眾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共同的愛不是團結的力量,但共同的恨則大家會結合在一起。共同的恨固然能使群眾結合在一起,但團結與否,能團結多久,則又是另一回事。
除了民族主義因素外,仇日的韓國人還有一個韓國文化的獨特情結—-「恨」(한,han或haan)。此恨未必等同於我們所了解的恨,而這個恨的文化對韓國人來說是由生到死而無所不在的,是每個韓國人都有所感受的。這個恨代表因為外來的迫害所引起的痛恨、苦難與孤立無援。對韓國人來說,內有階級的迫害而於歷史上也常受外族的入侵與迫害,多少是這種情結產生的歷史背景。日本說來是最後的一個侵略者。但事實是韓國人除了北韓共產黨外於二次大戰中並無所謂的抗日。由於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非那時都不存在的韓國投降的,仇日的恨並沒有得到解決。
性與暴力
在美國,不管石翼的共和黨或左翼的民主黨都對好萊塢有所意見。右翼的人認為好萊塢的電影過於強調性,影像過於露骨。左翼的人則認為好萊塢的電影太過恐怖,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好萊塢的人知道,不管他們製造的影片是性或暴力,兩翼的人都會有意見。而之所以繼續生產有關性與暴力的電影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有關這兩種題材的電影是最容易賣座的,這就回到男人的本性了。
一個年輕的美國哲學家Ken Wilber在他所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一書中說,在狩獵期(hunting and gathering)之前,男人的本性只有兩個:幹或殺(fuck it or kill it)。軍隊本來就是要用之於殺的,透過紀律軍隊可使殺傷力向外而非對內。但就幹來說就稍為複雜些。年紀較大的台灣人當會記得「軍中樂園」這種妓女戶的存在。而美國大兵的軼事更不用說了。而從美國內戰以來就已盛傳軍隊的食物常摻有Saltpeter(硝酸鉀)用以壓抑軍人的性慾。因為當你把一群廿歲左右的年輕男人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了解這個就可了解慰安婦產生的背景。而事實上慰安婦的制度是於1938年設立的,在南京大屠殺 (Rape of Nanking, 1937)的隔年設立。這多少解釋了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是為了解決軍人的性問題而成立的歷史背景。若說要有所爭議,爭議的要點應在於慰安婦的來源,待遇及處置。而這也是正反兩方爭執的要點。
此妓非彼妓
當年的慰安婦如今大都已過世,碩果僅存的如今大都是八九十歲以上的老婦人。這些人如今都成為韓國朝野禮遇的對象,因為她們代表了日軍「暴行」的見證人。而事實上,在2013年Glendale慰安婦雕像揭幕的典禮上就有一位當年的慰安婦穿著傳統的韓國服裝,特地來參加揭幕典禮,並接受訪談。但不是每個韓國的妓女或性奴隸都有這種禮遇的。
二次大戰後,美國兵取代日本兵進駐韓國,應運而生的就是妓女戶的開張。這些妓女戶都開張在美國大兵的營區旁,數目多少難以估計,但1962年南韓政府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並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內的合法妓女。那年登記有案的合法妓女就有兩萬人。暗的則有21萬人,占南韓全國35萬名妓女的百分之六十。這些妓女戶的存在是原先南韓政府所容許並認為是須要的。很多早期的妓女如今都已七十多歲以上,許多生活潦倒,並受到家人與社會的排擠,也沒受到政府的照顧。這些以美國大兵為主的慰安婦所遭受到韓國朝野的歧視與冷落,真不能與「服務」日軍的慰安婦所受的禮遇相比。2014年6月25日,一群122名前美軍慰安慰(過去稱為洋公主,Yankee Princess)控訴南韓政府迫害她們及剝奪她們的人權。這群人都是以前在公營的妓女戶工作,他們指控政府當年限制她們的自由,與皮條客合作逼她們為娼,只口頭說她們所做的是愛國的事,也是民間大使,但卻將她們當成貨物來買賣。她們要求美金九千八百元的賠償。這個訴訟對指控日軍對慰安婦的「暴行」,但卻自己從事壓迫本國人從事美軍慰安婦的南韓政府及社會是相當諷刺的。
變遷中的美國亞裔社會
Glendale市的慰安婦雕像之建立及其所引起的日韓之爭,除了反應日韓之間的歷史糾葛外,也多少反應了美國亞裔社會的變化。在二次大戰前及戰後初期,日裔美人是亞裔社會的主力。由於美國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大大限制了華人的移民。在1924年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也排除了日本人的移民。以193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華人的人口只有五千人,日本人的人口有13萬8千人。韓國人則大約在一千多人左右(沒有正式統計)。由於日裔美人人口多,又因二次大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政治迫害的經驗,使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相當活躍,而在社會各階層也都頗有成就。日美人也是最溶入美國社會的亞裔人士,而一半以上也都與異族通婚。進入六十年代後,美國的亞裔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65年通過而於1968年實施的移民法案大大改變了美國社會的人口組成。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在所有的亞裔人口中,以華人占最大宗,有四百萬人。菲律賓人其次,有三百四十一萬人。第三是印度人,有三百一十八萬人。第四大是越南人,有一百七十三萬人。再來就是韓國人,有一百七十萬人。第六是日本人,有一百三十萬人。台美人則只有二十三萬人。日本人的計算還包括混血的。台美人則無疑的有一批人登記為華人而沒計算到。在加州,日美人有二十七萬人,而韓國人有四十五萬人。除了人口的消長外,日美人大都為二世以上而為道地的美國人,韓國人則多以一世或二世為主,與韓國的關聯還很深。
第一代的移民多少是來源社會的延伸,他們帶來了原來社會的語言文化、宗教、政治與歷史。在社會組成及社區交往上,也都依循舊社會的原則。但對二世以後的亞裔人士而言,他們對舊社會的一切都很陌生,所面對的是在美國社會生存及成長的問題。在認同上也常依附在亞裔美國人這個雨傘下。面對亞洲國際間的糾葛與紛爭雖能略知一二,但不會很切身。韓國人之推動慰安婦雕像多少代表了第一代移民的立場,他們將韓國社會中的仇日文化及恨的情結移植到美國,企求凝聚韓美人及突顯韓國人在美國的聲望。韓國第二代如何對待這個問題,而他們如何與其他亞裔人士來互動是值得觀察的。
一個民族的映像
1928年9月,一群移民到賓州東部一個小城Easton的義大利人,決議要捐獻一座雕像給Easton表達謝意。他們選擇了哥倫布。因為哥倫布是個有名的航海家,而也被認為是發現新大陸的人。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哥倫布是義大利人。他們請費城的名雕塑家Giuseppe Donato鑄出這尊高九呎的哥倫布鑄像。但整個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三K黨的反對,使得要設立於學校前的計劃被取消。最後於1930年8月5日Easton市議會同意鑄像樹立於河邊。感人的是,在那義大利人口不過四千五百人的Northampton郡裡,大部分都為農民與工人的義大利人共捐了一萬三千美元(合今日的18萬美元),使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在那個經濟大恐慌的年代,這些都是靠小錢擠捐出來的。據該郡義大利裔表示,當初捐贈的人都有很強的榮譽感。
在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裡,各個民族都有意無意的留下他們在這個社會的映像。有建博物館的(如日本人的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猶太人的Holocaust Museums),有節慶的(如墨西哥人的Cinco de Mayo,非裔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有建紀念碑的(如洛杉磯MacArthur公園中的匈牙利1956年抗暴紀念碑),及文學與藝術。而如今韓國人選慰安婦來做為他們民族的映像。慰安婦代表了被壓迫的弱者(當然也有人認為是自願)及娼妓(不管是自願或被迫)。韓國人選這個雕像來做為他們的映像,結果及影響如何有待觀察。但應該不會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台美人在美國雖然是相當的少數,但由於大都是留學生的後代,教育水準高而於社會上也頗有成就。台美人也應考慮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映像來表現於美國社會。一個成功的映像應是樂觀、進取、有激勵的作用及歷史感。當台美人要建立自己的表徵或說你所居主的城市有一天要對台美人社區致意時,你要採用什麼樣的表徵與映像。

 

李堅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五 波羅地海三國 ——– 獨立,被併吞,再獨立

波羅地海三國 ( Baltic states, 或翻做波羅的海三小國) 說小也不小,每個都比台灣大。最小的愛沙尼亞 (Estonia) 有四萬五千平方公里 (台灣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三十一萬人。最大的為立陶宛 (Lithuania),面積有六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則有兩百九十四萬人。中間的拉脫維亞 (Latvia) 面積為六萬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兩百萬人。北邊的愛沙尼亞與芬蘭的語系接近,中間的拉脫維亞與南邊的立陶宛則於語言上較為接近。地理上芬蘭本也屬波羅地海國家之一,但她於二次大戰中成功的抵禦蘇聯的入侵。雖然於最後割地求和但終能維持1917年以來的獨立局面。相對之下,波羅地海三國則於二次大戰中遭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入侵。不但死傷慘重,也失去了獨立國的地位。
在封建主及王國攻城掠地的中古歐洲,波羅地海三國也易主無數次。由丹麥,瑞典,波蘭,到沙俄。而波蘭本身也於十八世紀時被沙俄、普魯士與奧匈帝國 (Habsburg Austria Empire) 瓜分三次。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情勢開始改變。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7/28/1914-11/11/1918) 改變了歐洲的版圖。戰爭雖然是國與國之間的對抗,但其資源的耗損,人力的動員及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常引起國內的鉅變。交戰國之一的德國帝國於戰爭拖延了一段時間後引發國內的革命及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27/1819-7/17/1941) 於1918年11月28 日的遜位而結束了德國的皇室。另一邊的沙俄也於1917年發生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5/18/1868-7/17/1918) 於1917年3月15日遜位而結束了拉曼諾夫 (Romanov) 王朝三百年的統治。俄國革命後,沙俄境內的芬蘭首先於1917年12月6日宣布獨立。隔年立陶宛於1918年2月16日宣布獨立,愛沙尼亞跟進於1918年2月23 日宣布獨立,最後拉脫維亞於1918年11月18日宣布獨立。波羅地海三國於兩次大戰期間維持了一個獨立的局面。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各國運籌帷幄。1939年8月23日納粹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稱為Molotov-Ribbentrop Pact。但這個協定有一不公布的密約。密約包括納粹不會支援日本於東北蒙古地區的侵俄,但更重要的是蘇聯與納粹秘密決定瓜分芬蘭,羅馬尼亞,波蘭與波羅地海三國。1939年9月1日納粹侵入波蘭,9月17日蘇聯侵入波蘭。1940年夏天當全球矚目於法國的投降時 (1940年6月14 日),蘇聯併吞了波羅地海三國。1941年6月21日納粹毀約而開始全面進犯蘇聯,隔月進占波羅地海三國。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反攻,再度進占波羅地海三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波羅的海三國死傷慘重。死於戰爭的,入獄的,及被蘇聯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的人數相當驚人。拉脫維亞死了二十多萬人,立陶宛死了八十多萬人,愛沙尼亞死亡人數占她人口的四分之一。二次大戰後在強權 (邱吉爾,羅斯福及史達林) 的同意下,東歐成為蘇聯的附庸國。面對強鄰蘇聯的占管,波羅地海三國之自由遙遙無期。
進入八十年代後共產國家的經濟嚴重衰退,鐵幕開始生銹。1986年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開始推動開放 (glasnost) 與經改 (perestroika)。在走向開放的氣氛下波羅地海三國開始用演唱會的形式來喚醒民族意識。異議分子最後決定於 Molotov-Ribbentrop 密約簽訂的五十周年紀念日 — 1989年8月23 日,發動示威抗議。那天,兩百萬人手牽手連結了三國的首都:Vilnius, Riga 和 Tallinn,抗議 Molotov-Ribbentrop密約的不合法。這個被稱為「波羅地海人鍊」的Baltic Way或Baltic Chain的抗議活動使全球都注意到了波羅地海三國的處境。波羅地海三國獨立的呼聲開始高漲。但國內反對獨立的聲音也不小,主要是境內的俄國人。立陶宛境內只有5.8% 的俄國人,問題較小。但愛沙尼亞境內有24.8% 的俄國人,拉脫維亞則有26.9% 的俄國人。在東歐各國急劇變化及蘇聯已開始出現解體的現象後,戈巴契夫於1990年2 月同意選舉。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7月葉爾津選上俄國總統。1991年夏天蘇聯同意要改變成為一個較寬鬆的聯邦制,但保守派於8 月發動政變。政變失敗後,愛沙尼亞於1991年8月20日宣布獨立,隔日拉脫維亞宣布獨立。
被隔鄰強國進占了五十年,人口少而又被強國大量移民,也沒有天然邊界的波羅地海三國最終是獨立了。即使自己人只占59.6% 的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 (69.8%) 獨立也只是多了一些小挫折而已。台灣的處境也許特殊,但不是那麼特殊。台灣人口多,教育水準高,經濟力旺盛,與強敵又有天然的屏障。台灣雖然有傾中人士,但其數目逐日減少。相對之下,台灣民族意識逐日增強。台灣的獨立將只是一個時間及機遇的問題而已。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系列完)

 

李堅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三 共產政體的建立,擴張與崩盤—- 看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尤其是在2010年的第二季中國的經濟體超過日本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使中國成為全球的焦點。但在個體上, 2010 年中國的個人所得只有三千六百美元。與薩爾瓦多,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國家一樣窮。不過一些經濟學家 (如CEBR,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預測中國在2028年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1978年鄧小平推動開放政策時,中國的民生凋敝,百廢待舉。以1980年的購買力來看,中國比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購買力少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比海地還窮。但到1985年, 七億農民的生產量已加倍了。到2010年經濟成長了四十倍。速度可說相當驚人。其成長速度之所以能夠這麼快與台商多少有關係。中國開放後台商把他們的經商經驗,國際貿易網路及技能都移轉到中國去。當六四發生後,中國的經濟成長有了個挫折。美國的大公司都不敢入場而持觀望的態度。他們不是怕風險,而是怕被美國人批評為甚麼要與殺人獨裁者做生意。但要錢,不要臉,不要命又缺乏民族意識 (或說認同錯亂) 的台商及台灣人是全世界第一批重返中國經商及觀光 的人。對中國的經濟成長而言, 這批沒有租國 (或認錯了祖國) 的台商可說功不可沒。
但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的嗎?其過程會是平穩的嗎?
1917年布爾雪維克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這對由1848年2月21 日馬克斯與恩格斯發表《共產主義宣言》以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共產主義思想對歐洲的城市居民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也於歐洲各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但在中歐及東歐,共產主義運動常以暴力的形式出現。由於納粹的強力反共,在二次大戰期間東歐的共產黨也成為抵抗納粹的主力而於戰後取得政權。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的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 11/28/1941-12/01/1943) 與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 2/4/1945-2/11/1945) 中,參與會議的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同意東歐是蘇聯的政治勢力範圍 (Soviet sphere of political influence)。戰後的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密蘇里州的 Westminster College 一場演講中首先提出了「鐵幕」 (iron curtain) 這個名詞。1949年4月4 日美國與西歐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針對此舉蘇聯與東歐衛星國也於1955年5月14日簽訂了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Pact)。鐵幕已形成,而在東西對峙下共產國家的極權政體顯得堅固如山,牢不可破。
1956年匈牙利抗暴 (10/23/1956-11/10/1956) 引來了蘇聯的鎮壓。1961年8 月東德開始堆砌柏林圍牆。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the Prague Spring, 1/15/1968-8/21/1968) 也引來了蘇聯帶頭的華沙公約組織的鎮壓。在蘇聯的掌控下,東歐共產政權顯得穩如泰山。但在進入八十年代後整個情勢開始改觀了。
1980年波蘭的團結工聯 (Solidarity) 成立了,被鎮壓後成為地下組織。但接下來整個共產集團的經濟停滯及衰退促使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改革而於1986年推動開放 (glasnost) 與經改 (perestroika)。1988年開始,波蘭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中國的六四 (4/15/1989-6/4/1989) 被中共鎮壓下去的同一天波蘭選出了第一個反共的政黨團結工聯,但是蘇聯沒帶頭鎮壓。1989年8月波羅地海三小國的人民形成了手牽手跨越三國的人鍊要求獨立。1989年10月匈牙利放棄共黨而採多黨制。同月東德總統下台,隔月柏林圍牆被拆除。10月保加利亞與捷克的共黨下台。12月捷克的前異議分子哈維爾 (Vaclav Havel, 10/5/1936-12/18/2011) 當選總統。同月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 (Nicolae Ceausescu, 1/26/2018 – 12/25/1989) 被推翻並遭處決。1990年2月蘇聯同意選舉。7月10日葉爾津 (Boris Yeltsin, 2/1/1931-4/23/2007) 選上俄國總統。1991年夏天本要簽一個較寬鬆的蘇聯聯邦條約,8月保守派發動政變但失敗了。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辭蘇聯總理之職。蘇聯從此消失而境內的十五個國家宣布獨立。東歐及蘇聯的共產政體瓦解後,目前全世界的共產國家只剩下中國,寮國,越南與古巴。
西方共產政體的建立及鞏固固然令人印象良深,但其解體之快卻也令人目不暇給。許多年輕人可能聽都沒有聽過「鐵幕」這一詞。搞不好也未聽過柏林圍牆及龐大的共產政權集合體曾經存在的事實。六四後的中國之能穩定得力於經濟的年年快速成長。經濟的局部自由使人忘了中國仍是一個共產政權,是一個極權政體。政治上是不容許反對黨,異議分子或言論自由的。華夏大一統骨子的中共政權是會盡力去維持一個穩定,和諧的大一統假象的。但中國不但面對財富的分配問題,境內各民族的自治要求,南北對立及城鄉差距,也面臨政治權力的分配及自由民主的要求。當局勢演變時,目前看起來的鐵腕控制可能會有如陶器 (china) 一般,一有裂痕便分崩離析。到時便不是一邊一國,而是一邊一國 (台灣),一邊很多國 (解體的中國)。

李堅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二 小國與大國的對抗——大衛與歌利亞

恐龍曾經主宰地球一億三千五百萬年,但在六千六百萬年前它們突然全部由地球上消失了。恐龍之所以消失滅種的原因曾經是科學界的一個謎。但近年來科學家相信恐龍的滅種與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有關。六千六百萬年前有一個巨大的流星落擊到墨西哥灣而引起巨大海嘯並使全球蒙罩在深厚的沙塵之中達多年之久。由於多年不見天日使得許多動植物都因而死亡,恐龍是其中最顯著的一種。那個事件科學界稱之為 K-Pg 滅種事件 ( K-Pg extinction event)。由於恐龍的滅種使得其他生物,尤其是哺乳類得以繁殖而有以後靈長類及人類的產生。恐龍的滅種不免令人思考到恐龍是否大而不當以致無法適應那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所引起的環境變化。

恐龍是否大而不當而滅種,而大國是否會同恐龍一樣在環境變化迅速的未來因難以適應而垮台。這種想法對小國家的台灣人來說聽起來順耳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雖然有人闡述台灣不論在人口,經濟能力及科技的發展上都不是小國而應屬中級強國 (middle power) 。這種論述有其事實及正確性。以台灣的種種指標之於世界各國的排名來看,台灣應屬中級強國而非小國。如要說台灣是中國,我想也只有這種說法才可通。但事實是台灣的每一個鄰國的土地及人口都比台灣要來的大。從日本,南韓,中國,越南及中南半島上的所有國家及菲律律賓,每一個國家的領土都比台灣來的大,而人口除柬埔塞及寮國外也都比台灣多。而台灣尤其因有那個巨大的惡鄰在旁邊,更使得台灣人覺得我們的弱小。

論述台灣是個中級強國或小國在歷史的行進上看來可能意義不大。說台灣是個小國家,雖然其人口與澳洲一樣,也無不可。小國有小國的好處。有關小國的好處論述也很多,不外乎治理較容易,較有效率,人口同質性較高,運輸及溝通容易等等。一般的調查也顯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民都是小國的人民。以2013 年的 世界快樂指數 (World Happiness Report ) 來看,前幾名是丹麥,挪威,瑞典,瑞士,紐西蘭,加拿大。大都是小國。這些國家都重視環保,教育,醫療人權,性平等,子女的扶養及社區生活等等。以最快樂的國家丹麥而言,她也曾是北歐的霸權而參與無數的戰役,但這些都於1849 年6月5 日丹麥訂立君主立憲後成為歷史。丹麥從此走中立國的路線而不眷念她的帝國歷史。丹麥女性 (1915) 比美國女性 (1920) 更早能投票。除了健保及教育的保障外,丹麥父母有一年的產假。質料顯示哥本哈根有一半以上的人用腳踏車通勤。丹麥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從事社會公益活動。這些無給的公益活動據估計占丹麥 GDP 的百分之9.6。

除了最快樂的人民大都居住於小國外,許多優良的產品也都是小國家建立的。較有名的如瑞士的鐘錶業,比利時的鑽石業,荷蘭的鮮花市場,瑞典的傢俱業及科技業等等。美國是諾貝爾獎拿最多的國家,但諾貝爾獎的設立及管理是挪威與瑞典共同治理的。

台灣如果好好治理的話當然也可能成為一個快樂的小國家。但不幸的是台灣有個不讓你能安居樂業的惡鄰在旁一直對你叫囂。這種情景難免令人想起聖經所描寫的三千年前以色列的牧羊人大衛 ( David ) 與腓力斯 ( Philistine ) 的巨人歌利亞 (Goliath ) 的對決。故事的大意是當時腓力斯要攻打以色列,兩軍各據山頭在峽谷對峙而處於易守難攻的狀況。腓力斯人於是派出他們的巨人歌利亞每天出來叫囂,以色列人只有戰戰兢兢動都不敢動的份。此時一個以色列的牧羊小孩大衛要聲討不信耶和華的腓力斯人便自告奮勇要挑戰歌利亞,而以彈弓將石頭擊中歌利亞的額頭。歌利亞倒下後大衛抽出歌利亞的劍而將歌利亞斬首。腓力斯軍於是潰敗而逃。一般人都將這個故事解釋為小人物靠僥倖或機遇打敗強敵的振奮人心的故事。但據《David and Goliath –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一書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 的分析,歌利亞可能患有肢端肥大症 ( Acromegaly)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巨人症。身體巨大而令人生畏但健康問題重重,實質是虛弱的很。歌利亞想用盔甲與劍決鬥但大衛選擇他熟悉的彈弓。據目前以色列的彈道專家研究顯示彈弓的速度比最快的棒球投手之速度都要來得快。再加上精準度其殺傷力相當驚人。也就是說大衛與歌利亞的對決表面看起來令人意外,但你若了解 (1) 歌利亞有病而只是個空心大老倌 (2) 彈弓武器的厲害 (3) 大衛選擇自己的戰法而非對方指定的 (4) 大衛有信仰支持,則結局就不會意外。這個故事對台灣人的啟示是台灣人要好好的治理自己的國家,了解自己的長處與優點而選擇自己的戰場,並應了解區域政治及歷史運作建立自信。則台灣將會是一個現代社會中擊敗歌利亞的大衛。

 

李堅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一 大國。強國。超級強國 —- 文化的力量

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國可稱得上是第一個超級強國 (Superpower)。在其全盛時期 (1815-1914),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占有兩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 約當今中國的2.7 倍或台灣的七百二十倍),人口有四億人。大英帝國是當時全球的首霸,首強,負責維持全球的次序與穩定而被人稱之為「不列顚和平」 ( Pax Britannica, 仿羅馬和平 Pax Romana 一字而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英帝國開始覺得她連歐洲的紛爭 (主要是德國與俄國) 都難以應付,遑論全球布局了。二次大戰結束後也宣告了大英帝國超級強權時代的結束。

二次大戰後隨著大英帝國的式微兩大超級強國也產生了:蘇聯與美國。在冷戰期間 (1947 – 1989 ),蘇聯與美國雖沒有直接的衝突 ( 所以稱為冷戰) ,但兩者在全球各地卻不斷的拉東打西的做網羅式的布局。但經濟的衰退及境內各民族主義的抬頭使得蘇聯走上黃昏之路而於1991 年12 月25 日宣告解體。解體後的蘇聯並不就代表一向為蘇聯主體的俄國就此甘於寂寞。當今的俄國是很想再重回超級強國的地位的。而事實是有人把俄國、中國、印度、巴西與歐盟都看成是有希望成為下一個超級強國的國家。看來是人人有希望。但那一個國家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強國則各家各有不同的看法。

但中國有希望成為超級強國嗎?

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了解美國如何成為超級強國也許可提供中國一面「見賢思齊」的鏡子。

美國獨立時其領土只有原來的十三州。其後領土的主要擴張為:一,1803 年時向當時的法國拿破崙政府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代價購買了美國中部由路易斯安那州到蒙他拿,達可達州的兩百一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稱為 Louisiana Purchase。二,美墨戰爭 ( Mexican – American War, 1846-1848) 後取得了當今美國西部的領土。三,1867 年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向沙俄買了 Alaska, 稱為 Alaska Purchase。至此美國已是個大國,也是個美洲霸主。1898 年的美西戰爭後 ( Spanish-American War) 更使美國的領土擴張到美洲之外而取得了關島,菲律賓及波多黎各。但美國之成為超級強國則是二次大戰後的事。在歐洲及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後使美國自然的登上了世界龍頭的地位。二次大戰後面對共產黨的擴張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 年3 月12 日向國會演說時提到美國會對面臨獨裁的國家提供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援助。這也是一般所說的杜魯門主義 ( The Truman Doctrine ),表明了美國已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警察的宣示。

美國之能成為超級強國除了上述的歷史因素外,主要的還是文化的力量。美國建國前後有幸傳承到了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及日後的工業革命。加上其獨立建國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從而立建立了一個現代的社會。有人說美國沒有文化,但事實是文化是美國最大的輸出項目之一。美國的電影、音樂、大眾文化 ( pop culture ) 流傳世界各地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使世人競相仿效。美國教育強調創新、表達能力的訓練、法治、自治、及領導能力的栽培與訓練。在美國學校也好、社會也好,你會發現大家以規章行事而自治能力很強,而也很重視公眾事務。要有超級強國當然要有超級的國民。

但要當超級強國的國民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的。要維持世界秩序要有一大筆開銷,而這些當然要靠稅收。美國的聯邦稅率平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每次拿到薪水袋還不免痛三分,但花錢還不見得就能消災。美國於二次大戰中死傷共一百萬人,韓戰死傷共12 萬8 千人,越戰死傷共21 萬人,伊拉克戰爭死傷共三萬六千人,阿富汗戰爭死傷共兩萬人。美國人也開始了解他們池塘那邊的堂表大英帝國過去為什麼到處動兵行武了。而從越戰以來美國國內的反戰聲浪也就持續不斷。不只反戰而已,有些本不反戰的也開始厭戰了。超級強國的美國雖不能說敗相已露,但國內的檢討聲音及正反兩派之辯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以占有的土地面積及人口來看,中國當然是個大國。而從中共建國開始,更明顯的是從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後,中國也積極的想成為一個強國。相較於當年蘇聯之控制東歐諸國及在非洲及亞洲各地,甚至在美洲的古巴建立聯盟對抗美國,中國目前尚看不出來有那個外交能力及國際統籌才能。而在各個國際的衝突上中國是很明顯的站在美國的對方。除了北韓外看不出中國有什麼友邦而中國也與她的所有鄰居都交惡了。其作風小家子氣,雖是大國,談不上是泱泱大國。雖走向強國之路但離超級強國尚有一大段距離。領土,人口,經濟及科學技術都不是問題,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其文化水準。從元朝開始而致明清,有許多歐洲人到中國從事貿易及傳教。早期的天朝人物不覺得歐洲有什麼值得他們學習的。而事實是那時的歐洲剛走出黑暗世紀 ( Dark Ages, 六世紀到十三世紀 ) 不久,文化水平比中國差。但從文藝復興以後,歐洲 ( 及日後的美洲 ) 的文化持續進步而中國文化則遲滯不動。要追上歐美的文化水平,中國尚有一大段的路要走。看當年的美蘇對峙,美國給人的印象是敬多於畏而蘇聯則是畏多於敬。惡行惡狀又不知敦親睦鄰的中國顯然以蘇聯為宗師。既以蘇聯為宗師就應了解蘇聯的結局。

李堅

孤兒‧認同‧台灣民族的成長 ──與林水泉、張文祺談早期的台獨運動

1946年以日文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是當年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吳濁流以半自傳的方式描寫主角胡太明在日本、中國與台灣三地之間的尷尬困境。不滿日本的統治而到中國去的胡太明發現中國人視他為台灣人,而未能接納他。在家鄉又是個異類,而最後以悲劇收場。單就書名而言就已突顯出台灣人的認同問題,由當初的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而戰後又由日本手中「歸還」給中國,對台灣人而言,真不知所以然。以孤兒自居多少代表了這個民族尚未「轉大人」。而這也難怪,台灣人這個名稱及意識是在日治時代才開始產生的。而台灣民族這個名稱及觀念是1927年才出現的。台灣民族這個意識當時才方成長中,而於二次大戰後會有孤兒這個想法也不足為奇。
一個民族有成長的過程,而一個個體也有成長的過程。《亞細亞的孤兒》就藉由胡太明這個角色來做陳述,剖析個人與社會及時代變遷的互動。心理學上也有研究個人成長的階段,但這與一個群體 (如民族) 的成長階段是否有關聯呢?
艾力克‧艾力克森
艾力克‧艾力克森 (Erik Erikson, 1902-1994) 是一個頗受人尊敬的心理學家。他的生父是他從來沒見過面的丹麥人,母親是猶太人,繼父也是猶太人。他沒有受到繼父的同等對待,而於少年時對自己的認同問題頗感疑惑。年輕時,他走藝術家的道路而於歐洲四處流浪,後來認識了佛洛伊德夫婦,而走上心理學之路。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艾力克森於1933年移民美國。他來美國後也認識了一些人類學家,這對他的心理學之研究開闊了視野。艾力克森從事兒童心理學的研究與治療。他也做印第安人,如南達科達州的Sioux與西海岸的Yurok族的研究。他的研究常常著重在人的認同這個問題上。1939年他成為美國公民時,採用艾力克森 (Erikson) 做為他的姓,不再用繼父的姓,也不用母姓。如北歐的傳統命名法,Erikson竟為Erik的兒子。也就是說他宣示他的路是他自己走出來的,他是他自己塑造出來的。
艾力克森的所有研究及論述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個體發展的八個階段。照艾力克森的理論,一個人的一生一般會經過這八個階段 (在此不詳述),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主要問題及挑戰,若沒有合理的處理則會產生問題。例如一歲前的主要問題是信任與不信任的問題,母親的照顧與否是個主要的因素。若母親盡責則孩子會有信任與希望,若母親不盡責或棄養,則孩子會變成退縮孤立。由於艾力克森早期為認同問題所困擾,而他也著力於認同問題的研究,再加以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及青年的反叛,他所提出的個體發展的第五階段──青少年的認同問題最為人樂道。艾力克森認為青少年時期 (12歲到18歲) 的最大挑戰是自我的認同與角色的混淆問題。認同的來源是同儕及偶像與榜樣。處理成功的結果是人會有忠誠性,失敗的結果是狂熱與排拒。
孤兒台灣與認同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後,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但也同時在殖民社會下成長。日本的大正民主 (1912-1926) 多少也推動了台灣社會的啟蒙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9) 後開啟了全球民族自決的潮流,愛爾蘭的民族自決運動 (Home Rule movement) 也進入了第四波。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多少受到那時世界潮流的影響。台共也於1927年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綱領。但我們若檢視當時的論述,我們可看出台灣人的認同仍是混淆不清的。這也難怪吳濁流會於那個年代出版《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該書多少反應了當時的認同處境。套用艾力克森的模式,我們可說當時的台灣民族的成長,仍只是在青少年時期,缺乏適當的榜樣,而在民族的認同上仍在尋求之中而相當模糊不清。
戰後台灣人夾於強權與大國之間而有孤兒的感覺,但1947年的228事變改變了一切,使尚未「轉大人」的台灣民族被迫快速成長而開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戰後最早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就是廖文毅了 (3/22/1910~5/9/1986)。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的他本也是祖國派的。228事變後,廖文毅與謝雪紅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1956年廖文毅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5年被迫回台向國民黨投降。廖文毅回台後,國民黨宣稱台灣獨立運動已結束。
但被迫快速成長的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當然不會就因而結束掉。進入六十年代後另一波的台獨運動也同時在島內與海外展開了。2014年11月,旅居瑞典多年的早期台獨聯盟專職工作者張文祺來美訪問。他借住於早期的島內台獨運動人士林水泉家中。筆者在一個與他倆的聚會中藉由訪談來了解那一代台獨運動人士的看法與經驗。
林水泉
1937年出生的林水泉同那個年代經過228事變的台灣人一樣,都對國民黨極為痛恨,再加1949年後大量來台的國民黨人之惡形惡樣,使他深為厭惡國民黨,所以走上從政之路。在當初卻也是偶然的,因為開卡車運輸行的他家租車給候選人而與政治結了緣。林水泉於1961那年 (23歲) 就因於台北市議員的選舉中批評國民黨而被送去小琉球當流氓管訓。出獄後於1964年選上市議員。林水泉描述當時的議員都是開酒店的,包工程的,要錢的,歪哥七剉。而在選舉上也多的是搓圓仔湯,拉東打西的。政治權術的玩弄是有,但理念則是相當貧療。1965年10月,林水泉利用到日本考察期間秘密加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那時的委員長是辜寬敏。在那時林水泉也透過高玉樹認識了彭明敏,討論台灣的事情。認識彭明敏沒多久,彭明敏就因「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撰寫而遭牢獄之災。1967年林水泉因「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散發台灣獨立的傳單而被判15年徒刑。1977年減刑出獄。在那十年的刑獄中,林水泉曾呆在幾個不同的牢獄,也認識不少獨統皆有的難友,也見證了不下百餘個死刑的執行。
綜觀六十年代的台灣政治文化,選舉為的都是本身或派系的利益,談不上有什麼理念可言。教育水準不高 (松山初商沒畢業) 的林水泉走上了選舉政治,也走上了台獨之路。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思想的管控是很嚴苛的。主張台獨的人都受到了嚴刑峻罰。但這種高壓統治顯然沒法根除台灣獨立的思想,也無法阻擋台灣獨立運動的進展。
張文祺
從小就急欲離開台灣到國外走走看看的張文祺,於1964年到堪薩斯州的University of Kansas讀政治學,後來轉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一來美國就參與台灣人政治活動的他,嚴格說起來也不是第一代的留學生。張文祺說,國民黨於五十年代放鬆兩次高中生可以留學。而陳以德及盧主義 (李天福) 就是那時出來的留學生。陳以德的台獨主張是走廖文毅的路線的。張文祺說,六十年代來美的台灣留學生面臨許多挑戰:與台灣較無聯繫,日常生活也多所限制,連醬油都買不到,男多女少,要打工,而且要匯錢回台灣。而在政治活動上抓耙仔也多,很容易就上黑名單。不過1965年美國移民法案的通過對當時的留美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解決了居留的問題。
美國的台獨聯盟於1966年成立。張文祺也很快的就成為聯盟的專職人員。張文祺說,聯盟一成立就有了路線問題,到底是要走國會路線或走革命路線。在當時參與政治的人在留學生中還是少數。而即便是參與獨立運動的人對國際的歷史及政治也不是很了解,與美國社會也較無接觸。在路線之爭下,張文祺、賴文雄與王秋森於1969年離開聯盟。那年蔡同榮當上聯盟主席。1970年的四二四事件更加劇了聯盟的路線之爭。張文祺因美國移民局的刁難而於1971年經由加拿大到法國,再由法國到瑞士,最後結婚定居於瑞典。
1985年7月王秋森於南加州創辦《台灣新社會》月刊,共出了39期,而於1988年9月停刊。期間張文祺常以本真的筆名在《台灣新社會》上發表文章。有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張文祺也寫了一篇半自傳的文章,描述一個台灣留學生從事專職的台獨運動,後來因路線的爭執而離開組織。離開組織後這位留學生於美國四處流浪,而最後被送進一個州立的精神病院。在每次接受電療時就會高喊「台灣獨立萬歲!」。本真於文未寫到難道受這個苦難就是台灣人的原罪嗎?
還是孤兒嗎?
我們若以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的時間算起,到如今也已有七十年的時間了。許多人都活不到七十歲,但對一個民族而言,70年是個短時間。我們想問的是,台灣還是個亞細亞的孤兒嗎?
孤兒是孤立無援的,孤兒是可憐而也悲觀的。無可否認的是,早期的台獨運動者大多是悲觀的。張文祺就回憶起一個聯盟的領導人對他說:台獨運動本來就不會成功的,做做就好,不要失望。而於八十年代早期,左翼的台獨就有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是良心運動。也難怪,當你的力量很小而看不到未來的時候,悲觀是難免的。值的注意的是,在與林水泉訪談的過程中,筆者聞不到這種孤兒味。有草莽味,教育水準不高而曾遭國民黨迫害的林水泉對國民黨有強烈的不滿而充滿了戰鬥的氣息。他的表現是只有對抗,對抗與對抗,直到國民黨的倒台。這多少也可能反應出台灣基層社會的想法。
台灣在國際上是孤立的,但我們不能說台灣是孤兒。台灣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上都有相當傲人的成績。台灣是已經轉大人了,要的只是打破國際孤立的情況,爭取國際空間。台灣獨立運動由1927年台共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到今天已有87年的歷史了。即使以1947年的228事件做為分水嶺來說,也已有67年了。當你對歷史、政治、文化、經濟及國際情勢較有了解時,樂觀會取代悲觀。當然有人會認為台灣獨立的步調太慢,但我們要了解在六十年代,即便到八十年代,許多台獨運動人士都是悲觀的。他們認為國民黨堅固如山,牢不可破。但國民黨被迫解嚴了,而陳水扁也於2000年選上了總統,並於2004年連任。如今青年學子大量參與政治而使於2008年重掌政權而企圖推動「統一」的國民黨於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大選受到重挫。當台灣年青的一代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你知道這不是一個孤兒的要求,而是青年的吶喊 – Let’s do it!走過當年慘淡歲月的早期台獨人士可以欣慰的知道,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已有了一代接著一代的接班人,而步調也會越來越快。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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