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會議的回顧之四 開羅會議與霍普金斯 —– 一個沒有國務院參與的公報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4 by Ken Lee

開羅會議於1943年11月26日結束那晚由羅斯福，邱吉爾與宋美齡三人於一個小時之內擬了一分新聞稿式的公報 (Communique) 預定於12月1日公布。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開羅宣言。開羅宣言全部只有一頁，主要部分連半頁都不到。這與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波茨坦宣言之明確對日宣言相當不同。波茨坦宣言明確列了十三條要求。在波茨坦宣言中我們也首次看到開羅公報被稱為開羅宣言。

我們現在來看開羅公報的主要部分：｢三國絕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疆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及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The Three Great Allies…….They covet no gain for themselves and have no thought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It i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hich she has seized or occup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will also be expelled from all other territories which she has taken by violence and greed. The aforesaid Three Great Powers, mindful of the enslavement of the people of Korea, are determined that 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

領土用奪得，占領及竊取雖然都不應該，但在國際法上應與用條約割讓有所不同。混合在一起使用可能會有所爭議。有如沈建德教授指出，台灣，香港及美國西部的大片領土都是依條約割讓或租借的，不能說是竊取。參與會議的中國，英國及美國不應不知這個事實。這個議題應由國際法專家去論述，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總的來說開羅宣言給人的印象是不太明確而易於落人口實。要了解這個不太專業的公報，我們得來看一位背後的主要人物霍普金斯 (Harry L. Hopkins, 08/17/1890-1/29/1946) 的角色。

霍普金斯是社工出身，沒有政治或外交的科班背景。由於其行政能力很強，他在社會服務界及紅十字會的表現先是受到了羅斯福夫人Eleanor的重視，而於羅斯福當紐約州長期間 (1929-1932) 也受到羅斯福的器重。羅斯福於1933年當上總統後也將霍普金斯延攬為團隊。在那段美國經濟大恐慌的時日，霍普金斯主持了許多聯邦政府幫助失業人口的方案如FERA，CWA，WPA。1937年霍普金斯因胃癌開刀，隔年12 月羅斯福要他當商務部長，但他不到一年就因健康問題而辭職了。但二次大戰爆發後羅斯福要他回來，從1940年到1945年間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白宮成為羅斯福的親信。羅斯福也派他到英國及蘇俄去了解情況。邱吉爾與史達林都與他有良好的關係。美國為了援助英國與蘇俄的作戰需要而通過了借貸法案 (Lend-Lease Bill)，後來也包括國民黨下的中國。霍普金斯一人就負責那五百億美元的借貸運作。當時的國務卿權責都沒有霍普金斯來的大。在羅斯福總統的體制裏，國務卿形同虛位。霍普金斯的職權等於是國務卿加上當時還沒有的國家安全局局長。位高權大難免招忌，在當時質疑他的聲音不少。與宋美齡有過一夜情的威爾基就質問羅斯福為什麼那麼重視許多人質疑的霍普金斯。由於威爾基是1940年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回答說你有一天也可能當總統，而你將會知道這是一個很寂寞的職位。每天上門找你的都有求於你。那時你就會了解有霍普金斯這種人的重要，他只服務但無所求。

從1990年代開始有前KGB的高級官員暴料霍普金斯是蘇俄的臥底間諜，但證據不是很足。社工出身的他是左傾的。與邱吉爾見面之前他是頗有戒心的，因為平民作風的他不喜歡貴族紳士作風的英國政要。但他與邱吉爾一見如故。他也很支持中國，給予國民黨下的中國大量金援。我們知道那些錢相當多的一部分都進入蔣宋的口袋裡。

羅斯福出發到開羅會議之前並沒準備要發表公報或聲明，事前也沒諮詢國務院的東亞事務專員。美國國務院也是於12月1日公報發表後才知道有此聲明，而公報上也蓋有國務院12月3日的收到印章。由於沒有國務院的參與也難怪公報的內容顯得草率。由於邱吉爾對中國戰場沒興趣，所以討論主要是蔣宋兩人與羅斯福，或更確切的說是霍普金斯。難怪有人說公報的內容主要是霍浦金斯與蔣宋團隊討論的結果。霍普金斯當然不會如國務院的人般的了解東亞情勢。

霍普金斯於11月24日的草稿要韓國及早獨立但羅斯福改為適當時機，邱吉爾潤筆為”相當時期” (in due course) 而定案。也因此在重慶的韓國流亡政府及李承晚在華府的代表都對開羅宣言有所批評而最後也向美國國會反應。但我們沒聽到當時的台灣人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許多會議都是為了對抗敵人 (日本，德國，義大利) 及聯繫同盟過 (英國，蘇俄，中國) 而召開的。但當年的敵人如今都是美國的友邦而當年的同盟卻大多是今天的敵人。強權固能左右歷史於一時，但歷史是人民走出來的。

（有關開羅會議的著作不少，也有Ronald Heiferman的專書介紹。不要看書的倒有一篇頗詳細的文章：James I. Matray 教授的Casualty of the Cold War: The Cairo Declar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Legacy in Northeast Asia. 不過該文著重於韓國）。

李堅

附錄：開羅公報的原文

Cairo Communique

Cairo Comm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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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三 開羅會議的檯面人物 ——- 東西及兩性的交會

Posted on October 16, 2014 by Ken Lee

參加開羅會議的主要人員除了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宋美齡外還有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 (Claire Chennault, 9/16/1893-7/27/1958)，史迪威，馬歇爾將軍，英國的蒙巴頓將軍 (Louis Mountbatten) 及羅斯福的特別助理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邱吉爾希望蔣介石與宋美齡能去參觀金字塔 ( 意為不要參加會議 ) 所以他們能多討論歐洲戰場的策略，但沒成功。而在開會的第一天馬歇爾將軍就因蔣介石的無理要求軍援憤而離席。由於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提升中國的地位來鼓勵國民黨的抗日，因此要角為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與中國的蔣介石與宋美齡。這三個人可說來自不同的世界。

羅斯福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小時候每年都到歐洲度假 因此法文德文皆通。羅斯福於中學時住校讀書 (Groton School)，深受教師強調社會服務理念的影響。哈佛大學畢業後當過紐約的州參議員，美國海軍副理，紐約州州長，最後於1933年選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成長於獨立已近兩百年並有悠久自由民主文化傳統的美國，本身學歷經歷俱佳而才能也優異。他將美國由經濟大蕭條中帶了出來。在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的美國他不只是個很受歡迎愛戴的總統，也因二次大戰使他成為盟軍的最高領導人而躍成全球領袖。戰後的美國也成為超級強國。

相對之下蔣介石除了私塾及到日本讀東京振武學校外，沒有甚麼現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可言。不用說沒有自由民主及人權的觀念，連現代政治及國際關係的運作也不了解。蔣介石成功的因素在於黑道 (青幫)，敢殺及屠殺，並緊跟隨孫文自比為接班人，及與宋家的宋美齡結婚 –- 把金錢，權力及他所缺乏的對外關係聯結起來。說來是暴力，權力，金錢，及名望 (孫文) 的組合。 同國民黨的大多數高官一樣，蔣介石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不但不會抗日，日本向盟軍投降後還沒有能力接收日軍控制的地區。還私下與日方聯繫希望日軍協助打中共來換取在中國的保護地位。蔣介石考慮了日本中國戰區最高領導人岡川寧次的建議要利用一百五十萬日軍來打中共但懼怕美國的反彈而做罷。到1947年時日軍都尚留在中國。當時的中國為甚麼除蔣介石外無第二人選？也許有才幹的都被他清算掉了，也許當時的中國社會及文化水平只能產生出這種人。不管理由如何，很難令人想像背景如此懸殊的蔣介石與羅斯福如何會談。這就是宋美齡的角色了。

宋美齡於1908-1917在美國接受中學及大學教育，主修英文及哲學。她的英文稍帶南方腔調，很容易為美國人接受。雖然在美國接受教育而也對西方的文化與政治能言善道，但原來很欣賞她的羅斯福夫人Eleanor後來覺得她對民主只會說不會做。日本侵華前後，宋美齡便常在美國的報章雜誌發表言論，強調中國為維護民主自由而抵抗日本，美國應支持並重視中國戰場而非歐洲戰場。加以當時的右翼雜誌《時代》發行人Henry Luce的大力支持，使蔣宋上了三次《時代》雜誌封面人物。海明威稱宋美齡為｢中國的皇后｣是低估了她的野心。1942年10月羅斯福派1940年與他競選總統大選失利而想再於1944年爭取共和黨提名的前總統候選人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 2/18/1892-10/8/1944) 到重慶做親善訪問。據同行的《展望》雜誌 (Look) 發行人高爾士 (Gardner Cowles) 的回憶錄表示，宋美齡 (時年45) 於接待會當晚引誘威爾基而有了一夜情。威爾基答應要帶宋美齡回美國。高爾士勸已婚的威爾基說那將是政治自殺而改變了威爾基的想法。由於隔天一早威爾基有個演講所以他託高爾士去向宋美齡解釋威爾基不能帶她回美國。暴怒的宋美齡用指甲抓傷了高爾士的兩邊面頰。兩個月後宋美齡到美國做了一個旋風訪問，也成第二個到參眾兩院做演講的女姓。她在白宮本要住三天，卻延長成惹人煩的12 天。羅斯福總統一開始就提防她但羅斯福夫人卻因同是第一夫人而認為應共同為人權及民主努力而欣賞她。後來羅斯福夫人覺得宋美齡言行不一而也由賽珍珠口中了解中國不是宋美齡所講的那樣。賽珍珠說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她的奢華像個皇后，她推的｢新生活運動｣也很失敗。在那次於美國東西兩岸演說遊說的過程中，宋美齡也於她下榻的紐約Waldorf-Astoria旅館 (她包下整層樓) 邀宴高爾士私下會餐。宋美齡向高爾士表示他應不計一切花費支持威爾基贏得1944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一切費用她會承擔。高爾士推測錢會由放在美國銀行的美國對華貸款而來。宋美齡說如果威爾基選上了則我們兩個將會統治全世界。高爾基會統治西方世界而我會統治東方世界。高爾士覺得那種想法是瘋狂 (crazy)， 但他也知道宋美齡意要他將威爾基轉達她的想法。那年年底宋美齡到埃及參加開羅會議。1944年威爾基沒得到共和黨的提名而也於事後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知道宋美齡要去參加開羅會議的Eleanor要求她先生羅斯福總統帶她去開羅所以她能與宋美齡再見面，羅斯福拒絕了。邱吉爾的女兒Sarah也去了但只是隨行，沒參加會議。由於蔣介石不會英文所以宋美齡不但做｢翻譯｣，也常主導，並常不請自來。在那個本應全是男人的戰爭及政治的會議中，宋美齡不斷的抽英國菸，穿黑色絲緞長裙。而在那個不是迷你裙的年代將裙叉開到大腿，時而故意顯露引來騷動。當時邱吉爾的一個助理對宋美齡的印象是她在搞性與政治。

開羅會議當然不是東西與兩性的第一次交會，但一個戰敗而不知檢討卻只會怪人的國民黨卻反而引來美國的關注而有了開羅會議。乞食下大願的蔣宋野心加上宋美齡的手腕及英美對東亞情勢的不了解多少反映在最後的新聞公報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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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一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 開羅會議的歷史背景

Posted on October 3, 2014 by Ken Lee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解決歐洲內部的問題。在一些國際事務上，尤其是對德國的苛刻處置只引發了往後德國的強烈反擊。二次大戰的前奏是1935年義大利侵占衣索比亞。接著是德國於1938年3月併吞奧地利 (Anschluss)。1939年9月1日德國攻下波蘭後大戰就此展開。1940年4月德國進攻丹麥，挪威。1940年5月攻下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後，開始進攻法國。法國於1940年6月14日投降。東歐方面，蘇聯於1940年6月進佔波羅的海三國並進攻波蘭。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向英國喊話，並開始隨後的空襲。至此英國於歐洲陷入孤立對抗德國的情況。英國總理邱吉爾於1939年開始就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有書信及電報的來往，急需美國的支援與參戰。但當時美國人無心歐洲事務，尤其在本就無心參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了十一萬人，受傷二十幾萬人，更使一般美國人認為歐洲的戰爭是歐洲人的事，不願被拖下那蹚渾水。但邱吉爾鍥而不捨而羅斯福有意幫助英國，於是在1941年8月兩人首次在紐芬蘭 (Newfoundland) 會面並於1941年8月14日發表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大西洋憲章著重在戰後的秩序，強調英美沒有領土野心，人民自治自決，自由貿易及侵略國應予解除武裝。

羅斯福與邱吉爾於二次大戰中總共有11次的會議。討論的大都是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美國於珍珠港事變 (12/07/1941) 前雖維持中立的態度，但有龐大的經援英國，蘇聯，流亡的法國政府與中國 (Lend-Lease, 當年總值501 億美元)。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華府進行第二次會面 (12/22/1941-1/14/1942)，兩人定調歐洲戰場為優先考慮。其間26國於01/01/1942簽下聯合國宣言，成為日後聯合國的基礎。往後的會議也談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但重頭戲在盟軍對德國及義大利的反攻及戰後的歐洲及亞洲的秩序。英美的態度及主張是先解決歐洲的戰局然後再來對付日本。1943年1月14-24日，羅斯福，邱吉爾及戴高樂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加 ( Casablanca ) 討論進攻意大利及反攻法國。日後的重頭戲則在三巨頭 (英美蘇) 的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聽到卡薩布蘭加會議但沒被邀請的｢民族救星｣蔣介石氣的跳腳了。

從1943年2 月開始蔣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就於華府及美國兩岸到處遊說指控美國並沒平等對待中國。他們說中國為自由民主而戰但美國卻不全力援助。羅斯福總統了解中國的軍心散漫，政府腐敗，通貨膨脹嚴重，看不出有對抗日本的能力。加以蔣介石與美國在華的軍事指揮官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 嚴重不和。當時的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12/31/1880-10/16/1959) 也知道派史迪威到中國戰場去與蔣介石並肩作戰是一個最艱難的職務。羅斯福總統雖然認為歐洲戰場優先，太平洋戰場其次，中國戰場是最後的考慮，但他也不希望與蔣介石有所摩擦。為此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 (Pearl S. Buck, 6/261892-3/6/1973)，賽珍珠建議羅斯福給蔣介石見面的機會以去除他的不安全感。羅斯福總統於是在原已安排好而定於1943年11月28日召開的三巨頭德黑蘭會議之前給蔣介石一個見面的機會，在停腳的開羅召開了開羅會議。開羅會議有兩場，第一場 (11/23/1943-11/26/1943) 主要是羅斯福與蔣介石。由於邱吉爾對中國戰場沒有興趣因此大多只派他的助理參加。第二場 (12/4/1943-12/6/1943) 是於德黑蘭會議 (11/28/1943-12/1/1943) 結束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開羅停留時與土耳其總統Mustafa Inonu就土耳其是否要繼續維持中立或參戰的討論。

雖然史迪威認為國民黨的抗日戰爭是個”假戰爭” (phony war)，但羅斯福急需中國的抗日來牽制日本以利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戰。羅斯福於是提議｢四個警察｣的構想：蘇聯，英國，中國與美國於戰後維持各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羅斯福認為將中國納入列強會提高中國人抗日的意願與士氣。但邱吉爾對將中國視為列強一議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那個想法是天真 (naïve)，錯覺 (illusory)，也很可笑 (whimsical)。但一般史家都同意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穩住並提升分崩離析的蔣政權。

在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中，他覺得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 (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羅斯福的主要助手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 則指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英美之間對主要戰略問題的討論如對義大利的反攻及對德國反攻的登陸地點與佈局都缺乏足夠的時間去討論。除此之外蔣介石與宋美齡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不但激怒了邱吉爾及其助手，也惹惱了羅斯福總統。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已不再認為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有可能於戰後成為列強。事後他也開始尋求與中共的軍事與經濟上的聯繫。那時羅斯福也急欲要史達林到開羅開會所以盟軍能有個｢四強會議｣。但當時與日本簽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史達林不希望與國民黨會面而給日本一個攻打蘇聯的藉口。

往後的重頭戲是三強的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 (2/4/1943-2/11/1945) 及德國投降後的波茨坦會議 (7/17/1945-2/11/1945)。蘇俄之於雅爾達會議中得到東北亞勢力範圍的承諾多少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令美國對國民黨缺乏信心的結果。也就是說蔣介石給羅斯福不抗日的印象但史達林則表明在打敗德國後會宣佈對日作戰。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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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會重蹈覆轍嗎？—- 葛林斯潘。鍾理和。人性

Posted on September 25, 2014 by Ken Lee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席捲了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系及一些開發中國家。直到目前 (2014年) 其所造成的傷害還是沒有完全回復。這個金融崩盤事件相當類似於1929年10月29日的股市崩盤 ( 稱為黑色的星期二，Black Tuesday ) 後所引起的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經濟大蕭條使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許多人流離失所。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直拖到1930年代中期才漸漸改善，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才使美國進入全民就業。相對之下，2008年的金融海嘯 (在美國稱為大不景氣 Great Recession ) 在美國造成約百分之十的人失業。這兩個金融風暴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固然不盡相同，相同的是兩個都源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由於人們對經濟的理論及運作較有了解，使得2008年的金融海嘯沒有演變成經濟大蕭條。因為兩個近代史上的主要經濟危機都來自美國，人們自然會問美國有沒有責任，而歷史是不是在重演。

要問美國有沒有責任，或說金融海嘯為甚麼會發生，一般的矛頭自然會指向任聯儲主席近20年 (8/11/1987-7/31/2006) 的美國大掌櫃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3/6/1926 生 )。金融海嘯發生前葛林斯潘被視為有如神祇一般，金融海嘯發生後不久國會要葛林斯潘作聽證 (10/23/2008 )。當時葛林斯潘承認誤判自由經濟的自調能力及法規監督的不足。但在以後的一些訪談及2013年10月他就2008年的金融風暴所寫的《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一書中他推卸責任而將問題歸咎於人性。
許多政客，政要及位居要津的人總是喜歡推三委四的，天錯地錯就不是他的錯。這也使許多人懷念杜魯門總統 (Harry S. Truman, 5/8/1884-12/26/1988, 在位 4/12/1945-1/20/1953) 放在他白宮辦公桌上的一片木牌子：｢The Buck Stops Here｣ ( 反面是 I’m from Missouri)。意思是他是最後的決策者與全責者。就說是人性的問題也罷，歷史事件的重複使人想起哲學家及文學家 George Santayana ( 12/6/1863 – 9/26/1952, 全名是 Jorge Agustin Nicolas Ruiz de Santayana y Borras ) 所說而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不了解過去的人定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歷史會不會重演對台灣人而言焦點可能在那個｢祖國｣會不會如鄭成功、施琅般的以武力併吞台灣，或如二次大戰後的台灣人之半自願或自願被併吞。問題的要點可能在台灣人如何看自己及看中國。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意識雖已成形，也漸漸擺脫了早期的宗族與來源地的社會組合情況，而台灣民族意識也開始萌芽但尚未普及也未茁壯。總的來說尚缺乏獨立自主的呼聲與決心。而自然的於心態上只能依日而成為忠誠或滿肚子牢騷的日本國民，或極為不滿日本而嚮往中國成為祖國派。不過當時的台灣人對中國 (唐山) 是很不了解的。雙方來往不多是主因。日治時期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有12,240人 (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1931年的資料)，其中住北平的有51人。1937年日本侵華，時局稍穩後的1941年資料顯示居住於北平的台灣人有541人，許多都是教育及醫學的專業人員，但也有一個專門從事寫作的種理和。

鍾理和 ( 12/15/1915-8/4/1960 ) 是日治時期少數用漢文寫作的作家。 另外一個是比鍾理和早期的賴和 (5/28/1894-1/31/1943)。年輕時的鍾理和受過漢文私塾教育而也有很強的｢祖國情懷｣。他描述了當時一個日本老師對中國人的蔑視：老師問學生你們知道支那兵的槍是往那個方向打嗎？學生一臉疑惑。老師說支那兵向有錢的地方開槍。鍾理和說原鄉人的血液必須回到原鄉才能停止沸騰。再加以家族不同意他與鍾台妹的同姓結婚，1938年鍾理和隻身到滿州國的瀋陽，1940年妻子鍾台妹也來到了滿州。1941年長子鍾鐵民出生後舉家遷往北平開始專事寫作。在北平的那一段日子鍾理和不說日語，也不寫日文。他用梅縣客家鄉親的身分與人來往。看來是要專心一意的做個中國人。但這段時期他也見證了胡適筆下的｢貧病愚弱私，五鬼鬧中原｣的中國社會而描述於他的小說裏，如｢夾竹桃｣，｢泰東旅館｣，｢門｣….等等。戰後的鍾理和也體會到了台灣人在中國被視為漢奸及遭歧視與侮辱的困境，寫在｢白薯的悲哀｣及｢祖國歸來｣等著作中。戰後鍾理和與大部分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一樣都回到了台灣。許多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其後下場都很淒涼。回到台灣後的鍾理和是貧病交加。與他一樣但更具｢祖國意識｣的同父異母弟弟鍾和鳴則更淒慘。鍾和鳴到中國積極參加抗日鬥爭。1946年同鍾理和一樣回台，後任基隆中學學校長。1949年遭國民黨逮捕，1950年被槍斃。

回台後的鍾理和的作品給人的感覺是人道主義的沉澱與昇華。他一生的悲劇源於當時社會及政治體制的進化難產與那時的東亞局勢。今日的台灣與昔日的台灣已非同日而語。資訊多了，兩岸的來往也頻繁而彼此的了解也增加許多。雖然仍有｢祖國派｣ (不到十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個要求獨立自主的台灣民族意識與日俱增。在無論看中國或看自己都已大異往昔時，被併吞的歷史是難以重複的。若我們要用人性來解釋，我們只能說台灣人要有歸屬感：當年的祖國派要｢回歸｣中國而今日的 (台灣為)祖國派則要歸屬自己，要有自己的國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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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問題聯想之四 宗教改革或啟蒙運動 —— 看回教世界的問題

Posted on September 18, 2014 by Ken Lee

由於回教在世界的形象太壞，2006年4月一群位居要津的回教溫和派人世在舊金山與達賴喇嘛會面。他們了解佛教徒雖然在美國是極為少數但達賴喇嘛在西方是有很多的追隨者而名望也很高。他們希望達賴喇嘛能給他們一些建議，而也希望藉此會面來表示有回教徒希望能做一些改革。在回教可蘭經的People of the Book (ahl al-kitab) 裏，回教只承認四種信徒：回教徒，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及Sabians (當時居住於伊拉克南邊，屬基督教徒)。除了這四種人外，其他都是可誅可殺的異教徒 (infidel)。在這種背景下，這群回教徒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尤具意義。

回教在世界上是有形像的問題。給人的印象是殘暴，不妥協，極為排他性，歧視女性，及社會落後。回教在穆罕默德 (Muhammad, 570-632 CE) 創教初始雖也受到迫害，但在麥地那 ( Medina ) 初成功時穆罕默德即樹立他在政治與宗教上的權威而建立城邦。從624 CE 開始穆罕默德就領軍攻城掠地，猶太部落及基督教群聚一個接著一個被攻下。穆罕默德死後回教繼續擴張，但創教初期也有三個繼承人 (Umar, 644 CE; Uthman, 656 CE; Ali, 661 CE) 遭到暗殺。繼承人的爭執也引起回教之分裂為遜尼派 (Sunnis) 與十葉派 (Shia)。回教的持續擴張至近東，北非及西班牙半島後引來歐洲天主教的緊張及不滿聖城耶路撒冷的被占領而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十字軍東征 (1095 CE – 1291 CE)。十字軍曾攻下耶路撒冷並進兵至大馬士革，也曾建立一些城邦小國而一些人也就因此定居近東及中東。有人將十字軍東征視為歐洲的首次對外拓殖。

回教擴張至今已成全世界第二大宗教，教徒16億人，占全球人口的23%。62%的回教徒在亞太及南亞地區。中東的回教人口三億多，占該地區人口比率的93%。

穆罕默德由猶太教及基督教學到很多東西，但他宣稱猶太教的Torah與基督教的福音都受到人的曲解而只有他的可蘭經才是神意。不識字的穆罕默德以記憶的方式誦出｢神意｣而由他的同修記錄下來而成可蘭經。由於這三個宗教都信一神教並奉亞伯拉罕 (Abraham, 約2000 BCE的人物) 為共祖，所以也稱為亞伯拉罕宗教 (Abrahamic religions)。也因是這個原因，在回教擴張時期也以收保護費 (稅收) 的方式允許基督教及猶太教的存在。這個複雜的關係叫保護 (dhimmah )，被保護人叫dhimmis。說來是將猶太人與基督教徒當成境內的二等屬民。十八世紀歐洲勢力入侵後這個保護制度漸漸解體。往後的這段時日不但歐洲與回教世界的關係日趨惡化，以色列建國前後也使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及回教徒) 之間的關係急速惡化。西方世界與阿拉伯回教世界的對抗再加以色列的角色，使得火藥氣氛濃厚而暴力衝突一起再起。

既然同屬亞伯拉罕宗教，自然有人用基督教的模式來了解回教的問題。他們認為也許回教需要的是宗教改革。歐洲於6世紀到13 世紀度過了文化及經濟的衰退而被稱為黑暗時期 (Dark Ages)。進入15世紀後由於教廷的腐敗而引起了以馬丁路德 (1483-1546) 及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為首的宗教改革。這個改革運動不只發生於歐洲本土，也燒到蘇格蘭及英格蘭。宗教改革引起了拖了百年 (1560-1715) 的宗教戰爭，其中以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最為慘烈。因宗教戰爭死亡的人數僅次於兩次大戰的死亡人數。最後於1648年10月24日簽了Treaty of Westphalia而大致結束了歐洲的宗教戰爭。戰爭結束後荷蘭及許多日耳曼的城邦紛紛獨立，開啟了日後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鋒。而在這段時間也有科學界及哲學界的進展，並為日後的資本主義及海外的拓展舖下道路。回教到底是比基督教年輕六百年的宗教，也許也會經過宗教改革。但有人認為目前的聖戰士 (jihadist)，神學士 (Taliban)，及基地組織 (Al Qaeda) 等的作為即是一種宗教改革運動。在這種看法下他們認為回教需要的不是宗教改革運動，而是啟蒙運動。

雖然占全球人口近四分之一，但回教世界於世界的科學界，文化界，藝術界及學術界可說交了白卷。DNA調查顯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與歐洲的猶太人(Ashkenazi Jews) 源於共同祖先，但在成就上卻有極大的差異。也就是說阿拉伯人的底子與猶太人相同但卻缺乏成就，原因該是文化的因素。有學者注意到阿拉伯人缺乏發問及挑戰權威的精神，不知由錯誤中學習，只會死背，歧視女人，缺乏知識上的好奇心。也許回教世界需要的是啟蒙運動來帶動現代化。但也有人指出回教徒不要啟蒙運動，他們不要西方世界的思考模式及文明觀念 (如人權、自由、民主)。因為啟蒙運動只會造成回教世界的崩潰。但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變數：由於高生育率及經濟的停滯，回教世界有很多無業的年輕人。而無業的年輕男人常是社會動亂的來源。

台灣有幸沒有宗教的問題，有的是意識型態之爭 – 要現代社會的台灣民族與要回歸封建社會的中華民族之爭。啟蒙運動有可能造成目前回教世界宗教政治體制的鬆散與瓦解，但我們知道它一定會造成中華民族體制在台灣與中國的崩潰。兩岸的中國人是視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等啟蒙運動的價值為毒蛇猛獸的。 (中東問題聯想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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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聯想之三 槓桿原理與尾巴搖狗 —— 錫安主義在美國的運作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4 by Ken Lee

原本只關心美洲事務而對世界局勢採取不聞不問態度的美國卻被迫捲入兩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後美國取代大英帝國成為超級強權，而與也是於戰後脫穎而出的超級強權蘇聯處於對峙的局面。為了維持強權地位以對抗蘇聯，美國建立了許多友邦，盟邦與代理人。許多美國的盟邦與代理人都是相當醜惡的，如以前的南越政權與占領台灣陷殺無辜的國民黨政權。若友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則美國就採取動作。在智利，美國的中情局 (CIA) 於1973年9月11日協助政變推翻並刺殺民選的共產黨員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6/26/1908-9/11/1973)。繼任上台的就是那個惡名昭彰的皮諾切將軍 (Augusto Pinochet, 11/25/1908-9/11/1973)。上台後的皮諾切追殺前朝人員而使數千人死於他的手下。在中美洲美國也支持右翼軍政府的迫害農民並與左翼的游擊隊作戰。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2/6/1911-6/5/2004, 任內1981-1989) 主政時極力支持中美洲的右翼政權對抗左翼的游擊隊。但這些右翼政權罔顧人權而常濫殺無辜，使得支持這些暴政的美國顯得顏面無光。被詢問時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說：他們是鼠輩，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They are rats, but they are our rats)

美國雖然支持了許多鼠輩政權而不很體面，但這些鼠輩多少維持了美國的國際利益，至少不會違背美國的利益。他們多少會聽美國政府的指令，不會有太大的抗逆，不至於有尾巴搖狗的現象。但盟友也可能成為敵人。如曾經與美國一同抗德的史達林及一同抗日的胡志明。盟邦友邦都是看利益來決定的。但也有一個例外。美國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是違反美國利益的。美國得罪了中東及世界的許多國家，也漸漸與歐盟的意見相左。以色列的遊說團體在美國掌有絕對的優勢，而猶太人在美國的政界，金融界，學術界，文化界，大眾媒體及影藝界也控制了大片的版圖。這一切都要推到十九世紀末年開始的猶太人復國運動 (錫安主義，Zionism)。

猶太教 (Judaism) 的信仰認為上帝給猶太人聖土 (Holy Land) ，但猶太人犯了罪所以被神趕出聖土而處於被放逐的狀態 (Diaspora)。猶太教信仰Torah (可說是舊約聖經)。按照他們的信仰猶太人不能建國，只能等救世主 (彌賽亞，Messiah) 的來臨。只有彌賽亞能解除猶太人的放逐狀態而進入一個和平的世界。

雖說有這個宗教背景，但由於歐洲反猶太人 (Anti-Semitism) 的歷史，十九世紀末的歐洲開始出現了猶太人復國運動。推動建國 (或復國) 運動的大都不是很信宗教的 (secular) 的猶太人。始作俑者是於1896年2月發表 Der Judenstaat (猶太國家) 一書的奧匈帝國作家Theodor Herzl (5/2/1860-7/3/1904)。要建國的Herzl成立了猶太復國組織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他沒有明確的指出要於那裏建國，非洲 (烏干達)，塞浦路斯 (Cyprus)， 澳大利亞，阿根廷，德州及巴勒斯坦都在考慮之內，但祖籍地的巴勒斯坦是首要選項。進入二十世紀後猶太復國運動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但那時的美國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他們認為猶太教是一個宗教，不是政治運動。但錫安主義者透過組織運作去影響報界，政要及學界。主要領導人如當時的最高法院法官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與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 也成立了名為Parushim 的秘密結社，互相提拔並安插錫安主義者的學者到各個政治界，學術界及出版業的要職。經過他們的運作與努力錫安主義成為美國猶太人的主流。而也使美國成為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後的最大支持者。(詳見Alison Weir的Against Our Better Judgment – The hidden history of how the United State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

猶太人固然於歐洲遭到迫害而Holocaust 的大屠殺也可說慘無人道，但以色列的建國也是充滿血腥的。最惡名昭彰的就是猶太人的暴力組織Stern gang與Irgun gang了。他們在巴勒斯坦進行恐怖活動，屠殺巴勒斯坦人以”淨空”給猶太人移民。當時造成七十萬到百萬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由於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大英帝國要限制猶太移民以減少動亂，這些恐怖組織也暗殺英國官員。這些暴力團體當時已被大英帝國定位為恐怖組織。當時Irgun的領導人貝根 (Menachem Begin, 8/16/1913-3/9/1992 ) 也成為日後的國防部長及總理。諷刺的是1978年貝根與埃及的沙達特還因美國總統卡特居間調停的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而共同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以色列建國前後的金融援助大都是美國猶太人及美國政府提供的。美國猶太人及一般民眾可能不很清楚以色列建國的殘暴與血腥，也可能是不願去知道。但無可否認的是媒體的偏頗。截至目前為止以色列仍是美國外援的最大受益者 — 每年31億美元。這還只是明的，還有許多項目不明或暗藏玄機的。尤有甚者，以色列不但竊取美國情報，也違反美國的禁令而將武器科技賣給中國。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頗為痛恨，而也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是替以色列打的。死的是美國人而花的也是美國錢。

因緣際會外也透過組織運作及在美國各界的運作，錫安主義的成就是相當可觀的。錫安主義運動給要建國的台美人很多學習的地方。當然，很多手法是不可取的。但台美人要了解到在美國社會發聲，組織及在各界運作的必要與重要性。台灣固然是主要戰場，但美國是國際發聲及運作槓桿原理的地方。台灣人一般是客氣的，說不好聽點是不太有自信，我們大可不必擔憂會有尾巴搖狗的現象。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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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聯想之二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 —- 由Rachel Corrie 的悲劇談起

Posted on September 5, 2014 by Ken Lee

2003年3月16日一名來自於華盛頓州的23歲女大學生在加薩走廊的Rafah市被以色列軍方的一部推土機活活輾死。她的名字叫做Rachel Corrie (4/10/1979-3/16/2003)，是Evergreen State College的學生。為了幫助巴勒斯坦人阻止以色列對巴人房屋的破壞及猶太人的侵略墾殖，一群以歐美年輕人為主的人組成了｢國際團結組織｣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ISM) 在加薩走廊抗議並企圖阻止以色列軍方的摧毀民宅。以色列軍方的理由是他們搗毀的房子是地道的出入口。當Rachel 拉起布條站在房子與推土機之間企圖阻止軍方的破壞時，軍方的推土機並沒停止而將她活活壓死。Rachel並不是唯一遭受以色列殺害的外國人。在Rachel死後的兩個月內又有兩名英國青年及一名美國青年遭到以色列狙擊手及推土機的殺害。而在那段時日的前兩年，人口七萬的Rafah一市就有一千多間民宅被以軍摧毀，兩百多人死於以軍。

Rachel死後她的父母為她四處奔走，祈求正義。雖然有一個華盛頓州的國會議員Brian Baird在國會提案要求徹查此事，但沒人附議。十多年過去了美國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Rachel的父母也在以色列抗訴要求真相，但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下文。

2005年4月倫敦的一家劇院用Rachel的信函與email編了一齣獨人秀：”My Name is Rachel Corrie”。在倫敦演出成功後紐約的劇院團體本要引入但遭猶太人團體的抵制而作罷。2007年3月到5月該劇在Rachel家鄉的西雅圖展出。但在美國的各大都市，該劇都沒有演出的機會。

Rachel的枉死凸顯出了猶太人在美國及歐洲的勢力。一個美國公民死於他國政府手裏而美國政府竟然無法做任何處置，好像沒發生過此事一般。媒體雖有報導但卻相當有限。了解美國媒體文化的人也都會注意到主要媒體都一面倒的親以色列而對阿拉伯人及回教採取輕蔑及敵視的態度。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在西方國家所遭受的差別待遇多少源於歷史，文化及人口的組成。

猶太人於兩千年前羅馬帝國攻下耶路撒冷後就開始散居羅馬帝國及歐洲各地。到二次大戰前夕猶太人在歐洲的人口估計是九百萬人。經過大屠殺 (Holocaust) 及往後的外移 (以美國及以色列為主)，目前歐洲猶太人的人口約兩百萬人，占歐洲人口的0.3%。猶太人都是城居的，不務農。他們在行行業業都相當突出。如作曲家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2/3/1809-11/4/1847)，財經鉅子Rothschild家族，鑽石獨占事業的De Beers及曾經當大英帝國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 12 歲時改信基督教) 都是猶太裔。隨著美洲大陸的發現，猶太人也於十七世紀開始移民美國而於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達到巔峰。目前美國的猶太人口約為五百五十萬到八百萬人 (依定義不同而計算)，比以色列的猶太人還多，占美國人口1.7%到2.6%之間。美國猶太人90%是歐洲本土來的 (稱為Ashkenazi Jews)，其餘是西班牙、葡萄牙 (稱為Sephardic Jews) 及中東 (稱為Mizrahi Jews) 來的。猶太人在各行各業都頗有成就，也是數一數二最富有的族群。當今100個美國參議員中就有13名是猶太人，435名國會議員中有27名猶太人，而過去三任的聯儲主席都是猶太人。也就是說猶太人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遠超過他們所占人口的比率。

阿拉伯人則於711 CE 至1492 CE年間統治西班牙半島，831-1072 CE年間占領西西里島。但最後被本土的基督教軍隊擊退而被趕出歐洲。目前歐洲的阿拉伯人大都是前法國的殖民地人民及以外勞身分留下的。現今歐洲的阿拉伯人約五百萬人。阿拉伯人於十九世紀末開始移民美國。早期的移民大都是基督徒，目前的新移民則以回教徒為主。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阿拉伯人口約一百七十萬人。但一般估計約有三百五十萬美國人有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宗教來看，63%是廣義的基督徒。細分為35%是天主教，18%是東正教，10%是基督教。順帶一提的是許多回教徒如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人等並不是阿拉伯人。雖然阿拉伯人的教育水平比一般美國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要高，但在其就業人口中專業人口只占17.1% (美國人平均是19.5%)。阿拉伯人有約三分之一的人(34.6%) 從事零售業。總的來說阿拉伯人在美國的人口沒有猶太人多，在各行各業，尤其是學術界與傳媒界，的成就也不如猶太人。也難免使美國的政界，學術界及媒體呈現偏頗的現象而對以色列是一面倒。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在中東，但主要戰場常在歐美，尤其是美國。

猶太人本是被壓迫並遭受迫害的一個民族，但如今建立的以色列卻已是一個靠西方撐腰的中東惡霸。以色列境內75%是猶太人，20%是阿拉伯人。去年 (2013) 10月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定調猶太民族 (Jewish nationality) 優於以色列民族 (Israeli nationality)。也就是說以色列的國民要說他們是猶太人或阿拉伯人，但不能說他們是以色列人。不但 如此定調歧視境內的阿拉伯人，連非洲 (衣索比亞) 來的猶太 (黑) 人也遭到歧視。這是個不折不扣的種族歧視社會。以色列也同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樣擁有核子武器但不簽禁核條約。以色列也是不定國界的，因為從1948年建國以來他們就不斷的在搶巴勒斯坦人的領土以進行不斷的擴張。媳婦熬成婆的以色列如今已成中東的惡婆。她的所作所為不但破壞了中東的穩定與和平，也威脅到了世界的和平。

一個政治社會運動者的目標是反壓迫而不是單純的支持或反對特定的群體。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成為加害者。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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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聯想之一 奧圖曼帝國的解體 —— 強權政治。民族。宗教

Posted on August 28, 2014 by Ken Lee

讀初中時第一次看到美國地圖覺得很新奇，怎麼許多州都是有棱有角的而州與州之間的疆界很多都是直線。即使美國與加拿大的交界線也是一條直線畫過。看起來跟中國各省分際的地圖與歐洲各國的地圖很不相同。那時覺得美國真是個新世界，土地廣大而文化語文上也沒甚麼區別，各州之間也用畫直線的方式來分家。但在歐亞大陸這個情況可就不一樣了。歷史悠久而人文也複雜，國家與國家之間或不同語言宗教或族群之間常以天然邊界來界定，如河流與山脈等。歐洲許多國家雖然也經歷了許多版圖的變化，但邊界還都是彎彎曲曲的，多多少少反映出歷史，文化及天然的屏界。

那時的觀察只對了一部分。後來看中東的地圖覺得敘利亞，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彼此之間的界限也都很”筆直”，沒有那種天然邊界的曲曲折折，頗有蹊蹺。後來由歷史了解到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密約 ( Sykes-Picot Agreement, 1916年5月16日完約 ) 及Balfour Declaration所造成的結果。中東地區是世界上問題最多，衝突不斷的世界火藥庫。這是一個國際強權政治黑箱作業的醜陋結果，也是一個沒有經過啟蒙及現代化的地區之人民的一個悲劇。

十九世紀全盛時期的奧圖曼帝國 (1299-1923) 其領土包括北非，埃及，阿拉伯半島西部，巴爾幹半島的北部及今日從土耳其到伊拉克的一大片領土。進入二十世紀之前這個老大帝國國內問題重重。族群，民族及宗教與政治的糾紛不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奧圖曼帝國境內土耳其青年 ( Young Turks ) 的政治運作不斷。奧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而失敗後，境內的阿拉伯人因為英國言明要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而開始叛變 ( 1916年，這也是｢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的故事背景 )。而在此時奧圖曼帝國的軍官凱默爾 (Mustafa Kemal Ataturk, 5/19/1882-11/10/1938, Ataturk意為土耳其之父，為尊稱 ) 也推動了土耳其的建國運動。1917年11月2 日英國外長Arthur James Balfour 寄一封信函給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 表明英國會支持猶太人的建國主義 ( Zionism) 在巴勒斯坦建國。此信被稱為Balfour Declaration。Rothschild家族是歐洲的金融界超級鉅子，常資助貸款給國家級的軍事及政治運作。Rothschild家族是猶太人，也是跨國鉅富。當時的阿拉伯人並不知英國允諾阿拉伯獨立的條件為何，也不知英國將協助猶太人建國一事，更不知從1915年11月起英國與法國就已開始秘密協商如何瓜分奧圖曼帝國。沙俄了解此事但沒參與。這個瓜分計劃在1916年5月16日定案，稱為Sykes-Picot Agreement。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約旦，敘利亞及伊拉克的國界就是基於這個密約的法國與英國的勢力範圍訂出來的。英法兩國在瓜分奧圖曼帝國這塊大牛排時並沒考慮到族群，民族，文化，及回教的教派：遜尼 (Sunnis)或十葉派 (Shiites)的因素。也因此國界像餐刀割出來的一般筆直。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猶太人就陸續移民到英國勢力範圍 (British Mandate)內的巴勒斯坦。二次大戰後英國已無力處理其中東勢力範圍內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紛爭而決定於1948年5月15日退出中東。在英國退出中東的前一天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獨立。

Sykes-Picot密約及Balfour Declaration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目前中東問題的主要來源，但要探討起來問題也是相當複雜的。這固然牽涉到中世紀以來猶太人在歐洲的困境，英法兩強權對中東地區的野心及缺乏了解。強權瓜分下並沒考慮到遜尼與十葉的歷史瓜葛，也原先答應但沒給居住於土耳其東北部，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北部的非阿拉伯人庫德族 (Kurds)一個家園。2011年3月15日爆發的敘利亞內戰卻也製造出了一個跨國的暴力集團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ISIS意在建立一個以遜尼派為主的回教國家 (caliphate)，而也於2014年6月29日宣布回教國家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一些古老的帝國如清朝，沙俄，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都分崩離析，新的國家與政體也都因而產生。奧圖曼帝國的垮台及其後續發展讓我們看出強權政治的醜陋與可怕。英法兩國之能夠為所欲為說明了奧圖曼帝國子民的缺乏覺醒與認知。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土耳其。在奧圖曼帝國戰敗而帝國要被瓜分時，凱默爾領導的建國運動於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的建國阻止了強權瓜分土耳其的計劃。凱默爾強調現代化，不以宗教立國。土耳其大部分是遜尼派的回教徒，但政治上是非宗教的。1928年土耳其也改採拉丁文化，而去除了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使用。此舉意在於歐化。我們也看出若你有鉅富而能直接影響層峰，而你的人民又處於困境而急欲建國時，則即使是在一個對你頗具敵意的地方 ( 如巴勒斯坦 )，你的建國 ( 如以色列 ) 還是可以成功的。最後我們也看出英法兩強權的隨意瓜分所造成的人工疆界是難以阻止民族主義的洪流與宗教運動的狂流的。強權固然想要隨意宰割，但你若有一定程度的覺醒與組織，則強權也是難以下手的。土耳其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奧圖曼帝國內的阿拉伯人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以色列則是依強權扶助，以暴力團體為輔，而流離的人民又決心要建國的成功例子。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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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屬於自己或別人 —– 西鄉隆盛與台灣

Posted on August 14, 2014 by Ken Lee

第一次到日本時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看到一座日本人的雕像。雕像是一個日本人著傳統日本輕裝，牽著一隻狗。這是西鄉隆盛的雕像。那時不知西鄉隆盛的故事以及他與台灣的關係，也不知毛澤東曾經盜用與他有關的詩句。

許多人稱西鄉隆盛 (1/23/1828 – 9/24/1877) 為日本的末代武士，而其一生也頗傳奇並反應了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與現代之爭。生於薩摩藩 (今九州鹿兒島一帶)，年輕時研習陽明學與禪宗，西鄉隆盛與大九保利通及木戶孝允被稱為維新三傑。傳聞西鄉於1851年 (23歲) 接受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的秘密任務到台灣探勘。在抵達基隆社寮島時發現有清兵駐守，於是轉東通過烏石港，最後在南方澳的內埤海灘登陸。傳聞他於南方澳住了半年並與一平埔族少女｢蘿茱｣同居。半年後西鄉銜命返日而蘿茱於後生下劉武荖，再傳至孫吳龜力。其後斷脈或下落不明。
西鄉與當時的不同政治主張的人如｢尊皇攘夷｣，｢公武合体｣都有所關連。明治維新後，傳統的士族 ( 武士 ) 階級受到威脅。西鄉一向強調士族的地位與農民的權益，但他無法挽回士族衰落的命運。他曾因不同的主張被放逐兩次，但也於1868年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與幕府重臣勝海舟談判而得以和平進入江戶城 ( 今東京 )。並於戊辰戰爭中擊敗德川的殘餘勢力。事後擔任陸軍大將和近衛都督。此時在士族的不滿聲浪中征韓與征台以求士族出路的呼聲也高漲。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牡丹社事件。

琉球自明朝起向明朝 (福州) 進貢而成藩屬國。十七世紀後也向薩摩藩進貢。琉球人時而漂流至台灣而遭受殺害時有所聞。1871年琉球一艘船因颱風飄至南台灣。船上的69人中三人溺斃，54人遭排灣族殺害，最後12人生還返琉球。日方據此與清廷交涉，清廷的回覆是｢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處理｣。西鄉從道 (西鄉隆盛的弟弟) 於1874年5月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於屏東的社寮與牡丹等陸。排灣族不敵投降。1874年9月22日清廷與日本簽了｢北京專約｣賠償了事。

在他弟弟出兵台灣的同年(1874)，西鄉回到家鄉薩摩建立｢私學校｣傳揚武士道。但士族在明治維新下因處被消滅的階級而引起各地士族的叛亂。1877年薩摩的士族叛變而引發了西南戰爭。當時人不在薩摩的西鄉雖然嘆息但決意率領士族以｢質問政府｣為名揮軍北上。被政府軍打敗後一說西鄉戰死，一說西鄉切腹自殺。死後的西鄉被剝奪官位，但因民間反彈，1889年獲得特赦而於1897年設立雕像。是個悲劇英雄。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這首詩一般人以為是西鄉隆盛所著，而倒也頗突顯西鄉的豪邁性格，但其實是西鄉的摯友月性法師所作。毛澤東於後來改了幾句而成為｢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中國人便以為這是毛澤東在1910年離家求學時寫給他父親的詩。

日本治台後的首任宜蘭廳長 (1897 – 1902) 是西鄉的長子 ( 應說是次子 ) 西鄉菊次郎 (2/11/1861 – 11/27/1928)。西鄉菊次郎建了堤防 ( 稱為西鄉堤 )治理宜蘭水患有功。地方人士於堤防上立了｢西鄉廳憲德政碑｣，今天還存在於宜蘭河的堤防上。

日本與台灣的關係當然不是始自於西鄉隆盛。早在明朝日本商人就以台灣為基地與鎖國的明朝從事貿易。荷蘭人據台時 (1624) 就發現台南地區不但有漢人的聚落也有日本商人的來往。為此荷蘭人還向日本人課稅引來日本人的不滿。由於要透過台灣與明朝貿易因此日商很想佔領台灣。1616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領四千人，用13艘船要占領台灣。除了遭遇颱風之外，也遭到原住民的襲擊。而其實更早於豐臣秀吉 (2/2/1536 – 3/26/1537) 時就於1593年派特使到台灣要求進貢。那個要求當然沒有結果，因為那時的台灣只有部落沒有王國。

日本人在台灣不是1895年才開始的，但他們不會說台灣自古就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荷蘭人在台灣不是1624年開始的，西班牙人也不是1626年開始的。資料顯示一些歐洲的商人與探險家早於之前就在福爾摩沙從事活動。他們也不會說台灣自古就是他們的領土。漢人固然於幾百年前就開始定居台灣，但早於八千年前 (或更早) 就有南島語系的人定居台灣。去爭執台灣自古屬於誰是沒有意義的，要點應只在於目前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要屬於誰，自己或別人。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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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省思之五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 當你沒有一個國家可愛時

Posted on August 7, 2014 by Ken Lee

民族主義這個思想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其正面與負面的效果都是很可觀的。正面而言，這個思想促成了許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負面而言則是許多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及一些新仇舊恨的族群/民族/種族對立皆因民族主義的感情及思維而來。
若我們看一些哲學家及學者對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的評論，我們會發現大部分的評論都是負面的。從法國的啟蒙大師伏爾泰 (Voltaire, 11/21/1694 – 5/30/1778) 之諷刺一般的集體主義 ( 不只是民族主義 ) 之合理化集體屠殺，到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2/22/1788 – 9/21/1860) 的嘲笑民族主義者的愚蠢。愛爾蘭的文學巨匠 Oscar Wilde (10/16/1854 – 11/30/1900) 之說愛國主義為惡德到愛因斯坦說他反對一切民族主義。一切都顯示民族主義的負面形像。無可否認的是戰爭是這些人反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主因。但為甚麼民族主義仍方興未艾呢？

歷史的發展顯示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促使許多新建立的國家走上現代化之路。他們擺脫了傳統封建主義的束縛而得以建立一個現代體制的國家。在一個封建政體裏，人民只是屬民，沒有權力但有繳稅的義務。在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裏，公民的概念出現了。人民與政府是一個合約的關係，有義務，但也有權力。人民有歸屬感，參與感，也有授權 ( empowerment ) 感。這自然會因而產生愛國主義。

在二次大戰中領導法國流亡政府對抗納粹的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1/22/1890 – 11/9/1970) 可說是戰後初期的傳奇人物。法國雖然敗於納粹德國，但在他的領導下，他堅持法國仍是一個強權。而也因為他而使法國能於戰後成立的聯合國中取得常務安全理事的席位。戴高樂於1958年建立第五共和而於1959到1969年間當法國的總統。有關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區別，戴高樂說｢當你以自己的人民做為優先考慮時這是愛國；當你以仇恨他國人民做為優先考慮時，這是民族主義｣。(Patriotism is when love of your own people comes first; nationalism, when hate for other people other than your own comes first.) 戴高樂的說法很符合一般人之區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一般而言愛國主義是基於感情，但民族主義則是基於對立與對抗。

戴高樂的說法固然大致正確而也有許多人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說法大致只能應用於一個有自己國家的民族。不是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的。台灣民族就是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

巴勒斯坦人可能是最有名的無國民族。但若以人口來看，庫德族 (Kurds) 則是一個最大的無國民族。庫德族分布於西亞，主要散居於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與土耳其。其語言與波斯語有關，宗教則以回教為主。庫德族人口約三千萬人，於西亞的人口總數僅次於阿拉伯人，波斯(伊朗)人 與土耳其人，但卻沒有自己的國家。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美國訂立了禁飛區 (no-fly zone)。這使北伊拉克的庫德斯坦 (Kurdistan) 成為一個高度自治的半國家。目前的伊拉克仍然問題重重但北邊的庫德斯坦則因石油，無戰爭及教派血鬥而一片繁榮，治安也相當平和。庫德斯坦土地四萬平方公里 (比台灣稍大)，人口約六百萬人。

台灣人雖然善於經商營利，走遍全球而無役 (商業) 不與，散佈的比庫德族還廣，但台灣人卻是第二大的無國民族。庫德斯坦將於今年 (2014) 年底進行公民投票決定獨立問題。庫德斯坦若獨立，則台灣人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無國民族。擅於鑽錢營利的台灣人也持了(或買了) 許多國家的護照，但真正認同而同化於居住國的又有幾人。若說我們是有自己的國家也無不可，但｢中華民國｣又有誰承認呢？

2011年10月9 日當時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喊出｢中華民國是台灣｣及｢台灣共識｣後，引起許多人的反對。但我們若回顧2005年8月2日，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接受美國的福爾摩莎基金會 (Formosa Foundation) 訪問時表達了他對中華民國四階段論的看法：中華民國在大陸 (1912-1949)，中華民國到台灣 (1949)，中華民國在台灣 (李登輝執政時期 1988-2000)，中華民國是台灣 (2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官方網站皆用中華民國(台灣)之名。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上任後中文的｢台灣｣遭剔除但英文的 Taiwan 則留著。阿扁雖然曾明言主張台獨，但與蔡英文一樣都是體制內運作的人。其看法有其法理基礎，不能苛責。但有人(如李天福) 指出中華民國目前雖然控制台灣，但並不代表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

1945年吳濁流 (本名吳建田，6/2/1900-10/7/1976) 以日文發表了｢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以一個留日的台灣知識青年胡太明之受挫於台灣鄉親的嘲諷及赴中國後所受的排擠，最後發瘋而以悲劇收場。亞細亞的孤兒描述了那一代台灣人的心境。多少有吳濁流半自傳的味道。但今天的台灣人雖然仍是孤但已不是兒了。台灣雖然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況，但台灣社會已漸趨成熟而｢轉大人｣了。一個成熟的民族自然會要求有一個強力的國家架構來保護該民族的權益。逐漸成長茁壯的台灣民族也因而會推動一波又一波日益強大的民族國家建國運動。當台灣人的台灣意識不清時，自然會如國際孤兒般的被強迫｢認養｣。但當台灣民族意識漸趨覺醒時，我們要的是一個自己的國家，可以保護我們，可以被我們愛。在一個程度上台灣民族意識的成長都是因外在的壓力而產生的。我們不是要往外侵略，而是要抵禦外侮。在這個了解下我們可說戴高樂的說法只對了一半。

(民族主義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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