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June 25, 2015 by Ken Lee
《西遊記》中提及｢天上一天，人間一年｣，而日本的童話｢浦島太郎｣也有浦島太郎遊龍宮，遊玩三天而已，但回來時人間已過三百年的故事。佛教中也不乏天界與人間在時間上的不同。人間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時間對每個人都是一樣對待的。但在如何界定時間上，就會因社會及政治而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寫像，就時間的觀點來看倒也簡單：只有日出，日正當中，日落三個時間。但進入工業社會後，這個簡單的時間觀念就顯得不足。就歐洲而言，雖然計量時間的工具 — 時鐘，於 17 世紀時就已開始被使用，但各地區仍都使用他們自己的計時標準，並無統一而頗凌亂。
英國是最早啟動工業革命的國家，而也很自然地最早建立標準時間的概念。為了建立火車時刻表的準確性，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於 1840 年 11 月 訂定倫敦時間為標準時間。接著其他的鐵道公司也都跟進，以倫敦的時間為標準時間。雖然如此，在立法界及一些民間團體對以倫敦的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時間頗有意見。直到 1880 年8 月 2 日才正式立法通過以倫敦的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時間。
美國 (及加拿大) 的標準時間觀念也是由鐵路公司推動的。雖然遠於 1809 年就有一個業餘的天文學家 William Lambert 向國會建議以子午線來訂定時間，但並沒有被採納。美國各地方及城鎮都有他們各別的時間。他們大都以 Sundial (日晷) 或日正當中為中午的準則來計量時間。但鐵路開通後這就成了問題。由於每個地方各有各的時間，時刻表上就顯得混亂。火車可能由 A 站於當地的10 點出發而到下一站的B站，當地時間可能為9點30 分。為了這個原因，美國及加拿大的鐵路公司於1883 年11 月18 日制定了標準時間，把北美大陸劃分為四個時區，與今天的四個時區大同小異。美國國會則延到1918 年3 月19 日才通過標準時間法案 (Standard Time Act)，確立美國大陸的四個時區劃分。這多少說明了政府大多落後於人民的決定的。今日的美國除了大陸的四個時區外，尚有阿拉斯加時區及夏威夷時區共六個時區。(不包括屬地如關島等)
推動美加標準時間的是加拿大的鐵道工程師 Sandford Fleming。Fleming 也於日後推動國際的標準時間。他促成了 1884 年10 月於 Washington DC 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 ( International Prime Meridian Conference ) 。那個會議確立以英國的格林威治子午線為準，以格林威治的時間 ( Greenwich Mean Time, GMT ) 為世界的標準時間。理由是格林威治的天文台測量精準，而英國船隻也於1767 年以來就用格林威治天文台所測量的子午線為準做航海之用。而且當時英國的船隻數量是全球最大的。由於這些因素，格林威治時間也就成為世界的標準時間。
19 世紀時莫斯科也訂立了標準時間。蘇聯成立後莫斯科時間做了提前30 分鐘的調整。在蘇維埃時期共有11 個時區。2010 年3 月28 日，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將11 個時區改為9 個時區。
幅員也廣大的澳洲則有3 個時區。地方比澳大利亞稍大的巴西則有四個時區。比美國稍大的加拿大則有六個時區。比澳大利亞稍小但東西窄南北長的印度於殖民時期本有兩個時區：加爾各答與孟買。但印度獨立後 (1947)，印度政府決定採用單一時區而訂立了標準時區。孟買時區則到1955 年才取消。
1918 年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中央觀象台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標準時區：中原時區、隴屬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及長白時區。但劃分歸劃分，其實際實施是大有疑問的。中共取得政權後訂定北京時間為標準時間，並訂全國為單一時區。這種做法當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用意在展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及中原為主的觀念。但對居住在烏魯木齊的人而言，夏天的落日是在時鐘上的半夜，而冬天的日出則在時鐘上的早上十點。雖然如此，居住在新疆的漢人用的仍是北京時間，維吾爾人則用當地時間 (比北京時間慢 2 個小時)。看一個人的手錶所用的時間則多少可以看出其政治取向。
日本則在1886 年7 月13 日公布原則，而於1888 年1 月1 日實施日本標準時子午線，以東經135 度為準。1895 年12 月28 日公布，而於1896 年1月1 日實施了兩個時區。原來的為｢中央標準時｣，｢西部標準時｣則包括台灣，澎湖，八重山群島與宮古群島。1937年9 月25 日公布廢除兩個時區而以中央標準時為日本標準時間。戰後的台灣由｢日本標準時間｣往後撥了一個小時而成為中國的｢中原標準時間｣。時鐘是只往後撥了一個小時，但時間上却倒退了一個世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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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ne 17, 2015 by Ken Lee
爭權奪利常導致人員的陷害與互相殘殺。而當這個權與利是在國家級的時後，這種殘殺會變得相當徹底。殺害的不只是敵人而已，也常包括同志及親人。在權力的頂端下，同志與親人也都變成可能的敵人。
我們知道劉邦在奪得天下後殺盡了當年的同志與戰友。但其實在他未奪得政權之前他就表現出置至親於不顧的事實。楚漢之爭彭城兵敗後，逃命的劉邦為了保命把他的兩個兒女推下車。而到滎陽對峙時，項羽以劉邦的父親為人質而威脅要將他烹殺掉，但劉邦竟言：｢吾與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中國歷史上是有不少皇帝連自己的親生孩子都將之處死的。即連女性如武則天也殺了自己的兒女。
但這種為了權力的掌奪而殺害至親的倒也不是漢文化的專利。每個王朝都有權位的爭奪與繼承權的鬥爭。由於奧圖曼帝國的奪權之戰廝殺之激烈，使得奧圖曼帝國於14世紀時幾乎要滅亡。所以15世紀時的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訂立了規則。當老蘇丹 (sultan) 死後，所有的兒子都會搶奪大位，奪得大位而成為新蘇丹的得將他所有的兄弟及可能有威脅的叔伯都處死 (用絲巾吊死)，稱為fratricide (殺死自己的弟兄)。兩百年後這種做法做了修正。沒奪得大位的兄弟叔伯都被關了起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奧圖曼帝國也跟著倒台。這種殘忍的手法才走入歷史。
說權力鬥爭的殘忍手法在進入20世紀後成為歷史是言之過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期間，遜位的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人就在列寧的指示下慘遭滅門。但在手法的殘酷上，黑暗大地的非洲可說相當突出。我們就以賴比瑞亞 (Liberia) 在過去20年的歷史來看。
賴比瑞亞是西非的一個小國，面積約台灣的三倍大，人口四百萬人。賴比瑞亞是由返回非洲的美國前黑奴所建立的國家。首都叫蒙羅維亞 (Monrovia)，為的是紀念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 任內1817-1825) 而命名，因為門羅總統支持前黑奴返非的計劃。從1820年開始就陸續有前美國黑奴開始返回非洲殖民而於1847年建國。典章制度大都依循美國，連國旗都與星條旗類似。也因為這個背景，所以賴比瑞亞的政治大都由這群美裔黑奴的後裔 (稱為Americo-Liberian) 所把持。這種政治生態到1980年時起了巨變。
山姆‧多伊 (Samuel K. Doe, 5/6/1951-9/9/1990) 不是美國前黑奴的後裔，而是賴比瑞亞的土著。多伊出生於偏僻的地方，屬Krahn部落的人。年青時到首都尋求機會，小學畢業而可能不識字的他無一技之長，所以只有加入軍隊。在升到班長時的1980年4月12日，多伊領導主要是他部落人馬的一小群人，於總統府附近做巡迴時攻進了總統府，而將總統William R. Tolbert, Jr. (5/13/1917-4/12/1980) 殺死並將他剖腸開肚而以之餵狗。隔天將所有的部長都被處死，唯一例外的是一個也是他部落的人。不學無術的多伊從此大權在握，生活糜爛而殺人無數。1982年訪韓時透過強人全斗煥的安排而得到首爾大學的榮譽博士，多伊從此自稱為多伊博士。當多伊在1980年發動政變時，一個在美國讀經濟學的賴比瑞亞人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回到賴比瑞亞加入多伊的團隊而成為核心人物。但沒多久兩人的關係就開始惡化。泰勒先是逃回美國而爭取到民權人士傑克森 (Jesse Jackson) 的支持。到利比亞受訓後泰勒夥同一些流氓暴徒於1989年進入賴比瑞亞，強募了一萬名娃娃兵而進行了近十年的內戰，死亡人數在25萬到50萬人之間。1990年9月9日泰勒的同夥人詹森 (Prince Johnson) 逮捕到了多伊。在刑求多伊要得知他的藏款處不果後將多伊殘殺掉 (mutilation)。泰勒掌權後使賴比瑞亞進入黑暗期。2006年失勢後的泰勒也遭到通緝，最終被逮捕而於2012年4月被海牙的國際法庭判處50年徒刑。
不要以為封建社會的殘酷爭權鬥爭行為，及非洲部落社會為了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的現象，不會發生在一個現代的社會。現代社會固有現代社會的規範，而殘酷說來也是相對的。但在馬政權上我們看到了這種封建社會及部落社會的血腥味。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他成為第一個到孔廟祭孔的總統。他穿的非西裝而是清朝人的馬褂 (清國奴？)，而孔廟也將原來｢諸侯之禮｣的六佾舞改成｢天子之禮｣的八佾舞。除此之外孔廟也開古代只有皇帝走的中門，讓以皇帝自居的馬英九走過。馬英九的就任總統也宣示了封建時代馬朝的來臨。豈止封建社會，馬政權的用人及其運作也是小圈圈而充滿了部落社會的色彩。雖說是以選票和平的掌握政權，但馬政權上任後的首要任務竟是對前朝，尤其是陳前總統的迫害。羅織罪名，凌遲，誅九族。除此之外，對自己黨內的｢非我族類｣也不放過。封建思想及部落行為展露無遺。
一個人可以頂著西方國家的學位，身著時髦西裝在一間豪華的宴廳裏用刀叉食人肉而自以為文明，但其封建社會的殘酷心態及部落社會的野蠻行為是難以掩飾的。(權力與掌權者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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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ne 11, 2015 by Ken Lee
政治權力的運作對外行人或局外人看來可能是撲朔迷離，也因此有人說權力的運作是一種藝術。但也有人說權力運作的原理都是一樣的，想要掌權及已經掌權的人都知道如何運作，不外乎是要更多的權力及能夠永久掌權下去。但掌權的運作方法呢？紐約大學的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與Alastair Smith認為不論民主國家，獨裁國家，甚至大公司的權力運作方式都是有軌跡可循，而依同樣的原理在運作的。2011年他們出版了《獨裁者手冊：為什麼壞的行為常常是好的政治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來闡述他們的理論。
依《獨裁者手冊 》的理論，對要掌權或已掌權的人而言政治有三種群體：第一個群體是名義上的選民 (nomin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可改變或可交換的，interchangeable)。第二個群體是真正的選民 (re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有影響力的, influential)。第三個群體是得勝聯盟 (winning coalition, 或稱之為必要的, essential)。
按作者的分析，以美國小城的選舉而言，有登記投票的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投票的是真正的選民，而得勝聯盟則是決定勝負關鍵的選票數或是得以選上的總票數。但總統大選則顯得複雜多了，由於美國是聯邦制，所以美國總統的選舉結果是依｢選舉團｣ (electoral college) 的計算而非總票數，所以得勝聯盟常集中在一些地方如俄亥俄州與佛羅里達州。
而就一個公司而言，所有股東都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的選民是董事會成員 (board members)，而得勝聯盟則一般都是大股東或大企業的投資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公司的總經理、總裁或執行長 (CEO) 的主要負責對象名義上是所有股東或董事會，但一般都是只向大股東負責而已。因為只有大股東能決定總經理或執行長的去留。
在一個獨裁國家獨裁者也是需要有支持者才能保住權位的。一般而言獨裁者有一小群忠心的支持者 (得勝聯盟)，而這些人都分享有巨大的利益。而真正的選民則是那個獨裁黨的黨員，名義上的選民則為一般大眾。就共黨國家而言，黨員是真正的選民而中央委員則為得勝聯盟。
由於掌權者都希望不斷的掌權下去而權力也越大越好，所以不管你是獨裁者、民選的政府官員或私人公司的執行長，掌權者的行為與作法都是類似的。作者發現掌權者有五個成功的規則。
規則之一是得勝聯盟要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控制，而大家分的贓也越多。美國的大公司的執行長只要與大股東的關係良好就能保住職位，他不需要理會一般的股東。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大公司的執行長雖然做的不好，公司賠錢，但他的收入卻能一再提高。因為他給大股東很多利益的原故。而在台灣我們也都知道馬政權的小圈圈。在2014年11月29日的選舉大敗後，國民黨說要內閣總辭，結果還是總留 (腫瘤？)，換來調去還是那個小圈圈的人物。
規則之二是擴大名義上的選民。如此一來，候補的就多了，使支持者要小心可能隨時會被換掉，不得不輸誠效忠。
規則之三是控制金流與財源。如此一來獨裁者與支持者都會財源滾滾。看每一個獨裁國家的官員大都坐擁萬金。作者以巴基斯坦前總理Asif Ali Zardari (在位2008-2013) 為例，他是被暗殺死的前總理布托的先生。那麼一個窮國家的總理竟然會有四十億美元的財富。
規則之四是給你的支持者的好處要適當，不要太多，依情況隨時調整。要多到能維持他們的忠誠，但也不能多到使他們也都想變成獨裁者。倒頭來，獨裁者的支持者每個也都是想坐大位的。
規則之五是寧願人民受苦也不能刪減你給支持者的利益。在一些落後窮苦的國家我們常看到外援沒有分給人民，而是由高官中飽私囊。而即使在民主國家中，我們也常看到一般人所詬病的政商關係，許多政策有惠於巨商但不利於小老百姓。掌權者是靠巨商上位及在位的，當然要回報。
《獨裁者手冊 》引用了許多歷史典故以為佐證，該書也介紹一些奪權的故事而認為得勝聯盟最重要的因素是忠誠度。而就｢權力使人腐化｣ (power corrupts) 一說，作者雖然認為沒錯，但作者認為腐敗的人傾向於掌權而也常常是兩者互動的。也即是說，腐敗也常常導致於權力的取得 (corruption empowers)。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獨裁者手冊 》是一部容易閱讀而含有許多故事的著作。該書陳列出許多權力運作的原理而有時會令人有｢原來如此｣的感覺。但同許多解釋社會，政治及經濟運作的學說一樣，都有其可取與不可取的所在。人類行為倒底不是像機械運作般的易於解釋或預測的。但總的來說還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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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ne 4, 2015 by Ken Lee
談起政治權利的運作很難令人不想到五百年前的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5/3/1469-6/21/1527)。馬基維利的著作不多，但他所著而於他死後五年才發表的《君王論》(The Prince) 卻是一本到如今都頗受爭議而被廣泛討論的一本書。而一般人也將不擇手段的權謀運作名之為馬基維利術 (Machiavellianism)。
馬基維利生於佛羅倫斯的一個世家。那時的義大利呈四分五裂的城邦情況而不時有戰爭，說是個義大利的戰國時代倒也不為過。除了不時的內部戰亂之外，外在的強權如法國，西班牙，瑞士及神聖羅馬帝國也都會介入義大利城邦政治的糾紛。亂世的環境及國與國之間的合縱連橫多少影響了馬基維利的思惟。1494年，馬基維利25歲那年，佛羅倫斯重建共和而將掌權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 (Medici Family) 推翻掉。新共和建立後馬基維利被授任為尚書 (Chancery) 的職位。進入十六世紀初期後他也出使不同的城邦，也出使過教廷，做外交的工作。而後他也負責佛羅倫斯的民兵建制。有如他在《君王論》一書中所說的，他不相信當時流行的傭兵制而採用公民從軍制，結果相當成功。1512年佛羅倫斯與馬基維利的生命都有個巨大的轉折。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運用了西班牙的軍隊推翻了佛羅倫斯共和，美第奇家族於是重新掌權。重新掌權的美第奇家族將馬基維利開除，隔年 (1513) 並指控馬基維利密謀反對美第奇家族而將他打入牢獄。在獄中受到刑求的馬基維利否認這個指控而於三個星期後被釋放。無業而自由身的馬基維利於是開始從事寫作。除了政治哲學與政治運作的論述外，馬基維利也寫了一些頗風行的劇作。《君王論》一書的思惟從1513年開始，由他與政治朋友的書信來往中就可看出端倪，但整本著作的出版是在1532年 — 馬基維利死後的第五年。《君王論》一書題獻給當時美第奇家族的掌權者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1492-1519)。一般咸信這是馬基維利有意重返政壇的意思。
《君王論》雖是題獻給美第奇家族，但著作的根基據信是基於伽薩雷‧博吉亞 (Cesare Borgia, 1475-1507) 的故事。馬基維利曾當過博吉亞的顧問。
伽薩雷‧博吉亞是樞機主教羅德利格‧博吉亞Rodrigo Borgia (1431-1503) 的私生子。他的父親本要他走神職的路線，於是博吉亞靠他的父親之拜於15歲就當上了主教。但神職不是他所要的。博吉亞人長的英俊，好色，喜歡打獵及穿時髦的服裝。他很勇敢，有毅力，為了奪權不擇手段。暗殺、賄賂，詐欺樣樣都敢。傳說他與自己的妹妹有亂倫關係，而一般人也相信他謀殺自己的弟弟以取得權力的掌握。他的父親於1492年當上教皇—- 亞歷山大六世 (Pope Alexander VI)。博吉亞20歲那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任用他指揮教廷的軍隊。在法國的幫助下教廷擴張領土，並瓜分出一部分領土授命博吉亞為新城邦的王子。有教皇為靠山而本人又驍勇善戰，無情無義且又懂得權謀運作，使得博吉亞的政治生涯前途似錦。但亞歷山大六世教皇於1503年因瘧疾死亡，新上任的教皇朱利亞斯二世 (Pope Julius II) 也用權謀運作的手法先是表面上支持他，但背地裡捅他一刀。失去教皇的支持使得博吉亞的生涯面臨困境而最終死於戰場。依馬基維利的判定，建國靠外力而不是依一己之力是博吉亞失敗的主因。讀博吉亞的小傳會令人對他的兇殘手段感到毛骨悚然，但對馬基維利而言那是一個權力運作及國家生存的教材。
《君王論》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是因為該書所提的權力鬥爭的必要，立國建國的赤裸裸殘酷面，掌權者可以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及馬基維利對一般世俗道德觀念的揚棄。對馬基維利而言，人的道德與城邦/國家的道德是兩回事，為了城邦/國家的強大，個人之被犧牲是大不了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同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一樣，馬基維利不用拉丁文而以通俗的義大利文寫作。在該書的末章他也言及一個統一的義大利的必要。說來是19世紀義大利統一獨立運動的先驅。
《君王論》一書固然有爭議，但由於馬基維利也是個成功的劇作家，所以有人認為《君王論》只是一部暗諷的著作。18世紀的啟蒙運動哲學家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就於其《民約論》(Social Contract) 一書中做此論述。
不管《君王論》是一部真義有如其所述或只是一部暗諷的著作，該書卻點出了個體與城邦/國家的對立關係。城邦/國家的茁壯與強大及與個體的自由安全與繁榮不一定是平行的。這也是現代政治學所提的國家的理由 (raison d’etat, reasons of state)，或說是國家的利益 (national interest)。每個國家都有她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與公民的利益如何拿捏是每個國家自己的課題。這種拿捏多少也決定了該國家的性質與其國際關係。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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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28, 2015 by Ken Lee
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是充滿了陷阱而血跡斑斑的。遭殺害迫害的不只是敵人，也包括了過去的同志。這種權力鬥爭的血腥在一個獨裁社會中尤其明顯。劉邦於奪得天下後殺盡了所有的建國功臣。因而韓信感嘆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史記，淮陰候列傳》)
獨裁者是充滿了不安與被害妄想的，因為有許多人都想搶大位，當皇帝的亦不例外。中國歷史上是充滿了這種殺盡當年同甘共苦的革命同志的典故。相較之下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顯得文明多了。他怕功臣會利用龐大的兵力革他的命，於是在一場酒宴中向功臣建議他們應該還鄉享天年。這個｢杯酒釋兵權｣之所以會被傳為佳話也在於它是一個例外。
這種兔死狗烹的故事發生在近代社會聽起來則會令人毛骨悚然。讀了史達林與布哈林的故事很難令人不心寒。
史達林 (1878-1953) 出生於高加索區的喬治亞窮苦人家。年輕時他參與各種激進的左翼團體，組織工會，進行罷工。此外他也如黑手黨一樣幹盡許多搶劫、詐欺與暗殺的勾當。在那時他也與流亡在外的列寧及布爾雪維克搭上了線。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也倚重於史達林的組織能力及財務上的資助。錢大都是敲詐及搶來的。在一個1907年的銀行搶劫中，史達林就劫盜了數百萬的盧布，並造成40人的死亡。在那段時間史達林也用了一些假名。原來用Koba，是喬治亞傳說中一個法外好漢的名字。史達林這個名字則是他於後來才採用的，意為鋼人(Man of Steel)。但說他是一個鋼心或黑心人應該較為恰當。史達林於取得列寧的信任後逐漸篡權，並於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共政權中逐漸取得更多更大的權力。在這整個過程中是充滿了清算鬥爭與血腥的屠殺的。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1879-1940) 與史達林的搶奪領導權之爭固然有名，但令人震撼並使許多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失去對蘇聯支持的，則是發生於1936年到1938年間的幾個樣板審判。在這些審判中，以前的同志與較贏得民心的地區黨官都被羅織罪名而遭處死。其中最令西方左翼人士震驚的是文人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 之遭處死。托洛斯基則於流亡墨西哥期間被史達林的密探刺死。
布哈林的父母都是學校的老師，而他也從小就成長於這麼一個書香的環境中。1905年沙俄於日俄戰爭中的敗北後引爆了國內的革命，而有1905年1月20日的｢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Massacre) 的鎮壓。那時是個高中生的他也因此事件而參與激進的活動。1906年布哈林加入了布爾雪維克。他也遭到數次的逮捕入獄而於1911年逃到國外。在國外的他結識了列寧。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沙皇遜位，而他於五月回國。回國後的布哈林走激進的路線而主編《真理報》(Pravda)。列寧死後 (1924) 他與史達林站在同一邊鬥臭鬥垮史達林的對手。他是同意為了大目標，個人是難免要被犧牲掉的。而他多少也成為史達林的打手。但1928年後他就被貼上右翼的標籤而漸漸失勢了。1937年2月布哈林被逮捕。在1938年3月的樣板審判中布哈林是21名被告中最有名的。他於審判之後馬上被槍決。
布哈林於獄中寫給了史達林一封信 (1937年12月10日)。由他對史達林的稱呼之為Koba 及史達林的真名Josif Vissarionovich，你知道他與史達林是老朋友。而事實上史達林也曾於當年將一個也是革命老戰友的女兒，而後來成為布哈林第二任妻子的Anna Larina的情書親手交給布哈林。布哈林給史達林的信中提到1928年時史達林與布哈林的一段對話。史達林說他之將布哈林當成朋友對待，是因為他知道布哈林不是一個會耍詭計的人。有｢士可殺不可辱｣觀念的布哈林要求若要將他處死，請讓他於獄中飲毒而死，不要用槍斃的方法，也請不要用樣板審判來羞辱他。布哈林也要求若沒被判死刑，他希望被放逐到美國。他要做與托洛斯基的辯論，而他相信他會贏得這場論戰。他也說史達林可派安全人員做監視。在寄出去這封信後的三個月，布哈林被以叛國之名於1938年3月14日遭到槍斃。小他25歲的第二任妻子Larina也被放逐到古拉格20年。在他們分手之前布哈林要Larina背下他的最後證言。Larina於這段期間將布哈林的證言當成祈禱文般的每天都默念，直到1988年她出版了《這我不會忘記》(This I Cannot Forget) 一書，而於俄國引起轟動。Anna Larina於1996年去世，時年82歲。
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時，布哈林於1937年寫給他的信仍放在他的書桌上。史達林不但是20 世紀一個數一數二的獨裁者，也是一個很邪惡的人。對於處決這麼多人及以前的朋友與同志，他心裡怎麼想可能也只有獨裁者才會知道。但荒謬或可笑的是史達林還向布哈林保證判處他死刑並非針對他個人而來。
動物界也有爭權奪利，而阿爾法男性 (alpha male) 也常受到挑戰而被取代。動物界的爭權固然有時顯得相當殘忍，但說來只是資源的掠奪與生存上的競爭過程。動物界顯然缺乏人類社會的那種邪惡性，而史達林可說是極端獨裁與極端邪惡的代表。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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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20, 2015 by Ken Lee
社會資源是永遠不夠用而也是很難以平均分配的，因為大家都要爭取全部或部分的社會資源。這自然形成了僧多粥少的情況。財富是不嫌多的，社會地位怕不夠高，而名聲就怕沒有遠揚，權力嗎，則是想要一把抓。在這些社會資源的爭奪戰中自然會有得勝者與失敗者，也多多少少會造成人類社會的傷害。以財富的爭奪來看，在農業社會形成地主的剝削與佃農的赤貧。但在一個工業社會裏則造成了大公司財閥的經濟掠奪與壟斷，而可能造成環境的破壞及許多人的流離失所，也可能使社會的一大階層永遠赤貧的難以翻身。財富的爭奪固然競爭激烈，而其過程與結果也常常令人難以入目，但權力的爭奪在所有社會資源的爭奪戰中可說相當獨特。因為權力牽涉到了人對人的控制。權力若有滋味它可能就像毒品一樣，掌權的人是很難釋放出權力的。要了解權力這個資源之有異於其他社會資源，我們就以史達林與尼克森這兩個例子來看。
史達林是一個集權政體統治者的典型。他在搶奪領導權的過程中可說是殺出一條血路來的。他的奪權不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百萬骨枯。史達林的掌權是全面的。當你掌握了絕對的權力時，其他的社會資源如財富，地位及名聲都是其次的。史達林的唯一女兒 (史達林有三個兒子) 史薇拉納 (Svetlana Stalina, 又名 Svetlana Alliluyeva, Svetlana Peters, 2/28/1926-11/22/2011) 於1967年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後大部分的時間都居住於西方國家裏。史薇拉納表示她父親沒有使用過金錢。當然啦，當你掌握了絕對的權力時，要什麼有什麼，金錢對你有什麼用。中國的歷史上只有貪官污吏，沒有貪污的皇帝。因為一切都是你的，要貪污不等於偷自己的東西。而同所有極權政體的掌權者一樣，史達林是死後才下台的。
但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權位是有任期的。權位的角逐雖沒有血肉橫飛，卻也是非常激烈的。權位的爭奪一般都有規則可循所以大致上沒有問題。但設若你因其他原因沒有辦法做到任期結束而必須提前離職時，你的感覺會如何。尤其設若你的職位是全球最有權力的美國總統的話，你將如何反應。這是尼克森於1974年所面臨的情勢，白宮內正上演了一般美國人看不到的戲碼。
尼克森是個很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33歲就當上國會議員，38歲選上了參議員，40歲以前就與艾森豪搭檔選上副總統。1962年選加州州長敗給Pat Brown (目前加州州長Jerry Brown的父親)。1968年選上總統，1972年競選連任得勝。尼克森其實可以光明正大的連選連任的，但他遭他自己的妄想情結控制而難以信賴別人，而去肇下了水門案監聽事件。從1972年六月水門案爆發後，經過媒體的不斷揭發，國會的聽證，高等法院的判決白宮應交出錄音帶，到最後尼克森了解到他同黨的參眾兩院議員都表示會投同意彈劾的票。尼克森知道情勢已經難以挽回了。從1974年7月開始尼克森已心神恍惚的無法行使職權了，白宮的事務都由海格 (Alexander Haig, 12/2/1924-2/10/2010) 處理。在那段時間尼克森常常徹夜難眠，看著牆壁上的歷任總統肖像喃喃自語、發表演說。酒量不好的他也常常醉酒，也常常半夜打電話給白宮屬下說些奇言異語。白宮的助理怕他會自殺。國防部長施萊辛格 (James R. Schlesinger, 2/15/1929-3/27/2014) 通告參謀總長George S. Brown (8/17/1918-12/5/1978) 不要接受尼克森的軍事指令。施萊辛格怕尼克森可能會做不尋常的動作。1974年8 月6 日尼克森已決定要辭職了，但仍猶豫不決。隔天他知道他於參眾兩院都不會有人支持他後，知道大勢已去。要他的秘書通知他的家人他要辭職，晚餐時不要討論此事。尼克森與他的家人吃晚餐時只說｢我們要回加州去｣。晚餐後尼克森要國務卿季辛吉 (5/27/1923 – ) 到白宮。兩個人喝酒論事，那時尼克森哭了。貴格會背景的尼克森要季辛吉(猶太人) 與他一起跪下祈禱，祈求和平。1974年8月9日尼克森辭職。
權力的成癮性很大而也容易使人腐敗。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權力的取得及行使或多或少都受到法律的規範。但台灣可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而國民黨也不是一個民主政黨。尤有甚者，台灣面對著一個敵意甚深的中共集權政體。台灣的主要問題 (如統獨) 是沒有辦法如一般正常民主國家一樣用選舉來解決的。選民的期待與政治人物的權位要求有很大的落差。較先進的選民知道選舉不是台灣的唯一出路，但在目前的局勢中也只有等的分。當有一天整個大環境急速變化時，整個權力的遊戲規則都會發生巨變而｢太陽｣們也都會成為流星。承平社會的權力有如於高級餐館用餐，但在一個時局的大變動中如社會政治動亂與革命等等，權力的掌握是存在於知道如何在野外求生存的人。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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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13, 2015 by Ken Lee
在這個信用卡的時代用現金做交易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但即使是在用現金做日常交易的時期，大部分的人可能也都不會去注意到美金紙幣上的人物是誰。發行過的美金紙幣面值由1，2，5，10，20，50，100，500，1000，5000，10000，到100000都有。但較常用的為1，5，20，50，100。在這常用的紙幣中只有一個人沒當過美國總統，但在所有立國的重要文件中都有他的簽名。這個人是班傑明‧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17/1706-4/17/1790)，百元美金上面的人物。
美國獨立宣言的執筆者是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但思考者則是佛蘭克林。他們兩人同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約翰‧亞當 (John Adams)，麥迪遜 (James Madison)，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華盛頓的財政部長) 及約翰‧傑 (John Jay，華盛頓的大法官) 等六人被尊為美國的開國元勳 (Founding Fathers)。因為他們六人都在獨立宣言與美國的憲法上面簽了名。我們知道美國的獨立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發布的，在簽署的56人中佛蘭克林是最年長的一位 (時年70)。美國的憲法是1787年9月7日簽訂的。在55名代表中簽了名的共有39位，外加大會秘書William Jackson，有簽名的則共有40位。在這40位簽名者中，佛蘭克林仍是最老的一位 (時年81)。
除了獨立宣言與憲法外，為了對抗英國而與法國簽的聯盟條約 (Treaty of Alliance, 1778) 靈魂人物也是佛蘭克林。打敗英國後的美國與英國的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1783) 也有佛蘭克林的參與。佛蘭克林是唯一在這四個重要文獻上都簽了名的人。
那這百元美金面上的人物是何方神聖。
佛蘭克林出生於波士頓，總共有17個兄弟姊妹，父親是做肥皂的。出身寒微的他只受了兩年的教育而已。但他喜歡看書也很努力。12歲時便於他哥哥開的印刷廠中當學徒。早熟的他於15歲時就用假名Silence Dogood，以一個寡婦的身分秘密投稿而紅極一時。佛蘭克林後來搬到紐約，最後落腳費城而認識了他未來的太太瑞德 (Deborah Read)。1728年左右佛蘭克林有了一個兒子威廉‧佛蘭克林 (William Franklin, ca. 1730-1813)。1729年佛蘭克林買下了賓夕法尼亞公報 (Pennsylvania Gazette) 而將該報發展成當時13州中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此時佛蘭克林也致力於社會公益及社會的改善，也成為一個發明家。他也促成了哲學會 (Philosophical Society)，圖書館 (Library Company) 及醫院 (Pennsylvania Hospital) 的設立，這些目前都仍存在。
佛蘭克林本來是忠於英國及英國王世的 (Royalist)，以英國人自居。從1759年到1775年這段期間佛蘭克林都住在英國，代表殖民地的賓州，喬治亞州，紐澤西州與麻塞諸塞州。在英國的這段期間他與英國的政要頗有來往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也透過他的關係為他的兒子威廉爭取到紐澤西州的皇家州長一職。但這段期間有兩件事的發生改變了他的想法。首先是1765年英國要加課印花稅 (Stamp Act) 而引起了美國殖民地的強烈反彈。美國殖民地的強烈反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第二是1772年的賀金森事件 (Hutchinson Affair)。賀金森是麻州的皇家州長，他寫了不少信給英國政府敦促英國政府應限制殖民地人民的權益。他說殖民地人民不應享有與英國本國同等的自由與待遇。1772年12月，佛蘭克林收到一紮不知誰送給他的賀金森致英國政府的信函。經由佛蘭克林的轉寄，這些信函後來於1773年6月發表於波士頓公報 (Boston Gazette) 上後引起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由於透露信函使佛蘭克林遭受英國政府的公開譴責。1774年佛蘭克林離開他視為腐敗的英國返回美國，此後積極的參與美國的獨立運動而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者 (Patriots, 或Revolutionaries)。佛蘭克林雖成為美獨，但他的兒子威廉卻仍是個忠誠的英國人。父子關係從此決裂。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威廉也遭到革命軍的監禁，最後於1782年搬到英國。
簽署獨立宣言後，佛蘭克林便去法國爭取法國政府的援助。會說法語又頗有女人緣的他也成了個很成功的老不羞外交官。1778年美法的簽署聯盟條約得力於他。此條約的簽訂也使得美獨得到很大的助力。美國獨立後與英國於1783年簽了巴黎條約。在議約過程中美國採取很強硬的態度，對離開美國的反革命者(Royalists)不予特赦也不給補償。一般咸信代表美國的佛蘭克林之所以如此強硬與他跟威廉的不良關係有關。在佛蘭克林1788年的遺囑中，除了Nova Scotia的一些土地外，他幾乎沒留給威廉任何財產。他也說了，如果英國贏了，則他不可能有任何財產留給後代。
在一個政治社會運動中，一個家庭的成員多少都會受到影響而可能會有不同的抉擇。扯破臉及關係的決裂是難免的事。台灣的統獨之爭使許多家庭都因而出現了問題。如今許多藍營的家庭也看到他們的下一代大都走上反國民黨而主張台獨的道路了。解決家庭紛爭是每個家庭自己的事。但在解決統獨之爭與家庭因此而產生的紛爭上，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家庭的未來常取決於該國家的未來。而台灣的未來在於獨立於中國之外而非與那個暴政的統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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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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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9, 2015 by Ken Lee
相較於北伐後到盧溝橋事變間的國民黨南京十年 (1927-1937)，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只有南京五年 (1940-1945)。在汪政權下人民的生活是比當時其他中國地區的生活要來得好。汪政權一開始就向蔣政權下的重慶政府招降，要他們加入｢曲線救國｣。許多不滿蔣介石的人都來依附汪政權。當時投奔南京國民政府的就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 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五十餘萬。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條約，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歸還中國。在這段期間汪精衛是在委屈中求全的。他遵循孫文｢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的看法，並嘗試將孫文的｢泛亞主義｣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做個比較與整合。在他60歲那年 (1943) 所寫的《朝中措》中有｢欄桿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清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難免令人聯想到亡國的李後主的虞美人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多少可以看出汪精衛的心情。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因以前的槍傷問題沒解決而開始惡化。在中國治療沒有改善之下於1944年3月3日乘專機到名古屋大學醫院就醫。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而最後的診斷是多發性骨髓腫。此時美軍已開始大規模轟炸名古屋。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說：”我要回中國….”，不久就氣絕。
汪精衛死後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舉行簡單的國葬。遺體依遺願葬於孫文中山陵墓旁的梅花山上。
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便開始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人員進行清算，許多人都遭到了處決。但在尚未對汪政權的人員進行監禁及判刑與處決之前，蔣介石便首先對汪精衛進行死後算帳。在蔣介石尚未”還都”前，他指示何應欽去炸掉汪精衛的墳墓。1946年1月21 日在何應欽的指揮下，用了150公斤的TNT炸開了墳墓。由於有使用防腐劑所以汪精衛屍身完整，身著文官禮服，上面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沒有陪葬品。口袋裡有妻子陳璧君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之後他們將汪精衛的遺體拿去火化而將骨灰棄置。
國民黨還都後也逮捕了陳璧君但陳璧君堅決不認罪，她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甚麼國可賣？”最後法庭判陳璧君無期徒刑。個性剛烈的陳璧君說她寧願被處死而不願坐牢。國民黨敗於共產黨後將她留給了中共。1952年和陳璧君交情很深的宋慶齡與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一起去探望陳璧君，說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個悔過書則中央會釋放她。陳璧君拒絕了，她寧可坐牢也不願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7歲的陳璧君死於上海的提籃橋監獄。
1963年香港的《春秋》雜誌社收到了一封寫給朱子家的信。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筆名，當時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寄件人是神秘人士，內容是長達五千字的《最後之心情》，汪精衛的遺書。前言有”交ＸＸ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簽名時間是1944年十月。這一遺書一發表即引來真偽之辯。但由標題《最後之心情》的落筆及汪兆銘的簽名筆跡及文體來看是汪精衛的文筆沒錯。
汪精衛在他的《最後之心情》開場白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由當初的孤立無援到與英美結盟寄予希望。他表示他的主和基於日本侵華以來｢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戰聲。渝府 (指重慶) 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為淪陷區人民…..銘交涉有得…..不望為釜望為薪｣。汪精衛續指出｢日軍氣燄雖盛…..海陸空之交誹，時或露其真相於我。然其表面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是國府(指汪政權)交涉之對象，非為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汪精衛也指出南京政府｢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教科書絕不奴化｣。又說｢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最後他說｢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變致今，亦不失其自信與自重。將來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葩，其悲劇結局也反應了國際的形勢變化：日蘇美在中國這塊大陸上的角力。在當時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土上，蘇俄一直是個大威脅但日本是個最大的勢力。但在美國加入戰局後一切形勢都改觀了。原先奄奄一息以不變應萬變的蔣介石在與美國掛鉤後竟然成為｢列強｣而狐假虎威的誇口｢抗戰勝利｣。與蘇俄掛鉤的中共則於打敗蔣介石後取得了中國政權，並於後來於聯合國取代國民黨而取得了列強的地位。依附日本的汪精衛也隨著日本的戰敗而被國共兩黨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這種中國文化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再次被驗證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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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2, 2015 by Ken Lee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逆點。事變可能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留待史家去論斷。但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無疑的激起了中國抗日的激情。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發表了《廬山聲明》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又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汪精衛也於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講。他說｢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又說，締結｢塘沽協定｣及其他協定，｢是想使日本進的慢些，我們退的慢些｣。又說，｢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但私底下汪精衛也說，｢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由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演講詞看來，兩人的立場差異不大，但兩者都有疑慮。蔣介石是軍人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強硬而也符合了當時的民憤。文人的汪精衛則態度較為婉轉，較考慮現實的情況。而我們也多少可聞出兩人都有求和的訊息。民間也許很憤怒要抗日，但事實是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沒有對抗日本的能力。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很了解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英法都為本身在歐洲的存活做應戰，而蘇聯也憂心德國的進攻而專注於西線無法顧及東線，美國則不願捲入歐洲及亞洲的糾紛。在那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孤立的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與日本及中國都為友邦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 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將戰場轉到上海。因為上海有很多列強的租界地，蔣介石企求用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參與。雖然蔣介石於上海投下當時受德國訓練的精銳部隊，但三個月後淞滬會戰敗於日本。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怕輿論反對會發生革命所以沒有回復。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1938年1月20日雙方互相撤回大使，正式斷交。
要說躲到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強硬派有甚麼抗日的策略，看也看不出來。除了｢焦土政策｣及｢以空間換取時間｣外看不出有甚麼可勝利的端倪，只不過是｢以不變應萬變｣罷了。在國民黨強硬派高唱抗戰、犧牲到底的高調下，一些求取和平救國的人如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中心推動和平運動。在無法與強硬派討論和平建議的情況下，汪精衛也只有單獨同幕僚及親信走上了與日本談判的和平運動，曲線救國。而也從此被國共誣指為漢奸，而蔣介石則被捧為民族的救星。
當時不只國民黨對抗日無一致的策略，日本對華也無整個政策。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文人政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而即使在日軍中，陸海空三軍也有很大的歧見，即連同一軍種中也頗有不同的意見。求和的日本文人政府在戰爭開始出現膠著後有了轉機。日方於1938年後開始重主和而非主戰，而這也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搭上了線。從1938年開始汪精衛等人開始與日本於東京、香港、上海、河內等地談判和平的條件。本來談和也是蔣介石於私底下同意但公開表明反對的。但在與蔣介石為此爭執不下後，汪精衛於1938年年底離開重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蔣介石也開始展開由特務頭子戴笠主導的對汪精衛的暗殺計劃。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人到河內與日本進行和平會談。此時國民黨的特務誤以為居住於大房間的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 (法國文學博士) 為汪精衛而殺死了他。1939年1月18日汪精衛的外甥沈次高也於澳門遭暗殺。汪精衛與日本的和談曲曲折折。日方的原意是要他在非占領區設立一個政府，但由於雲南軍閥的臨時變卦使汪精衛臨時出擊，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等於要日本取消兩個傀儡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本於1939年6月5 日同意新政府的組成。
1940年3月20 日，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日本的抗議下，汪精衛的新政府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三角巾。1940年4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儀式。中日雙方的文武要員及市民皆參加了。汪精衛在讀完《還都宣言》後，他及親信都留下了眼淚。
汪精衛走上了被人視為漢奸的和平之路，證據顯示他是在屈辱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的。相對之下的蔣介石高喊抗日，但私底下也與日本展開極為秘密的和談工作。從陶德曼的調停到蔣介石派戴笠手下冒充為國民黨高官到香港與日本的會談，及其後有名下是汪精衛的人但私底下卻是蔣介石人員的南京考試院副院長繆斌。繆斌以佐藤為名到東京從事談判，名為｢佐藤工作｣。戰爭結束後駐日美軍發現這｢佐藤工作｣的文件。蔣介石趕緊下令將繆斌處死以殺人滅口。和談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如果你要當｢民族救星｣的話。
要詳細閱讀的人請參考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及朱子家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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