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April 16, 2015 by Ken Lee
1913年3月20日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被暗殺而引起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孫文要汪精衛回來共同參與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日，汪精衛則再去法國。有感於他之未能成功乃源於缺乏自己的軍隊，孫文於是接受蘇聯的經援，軍援及軍事顧問而於1924年6月建立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則由前一年由孫文派去蘇聯接受建軍訓練的蔣介石擔任。一介武夫的蔣介石也從此在中國的政治歷史上走上了舞台。原來只是個軍界的人物，但蔣介石於日後進軍黨權及政權而漸成一方之霸。而於此期間也與汪精衛形成了打打和和的角力。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推翻直系大總統曹錕，邀孫文北上共商國事。此時孫文的健康開始惡化，1925年3月11日汪精衛為孫文擬好《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給孫文過目，孫文同意後簽字。隔天孫文便去世了。《政治遺囑》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國父遺囑》。
孫文生前沒有指定繼承人，孫文死後的國民黨也成暗潮洶湧。文人從政的汪精衛聲望最高，蔣介石雖也想伺機行事但尚未有黨內的聲望。1925年7月1日國民黨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此時的汪精衛繼續推行孫文的聯俄、聯共與輔助工農三大政策。但蔣介石極端反共而且對蘇聯的印象極壞，再加上國民黨右翼的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林森等人) 之公開反對”左傾”的汪精衛，國民黨也因而開始走上分裂之路。1926年5月11日汪精衛為蔣介石涉及的｢中山艦事件｣扛起責任，辭職後再度前往法國。此時蔣介石已是國民黨的中央執委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成全國要人。1926年開始的北伐更打響了蔣介石的聲望，但其獨裁作風卻也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而有1927年2月由孫科組成的｢迎汪精衛委員會｣，促汪精衛回國復職。1927年2月汪精衛乘火車回國並於莫斯科與史達林會面。4月抵達上海後與陳獨秀共同發表聲明。其後汪精衛於武漢成立容共的國民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對立的情況，是為寧漢分裂。4月12 日蔣介石在上海實施清黨，大量屠殺共產黨員。7月13日中共宣布退出國民黨。同年的8月8日汪精衛也發現與共產黨難以共處而於武漢也開始清黨。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關東軍於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隔年的3月1日建立了滿州國。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中國人認為要團結對外而結束了寧漢分裂。但團結只是表面的，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心結重重。雖然兩人的反共立場目前是一致，但蔣介石有他對權力的野心，而且兩人對如何去面對日本的侵華也由同而異，最後兩人終於走上了無法再和的道路。
關東軍於建立滿州國後也急於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地帶。當以”攘外必先安內”為政策的蔣介石於1932年7月下令於江西”剿匪”時，關東軍也侵占了熱河，直逼北平與天津。中日雙方開始沿著長城戰鬥，最後雙方協議停戰。1933年5月31日代表國民黨的熊斌與代表日本的岡川寧次在塘沽簽定了｢中日停戰協定｣，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製造了一條沿著長城線的緩衝地帶，多少使中國失去部分華北地區的主權並等同於默認滿州國的存在。所以有這個條約的簽定多少反應了當時中國國力的弱小。中國當時雖然表面上是統一了，但還是四處有軍閥割據而也有中共的逐漸壯大。簽署｢塘沽協定｣是暫時求和的方式而也是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與當時的軍委會委員長及參謀總長蔣介石都同意的。簽署｢塘沽協定｣後，當時的社會輿論視汪精衛與蔣介石為賣國主謀，激進人士將他們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開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式完成後全體中央委員集中在會議廳門前等候攝影但蔣介石遲遲不肯出場。汪精衛去催蔣介石出來合照，蔣介石說：”今天次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由於認為不能兩人都缺席，汪精衛只好自己出場。在攝影剛完畢後，本也要刺殺蔣介石但看不到蔣介石的孫鳳鳴由記者群中冒出朝汪精衛開了三槍。汪精衛雖受重傷但無生命危險。之後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到歐洲療養。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而外交部長則由張群接任。
1935年12月23日與汪精衛接近而也主和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也遭到暗殺。據聞兇手是所謂”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成員。從此以後國民黨內不再有主和派而只有主張強硬對日的主戰派。
雖然人們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及賣國有所疑慮，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改變了蔣介石的運道。西安事變發生後各地軍閥及角頭紛紛致電支持蔣介石，即連中共也表示要準備停止內戰來共同抗日。事變後汪精衛已回國。雖然汪精衛當時尚因健康理由沒有擔任政職，但他仍是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的主席。在政治的影響力上仍在蔣介石之上。
隨著日本的侵華步調之加速，汪精衛與蔣介石也因為或戰或和的問題而逐漸走上分道揚鑣的不歸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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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0, 2015 by Ken Lee
在七十年代，一個埃及農民在沙漠中挖掘到了一份古文件。這份古文件後來掉到一個埃及古物買賣商的手裏，該買賣商企求以天價賣出但找不到買主。這份古文件後來也陰錯陽差的被置放在紐約的一間銀行的保險庫裡。最後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收購並安排一些聖經學者做研究而於2006年發表了震驚聖經學界的論文及研究報告。這份古文件的標題是《猶大福音》 (The Judas Gospel)。
提到猶大，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出賣耶穌基督的門徒。他收了三十銀兩出賣耶穌，但最後因罪惡感而上吊自殺。但照《猶大福音》的說法，猶大是耶穌的12門徒中唯一了解耶穌教義的人。將耶穌出賣犧牲其實是耶穌指示猶大的。耶穌跟猶大說 You will sacrifice the man that clothes me。意思是說你將犧牲的是肉體的我，不是真實的我。而猶大也知道如此做將會使他成為千古罪人而永無平反之日，但他做了。
據學者研究，這件古文件是公元200-340間的產物。文字是用Coptic寫的，但依文筆來看是希臘文翻譯過來的。這份古文件已支離破碎。古文件原來有31 頁，兩面都有文字，但目前只剩下13頁，而且殘缺不全。看來要為猶大翻案很有困難。而其真實性如何料也將成為千古懸案。
不要說兩千年前牽涉到宗教信仰及典故不全而產生的猶大疑案，即使在不到一百年前都有不少懸案。除了宗教外政治是最容易產生懸案的地方。這尤其是在一個獨裁或集權政體裏或是在亂世中。國共兩黨打打和和，互相指責，互相叫罵。但他們卻都同意一個歷史定調：汪精衛是漢奸。不但是個漢奸，而且是頭號漢奸。
但汪精衛是漢奸嗎？
汪兆銘 (5/4/1883-11/10/1944) 出生於廣東三水，是個晚清秀才。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讀法政大學速成科。那時清朝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國外求學。日本政府也為此設中日雙語的學校供中國學生就讀，如法政大學速成科，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及東京振武學堂 (蔣介石的母校) 等。在那時東京一地就有一萬名中國留學生。1904-1905是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舉國上下的愛國情節與熱誠多少激勵了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理念。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政治上大都以同鄉為主，如孫文廣東派的興中會，黃興湖南幫的華興會及章炳麟浙江黨的光復會等。1905年孫文再度來日，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拜訪孫文並加入了興中會。其後孫文拜訪黃興而整合成中國同盟會並創辦機關報《民報》。從創刊以來汪兆銘就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為由而以精衛做為筆名。含有對革命力量雖小但鍥而不捨之意。
1907年，礙於清廷的壓力日本請孫文離日，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友人總共給孫文兩萬元。孫文給《民報》兩千元做辦報用，其餘則帳目不明。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赴東南亞推行革命。1908年汪精衛在馬來西亞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根基的女兒陳璧君。此時因孫文的帳目不清也引起許多人對他及同盟會的批評，而梁啟超也譏同盟會為”遠距離革命家”，死的是別人而自己則逍遙海外。為此汪精衛決定當刺客以示革命黨員不是貪生怕死。這多少也反應了汪於留日時受沙俄無政府主義者暗殺沙皇的影響。在《致南洋同志書》中他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同志於北京的銀錠橋下安裝炸彈，欲與清庭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 (溥儀的父親) 同歸於盡，但事蹟敗露被捕。被捕後的汪精衛於獄中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慷慨篇》中有如下四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也成為當年革命青年廣為傳頌的詩句。
汪精衛的幸運在於處理這個大案的是清廷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 (川島芳子的父親)。親自審理此案的善耆看了從汪精衛身上搜索到的一些革命著作及文宣，欣賞汪精衛的才華而試圖為汪精衛及同夥黃復生減輕唯一死罪的刑罰。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判兩人永遠監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 (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動，與同盟會無關) 成功。為了挽回頹勢清廷開放黨禁並釋放政治犯。1911年11月6日清廷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1911年12 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與在上海等他的陳璧君結為夫妻。這對革命鴛鴦從此不再分離。1912年9月，汪精衛與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遊學。多少實踐了汪精衛｢革命成功後，一不做官，二不做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
但一個暴政的倒台並不就等同於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清廷倒台後的中國不只面臨軍閥及國共的四分五裂，也將面臨生存的最大挑戰 — 日本的侵華。熱血青年而居極高聲望的汪精衛也將難以置身度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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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 2015 by Ken Lee
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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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7, 2015 by Ken Lee
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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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3, 2015 by Ken Lee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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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0, 2015 by Ken Lee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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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 2015 by Ken Lee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遇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蒙古女社工。那一天聚會的主題之一是自我改造。這位蒙古女社工說她有一個她個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做個報告。我們姑且稱她為Sarah (不是她的本名但發音類似)，Sarah說她13 歲的時候因騎馬跌落而摔斷了右下肢，意外發現她有右下肢的骨癌。在經過截肢及化療後總算控制住了病情。她不但因骨癌而失去了右下肢，那一陣子也因化療而失去了頭髮。對一個年青小女孩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時要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但幾年前她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她改變了這個想法。
Sarah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許多截肢的朋友。她也看見許多截肢的朋友參加各項運動競賽，包括馬拉松。而截肢的朋友也都能參與各行各業。Sarah也因此參加了馬拉松的比賽。而在哥倫比亞求學的這一段時間Sarah也發現她在心態上漸漸改變了她對自己形像的看法，不再那麼的自怨自艾，不再自卑而建立了自信。Sarah回到蒙古後也決定要改變蒙古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她不再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也不再怕顯露她的義肢而參加馬拉松競賽。這對蒙古社會來說可是大開眼界。有截肢的人不再只能生存在社會陰暗的角落，他們也要求社會能接納他們成為正常的一份子。目前在大學教書的Sarah也成立許多弱勢團體致力於弱勢族群的權益而相當忙碌。
Sarah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殘障人士的權益問題，一個是個人的轉化與社會的轉化。
在美國殘障人士的保障相當完全。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裝備，建築的設計，公眾場所的設施，通訊工具的特別服務及在就業問題上都可看出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但美國之有今天也不是一夕之間就達成的，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的。大多機構對任何改變都是會抵制的，因為不但會耗費時間，也要花費金錢去做改變。但在民權人士及殘障人士團體的一再爭取權益下終於有了今天的成就。從19世紀開始對聾啞及盲人的照顧算起，美國各級政府通過了不下數以千計的法案。但影響較為深遠的都是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這些立法的都是民權團體與殘障人士權益的團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有不少因戰爭受傷而遭截肢或下半身麻痺的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於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後傷殘人口大量增加而也迫使聯邦政府通過幾個復健法案。除了民權團體及殘障人士權益團體的介入外，私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也建議建築設計的改變來方便殘障人士。但在美國，同一切社會一樣，變化都是緩慢的。這段期間社會人士漸漸的視殘障人士不再只是一個醫療上及經濟上的議題，而也變成社會及政治問題。殘障人士不再只是個｢病人｣，而形成為一個少數族群。六十年代開始殘障人士的權益保障開始加速。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與1973年通過的復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大大保障了殘障人士的權益。但最大的改變是1990年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的｢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美國殘障法案影響深遠而也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美國社會情況。這條法案保障了雇用上的平等，不得歧視；各級政府的設施得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有所照顧；公共場所及商業上的設施必須是無障礙；通訊設備如電話必須提供聾啞人員的使用服務，電視則必須有字幕 (closed captioning) 等等。美國殘障法案的通過不只在美國是個歷史上的創舉，在世界各國也因平權的保障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Sarah來美求學時美國殘障法案 (ADA) 已通過有二十年了。在這對殘障人士無障礙及平權觀念的社會裏對她的影響不言可喻。可喜的是她在通過自我改變後也決定要回蒙古去改變那個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那條路是艱苦而漫長的，而她也很有可能在她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蒙古社會能建立起類似美國的殘障法案。但是誠如哲言，行千里路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會有下一步及最終的抵達目標。
在辯證哲學裏有量變與質變的互動關係。量變會造成質變，而質變也會造成量變。以美國來說，長久以來在殘障權益人士及民權人士的努力下終於迫使美國殘障法案過關，這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Sarah在美國所受到的自我轉型是她個人的質變，而她在蒙古社會的努力將是量變的開始。每個人觀念及看法上的改變 (質變) 就是一個社會個量的增加，這個量增加到一個程度後自然會產生社會的質變。當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這些人其實在獨立議題上都是已經經過質變的個體，而當這些質變的個體在量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自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質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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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28, 2015 by Ken Lee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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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26, 2015 by Ken Lee
對那些｢不安於室｣的中國有錢人來說，2014年最大的消息可能就是美國與加拿大都被這些人擠爆了。加拿大原有的投資移民條款於1980及1990年代於溫哥華就引來了三萬名華人 (包括台灣、香港與中國)。進入2000年後中國來的投資移民大增而多少迫使加拿大政府於2014年取消這個投資移民的條款。在美國方面，原本乏人問津的投資移民條款 (EB-5) 因中國人的大量湧入而於2014年中就滿額 (一年一萬名額)，其中85%是中國人。澳洲的投資移民比美國貴九倍 (美國要50萬美元，澳洲要五百萬澳幣，合四千五百萬美元)，沒有額滿。但以2014年7月的資料來看，澳洲88%的投資移民是中國人。有中國人要買票入門，自然有國家要賣票。葡萄牙，希臘，拉脫維亞，塞浦路斯及許多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國家也都向中國開放投資移民。2014年的一個研究顯示有一億人民幣資產 (合一千六百萬美元) 的中國富人，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中。
除卻投資移民外，各種管道的移民也在加速中。每年有8 萬名中國人拿美國的綠卡，僅次於墨西哥人。在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中國移民也都是占最大宗的。在2012年的前三年中就有8 萬名中國人拿到了澳洲的永久居留權。即連在義大利，拿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也於2012年跳升至12 萬人。據估計，從1979年的開放以來，中國已有九百多萬人往外移民。
人要移動錢當然要跟著動。據ICIJ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e Journalists) 2014年的報告，中國設有境外逃稅帳戶的權貴及富賈有兩萬兩千人。在2011年一年中，資產有一百萬美元以上的中國人共匯出了四千六百五十億美元。
對台灣人而言，這些現象我們都很熟悉 。早期的留學熱大都是中國人的第二代 (外省人) 所掀起的。他們經過動亂逃到台灣，但在台灣又覺得面臨中共的威脅而亟欲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而有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及｢從舊大陸飄到新大陸｣的口號。有了留學熱，接著就是移民熱及大量資金的外流。不只鴻商富賈，許多達官貴人也都腳底抹油的往外溜。帶走的是巨大的財富，留下的是許多罪案。
這種官商大量往外移民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可能是先例。人類的移民史大都是戰亂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美國的歐洲移民大都是生活困苦，逃避動亂及宗教迫害的結果。移民來美的也大都是窮困的下階層人民。美國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就碉有Emma Lazarus (1849-1887) 的十四行詩。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是：把你，那些疲乏的、貧困的、渴求自由的大眾，全部送給我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說明了這個現象。
以鄰國日本為例，19世紀中葉開始有對外移民以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這些移民大都是農工人員。往外移民的趨勢直到二次大戰後初期。七十年代後日本的往外移民不但變得很少，增加的是回流 –– 主要是南美洲的日裔開始返回日本， 稱為｢出稼ぎ｣ (dekasegi)。剛開始日本社會對這些｢出稼ぎ｣因為文化差異而有互相適應的問題，也有合法居留的問題。日本政府直至1990年才將這些出稼ぎ合法化。
若問這些中國富人移民的原因，調查顯示是為了生活上的安全，財富有保障，食安問題，污染問題，乾淨，較沒腐敗，教育及權益等等。也就是說在中國生活上不安全，財富沒有保障，飲食不安全，污染嚴重，政治社會腐敗，教育嚴苛不開放及人民缺乏權益等等。這看起來是一個暴政之下強者大肆掠奪而不在乎環境破壞及對人權的極盡蹧蹋的社會。
中國人不是說｢中華民族｣是很優秀的民族而中華文化是最優美的文化嗎？怎麼到頭來大家都急著要離開天下中心的中原而跑向那些｢野蠻落後｣的國家呢？吃的用的也是國外的較好較安全，有辦法的人盡量不用本國的產品。這與鄰國的日本可說大異其趣。日本人相信自己的產品，也安心而較喜歡使用自己的產品。
中國人之不相信自己的東西，把自己的環境搞的髒亂說來是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死活的那種文化的結果。而追根究底這種無視別人存在的文化源於缺乏｢公｣及｢他人｣的觀念。公園，公共場所，廣場 (plaza)，公眾圖書館，等等，這些都是西方及現代的觀念。衍生出來的就是對公眾事務的關心與參與，對政治、社會及社區議題及管理的關心。有公的觀念自然會有對他人的觀念。日文的｢迷惑｣(めいわく, meiwaku) 一語不是我們了解的迷惑一義，而是代表不要打擾別人，儘量不給別人不方便的意思。めいわく是日本文化的要義但卻不是漢文化所重視的。
當台灣的黑心油鬧得大家人心惶惶的時候，被質詢的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回答竟然是他家都是吃進口的橄欖油。身為最高行政首長卻不相信自己管轄下的產品之可靠，倒也是這種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死活的中華文化的最佳寫照。只是江宜樺有所不知，他所吃的進口橄欖油一般不是西班牙就是義大利的產品。這兩個國家也是相當腐敗的。雖不能說是毒油，但有標示不實的問題。你若不從改善自己的居家環境及社會開始而只求往外逃的話，你會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你能逃難及安全的地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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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18, 2015 by Ken Lee
2013年7月30日，洛杉磯北邊的Glendale市議會通過了於該市公園中設立韓國慰安婦雕像(重一千一百磅)的決議。Glendale市的理由是，紀念這群於二次大戰中被逼良為娼的性奴隸，也代表了向占該市人口十分之一的韓國人的致意。
韓國人過去在紐澤西州也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但沒通過。Glendale是第一個在美國設立慰安婦雕像的城市。韓國人也將在加州的其他城市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相對於韓國人，日本人是極力反對這種雕像的建立的。一些日美人團體立主將雕像撤除，他們提出法庭訴訟，但沒成功。2014年10月，他們上訴聯邦法庭也被駁回。法庭的理由是：日美人沒有辦法提出這個雕像構成傷害的證據，而且Glendale市之設立該雕像並無違法。雖然大部份的日裔美人持反對的態度，但也有支持的。1980年成立的日裔美人人權協會NCRR (Nikkei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則贊成這個雕像的建立。NCRR當初成立的目的是要求美國政府應對二次大戰中日美人被關進集中營的一事道歉及賠償。NCRR認為日裔美人及韓國的慰安婦同是戰爭的受窘者，所以他們支持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歷史事實與民族仇恨
慰安婦是存在的，但其真實情況已很難考證了。探討這事件的人不只帶有成見，也常有偏見，也都頗情緒化，而都有意將其造成宣傳的工具。即使在數目上也都難以印證。韓國人說當年有約8萬到20萬名的慰安慰，除了韓國人外也有中國人、台灣人及東南亞人。維護日方版本的人認為慰安婦，是屬於編制內而有薪水的。但指控者說，許多是被強迫當性奴隸的，而也有稚齡女孩被誘拐入火坑，而這也是美國人較在意的一點。
當民族仇恨點燃時是沒有歷史的真相可討論的。
同中國人一樣，韓國人也具有超強的民族主義情結(hypernationalism)，而兩者在仇日情結上都是一致的。仇日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其原因也相當複雜。在政治上及財團與大工業的運作上都有其利用價值。在韓國你是不能不仇日的，親日及求取改善日韓關係在韓國仇日的氛圍下常是死路一條。無可否認的是，南韓的工商業型態與日本很類似，而也可說步日本的後塵。在以外銷為主體的各行各業便與日本的工商業成為激烈競爭的對象。好多年前，在一篇報導南韓汽車工業發展的文章裡，讀到韓國人如何激勵工人。在晨間開工前，工人集合看一部戰前日本人如何迫害韓國人的短片。之後銀幕上出現了日本汽車，管理階層於是向工人說那是我們要擊敗的對象。這種仇日情結多少凝聚了韓國人的向心力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說過，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你不須要上帝，但須要有一個魔鬼的存在。意思是說，對上帝的敬與愛並不一定能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當你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魔鬼)時則群眾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共同的愛不是團結的力量，但共同的恨則大家會結合在一起。共同的恨固然能使群眾結合在一起，但團結與否，能團結多久，則又是另一回事。
除了民族主義因素外，仇日的韓國人還有一個韓國文化的獨特情結—-｢恨｣(한,han或haan)。此恨未必等同於我們所了解的恨，而這個恨的文化對韓國人來說是由生到死而無所不在的，是每個韓國人都有所感受的。這個恨代表因為外來的迫害所引起的痛恨、苦難與孤立無援。對韓國人來說，內有階級的迫害而於歷史上也常受外族的入侵與迫害，多少是這種情結產生的歷史背景。日本說來是最後的一個侵略者。但事實是韓國人除了北韓共產黨外於二次大戰中並無所謂的抗日。由於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非那時都不存在的韓國投降的，仇日的恨並沒有得到解決。
性與暴力
在美國，不管石翼的共和黨或左翼的民主黨都對好萊塢有所意見。右翼的人認為好萊塢的電影過於強調性，影像過於露骨。左翼的人則認為好萊塢的電影太過恐怖，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好萊塢的人知道，不管他們製造的影片是性或暴力，兩翼的人都會有意見。而之所以繼續生產有關性與暴力的電影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有關這兩種題材的電影是最容易賣座的，這就回到男人的本性了。
一個年輕的美國哲學家Ken Wilber在他所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一書中說，在狩獵期(hunting and gathering)之前，男人的本性只有兩個：幹或殺(fuck it or kill it)。軍隊本來就是要用之於殺的，透過紀律軍隊可使殺傷力向外而非對內。但就幹來說就稍為複雜些。年紀較大的台灣人當會記得「軍中樂園」這種妓女戶的存在。而美國大兵的軼事更不用說了。而從美國內戰以來就已盛傳軍隊的食物常摻有Saltpeter(硝酸鉀)用以壓抑軍人的性慾。因為當你把一群廿歲左右的年輕男人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了解這個就可了解慰安婦產生的背景。而事實上慰安婦的制度是於1938年設立的，在南京大屠殺 (Rape of Nanking, 1937)的隔年設立。這多少解釋了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是為了解決軍人的性問題而成立的歷史背景。若說要有所爭議，爭議的要點應在於慰安婦的來源，待遇及處置。而這也是正反兩方爭執的要點。
此妓非彼妓
當年的慰安婦如今大都已過世，碩果僅存的如今大都是八九十歲以上的老婦人。這些人如今都成為韓國朝野禮遇的對象，因為她們代表了日軍「暴行」的見證人。而事實上，在2013年Glendale慰安婦雕像揭幕的典禮上就有一位當年的慰安婦穿著傳統的韓國服裝，特地來參加揭幕典禮，並接受訪談。但不是每個韓國的妓女或性奴隸都有這種禮遇的。
二次大戰後，美國兵取代日本兵進駐韓國，應運而生的就是妓女戶的開張。這些妓女戶都開張在美國大兵的營區旁，數目多少難以估計，但1962年南韓政府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並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內的合法妓女。那年登記有案的合法妓女就有兩萬人。暗的則有21萬人，占南韓全國35萬名妓女的百分之六十。這些妓女戶的存在是原先南韓政府所容許並認為是須要的。很多早期的妓女如今都已七十多歲以上，許多生活潦倒，並受到家人與社會的排擠，也沒受到政府的照顧。這些以美國大兵為主的慰安婦所遭受到韓國朝野的歧視與冷落，真不能與「服務」日軍的慰安婦所受的禮遇相比。2014年6月25日，一群122名前美軍慰安慰(過去稱為洋公主，Yankee Princess)控訴南韓政府迫害她們及剝奪她們的人權。這群人都是以前在公營的妓女戶工作，他們指控政府當年限制她們的自由，與皮條客合作逼她們為娼，只口頭說她們所做的是愛國的事，也是民間大使，但卻將她們當成貨物來買賣。她們要求美金九千八百元的賠償。這個訴訟對指控日軍對慰安婦的「暴行」，但卻自己從事壓迫本國人從事美軍慰安婦的南韓政府及社會是相當諷刺的。
變遷中的美國亞裔社會
Glendale市的慰安婦雕像之建立及其所引起的日韓之爭，除了反應日韓之間的歷史糾葛外，也多少反應了美國亞裔社會的變化。在二次大戰前及戰後初期，日裔美人是亞裔社會的主力。由於美國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大大限制了華人的移民。在1924年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也排除了日本人的移民。以193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華人的人口只有五千人，日本人的人口有13萬8千人。韓國人則大約在一千多人左右(沒有正式統計)。由於日裔美人人口多，又因二次大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政治迫害的經驗，使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相當活躍，而在社會各階層也都頗有成就。日美人也是最溶入美國社會的亞裔人士，而一半以上也都與異族通婚。進入六十年代後，美國的亞裔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65年通過而於1968年實施的移民法案大大改變了美國社會的人口組成。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在所有的亞裔人口中，以華人占最大宗，有四百萬人。菲律賓人其次，有三百四十一萬人。第三是印度人，有三百一十八萬人。第四大是越南人，有一百七十三萬人。再來就是韓國人，有一百七十萬人。第六是日本人，有一百三十萬人。台美人則只有二十三萬人。日本人的計算還包括混血的。台美人則無疑的有一批人登記為華人而沒計算到。在加州，日美人有二十七萬人，而韓國人有四十五萬人。除了人口的消長外，日美人大都為二世以上而為道地的美國人，韓國人則多以一世或二世為主，與韓國的關聯還很深。
第一代的移民多少是來源社會的延伸，他們帶來了原來社會的語言文化、宗教、政治與歷史。在社會組成及社區交往上，也都依循舊社會的原則。但對二世以後的亞裔人士而言，他們對舊社會的一切都很陌生，所面對的是在美國社會生存及成長的問題。在認同上也常依附在亞裔美國人這個雨傘下。面對亞洲國際間的糾葛與紛爭雖能略知一二，但不會很切身。韓國人之推動慰安婦雕像多少代表了第一代移民的立場，他們將韓國社會中的仇日文化及恨的情結移植到美國，企求凝聚韓美人及突顯韓國人在美國的聲望。韓國第二代如何對待這個問題，而他們如何與其他亞裔人士來互動是值得觀察的。
一個民族的映像
1928年9月，一群移民到賓州東部一個小城Easton的義大利人，決議要捐獻一座雕像給Easton表達謝意。他們選擇了哥倫布。因為哥倫布是個有名的航海家，而也被認為是發現新大陸的人。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哥倫布是義大利人。他們請費城的名雕塑家Giuseppe Donato鑄出這尊高九呎的哥倫布鑄像。但整個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三Ｋ黨的反對，使得要設立於學校前的計劃被取消。最後於1930年8月5日Easton市議會同意鑄像樹立於河邊。感人的是，在那義大利人口不過四千五百人的Northampton郡裡，大部分都為農民與工人的義大利人共捐了一萬三千美元(合今日的18萬美元)，使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在那個經濟大恐慌的年代，這些都是靠小錢擠捐出來的。據該郡義大利裔表示，當初捐贈的人都有很強的榮譽感。
在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裡，各個民族都有意無意的留下他們在這個社會的映像。有建博物館的(如日本人的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猶太人的Holocaust Museums)，有節慶的(如墨西哥人的Cinco de Mayo，非裔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有建紀念碑的(如洛杉磯MacArthur公園中的匈牙利1956年抗暴紀念碑)，及文學與藝術。而如今韓國人選慰安婦來做為他們民族的映像。慰安婦代表了被壓迫的弱者(當然也有人認為是自願)及娼妓(不管是自願或被迫)。韓國人選這個雕像來做為他們的映像，結果及影響如何有待觀察。但應該不會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台美人在美國雖然是相當的少數，但由於大都是留學生的後代，教育水準高而於社會上也頗有成就。台美人也應考慮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映像來表現於美國社會。一個成功的映像應是樂觀、進取、有激勵的作用及歷史感。當台美人要建立自己的表徵或說你所居主的城市有一天要對台美人社區致意時，你要採用什麼樣的表徵與映像。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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