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March 23, 2015 by Ken Lee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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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0, 2015 by Ken Lee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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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 2015 by Ken Lee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遇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蒙古女社工。那一天聚會的主題之一是自我改造。這位蒙古女社工說她有一個她個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做個報告。我們姑且稱她為Sarah (不是她的本名但發音類似)，Sarah說她13 歲的時候因騎馬跌落而摔斷了右下肢，意外發現她有右下肢的骨癌。在經過截肢及化療後總算控制住了病情。她不但因骨癌而失去了右下肢，那一陣子也因化療而失去了頭髮。對一個年青小女孩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時要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但幾年前她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她改變了這個想法。
Sarah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許多截肢的朋友。她也看見許多截肢的朋友參加各項運動競賽，包括馬拉松。而截肢的朋友也都能參與各行各業。Sarah也因此參加了馬拉松的比賽。而在哥倫比亞求學的這一段時間Sarah也發現她在心態上漸漸改變了她對自己形像的看法，不再那麼的自怨自艾，不再自卑而建立了自信。Sarah回到蒙古後也決定要改變蒙古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她不再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也不再怕顯露她的義肢而參加馬拉松競賽。這對蒙古社會來說可是大開眼界。有截肢的人不再只能生存在社會陰暗的角落，他們也要求社會能接納他們成為正常的一份子。目前在大學教書的Sarah也成立許多弱勢團體致力於弱勢族群的權益而相當忙碌。
Sarah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殘障人士的權益問題，一個是個人的轉化與社會的轉化。
在美國殘障人士的保障相當完全。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裝備，建築的設計，公眾場所的設施，通訊工具的特別服務及在就業問題上都可看出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但美國之有今天也不是一夕之間就達成的，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的。大多機構對任何改變都是會抵制的，因為不但會耗費時間，也要花費金錢去做改變。但在民權人士及殘障人士團體的一再爭取權益下終於有了今天的成就。從19世紀開始對聾啞及盲人的照顧算起，美國各級政府通過了不下數以千計的法案。但影響較為深遠的都是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這些立法的都是民權團體與殘障人士權益的團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有不少因戰爭受傷而遭截肢或下半身麻痺的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於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後傷殘人口大量增加而也迫使聯邦政府通過幾個復健法案。除了民權團體及殘障人士權益團體的介入外，私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也建議建築設計的改變來方便殘障人士。但在美國，同一切社會一樣，變化都是緩慢的。這段期間社會人士漸漸的視殘障人士不再只是一個醫療上及經濟上的議題，而也變成社會及政治問題。殘障人士不再只是個｢病人｣，而形成為一個少數族群。六十年代開始殘障人士的權益保障開始加速。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與1973年通過的復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大大保障了殘障人士的權益。但最大的改變是1990年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的｢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美國殘障法案影響深遠而也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美國社會情況。這條法案保障了雇用上的平等，不得歧視；各級政府的設施得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有所照顧；公共場所及商業上的設施必須是無障礙；通訊設備如電話必須提供聾啞人員的使用服務，電視則必須有字幕 (closed captioning) 等等。美國殘障法案的通過不只在美國是個歷史上的創舉，在世界各國也因平權的保障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Sarah來美求學時美國殘障法案 (ADA) 已通過有二十年了。在這對殘障人士無障礙及平權觀念的社會裏對她的影響不言可喻。可喜的是她在通過自我改變後也決定要回蒙古去改變那個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那條路是艱苦而漫長的，而她也很有可能在她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蒙古社會能建立起類似美國的殘障法案。但是誠如哲言，行千里路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會有下一步及最終的抵達目標。
在辯證哲學裏有量變與質變的互動關係。量變會造成質變，而質變也會造成量變。以美國來說，長久以來在殘障權益人士及民權人士的努力下終於迫使美國殘障法案過關，這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Sarah在美國所受到的自我轉型是她個人的質變，而她在蒙古社會的努力將是量變的開始。每個人觀念及看法上的改變 (質變) 就是一個社會個量的增加，這個量增加到一個程度後自然會產生社會的質變。當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這些人其實在獨立議題上都是已經經過質變的個體，而當這些質變的個體在量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自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質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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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28, 2015 by Ken Lee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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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26, 2015 by Ken Lee
對那些｢不安於室｣的中國有錢人來說，2014年最大的消息可能就是美國與加拿大都被這些人擠爆了。加拿大原有的投資移民條款於1980及1990年代於溫哥華就引來了三萬名華人 (包括台灣、香港與中國)。進入2000年後中國來的投資移民大增而多少迫使加拿大政府於2014年取消這個投資移民的條款。在美國方面，原本乏人問津的投資移民條款 (EB-5) 因中國人的大量湧入而於2014年中就滿額 (一年一萬名額)，其中85%是中國人。澳洲的投資移民比美國貴九倍 (美國要50萬美元，澳洲要五百萬澳幣，合四千五百萬美元)，沒有額滿。但以2014年7月的資料來看，澳洲88%的投資移民是中國人。有中國人要買票入門，自然有國家要賣票。葡萄牙，希臘，拉脫維亞，塞浦路斯及許多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國家也都向中國開放投資移民。2014年的一個研究顯示有一億人民幣資產 (合一千六百萬美元) 的中國富人，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中。
除卻投資移民外，各種管道的移民也在加速中。每年有8 萬名中國人拿美國的綠卡，僅次於墨西哥人。在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中國移民也都是占最大宗的。在2012年的前三年中就有8 萬名中國人拿到了澳洲的永久居留權。即連在義大利，拿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也於2012年跳升至12 萬人。據估計，從1979年的開放以來，中國已有九百多萬人往外移民。
人要移動錢當然要跟著動。據ICIJ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e Journalists) 2014年的報告，中國設有境外逃稅帳戶的權貴及富賈有兩萬兩千人。在2011年一年中，資產有一百萬美元以上的中國人共匯出了四千六百五十億美元。
對台灣人而言，這些現象我們都很熟悉 。早期的留學熱大都是中國人的第二代 (外省人) 所掀起的。他們經過動亂逃到台灣，但在台灣又覺得面臨中共的威脅而亟欲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而有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及｢從舊大陸飄到新大陸｣的口號。有了留學熱，接著就是移民熱及大量資金的外流。不只鴻商富賈，許多達官貴人也都腳底抹油的往外溜。帶走的是巨大的財富，留下的是許多罪案。
這種官商大量往外移民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可能是先例。人類的移民史大都是戰亂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美國的歐洲移民大都是生活困苦，逃避動亂及宗教迫害的結果。移民來美的也大都是窮困的下階層人民。美國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就碉有Emma Lazarus (1849-1887) 的十四行詩。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是：把你，那些疲乏的、貧困的、渴求自由的大眾，全部送給我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說明了這個現象。
以鄰國日本為例，19世紀中葉開始有對外移民以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這些移民大都是農工人員。往外移民的趨勢直到二次大戰後初期。七十年代後日本的往外移民不但變得很少，增加的是回流 –– 主要是南美洲的日裔開始返回日本， 稱為｢出稼ぎ｣ (dekasegi)。剛開始日本社會對這些｢出稼ぎ｣因為文化差異而有互相適應的問題，也有合法居留的問題。日本政府直至1990年才將這些出稼ぎ合法化。
若問這些中國富人移民的原因，調查顯示是為了生活上的安全，財富有保障，食安問題，污染問題，乾淨，較沒腐敗，教育及權益等等。也就是說在中國生活上不安全，財富沒有保障，飲食不安全，污染嚴重，政治社會腐敗，教育嚴苛不開放及人民缺乏權益等等。這看起來是一個暴政之下強者大肆掠奪而不在乎環境破壞及對人權的極盡蹧蹋的社會。
中國人不是說｢中華民族｣是很優秀的民族而中華文化是最優美的文化嗎？怎麼到頭來大家都急著要離開天下中心的中原而跑向那些｢野蠻落後｣的國家呢？吃的用的也是國外的較好較安全，有辦法的人盡量不用本國的產品。這與鄰國的日本可說大異其趣。日本人相信自己的產品，也安心而較喜歡使用自己的產品。
中國人之不相信自己的東西，把自己的環境搞的髒亂說來是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死活的那種文化的結果。而追根究底這種無視別人存在的文化源於缺乏｢公｣及｢他人｣的觀念。公園，公共場所，廣場 (plaza)，公眾圖書館，等等，這些都是西方及現代的觀念。衍生出來的就是對公眾事務的關心與參與，對政治、社會及社區議題及管理的關心。有公的觀念自然會有對他人的觀念。日文的｢迷惑｣(めいわく, meiwaku) 一語不是我們了解的迷惑一義，而是代表不要打擾別人，儘量不給別人不方便的意思。めいわく是日本文化的要義但卻不是漢文化所重視的。
當台灣的黑心油鬧得大家人心惶惶的時候，被質詢的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回答竟然是他家都是吃進口的橄欖油。身為最高行政首長卻不相信自己管轄下的產品之可靠，倒也是這種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死活的中華文化的最佳寫照。只是江宜樺有所不知，他所吃的進口橄欖油一般不是西班牙就是義大利的產品。這兩個國家也是相當腐敗的。雖不能說是毒油，但有標示不實的問題。你若不從改善自己的居家環境及社會開始而只求往外逃的話，你會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你能逃難及安全的地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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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18, 2015 by Ken Lee
2013年7月30日，洛杉磯北邊的Glendale市議會通過了於該市公園中設立韓國慰安婦雕像(重一千一百磅)的決議。Glendale市的理由是，紀念這群於二次大戰中被逼良為娼的性奴隸，也代表了向占該市人口十分之一的韓國人的致意。
韓國人過去在紐澤西州也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但沒通過。Glendale是第一個在美國設立慰安婦雕像的城市。韓國人也將在加州的其他城市推動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相對於韓國人，日本人是極力反對這種雕像的建立的。一些日美人團體立主將雕像撤除，他們提出法庭訴訟，但沒成功。2014年10月，他們上訴聯邦法庭也被駁回。法庭的理由是：日美人沒有辦法提出這個雕像構成傷害的證據，而且Glendale市之設立該雕像並無違法。雖然大部份的日裔美人持反對的態度，但也有支持的。1980年成立的日裔美人人權協會NCRR (Nikkei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則贊成這個雕像的建立。NCRR當初成立的目的是要求美國政府應對二次大戰中日美人被關進集中營的一事道歉及賠償。NCRR認為日裔美人及韓國的慰安婦同是戰爭的受窘者，所以他們支持慰安婦雕像的建立。
歷史事實與民族仇恨
慰安婦是存在的，但其真實情況已很難考證了。探討這事件的人不只帶有成見，也常有偏見，也都頗情緒化，而都有意將其造成宣傳的工具。即使在數目上也都難以印證。韓國人說當年有約8萬到20萬名的慰安慰，除了韓國人外也有中國人、台灣人及東南亞人。維護日方版本的人認為慰安婦，是屬於編制內而有薪水的。但指控者說，許多是被強迫當性奴隸的，而也有稚齡女孩被誘拐入火坑，而這也是美國人較在意的一點。
當民族仇恨點燃時是沒有歷史的真相可討論的。
同中國人一樣，韓國人也具有超強的民族主義情結(hypernationalism)，而兩者在仇日情結上都是一致的。仇日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其原因也相當複雜。在政治上及財團與大工業的運作上都有其利用價值。在韓國你是不能不仇日的，親日及求取改善日韓關係在韓國仇日的氛圍下常是死路一條。無可否認的是，南韓的工商業型態與日本很類似，而也可說步日本的後塵。在以外銷為主體的各行各業便與日本的工商業成為激烈競爭的對象。好多年前，在一篇報導南韓汽車工業發展的文章裡，讀到韓國人如何激勵工人。在晨間開工前，工人集合看一部戰前日本人如何迫害韓國人的短片。之後銀幕上出現了日本汽車，管理階層於是向工人說那是我們要擊敗的對象。這種仇日情結多少凝聚了韓國人的向心力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說過，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你不須要上帝，但須要有一個魔鬼的存在。意思是說，對上帝的敬與愛並不一定能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當你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魔鬼)時則群眾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共同的愛不是團結的力量，但共同的恨則大家會結合在一起。共同的恨固然能使群眾結合在一起，但團結與否，能團結多久，則又是另一回事。
除了民族主義因素外，仇日的韓國人還有一個韓國文化的獨特情結—-｢恨｣(한,han或haan)。此恨未必等同於我們所了解的恨，而這個恨的文化對韓國人來說是由生到死而無所不在的，是每個韓國人都有所感受的。這個恨代表因為外來的迫害所引起的痛恨、苦難與孤立無援。對韓國人來說，內有階級的迫害而於歷史上也常受外族的入侵與迫害，多少是這種情結產生的歷史背景。日本說來是最後的一個侵略者。但事實是韓國人除了北韓共產黨外於二次大戰中並無所謂的抗日。由於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非那時都不存在的韓國投降的，仇日的恨並沒有得到解決。
性與暴力
在美國，不管石翼的共和黨或左翼的民主黨都對好萊塢有所意見。右翼的人認為好萊塢的電影過於強調性，影像過於露骨。左翼的人則認為好萊塢的電影太過恐怖，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好萊塢的人知道，不管他們製造的影片是性或暴力，兩翼的人都會有意見。而之所以繼續生產有關性與暴力的電影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有關這兩種題材的電影是最容易賣座的，這就回到男人的本性了。
一個年輕的美國哲學家Ken Wilber在他所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一書中說，在狩獵期(hunting and gathering)之前，男人的本性只有兩個：幹或殺(fuck it or kill it)。軍隊本來就是要用之於殺的，透過紀律軍隊可使殺傷力向外而非對內。但就幹來說就稍為複雜些。年紀較大的台灣人當會記得「軍中樂園」這種妓女戶的存在。而美國大兵的軼事更不用說了。而從美國內戰以來就已盛傳軍隊的食物常摻有Saltpeter(硝酸鉀)用以壓抑軍人的性慾。因為當你把一群廿歲左右的年輕男人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了解這個就可了解慰安婦產生的背景。而事實上慰安婦的制度是於1938年設立的，在南京大屠殺 (Rape of Nanking, 1937)的隔年設立。這多少解釋了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是為了解決軍人的性問題而成立的歷史背景。若說要有所爭議，爭議的要點應在於慰安婦的來源，待遇及處置。而這也是正反兩方爭執的要點。
此妓非彼妓
當年的慰安婦如今大都已過世，碩果僅存的如今大都是八九十歲以上的老婦人。這些人如今都成為韓國朝野禮遇的對象，因為她們代表了日軍「暴行」的見證人。而事實上，在2013年Glendale慰安婦雕像揭幕的典禮上就有一位當年的慰安婦穿著傳統的韓國服裝，特地來參加揭幕典禮，並接受訪談。但不是每個韓國的妓女或性奴隸都有這種禮遇的。
二次大戰後，美國兵取代日本兵進駐韓國，應運而生的就是妓女戶的開張。這些妓女戶都開張在美國大兵的營區旁，數目多少難以估計，但1962年南韓政府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並合法化了｢特別觀光區域｣內的合法妓女。那年登記有案的合法妓女就有兩萬人。暗的則有21萬人，占南韓全國35萬名妓女的百分之六十。這些妓女戶的存在是原先南韓政府所容許並認為是須要的。很多早期的妓女如今都已七十多歲以上，許多生活潦倒，並受到家人與社會的排擠，也沒受到政府的照顧。這些以美國大兵為主的慰安婦所遭受到韓國朝野的歧視與冷落，真不能與「服務」日軍的慰安婦所受的禮遇相比。2014年6月25日，一群122名前美軍慰安慰(過去稱為洋公主，Yankee Princess)控訴南韓政府迫害她們及剝奪她們的人權。這群人都是以前在公營的妓女戶工作，他們指控政府當年限制她們的自由，與皮條客合作逼她們為娼，只口頭說她們所做的是愛國的事，也是民間大使，但卻將她們當成貨物來買賣。她們要求美金九千八百元的賠償。這個訴訟對指控日軍對慰安婦的「暴行」，但卻自己從事壓迫本國人從事美軍慰安婦的南韓政府及社會是相當諷刺的。
變遷中的美國亞裔社會
Glendale市的慰安婦雕像之建立及其所引起的日韓之爭，除了反應日韓之間的歷史糾葛外，也多少反應了美國亞裔社會的變化。在二次大戰前及戰後初期，日裔美人是亞裔社會的主力。由於美國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大大限制了華人的移民。在1924年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也排除了日本人的移民。以193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華人的人口只有五千人，日本人的人口有13萬8千人。韓國人則大約在一千多人左右(沒有正式統計)。由於日裔美人人口多，又因二次大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政治迫害的經驗，使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相當活躍，而在社會各階層也都頗有成就。日美人也是最溶入美國社會的亞裔人士，而一半以上也都與異族通婚。進入六十年代後，美國的亞裔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65年通過而於1968年實施的移民法案大大改變了美國社會的人口組成。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來看，在所有的亞裔人口中，以華人占最大宗，有四百萬人。菲律賓人其次，有三百四十一萬人。第三是印度人，有三百一十八萬人。第四大是越南人，有一百七十三萬人。再來就是韓國人，有一百七十萬人。第六是日本人，有一百三十萬人。台美人則只有二十三萬人。日本人的計算還包括混血的。台美人則無疑的有一批人登記為華人而沒計算到。在加州，日美人有二十七萬人，而韓國人有四十五萬人。除了人口的消長外，日美人大都為二世以上而為道地的美國人，韓國人則多以一世或二世為主，與韓國的關聯還很深。
第一代的移民多少是來源社會的延伸，他們帶來了原來社會的語言文化、宗教、政治與歷史。在社會組成及社區交往上，也都依循舊社會的原則。但對二世以後的亞裔人士而言，他們對舊社會的一切都很陌生，所面對的是在美國社會生存及成長的問題。在認同上也常依附在亞裔美國人這個雨傘下。面對亞洲國際間的糾葛與紛爭雖能略知一二，但不會很切身。韓國人之推動慰安婦雕像多少代表了第一代移民的立場，他們將韓國社會中的仇日文化及恨的情結移植到美國，企求凝聚韓美人及突顯韓國人在美國的聲望。韓國第二代如何對待這個問題，而他們如何與其他亞裔人士來互動是值得觀察的。
一個民族的映像
1928年9月，一群移民到賓州東部一個小城Easton的義大利人，決議要捐獻一座雕像給Easton表達謝意。他們選擇了哥倫布。因為哥倫布是個有名的航海家，而也被認為是發現新大陸的人。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哥倫布是義大利人。他們請費城的名雕塑家Giuseppe Donato鑄出這尊高九呎的哥倫布鑄像。但整個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三Ｋ黨的反對，使得要設立於學校前的計劃被取消。最後於1930年8月5日Easton市議會同意鑄像樹立於河邊。感人的是，在那義大利人口不過四千五百人的Northampton郡裡，大部分都為農民與工人的義大利人共捐了一萬三千美元(合今日的18萬美元)，使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在那個經濟大恐慌的年代，這些都是靠小錢擠捐出來的。據該郡義大利裔表示，當初捐贈的人都有很強的榮譽感。
在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裡，各個民族都有意無意的留下他們在這個社會的映像。有建博物館的(如日本人的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猶太人的Holocaust Museums)，有節慶的(如墨西哥人的Cinco de Mayo，非裔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有建紀念碑的(如洛杉磯MacArthur公園中的匈牙利1956年抗暴紀念碑)，及文學與藝術。而如今韓國人選慰安婦來做為他們民族的映像。慰安婦代表了被壓迫的弱者(當然也有人認為是自願)及娼妓(不管是自願或被迫)。韓國人選這個雕像來做為他們的映像，結果及影響如何有待觀察。但應該不會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台美人在美國雖然是相當的少數，但由於大都是留學生的後代，教育水準高而於社會上也頗有成就。台美人也應考慮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映像來表現於美國社會。一個成功的映像應是樂觀、進取、有激勵的作用及歷史感。當台美人要建立自己的表徵或說你所居主的城市有一天要對台美人社區致意時，你要採用什麼樣的表徵與映像。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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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12, 2015 by Ken Lee
波羅地海三國 ( Baltic states, 或翻做波羅的海三小國) 說小也不小，每個都比台灣大。最小的愛沙尼亞 (Estonia) 有四萬五千平方公里 (台灣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三十一萬人。最大的為立陶宛 (Lithuania)，面積有六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則有兩百九十四萬人。中間的拉脫維亞 (Latvia) 面積為六萬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兩百萬人。北邊的愛沙尼亞與芬蘭的語系接近，中間的拉脫維亞與南邊的立陶宛則於語言上較為接近。地理上芬蘭本也屬波羅地海國家之一，但她於二次大戰中成功的抵禦蘇聯的入侵。雖然於最後割地求和但終能維持1917年以來的獨立局面。相對之下，波羅地海三國則於二次大戰中遭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入侵。不但死傷慘重，也失去了獨立國的地位。
在封建主及王國攻城掠地的中古歐洲，波羅地海三國也易主無數次。由丹麥，瑞典，波蘭，到沙俄。而波蘭本身也於十八世紀時被沙俄、普魯士與奧匈帝國 (Habsburg Austria Empire) 瓜分三次。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情勢開始改變。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7/28/1914-11/11/1918) 改變了歐洲的版圖。戰爭雖然是國與國之間的對抗，但其資源的耗損，人力的動員及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常引起國內的鉅變。交戰國之一的德國帝國於戰爭拖延了一段時間後引發國內的革命及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27/1819-7/17/1941) 於1918年11月28 日的遜位而結束了德國的皇室。另一邊的沙俄也於1917年發生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5/18/1868-7/17/1918) 於1917年3月15日遜位而結束了拉曼諾夫 (Romanov) 王朝三百年的統治。俄國革命後，沙俄境內的芬蘭首先於1917年12月6日宣布獨立。隔年立陶宛於1918年2月16日宣布獨立，愛沙尼亞跟進於1918年2月23 日宣布獨立，最後拉脫維亞於1918年11月18日宣布獨立。波羅地海三國於兩次大戰期間維持了一個獨立的局面。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各國運籌帷幄。1939年8月23日納粹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稱為Molotov-Ribbentrop Pact。但這個協定有一不公布的密約。密約包括納粹不會支援日本於東北蒙古地區的侵俄，但更重要的是蘇聯與納粹秘密決定瓜分芬蘭，羅馬尼亞，波蘭與波羅地海三國。1939年9月1日納粹侵入波蘭，9月17日蘇聯侵入波蘭。1940年夏天當全球矚目於法國的投降時 (1940年6月14 日)，蘇聯併吞了波羅地海三國。1941年6月21日納粹毀約而開始全面進犯蘇聯，隔月進占波羅地海三國。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反攻，再度進占波羅地海三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波羅的海三國死傷慘重。死於戰爭的，入獄的，及被蘇聯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的人數相當驚人。拉脫維亞死了二十多萬人，立陶宛死了八十多萬人，愛沙尼亞死亡人數占她人口的四分之一。二次大戰後在強權 (邱吉爾，羅斯福及史達林) 的同意下，東歐成為蘇聯的附庸國。面對強鄰蘇聯的占管，波羅地海三國之自由遙遙無期。
進入八十年代後共產國家的經濟嚴重衰退，鐵幕開始生銹。1986年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開始推動開放 (glasnost) 與經改 (perestroika)。在走向開放的氣氛下波羅地海三國開始用演唱會的形式來喚醒民族意識。異議分子最後決定於 Molotov-Ribbentrop 密約簽訂的五十周年紀念日 — 1989年8月23 日，發動示威抗議。那天，兩百萬人手牽手連結了三國的首都：Vilnius, Riga 和 Tallinn，抗議 Molotov-Ribbentrop密約的不合法。這個被稱為｢波羅地海人鍊｣的Baltic Way或Baltic Chain的抗議活動使全球都注意到了波羅地海三國的處境。波羅地海三國獨立的呼聲開始高漲。但國內反對獨立的聲音也不小，主要是境內的俄國人。立陶宛境內只有5.8% 的俄國人，問題較小。但愛沙尼亞境內有24.8% 的俄國人，拉脫維亞則有26.9% 的俄國人。在東歐各國急劇變化及蘇聯已開始出現解體的現象後，戈巴契夫於1990年2 月同意選舉。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7月葉爾津選上俄國總統。1991年夏天蘇聯同意要改變成為一個較寬鬆的聯邦制，但保守派於8 月發動政變。政變失敗後，愛沙尼亞於1991年8月20日宣布獨立，隔日拉脫維亞宣布獨立。
被隔鄰強國進占了五十年，人口少而又被強國大量移民，也沒有天然邊界的波羅地海三國最終是獨立了。即使自己人只占59.6% 的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 (69.8%) 獨立也只是多了一些小挫折而已。台灣的處境也許特殊，但不是那麼特殊。台灣人口多，教育水準高，經濟力旺盛，與強敵又有天然的屏障。台灣雖然有傾中人士，但其數目逐日減少。相對之下，台灣民族意識逐日增強。台灣的獨立將只是一個時間及機遇的問題而已。 (小國中國大國雜談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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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ebruary 5, 2015 by Ken Lee
在台灣歷史上有六個外來政權占據台灣，其中有三個是大陸來的政權：明鄭，清朝與國民黨。目前面對台灣最迫切的問題是在未來會不會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來占據台灣。
在這六個外來政權中，日本與國民黨對台灣的治理算是最全面及成功的。西班牙人的占據北台灣 (1626-1646) 是最失敗的一個。因為西班牙人占據北台灣年年虧損，還得要靠當時西班牙的馬尼拉政府的援助，最後被荷蘭人趕走不是意外。荷蘭人的占據南台灣是相當成功的，但其施政卻也為明鄭的入侵埋下了種子。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VOC) 於1602 年設立，1619 年於巴達維亞 (Batavia, 今雅加達) 成立總部。當時的馬六甲已有許多漢人聚落。荷蘭人了解與漢人合作是成功的關鍵，因為漢人有農業及商業的技術。 當荷蘭人於1624 年占據南台灣時，台灣已有一些漢人聚落，在台南附近就有兩個。當時的漢人聚落主要是漁民與海盜商人集團。荷蘭人也因此於附近建立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荷蘭人調查台灣知道台灣土地肥沃，但當時的西拉雅人使用畲田農業 (slash and burn )，沒有農業及商業技術。東印度公司的荷蘭總部覺得要荷蘭人或歐洲人移民/殖民台灣投資過大，因此台灣的荷蘭人鼓勵漢人移民台灣。荷蘭人提供行政及軍事的管理體系，稅務上的優待，並供應土地及水牛。也因此荷據台灣形成了一個共同殖民台灣的現象。但在決策的福爾摩沙政務會 ( Council of Formosa ) 中並無漢人，全都為荷人。在低層的議會 (Board of Aldermen) 中則只有兩個漢人。在荷蘭人打敗占據北台灣的西班牙人後，荷蘭人邀請了聖薩爾瓦多 ( San Salvador, 今淡水) 的西班牙人 Quiros de la Madre de Dios 到荷據南台灣。當時 Dios 看到荷蘭人的成功及財富頗為驚奇。但荷蘭人之引進漢人移民而致富卻也種下他們失敗的種子。日後郭懷一的抗荷 (1652) 雖然失敗，但隨後有荷蘭人的通譯何廷斌的建議鄭成功攻荷取台。鄭成功的攻台後也結束了荷蘭人的據台。明鄭的據台卻也從此引來了大陸政權對台灣的覬覦。
明鄭是第一個占據台灣的大陸政權。與以後的大陸政權之占台一樣我們都要考慮台灣內部的因素 (內因) 與當時的大環境 (外因)。明鄭攻台的主要導火線是大陸環境之急速變化：清兵入關及明鄭之｢反清復明｣戰役失利而急欲求取一個海外基地。在台灣方面，當時的西拉雅各部落 (社) 與荷蘭處於和平共存狀況，但漢人因荷蘭人的苛稅則頗為不滿。但就整體而言，在台灣方面抵抗明鄭的只有荷軍而已，台灣社會並沒有參與這場戰役。以鄭軍的兩萬五千人與荷軍的數千人對比，輸贏是很明顯的。
明鄭攻荷主要是搶地，但清廷之攻東寧國則主要是打人。清廷於1644年入關後最初幾年各地都有叛變而得於四處忙於平息動亂。1683 年平定了三藩之亂後始有餘力對付最後一個｢叛亂團體｣明鄭。當時的東寧國也因內鬨而一蹶不振，所以於1683 年施琅領軍攻台，在澎湖海戰擊敗劉國軒統率的鄭軍主力後，明鄭也就此滅亡。我們也知道清廷在好一段時間都不願據台或治台，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滅除明鄭而已。
第三個占據台灣的大陸政權是國民黨。當時的大環境是太平洋戰爭所引起的東亞情勢變化。台灣的內部則因不滿日治而｢心思祖國｣。但一般而言當時的民眾因日本法西斯的統治而缺乏主體意識，也缺乏台灣民族意識。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政權的進佔台灣是平和而有異於前兩回的暴力相向的。但問題很快就發生了。這個大陸政權的進占讓台灣人了解了他們不屬於大陸。而國民黨也很快的就失去了他的大陸本土因為中國人認為國民黨不勝任治理中國。從此以後台灣人也與這個有木馬 (Trojan horse) 性質的國民黨共處了近七十年而面臨有可能的第四次大陸政權進佔的威脅。
與戰前比起來台灣社會的主體意識已大為提升。台灣社會一般而言同質性高，民主政治也日趨成熟。而相對於虛妄的｢中華民族主義｣，以台灣為主體的的台灣民族意識也逐日增強。對岸的中國於戰後也有很大的進步。但在一個集權的政體下，其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與矛盾很難得到合理及和平的解決。中國的內在問題故為其內因，但其內部問題的爆發也將改變整個東亞的局勢而成為台灣與鄰國的外因。除了中國的內在問題外，其對外政策如南海問題與東海問題也將牽動整個地區的局勢與平衡。除此之外，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甚至南亞的情勢也非任何人可預料或把握的。台灣人只有改善自己的內在環境，了解自己的優點與長處，選擇自己的戰場而伺機以待。如果有下一個太平洋戰爭或區域的動亂，台灣不會再成為一個案上肉而任人宰割，台灣民族要走出自己的路。
1927 年3 月至4 月到台灣做私人考察而著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 (1/27/1893 – 12/25/1961) 曾說台灣的歷史是一部外力大於內力的循環壓迫史。這種陳述當然是基於歷史而有其歷史的依據，但未來會不會是如此，只有台灣人自己能解套。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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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29, 2015 by Ken Lee
中國的崛起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尤其是在2010年的第二季中國的經濟體超過日本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使中國成為全球的焦點。但在個體上, 2010 年中國的個人所得只有三千六百美元。與薩爾瓦多，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國家一樣窮。不過一些經濟學家 (如CEBR,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預測中國在2028年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1978年鄧小平推動開放政策時，中國的民生凋敝，百廢待舉。以1980年的購買力來看，中國比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購買力少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比海地還窮。但到1985年, 七億農民的生產量已加倍了。到2010年經濟成長了四十倍。速度可說相當驚人。其成長速度之所以能夠這麼快與台商多少有關係。中國開放後台商把他們的經商經驗，國際貿易網路及技能都移轉到中國去。當六四發生後，中國的經濟成長有了個挫折。美國的大公司都不敢入場而持觀望的態度。他們不是怕風險，而是怕被美國人批評為甚麼要與殺人獨裁者做生意。但要錢，不要臉，不要命又缺乏民族意識 (或說認同錯亂) 的台商及台灣人是全世界第一批重返中國經商及觀光 的人。對中國的經濟成長而言， 這批沒有租國 (或認錯了祖國) 的台商可說功不可沒。
但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的嗎？其過程會是平穩的嗎？
1917年布爾雪維克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這對由1848年2月21 日馬克斯與恩格斯發表《共產主義宣言》以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共產主義思想對歐洲的城市居民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也於歐洲各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但在中歐及東歐，共產主義運動常以暴力的形式出現。由於納粹的強力反共，在二次大戰期間東歐的共產黨也成為抵抗納粹的主力而於戰後取得政權。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的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 11/28/1941-12/01/1943) 與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 2/4/1945-2/11/1945) 中，參與會議的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同意東歐是蘇聯的政治勢力範圍 (Soviet sphere of political influence)。戰後的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密蘇里州的 Westminster College 一場演講中首先提出了｢鐵幕｣ (iron curtain) 這個名詞。1949年4月4 日美國與西歐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針對此舉蘇聯與東歐衛星國也於1955年5月14日簽訂了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Pact)。鐵幕已形成，而在東西對峙下共產國家的極權政體顯得堅固如山，牢不可破。
1956年匈牙利抗暴 (10/23/1956-11/10/1956) 引來了蘇聯的鎮壓。1961年8 月東德開始堆砌柏林圍牆。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the Prague Spring, 1/15/1968-8/21/1968) 也引來了蘇聯帶頭的華沙公約組織的鎮壓。在蘇聯的掌控下，東歐共產政權顯得穩如泰山。但在進入八十年代後整個情勢開始改觀了。
1980年波蘭的團結工聯 (Solidarity) 成立了，被鎮壓後成為地下組織。但接下來整個共產集團的經濟停滯及衰退促使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改革而於1986年推動開放 (glasnost) 與經改 (perestroika)。1988年開始，波蘭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中國的六四 (4/15/1989-6/4/1989) 被中共鎮壓下去的同一天波蘭選出了第一個反共的政黨團結工聯，但是蘇聯沒帶頭鎮壓。1989年8月波羅地海三小國的人民形成了手牽手跨越三國的人鍊要求獨立。1989年10月匈牙利放棄共黨而採多黨制。同月東德總統下台，隔月柏林圍牆被拆除。10月保加利亞與捷克的共黨下台。12月捷克的前異議分子哈維爾 (Vaclav Havel, 10/5/1936-12/18/2011) 當選總統。同月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 (Nicolae Ceausescu, 1/26/2018 – 12/25/1989) 被推翻並遭處決。1990年2月蘇聯同意選舉。7月10日葉爾津 (Boris Yeltsin, 2/1/1931-4/23/2007) 選上俄國總統。1991年夏天本要簽一個較寬鬆的蘇聯聯邦條約，8月保守派發動政變但失敗了。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辭蘇聯總理之職。蘇聯從此消失而境內的十五個國家宣布獨立。東歐及蘇聯的共產政體瓦解後，目前全世界的共產國家只剩下中國，寮國，越南與古巴。
西方共產政體的建立及鞏固固然令人印象良深，但其解體之快卻也令人目不暇給。許多年輕人可能聽都沒有聽過｢鐵幕｣這一詞。搞不好也未聽過柏林圍牆及龐大的共產政權集合體曾經存在的事實。六四後的中國之能穩定得力於經濟的年年快速成長。經濟的局部自由使人忘了中國仍是一個共產政權，是一個極權政體。政治上是不容許反對黨，異議分子或言論自由的。華夏大一統骨子的中共政權是會盡力去維持一個穩定，和諧的大一統假象的。但中國不但面對財富的分配問題，境內各民族的自治要求，南北對立及城鄉差距，也面臨政治權力的分配及自由民主的要求。當局勢演變時，目前看起來的鐵腕控制可能會有如陶器 (china) 一般，一有裂痕便分崩離析。到時便不是一邊一國，而是一邊一國 (台灣)，一邊很多國 (解體的中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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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22, 2015 by Ken Lee
恐龍曾經主宰地球一億三千五百萬年，但在六千六百萬年前它們突然全部由地球上消失了。恐龍之所以消失滅種的原因曾經是科學界的一個謎。但近年來科學家相信恐龍的滅種與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有關。六千六百萬年前有一個巨大的流星落擊到墨西哥灣而引起巨大海嘯並使全球蒙罩在深厚的沙塵之中達多年之久。由於多年不見天日使得許多動植物都因而死亡，恐龍是其中最顯著的一種。那個事件科學界稱之為 K-Pg 滅種事件 ( K-Pg extinction event)。由於恐龍的滅種使得其他生物，尤其是哺乳類得以繁殖而有以後靈長類及人類的產生。恐龍的滅種不免令人思考到恐龍是否大而不當以致無法適應那巨大流星衝擊地球所引起的環境變化。
恐龍是否大而不當而滅種，而大國是否會同恐龍一樣在環境變化迅速的未來因難以適應而垮台。這種想法對小國家的台灣人來說聽起來順耳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雖然有人闡述台灣不論在人口，經濟能力及科技的發展上都不是小國而應屬中級強國 (middle power) 。這種論述有其事實及正確性。以台灣的種種指標之於世界各國的排名來看，台灣應屬中級強國而非小國。如要說台灣是中國，我想也只有這種說法才可通。但事實是台灣的每一個鄰國的土地及人口都比台灣要來的大。從日本，南韓，中國，越南及中南半島上的所有國家及菲律律賓，每一個國家的領土都比台灣來的大，而人口除柬埔塞及寮國外也都比台灣多。而台灣尤其因有那個巨大的惡鄰在旁邊，更使得台灣人覺得我們的弱小。
論述台灣是個中級強國或小國在歷史的行進上看來可能意義不大。說台灣是個小國家，雖然其人口與澳洲一樣，也無不可。小國有小國的好處。有關小國的好處論述也很多，不外乎治理較容易，較有效率，人口同質性較高，運輸及溝通容易等等。一般的調查也顯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民都是小國的人民。以2013 年的 世界快樂指數 (World Happiness Report ) 來看，前幾名是丹麥，挪威，瑞典，瑞士，紐西蘭，加拿大。大都是小國。這些國家都重視環保，教育，醫療人權，性平等，子女的扶養及社區生活等等。以最快樂的國家丹麥而言，她也曾是北歐的霸權而參與無數的戰役，但這些都於1849 年6月5 日丹麥訂立君主立憲後成為歷史。丹麥從此走中立國的路線而不眷念她的帝國歷史。丹麥女性 (1915) 比美國女性 (1920) 更早能投票。除了健保及教育的保障外，丹麥父母有一年的產假。質料顯示哥本哈根有一半以上的人用腳踏車通勤。丹麥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從事社會公益活動。這些無給的公益活動據估計占丹麥 GDP 的百分之9.6。
除了最快樂的人民大都居住於小國外，許多優良的產品也都是小國家建立的。較有名的如瑞士的鐘錶業，比利時的鑽石業，荷蘭的鮮花市場，瑞典的傢俱業及科技業等等。美國是諾貝爾獎拿最多的國家，但諾貝爾獎的設立及管理是挪威與瑞典共同治理的。
台灣如果好好治理的話當然也可能成為一個快樂的小國家。但不幸的是台灣有個不讓你能安居樂業的惡鄰在旁一直對你叫囂。這種情景難免令人想起聖經所描寫的三千年前以色列的牧羊人大衛 ( David ) 與腓力斯 ( Philistine ) 的巨人歌利亞 (Goliath ) 的對決。故事的大意是當時腓力斯要攻打以色列，兩軍各據山頭在峽谷對峙而處於易守難攻的狀況。腓力斯人於是派出他們的巨人歌利亞每天出來叫囂，以色列人只有戰戰兢兢動都不敢動的份。此時一個以色列的牧羊小孩大衛要聲討不信耶和華的腓力斯人便自告奮勇要挑戰歌利亞，而以彈弓將石頭擊中歌利亞的額頭。歌利亞倒下後大衛抽出歌利亞的劍而將歌利亞斬首。腓力斯軍於是潰敗而逃。一般人都將這個故事解釋為小人物靠僥倖或機遇打敗強敵的振奮人心的故事。但據《David and Goliath –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一書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 的分析，歌利亞可能患有肢端肥大症 ( Acromegaly)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巨人症。身體巨大而令人生畏但健康問題重重，實質是虛弱的很。歌利亞想用盔甲與劍決鬥但大衛選擇他熟悉的彈弓。據目前以色列的彈道專家研究顯示彈弓的速度比最快的棒球投手之速度都要來得快。再加上精準度其殺傷力相當驚人。也就是說大衛與歌利亞的對決表面看起來令人意外，但你若了解 (1) 歌利亞有病而只是個空心大老倌 (2) 彈弓武器的厲害 (3) 大衛選擇自己的戰法而非對方指定的 (4) 大衛有信仰支持，則結局就不會意外。這個故事對台灣人的啟示是台灣人要好好的治理自己的國家，了解自己的長處與優點而選擇自己的戰場，並應了解區域政治及歷史運作建立自信。則台灣將會是一個現代社會中擊敗歌利亞的大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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