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發生後，憤怒的海外台灣人團體決定要有所行動。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 ( 說是代表美麗島雜誌社 )，陳婉真 ( 潮流雜誌社代表人 )，與台獨聯盟及相關的台獨團體成立了｢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誓言要將國民黨從地球上消失。當時沒參加這個陣線的是左翼的《台灣時代》，原因是台獨聯盟沒有辦法接受《台灣時代》所提出的兩個綱領以做為合作的條件。第一是反帝 ( 反對美國帝國主義 ) 綱領，第二是台灣民族解放綱領。右翼的團體之不能接受反帝之說情有可原，但不能接受台灣民族主義則出乎《台灣時代》意料之外。也因此在那個事件之後，以左翼為主的團體展開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熱烈論戰。台灣民族主義理應是右翼台獨聯盟的主力但卻由左翼去推動也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 台灣民族主義最早是由台灣共產黨提出的。

台灣民族主義源於台灣民族意識。但台灣民族意識是甚麼時候開始產生的呢？若我們看清朝的台灣，除了顯示官民對抗與滿漢對峙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外，最明顯的社會對抗及動亂源於分類械鬥。械鬥的種類有原漢衝突，閩粵械鬥，漳泉械鬥及頂下郊併等等。械鬥源於地盤的爭奪及經濟利益的衝突。其群聚則沿著語言，信仰，地緣關係來發展。說起來是族群的對抗而非民族意識。順便一提的是械鬥不是台灣的特有現象，中國直至20世紀初都有，但其群聚及對抗則以宗族為主。台灣的械鬥在日本人治台後消失了。理由除了治安的改善及現代思想的引入外，更大的原因應是一個異族的政府統治凝聚了台灣意識的產生。日治時期｢台灣人｣及｢台灣話｣這兩個名詞開始出現了。1920年留日的台灣青年成立了｢東京台灣青年會｣而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主張。一個基於台灣意識的台灣自治理念也產生了。當時愛爾蘭的自治及獨立運動 (Home Rule) 及隨後的獨立 (1922年) 對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也有很大的鼓舞。但我們若審察當年的台灣社會政治團體如台灣文化協會 (1921年4月成立) 及台灣民眾黨 (7/10/1927 – 2/18/1931)， 則我們會發現在民族認同上仍有很大的混淆。許多人未必是｢祖國派｣，但在言行之中卻混有一些模糊的｢漢民族｣觀念。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已有一些零星的團體呼籲要台灣獨立。但他們的民族立場及明確主張如何不得而知。1928年4月15日於上海法國租借地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 正式名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 提出了包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民族獨立及建設台灣共和國在內的13 條黨綱。台灣民族獨立一詞首次登上文獻。

當時的台共如何界定｢台灣民族｣我們不是很清楚。但在當時的民族認同尚未很清楚的台灣社會能提出台灣民族獨立的主張是相當先進的。日治時的台灣，官方的認同是日本人，民間則有客家人，福佬人 (漳州人及泉州人)，平埔族，高山族，及概括的台灣人的不同認同。除此之外尚有少數居住於台灣的華僑。說起來當時的台灣社會於經濟及社會文化的結構上雖然單純，但在族裔的合成上已顯得有些複雜。

戰前的台灣社會於民族認同上可能有些混淆，但這在戰後國民黨來台後完全改觀了。國民黨的據台及隨後發生的228事變使台灣人了解了中國人原來是｢非我族類｣。這影響到了原來的許多祖國派入士如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兩個皆為當時少數的留美博士而於戰前皆曾去過中國並居住於中國，而於228事變之前皆為祖國派人士。228事變後廖文毅鼓吹台灣獨立運動而廖文奎則闡述台灣民族主義。祖國派都變成了獨立派，那更不用提原來意識不清或本土意識很強的人了。

四十多年前一個台獨的理論大老到奧克拉荷馬州訪問，三個客家人去迎接他。這群客家人問他台灣獨立後的｢國語｣是甚麼，這位台獨理論大老說台灣話將成為｢國語｣。雖然失望但這些客家人仍認為這位台獨理論大老是個人才。由於械鬥的歷史及當年的白色恐怖使一般人對說不同語言的人多少存有戒心，也因此早期有人將台獨運動看成為福佬沙文主義，是有這個原因的。但在三十多年前的台灣民族主義論戰及論述中，台灣民族已很清楚的被界定為原住民，福佬，客家及大陸人四大族群的平等共存了。台灣民族的獨立建國訴求自然是要獨立於中國之外，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若我們以歐洲的民族國家運動來看，民族主義有兩個主要的成分：對內要整合、團結 (unity)，對外要擺脫外力的控制而獨立 (independence)。台灣民族的獨立建國自然會包刮這兩個成分。台灣民族需要透過內部的整合與團結來達成獨立建國的目標。但在外籍新娘占台灣新婚新娘百分之二十的今天，加上為數不小的外勞及外籍人士可能會永久居住台灣而成為新一輩的台灣人，四大族群之說已有點不合時宜。台灣民族要強調的是各個族群族裔的平等共存。台灣歷史雖充滿了各族群的對立與對抗，但由於台灣充分現代化的程度也使得台灣社會的同質性相當高，整合及團結不會是個大問題。有如少數民族及過去被壓迫的女性於社會上爭取到權益後會成為社會上獨立自主的一分子，一個漸趨成熟的台灣民族獨立運動也會要求爭取台灣民族的主權獨立而於國際社會上享有獨立自主平等的地位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話仙, 台灣共產黨, 台灣呼聲, 台灣時代, 台灣民族, 台獨聯盟, 李堅, 三姓械鬥 | Leave a comment »

當歐洲的勢力開始侵入亞洲時，中國尚在明朝的統治下。其後他們見證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 由漢人的明朝轉成滿人的清朝。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勢力加強侵略性而採取以軍逼商的局面。清廷無力招架而一些變革及革命的呼聲也此起彼落。清廷的倒台原因很多，但有一點可確認的是當時的中國 ( 即使是今日 ) 並沒經過現代化與啟蒙運動，也因此問題重重。到底一個帝制的倒台並不等於一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說與清廷的倒台沒有直接關係，但孫文 (11/12/1866 – 3/12/1925) 無疑是其後的重要人物，而也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主要倡議人。我們可由介紹孫文開始。

孫文於1894年於檀香山，次年於香港成立興中會，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明顯的是一個漢族反滿族的種族主義。1900年八國聯軍清廷敗北後，他上書李鴻章籌畫南方諸省獨立。李鴻章答應他的建議，但幫助孫文的日本朋友告訴他說那是清廷的陷阱。1904年赴美被疑用假護照遭美國移民局拘留後由友人保釋。1905年赴日聯合不同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綱領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907年日本受清廷壓力要孫文離日，但給孫文6000元做為｢遣散費｣。除此之外日本友人證券商鈴木久五郎也給他一萬元。孫文留2000元做為｢民報｣的辦理經費，其餘收為己有。由於金錢的處理事前沒經過盟員的討論，此事引起同盟會的分裂。當清廷於1911年要國有化鐵路時引起各省的反抗。武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革命成功，引起各省響應。當時人在丹佛 (Denver, Colorado) 朋友餐館打工的孫文說｢武昌之攻, 乃成於意外｣。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的孫文因其國外的經驗與關係以16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由於他缺乏社會與政治的基礎其後自然敗於袁世凱。1913年8月孫文經過台灣往日成立中華革命黨。1916年5月1 日回到上海住於租借地。1919年10月成立中國國民黨。1924年在蘇聯的指導下建立黃埔軍校，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4年開始為了建立較完整的意識形態而開始16場的演講，稱之為｢三民主義｣，其中六場是民族主義。也因此一般人將孫文之提倡民族主義而視他為｢中華民族主義｣理論的建構人。

｢中華民族｣一詞最早使用的人是梁啟超 (2/23/1873 – 1/19/1929)。梁啟超於1902年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先將本已有的中華一詞與現代的民族一詞合併而成｢中華民族｣一詞，說來是個併裝車，並不據實質的意義。其後章太炎與楊度都曾使用這個名詞。楊度且於1907年提出漢滿蒙回藏共同建國的主張。孫文於1905年發表的同盟會宣言中雖已提出三大主義，但三民主義的具體成形是1924年以後的事。孫文於清廷倒台前後都沒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他本對五族共和一說沒甚麼意見，不但沒有反對還加以提倡。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所採用的五色旗即代表五族共和。今日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國民黨於1924年6月23 日才決定採用的。孫文晚年反對五族共和之說，他於1924年1月27日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的是國族主義。孫文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文雖知有西藏人，突厥人 (回族)，滿人及蒙古人的存在，但他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文要的是一個融合的民族而不是共和。但在台灣我們所知的｢中華民族｣的定義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這也反應在中國的五星旗上。但中共到底是個共產政權，其對民族的定義源自於馬列主義。中共的說法是中國有56個民族 (包括高山族)。五族共和也罷，國族也罷，56個民族也罷，說穿了就是為了保有清朝留下來的疆域。
論及語言的複雜中國與歐洲其實是頗類似的。在歐洲，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拼音方式。也有兩大拼音系統：拉丁文與斯拉夫族的西里爾 ( Cyrillic )。歐洲固然有羅馬帝國時的大帝國，但於其後皆應循不同的王國，語言，文化及歷史而於18世紀後紛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中國理應同歐洲一樣分裂成許多獨立國家。之所以能維持在一起除了語文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中國境內的漢語系雖語言不同但皆書同文，易於溝通。藏人則有自己的書寫文字 (源於梵文)，蒙古人目前採用Cyrillic 拼字。除了書同文外中國人雖然彼此不信任，不時對抗，互相討厭，固然有疆域的考慮但能夠維持在一起說來是一個毒素文化的作用 —- 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源於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春秋｢公羊傳｣也提大一統之說。尊儒罷百家的漢代董仲舒也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尊儒罷百家的董仲舒也罷，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也罷，要的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中國人不是不知春秋 (770-476 BC) 戰國時代 (475-221 BC) 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秦朝的統一 (221-207 BC)及其後 建立的朝代都使思想的黃金時代不再而成停滯的現象。但中國人樂｢大一統｣思想不疲。寧要大一統不要民主自由。不願去面對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並無法阻止分裂的傾向，而且人民不快樂，社會及政治問題難以解決，也扼殺了民間的創造力與活力。大一統思想反應在民族問題上則是｢中華民族｣這個怪論奇想。說來不只是個併裝車，還是個很有靈驗的靈紙車。膜拜的人唸唸有詞的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大一統, 孫文, 三民主義, 中華民族主義, 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 Leave a comment »

地理的變化一般是以百萬年為單位來看待的，但歷史的變化卻是以年為單位，甚至以日為單位的。若我們看十七或十八世紀的歐洲版圖，我們目前所知的德國與義大利都不存在，而當年雄霸歐洲的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都已消失。歐洲的歷史版圖在法國革命 (1789-1799) 後產生急速的變化。而動力主要來自於民族主義的覺醒與發揚。

法國革命對歐洲及全世界的影響都是相當深遠的。法國革命後法國的帝制被廢除了，公民的觀念開始出現了，原來代表貴族及教士的議會也變成為代表一般人民的議會，國歌及國旗取代了君主的標幟，度量衡統一了，國內的關稅廢除了，烈士被紀念崇拜了，而統一的中央政府也建立了。這整個建國過程大約進行了一百年才完成。而這過程也不是很順利的。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08/15/1769 – 05/05/1821) 於1804-1815年復辟，自封為皇帝。但拿破崙也於1804年公布了一個簡單明瞭的拿破崙法典 (Civil Code, 或稱Napoleonic Code)，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廢除天生具來的特權。隨著法國革命的思想之傳播及拿破崙的東征西討，這個自由、民主、共和及民族主義的理念也隨著拿破崙的軍隊散佈歐洲各地而引起廣大的迴響，喚醒了各地的民族意識。也因此歐洲於十九世紀到處都有革命。由1820年代，1830年代到最大的1848年的革命，可說遍地開花。但這些革命都失敗了。期望過高及準備不足是主因，也可說當時的社會條件尚未成熟。但於1871年德國及義大利統一獨立了。這兩個國家的統一及獨立，尤其是德國的統一，對日後的歐洲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東歐的民族主義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從而造成東歐歷史版圖的大變動。

義大利在統一之前是屬於各個王國分治及隸屬法國與奧地利控制的局面。歷史學者一般認為近代義大利的獨立運動始於1815年而到1871年才完成。中間大致經過了三場獨立戰爭：1848-1849，1859，1866。在義大利，義大利的統一及獨立被稱為Risorgimento ( Resurgence, 復興 )，而其靈魂人物可說是被稱為義大利心聲 (The Beating Heart of Italy) 的Giuseppe Mazzini (6/22/1805 – 3/10/1872)。1827年Mazzini參加了一個祕密結社，事發後於1831年流亡在外。Mazzini長年流亡而住過瑞士，法國及英國，而與許多義大利及各國的流亡人事都有來往。1831年他成立了義大利青年 (La Giovine Italia)，追求義大利的統一獨立與自由共和 (One, Independent, Free Republic)。這種思想也激發了日耳曼青年，波蘭青年及瑞士青年的成立，而都在一個大旗幟歐洲青年 (Giovine Europa) 之下。Mazzini可說是目前歐盟思想的先驅。除了Mazzini外Camillo Cavour (8/10/1810 – 6/6/1861) 則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原本是Piedmont-Sardinia王國的首相，靠其能力成功的運作成為後來五倍大的義大利王國的首相。

義大利人可以用羅馬的光榮歷史做號召，但在拿破崙侵歐之前日耳曼人並沒有甚麼民族或國家的觀念。文人如Johann G. Herder (8/25/1744 – 12/18/1803) 則為文推動人民 ( Volk ) 及各人民文化的特殊性 ( Volkgeist ) 的觀念。但將德國推向歐洲舞台的則為普魯士的鐵血宰相 ( Blood and Iron Chancellor ) 稗斯麥 ( Otto von Bismarck, 4/1/1815 – 7/30/1898 )。1862年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任命稗斯麥為首席部長 ( Minister President )，給予重任。稗斯麥發動三場短而有決定性的戰爭。他以對外戰爭來凝聚內力以統一德國。他首先打丹麥，其次打奧地利，最後打法國。1871年的普法戰爭得勝後，稗斯麥與各日耳曼的王公於1871年1月1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鏡宮宣布擁護威廉一世為德國帝國的皇帝。稗斯麥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因為威廉一世的重用使他能夠放心行事。但其強硬的作風難免招忌。在威廉二世上任後的第二年 (1890)，他解除了稗斯麥的首相職位。由於稗斯麥的統一及建立德國帝國，使他成為日耳曼民族主義的英雄。但也由於他利用對外戰爭來達到統一的目的，也使得德國的民族主義於起步時便沾上了排外 (exclusive) 的味道。相對之下義大利的民族主義則強調內聚包容 (inclusive)。除此之外，當時德國的一個學者及議員Heinrich von Treitschke ( 9/15/1834 – 4/28/1896 ) 也呈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其著作多少成為日後納粹德國的藍本。

除了義大利及德國的統一及獨立改變了歐洲的版圖外，東歐的斯拉夫族也於1848年的革命後受到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激發而急於擺脫外力的控制：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在這同時，沙俄也於此以斯拉夫族老大的姿態介入巴爾幹半島的政治。進入二十世紀後巴爾幹半島也就成為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火藥庫而引爆了日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稗斯麥, 義大利的統一獨立, 德國的統一獨立, 拿破崙 | Leave a comment »

其貌不揚的愛爾蘭文豪蕭伯納 ( George Bernard Shaw, 7/26/1856 – 11/2/1950 ) 據傳在一場宴會中對一名社交名媛說只要價格合理你可以買通任何人。這名名媛表示不同意他的說法所以蕭伯納說：如果我給你一百萬英鎊妳會與我共度春宵嗎？這名名媛說她會考慮，如果是一百萬英鎊她會同意。蕭伯納接著說那我若給妳十先令你會與我上床嗎？這個名媛不高興了，她說你把我看成甚麼，一個妓女嗎？蕭伯納說我們已把妳定位好了，我們現在只是在討價還價而已。

這場對話有沒有發生難以證實，也有人用邱吉爾，羅素或馬克吐溫取代蕭伯納的角色去陳述這個幽默及諷刺。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已不重要，但這軼事卻留給人深思及討論的空間。雖說是牽涉到娼妓的定義，但也觸及到了金錢在人類社會行為中的角色。
金錢當然是無法買通每個人或解決一切問題的。就以台灣民族的社會政治運動來看，若金錢能買通一切的話則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烈士了。許多人為了台灣獨立的理念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自由，與生命。但就另一方面來說，金錢確也買通了許多人。這些人與國民黨及中國互通款曲，他們有如歌德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8/28/1749 – 3/22/1832 ) 的名劇浮士德 ( Faust ) 中的主角浮士德一樣與魔鬼做交易：魔鬼會幫助浮士德在他的生時成就他的一切願望，浮士德則會於死後在地獄中作魔鬼的侍從。與浮士德不同的是這批出賣自己靈魂的人未必能從國民黨或中國得到他們所要的，但他們卻已在台灣社會中被視為魔鬼的侍從了。

若我們看金錢與｢中華民族｣的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關係，那可是唇齒相依的。了解中華文化光輝燦爛歷史的人就會了解行賄在官場及民間的角色，那是｢你辦事我放心｣的潤滑劑。大官小官無官不貪。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無。而每個關節也都有出納員，層層把關。賄賂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其送往迎來已發達成一種高度的藝術，不是行家還真看不出所以然來。賄賂可說已在中華文化的DNA裏，若非打破這個帝國重新投胎，還真難以根除。遠的不提，我們就只看國民黨的歷史罷。從孫文的財務不清到蔣介石的倚靠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上海青幫，更不用提那惡名昭彰的宋氏王朝了。金錢與暴力是國民黨 ( 及共產黨 ) 的一貫治國原則。若沒有許多追求理想，不畏淫威，不為名利所收買的台灣民族民主鬥士的話，台灣的民主能有今天的成就嗎？但只要中國國民黨存在一天，其用金錢與暴力統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DNA到底是不能改變的。

DNA雖然不能改變但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做一些變裝及改觀。有如一些愛著異性服裝的人 ( transvestite ) 或認為自己是異性而甚至想動手術以變成異性的人 ( transsexual )，他們改變外觀後還真可以瞞過許多人。國民黨之敗於共產黨，其泛濫的貪污腐敗及無能是主因。國民黨來台後還真的痛定思痛的做了一些它在中國時期不願做的改革。但國民黨畢竟是一個外來的封建中華政權，它與一個已走上現代化的台灣民族社會是格格不入的。誠如一個國民黨高官於七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中所說的：國民黨於過去八年的讓步比過去六十年的讓步都還要來的多，台灣人為甚麼不能滿足？台灣人之所以不能滿足國民黨的改革步調與讓步就如同一個已經住過第一世界的人如何能滿足第三世界的居住情況呢？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後，看來蔣介石的｢離此一步即無死所｣之說快要兌現了。在那種背景下這個｢革命民主政黨｣又開始大包裝了。把一群｢霸惡傲奢搶｣又沒靈魂的馬政權核心人物都包裝成｢溫良恭儉讓｣及清廉的形象。不但如此他們還動員媒體及國民黨控制下的司法將民進黨抹黑為貪腐政黨。｢改觀包裝｣及｢打人的喊救命｣這兩招果然有效，馬集團於2008年及2012年都勝選。而在同時民進黨也被貼上貪腐政黨的標誌而竟然不會辯解。

但國民黨的DNA到底決定了她的行為與本質。娼妓本質的國民黨想要裝扮成貴婦與良家婦女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同與蕭伯納對話的貴婦般隨時會露出馬腳，馬政權執政以來貪腐案件不斷的爆發。到底是八年沒有執政了，沒有吃錢的機會，饑渴的很。一件又一件的貪腐案件爆發顯示吃相越來越難看，行徑也越來越大膽。看來不如將｢革命民主政黨｣改名為｢貪腐政黨｣要來的貼切些。

但國民黨可是有崇高的理想的，她可是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下來的名門貴婦。將來還得立貞節牌坊來表彰她。我們當然樂於成全中國國民黨的遺願本質 –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我們得先成全中國國民黨，再為她立個｢霸惡傲奢搶｣為額的貞節牌坊。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國民黨, 浮士德, 中華行賄文化, 溫良恭儉讓 | Leave a comment »

約二十年前於美國居住多年後第一次回台灣，看到滿街的流浪狗及一些家犬無精打采的樣子委實令人傷心。看到一些鄰居的狗被鐵鍊套著而神情落寞的樣子但若想逗牠玩時，這些狗也只頂多搖個尾巴但提不起精神。這使我想起了大學時的一次動物實驗。實驗的狗大都是被抓來的流浪狗。當我們把我們要做實驗的那隻狗拿到操場散步時，牠步履闌珊，神情寞落，表情是一付絕望。當我們注射藥劑｢處死｣牠以做實驗時，牠一點反應也沒有，逆來順受。那是一隻絕望，重度憂鬱的狗。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那隻狗的影像一直存在我的腦海裏。台灣雖不像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國家那般的吃狗肉，但對待狗及其他動物的態度大不如西方社會。在我們做狗實驗的那段時日，美國海軍於台灣也設有醫學實驗及動物實驗室。每年他們都會依台灣的宗教習俗舉行動物公祭。在美國居住多年發現這邊的狗活潑高興，逢人便跳躍玩耍。真反應了美國人與美國文化。台灣狗與美國狗竟然有這麼大的差別。是文化始然嗎？我們無妨來看一些用狗做實驗所導致的一些發現。狗不但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也可提供我們許多教材。

1904年諾貝爾獎的得主巴甫洛夫 (Ivan Pavlov, 09/26/1849 – 02/27/1936) 是條件反射的發現者。巴甫洛夫研究狗的消化系統。他發現唾液的分泌是應運食物的咀嚼而產生的，但也可因一些非食物的刺激而來。巴甫洛夫發現狗會於餵食者的出現或餵食前的鈴聲響起時便開始分泌唾液，食物之存在與否並沒直接關係。這也就是條件反射。

1967年，美國的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 (8/12/1942 – ) 與Steve Maier用三組狗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第一組狗沒有甚麼特別的處置。第二組狗給與電擊，但狗可學會按控桿去停止這個電擊。第三組狗也給與電擊，但不論他按控桿或做任何動作都無法停止這不定期產生的電擊。過了一段時間後第三組狗呈現臨床憂鬱症 (clinical depression) 的症狀而逆來順受，不再掙扎反抗。在實驗停止一段時間後，第一組狗與第二組狗都恢復正常但第三組狗遲遲不能恢復正常。即時給予逃脫的機會，第三組狗也不會逃而對一切絕望。Seligman與Maier稱這個現象為learned helplessness, 也就是說是境遇所造成的無助感，而認為與有些人的憂鬱症有關。當有些人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情況時，學會逆來順受而不反抗，成為無助 (helplessness) 或憂鬱的現象。

條件反射也好，或learned helplessness也好，雖說是狗實驗的結果，但這種現象都存在於人類社會。不只是個體，在群體上我們也都可看出條件反射與learned helplessness的痕跡。Learned helplessness說簡單些就是失敗主義。獨裁暴政下的境遇容易使人產生無力感與無助感而成為失敗主義者。在社會政治運動裏人們不但要去面對舊體制及其支持者的條件反射性的反擊，也常要面對同陣營裏的失敗主義者的消極心態：無效啦。失敗主義不只對一個社會政治運動有傷害，對戰爭的傷害也是很大的。法國革命推翻封建政體建立共和後，歐洲各君主政體懼怕共和而紛紛成立一個又一個的聯盟 (Coalition) 以對抗法國。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於1805年12月2日於Austerlitz打敗了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 (Third Coalition, 英國，俄國與奧地利)。針對這場戰役，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9/9/1828 – 11/20/1920)在其巨作｢戰爭與和平｣中寫道：決心要打贏的人決定了戰役的勝負。我們為什麼在Austerlitz那一戰中被打敗了？我們的死傷與法國相當，但我們一開始就認為會輸，我們也就輸了。失敗主義者也差點讓希特勒統治全歐洲。當希特勒崛起時一開始是所向無敵。當時的英國瀰漫著一股悲觀的氣息而急於與希特勒妥協。寫羅斯福與邱吉爾傳的John Meacham (5/20/1969 – ) 認為邱吉爾走出失敗主義的陰影而成為對抗納粹德國的領導人是他於1940年那年的最大成就。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道路上是充滿了失敗主義。洗腦所造成的條件反射我們可以用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一一解套。但失敗主義常常是根深蒂固而得靠歷史還原及文化建構來慢慢完成的。早期我們聽到很多人說台獨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路，台獨是共匪的同路人，台獨是數典忘祖的種種說法而使許多台獨陣營裏的人也產生了信心上的問題。雖然繼續推動台獨運動但卻也充滿著失敗主義的氣息。台灣解嚴民主化後，整個台獨運動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歩。但隨著國民黨的引狼 (中共) 入室及中國的崛起，綠營的領導人卻也看不出邁力向前走的決心而顯的舉棋不定。台灣的綠營是需要像邱吉爾那樣能夠走出失敗主義陰影的人。而在情勢急遽變化中，這個｢邱吉爾｣也不見得會是由現成的政黨中產生的。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 巴甫洛夫, 條件反射 | Leave a comment »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Swat地區是回教恐怖組織Taliban 的天下。為了報導該地區的生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希望能有一個小女孩以假名的方式在BBC的部落格上報導Taliban控制下的女子教育情況。由於太危險因此沒人願意做這事，最後由一個學校的老師Ziauddin Yousafzai推薦他當時12 歲的女兒Malala Yousafzai (7/12/1997生) 寫部落格。其後紐約時報與其他國際媒體跟進作了報導而使Malala一夕成名，但卻也引來了殺機。2012年10月9 日Malala被Taliban公開刺殺但沒死。暗殺沒死更使Malala成為國際上提倡第三世界女子教育的明星而於2013年 (16歲) 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沒成功。今年 (2014) 再度被提名。

在保守的回教世界女性沒有地位而連接受基本教育也多所限制，很多是連求學都不可得。2014年4月14 日，奈及利亞東北部回教地區的Boko Haram ( 意為反對西方教育 ) 恐怖組織反對女子教育而綁架了270名女學生，揚言要將她們賣為奴隸。反對女子受現代教育的姿態明顯。

我們也許會納悶為甚麼這些回教狂熱分子這麼反對女子接受教育及一般的現代教育呢？回教世界也許遠在天邊，但我們無妨來看看傳統漢文化對女子教育及現代教育的態度。看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

｢女子無才便是德｣源於【隋唐演義】，全聯是｢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有些人會為原來的涵義做辯護，但在約定成俗下，其歧視女性的意義很明顯。傳統漢文化下女子是不能接受教育的。更別提那壓抑女性的纏足之劣習了。漢文化壓抑女性的傳統是很明顯的。

台灣原本是一個南島語系的社會。因為沒有文字的傳統談不上有甚麼教育可言。若我們以東南亞及太平洋的南島語系社會來看，據人類學學者的研究，南島語系的兩性關係是相當平等的。台灣在漢文化侵入後，這個現象開始改觀了。封建文化來了，孔子的那套禮教開始強壓於人民之上。男女開始不平等了，而當然纏足也來了。這種現象維持了兩百多年直至日本治台。纏足廢除了，而女子也開始接受現代教育了。經過了五十年的現代教育後，國民黨來了。他們指控日本的教育為奴化教育，但國民黨下的教育又是甚麼呢？

要看國民黨下的教育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西方的教育。到底我們所了解的現代教育與義務教育都是源於西方社會的。

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地以來就重視分析的能力及人類潛能的發揮。歐洲雖然經過黑暗時代 ( 六世紀到13 世紀 )，但在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及工業革命後，義務教育開始普及。而教育也不再只是為了消滅文盲而已，也積極的重視學生的啟發。教育不再只是教學生要做甚麼或要想甚麼，而是如何去做，如何去分析，如何去思考。但教育也有它的黑暗面，獨裁者自然會發現教育是洗腦的最佳工具。這也是Noam Chomsky所認為的兩種教育。第一種是啟蒙 (enlightenment)，第二種是洗腦 (indoctrination)。

1895年日人治台前的台灣教育與中國的教育都是私塾，地主及有錢人的子弟才能上學。而所讀的不是甚麼科學而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及四書五經等等。下焉者學識字，上焉者莫不想參加科舉以光宗耀祖。科舉產生了不論門第的士大夫階層。與歐洲的世襲貴族制度比起來可說是進步了些。但科舉的目的不外當官。讀過｢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及一些章回小說的人當會了解其貪污邪惡的醜陋面。看國民黨當今的貪腐文化，你會覺得自古皆然，深具文化傳統，不是甚麼新鮮事。

台灣於1895年開始推行義務教育，戰前的識字率已達百分之八十。清廷倒台後，孫文於中國也提倡要推行義務教育。但以戰前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情況來看，在當時顯然不普及。國民黨來台後台灣的教育體系已相當完整，有如一部車子只待駕駛 ( 政府 ) 如何開車而已。但一個封建設會出來的政體自然不會開一部現代的車子。不但亂撞人，還撞死人，而車子的維修也不會。會的就是開倒車，回向封建社會。

馬政權執政以來大推中華封建文化及統一思想。近來以統派人士王曉波，張亞中，謝大寧及朱雲鵬等人所推動的高中｢史記版｣之所謂｢課綱微調｣只不過印證了馬政權封建統一意識型態治國的面目罷了。在一個封建政權的眼裏，教育當然不是用來做啟蒙用的，而是洗腦用的。用封建統一的文化來｢洗｣岀順民。國民黨可以大呼台灣人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忽略掉日治時期的教育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在指責別人是奴化教育的同時其實是在為自己定位。要了解國民黨必須要會逆向思考。在此又是一例。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統派, 課綱微調, 台灣教育, 史記版, 啟蒙教育, 女子無才便是德, 洗腦教育, 中華封建文化 | Leave a comment »

幾年前到明尼蘇達州的雙城 ( Twin Cities, Minneapolis – St. Paul) 一遊。抽空去參觀當年的鐵路業鉅子James J. Hill (09/16/1838 – 05/29/1916) 的故宅，目前已是歷史古蹟的James J. Hill House。可惜當天是休館日。管理人員只讓我參觀前廳，並放了一段介紹James J. Hill 的影片。James J Hill House 有三萬六千平方英呎 (一千坪)，當年 (1891) 的造價是九十三萬美元。房子是豪宅不錯，但沒有那種庭深門禁的感覺，沒有圍牆與鐵門。走路就可走到鄰近壯觀美麗的 St. Paul Cathedral。

James Hill當年屬於一個設於喬治亞州的富豪俱樂部 Jekyll Club。會員還有當時的鉅富如 John P. Morgan, William K. Vanderbilt, William Rockefeller。他們這些人都是美國內戰 (4/12/1861 – 5/10/1865 ) 結束後工業急速發戰時期的工業鉅子。James Hill雖屬一方之霸，但終究是中小咖而已，大咖大都在東部，如卡內基 ( Andrew Carnegie, 11/25/1835 – 8/11/1919)， Henry Clay Frick (12/19/1849 – 12/2/1919)， 洛克斐勒家族及J.P. Morgan (4/17/1837 – 3/31/1913)。這些人有些出生窮苦，但有些是家裏本已有些錢。Morgan 是金融業的，但其他人大部分都發跡於交通 ( 鐵路的興建 )，工業化 ( 鋼鐵廠及其他的工廠 ) 及內線的炒作與剝削。 雖說有不少是殷實的工業鉅子，但很多人的發跡過程並不是很乾淨，也因此這群人被稱為強盜巨亨 ( Robber Barons )，可說是奸商惡賈。不過James Hill並沒被歸納為強盜巨亨。在這些強盜巨亨中值得一提的是卡內基與Henry C. Frick。

卡內基出生於蘇格蘭的窮苦家庭，13歲那年 ( 1848 ) 隨父母移民來美。卡內基年輕時曾當過電報員，其後透過內線交易及私相授受的手法投資於石油，鐵路。最後於匹茲堡建立鋼鐵廠而大發利市。1901年以四億八千萬美元 (今日的一百三十六億元) 的天價賣給 J.P. Morgan 而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卡內基於1889年寫了｢財富福音｣一書 ( The Gospel of Wealth, 一說為Savage Wealth )。卡內基認為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富人必須造福社會。他於晚年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與和平的工作。但當他的Homestead ( 位於賓州 ) 的鋼鐵廠於1892年發生嚴重的罷工時，他遠走蘇格蘭而將罷工的處理交給與他有很不良合作關係的Henry Frick 去負責。除此之外，他所屬的富豪俱樂部South Fork Fishing and Hunting Club之缺乏水土保持也多少造成了1889年的土水壩潰堤而造成下游的Johnstown 的淹沒，2209人喪生。

Henry Clay Frick 與卡內基是事業夥伴，共同經營鋼鐵廠。但兩個人的關係惡劣而在卡內基死前二十年都不互相來往。Frick 對待工會態度強硬，拒絕與罷工的工人溝通。他請私人保全公司 Pinkerton 介入但不成功。工人的暴動最後是賓州的民兵介入才平息的。Frick 被當時的人認為是最招人怨的人 ( the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Frick 是一個熱心的藝術收藏家，他所收藏的歐洲藝術品及繪畫被公認為是相當優秀的。目前存藏於紐約的The Frick Collection 及匹茲堡的 The Frick Pittsburgh。卡內基於臨死前派人向 Frick 求和，希望弭平舊恨。但 Frick 馬上拒絕並說我們兩個都會下地獄，地獄再見 (Tell him I’ll see him in Hell, where we both are going)。

這些強盜巨亨雖說是奸商但卻也立下回饋及造福社會的典範。財產雖也傳給後代，但並不占大宗。這種富人應造福社會的傳統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目前美國的一些鉅富。比爾蓋茲 (Bill Gates, 10/28/1955 生) 指出他受卡內基與洛克斐洛的影響，他與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 08/30/1930 生 ) 同意捐出他們的一半家產做慈善事業。為了推銷富人應造福社會的理念，比爾蓋茲與巴菲特於2010年9月到中國並邀請中國的五十名首富聚餐，鼓勵他們多捐財產以造福社會。但很多人婉拒邀請。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及美國的富比士雜誌 (Forbes) 的報導，那行的反應不佳。中國人沒有造福社會與慈善的觀念。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每年發表的 World Giving Index (世界贈與指數) 顯示，2013年在調查的135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33，台灣排第52 (尚有待努力)，美國排第一。

漢文化沒有公家的觀念。漢文化講的是家庭，父傳子，子傳孫。但將財富傳給子孫並沒有辦法去保障子孫所生存的社會是好是壞，也沒有辦法去保障財富的永存。台灣人早說過｢富不過三代｣。相對之下，造福社會則會保障下一代 (包括自己的子孫) 都會生存於一個合理合情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推廣，公民社會的進行，公眾事務的參與，文化藝術的提升，及濟貧與弭平貧富差距都是造福社會及保障下一代的方法。

李堅

Filed under: Culture, Politics | Tagged: 卡內基, 台灣, 富不過三代, 中國, 漢文化 | Leave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