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殘障人員是有不同的保障及優惠待遇的。也因此殘障的審核便成了一門大學問。一般而言各級政府或不同機構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停車的殘障卡只要任何醫師的證明即可，退伍軍人的殘障則經過審查後以百分點計算。但最為複雜並被廣泛的列為標竿的則是聯邦政府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主要考慮因素當然是醫學證據，但他們也要考慮聲請人的年齡，工作的經驗及工作的性質，年齡，教育水平及英文能力。一個年輕的背部受傷者雖然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但他若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並能做英文溝通的話是可以學些較輕的工作的。但若就一個同樣也背部受傷的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其能轉業的機會大減，尤其他或她缺乏教育或不會講英文時，能就業的機會可說是零。而他或她也可能較易被裁定為殘障人員而得以領殘障月俸。
即使你沒有健康上的問題但若不會英文的話，在美國求生的機率也大減。設若你是一個在台灣教宋明理學的教授但不會英文而美國學院也無那種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等於文盲而無謀生的技巧。或說你是個在俄國很成功的醫師但不會英文，雖然美國需要醫師他們也無法僱用你。缺乏語言溝通能力會使人覺得像個殘障人員一般。雖然不是殘障 (disability )，但確實是個障礙 ( handicap )。在國外謀生的台灣人都會發現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也常常因為英文能力的不足或溝通上的問題而於求職或升遷上成為一個大障礙。能找到理想頭路的人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於求職升遷上掙扎而常常成為低就業 ( underemployment ) 的情況，而也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就業市場。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人若留在台灣則不會有那種問題。但禍是會由天而降的。在戰後的台灣我們發現大量的｢文盲｣被製造了出來，而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 functional illiterate ) 的人走上教壇或政府機關。這在近代的人類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有少數人連台灣話都不會講而只使用日語。但大部分的人都是雙語或叁語的而識字率若以入學率來看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以1944年的質料來看，全台灣共有944間小學 (當時人口約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千人就有一間小學)。台灣人的入學率是71.3%，山地人的入學率是86.4%，日本人的入學率是99.6%。若以228事變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備忘錄來看台灣當時就有高識字率。另一說是當時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如前所述，當時台灣的識字率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但其所識的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國民黨據台不久就禁止日文刊物的發行，連當初同意的漢和對照新聞都加以禁止。一夕之間許多台灣人，不管你學歷有多高，都變成了文盲。
相對之下，當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社會落後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清朝倒台後中國就陷入了長年的動亂。由早年的軍閥割據、北伐、清黨到後來的日本侵華，中國一直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也使得一般人無法順利的接受正規的教育。而以一個文盲大於百分之八十的落後國家去接收一個文盲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先進國家，問題自然重重。老一輩的台灣人都體會過當年許多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師們根本就是安插酬庸的而不學無術。一些公職人員則是尸位素餐，學無專長。這些教師及公職人員不但學歷很有問題，許多根本就是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家父小時讀過私塾所以懂漢文，後來在日本求學而也有研究所的學歷。他會日文，英文及一些德文。但國民黨來台後他不會，也不願去學北京話而也可說變成文盲了。小時後有時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偶爾用北京話交談。時爾會被我父親叱責｢不要講蕃仔話，要學就學英文或日文｣。在台北求學時父親偶爾會來台北看我，我也感覺出他在台北時爾有無法與人溝通的挫折感，故鄉的台灣竟變成了異鄉。而我也了解他為什麼當年氣的用｢蕃仔話｣去描述北京話了。整個戰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學有所成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文盲。這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嗎？而不也是許多當年教育有成的台灣人之痛與挫折嗎？
設若台灣於未來不幸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據台的話 ( 明鄭，清，國民黨，中共？)，語文的差異不算很大，但文化的巨溝是難以擺平的。要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去學而變成為一個共產封建的人，那種文化盲的痛苦將不會是一個文盲所能理解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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