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May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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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9, 2015 by Ken Lee
相較於北伐後到盧溝橋事變間的國民黨南京十年 (1927-1937)，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只有南京五年 (1940-1945)。在汪政權下人民的生活是比當時其他中國地區的生活要來得好。汪政權一開始就向蔣政權下的重慶政府招降，要他們加入｢曲線救國｣。許多不滿蔣介石的人都來依附汪政權。當時投奔南京國民政府的就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 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五十餘萬。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條約，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歸還中國。在這段期間汪精衛是在委屈中求全的。他遵循孫文｢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的看法，並嘗試將孫文的｢泛亞主義｣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做個比較與整合。在他60歲那年 (1943) 所寫的《朝中措》中有｢欄桿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清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難免令人聯想到亡國的李後主的虞美人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多少可以看出汪精衛的心情。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因以前的槍傷問題沒解決而開始惡化。在中國治療沒有改善之下於1944年3月3日乘專機到名古屋大學醫院就醫。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而最後的診斷是多發性骨髓腫。此時美軍已開始大規模轟炸名古屋。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說：”我要回中國….”，不久就氣絕。
汪精衛死後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舉行簡單的國葬。遺體依遺願葬於孫文中山陵墓旁的梅花山上。
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便開始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人員進行清算，許多人都遭到了處決。但在尚未對汪政權的人員進行監禁及判刑與處決之前，蔣介石便首先對汪精衛進行死後算帳。在蔣介石尚未”還都”前，他指示何應欽去炸掉汪精衛的墳墓。1946年1月21 日在何應欽的指揮下，用了150公斤的TNT炸開了墳墓。由於有使用防腐劑所以汪精衛屍身完整，身著文官禮服，上面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沒有陪葬品。口袋裡有妻子陳璧君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之後他們將汪精衛的遺體拿去火化而將骨灰棄置。
國民黨還都後也逮捕了陳璧君但陳璧君堅決不認罪，她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甚麼國可賣？”最後法庭判陳璧君無期徒刑。個性剛烈的陳璧君說她寧願被處死而不願坐牢。國民黨敗於共產黨後將她留給了中共。1952年和陳璧君交情很深的宋慶齡與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一起去探望陳璧君，說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個悔過書則中央會釋放她。陳璧君拒絕了，她寧可坐牢也不願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7歲的陳璧君死於上海的提籃橋監獄。
1963年香港的《春秋》雜誌社收到了一封寫給朱子家的信。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筆名，當時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寄件人是神秘人士，內容是長達五千字的《最後之心情》，汪精衛的遺書。前言有”交ＸＸ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簽名時間是1944年十月。這一遺書一發表即引來真偽之辯。但由標題《最後之心情》的落筆及汪兆銘的簽名筆跡及文體來看是汪精衛的文筆沒錯。
汪精衛在他的《最後之心情》開場白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由當初的孤立無援到與英美結盟寄予希望。他表示他的主和基於日本侵華以來｢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戰聲。渝府 (指重慶) 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為淪陷區人民…..銘交涉有得…..不望為釜望為薪｣。汪精衛續指出｢日軍氣燄雖盛…..海陸空之交誹，時或露其真相於我。然其表面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是國府(指汪政權)交涉之對象，非為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汪精衛也指出南京政府｢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教科書絕不奴化｣。又說｢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最後他說｢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變致今，亦不失其自信與自重。將來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葩，其悲劇結局也反應了國際的形勢變化：日蘇美在中國這塊大陸上的角力。在當時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土上，蘇俄一直是個大威脅但日本是個最大的勢力。但在美國加入戰局後一切形勢都改觀了。原先奄奄一息以不變應萬變的蔣介石在與美國掛鉤後竟然成為｢列強｣而狐假虎威的誇口｢抗戰勝利｣。與蘇俄掛鉤的中共則於打敗蔣介石後取得了中國政權，並於後來於聯合國取代國民黨而取得了列強的地位。依附日本的汪精衛也隨著日本的戰敗而被國共兩黨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這種中國文化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再次被驗證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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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2, 2015 by Ken Lee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逆點。事變可能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留待史家去論斷。但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無疑的激起了中國抗日的激情。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發表了《廬山聲明》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又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汪精衛也於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講。他說｢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又說，締結｢塘沽協定｣及其他協定，｢是想使日本進的慢些，我們退的慢些｣。又說，｢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但私底下汪精衛也說，｢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由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演講詞看來，兩人的立場差異不大，但兩者都有疑慮。蔣介石是軍人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強硬而也符合了當時的民憤。文人的汪精衛則態度較為婉轉，較考慮現實的情況。而我們也多少可聞出兩人都有求和的訊息。民間也許很憤怒要抗日，但事實是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沒有對抗日本的能力。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很了解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英法都為本身在歐洲的存活做應戰，而蘇聯也憂心德國的進攻而專注於西線無法顧及東線，美國則不願捲入歐洲及亞洲的糾紛。在那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孤立的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與日本及中國都為友邦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 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將戰場轉到上海。因為上海有很多列強的租界地，蔣介石企求用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參與。雖然蔣介石於上海投下當時受德國訓練的精銳部隊，但三個月後淞滬會戰敗於日本。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怕輿論反對會發生革命所以沒有回復。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1938年1月20日雙方互相撤回大使，正式斷交。
要說躲到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強硬派有甚麼抗日的策略，看也看不出來。除了｢焦土政策｣及｢以空間換取時間｣外看不出有甚麼可勝利的端倪，只不過是｢以不變應萬變｣罷了。在國民黨強硬派高唱抗戰、犧牲到底的高調下，一些求取和平救國的人如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中心推動和平運動。在無法與強硬派討論和平建議的情況下，汪精衛也只有單獨同幕僚及親信走上了與日本談判的和平運動，曲線救國。而也從此被國共誣指為漢奸，而蔣介石則被捧為民族的救星。
當時不只國民黨對抗日無一致的策略，日本對華也無整個政策。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文人政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而即使在日軍中，陸海空三軍也有很大的歧見，即連同一軍種中也頗有不同的意見。求和的日本文人政府在戰爭開始出現膠著後有了轉機。日方於1938年後開始重主和而非主戰，而這也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搭上了線。從1938年開始汪精衛等人開始與日本於東京、香港、上海、河內等地談判和平的條件。本來談和也是蔣介石於私底下同意但公開表明反對的。但在與蔣介石為此爭執不下後，汪精衛於1938年年底離開重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蔣介石也開始展開由特務頭子戴笠主導的對汪精衛的暗殺計劃。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人到河內與日本進行和平會談。此時國民黨的特務誤以為居住於大房間的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 (法國文學博士) 為汪精衛而殺死了他。1939年1月18日汪精衛的外甥沈次高也於澳門遭暗殺。汪精衛與日本的和談曲曲折折。日方的原意是要他在非占領區設立一個政府，但由於雲南軍閥的臨時變卦使汪精衛臨時出擊，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等於要日本取消兩個傀儡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本於1939年6月5 日同意新政府的組成。
1940年3月20 日，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日本的抗議下，汪精衛的新政府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三角巾。1940年4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儀式。中日雙方的文武要員及市民皆參加了。汪精衛在讀完《還都宣言》後，他及親信都留下了眼淚。
汪精衛走上了被人視為漢奸的和平之路，證據顯示他是在屈辱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的。相對之下的蔣介石高喊抗日，但私底下也與日本展開極為秘密的和談工作。從陶德曼的調停到蔣介石派戴笠手下冒充為國民黨高官到香港與日本的會談，及其後有名下是汪精衛的人但私底下卻是蔣介石人員的南京考試院副院長繆斌。繆斌以佐藤為名到東京從事談判，名為｢佐藤工作｣。戰爭結束後駐日美軍發現這｢佐藤工作｣的文件。蔣介石趕緊下令將繆斌處死以殺人滅口。和談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如果你要當｢民族救星｣的話。
要詳細閱讀的人請參考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及朱子家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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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6, 2015 by Ken Lee
1913年3月20日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被暗殺而引起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孫文要汪精衛回來共同參與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日，汪精衛則再去法國。有感於他之未能成功乃源於缺乏自己的軍隊，孫文於是接受蘇聯的經援，軍援及軍事顧問而於1924年6月建立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則由前一年由孫文派去蘇聯接受建軍訓練的蔣介石擔任。一介武夫的蔣介石也從此在中國的政治歷史上走上了舞台。原來只是個軍界的人物，但蔣介石於日後進軍黨權及政權而漸成一方之霸。而於此期間也與汪精衛形成了打打和和的角力。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推翻直系大總統曹錕，邀孫文北上共商國事。此時孫文的健康開始惡化，1925年3月11日汪精衛為孫文擬好《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給孫文過目，孫文同意後簽字。隔天孫文便去世了。《政治遺囑》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國父遺囑》。
孫文生前沒有指定繼承人，孫文死後的國民黨也成暗潮洶湧。文人從政的汪精衛聲望最高，蔣介石雖也想伺機行事但尚未有黨內的聲望。1925年7月1日國民黨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此時的汪精衛繼續推行孫文的聯俄、聯共與輔助工農三大政策。但蔣介石極端反共而且對蘇聯的印象極壞，再加上國民黨右翼的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林森等人) 之公開反對”左傾”的汪精衛，國民黨也因而開始走上分裂之路。1926年5月11日汪精衛為蔣介石涉及的｢中山艦事件｣扛起責任，辭職後再度前往法國。此時蔣介石已是國民黨的中央執委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成全國要人。1926年開始的北伐更打響了蔣介石的聲望，但其獨裁作風卻也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而有1927年2月由孫科組成的｢迎汪精衛委員會｣，促汪精衛回國復職。1927年2月汪精衛乘火車回國並於莫斯科與史達林會面。4月抵達上海後與陳獨秀共同發表聲明。其後汪精衛於武漢成立容共的國民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對立的情況，是為寧漢分裂。4月12 日蔣介石在上海實施清黨，大量屠殺共產黨員。7月13日中共宣布退出國民黨。同年的8月8日汪精衛也發現與共產黨難以共處而於武漢也開始清黨。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關東軍於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隔年的3月1日建立了滿州國。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中國人認為要團結對外而結束了寧漢分裂。但團結只是表面的，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心結重重。雖然兩人的反共立場目前是一致，但蔣介石有他對權力的野心，而且兩人對如何去面對日本的侵華也由同而異，最後兩人終於走上了無法再和的道路。
關東軍於建立滿州國後也急於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地帶。當以”攘外必先安內”為政策的蔣介石於1932年7月下令於江西”剿匪”時，關東軍也侵占了熱河，直逼北平與天津。中日雙方開始沿著長城戰鬥，最後雙方協議停戰。1933年5月31日代表國民黨的熊斌與代表日本的岡川寧次在塘沽簽定了｢中日停戰協定｣，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製造了一條沿著長城線的緩衝地帶，多少使中國失去部分華北地區的主權並等同於默認滿州國的存在。所以有這個條約的簽定多少反應了當時中國國力的弱小。中國當時雖然表面上是統一了，但還是四處有軍閥割據而也有中共的逐漸壯大。簽署｢塘沽協定｣是暫時求和的方式而也是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與當時的軍委會委員長及參謀總長蔣介石都同意的。簽署｢塘沽協定｣後，當時的社會輿論視汪精衛與蔣介石為賣國主謀，激進人士將他們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開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式完成後全體中央委員集中在會議廳門前等候攝影但蔣介石遲遲不肯出場。汪精衛去催蔣介石出來合照，蔣介石說：”今天次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由於認為不能兩人都缺席，汪精衛只好自己出場。在攝影剛完畢後，本也要刺殺蔣介石但看不到蔣介石的孫鳳鳴由記者群中冒出朝汪精衛開了三槍。汪精衛雖受重傷但無生命危險。之後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到歐洲療養。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而外交部長則由張群接任。
1935年12月23日與汪精衛接近而也主和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也遭到暗殺。據聞兇手是所謂”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成員。從此以後國民黨內不再有主和派而只有主張強硬對日的主戰派。
雖然人們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及賣國有所疑慮，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改變了蔣介石的運道。西安事變發生後各地軍閥及角頭紛紛致電支持蔣介石，即連中共也表示要準備停止內戰來共同抗日。事變後汪精衛已回國。雖然汪精衛當時尚因健康理由沒有擔任政職，但他仍是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的主席。在政治的影響力上仍在蔣介石之上。
隨著日本的侵華步調之加速，汪精衛與蔣介石也因為或戰或和的問題而逐漸走上分道揚鑣的不歸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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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0, 2015 by Ken Lee
在七十年代，一個埃及農民在沙漠中挖掘到了一份古文件。這份古文件後來掉到一個埃及古物買賣商的手裏，該買賣商企求以天價賣出但找不到買主。這份古文件後來也陰錯陽差的被置放在紐約的一間銀行的保險庫裡。最後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收購並安排一些聖經學者做研究而於2006年發表了震驚聖經學界的論文及研究報告。這份古文件的標題是《猶大福音》 (The Judas Gospel)。
提到猶大，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出賣耶穌基督的門徒。他收了三十銀兩出賣耶穌，但最後因罪惡感而上吊自殺。但照《猶大福音》的說法，猶大是耶穌的12門徒中唯一了解耶穌教義的人。將耶穌出賣犧牲其實是耶穌指示猶大的。耶穌跟猶大說 You will sacrifice the man that clothes me。意思是說你將犧牲的是肉體的我，不是真實的我。而猶大也知道如此做將會使他成為千古罪人而永無平反之日，但他做了。
據學者研究，這件古文件是公元200-340間的產物。文字是用Coptic寫的，但依文筆來看是希臘文翻譯過來的。這份古文件已支離破碎。古文件原來有31 頁，兩面都有文字，但目前只剩下13頁，而且殘缺不全。看來要為猶大翻案很有困難。而其真實性如何料也將成為千古懸案。
不要說兩千年前牽涉到宗教信仰及典故不全而產生的猶大疑案，即使在不到一百年前都有不少懸案。除了宗教外政治是最容易產生懸案的地方。這尤其是在一個獨裁或集權政體裏或是在亂世中。國共兩黨打打和和，互相指責，互相叫罵。但他們卻都同意一個歷史定調：汪精衛是漢奸。不但是個漢奸，而且是頭號漢奸。
但汪精衛是漢奸嗎？
汪兆銘 (5/4/1883-11/10/1944) 出生於廣東三水，是個晚清秀才。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讀法政大學速成科。那時清朝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國外求學。日本政府也為此設中日雙語的學校供中國學生就讀，如法政大學速成科，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及東京振武學堂 (蔣介石的母校) 等。在那時東京一地就有一萬名中國留學生。1904-1905是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舉國上下的愛國情節與熱誠多少激勵了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理念。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政治上大都以同鄉為主，如孫文廣東派的興中會，黃興湖南幫的華興會及章炳麟浙江黨的光復會等。1905年孫文再度來日，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拜訪孫文並加入了興中會。其後孫文拜訪黃興而整合成中國同盟會並創辦機關報《民報》。從創刊以來汪兆銘就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為由而以精衛做為筆名。含有對革命力量雖小但鍥而不捨之意。
1907年，礙於清廷的壓力日本請孫文離日，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友人總共給孫文兩萬元。孫文給《民報》兩千元做辦報用，其餘則帳目不明。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赴東南亞推行革命。1908年汪精衛在馬來西亞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根基的女兒陳璧君。此時因孫文的帳目不清也引起許多人對他及同盟會的批評，而梁啟超也譏同盟會為”遠距離革命家”，死的是別人而自己則逍遙海外。為此汪精衛決定當刺客以示革命黨員不是貪生怕死。這多少也反應了汪於留日時受沙俄無政府主義者暗殺沙皇的影響。在《致南洋同志書》中他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同志於北京的銀錠橋下安裝炸彈，欲與清庭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 (溥儀的父親) 同歸於盡，但事蹟敗露被捕。被捕後的汪精衛於獄中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慷慨篇》中有如下四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也成為當年革命青年廣為傳頌的詩句。
汪精衛的幸運在於處理這個大案的是清廷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 (川島芳子的父親)。親自審理此案的善耆看了從汪精衛身上搜索到的一些革命著作及文宣，欣賞汪精衛的才華而試圖為汪精衛及同夥黃復生減輕唯一死罪的刑罰。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判兩人永遠監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 (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動，與同盟會無關) 成功。為了挽回頹勢清廷開放黨禁並釋放政治犯。1911年11月6日清廷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1911年12 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與在上海等他的陳璧君結為夫妻。這對革命鴛鴦從此不再分離。1912年9月，汪精衛與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遊學。多少實踐了汪精衛｢革命成功後，一不做官，二不做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
但一個暴政的倒台並不就等同於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清廷倒台後的中國不只面臨軍閥及國共的四分五裂，也將面臨生存的最大挑戰 — 日本的侵華。熱血青年而居極高聲望的汪精衛也將難以置身度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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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2, 2015 by Ken Lee
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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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7, 2015 by Ken Lee
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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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3, 2015 by Ken Lee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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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0, 2015 by Ken Lee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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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rch 2, 2015 by Ken Lee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遇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蒙古女社工。那一天聚會的主題之一是自我改造。這位蒙古女社工說她有一個她個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做個報告。我們姑且稱她為Sarah (不是她的本名但發音類似)，Sarah說她13 歲的時候因騎馬跌落而摔斷了右下肢，意外發現她有右下肢的骨癌。在經過截肢及化療後總算控制住了病情。她不但因骨癌而失去了右下肢，那一陣子也因化療而失去了頭髮。對一個年青小女孩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從此自慚形穢，也不時要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但幾年前她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她改變了這個想法。
Sarah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許多截肢的朋友。她也看見許多截肢的朋友參加各項運動競賽，包括馬拉松。而截肢的朋友也都能參與各行各業。Sarah也因此參加了馬拉松的比賽。而在哥倫比亞求學的這一段時間Sarah也發現她在心態上漸漸改變了她對自己形像的看法，不再那麼的自怨自艾，不再自卑而建立了自信。Sarah回到蒙古後也決定要改變蒙古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她不再掩飾她有截肢這個事實，也不再怕顯露她的義肢而參加馬拉松競賽。這對蒙古社會來說可是大開眼界。有截肢的人不再只能生存在社會陰暗的角落，他們也要求社會能接納他們成為正常的一份子。目前在大學教書的Sarah也成立許多弱勢團體致力於弱勢族群的權益而相當忙碌。
Sarah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殘障人士的權益問題，一個是個人的轉化與社會的轉化。
在美國殘障人士的保障相當完全。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裝備，建築的設計，公眾場所的設施，通訊工具的特別服務及在就業問題上都可看出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但美國之有今天也不是一夕之間就達成的，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的。大多機構對任何改變都是會抵制的，因為不但會耗費時間，也要花費金錢去做改變。但在民權人士及殘障人士團體的一再爭取權益下終於有了今天的成就。從19世紀開始對聾啞及盲人的照顧算起，美國各級政府通過了不下數以千計的法案。但影響較為深遠的都是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這些立法的都是民權團體與殘障人士權益的團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有不少因戰爭受傷而遭截肢或下半身麻痺的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於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後傷殘人口大量增加而也迫使聯邦政府通過幾個復健法案。除了民權團體及殘障人士權益團體的介入外，私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也建議建築設計的改變來方便殘障人士。但在美國，同一切社會一樣，變化都是緩慢的。這段期間社會人士漸漸的視殘障人士不再只是一個醫療上及經濟上的議題，而也變成社會及政治問題。殘障人士不再只是個｢病人｣，而形成為一個少數族群。六十年代開始殘障人士的權益保障開始加速。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與1973年通過的復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大大保障了殘障人士的權益。但最大的改變是1990年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的｢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美國殘障法案影響深遠而也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美國社會情況。這條法案保障了雇用上的平等，不得歧視；各級政府的設施得對殘障人士的需求有所照顧；公共場所及商業上的設施必須是無障礙；通訊設備如電話必須提供聾啞人員的使用服務，電視則必須有字幕 (closed captioning) 等等。美國殘障法案的通過不只在美國是個歷史上的創舉，在世界各國也因平權的保障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Sarah來美求學時美國殘障法案 (ADA) 已通過有二十年了。在這對殘障人士無障礙及平權觀念的社會裏對她的影響不言可喻。可喜的是她在通過自我改變後也決定要回蒙古去改變那個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看法。那條路是艱苦而漫長的，而她也很有可能在她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蒙古社會能建立起類似美國的殘障法案。但是誠如哲言，行千里路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會有下一步及最終的抵達目標。
在辯證哲學裏有量變與質變的互動關係。量變會造成質變，而質變也會造成量變。以美國來說，長久以來在殘障權益人士及民權人士的努力下終於迫使美國殘障法案過關，這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Sarah在美國所受到的自我轉型是她個人的質變，而她在蒙古社會的努力將是量變的開始。每個人觀念及看法上的改變 (質變) 就是一個社會個量的增加，這個量增加到一個程度後自然會產生社會的質變。當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時，這些人其實在獨立議題上都是已經經過質變的個體，而當這些質變的個體在量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後自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質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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