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到18世紀是歐洲人到處開發探險,「發現」新領土並往外殖民的的年代。這股往外掠奪的歐洲勢力可說所向無敵,從美洲大陸、澳洲、非洲、印度、到東南亞都一一淪陷。當這股勢力,夥同日後興起的美國,抵達遠東時,清朝下的中國、韓國、及日本都無應付的能力。如何去面對這股外來的勢力,也於當時的中日掀起了不同學派的討論及策略的爭執。
這種東西勢力的對衝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東方或西方都非單一勢力。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但不論是六國聯合對抗秦國的合縱,或是企求與秦聯合的連橫,雖然六國之間各有矛盾,但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但在進入19世紀後的東西交會中,弱者的東方議論紛紛,而強者的歐美也非夥同一致的。
歐洲不是如中國般的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戰亂頻繁,也透過皇親國戚的聯姻來結盟。而在這一系列的戰亂中,社會、文化與科技的變革也一再的產生。首先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接著而來的科技發明及日後的工業革命也一再登場而改造了世界局勢。1648年 4月24日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伐利亞和約雖然大扺結束了歐洲各國都參與,而死傷慘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但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並不就代表歐洲的和平與相安無事。歐洲各國的戰爭與奪利也延伸到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的搶奪。
歐洲勢力的往外掠奪有如幫派的爭奪地盤,如果能夠獨吞幹嘛要「分享」。所謂的「分享」也都是暗盤交易的結果。在東南亞,有多次交戰歷史的英國與荷蘭最終也劃分了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英國。而在南亞與中南半島方面,英國佔領了印度與緬甸,法國佔領了越棉寮。介於其間的泰國也因兩大勢力的交衝而得到有條件的獨立。清朝是塊大餅, 大到沒有一個列強有獨吞的能力,而只能夠簽訂通商條約,要租借地。19世紀末年加入掠奪的美國,也怕分不到中國這塊大餅而於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與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發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主張。希望大家都能到中國「登門造訪,互通有無」,而有得吃,有得用,不要一個強權獨呑中國後使大家都沒得吃。
在歐美勢力的進逼下,面對危機的清朝及日本也有不同的反應。兩國在思想及決策上都有所對策,而也在學界及政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但總的來說,清朝的反應是老大僵硬而被動的,日本則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角色。
有兩千年大一統文化觀的中國,在面對變局時常常是僵化的不知如何應變。也因而於歷史上都以改朝換代的形式來換成另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產生。當19世紀末年以來,西方勢力逐日進逼下,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傳統與西化的辯論,而也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到頭來是窮也不會變,變也不會通的有了義和團那種清朝所鼓勵出來的怪胎,導致了列強有藉口入侵的八國聯軍,最終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在日本方面,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目睹亞洲各國一一淪陷,而本身也於早期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後,傳統與西化的辯論也於日本國內展開。一方面是要將西方勢力都逐出亞洲的攘夷論。要獨立的亞洲各國都置之於日本的領導之下而成為「皇道樂土」的尊皇論。這也是頭山滿(5/27/1855-10/5/1944)的「黑龍會」的主張。一個極右翼的團體而多少也與中國的革命黨(孫文)有所聯繫。另一方面是較不右翼而帶平等對待精神,也支持「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宮崎兄弟(宮崎八郎、民藏、彌藏、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他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但也有一組日本人在中國做經營。這群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日本人包括民間人士、政治人物、及軍人,他們多少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尖兵。最有名的就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義父)。除了攘夷尊皇的極端主義外,其餘多多少少都屬於興亞、亞細亞連帶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惟範疇,而也多少與孫文的泛亞論有所相通。
在這西化與傳統的辯論中,福澤諭吉(1/10/1835-2/3/1901,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的「脫亞論」及「文明開發論」,多少推動了日本與亞洲有共同基礎的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走向衰弱,而走上日本與亞洲其他各國的對立,助長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後來轉變成為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廖代翔: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史耘」第15期, 2011年6月)。
有異於尚空談而光說不做的漢文化,日本文化多少是言說必行的。除了這些理論上的論述有異外,日本文化之有異於漢文化之處還在於她有一個優久歷史的武士道與尚武傳統。明治維新後也造成許多浪人(無主的武士)。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軍人也日漸抬頭而最終走上軍國主義的往外擴張之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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